五月法国旅游

航司们正在“回血”。

【环球旅讯】2020年对于航空业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在疫情绵延强烈的攻势之下，6月9日，国际航协宣布了疫情对航空业影响的最新预测：“预计全球航空公司2020年亏损将高达843亿美元，即平均每天亏损2.3亿美元；而收入预计只有2019年的一半。”

惊心动魄的亏损之下航企破产潮袭来。截至7月中下旬，全球共有23家航空公司先后破产或倒闭。

中国航空业也正在发生骤变。先有海南航空、国泰航空面临危机；后有红士航空、瑞丽航空易主，近期有龙江航空将被拍卖的消息传出。

民航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民航运输业年完成旅客运输量 1.5 亿人次，同比下降 54.2%，客座率 68.6%，同比下降14.7个百分点。

8月底，多家上市航司先后发布财报，从三大航及海航、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上市航司的半年报中，也能一窥中国航空业2020年上半年的全貌。

上半年海航净亏损超百亿，三大航营收被腰斩

毫无意外，上述提及的数家上市航司2020上半年营业收入全部下降。

财报显示，三大航上半年营业收入几近腰斩；三家航司的净亏损总额达到261.57亿元，平均每天亏损超过1.43亿元。三大航中，南航上半年营业收入最高，为389.64亿元；国航净亏损额最高，达到94.41亿元。

但海航净亏损额超过国航，达到了118.23亿元；其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跌幅分别达到66.57%、2448.45%，居于榜首。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在营收规模上不及三大航和海航，但两者净利润同比跌幅较小，分别为147.84%、216.7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疫情下全球货运需求增长，各航司均积极推出客改货、客装货等措施，其货运收入在上半年均实现了增长。财报显示，上半年南航跨境物流收入同比增长427%；国航货运及邮运收入同比增长48%至41.91亿元；东航上半年货运收入为 26.15 亿元，同比增长 50.11%。

尽管航空业整体陷入亏损已成为不争事实，但从整体上看，国内航空业的状况在逐渐好转。民航局数据显示，民航业第二季度整体亏损342.5亿元，较一季度减亏38.5亿元。

从上市航司数据来看，除了东航第二季度净亏损额（46.09亿元）较第一季度（39.33亿元）有所扩大以外，其他航司包括海航、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净亏损额度都有所收窄。但从数值上说，海航在第二季度净亏损额度仍然最高，达到了55.28亿元。

营业收入方面，三大航在第二季度的营收总额达到了398.88亿元，相比于第一季度的538.51亿元环比下降25.93%；海航、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第二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一季度也有所下降。这或许是由于一月份航运需求整体上仍处于正常水平的结果。

相较而言，国外航司的日子更为难熬。数据显示，2020第二季度，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美联航、阿拉斯加航空、联合大陆、西南航空、精神航空的营业收入同比下跌均超过80%；净亏损方面，仅这7家欧美航司就超过了123.47亿美元。

上半年航司奋力自救，国内航班稳步恢复

2020上半年航空业整体营收的降与疫情期间客源的大幅下跌有莫大关系。

民航局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上半年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 1.5 亿人次，同比下降54.2%。其中，国航、东航、南航上半年载客人数分别为2490.6万人次、2573.7万人次、3372.4万人次，同比跌幅亦均超过50%。

海航上半年载客人数约为1000万人次，同比跌幅超过三大航，达到69.17%；春秋航空、吉祥航空上半年载客人数约为500万-600万人次，其中春秋航空载客人数同比下跌幅度最小，仅为35.95%。

客座率方面，只有春秋航空的客座率超过了70%，达到了73.86%；其余航司的客座率都在66%-70%之间。上述提及的这些航司的客座率同比下跌幅度在13-18个百分点之间。

从国内、国际、港澳台航线来看，各航司上半年载客人数的同比跌幅均呈现出“港澳台地区航线>国际航线>中国大陆航线”的现象。

上半年来，国内航班的恢复有目共睹。一方面是国内疫情形势的逐步好转，让国内旅客逐渐恢复了在国内出行的信心，国内游成为今年国内旅游市场的重点；而不同省市、景区等推出的政策措施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游客出行。

另一方面，国内航司为刺激用户出行也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比如于2月中下旬开始瞄准务工人员返岗难的痛点组织了包工复机的新模式；3月初开始推出超低折扣机票，甚至一度惊现“5元即可打飞的”的白菜价机票。

3月底开始，在全民直播带货的大潮下，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阿里明星员工“刘一刀”以及各航司员工等先后现身直播间，带货航司的套票及其他产品。

而在6·18当天，东航推出的随心飞产品开启了航司史上教科书般的营销和自救课程，该产品成为当天的爆款，可谓是一票难求，这在后来也引起了其他航司的模仿和跟随。据东航披露的数据，“随心飞”正式实施的第一个周末，6月27日和28日，成功“兑换”产生了超过6.5万张机票。

不过，更多航司“随心飞”产品的推出是在6月之后，而东航的随心飞由于用户在6月份使用不多，其带来的对刺激客流增长、推动业绩恢复的效果并没有体现在东航的半年报上。

但在国内疫情向好的大环境下，上述这些措施或能起到积极作用。民航局数据显示，二季度以来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速持续回升，6月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速较2月份分别回升 31.1、42.1个百分点，国内航线航班数量恢复至去年同期8成。

“五个一”政策调整之后

从三大航的财报来看，国航、东航、南航第一季度国际航线载运人数分别为192.72万、200.67万、218.10万，同比跌幅为55.1%、54.47%、55.68%；而自3月29日开始实施“五个一”政策以来，这三家航司在第二季度国际航线载运人数分别降到了7.67万人次、6.81万人次、12.03万人次，同比跌幅分别为98.21%、98.29%、97.55%。

“五个一”政策一直持续到6月初。随着中美航权争夺上演以及国际航班需求旺盛，“五个一”政策于6月4日开始有所调整，《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自6月8日起，所有未列入“国际航班信息发布（第5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而《通知》发出后，先后有新西兰航空、法国航空、达美航空、汉莎航空等宣布复航中国。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截至6月底，有15家外国航空公司计划复航中国客运航线。

从三大航的财报上看，5月份国航、东航、南航的国际载运人数分别为2.55万人次、2.27万人次、3.83万人次；而6月份这些数字则分别为3.59万人次、2.78万人次、5.23万人次，环比5月份增幅分别为40.9%、22.47%、36.50%。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个一”政策实施期间，国航、东航、南航在5月份的国际航班载运人数环比4月份增幅分别为66.50%、28.98%、29.30%。这或许与5月份以来各航司增开接收留学生回国的不定期航班有关。

另外，由于上半年回国航班大幅缩减，而海外回国人数众多，回国机票一票难求，因此自4月份以来，国际航线客座率一直维持在可允许范围内的较高水平。

不过，“五个一”政策调整以来，越来越多的航司开通复航中国的航班。根据民航资源网整理的消息，截至8月10日，五大洲共40多个中外航司共新增了50多条国际航线。接下来随着更多国际航班开通，“五个一”政策或将失去效用。

而港、澳、台方面，由于上半年这些地区一直执行严格的出入境的限制措施，导致各航司于上半年在港、澳、台地区载客人数及客座率的同比跌幅最大。

但下半年以来，香港、澳门地区的入境政策有所松动，香港方面于8月13日宣布8月15日-10月15日期间，宣布由中国内地机场出发的旅客可经香港国际机场转机/过境到其他航点。澳门方面也在7月13日宣布，即日起中国内地居民入境澳门不需作14天隔离医学观察。

机油降价、资金募集，航司们百废待兴

据国际航协预测：新冠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将持续多年，全球航空客运量最早要到2024年才有望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航司恢复时间所需周期长，控制成本支出、募集资金、加强现金流管理成为三大航如今维续经营的良方。

从三大航第二季度财报，国航、东航、南航的营业成本分别为341亿元、324亿元、431亿元，同比下降37.63%、37.80、33.05。其中占比最大为航司的必要支出的飞机维修及折旧费用，依次分别为124亿、104亿、158亿，基本和去年同期持平。

与此同时，三大航司都在第二季度财报中指出：航油为航司主要的营业成本之一，航油价格的波动会影响支出成本。东航更是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财报透露：基于 2019 年东航实际航班用油量，如平均航油价格下降 5%，东航油成本将下降约人民币 17.10 亿元。

反观三大航的航油支出，国航、东航、南航的航油支出为68亿元、63亿、83亿、同比下降61.33%、62.03%、59.26%。一方面，这是由于疫情下航司的客运量直线下降；另一方面，民航局为促进航空复苏，发布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政策通知，境内航空公司的境内航空煤油进销差价基准价降低8%。

基准价下降的同时，WTI原油期货五月合约的结算价暴跌，创下三年来最低收盘水平和最大单日跌幅，最终收盘-37.63美元/桶，甚至出现收盘价为负值的情况。

政策和市场的情况，航油价格下跌，包含三大航在内的航空公司都得到喘息的机会。

疫情防控下，民航局提出，包含三大航在内的客机餐食简化流程或直接取消，经济舱大部分只配备饮用水或小食。三大航的餐食支出因乘客在锐减的情况下再次减少。其中，国航、东航、南航上半年的餐食支出为8.6亿元、7亿元 、6.2亿元，同比下降67.55%、61.58%、56.47% 。

伴随疫情复苏下，三大航以及海航、吉祥航空在8月份恢复热食供应。但部分航空此前就已推出相关规定，或是试图降低餐食的支出。其中，南航2019年4月就推出绿色出行，预约免餐食可以兑换奖励里程。海航如今也推出同款方案，乘客可放弃餐食换取航空公司的里程数。

而在支出成本收缩的情况下，薪酬费用的支出，各大航空公司略有减少，但都未出现大幅度的降低。国航、南航单独将员工薪酬列出，其中薪酬支出77亿元、83亿元 同比下降16.62%、11.9%。东航则将员工薪酬纳入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除员工薪酬包括其余行政、差旅费用等，总计达145亿，同比下降6.66%。

此外，部分航空的薪酬体系包含出行绩效，在航班数量的下降的情况，薪酬一定比例下降不难理解。但同时表明，疫情下三大航尚未有大规模裁员的举措。

疫情黑天鹅的影响对于航空业是持续的，为了对抗后续疫情持续打击，三大航都在加快现金流的储备。国航、东航、南航现有货币资金182亿元、141亿元、73亿元，同比增长45.98 %、442.85%、814.44%。

且国航、东航、南航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64%、78.84%、73.98%，但同比上升4.09%、3.72%、-0.89%。航司的资产负债率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来说较高，在疫情下，资产负债率并未大幅度变化，三大航的财报中也统一表示，他们已获得多家国内银行提供的授信额度，到期债务已还清，并有大量的额度尚未使用，可用作应急之需。

疫情下，航司们受到的重创短期难以恢复，但可以肯定的是，航空业已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到了天边泛起启明星的时候。

关于牡丹，古代有数不尽的诗句来赞美它，《诗经》、唐代刘禹的《赏牡丹》等，现在，牡丹以其独特的特征被提升为我国的国花，它的地位扎根于每个国民的心中。

说起法国兰西的牡丹，一番属河南省洛阳最出名了，大概是五月左右的时间，每年都有很多游客络绎不绝的盛况品尝洛阳其他省穷周围同事们的距离，往返时间浪费，非常牵着鼻子走，今天……介绍一处，重庆的绝佳景点——潼南古溪，在这里可以观赏到盛开7000公顷的牡丹！

抵达重庆人来说，潼南古渓坐高铁，不仅时间不足1小时的春日郊游这个来游戏中全部搞定，但在这里，你和朋友数约一起赏牡丹，踏青，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隔壁的双江古镇悠哉逛了一段时间，也是一种享受拍摄。

听当地人说这里有油牡丹和观赏牡丹两个品种，白色和粉色争奇斗艳，谁也不敢后退一步，春天的好时节，暂时放下城市的喧嚣去踏青吧！

年轻的时候，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年老的时候，旅行是阅历的一部分。看了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想要去这个美丽的地方去旅游了呢？

走进巍雅斯的各个店面，购物环境温馨、舒适、前卫、时尚；国际名表、眼镜一应俱全、应有尽有，软件、硬件均堪称一流。在引领国际时尚潮流的同时，巍雅斯用专业化服务传递了品牌原汁原味的产品和文化体验。

专业缔造服务名牌

销售人员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顾客对产品的认知和消费取向，只有综合素质过硬，专业知识丰富的销售人员才能和顾客进行愉快、有效的沟通，才能更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真正需求，为顾客选择推荐可爱、适合的产品和服务。巍雅斯从创始之初就非常重视这一点。每个月都组织手表和珠宝维修人员、眼镜验配人员及销售人员进行商品知识、专业技能、服务礼仪等各方面的培训学习，并通过员工互动、专业考核、服务比赛、岗位竞聘、先进奖励等多种有效措施，保证所有从业员工都能够熟练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服务理念，组成了优秀默契的专业销售团队。始终站在顾客的角度，做顾客需求的聆听者，做顾客消费的咨询者，做顾客时尚的顾问者，让顾客在舒适温馨的环境中享受更为周到、细致、专业、可心的服务。

巍雅斯自经营眼镜以来，对验光和配镜两大专业技术岗位特别重视。所有技术人员均经过多年培养学习，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都取得了相应的技术等级资质，并在天津医科大学、多家眼镜公司和眼科医院进行实习。在雄厚专业技术力量的基础之上，对技术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在常规验光流程中融入视光保健服务的概念，增加对顾客的眼睛状况的全面检查和评估，同时给予专业的建议。根据目前绝大多数顾客用眼频繁容易视疲劳的现况，为会员顾客提供视觉功能训练和眼睛护理的VIP专享服务，有效地改善、调节、减缓了顾客视觉疲劳的状况。通过推出以上各项服务，实现了从传统眼镜店单一验光服务向以眼视光保健为主要内容的视光服务中心的转变。

巍雅斯斥巨资引进日本拓普康全自动综合电脑验光仪、拓普康自动查片仪，在保证验光准确性的同时，改变了传统手工插片验光方式，大大提高了验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又斥巨资引进法国百利奥数字化全自动智能磨边机，该设备采用数字化技术、超高精度磨边及高精度钻孔和开槽，精度达到0.01mm，能够实现高弯度镜片和特殊形状磨边的加工，实现了眼镜加工的自动化，尤其是保证了无框镜架的精确度。标志着巍雅斯眼镜制配工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为更好地保障手表顾客购买产品的后续服务，巍雅斯设立了名表维修中心。从业技师均经国家社会和劳动保障部培训颁证，各名表厂家专业培训、严格认证，并配备了德国全自动红外线电脑洗油机、瑞士真空防水测试仪、瑞士手表自动人体模拟机、瑞士机械表石英表电子校表仪、瑞士紫外线自动烘干箱等全套进口设备，所有零配件均由各名表厂家直接配备，对所有的名表都能进行专业到位、出厂标准的保养和维修，成为多家名表的特约维修中心。更是被国家钟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授予“指定服务工作站”，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手表的相关检测服务。

巍雅斯对完美坚持不懈的追求，得到众多国际品牌的认可和支持。全球顶级光学镜片——德国蔡司，率先在巍雅斯名品商城设立了“蔡司优视力中心”，并专业培养了蔡司镜片专员，一对一地为顾客提供产品服务。日本尼康镜片和日本豪雅镜片也分别在巍雅斯名品商城设立了渐进镜片体验中心，为顾客验配渐进镜片提供售前体验和专业服务。为了更好地将软、硬件实力服务于每个顾客，巍雅斯充分利用各类先进设备及高级技术人员优势，让消费者享受专业、到位的优质服务。

不忘初心，向“光”而行

巍雅斯在市场大潮中搏击了40多个年头。今天，在我们为巍雅斯取得的辉煌业绩不断惊叹的同时，让我们回过头来，再一次把目光投注到当年那个为家乡学校破烂不堪而忧虑不安、为乡亲们吃水困难而心急如焚的青年身上。这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巍雅斯董事长，这个从一开始就把家乡教育、富裕都记在心上的企业家；巍雅斯，这个从一开始就把社会责任放在肩上的企业，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美好的理想，用心血和汗水，义务和责任，回报与奉献，谱写了一典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光彩赞歌。

44年来，从举步维艰的创始之初，到破浪远航的今天，尊师重教、扶弱助残、热心公益牢牢地和巍雅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巍雅斯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深深的光彩印记。当我们一起回味巍雅斯是怎样走过的轨迹，一起回顾他们是如何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许诺，以下具体事例和数据无疑会让我们真正地感触到他们对奉献、公益、爱心的诠释。

捐款590多万元，为裴家湾小学建教学楼、幼儿园、食堂、校门、围墙，配置供暖设施和远程教学多媒体网络和大量教学器材；为社请教师多年如一日发放补助及奖金；资助残疾人子女上学，为残疾人捐款、捐物、建房；为裴家湾村硬化村道路面、修渠、修防洪设施、助建村部、捐建文化设施等......

投资57万多元，资助临洮中学修建阅报栏、开展红五月诗歌大奖赛；捐资临洮三中修建教学楼、教育器材等；向临洮四中、辛店初中、辛店小学等众多学校捐款捐物。

捐资290多万元，助修岳麓书院、文昌阁，帮助家乡开通有线电视等。向银川唐徕回中、银川回民中学、银川回民一小等学校的优秀教师和贫困学生捐献体育用品和眼镜。

积极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号召，从2002年以来，累计投资1770多万元，承包临洮县辛店镇荒坡380多亩，坚持造林绿化，植树二十多万株，……

投资670多万元在辛店镇修建辛店文化广场，为每年举办的辛店文化旅游节提供场地。为当地群众提供日常休闲娱乐与文化活动场所。为辛店村美丽乡村建设无私奉献。

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捐款26﹒681万元。

青海玉树4.14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捐款10万元。

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捐款10万元。

漳县、岷县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捐款10万元。

捐资6万8千元，给临洮县拱北回族村捐助了桌、椅、凳子、文化体育用品，资助一个回族残疾老人、两个回族贫困学生生活费用。

临洮4.15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捐助价值18万多元的40顶帐篷给学校教师临时办公。

2015年以来，给临洮、广河、临夏多所中学的近2000名贫困学生及优秀教师捐赠价值91多万元的名牌眼镜，及6000多张标准对数视力表。

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赞助举办了19届《全民健身与时俱进》，以临洮为中心、涵盖定西、临夏、兰州的“巍雅斯”杯乒乓球大奖赛。2002年以来，已连续16年赞助举办每年在兰州、西宁、银川轮流举办一届，涵盖甘肃、青海、宁夏、内蒙、陕西、西藏六省、区的“巍雅斯杯”乒乓球大奖赛。累计投入2055万元。丰富六省、区各民族同胞业余文化体育生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各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和各民族同胞一起，为国家富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2017年以来，巍雅斯公司为了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精准扶贫、百企帮百村的伟大号召，精准扶贫临洮县辛店镇石家坡村脱贫致富。共投入47.2万多元，修建了三条过水路面工程；2019年，捐资55万元，为临洮县辛店镇墩子村助建蓄水水库及渠道维修加固工程，使墩子村239户村民人人受益，扩展灌溉面积270多亩。大大改善石家坡村、墩子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18年以来向临洮县贫困、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帮扶资金达90多万元。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给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捐助了15万元的方便面、矿泉水、火腿肠、榨菜等必需用品。

44年来，累计给光彩事业捐资金额5900多万元；累计上缴国家税金5亿多元；安排就业人员1200多人。

由于成绩显著，巍雅斯连续多年被国家、省、市、县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纳税先进企业”、“捐资助学先进单位”、“消费者信得过单位”、“质量信得过单位”、“商业诚信企业”、“国家钟表质量监督检验指定工作站”、“商业服务名牌企业”、“中国钟表商会副会长单位”、“甘肃省眼镜协会会长单位”、“商贸服务业先进企业”、 “帮残助残先进单位”、“甘肃省履行社会责任示范单位”、“甘肃省名牌企业”等荣誉称号 。“巍雅斯”被认定为“甘肃省著名商标”。

多年的艰苦创业，多年的诚信经营，铸造了“巍雅斯”的品牌价值；多年的回报与奉献，使“买名表到巍雅斯，修名表到巍雅斯”“买好镜到巍雅斯，配好镜到巍雅斯”的口碑深入人心，已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基本共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巍雅斯人一定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必将依靠货真价实的软、硬实力，成为无可争议的服务名牌，越来越好的、与时俱进的服务消费者，服务社会。

喜欢度假旅行的英国人从来没想过，回家的路途居然可以如此漫长。但疫情期间，一切皆有可能。

英国政府13日表示，将法国列入入境旅客隔离检疫名单。自15日4时起，从法国入境英国的旅客都将自我隔离两周，违者面临处罚。

新政从颁布到生效，中间只有不到30个小时，打乱了成千上万在法英国游客的计划。一时间，慢性子的英国人疯狂抢票，争相涌入机场、火车站和欧洲海底隧道……

但另一方面，就像网友说的，那些讨厌隔离措施的英国人也完全可以在炎炎夏日里宅在家里。

回家还得拼手速 这简直太疯狂了

英国方面估计，目前约有50万英国旅客在法国度假，其中约有16万英国人试图在15日之前紧急离开法国。一些媒体报道形容其为“法国大逃亡”。

他们怀着对夏日假期的期待来到法国，却很可能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不少人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赶在15日凌晨4时前从法国返抵英国，以避免接受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措施。

图说：在法国加莱排队等待海峡隧道轮渡回英国的车辆。 GJ图

14日一大早，在法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加莱，伯内特一家人排队等候渡轮，感到“疲倦但松了一口气”。茱莉亚·伯内特和克雷格·伯内特听说隔离新政的有关传闻后已经缩短了度假时间，13日就带着三个孩子一口气从法国南部开车到加莱，一路连续开车长达12小时。得知英国政府宣布这一消息时，他们距离加莱仅有100公里左右。他们在消息宣布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就预订了渡轮。“我们一直在尝试预订海峡隧道的票，但最终还是预定了渡轮。”茱莉亚对英国《镜报》说，“消息公布后，我立即在隧道购票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当时我排在第5310位——这太疯狂了。”

“昨晚我们在旅馆床上睡觉，只是等消息。我们知道措施将要宣布，但我们不想冒所有损失的风险。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莱安·史密斯说，她和丈夫保罗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欧洲露营地度假，支付了为期一周3000英镑的费用。但在英国宣布最新隔离措施后，他们决定连夜开车赶回曼彻斯特。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英国新政一出，抢票就成了一个困难的活儿。不少英国人发现：13日晚至接下来一周的欧洲隧道过境票与从巴黎出发的欧洲之星列车票一起迅速售罄。英国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和EasyJet的航班在周四晚间有关新闻刷屏的几分钟内便售罄。负责运营英法海底隧道的Getlink公司表示，14日的所有铁路班次基本上都订满了。“我们没有能力把所有希望立即回国的英国民众带回国。”

哪有什么“好时机” 还不如旅途愉快

买不到票是一回事，愿不愿意买昂贵的票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法国返回的英国旅行者往往面临着至少数百英镑的额外费用。

据英国媒体报道，14日从巴黎到伦敦的机票价格是正常价格的六倍以上，而最便宜的机票已经高达452英镑；而从巴黎到伦敦的欧洲之星高铁票14日是165英镑，涨幅近30%；轮渡票，一张要200英镑左右；欧洲海峡隧道列车的车票则在260英镑左右，并且所有火车都已预订满座……

图说：游客从法国搭乘欧洲之星列车回家。 GJ图

不过，也有英国人选择继续淡定。杰米·哈里森夫妇表示，他们仍将继续野营计划。这家人原本想去西班牙，但在西班牙被英国列入“隔离名单”后调整计划决定去法国。他们13日才带着三个孩子来到法国南部旅游胜地尼斯。可现在法国也上了“隔离名单”，从法国返回英国后，他们将面临两周的自我隔离。

43岁的杰米·哈里森说：“我们仍将乐在其中，旅途愉快。说到隔离，永远不会有所谓的‘好时机’。如果必须这样做，那就这样吧。但是我不明白，（英国政府）为什么选择星期六来实施这一新规。”

但是9岁的儿子JJ说，他本来不同意父母决定离开伦敦的家，“这意味着我有两个星期不能和朋友一起玩了。”

非得要出国旅游？ 首相带头“家里蹲”

法国交通部长回应称，对英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并将在交通上采取对等措施。

英国这一最新举措并不只是针对法国。英国最初对所有抵达该国的游客实行全面隔离，但后来开辟了“旅行走廊”，使来自某些国家的游客不必自我隔离。英国交通大臣近日发布声明称:“数据显示，我们需要将法国、荷兰、摩纳哥、马耳他、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阿鲁巴从我们的‘旅行走廊’名单中删除，以降低感染率。”随后，英国外交部也更新了旅行指南，建议人们最好取消上述地区的非必要旅行。

但在英国连续隔离的五大邻国中，法国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

对英国人来说，法国是第二大旅游目的地，仅次于西班牙。数据显示，2017年有近1300万英国人前往法国旅游。无疑，英国的最新决定将对法国旅游业造成新的打击。法国政府负责旅游的国务秘书让-巴蒂斯特·勒穆瓦纳日前表示，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法国旅游业至少损失300亿至400亿欧元。

“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必须无情，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也应如此。我想每个人都会理解的。”英国首相约翰逊13日称，“我们不能对自身的处境沾沾自喜。每个人都明白，英国民众不能再被感染了，这也是隔离措施如此重要、严格的原因。”数据显示，13日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病例2524人，是5月份解封以来的日最高增幅。而法国上周确诊病例数较前一周增长了66%，每万人感染病例数也上升了52%。

由于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现在都被列为英国游客的旅游禁区，英国本土旅游市场似乎赶上了机遇。据《金融时报》报道，一家在英国各地拥有1.9万间度假屋的旅游公司透露，目前该公司在这个月只剩下60间度假屋尚未被人预订。另外一家英国本土旅游网站也称，该公司10月份英国本土旅游套餐的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3%。

目前，英国多地疫情再次抬头，约翰逊政府面临着复工复产和抗疫的双重压力。去年还跑去加勒比海度假的约翰逊，本月晚些时候将准备和未婚妻及刚出生的儿子前往苏格兰休“爱国假”。报道称，他们将“忍受蚊蝇与阴雨连绵的天气”以彰显对英国的忠诚以及对英国旅游业的支持。就在不久前，约翰逊还说，“我最幸福的休假记忆都是那些在英国度过的假期，在海边拿着小桶和小铲……”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在欧洲疫情依然严重的情况下，还不戴口罩、“义无反顾”地四处旅游，才真正让人担心“欧洲的未来”。毕竟，与生命相比，临时涨价的回程票并没有那么多值得抱怨的地方。避免此次“法国大逃亡”的最好办法，难道不是不出国吗？然而，对于一些英国人来说，这太难了……

文/沐尘

【相关链接】

法国五月“解封”以来聚集性感染持续增加

法国官方发布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当地时间18日突破22万例，聚集性感染病例持续增加。

根据法国卫生部当晚发布的疫情数据，官方统计的确诊病例已升至221267例。最近7天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已经升至3%。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现为30451例。

数据显示，法国18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238例；住院病例下降至4823例，重症病例为380例。值得注意的是，聚集性感染病例在持续增加。正在调查中的聚集性感染病例增至273起，为5月“解封”以来的新高，单日新增达27起。

数据还显示，自5月“解封”以来，法国的聚集性感染病例已达1013起，其中至少四分之一的聚集性感染病例被追溯到工作场所。家庭聚会等其他多人参加的集体活动也导致聚集性感染病例的增多。

为了应对疫情，法国劳工部长博恩18日与劳工界和商业界代表会谈，讨论卫生防疫措施。博恩在会谈后宣布，本月底必须在公司内部所有公共空间戴口罩。

法国官方已规定必须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在室内公共场所强制戴口罩，在巴黎等多个城市也已经开始推行户外强制戴口罩。但是否在办公场所戴口罩目前仍由雇主自行决定。

博恩表示，当人们结束暑期休假重返工作岗位后，必须在室内办公场所“系统化”戴口罩，包括会议室、走廊和公共办公室。她还呼吁在病毒传播活跃的地区仍应尽量采取远程办公的模式。

新冠病毒加速传播也影响到法国足球比赛。法甲揭幕战原定本月21日举行，由马赛对阵圣埃蒂安。但由于马赛俱乐部18日确认队内新增3例确诊病例，使得这场揭幕战不得不推迟举行。法国应对疫情的科学委员会也认同推迟比赛，以防止病毒扩散。

如果看完我写的这篇文章，你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建议你重新进行一下义务教育……

“法国运动员称军运会就以感染病毒，五月才将消息传出，到底隐藏了什么？”

【梳理事情经过】：

法国现代五项运动员艾洛蒂克劳威尔（英文名就不写了），此前连同联通法国代表团281名成员来到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并且夺得银牌。

在参加军运会期间，曾出现新冠相应的症状，为此还休息了三天进行治疗；同样，法国代表团这281名成员当中，还有多人出现相同症状；（同样，瑞典参加军运会代表团成员也曾出现类似于新冠症状）

10月28日军运会结束，法国代表团回国，将此情况与法国军方反应，但是法国军方给出的结论是11月1日，病毒才开始出现（具体在哪出现、没有指明）。

艾洛蒂克劳威尔表明：自己在武汉患病的经过，是在3月份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但此消息到五月份才被关注到，也就说明法国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

直到现在有关于疫情的来源，中美两国之间相互“对峙”，法国媒体才抛出来这样一个“猛料”。

简单的来讲，艾洛蒂克劳威尔此番言论就直接的证实了：新冠病毒并不是一月份在武汉爆发的，而是更早的时间就存在这种病毒。

有关新冠病毒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2019年9月份。

这到底在隐藏什么？

2019年，美国因某种流感死亡人数达到3.7万人，国家病毒实验室突然宣布关闭，这又是为何？

4月11日，在美国白宫举办的一场有关于新冠疫情研讨会，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直接表明：去年因流感死亡的部分人当中确实出现“误诊”的情况，只因为没有经过核酸试剂检测， 的确存在部分群体是患有新冠病毒而导致死亡。

2019年美国境内爆发的“流感”与现在“新冠病毒”，到底差别在哪？美国还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也没有人问过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马上就要水落石出，等待即可！

现在西方国家“纷纷倒戈”，此前，加拿大就指出，境内疫情是由美国游客带入引发；同样早在2019年，作为美国的同盟国，以色列就接收到美国传递的信号“中国将在不久之后出现疫情”，这都是近段时间各国爆出来的“猛料”，种种迹象表明，新冠病毒的源头绝对不是在中国！

到底在隐藏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是大家不愿意捅破这“纱窗上的透明纸”。

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怎么看？

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人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很多人不吃不饱，不觉得暖和，更想去外面的世界转转，如今，旅行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资金不足的朋友们也开始了另一个旅行，那是穷游，也有穷游世界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穷游，蜗牛接下来介绍世界上最不适合穷游的三个城市。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收入高，福利待遇好，瑞士银行很有名，它的总部在苏黎世，可以想象这里的人有多富裕，物价有多高，昂贵的不是奢侈品，而是人工费，特别是对财产多的外国游客来说。

例如，在这里打车，平均每公里要花60元以上，但坐公交车也要花50元以上，从五月到十月期间，自行车可以免费借，在这个城市里骑自行车也很开心，第二个是挪威的奥斯陆，据说挪威的美女很美，每年都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男性游客，收入、福利、税收非常高，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也非常高。

但是，对外国游客来说不太友好，因为是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城市，所以物价是北京的近4倍，汉堡包最低50元，饮料一杯60元，公共汽车35元，摩纳哥面积小，而且为了经济发展，把赌博合法化，由于面积小、土地资源珍贵，物价也不比前两个低，经常被认为国内的房价很高，蒙特卡洛的房价达到了惊人的1平方6万美元，连续9年成为世界第一，很多来这里的人决定在法国留宿，因此可以节省很多费用。

年轻的时候，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年老的时候，旅行是阅历的一部分。看了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想要去这个美丽的地方去旅游了呢？

盖世汽车讯 据外媒报道，今年5月，随着社会法国企业整体车市发展逐渐出现回暖（新车市场销量降幅收窄至50％），新能源作为汽车产品销量也开始进行回归生活常态，当月法国对于新能源技术汽车用户注册量同比提升了77％，至7167辆。其中，插电式混合学习动力系统车型（PHEV）的销量增长了134％，而纯电动车型（BEV）的销量涨幅虽然只有50％。受此因素影响，5月PHEV在新能源车型销量中的占比达到了43％，远高于我国今年也是迄今29％的平均服务水平。

上个月，在法国总共新车销售的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占7.4％，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占4.3％。到目前为止，2020年的9.2％，累计市场份额，纯电动汽车的6.5％的累积市场份额，比2019的2.8％更高的新能源车型。

在最畅销品牌车型管理方面，5月份雷诺Zoe强势进行回归，凭借1165辆的销量夺冠，4月份Zoe 7年来中国首次系统失去企业榜首第一位置。排在世界第二名的是标致208 EV，销量为679辆，PSA集团计划在我国未来需要几个月不断提升该车型的产量。

第三名的模特有点惊讶。 由于捷克共和国最近开始生产，特斯拉库存减少，现代科纳电动汽车在5月获得第三名，售出351辆汽车。 科纳EV首次跻身法国市场前三，首次获得国外车型销售称号。 DS7Crossback PHEV和标致3008PHEV排名第四和第五，分别售出313和297种型号。

在品牌销售方面，雷诺以26% 的市场占有率位居榜首，下降了2% 。 标致(peugeot)以24% 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Ds 以8%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下降了1% 。 特斯拉以7% 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下降了2% 。 由于标致(peugeot)、 ds、雪铁龙(citroen)和欧宝(opel)等品牌，psa 的市场份额明显达到了35% 。 雷诺联盟排名第二，占有29% 的市场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占有法国新能源市场的42% (2018年为50%) ，其市场份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急剧下降，雷诺、日产和三菱的市场份额都出现了下降，从去年的31% 下降到现在的26% ，日产下降了6% 到2% ，三菱下降了5% 到1% 。

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死时正在贯彻古巴的新革命计划，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的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敬请关注。

一切安好？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黑色屏幕上出现了大字：MAI 1968（五月 1968）。然后大字变成了：MAI 1972。再然后：FRANCE 1972。大字的颜色以红白蓝——法国国旗的三色，象征平等、博爱、自由——反复交替。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让-皮埃尔·戈兰（Jean-Pierre Gorin）执导的《一切安好》（Tout va bien）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实验电影以1968年五月风暴刻度测绘着1972年法国的现实，并由此展示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戈达尔《一切安好》电影截屏。

“一个国家。有国家，就有农村。就有城市。有很多房子。很多很多人。有农民。有工人。有资产阶级，小的，大的。很多很多人。农民干农活。工人做工。资产阶级呢？当资产阶级……”

这是电影的画外音，也可谓分镜头剧本，该片的镜头语言以此铺开。一方面，电影征召着五月风暴所使用的政治话语/意象，另一方面，正是五月风暴刺激着人们质疑话语/意象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差别和分野：城乡、阶级、体力与脑力劳动、性别、言语和行动、一国和国际，等等。五月之后意味着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必须继续思考，继续行动，或者说，继续用行动来思考：何为社会？何为革命？何为日常生活？何为平等？随着68年五月资本主义生活骤停而绽放出的社会平等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五月之后绵延。“后五月”之为境遇，充满了危机与歧义，也催促所有人——包括“五月”的反对者——做出回应。也就是说，五月之后首先是政治的继续，它提示我们，五月风暴绝不仅仅是1968年的某个月份，正如在法语中“68之年”（années 68）必须是复数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68的印象已经缩减为媒体反复引用的画面，仅限于那年、那月、那城？而五月的后续则近乎一张空白底片，难以在历史回顾和思辨中显影。

回到1968年五月30日——那个月的末尾。支持戴高乐总统的人群涌上了香榭丽舍大道，在凯旋门集结。为了压倒工人游行的国际歌声势，他们高唱马赛曲。为了盖过全国漫卷的红旗（共产主义）和黑旗（无政府主义），他们在楼顶挥舞三色旗。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支持戴高乐同一天的广播讲话（电视台已经参加全国总罢工，所以只能用广播发表）。他们要求社会尽快回归“正常”：学生就该好好学习，工人就该工作在流水线上，校园是用来上课的，工厂是负责生产的——一句话，每个人各就各“位”（即，“无需质疑的”阶级地位、职业角色、两性关系、国族身份……），让法国资本主义重新“安好”。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位知名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虽然明确反对过戴高乐，但出于对“五月”的厌恶，竟也出现在了这次支持第五共和国的游行中，和“殖民地战争的老兵、秘密集社分子、警察、打手、罢工破坏者……走在一起”（罗斯，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59页）。在阿隆看来，五月的学生叛逆（而工人运动以及学生、工农、知识分子的联合则遭到了无视）全无理性可言，“野蛮”、“难以捕捉”（untrouvable），甚至算不上“事件”。什么都没有发生。保守势力迫切地要求“五月”尽快结束，并让“五月”永远停留在五月，然后宣称：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一场春夏之交的热病“发作”——后来，阿隆和更多、更新潮的知识人都会用社会代际生理学、乃至动物学的修辞来讥诮地取消“五月”的意义（阿隆当然是从保守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叙述/取消五月的。不过，近年来左派中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五月”反国家、教会、家庭和传统身份，是文化资本主义的铺垫，这方面齐泽克可算一个代表。一保守，一左翼，都有“取消”五月意义的倾向，但思路终归不同，这是后话）。五月结束，一切正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

萨特（左）和雷蒙·阿隆（右）

真的一切安好？新浪潮电影人戈达尔和戈兰用他们新片的反讽标题来刺穿话语和假象。作为“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情境中人，他们深知“五月”没有结束，他们体验着“五月”的绵延、68的后续，并痛切地面对着艺术的也即政治的难题：如何表露、表达、表征这一绵延和后续？1968年五月底，戴高乐宣布解散国会，要求工人复工，并以紧急状态相威胁（他事先确保了军方站在他一边）。总工会（CGT）劝工人们接受格雷奈勒协议（les accords de Grenelle），毕竟雇主联合会和政府已经同意大涨工资。法国共产党也要求人民守纪律，复工复课后别忘了按时投票。但对于在资本主义的中断中用身心感知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部分群众，这一切已不再仅仅是关于经济收益和选举游戏。正如丹尼埃尔·辛格（Daniel Singer）的五月纪实所指出的，雷诺车厂工人面对协议所喊出的经久不息的“Non”在各地得到呼应。运动完全推开了传统左翼建制，总罢工继续。当巴黎的警察已经忙着拆除街垒（这是最后一次街垒在这所城市乃至全世界发挥革命作用，以至于Eric Hazan最近专门著述，追溯了街垒的整个前史），媒体和社会评论家们则要拆解一场运动的连续性。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提醒我们，这不啻为一次话语的“警察行动”。她再三强调，其实，在外省——比如在南特和卡昂——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抗争正如星星之火，却早已在关于五月的种种“说法/看法”之中（被）失踪。六月初，弗兰（Flins）的雷诺厂的工人自组织遭到武装警察的强力镇压，但尽管遭到极大阻挠，还是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前来增援，各界合力反抗——《一切安好》以布莱希特式的手法复现了这一幕，其中有流血，有枪声，有打斗，有法共对警察和工人的双重指责（“党说了，不要打！”），有哀悼和沉思。类似的起义和镇压并非少数。左翼学生开始在工厂“扎根”（etabili，这是法国激进左派从中国借来的关键词之一）。在不断的搜捕之下，一些激进组织转入地下——这一点《一切安好》也顺带有所表现。五月催生的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中有一些到了七十年代依然活跃。以各种工会和政党架构之外的群众民主为模式，工人占领工厂并接管生产场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七十年代初，拉尔扎克（Larzac）地区农民反对军方征地的运动又一次燎原，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乃至环保人士纷纷参与，很快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再次体现了五月最伟大的精神：社会运动、政治抗争、思想论辩和日常生活创新的大合流。利普（LIP）手表厂占领运动则开始于1973年，同样历时长久。当公司申请破产，工人们接管了工厂，施行自我管理（autogestion），并于次年重新雇佣了所有下岗人员。1976年公司再次资产清算、变卖，工人再次发起斗争。就连已经不再“激进”的《解放报》（Libération）也宣称这是七十年代的核心“社会冲突”。“五月”也即“五月之后”。《一切安好》中最完整的情节桥段就是肉联厂的一次短时间工人占领。正如电影中开头和结尾的大字所明示的，1972年也是“五月”。

《一切安好》中饰演美国驻巴黎广播记者苏珊的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

这些斗争往往有所谓鲜明的“在地”特征，但它们所形成的“五月之后”一样具有全球性的共振和延展。《一切安好》以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为女主演，片子以此展开自我反讽：据说，启用国际影星，是完成大制作的必要条件。这暗示了电影工业和跨国资本的共通性。但当时人都明白，这一合作不无政治含义。方达在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已经“赤化”，在电影拍摄的同年（1972年）她大胆访问北越南，甚至出现在高射炮阵地，和越南抗美战士们在一起。很快，她在自己的祖国眼中成为了“被洗脑”的卖国者，这是因为，不管美国民众对越战多么反对，但冷战敌我的界限对他们是难以逾越的沟壑，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北越和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视角去体认那场战争和美国在其中极不人道的地位。与此相对照，只要回想一下纪录片大师伊文思（Joris Ivens）1968年的《十七度纬线》，我们就会明白，欧洲的激进左翼——当然，他们也是非主流的的少数——却有意愿、有能力从越南人民的角度和语言来理解第三世界的抗争，并且与之发生深刻的共情，引出更多的思考乃至行动。在伊文思的片子中，越南人民既不是美国大兵（比如后来电影中的那位阿甘）动手前需要甄别的潜在敌人（“我们在雨林中寻找那个名叫越盟的家伙”）、杀死后需要上报的“body count”(尸体数目)，更不是五角大楼里编定的轰炸目标，而是有行动、有表达、有思想、能创造的——人。于是，在和方达的合作中，戈达尔和戈兰创作着新的互文：方达所扮演的美国记者苏珊和法国肉联厂工人的交谈镜头，同方达本人和越南人民军战士交谈的镜头，无形中构成了叠影。越南就在我们工厂之中——这是五月风暴的第三世界主义和西方社会本地运动的交织。与此类似，在戈达尔后来和安娜-玛丽·米艾维尔（Anne-Marie Miéville）合拍的《你还好吗》（Comment a va? 1978）中，革命运动的全球性叠影获得了另一次明确：1968年巴黎街头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和1974年葡萄牙革命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重叠在了屏幕上。不同国别的类似图像，是通感的政治，还是摄影术的操演？不同国别的呼喊背后，有着共振的声带，抑或难以转译的语言？这些或许是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媒介来追问的，而电影试验也成为了世界性政治进程的争议点。

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于1968年拍摄的表现越战的影片《十七度纬线》。

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断绵延的政治境遇，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的《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一书中把法国“68岁月”的下限定在七十年代中期——这里断代的问题已经出现，我后面再详细讨论——并认为七十年代初构成了一个“生动的交点”（lively conjuncture），在法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明和创意的时刻”：“看起来毫无限制的思想课题和观念交流的原创场域涌现出来”，而这所有的试验都致力于建立“事件的绵延”（13页）。“事件”也即68年五月，当时的口号、张贴画和涂鸦艺术构成了“诗意占领街头”“视觉就是行动”的瞬间，直至今日仍“占领”着我们的注意力，但罗斯在对“绵延”和“后世”的探讨中，引导我们关注另外一些文本和实践，那就是五月之后野草丛生般的各类刊物、小册子、没有署名的文件、自由联合的组织。它们生长于五月之后的境遇，多样纷呈，互相辩证，没有中心，没有统一纲领，勾勒出既呼应又不同的探索轨迹，裹挟着难以计量的能量，却又散佚于历史的明面与深处，缺少后人辑录。

我会在其他场合介绍罗斯笔下狭义五月风暴的几方面，本文将更多引述她对五月之后的钩沉、对亡佚的抵抗，对遗忘的诊断。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首先以《一切安好》为五月之后的切入，这部影片不在罗斯的论述之列，但我以为是五月之后最精彩的“五月”电影，是境遇中的电影。我并非随意使用“境遇中”一语。这部电影远远超出了艺术对现实的膝跳反应或镜像投影。相反，它痛快而又痛苦地扯开五月之后的难题性和矛盾性。从国际政治到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处于政治的绵延和去政治化的“安好”之间的拉锯。这部电影聚焦这些内在矛盾，要求对问题的决断但不提供答案。同时，电影也不是任何现成的工具或媒介，而是矛盾的一部分，境遇的一部分。

红白蓝——该片鲜明的主色调。“很多很多人”中，有“她”，苏珊（方达扮），一位美国驻巴黎的广播记者。她的伴侣是伊夫·蒙当（Yves Montand）饰演的“他”，雅克，一位电影导演，他“以前”是新浪潮电影人，三年来一直想拍政治电影，就是拍不出来，现在以拍商业广告为生——这里面显然有戈达尔对新浪潮的戏谑和反思。据说，“她”和“他”是在那个五月的街头相遇相恋的。1972年，苏珊让“他”陪同一起去采访一家企业的经理，赶上了这家肉联厂的罢工。工厂的外景，两大条幅，还是红白蓝：无限期罢工！关押老板有理！这后一句，on a raison de sequester les patrons，明显化用于在五月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对“造反有理”的法语翻译：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一部分激进的工人把经理锁在了办公室中。苏珊和雅克就这样也被莫名其妙地关押起来。肉联厂的内景，那个著名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全景长镜头，第四堵墙没有了，三个人被囚禁在一个空间中，立场不尽相同的工人们散落在不同的房间和区位。突然，有人带头高唱：“斗争继续！”（La lute continue）于是大家一起唱起来。一个好玩的细节出现了，大家唱了一气，兴致消减，慢慢没声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忽然一个工人又突然大唱起来，于是大家又加入。除了歌声和口号的继续，政治的“继续”究竟是什么？但关押、占领和歌唱不就是最大的政治道“理”吗？但然后呢？

《一切安好》中肉联厂工人罢工的情景。

经理对着镜头开口说话了。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自信满满，有的是说法和看法：“我们厂从没有受到‘五月’的污染——直到现代……阶级斗争？那是十九世纪的语言……我不否认社会有很多缺陷，但闹事是出于心理疾患……我随时可以谈，可以让步，但他们得派合法代表来，不能乱整。”工会领导也来了，要求大家立刻释放经理，他同样有的是说法和看法：全球资本行情，食品工业重组，市场份额，工资奖金明细……总之，各种数据。劳资谈判很复杂，得靠“工人们搞不通”的数据说话，还是让工会出面才是。有些工人们动摇了，另外女工们还得担心家里的丈夫有没有接孩子、会不会做饭——她们不得不同时纠葛于这个社会给定的性别角色。不过，是不是也应该让采取行动的工人说一说他们的道理？他们的说法和看法又如何在电影媒介中再现？

激进工人终于面对镜头了。他们行动的逻辑当然在经理和工会所娴熟的话语之外（所以他们“被”命名为疯子、破坏分子），但也不能用任何左派的所谓“主义”来解释。他们今天的“过火”、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是基于工人的全部身心体验的直接性。“就这么简单！但是……又有点复杂……”工人体验的直接性为什么“复杂”？因为它没有自身的语言，无法转化为“说法和看法”。但至少，工人们在显影，在开口，在行动，也就是在对抗既有的话语——不论是各色“主义”还是社会学的实证。工人在那八小时中要么被当作历史的火车头要么被看作可更换的劳动力。但他们不仅仅存在于那八个小时之中，而是完整的人。

于是，苏珊开始采访女工。女工有很多话要说，但她们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声音的分裂。因为不论是广播记者（方达饰演），还是电影镜头（戈达尔所代表），都是意识形态媒介。当你接受采访，你已经接受了主体的询唤，必然要按照某种角色来发言：“我是女工，所以我必须倾诉、也最有资格倾诉女工的悲惨生活。”一切都是社会角色的套路。在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方达和蒙当开始了又一重扮演：方达开始在流水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包装肉肠、贴标，蒙当在车间里费力地推来一扇扇整猪肉，并用电锯切割冻肉。劳动是乏味的、令人恶心的、艰苦的，工作场所充满恶臭，你们大明星也来体验一下……但画外音立刻喊停！因为这是缺乏自省的电影语言，只是在重复“悲惨世界”的人道美学。谁不知道劳动是乏味的、艰苦的？让大明星表演体力劳动就能构成批判性、僭越性的知识和实践？把镜头放进车间就是“深入群众”吗？如何跳出这种倾诉、体验、“深入”的媒介语言？没有答案。外景，还是三色。镜头外的新闻广播中说，警察介入，经理得到释放，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人们复工，雅克回去当广告导演，苏珊回去当记者。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在反思电影能做什么。在当年的访谈中，戈达尔把自己的作品和另一部反映罢工的电影《为自由而战》（Coup pour coup）加以对比。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的《为自由而战》采取高度的写实风格，记录埃尔伯夫（Elbeuf）纺织厂女工七十年代初占领工厂的事迹。但是，戈达尔认为，这部同样完成于1972年的电影相信镜头本身的诚实和透明，而不去反思电影之为媒介。在《一切安好》中，雅克拍不出政治电影，正是因为他对媒介本身和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度不适感。然而，反讽的是，他因此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广告制作人。在片场，流行音乐伴奏下，他拍摄高度商品化的性感肉身，背景中时不时传来越南战场的新闻。

同时，政治也在私人生活中如影随形。当苏珊把对新闻媒体的沮丧感带到了两人的小日子之中，雅克却劝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昨夜我想性交你不想，没关系，但不要一直这个情绪。”苏珊反过来质疑公共生活、私人领域和性之间的切割。其实，她的逻辑和肉联厂工人有相通之处：为什么完整的生活感知要被分为职业活动、政治立场、私人性、爱情和性关系……家具生活的内景：沙发是蓝的，茶壶是红的，墙是白的。

苏珊的出走引发了雅克的自省。他和那些肉联厂的工人也许在68年五月的街头就行进在一起，但当亲历他们的具体斗争时，他却是“被动的”。他又想起来了他一直拍不出来的政治片。他来到外景地，俯瞰大型厂区。无形中，他还是接受了太多传统左派的假定，太多对感知的分配：工人在厂区，所以政治在厂区，但其实政治无处不在——又似乎哪里都不在。

由此我们就来到了该片中又一个经典的平移长镜头，题为“今天（2）”（Aujourd’hui <2>）。苏珊来到（外省的）家乐福超市做“调查研究”（enquête,法国激进左派实践的又一关键词），这一场景的确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最佳寓言：所有人都在安静、严肃、守纪律地采购然后排队结账，没有交流，只有流通。就连各种党派宣传（以某种红色小册子的形象出现）也和“蔬菜一样”在打折促销。镜头平移到超市舞台的极右端，冲进来一帮革命者，领头的是一位女斗士，由著名电影人兼作家安妮·维亚泽姆斯基饰演。他们四处奔走，但超市的秩序如常。终于，他们开始呼喊：“一切免费！”并且行动起来，帮助每个消费者把购物车填满。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长镜头回到最左端，又开始下一次平移，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人们完全不知所措，经过一番迟疑，终于开始停止结账，木然地把“免费”的一切揽入购物车中——这种行为本身和“占便宜”大采购毫无区别。还是没有交流，还是只有商品流通。苏珊试图采访消费者，没人理她。也没人理那些革命者。这样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后工业日常空间，有“很多很多人”，是否可能激发成一个政治情境？特警到来，警棍落在驯良的消费者头上。超长镜头结束。

《一切安好》中题为“今天（2）”的长镜头，革命者冲进家乐福超市，呼喊“一切免费！”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

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了一个爱情片俗套，告诉我们“他”和“她”和好了。谁去找的谁？两人问题如何解决？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画外音所说——每个人都应该在“语境”中生活、行动、思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五月之后，一面是继续斗争的意愿，一面是一切安好的“虚伪”，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切身最日常的境遇问题化、历史化，而不是接受现成的感知。这样才有政治。

但是，历史本身的反讽随后驾到。五月之后的境遇——包括电影中所涉及的一切——遭到了遗忘。可以说，今天最常见的对五月及五月之后的理解，和戈达尔所期待的语境感或历史化恰好相反。根据罗斯的考察，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另一种五月之后的“说法”开始冒泡。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一种“五月之后”以五月的遗产为名，开始了对广义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后的激进阶段）进行改写。很快，“遗产”成为了遗忘，一种遗忘的史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写纸，最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所谓“共识”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绵延。也就是说，在法国有两种“五月之后”，一种是法国人简称的68后的左翼时期，一种是遗产/遗忘的后现代功业，而后者致力于埋葬前者。因此，在继续讨论68的后续时，我的系列评述不得不直面这重包裹着我们的迷雾。接下来我将简介罗斯对“遗产/遗忘”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忘却的纪念：转向、改写和所谓“共识”

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常态有着稀释政治化境遇的逻辑，这一点我们都不陌生，从《一切安好》的工厂经理的振振有词中也可以窥知一二：社会的问题当然多的是，但“看看人均收入吧！”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人民的困难吗？但总有一些“找麻烦”的人。所以，“五月”是心理疾患、是“污染”、是偏离。“五月”，作为发生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遭到轻描淡写，意义缩减。

不过，在罗斯的考察中，五月后续/遗忘的真正转折点，则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一批以前的五月分子相继“转向”，随着他们“回归”（后）现代社会之后慢慢掌握话语权，以纪念五月为名而进行的历史改写悄然发生，成为日渐壮大的新意识形态叙事。这和七十年代后半期所谓“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崛起密不可分。该词由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1976年发明，该流派中人都和过去决裂，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不论尼采、海德格尔还是萨特）、泛左翼思想和后结构主义，向正在英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暧昧靠拢，其中主要人物有安德烈·格吕克芒（André Glucksmann）, 帕斯卡尔·布吕克奈尔（Pascal Bruckner）等。他们真的算“哲学”家们吗？这并不重要，因为重点是，他们代表了法国思想生活中的新类别：媒体知识分子。用罗斯的话说，他们是“电视上的哲学家”（详见《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第三章），以至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开玩笑说，如果不上镜，你就当不了“新哲学家”；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家德勒兹也不禁站出来说，那帮人的哲学空无一物（nulle），却喜欢宣称五月风暴是他们搞起来的（见罗斯书，172页）！“前左派”人士于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又比如，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以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现在以报纸编辑身份挑起了论争，否定第三世界主义，与之呼应的有前五月分子伯纳德·库什奈尔（Bernard Koushner），后来创办了医生无国界，以空降兵式的人道援助代替第三世界主义。他们也改造着五月之后的媒体风景。《解放报》是五月风暴的重要产物，萨特曾对之寄予厚望，而随着其创办者之一、主要编辑塞尔吉·朱利（Serge July）转向，脱离激进立场，这份报纸也变为法国主流传媒的一部分——它成功了，它也失败了。

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出版著作《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转向，在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激进思想的历史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中国的语境也并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也面对着“方向转换”“转向”这些从日本政治运动中传来的概念。同样，在《一切安好》中，“方向转换”一词也有闪现：那位在超市中兜售政治观点的人物，所“叫卖”的正是从法共中“方向转换”的号召。可以说，转向是一个主体性和历史观的命题，对应着革命能量的消长。如果“事件”代表了“主体性的涌溢”（化用巴丢的事件理论），那么，转向则意味着主体性的稀释，既有结构的回归。

在“五月之后”的语境中，转向、新哲学家和媒体的纠缠则有更具体、甚或更戏剧性的一面。罗斯对此的研究表明，这些媒体弄潮儿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他们作为左派的过去，这既富于讽刺意味，却又“顺理成章”。他们张口闭口“我们68一代”，在转向时，他们与其说是在反思（忏悔？），不如说是在自我吹捧、自我册封、自我认证：“是的，我们搞了五月；我们当过左派；所以，我们的转向才这么有意义，我们才最有资格告诉世界，五月和五月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正如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通过转向和代际修辞，前五月分子们摇身一变为媒体人格，成功窃取了五月的“代表”地位，并开始绑架五月的遗产。五月最重要的命题是“平等”，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写中，五月最伟大的遗产是“个人自由”。没错，五月采取了左翼激进主义的语言和行动，但据这些五月“代表人物”说，那一切仅仅是表象，一层薄纱，一道风景，一种烟雾。当年他们高喊毛派、无政府主义或反帝国主义口号，现在他们却告诉大家，五月的真正内容只有“个人”、个性解放，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挑战，是法国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文化调整，是消费和享乐自由，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街垒之内（！）大和解、大交流的节日。这一当时令人震惊的重述已经若隐若现地遵循于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暴力镇压仿佛从没存在过（罗斯一再指出，“五月没有死人”，这是个谎言），工人抗争的绵延没有了，第三世界主义没有了，思想论战没有了……从革命主体到社会学代际，从政治斗争到伦理冲突，这一改写历史的戏码只剩下一个主角：青年学生/个体/消费者；只剩下的一个后台导演——资本。“个人自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去政治化。

罗斯认为，对于这批“转向分子”的“成功”，最有历史感的讨论来自于丹妮埃尔·朗西埃和雅克·朗西埃（Danielle et Jacques Rancière ）在五月风暴十周年之际的文章。他们把“新哲学家”的起源追溯到“五月之后”左翼的内在矛盾之中。五月所提供的新平等政治意味着运动没有领袖，没有前卫，没有代言人，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区分。但随着镇压的强化，环境转恶，派系问题等等因素的出现，很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五月产生的新事物也不得不采用“前五月”的运行模式。于是，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专职革命者与一般参与者、代表人物与无名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言人与追随者等社会运动内部的分工又重新出现。“新哲学家”们在转向之前，就在“五月之后”左翼内部的新不平等格局之中。现在他们把自己的话语优势转化为了他们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代表权，在他们自己看来，完全“顺理成章”。然而，五月是不能被代表的，恰相反，“代表”的逻辑是五月力图克服的，朗西埃他们在“五月之后”的努力构成了这一探索的继续，而“新哲学家”们则只能“代表”对这一探索的叛离。正如作家让-弗朗索瓦·维拉尔（Jean-Franois Vilar）在1978年所指出的，那些把五月“当作漫长斗争”而非“神奇的惊喜”的人们，没有收到十周年纪念的“邀请”（见罗斯书，164页）。

1968年《纽约时报》对法国“五月风暴”的报道。

就这样，随着转向人士们对五月的所谓“纪念”，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历史改写大面积出现。这类改写有以下几种模式、套路或方向。首先，“五月”被叙述为一种代际现象，而这种社会学分析完全遵循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的逻辑。其次，与此相关，既然是代际冲突，那“五月”就是父子、主从关系的心理剧，是个人的成长小说，是长大成人。在八十年代，出镜的转向人士和前五月分子的确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且他们大都是男性。再次，法国的（后）现代化一直在进行，“五月”只是话语、文化、意象，是阵痛的精神表征，此外无他，如果有，那也是拖慢了（后）现代化。最后，“五月”竟成了一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图景。在这所有改写中，这最后一种也极为离谱，因为正如罗斯所提醒的，不管福柯、德里达、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的思想多么重要，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同“五月”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大。福柯当时在突尼斯，而且他似乎以此为傲，因为他喜欢历史的边缘位置；德里达对五月风暴态度非常保留（Bruno Bosteels的新书会探讨为何解构主义只愿在“五月之后”的远处反思“五月”）；拉康对“五月”的冷感在当时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师兼法共党员，68年五月在住院；布尔迪厄不愿让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根据罗斯的调查，到了68年以后，法国人才开始大量阅读马尔库塞、居伊德波和国际情境主义著作。在运动突然爆发时，青年们真正读过的主要还是一点点马克思和一点点毛泽东，而几乎所有人都读过的思想家，只有萨特。真正参与到五月风暴和五月之后的作者们——萨特、布朗肖、杜拉斯等等——反而在所谓“68思想”之中边缘化了。遗忘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总之，这种种改写抹去了”五月”和”五月之后”最具突破性和潜能的几大主题：平等政治、思想论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团结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新叙事则是：“文化变革、法国和现代性的一次约会、新个人主义的诞生”（罗斯书，215页）。”五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春季大扫除”（183页），而“五月之后”的政治绵延仿佛根本没存在过。如果说在1978年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受到了“五月”继承者的大声质疑，引发过大规模论战，那么，到了1988年时，它已经加冕为“共识”，不容置疑。罗斯注意到，在纪念68二十周年的电视片中，警察的暴力没有了，工人的流血没有了，越南没有了。遗忘不再需要掩饰，因为它就是共识。

罗斯对五月后世生命的书写出版于2002年，现在，已经是2018年。今天回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改写和遗忘仍然控制着我们的想象。纪念五月风暴五十周年之际，对“五月”的庸俗化有增无减。不是有人真的以为，五月是由于大学扩招造成的吗？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外省的工人？还记得戈达尔电影中的农民，用焚烧收获物表示抗议？左岸的街垒已经被市政改造完全抹平，现在记忆中的街垒也被共识的媒体依次拆除。今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纪念文章，一篇以“五月革命把法国推入现代世界”为题（May 1968: A Month of Revolution Pushed France Into the Modern World），一篇要从五月的“非革命”（non-revolution）中获取教诲。和罗斯当年所分析过的“（后）现代化”意识形态改写可谓大同小异。纪念的力度约等于共识的霸权。

罗斯却引我们留意1968年当年的一部短片《奇妙厂复工》（La Reprise du travail aux usines Wonder），几位当年的电影专业学生记录了五月之后复工那个下午的十分钟，片中，一位女工气愤痛哭，反对复工，（男）工友们上前相劝，“这是胜利”。然而她还是不能接受“回归正常”（retour à la normale）。然而……影片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女工没有留下名字，九十年代又有电影人想找出她，却已难觅线索。她是无名的“五月”参与者，用罗斯的话说，她体验过“五月”打开的可能性，并抗拒这种可能性的关闭。深刻的不适感，才是“五月之后“的基本经验，就像《一切安好》中戈达尔借方达之口所说，“五月之后，一切都不对劲”。这样的经验现在却依旧无名。这位无名女工（以及戈达尔虚构的肉联厂女工、《为自由而战》中自己扮演自己的纺织女工）的“五月”和“五月之后”，是“（男）新哲学家”们可以代表的吗？今天，我们已经和五月隔开了半世纪的距离，必须竭尽全力撕破共识的迷阵，穿越遗忘的意识形态。

罗斯相信，五月的“后世生命”指向所谓“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重新体认“五月”和“五月之后”的经验、政治和难题。这意味着从女工拒绝复工而又不得不复工的瞬间再出发。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尝试叩访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复杂性，捡拾被埋没的一份刊物，并以两个“断代”思想案例透视68后续的震荡、探索和矛盾。这其中，政治性的坚持和消逝凸显出“断代”的概念，也从法国68的语境带出“全球六十年代”的争议，那是”五月“和我们的最后关联之一，那是最终意义上的“五月之后”。

新华社香港5月4日电（记者丁梓懿）第二十七届法国五月艺术节4日在香港举行开幕典礼，法国知名女艺术家妮基·桑法勒在港首个展览为艺术节揭开序幕。

本届艺术节于5月1日至6月30日举行，汇集来自全球的约340位艺术家，带来120多场文化活动，包括舞蹈、音乐、摄影、设计、剧场表演等，焦点活动有巴黎莫扎特管弦乐团亚洲首演《声乐遨游》、国际知名编舞家班杰明·本杰明·米派德新作《巴哈研究-坠、流、融》等。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开幕典礼中致辞表示，法国五月艺术节是香港最大型、最令人期待的年度盛事之一，也是创意活动中最具国际代表性的文化艺术节目。这场艺术之旅将再次让市民和游客感受真正的法国文化魅力。

开幕展览“二十世纪艺术的传奇：妮基·桑法勒”共展出94件妮基·桑法勒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其中包括以女性造型为主题的《娜娜》系列，该系列作品颜色鲜艳、体型巨大、造型幽默夸张，深受人们喜爱。

妮基·桑法勒1930年生于法国，是雕塑家、画家和电影导演，也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法国五月董事会主席阮伟文表示，妮基·桑法勒的这些艺术遗产有不少是从未展出过的私人珍藏，这些经典作品让人们深入了解她的艺术世界。

艺术节另一活动——“宠与友法国五月周末市集”当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办。场内设有3个巴黎著名景点的大型充气地标和120个摊位，包括宠物游乐区、原创设计艺术区、儿童玩乐区、音乐表演区等。

法国五月艺术节于1993年首次在香港举办，每年5月至6月都呈献逾百场文化活动，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型的文化盛事之一。（完）

嗨，大家好，又到了超哥跟大家说花草的时间了，今天超哥来跟大家说说：香根鸢尾。

很多人养花都是为了增添生活情趣，提升自我品性。所以独爱那些“有故事”的花，我相信，这些花友一定会很喜欢今天要介绍的这花。今天超哥想跟大家说一说这株法国国花，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出了名的优雅、有品位。所以我相信你肯定也同意超哥说这株法国国花是真的值得所有爱花人士去观赏和爱护的。自己在种一盆。不仅随时都可以赏花，而且自己种出来总觉得更加有自豪感。

这株香根鸢尾长得非常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花瓣一半上翘，一半下卷，十分具有动态美感。它的花瓣多为紫蓝色，非常的美丽。放眼望去，好像觉得香根鸢尾有六枚花瓣，多少呢实际上他只有三枚，只是它用来宝华花瓣的萼片长得非常像花瓣。

香根鸢尾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耐旱，对水的需求量不多，因此在浇水的时候要注意少量多次，防止盆内积水，否则容易引发烂根。喜光，尤其在开花期需要提供绝对充足的光照，不然会影响花朵的开放，在光照较为缺乏的情况下甚至不开花，只徒长根茎叶。最好种在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中。五月是香根鸢尾开花的季节，所以爱花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看。

超哥今天就跟大家说说：五月养花，就养这株“法国国花”，体大色艳，花朵比蝴蝶还美。

这就是超哥说花草跟大家说的：五月养花，就养这株“法国国花”，体大色艳，花朵比蝴蝶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