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

来源：智谷趋势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受到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热议话题，如何正确看待货币金融环境？看懂货币的历史，才真正懂得经济和金融的历史。

今天智谷君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中国货币史》是我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的经典之作。黄金、钱币、通胀、购买力……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多方面，从货币角度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货币通史巨著。

结合文内观点留言参与讨论。智谷君将综合留言质量，送出3本本期推荐书目《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

是货币史研究里程碑，

赞誉不断，畅销不衰。

该书近百万言，讲述了

从殷商时代到清末中国货币的沿革发展，

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

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

都做了深入研究。

它从货币角度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货币通史巨著。

《东亚钱币学》认为该书是其研究领域

任何语言版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1994年，为彰显彭信威

在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领域中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上海造币厂铸造发行了一枚铜质纪念章

纪念章的正面镌刻着彭信威的正面浮雕像和环形铭文“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背面镌刻的是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图案和他的名言“中国货币文化的光芒照耀了周围世界”。

看懂货币的历史

才真正懂得经济和金融的历史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并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少见的。

——彭信威

而且这部经典绝不是深奥难懂的，

它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有用的角度。

01

贝壳是钱，为什么

又有刀币、铲币等？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这点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汇，绝大部分是从贝，如贫贱等。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用贝的时候，以朋为单位，一朋原是一串，后来概指一个固定的数目。古诗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句子。

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后来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

当时的劳动人民，常用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铲、刀、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地区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演变成为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布币中有一种没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应当是西周的东西。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02

中国的古钱币上有画的

是真钱还是假钱？

中国货币的形制和西方货币截然不同：西方货币上喜用人物禽兽花木为图形，欧洲人一向把他们的钱币看成美术品，特别是古代希腊的钱币，在美术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钱币艺术衰退的中世纪，欧洲有些钱币，特别是金币，还是反映了拜占庭美术的风格。

而中国货币上，除文字外无他物。甚至如果中国钱币上发现有飞鸟走马，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在中国的钱币上，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痕迹。

先秦货币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古篆。它和甲骨文不同，因为两者书写的工具不同；它不同于钟鼎文，因为钟鼎文是当时文化水平很高的统治阶级所写的，而钱币上的文字乃各地同铸钱有关的人所写的，可以说是民间的文字。秦半两以后，钱币上是用小篆。但六朝时已有隶楷的出现，唐代则完全用隶书，或所谓八分书。北宋钱上有行、草，太平天国钱上有简体字。

03

古代的货币贬值

是怎么样的？

而中国历代政府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法很多，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用这种方法，贬值程度还有限，汉初由十二铢重的半两减成三铢重的荚钱，只能膨胀四倍，就是减成一铢，也不过十二倍。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一铢重的小钱，也只是膨胀五倍。

大钱就比较严重了，例如王莽的错刀，一个钱便当五千，两把刀就能收买人民手中的黄金一斤。三国时孙权的大泉和清咸丰时的大钱都是属于这一类，历代的当十钱还算不得什么。

宋以后用纸币来膨胀通货，伸缩性更是无限了。纸币膨胀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面膨胀一面改发新钞，宋、金、元都是用这种办法；另一种是一直膨胀下去，如明朝的大明宝钞，就是用这种办法。

04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两三千年里增加了吗？

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

拿米价来说，如果都折合成现代的公石，则秦汉间每石只要一百文上下，那时钱币的分量比较重。西汉在昭帝时，每石值两三百文，元帝时涨成四五百文，哀帝时涨成六七百文。魏晋南北朝时币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盛唐是一个物价低的时期。那一百多年间，米价每石只要两三百文，比西汉的平均米价还要低。安史之乱后，物价增加几倍。宋元两代，物价比较高，北宋米价每石自几百文到千文，南宋及元代用纸币，自然更高。但明代又是一个紧缩期，以制钱计算的米价，每石自两三百文到五六百文。清代物价又渐涨，乾隆以后，每石总是千文以上。

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或租税特别重的时候，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所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可买到半公石到两三公石的大米。这虽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实际上也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

05

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

谁的收入高？

货币的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历代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两者的消长。

我初步比较的结果，发现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14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

06

哪个朝代官吏

薪俸最高？

官吏的收入与工人农民就大不相同了。过去史家因为对于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对于历代官俸的厚薄，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譬如《清朝文献通考》就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这是不对的。错误的原因是历代官吏俸禄有时用实物为标准而用货币支付，有时用货币为标准而用实物支付，或于货币官俸之外，加给各种实物的补贴。兼之历代的度量衡标准不同，所以史书中的记载，若不加一番整理，是看不懂的。

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甚远。

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拿具体数字来说，汉朝三公号称万斛，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不到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一百八十公石。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元代的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初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了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

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说，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唐开元时的九品官的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当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明洪武初是八公石半，清乾隆时是七公石。

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收入构成一条拋物线，秦汉以后，有上升的趋势，以唐宋为顶点，以后就逐渐下降。这条拋物线，应多少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消长，因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俸禄定得很高的。但结果由于财力不继，总是维持不住。

自然上面这些数字只限于正俸，而不包括帝王的赏赐和官吏自己的贪污所得。到了清末，做官的人，哪里把正俸放在眼里？因为若论正俸，那么，就是一品官的六部尚书，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双俸也不过三百六十两，而实际上有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

【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系列内容之一

格物者说：货币是人们普遍信任的价值载体，为满足人类的商品交换需求而自然产生，其诞生是一个渐变、漫长的过程，其演变发展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程。

Ⅰ 渐变萌生

货币是在物品（商品）交换中自然发展而来的。货币分两个层次解释：货币的概念，是基于人类共识信任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具象外化载体，是承载货币属性的某一具体实物。

货币概念先于货币载体而产生，人们因生存的需要而相互交换物品（如食物、工具、皮毛等），这就需要某一物品充当中间媒介，以方便交换，由此产生了 “等价物”概念。概念产生后，需要具象外化，需要以某一具体实物为载体，让人们可见、可感触、可辨认，这样才能实实在在运用于交换中，而不是仅存于大脑中。

在生产水平极为低下的时代，人们只能尝试从身边已有的物品（天然物或简单手工物）中“挑选”某个物品出来，作为货币的载体。在中国先祖们漫长的挑选和检验过程中，珠、玉、龟壳、谷物、贝壳等均是“备选项”，均充当过等价物。而贝壳以其诸多天然优势（美观装饰、坚固耐用、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易于计数），最终被人们选中作为最理想的货币载体，并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由此，中国货币的鼻祖——“贝币”诞生。

贝壳发展成为贝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渐变过程可分为：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四个阶段。

天然贝壳最初以其奇特斑彩的外观而引起先祖们的注意和喜爱，并以装饰品的角色进入先祖们生活之中。在殷商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天然贝，这些贝都有穿孔，方便串联起来作装饰用。

同时，由于贝壳的美观性、稀缺性、耐用性，贝壳逐渐成为了一种“贵重物”，区别于一般物品。在商代的青铜铭文中，有记载贝多被作为君王的赏赐物，可见其已是“贵重物”。 商代王室墓“安阳妇好墓”内随葬的海贝达6880枚之多。

殷商时期，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和频繁，“等价物”概念也产生了，而此时，已被人们当作“贵重物”的贝壳，以其诸多的天然优势脱颖而出，众望所归地成为了“等价物的最佳载体”。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和频繁，贝壳也自然地从“等价物”升级成了“一般等价物”。

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相比于商墓葬，有两大特点：一，商墓贝币集中于河南及周边，而西周墓葬分布地域广泛，黄河中下游均有出土，如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江苏等；二，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数量明显多余商墓。而且，西周的青铜铭文中，也记载过贝币的价值和购买力。由此可见，贝币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已广泛被当作支付工具使用。

而且，由于天然贝稀缺，无法满足因商品交换扩大而产生的对贝币数量更多的需求，于是，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以贝为形，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以增加贝币数量。

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墓葬中，出土了各种材质的贝币：天然贝壳、石贝、骨贝、蚌贝、陶贝、铜贝、金贝、包金贝、贴金贝、玉贝，这些都属于贝币“大家族”，可见贝币的普及性和重要性。

西周时期，贝币完成了“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四个渐变阶段，贝正式成为贝币，是十足的货币，由此，中国货币史正式开启。

▼图：藏于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的贝币。

在各种材质的贝币中，铜与贝的结合体“铜贝”，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以铜铸币，承上是以贝为形、人工造币的时代产物，启下是开创中国铜钱时代的奠基之举。

Ⅱ 铜钱时代

中国的先祖们最早冶铸青铜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先祖们长期的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经验积累过程中，渐渐学会了识别自然铜和铜矿石，并在尝试和摸索中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

青铜器自诞生那一刻起，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技术的进步，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启：青铜时代来了！青铜器之于当时的社会，就像互联网之于现代的社会，当时是青铜器革命，现在是互联网革命。

相比于石器，青铜器优势太多，它坚固耐用，且有着非常好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它能够锻造出非常细致和轻便的器具，并且可以回炉重熔。于是，青铜器开启对石器的“全面碾压模式”，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器武器，青铜工具取代了石器工具，青铜礼器、青铜容器、青铜乐器、青铜装饰品等新物件接连涌现，进入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从夏开始，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到商周时期，青铜器发展到鼎盛，青铜器冶炼技术成熟，且工艺水平高，青铜器品种丰富，且有铭文和花纹。

前文中提到，天然贝壳数量稀缺，人们尝试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而在商周青铜器潮流席卷之下，以铜铸币，应运而生。于是，以铜铸造、以贝为形的“铜贝”诞生。

▼图：保德铜贝，1971年出土于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的商墓中，距今有3000年历史，为殷商晚期，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在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贝。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诸侯割据，当时的社会最大特征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思想解放高潮。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空前释放。在货币领域，先祖们也不再满足于贝形货币，他们期待着新变革、新突破。贝币酝酿“升级改造”！

长期的农业、手工业劳作积累下来深厚经验和文化根基；分裂的社会格局；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青铜冶铸技术成熟。在这四者的综合作用之下，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一脉分四支，形成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四大币系共存于中华大地的格局。

布币、刀币、环钱，其形态均由当时的生产生活工具演化而来，“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理念，在货币演变中，也同样适用。蚁鼻钱自铜贝演化而来，在无文铜贝的基础上多了简单的文字或图案。

四大币系均以青铜铸造，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取代贝币而广泛流通，青铜铸币成为货币大舞台的主角，其他的珠、玉、龟、谷、帛、金、银等也扮演着货币的角色，但均已沦为二线、三线甚至四线配角。青铜铸币的广泛流通，标志着中国进入铜钱时代，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进入金属铸币时代！

从此，铜铸币（铜钱）扛起了金属铸币时代的大旗，在接下来的约两千年里，主导着中国货币史的进程，直到明朝中叶时，铜钱将扛旗大任让位于白银，退居老二。

战国诸国中，秦国铸行了圜钱，且在其他诸侯国也有流通。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始铸“秦半两”，“圆形圆孔”的圜钱演变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圆形方孔”的形制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二是这种形态的铸币便于携带、且可减少磨损。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推行“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货币统一改革，规定：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等于二十两；铜钱下下币，即秦半两。秦始皇废六国钱币，在全国推行秦半两，并且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收藏，不再用作货币。由此，四大币系同归一体：秦半两。

▼图：秦半两，以铜铸造、圆形方孔、重量半两（等于12铢）、印有阳文“半两”二篆字，背面素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种类和单位，秦二世“复行钱”，统一货币铸造和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自此，中国货币史上实现首次币制统一。币制统一的核心是铸币权中央王权独有，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直到今天，“铸币权由中央银行独有”的思想仍根植于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大脑中。不过，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币制统一性屡遭破坏。

秦半两开创了中国铜钱时代的“圆形方孔”形制，秦始皇将半两钱推行全国，由此使得“圆形方孔”铜钱广被人们熟知和接纳，“方孔钱”或“方孔铜钱”的称呼正出于此，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铜钱形制一直是“圆形方孔”，直到清末民初。同时，秦半两以重量命名货币，重如其文，确定了铢两制货币单位，对汉五铢有着直接影响。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流星”，耀眼但短暂。匆匆十多年，秦就因暴政而亡，而秦币制也尚未充分推行，因而当时在社会上流通着轻重大小不一的秦半两，有些地方仍流通着战国时铸币。所以，因王朝短暂，秦币制只是法令上统一，并未实质上统一。

秦亡汉建。西汉前期，仍沿用秦朝的“金钱并行制”（黄金和秦半两），汉朝政府铸行钱币上仍印着“半两”二字，不过，这些钱币重量根本不及半两（十二铢），因而被称为是“小半两钱”。另外，汉初五十多年里，都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私铸钱币大都减重、劣质，所以在汉朝前期，流通中的铜钱十分混杂。

经过多次币制改革，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中央下令让地方郡国开铸五铢钱（钱文“五铢”，重量五铢），但地方郡国粗制滥造，五铢钱减重现象普遍。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禁止地方郡国和民间私自铸币，由中央设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铸造标准的五铢钱，并废止以往各类钱币“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有。

▼图：三官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的圆形方孔形制，以铜铸造，内外有郭，重量五铢，印有“五铢”二篆字。三官五铢钱由汉朝中央政府专铸，重量适中，制作精整，郭文细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西汉五铢钱。

汉武帝之后，五铢钱被续铸，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黄金和谷帛次之。中国的铜钱时代进入阶段性的“五铢钱制时期”。在王莽改制以前，五铢钱成为西汉唯一流通使用的合法钱币，自此，中国货币史上才实质性地实现币制统一。

汉武帝将西汉盛世推向巅峰，盛世王朝孕育下的货币，有着天然的历史沿用惯性。尽管西汉之后经历王莽改制，币制短暂混乱，但进入东汉后，五铢钱快速重回主导地位。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恢复铸五铢钱（和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一样），史称“东汉五铢”。之后，汉灵帝还铸行了“四出五铢”（钱文“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

东汉末年，三国分立，随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期间，因政权分裂，长期战乱，导致币制混乱，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布帛、钱币（铜钱、铁钱、铅锡钱）、金银混杂流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阶段，流通着不同的货币。特别指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和辽东地区，人们使用布帛超过了使用钱币，因官铸恶钱、私铸私熔泛滥，铸币普遍减重贬值。这是中国铜钱时代的一次大倒退。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钱币，形制仍是圆形方孔，钱币的重量极度不稳定，且钱文各不一致，不过，大多数钱币的钱文仍印有“五铢”二字，因而，此时期仍属“五铢钱制时期”。

此时期，虽是铜钱时代的大倒退，但是也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新变化：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出现，公元338年-343年汉李寿在成都铸行；每一枚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枚钱币即“一文钱”，一千文为一“贯”；钱文书法的变化多样，由篆书改向隶楷。

▼图：晋十六国时期的汉兴钱，汉李寿在成都铸行，铜质，一般直径1.7～1.8厘米，重1～1.2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号钱。面文“汉兴”，隶书，分直读和横读两种，有光背、背星纹、背阴文纪数等多种版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同年，隋文帝始铸“开皇五铢” ，随后几年，大量销毁旧钱币，重熔改铸开皇五铢。隋文帝统一分裂格局后，严厉整顿货币，最终结束了长期币制混乱局面，实现全国货币统一。五铢钱在历经三百五十多年的动荡政局后重归一统。

▼图：文帝时期隋五铢，一般标准直径2.5厘米，重3.2克，周郭宽厚，制作精整，印有“五铢”二篆字，笔画精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不过好景不长，隋朝短命，隋五铢也行至暮年，“五铢钱制时期”已至尾声。

隋末时钱币已乱，隋灭唐建后，唐初依然沿用隋朝五铢钱，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隋五铢，禁旧钱，铸“开元通宝”，重新统一货币。至此，历经近七百四十年的“五铢钱制时期”（ 公元前118年至公元621年）宣告终结。

“开元通宝”本意：开创新纪元的通行宝货。“开元”铜钱，钱如其名，开辟了中国铜钱时代的新纪元（注意：开元二字并不是表年号，开元通宝并不是年号钱）。“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反映人们对货币作用的深刻认知。

开元通宝改变了此前秦半两、汉五铢以重量命名货币的习惯，而创造性地以“通宝”命名货币。此后各代王朝（宋辽夏金元明清）的铜钱上，基本印有“通宝”或“元宝”或“重宝”二字。自唐开元通宝始，中国的铜钱进入“通宝钱制时期”， 至清末民国初时终。

▼图：开元通宝，圆形方孔，一枚重二铢四絫（约4克），一枚铜钱即一文钱，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印有“开元通宝”欧阳询体四字，轮廓深峻，钱文端庄匀称，铸造精良规范。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元通宝开创性，不仅仅体现在命名上，还体现在其创造了“钱两制”十进制重量单位（一文钱的重量称为一钱，十钱等于一两，十进制），取代了之前的“铢两制”（二十四铢等于一两，二十四进制）。

开元通宝钱始铸行后，大受欢迎。因其轻重适中，铸造精良规范，百姓乐用，而驱逐了一切古钱和私钱，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从唐高祖到唐太宗时期，开元通宝都币值稳定，购买力较强，使唐朝的货币保持着稳定统一，且开元通宝钱在唐朝各代均始终流通，可谓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教科书级的“成功样板”。

一朝的货币总是和一朝的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安史之乱（755年12月至763年2月）是唐朝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铜钱的命运转折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唐政府开始铸行大钱——铜钱面值远远大大其实际价值，相当于变相地铸币减重或贬值，政府掠夺人们财富。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铸大钱“乾元通宝”，一文钱当“开元通宝”十文钱，两钱并行，但是“乾元通宝”重一钱六分，仅比“开元通宝”（重一钱）重60%，可其价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翻为白话就是：原来的一枚旧铜钱能买一个馒头，政府新发行的铜钱比旧铜钱增重了60%，相当于价值增加了60%（即一枚新铜钱能买1.6个馒头），但是政府强制规定“一枚新铜钱当十枚旧铜钱用“，一枚新铜钱能买10个馒头，新铜钱远超其实际购买力。

除了肃宗的“乾元重宝”，以后的唐政府铸行的“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均是大钱。会过日子的老百姓都不傻，政府铸行大钱后，立即意识到政府在贬值货币，于是各种商品开始纷纷涨价，形成通胀。安史之乱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持续处于高通胀状态。

另外，唐朝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一直存在民间私铸恶钱的问题，从始至终都存在，唐政府多次禁私铸，回收恶钱，但是屡禁不止，越收越多。自肃宗铸大钱后，私铸更是猖獗，恶钱泛滥。

唐末的动荡，延伸到五代十国，这又是一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历史惯例：政权分裂，必然造成币制混乱。

五代十国的币制特点是：各分裂政权自行铸币，无统一性和连贯性；民间私铸盛行，恶钱充斥；货币流通混杂且有地理分割性；南方十国区域性竞争贬值，铸恶钱。

▼图：五代十国初期的各政权版图，后梁为占据中原地区的“正统小朝廷”。公元907年，唐灭后各政权分立，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来源：历史追学网。

继承唐朝“正统”的五代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名义上的“正统小朝廷”，占据北方中原地区。后梁和后唐基本沿用开元钱，后晋任由官民自由铸造“天福元宝”钱，轻重随意，后汉太短命，本打算改革币制，结果很快被辽国灭了，前四代的钱币都较混杂，且钱币数量缺乏，盗铸不绝，恶钱充斥，很多是铅铁小钱。到了后周，情况大有好转。后周的周世宗改革币制，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严禁地方和民间私铸私熔，铜材有官方统购统销，鼓励采铜矿和进口铜材，毁佛像，没收铜像铜器，禁私铸铜器，铸行大量“周元通宝”，并排斥南方各国恶钱。

▼图：北方五代时期铜钱。开平通宝，后梁；天成元宝，后唐；天福元宝，后晋；汉元通宝，后汉；周元通宝，后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方十国较北方五代的币制更为混乱，不同于北方的朝代兴衰更迭，南方是多个政权分割并立，因而各政权自铸钱币，形成地理上分割的货币流通区。就种类来说，有官铸钱、私铸钱、有旧钱，也有新钱，名目繁多，有的相互流通，有的限地区使用，总之非常混乱。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南方诸国为增强本国势力，而竞争性地贬值货币，铸造劣钱，如楚、闽、南汉等，设法吸收铜钱和金银而转用铅铁杂钱及劣质合金钱，这些劣质恶钱大量流入其他诸国，引发货币战。

▼图：南方十国的钱币。大唐通宝，南唐；乾亨重宝，南汉；天汉元宝，前蜀；广政通宝，后蜀；天策府宝，楚；永隆通宝，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上面的钱币图片中可看出，虽然五代十国币制混乱，但有一点还是高度统一的：绝大多数钱币上，都印有“通宝”“重宝”“元宝”二字，彰显了“开元通宝”深远的传承力。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窃夺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直到979年，赵宋才统一全国的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

宋朝被人们戏称为是“经济文化上的巨人，军事外交上的矮子”，这一点在宋朝的货币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化的多元性和创造性，使宋朝钱币在名称、种类、等级、钱文书法等方面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经济商贸的繁荣，孕育了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并促使白银的广泛使用，对钱币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导致两宋期间出现“钱荒”；军事的羸弱和外交的屈辱求和，献贡求存，让宋政府财力负担加重，转而掠夺百姓，而货币就是一种合法的掠夺工具，因而宋钱具有明显的掠夺性。

宋代的首铸钱币是“宋元通宝”，始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元通宝” 基本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不光形制上模仿，就连含义也模仿，“宋元”并非指宋朝和元朝，而是“宋代开元”之意，和唐开元钱的“开辟新纪元”同意。

紧接着，宋太宗初期始铸“太平通宝”，为宋代首个年号钱（最早的年号钱是两晋时期的“汉兴钱”，前文中提到过），自北宋始，年号钱开始流行，此后，辽夏金元明清各朝均模仿或沿用了“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钱币命名模式。宋代钱币基本都是年号钱。两宋期间，总铸有45种年号钱和6种非年号钱。除了最初两代皇帝，几乎是改一次年号铸一种新钱。

宋代钱币的名称、种类多样，除了年号之分，宋钱币还有大小、等级、材质、年份、成色、特征、版别、钱监、纪年之分。此外，宋钱币在钱文书法上的多样性远超历代王朝，篆、隶、楷、行、 草均有，且许多钱文书法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让钱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大增，甚至连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也被印铸在宋钱币上。

还有更具有创造性的是，宋代钱币还出现了“对钱”形式，指同一钱监在铸造某种钱币时，同时铸造了几种不同钱文书法（真、草、行、隶、篆）版本的钱币，除了钱文书法不同，其他的特征都完全一样，由此称之为“成对钱币”，即“对钱”。

▼图：北宋钱币，品种、样式繁多。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宋朝的商业繁荣，远超历代王朝，而商业繁荣必然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由于铜钱地位重要，北宋政府直接控制铸币权，中央设提举坑冶铸钱司，下面设分散各地的铸钱钱监。为了满足货币供应，北宋政府大量铸钱，995-997年间铸钱每年80万贯，1004-1007年间每年铸183万贯，1077年为373万贯，1080年达506万贯，远远超过唐代。虽然铜钱供应大增，但是北宋时期却一度暂时性地出现了“铜钱钱荒”，铜钱供不应求。

北宋“钱荒”的原因主因有：王安石推行免役法，百姓以钱代役，使得铜钱大量流入政府手中，社会流通的铜钱变少；铜钱外流严重，通过陆地贸易流行辽、夏地区，通过海洋贸易流向日本、东南亚；民间销铜钱为铜器，以获取套利收益，宋太宗时下令，严禁销钱为器，犯者处斩，但利字当头，依然有人以身犯险牟取暴利。

北宋“钱荒”问题还遗留至南宋，南宋政府相比于北宋铸钱量大减，1131年为8万贯，1132-1162年，每年不超过15万贯，铜钱供应明显不足。铸钱量大减，主要原因还是靖康之耻后，宋北方的领土被金国攻占，被迫南迁建南宋，导致铸钱的原料铜、铅、锡锐减，且南方的铸炉不少因战祸而荒废。此外，宋铜钱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北上流向金国，向海外流向日本的东南亚，还有，南宋民间销钱为器越来越流行。

南宋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钱荒问题，一方面禁止民间销钱为器，在民间收缴铜器，熔炉改铸为铜钱，另一方面禁止铜钱外流，但成效并不理想。

由于“铜钱钱荒”，宋政府还铸造了铁钱流通。宋朝钱币的一大特点就是：铜钱和铁钱并存流通，并形成地理割据性的铜钱区和铁钱区。

铁钱在五代十国时已经流行起来了，当时政局动乱，各种材质的铸币混杂流通，铁钱就是其中之一，铁钱一直遗留到宋朝，并被宋政府采用。北宋政府于970年开始在雅州百丈（今四川雅安）设钱监铸行铁钱，此后两宋都长期流通使用。铁钱和铜钱的并行流通有着鲜明的地理分割性：川蜀地区专行铁钱，外地区钱币不准流入，本区铁钱也不准流出，形成铁钱区，陕西及河东两路铜、铁钱兼用，其他地区流通铜钱。

前面还提到，宋钱对百姓具有掠夺性，这一点毫不夸张。宋钱虽然在形制和重量上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但是其成色和质地远不如唐代钱币，唐开元钱一般含铜量在83%以上，而宋钱中含铜量最高仅66%，1163年以后，宋钱的含铜量已经低至54%，宋钱虽名义上是铜钱，但实际上已经沦为“杂质钱”。实际上，以后各朝代铸造的铜钱逐渐降低铜含量。除了铜含量降低，宋钱还存在铸币减重，或铸大钱（如前文中提到的唐肃宗时“乾元通宝”）的问题，钱币的花样翻新，目的都是直接或变相地进行货币贬值，掠夺百姓。

宋钱掠夺百姓，主要原因在于宋政府一直面临着来自辽、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连续侵扰，宋政府软弱无能，面对侵扰，屈辱求和，进献“岁币”“岁赐”“贡礼”，以“送钱买命”（刚好和“宋钱”谐音）的方式苟且偷安，把财政压力转嫁给老百姓。

宋朝于960年刚建国时，宋、辽（916-1125年）南北对峙，后来西夏（1038-1227年）建立，三个政权并足鼎立。

▼图：1040年时的各政权版图，（北）宋、契丹辽、西夏三大政权并立。来源：历史追学网。

辽国由契丹族建立，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在建国前是部落制，而并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权，在唐朝时，契丹族臣服于唐王朝，当时双方已有经贸往来，唐代的钱币也随之流入契丹族居住地。

唐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契丹族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趁中原内乱之际，统一契丹族各部。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后来辽太宗改国号为“辽”，史称“契丹辽”或“辽国”。

辽太祖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一些汉族居住区也被划归到辽国疆域中，辽国南部地区汉族居民较多。辽太祖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推行“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模式，因而形成“北契丹、南汉族”分区而治的局面，类似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

这种因俗而治的模式让代表先进农耕文明的汉族和落后游牧文明的契丹族得以融洽相处，而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使得辽国的政治、文化、经贸均深受汉族的影响。辽的统治者虽是契丹族，但其各方面却在渐渐汉化。当然，货币领域也不例外。

辽国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唐宋钱币，而且使用铜钱的主要是辽国南部的汉族聚居区，这些铜钱大都是在宋辽边境贸易（辽南部宋北部）中流入辽境。在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后，宋朝的钱币大量流入辽境（验证了前文中提到的宋钱外流）。

当然，辽国自身也有铸造钱币，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制作比较粗糙。辽太祖时铸造了“天赞通宝”，是辽最早的年号钱，史料记载中的辽国自铸钱币有20多种。辽国自铸的钱币基本都是仿照唐宋钱币而铸，无论是形制、重量，还是质地，名称（年号+通宝或元宝），甚至连钱文的文字基本也是汉字（即便契丹有自己的文字），可见其汉化程度有多高！当然，辽国也铸有契丹文的钱币。

▼图：左为“天赞通宝”（汉字，隶书）铜钱，右为契丹文铜质鎏金钱（译文为“福寿太平”或“寿福永昌”），均为辽自铸铜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夏国和辽国类似，也深受汉文化影响，在西夏建国期间，其境内大量流通宋钱。除了宋钱之外，西夏也有自铸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钱而铸，而且除了铜钱，还有铁钱。西夏的自铸钱币制作精美、文字清秀、规格一致，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工艺水平较高。

▼图：左为“元德通宝”（汉字，楷书）铜钱，右为西夏文的铜钱（译为“大安宝钱”，旋读），均为西夏自铸铜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125年，辽被金灭，紧接着金兵就把刀口指向宋政府，1127年靖康之耻后，宋政府被迫南迁并重建政权，史称南宋（南迁之前称为北宋），于是又形成了南宋（1127-1279年）、西夏（1038-1227年）、金（1115-1234年）三政权并立的局面。

▼图：1138年时的各政权版图，（南）宋、金、西夏三大政权并立。来源：历史追学网。

金国由女真族建立。女真族在唐朝时基本形成民族型态，生活在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当时为渔猎农耕混合的部落制，到北宋时期，女真族臣服于辽国。到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并在1115年于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建都立国，国号“大金”。

金国灭辽和北宋后，金、南宋对峙，“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句话再次灵验，金开始逐步汉化，直到金世宗时期（1161-1189年），全面实行汉化。因而金朝的币制自然也深受汉族宋朝的影响。

金的币制大致可按三个时期划分：一，会宁时期（金朝以上京会宁为都城的时期），主要使用宋辽钱币，无独立币制，没有铸行自己的金属钱币；二、中京时期（1153年金迁都至中京，今为北京市），钱币（金自铸铜钱和宋辽旧钱）、白银、纸钞并行；三，汴京时期（1214年金迁都至汴京，今为河南开封），纸币贬值，恶性通胀，专用白银。

1157年，金设宝源、宝丰、利用三钱监，铸造“正隆通宝”铜钱，与旧钱并行，这是金国最早的自铸铜钱。金朝铸造的铜钱钱文均为汉文，不用女真文，且基本是“年号+元宝/重宝/通宝”来命名，形制和重量也都仿造宋钱而铸。

▼图：金“正隆元宝”铜钱，铸于正隆三年至六年（1158～1161年），有青铜、铁、锡、银四种材质，钱文“正隆元宝”，汉字 楷书，旋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由于北方产铜量少，铜材缺乏，铸造铜钱成本较高，因而金国政府自铸的铜钱较少，流通中多为辽宋旧钱，再加上官民普遍窖藏铜钱，使得金国也出现“铜钱钱荒”（前文中提到宋朝铜钱钱荒），金国政府也和宋政府一样，禁止民间铸造铜钱，禁止铜流出境外。

随着金国日渐衰落，生活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蒙古部落也渐渐壮大起来。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并在漠北建立统一政权，国号“大蒙古国”。之后经数十年的领土扩张，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最终打造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版图。其中，西夏、金、南宋政权均相继覆灭于蒙古铁蹄之下。

不过，在版图扩张过程中，蒙古帝国上演了中国历朝王室的经典狗血剧情：为争夺帝位，王室分裂，各自划地称王，蒙古帝国割据成几大块。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子孙中，忽必烈抢到的地盘最大。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立政权，将“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史称元朝，忽必烈即元世祖。 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由此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元朝时期。

▼图：1279年末时元朝版图，为中国历代王朝版图面积之最，大元为蒙古帝国分裂出的一部分，另外，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也均是蒙古帝国分裂下的一部分。来源：历史追学网。

元朝虽打造了历史之最的疆域版图，但也未能摆脱“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的命运。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后，学习宋朝印制发行纸钞，极力推行纸币，同时也铸造有少量铜钱，也是仿照宋钱铸造，目的是为辅助纸钞流通，以往的唐宋旧钱也在市面上流通。

在改国号为“大元”前，大蒙古国已经自行铸造钱币，有“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均仿照宋钱形制铸造，且为钱文为汉文。1271年-1294年（元世祖至元年号期间），元政府铸行有“至元通宝”，有汉文和蒙文两种版本。以后，元政府继续仿照宋钱铸币，基本也是“年号+通宝/元宝”的命名模式。

▼图：左为“中统元宝”，汉文楷书，该钱币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书体，楷书对读，篆书旋读；右为“至元通宝”蒙文，该钱币钱文有汉文、蒙文两种，汉文楷书，汉、蒙文钱文均对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因铜产量少，铸造铜钱成本高，所以元政府铸行流通的铜钱相比于以往朝代，要少得多，且为了保障纸钞通行，元政府曾多次禁用、收缴铜钱铜器。同时，元朝的铜钱在对外贸易中大量外流，流向日本尤多。

元朝时，白银已经在全国普遍通用，且元纸钞发行已经和白银挂钩。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元开始，白银和纸币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而铜钱在货币领域的龙头地位被动摇，铜钱时代进入衰落期。

元末时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

朱元璋称帝前，在应天府（今南京）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并行流通，之后在江西设置宝泉局， 铸造五种面值的“大中通宝”钱币。朱元璋于1368年称帝建明后，即颁行 “洪武通宝钱制”钱法，在各省设置宝泉局，和应天府的宝源局一起铸 “洪武通宝”。 洪武钱铸造数量很少，和旧钱并行流通。

▼图：左为“洪武通宝”折二钱，钱文楷书，制作精良，洪武通宝有有五个不同面值（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版本。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壹圆钱，贰圆钱、叁圆钱、伍圆钱、拾圆钱。右为“弘治通宝” 折十钱，钱文有楷书、隶书两种书体，均对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宝源局和宝泉局是明政府的官方铸币厂，明政府将本朝官方铸造的钱币称之为“制钱”，以前各朝的钱币称之为“旧钱”，制钱和旧钱可以并行流通，不过明政府会对旧钱进行取缔和限制。除了官方“制钱”和以往“旧钱”，实际流通中还存在民间的私铸钱币，即“私钱”。明朝制钱制度被清朝完全承袭，因而明清两代的官方铸钱都称为“制钱”。

明初，明政府为推行纸币为主的币制，多次停铸官方钱币，同时还对铜钱的使用时放时禁。但纸钞发行后，持续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到宣德（1426-1435）、正统年间（1436-1449年），纸钞已经失信于民，明政府被迫解除铜钱禁令和银禁令，此后，白银的使用超过铜钱，银本位确立，铜钱将货币领域龙头的位置让于白银。

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政府恢复铸钱“弘治通宝”，制钱数量开始增加。弘治以后，虽然官方恢复铸钱，但民间私铸严重，私钱充斥。明政府虽然下令禁止私铸，但并未禁止私钱流通。流通中私铸钱币有增无减，名目繁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万历后期，因对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明政府开始官方铸造劣钱，含铜量不断减少，私铸也更为泛滥。万历之后，流通中的钱币，无论是官方制钱，还是民间私铸钱，都越发劣质，铜钱急剧贬值，钱币混乱。

明朝官方铸钱数量比元代多，但比其他朝代少，尤其是明万历（1573-1620年）以前，官方铸钱量连汉唐也不及。另外，明代社会中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民间私铸的钱币也通常是私铸唐宋钱币。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各部，并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多尔衮率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清朝统治时期。

清代的币制，承袭明代末年，银钱并行，以银为主，大额用白银，小额用铜钱。清代的官方铸币依然称为“制钱”，以往历朝的钱称为“旧钱”。

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沿用明朝的铸币机构，在中央设置宝源局和宝泉局（清朝这两个中央铸币厂铸造了清代各朝的钱币），铸造“顺治通宝”（有五种式样），之后又在各省设立铸局（官银钱局），形成一个庞大的制钱铸造网络。

因而，清朝的官铸钱分两类：中央铸币局（宝源局和宝泉局）铸造的钱币，地方各省官银钱局铸造的钱币。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在同一时期内，各地的钱币都有差异。各地铸币局各自为政，除了形制上保持一致，钱币的大小、轻重、材质和成色，各省自行决定，由此造成了整个清代制钱都一直处于混杂流通状态。

清朝自“顺治通宝”铸行后，各代清朝皇帝每改一次年号都会新铸一种年号钱，都是“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命名模式。清朝各代的通宝钱大小轻重有差别，大多为满文，少数为汉文、回文。

▼图：左为“顺治通宝”（第五钱式），背面有汉文（右）、满文（左）的“宁”字，“宁”是清朝江宁府（今南京）地方铸局的简称。右为“咸丰元宝”， 正面汉文“咸丰元宝”；背满文“宝源”和汉文“当五百”，“宝源”是指宝源局铸造，“当五百”指 “当五百文钱使用”，即大面值钱币，由此称为咸丰大钱。

清朝推行白银、铜钱并行，所以白银和铜钱之间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兑换比例，这样才能保持银钱并行正常运转。但是，由于银和铜本身价格变动，以及清朝制钱重量、成色的随时期变化，非常混杂，造成白银和铜钱的比价经常上下波动，无法维持稳定，由此造成清朝一直存在铜钱“私铸私销”的情况。

民间的“私铸私销”，使得清政府的集中铸币权被极大弱化，官铸的制钱流通很不顺畅，民间私铸小钱、恶钱充斥于市，官方铸造的制钱被销毁改铸小钱、恶钱。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咸丰大钱铸行后，物价立即飞涨，私铸更加猖獗，民间将旧钱熔炉改铸为大钱，可获利30倍。此后，在列强入侵、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的钱制完全混乱，流通中铜钱五花八门，毫无章法。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中国历史古代和近现代的交接点，鸦片战争后，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变革，货币领域也有一些新突破。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的铜钱发生巨变，传统铜钱变革为新式铜元。

首先是形制上的变革，清政府模仿西方的银币铜币形制，铸造了“圆形无孔”的铜元，以取代自秦以来沿用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铜钱，清朝的制钱向新式铜元过渡。

其次是铸造技术的变革，自春秋战国到光绪年间，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铸造钱币均是手工铸造，铸造钱币良莠不齐，无法做到高度标准化，且铸造成本高，这导致历朝铜钱都容易被民间盗铸私铸（民间私铸一直贯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是影响货币统一性的致命弱点，难以解决），光绪时，采用机器铸造钱币，制作精致，形制规格高度统一，广受欢迎，各省纷纷仿效，此后，机器铸币取代手工铸币，中国进入机器铸币时期。

清末时，各省地方官银钱局都铸有不同的新式铜元，铸造的数量也不受限制。

▼图：广东省机器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元，是中国官方最早铸造的机制铜元。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规定：国币分为银币、铜币和镍币三种；各以十位进；银本位制；以圆为单位，圆以下的角、分为辅币；设立币制局，铸币权属政府。条例还规定了银币、铜币、镍币的种类、形状、发行和流通办法。

《国币条例》颁布同时，北洋政府裁并各省地方铸造局，限制铸额，并开铸新铜元。不过因铜材不同，新型铜币的质量差别很大。各地军阀为筹措军饷，又纷纷设厂自铸，毫无章法，竞相滥铸，以谋铸利，导致劣钱泛滥，各种新钱和旧钱混杂流通。北洋政府末期，这些劣质的铜元渐渐被镍币所代替，退出流通领域。

▼图：民国时期的各类铜元、铜辅币和铜钱，来源于网络。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国内通行“孙币”和“袁大头”两种主要银元，同时也有铜元、铜辅币和镍辅币。国民政府时期，铜辅币和镍辅币基本取代铜元。1933年“废两改元”改革后，小币值的铜辅币尚可流通，不过之后也逐渐被纸币角票和辅币银角等代替。

跟随潮流的变革并未给新式铜元带来美好的前景。在混乱的政局下颠簸流通数十年后，铜元难逃消亡命运，铜元是中国铜钱时代的终章，铜元的消亡，象征着延续了约二千五百年的铜钱时代基本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也铸行过小币值的铜辅币，如“五角”铜币，不过数量很少，目前流通中已基本消失。

PS 未完待续...

中国货币简史<中>

中国货币简史<下>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货币史》第二版，彭信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

《中国货币演变史》第二版，千家驹郭彦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张履鹏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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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货币】系列

「格物·货币」中国历代货币全览丨钱币篇

「格物·货币」中国货币简史（图）

文：悠然阅读

母亲节的时候，我给妈妈包了800块钱的红包。妈妈收到红包很高兴，然后感慨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别说800块钱了，80块钱都没有。

这样的对话平日里时常能听到。老人总爱说，这要是搁过去，800块钱都能买栋大房子了。

自有货币以来，货币购买力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时代百姓生活水平的标准。我们时常在想，同样是一百块人民币，现在能买三四斤猪肉，退回50年能买多少猪肉？退回100年呢？1000年呢？

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说，货币是价值尺度，各种财富的价值都是通过货币表示出来的。同时，货币又是购买手段，各种商品和劳动，都要通过它才能取得。研究各时代各国家人民的收入前，首先要弄清楚历代货币的购买力，这样才能计算出人民的真实收入。

彭信威先生以公石【dàn】米为标准来说明各朝各代官员的收入情况。比如，盛唐时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清朝时一品大员的收入最多时也不足四十公石。

“石”是古代重量单位，因古时1石约等于1担（即10斗），故“石”读作dàn。一公石等于一百公斤。

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收入构成一条抛物线，秦汉以后，有上升的趋势，以唐宋为顶点，以后逐渐下降。

这条收入抛物线也多少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消长。

古人买猪肉远不及我们现在方便，但是买米这件解决温饱的基本需要还是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的。虽然米价会随着政局的波动而有所变化，但却能够从侧面反应当时百姓的生活水平。本文就以唐朝为背景，看一看唐朝人的米袋子。

流通货币

唐代承袭两晋南北朝的传统，流通以钱帛为主，白银到了唐开五代才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大唐自618年至907年，有289年的历史。

书中说唐朝有正史记载的钱只有三种，但实际上有七八种。

第一种是最先铸也最重要的开元通宝（开元钱应当直读，即先上下，后左右）。

这里需要备注一下，唐朝人所谓的左右，是以事物本身为标准，也可以说是以钱范为标准，在看的人说来，实是右左。

关于这个开元通宝还有一个趣闻。

说是民国有一男子，在家里私造模具铸了数千枚“开元通宝”的古币。不过该男子造的古币有一个特点，就是和真的开元通宝相比，“元”字少了一个钩。

古币造好之后，男子将它们与真钱混到一起购买物品，很快这些古币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不同。过了些日子，男子将自己装扮一新，西装革履地住进豪华酒店的顶级套房，自称是上海某洋行的代表。（看到这里，有没有点奥斯卡·辛德勒的感觉）

男子住进酒店之后，每天包茶馆、租豪车，招摇过市，很快就吸引了一些权贵的注意。

眼看着造势造的差不多了，男子去报社花重金在头版发告示。告示上写：本人欲高价收购开元通宝，家里存有此钱的无论多少悉数收购。告示中还特别指出，欲收购的开元通宝不是普通币，是错币。

于是，一时之间，百姓纷纷回家里翻找。有翻到错币的百姓兴高采烈去找男子，还真换了不少钱回来。

男子的举动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不断有人去找男子套话，想要打听出这错币是何宝贝。

一开始，男子还左右搪塞不肯直言相告。后来借着酒劲，假装不经意地把错币的秘密说了出来。男子说，外国有一个科学家发现这一批错币中有一种金属，是制造火炮的不可或缺的，而且啊，这种金属现在已经无处挖采，于是外国科学家就委托在华办事处的人员帮忙收购这种错币。

男子看似说漏嘴的一句话引发了一场收购风波，错币水涨船高，一时之间成为紧俏“物资”。

后面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男子借着这场收购潮，将自己手里的“错币”全部出售，大赚了一笔。等到人们反应过来，四处寻找男子下落之时，男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趣闻不过是个故事，但也说明开元通宝在唐朝之后非常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货币种类之一。

开元通宝自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使用。“开元”意为朝代创建人希望能够开辟一个新纪元，一个全新的开始；“通宝”则是通行宝货的意思。

除去开元通宝，唐朝的流通货币还有乾封泉宝、乾元钱、壹元宝、顺天元宝等等。

购买力

不谈专业术语，购买力其实就是指百姓一年的收入究竟能够买多少米，够不够填饱肚子。

按照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结论来看，唐朝安史之乱前米价最高，七世纪三四十年代，米价最便宜。

发生在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的安史之乱可以算作唐代的一个分水岭。8世纪后半，平均米价达到两三千文一石，而贞观年间7世纪后半，米价基本是一百五十文一石。

这主是因为贞观年间连年粮食丰收，百姓安成乐业，也就是后世常说的贞观盛世。安史之乱打破了太平盛世，唐朝处于混乱之中，战争让百姓流离失所，私铸猖獗，时局动荡。

上面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按照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就是——

贞观年间米价在一斤1.25文钱，安史之乱后，米价达到一斤20.8文钱（按两三千文的平均数2500文计算）。

月俸几何

上面聊的是货币和米价，但是只看米价手里没钱也是没用的啊。接下来就再看一看唐代官吏的收入情况。

唐代官俸前后变动过七八次，最高是开元制，最低是大历制。

以天宝年间的杨国忠和大历年间的郭子仪来看，天宝年（公元742年正月—756年七月）间杨国忠单官俸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而大历年间（766年十一月－779年十二月）的郭子仪太尉月俸每月是120贯。但是，这只是面上的收入，杨国忠身兼数职，以米价为标准来计算的话，杨国忠每月有160公石，郭子仪还不足40公石。

劳动者的收入，以开元年间（玄宗）看，工人的工钱是每天三尺绢，换算下来相当于一个月的工钱是1237文钱，合大米三公石六斗六升，相当于一个九品官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此仅以米价来衡量，按照现在平均5元钱一斤的米价来计算的话，杨国忠的月收入近16万元，郭子仪的月收入可以达到4万元左右，工人的月收入是3000余元，而一个九品官的收入接近1万元。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盛唐时期百姓生活水平与当今百姓相比尚存有一定差距，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百姓生活就更加无富足可言了。换句话来说，当今的我们正身处最好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

注：本文仅从货币角度浅读历史，有错误之处欢迎指正。

中国商品交换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商品交换行为逐渐发展起来，一些部落酋长聚揽了大量财富后开始使用珍贵的物品作为一般等价物与其它部落交换物品，这其中就有海贝。到夏商时期，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漫长的交换过程中，于诸多的交换物中间逐步筛选出与交换相适应的货币形态，海贝具有便于携带、稀少、坚固耐用等优点，遂脱颖而出成为一种通用的一般等价物，又称为货贝、宝贝。

西周时期仍使用贝币，但相较于夏商时期已有所发展，在贝币形制、使用等各方面都有相对完善的制度，对东周时期异彩纷呈的货币类型和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周的贝币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西周以后时至清朝以后，贝币仍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云南、广西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作为货币继续使用。所以，西周贝币的来源、类型和使用制度有值得讨论、研究的意义。

01西周贝币概述

（一）、西周贝币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中已经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工，物物交换比较普遍，故此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贝币源于海贝，最初作为装饰品，新石器时期常见海贝中心有一小孔，就是穿绳系挂所用，在原始的物物交换过程中是一种受欢迎的交换物品。

夏朝时期粮食、布吊、牲畜、皮张、齿角、龟壳、珠玉、海贝都曾充当一般等价物。在夏王朝统治下的商部族善于经商，在海贝换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将海贝的地位提升为货币。商汤建国后将海贝定为国家法定货币，殷墟妇好墓曾一次性出土贝币七千余枚。

西周灭商后仍然承袭使用贝币体制，并未进行大量变革，这是对原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认识与尊重。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西周国力得到迅速发展，遂对贝币的形制与使用进行了少许改革，使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西周贝币的种类

西周初期仍然与商代相同，使用天然海贝作为货币。一般都是小型海贝，未见有使用大型海贝作为货币的情况。这类贝币尺寸在5到10厘米左右，白色居多，一般空心、口细长、多对齿、背隆起或人工磨背式，两端常有磨孔，便于携带。相较于夏商时期来看，西周已对各种曾作为货币的海贝作出区分、建立了完善的标准——小型海贝作为货币、大型海贝仍作为装饰品，这是西周货币制度的一个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所需货币数量增多，天然海贝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也开始使用各种仿制贝币。仿制贝币在晚商已经出现，从材质上来看有陶贝、石贝、骨贝、玉贝、铜贝等几种。西周重新制造的仿制贝币的材质也大体为这几种，山西侯马故城西周墓葬中随着铜贝并常常伴出海贝、骨贝，表明不同材质仿制贝币的价值是相同的，不存在任何差异。但陶贝、石贝、骨贝等材料易得、易于加工所以价值较低，玉贝原材料价值过高又比较硬脆，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逐渐淘汰其它几种，到西周晚期仅剩下铜贝一种材质的仿制货币在社会上流通。

西周铜贝有凸起状和扁平状两种，凸起状铜贝齿纹呈曲线，形似真正的海贝，而扁平状齿纹为直线，即腹部有一竖纹，并有数条平行横纹交错，形似多横的“丰”字，贝体上有钻透的小孔用来穿绳携带，此外西周还有一些制作精美的扁平包金铜贝。西周时期贝币的演变是世人有意识地选择美和创造美，体现了人类审美心理符合逻辑的进步轨迹。

（三）、西周贝币的使用

西周以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通用的单位是“朋”，商代戍鼎中就有铭文“王商(赏)戍嗣子贝廿朋”，西周初期成王时的寰簋也有铭文“用贝十朋又四朋”，由此可见西周实行的货币单位也承袭商代而来。西周一枚仿铜贝币重约3克（相当于5铢）。

在周孝王时期又发展出另一种计算单位“寽”，这是一个重量单位。一“寽”约相当于十二铢（半两），周孝王时期的忽鼎中有铭文百寽字样，铭文内容是说五个努力价值为一百寽铜贝。自此以后，西周铜贝逐渐从数量计算过渡到重量计算的时期，因为铜贝在铸造中会存在重量差异、且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物品，所以使用重量计算更科学合理，这为东周各类型青铜铸造货币以重量计算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贝币有四种主要的使用功能：

衡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尺度。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不乏有商品交易使用铜贝的铭文，玉璋、兽皮、田产等交易都使用贝币；流通手段。这是贝作为钱币的一个附加功能，因为社会认可贝币的价值，所以贝币可以在市场中流通，逐渐扩大到周王畿及边远地方国。支付功能。西周时期完善了原有的各个方国进贡的制度，同时还有赏赐、税收、借贷等不同的经济行为发生，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均使用贝币进行支付，以至今日贷、贡、赋等皆以贝为偏旁；贮藏、储存功能。贝币虽然本身价值有限，但作为货币却可以在市场中换区任何需要的商品，因此西周贵族均会贮藏、储存贝币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西周经济繁荣的表现。

02西周贝币对后世的影响

西周从武王灭商至幽王失国共计存在275年，这一时期贝币一直作为法定货币来流通使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直接对东周贝币系统的产生起到主导作用，形成了东周时期的贝币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以鲁、宋、楚三国为主。宋国是周灭商以后分封的商代遗族，宋国人一直以商代后裔自居，坚持使用商代的礼仪制度，所以对周初的贝币制度接受最早，也是执行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鲁国是周公的后裔一直坚持周礼，在东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未进行变革。所以也使用贝币，楚国虽然以蛮夷自居，但一直钦慕西周的先进文化，所以学习周人的货币使用制度，加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生产落后，仍使用原始海贝作为货币，故此青铜贝币成为楚国的法定货币。一直到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法律上规定珠、王、龟、贝、银锡等不得充当货币，只有黄金半两铜钱才具有法定的货币资格，才正式废止了贝币的流通。

其次，西周孝王时期发展出的计重计算方式，为后世圜钱、刀币、布币等其它类型货币的计重兑换打下了基础，这种计量方法非常科学，东周钱币多有自铭重量，既体现了贝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又反映出青铜作为物品所具有的价值，后世的秦半两、汉五铢这种“重量”货币一直沿用到唐代更铸年号钱才逐渐消亡。

最后，西周青铜器上的金文有许多关于贝币广泛使用与流通的记载，这使得中华汉字中关于钱的经济活动皆带有贝作为偏旁，如贡、财、败、贬、贩、货、贫、贪、购、贮等等，成为中华汉字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之一。贝币在秦以后虽然不再使用，但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王莽建立新朝后托古改制，就模仿西周贝币制造大贝、玄贝、小贝等多种不同尺寸重量的贝币，以期借助古币的神力完成币制改革、恢复经济。

03结语

贝币又称货贝、宝贝，具有便于携带、稀少、坚固耐用等优点，夏商时期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一种通用的一般等价物。西周初年承袭商代货币制度，仍然使用天然海贝作为货币，后来才始使用各种仿制贝币，并以青铜贝币为主。

西周初年贝币的通用单位是“朋”，是一个计数单位，十枚贝币为一朋。周孝王时期又发展出较为科学的计重单位寽，约相当于十二铢。西周贝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贮藏四种主要使用功能。作为法定货币流通了275年，东周时期虽然其他类型的货币逐渐兴起，贝币的地位受到冲击，但仍然在宋、鲁、楚等国流行，形成了贝币文化圈，对中国文字、货币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史就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史的整体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

——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序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写出的《白银帝国 — 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其中考察从960年建立的宋朝至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000余年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和“纠结”的“银线”。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比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学家认为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所以，相比较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导致了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同时和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

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钱币。然而，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渡稀缺，在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纸币试验构成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货膨胀引发了白银的崛起的结论。

（宋代纸币交子与会子，来自网络，《白银帝国》彩色插图）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生活，而且政府岁入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这样，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这里值得提及南宋的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和腐败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银帝国》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彻底商业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也并没有给他其他的更多机会，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成为了“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铜和铜钱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焕发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各种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英宗的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几乎同时，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30年，张居正创立“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义，在这一百年之中的白银需求发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发生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实行的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几近一个世纪。

（钱币与银锭，来自《白银帝国》）

（3）“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 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较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满清统治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界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和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白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540年代。从此，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催生了社会的诸多变革。正是因为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银帝国》中特别提到了，“《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从1540年代作为起点，即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因此也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崔瑞德和牟复礼（Denis C. Twitchett，Frederick W. 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两个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因为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的分裂，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所以，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原因很多，但是，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和通货膨胀，国家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了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在英国也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明朝作为“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6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4）“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较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

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双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白银帝国》彩色插图，西方视野中乾隆见外国使节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至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银银比价“和“双重汇价”的交叉影响。

“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透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透过金实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银主要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价周期显着缩短。自1870年代，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愈来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关系”，源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因为“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于是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八十余年“洋厘”行市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5）“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自然确立了“银本位”。从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 “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到光绪年间（1884—1908）中后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在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渐形成中国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提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币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包括在于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琪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绝。这是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银”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销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的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宣统二年（1910），朝廷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即“龙洋”。清末中国究竟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银钱平行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在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会。顺便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在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身。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于中国的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1920 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价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债和物价，一句话，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至19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19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贷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时代，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体系，这不等于南京政府时代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政府断然选择1933年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两改元”是逆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6）“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九三四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五百余年所未有，引爆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济的主要环节，中国陷于全面经济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货膨胀。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经过中国和美国的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之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在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的进程，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货膨胀，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法币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白银帝国》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五六百年的循环。期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拒绝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斓，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在台湾，有一位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她的《银线》（China Upside Down）,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这本《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注：本文为徐瑾新著《白银帝国》

上海 博物馆全新特展“熠熠千年： 中国 货币史中的 白银 ”，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 从古自今的“银子”都长什么样子。本次展览不但将展示 上海 博物馆自身的藏品，还从 中国 财税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 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 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得一批珍贵文物，其中不乏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在 中国 的历史长河中， 白银 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制唐代中期出现了最早具备货币功能的 白银 ——铤。两宋时期 白银 的使用范围扩大，逐渐成为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支付手段。明清时代完成了 中国 货币制度步入银本位制的历史进程， 白银 货币在 中国 货币金融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影响深远。欧洲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贸易的大门，源源不断的 白银 通过贸易途径进入 中国 ，极大满足了 中国 市场上的 白银 需求。 白银 的富足促进了明清手工业、出口贸易的发展。 中国 白银 时代的来临，是大航海时代和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 白银 是连接海上 丝绸之路 的重要纽带。清代中期以后 白银 渐渐向外输出，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大量流失，外商纸币流通于市，迫使清政府创立国家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但是，这并没有促使 中国 的货币制度由银本位向更先进的信用货币制度转变， 中国 的货币市场呈现出传统银元、铜钱、纸币并存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终结于民国时期法币的实行。尽管 白银 货币在 中国 的发展被动地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制约，但客观上促进了 中国 国内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

1.传统银两

古代 中国 长期使用青铜铸币， 白银 则更多地用于器具和装饰，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唐代中期以后 白银 才开始具有了部分货币职能。宋代以后， 白银 的货币职能得到了加强。现存宋代银铤的种类显示了 白银 在宋代的广泛使用。明代是 白银 大放异彩的时代，张居正于万历九年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后，从中央政府层面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 白银 本位货币的地位， 白银 的货币化流程基本完成。在清代， 白银 是十分重要的货币，它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联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下图为唐五十两银铤，本次展出最古老的 白银 。唐代银铤光洁无文，体积较大，为携带存放方便，将其两端敲扁。船型银铤出现于晚唐，至五代、北宋仍有使用。唐代 白银 货币使用范围有限，主要是一种支付手段和储存手段，用作大额支付。

南宋重二十五两银锭，是南宋京城金银交引铺铸造的铤状 白银 ，金银交引铺是宋代财政制度下产生的官方认可的民间金融机构，主要经营金银买卖、兑换，金银器物的铸造业务等。

元至元十三年 扬州 五十两银锭，在银锭背面铸“元宝”，重五十两，此为最早刻有“元宝”字样的银锭，发现于 上海 。

下面为“ 南海 1号”出土的一些银铤。“ 南海 1号”沉船位于 广东 省 台山 、 阳江 交界海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现，后经2007年整体打捞移入海上 丝绸之路 博物馆内，从2014年开始全面考古发掘，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海上 丝绸之路 的重要遗迹。

“ 南海 1号”基本结构保存于海泥之下，是一条满载货物的南宋时期的外贸商船，是适用于远洋的福船船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十余万件船货与生活物品，其中以瓷器、铁器、钱币等为大宗。发掘出银铤290公斤及金叶、铜钱等，显示出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及海上贸易的兴盛。

南宋常见铤状银，出水时表面多为锈蚀产物及海洋生物分泌物包括。部分银铤因锈蚀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两块、三块甚至多块的凝结物，反映了银铤在海底环境的腐蚀情况。

明正德八年草价银五十两银锭，为明中期样式，两端翘起部分自然向内卷曲。草价银，是马草折银的一种称谓，由田赋折银派生出来。

明嘉靖十四年袁州府 万载 县五十两银锭。明代分封皇家宗室子弟为藩王，俸禄多出自地方财政，这个银铤是嘉靖十四年 江西 袁州府 万载 县为 江西 各藩王府邸征收的禄米银，由粮长王梁朝送纳，提调官知县许候监收。

明 江宁 谷价银五十两银锭，明代晚期标准的马蹄形银锭，谷价银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税米折粮银。折粮银的征收是将原本要征收到县预备库的粮食折换成银两数，告知民户，民户按规定数额直接向官府纳银。

明万历四十六年银锭。明代政府为了采买的需要，实行“辅行之役”，编入铺行的称为行户或铺户。官府强制铺户按照规定价格向其提供或为其购买特定物品，属于劳役的一种。这件万历四十六年 大兴 县铺户严洪缴纳的银锭即是此类代役银。

清 咸丰 七年江海关银锭

清道 光十二年 玉山县 五十两银锭

清光绪十八年 梧州 府库银银锭

清巴县津贴银锭，出现于 咸丰 初年，是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根据钱粮数额按比例增收的一种农业附加税。各地官府设立公局，办理津贴征收事宜。

清 四川 新津 县捐输银锭。捐输，可分为常例行捐输和非常例性捐输。这件银锭上的 新津 县三十三年捐输，又叫按粮捐输，是和津贴一样，在国家正赋地丁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新的农业附加税。

清光绪十八年牙厘总局银锭。根据形制，这件银锭确定为 湖北 牙厘总局铸造。各省厘捐管理机构名称不一，有厘金总局、牙厘总局、厘捐局、捐厘局等。 湖北 牙厘总局设立于 咸丰 七年（1857年），规模庞大。

清 咸丰 太谷 县五十两银锭。 太谷 县位于 山西 晋中 ，是晋商故里，晋商票号业是清代 山西 金融的重要支柱。

张献忠 江口 沉银彭山 江口 古战场位于 四川 省 眉山 市，1646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前明参将杨展在此交战，战败船沉。2016-2018年， 眉山 市文物局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水包括金册、银锭和西王赏功币在内的各种珍贵文物4万余件。

江口 古战场遗址出水的西王赏功币，有金、银两品，总计数量在200枚。从考古发现的西王赏功币来看，表面多保留有较为清晰的打磨痕迹，说明未曾进入流通领域，可能主要为赏赐之用。

传说中的 江口 沉银

（左）明 石门 县辽饷银五十两，（右）明贺县赡租银五十两（都是 江口 出水）

江口 古战场遗址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总计出水明朝五十两官锭300余枚，大多数银锭表面刻有时间、地点、重点、银匠姓名和税收种类等。银锭的铸造时间主要明代晚期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记录了粮银、宗禄银等十多个税收种类。此外还出水了大西政权银锭，可能是张献忠在攻占 成都 后将明朝的工匠收归己用。

“西王赏功”金银币

2.白银东渐

大航海时代来临，使 中国 被动地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 白银 将 中国 与世界连接起来。 中国 的大规模银元制造始于光绪十六年，自此以后这种正面为满汉两种文字，背面为龙纹的“龙洋”开始在各省铸造并广泛流通。这种 中国 新型 白银 货币在抵制外来 白银 掠夺、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光绪16年（1890年） 广东 省造光绪元宝银元正式大规模发行后，各省相继铸造省银元，国有银元对抵制外国 白银 掠夺起到了积极作用。清末，政府进行银元制度改革，最终在宣统二年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并规定了大清银币为国家统一使用的银元。银元制度在民国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民国三年袁世凯侧像一元

民国21年孙 中山 侧像一元

中国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钞的国家，最早的纸钞产生于北宋 四川 地区，从宋代到清代中期也都陆续发行过纸钞，皆以失败告终。光绪23年 中国 首家银行 中国 通商银行成立，光绪33年清政府设立大清银行，发行国家银行兑换券。自此以后， 中国 近代银行体系开始发展和壮大。清初民末， 中国 纸币发展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白银 货币在清代货币体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的各项赔款使本国 白银 严重流失。中央、地方政府不但铸 白银 货币，也发行银票，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交易过程，提高了效率，为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 中国 传统银两、外国银元同时并存的局面使得市场上的纸币呈现五花八门的局面。这一复杂的局面直到法币实行才得以结束。（左）北宋千斯仓钞炒版拓本（右）金圣旨回易交钞一两钞版

（左）金贞祐宝券五贯钞版（右） 元通 行宝钞二贯钞版

大明通行宝钞一贯、二贯

大清银行、各省官银钱号以及主要商业金融机构是清末纸钞发行的主体。当时所发行的纸钞本质上代表所对应的金属货币进行交易和流通，价格随行就市，银元票和银两票的发行种类和数量增长迅速，并随着市场上银元和银两的相对结构变化而变化。银元是清代最主要的纸钞种类。下图为光绪34年大清户部银行十元（汉口）

光绪34年 北京 户部银行兑换银票三十两

光绪34年大清银行兑换券银元票百元

中国 民国度支部兑换券一元

民国元年 中国 银行兑换券十元（奉天）

1907年德华银行五十元

1909年 广东 沙面万国宝通银行一元

印度 新 金山 中国 汇理银行 上海 规银十两

白银 是 中国 历史货币和文化瑰宝，千百年来一直散发着熠熠神采，它不但是 中国 财政税收和商品贸易的历史见证，而且推动了 中国 与世界的联结，更是千百年全球贸易和经济的纽带。

白银 货币已经成为历史，但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财富，它联结着过去和现在，启发未来。

交易、赋税、赏赐、邦交……作为货币的白银曾是拨动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之手，使用白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至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博物馆将于4月26日带来全新特展“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邀观众回溯白银货币的前尘往事。

图说：宋霸东街南重二十五两银锭 上博供图

据介绍，中国冶炼和使用白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唐代中期出现了最早具备货币功能的白银——铤，但白银货币的使用并不普遍。两宋时期，白银的货币功能得到加强，使用范围扩大，逐渐成为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支付手段。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确立了本位货币的地位。清代中期以后，白银逐渐向外输出，尤其鸦片战争以后白银大量流失、外商纸币流通于市，迫使清政府创立国家银行发行中国自己的纸币。

展览不仅展出上海博物馆自身的展品，还从多家机构借展，重要展品包括中国财税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至清代银铤（锭）。2007年“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后移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出土了白银相关遗物，这是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现，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遗迹。宋代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得价值大、重量轻、便于长距离运输的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日益重要。本次将要展示的银铤是被携带出境使用或夹带之物，由此可见宋代对外贸易繁盛的侧影。

图说：明金花银银锭 上博供图

清初以来，民间流传着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大批金银财宝埋于四川某处的说法，版本众多。2016年起，考古部门对彭山江口岷江河道进行考古发掘，证实那里有一处明末战场遗址，与1646年张献忠和前明参将杨展的交战有关。出水的大量白银尤为引人关注，其中明朝五十两的官锭就达300余枚，小银锭和碎银更是数以千计，系各地的税银，涉及多个税种，反映了明代晚期国家财政税收制度及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考古发现破解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

本次展览将展示白银货币和相关器物，涵盖中国传统银两、外来银元、中国新式银元、纸钞等，参观者可直观了解货币史中白银的发展历史、白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白银联结下的中国和世界。（新民晚报记者 乐梦融）

河北博物院展出的海贝（左上）、银贝（右上）、石贝（右下）、骨贝（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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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老的贝币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在燕赵大地上，货币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相比动辄价值连城的镇馆之宝，在综合性博物馆的馆藏中，一枚枚小小的货币可能显得并不起眼。不过，当我们将它们串联起来，看到的却是一部完整的文明史。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便是散落在河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一枚枚货币串联起来的历史。

河北博物院展出的“成白”刀币石范。

1.河北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之一

最早的货币是什么？

贝，是历史上最早成为一般等价物承担货币职能的物品。在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钱币博物馆内，追溯钱币的起源，也正是从展柜中的十多粒小小的海贝开始的。

“在河北考古发现中，贝的出土范围较广泛，大部分地区的先秦遗址或墓葬中均有发现。”馆长崔仁斌介绍。

在温润光泽的贝币旁边，我们还能看到一粒银贝，形制与海贝相似，中有一条细细的牙槽。这枚在沧桑岁月中早已氧化黯然失色的小小银贝，却是这所钱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天然贝供不应求，便出现了人工仿贝和金属铸贝。这枚银贝便是在平山县古中山国国王墓出土的。它的出土，说明了贝币这种货币形式，曾在河北这片土地上的流通范围之广和发展水平之高。”崔仁斌说。

“货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贸的日益发达产生，而它本身也是文明的一种标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资料室主任胡金华介绍，河北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之一，可上溯至商周时期，较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就是贝币。在许多地方是人工仿贝与天然海贝同出，可见其功用也应一致。”

胡金华介绍，虽然贝币的整个流通时期，并未独占流通货币市场，同时能起到价值尺度和货币职能的物品还有金、银、铜、龟甲、珠玉、布帛等，但并不影响贝在古代货币史上曾经一度领先的地位。“作为最早使用货币的省份之一，贝币的广泛使用足以说明，河北的货币发展有着灿烂的开端。”

从这个灿烂的起点开始，货币便在河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了根，从古老的贝币到秦国统一金属货币，从明朝时期白银黄金成为全国商贸硬通货，到清朝的银元铜板……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富饶的物产，纵然朝代更迭、岁月轮替，河北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货币从形制、材质的完整变迁。

河北博物院展出的五铢钱。

2.完整记录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展示着一件青石磨刻而成的铸币范——这件长20厘米、中部宽3.8厘米、厚2厘米的石范虽已残缺，但仍能看出，这是由两枚刀币并联而成的一件单面范，刀身中部反书阴刻“成白”二字。

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今天石家庄一带的这片土地，曾有80余年的时间属于一个被考古工作者称作古中山国的神秘国度，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古中山国铸造了本国货币——“成白”刀币。

“货币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河北古钱币面貌的变化与整个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相一致。河北是多民族融合之地、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种特点当然也会体现在货币上，河北的货币也是既有个性张扬的时期，也有融入多元一体格局的时期。”胡金华解释，战国时期，燕赵称雄河北大地，古中山国曾一度强盛，异军突起，此时是河北地区货币特点最为彰显的时期，“成白”刀币便是一个具体体现。

“‘成白’可释读为‘成帛’，和实物货币‘布帛’应有对应关系。”崔仁斌表示，刀币源于山戎文化日常生活用具青铜削刀，“成白”只是刀币的一种。从形制上看，刀币可分为尖首币、针首币、易币、圆首币四大类，主要在燕国、赵国、齐国、古中山国流通，而河北正是中国刀币的主要发祥地。

但个性只是河北货币“性格”的一面。

“总体而言，河北的文化面貌始终与中原文化呈现了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也反映在了货币上。”胡金华表示。

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很多参观者都会在展柜中整齐陈列的22串五铢钱前驻足，并为其数量之多感到惊讶。

据了解，满城汉墓共出土五铢钱4206枚，其中，靖王刘胜墓共出铜钱2317枚，除1枚为文帝半两外，余皆为五铢；其妻窦绾墓共出铜钱1891枚，除1枚为文帝半两外，余皆为五铢。

“五铢钱是秦汉货币史上的一大转折，随着国家的统一，西汉实现了中央对货币铸造权的集中统一。西汉时期的五铢钱，枚重五铢，形制规整，重量标准，铸造精良，以其优越的性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长寿、最出色的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胡金华介绍，满城汉墓出土的五铢钱在数量上的优势，也是河北货币共性特点的具体体现。

从古老的贝币到金元时期的纸币和印钞铜版，再到明清成熟的银锭、银元、铜板，从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到王莽时期的金错刀，河北大地上出土的不同时代不同形制的货币，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河北大地上风云际会的历史。

“河北货币不仅记录着一个民族内部分分合合的历史，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胡金华介绍，1975年，赞皇县南邢郭村发现东魏李希宗夫妇合葬墓，在李希宗夫人崔氏（卒于北齐武平六年，即公元575年）身旁发现了3枚拜占庭金币；1978年，磁县城南大冢营村发现东魏茹茹公主墓（卒于武定八年，即公元550年），出土2枚拜占庭金币；1964年12月，河北定县（今定州）华塔塔基发掘出的北魏时期舍利石函中，出土有波斯银币41枚。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在石家庄

位于中华北大街55号的河北钱币博物馆，还有一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别称——“小灰楼”。正是在这栋建筑里，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也为河北在中国货币史上增添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殊荣。

如今的钱币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三张面额分别为50元、20元、10元的第一套人民币样票，是当之无愧的头号“镇馆之宝”。

今天，很多人可能已经对这三张纸币上的图案感到陌生，在50元券上印有“中国人民银行”“伍拾圆”等字样，票面上还设计有水车、煤矿等图案；20元券和10元券则分别设计有农夫施肥、火车站和灌田、矿井等图案……

60多年前，人民币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

“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由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发行的解放区统一货币。”崔仁斌介绍，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

“人民币的发行，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货币不统一、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货币充斥国内市场的历史，不仅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也使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了独立、统一的经济体系。”崔仁斌表示，“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在我国金融史、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因此成为河北货币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河北钱币博物馆展出的第一批发行的三种面额的人民币。

3.第一套人民币为何诞生在石家庄？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在石家庄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石家庄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文史委原主任栗永表示，这种必然，要从当时货币急需统一的历史背景和石家庄解放的战略意义两方面来分析。

为什么当时货币急需统一？对此，栗永解释，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的封锁，华北根据地被分割成几块，财经工作只能分散管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间的贸易往来频繁，货币需要相互流通，急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的各解放区货币。另外，解放战争的巨大消耗，也需要统一利用各解放区的财经条件和资源，以克服财经陷入困境的状况，支持解放战争。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变得十分迫切。

但这项重任为什么会“必然”地完成于石家庄？栗永说，这首先要从石家庄解放的战略意义说起。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石家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石家庄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并逐渐发展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边区银行迁入在当时的石家庄算条件比较好的“小灰楼”。1948年4月12日，冀南银行迁至这里，两行奉命合并，组成华北银行。

随后，中共中央指示，在华北、西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初步完成货币统一的准备工作之后，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小灰楼”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并正式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这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及其货币由分散到统一，标志着旧中国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的结束和新中国统一的货币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栗永解释。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犹如野马狂奔，一天一个行市，人们背一麻袋钞票甚至换不来几斤小米。上海解放之初，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曾回忆，有天深夜，他在街上小吃摊吃饭后，掏出新发行的人民币问小贩：“这个钱你愿意收吗？”小贩一见高兴得不得了：“这票子我愿意要！这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

“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人民币的要求是‘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人民币的发行，树立了共产党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和信心。”栗永介绍，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建设需要货币的支持，为此，人民币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和黄金白银挂钩，也不和美元、英镑挂钩，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货币体系，使我国建立起了自成一体的经济体系。（记者周聪聪）

■相关

民俗钱承载的历史风俗

“在我国古代钱币中，除流通的各种货币外，还有各种具有特定含义的钱币，我们称为民俗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资料室主任胡金华介绍。

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展示着一套这样的行酒令钱：远远看去，它们与普通的圆形方孔钱并无二致，但凑近看去，却发现上面的文字和普通钱币大相径庭，20枚钱币各铸有一句话，每句三字或四字，共同组成一首韵语，经有关专家整理后其文如下：圣主佐，得佳士，常毋苛，骄次己，府库实，五谷成，金钱扡（施），珠玉行，贵富寿，寿毋病，万民番（蕃），天下安，起行酒，乐无忧，饮酒歌，饮其加，自饮止，乐乃始，田田妻鄙，寿夫王母。

在这套行酒令钱旁边，还展示着一枚错金银镶嵌铜骰，铜骰共18面，其中16面为数字，两面分别为“酒来”和“骄”字，各面除文字外还用金丝、绿松石、红玛瑙镶嵌出纹饰。

“行酒令钱上的韵语对当时统治阶级及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充满了溢美之词，通篇充斥着封建享乐思想。”胡金华解释，铜骰与行酒令钱应为一套用具，从铜骰和钱文内容可知这是供饮酒时行令用。

“这套行酒令钱就是一套典型的娱乐类民俗钱。”胡金华介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历年来从省内各地收购了大量的民俗钱，主要为民间用品，其类别上主要以厌胜类、美好祈愿类、古语观赏类为多。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藏标本中有一枚五行大布背龟蛇北斗剑形钱，钱币正面篆书“五行大布”，背面穿孔上为一条蛇，下为一只龟，右边是一把剑，左边是北斗七星图。

“这是一枚厌胜类民俗钱，钱文和图案有趋吉避凶之意。”胡金华解释，拿这枚钱币来说，北周取代西魏后，起初沿用五铢钱，后来曾三次铸钱，第二次所铸钱文为“五行大布”。“五行”所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为道家术语，被周武帝采用开铸为“五行大布”钱，后世采用北周钱文，背铸图案用以辟邪厌胜，这枚钱币所铸的龟、剑、北斗星纹都是与道教相关的辟邪之物，寓意辟邪超生，保命长寿。

民俗钱虽不是流通货币，却被我国古代人们视为特殊的灵物，赋予了中国百姓避祸避难、求福求喜求长寿的生存主题。

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藏标本中，有祝颂婚姻家庭和谐美满的龙凤呈祥钱、金玉满堂背合家欢乐带冠钱，寓意平安长寿的福寿双全背天平如意钱、龟龄鹤寿钱，以及寓意升官发财、高榜得中承载着人们美好祝愿的钱币，不一而足。

“一方地域一方俗，不同阶层不同礼，考古发现的民俗钱较为稀少，又因其出土地点、年代明确尤显珍贵，是进行民俗钱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胡金华介绍，以河北博物院展出的行酒令钱为例，这套展品出土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之墓，刘胜乃西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异母兄长，时当西汉中期。其妻窦绾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118—前104年之间，年代明确。满城二号汉墓出土的铜宫中行乐钱以实物形式形象地说明了饮酒作乐已是西汉时期后宫（或贵族）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在行酒时应有一套具体规则。

在民俗研究价值外，民俗钱的艺术价值也不容忽视。胡金华解释，民俗钱并不是为装饰和艺术而产生的，但因其主要用于佩戴、悬挂、摆放等，因而便具有了部分的装饰功能，装饰的艺术性也就成为铸造者必须同时考虑的方面。

“这些流传下来的民俗钱，图案布局匀称合理，铸造精美，寓意表达或明确或含蓄，每枚民俗钱都可谓是一件艺术品。”（文/记者周聪聪）

图片均由记者耿辉摄

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

是货币史研究里程碑，

赞誉不断，畅销不衰。

该书近百万言，讲述了

从殷商时代到清末中国货币的沿革发展，

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

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

都做了深入研究。

它从货币角度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货币通史巨著。

《东亚钱币学》认为该书是其研究领域

任何语言版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1994年，为彰显彭信威

在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领域中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上海造币厂铸造发行了一枚铜质纪念章

纪念章的正面镌刻着彭信威的正面浮雕像和环形铭文“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背面镌刻的是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图案和他的名言“中国货币文化的光芒照耀了周围世界”。

看懂货币的历史

才真正懂得经济和金融的历史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并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少见的。

——彭信威

而且这部经典绝不是深奥难懂的，

它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有用的角度。

01

贝壳是钱，为什么

又有刀币、铲币等？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这点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汇，绝大部分是从贝，如贫贱等。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用贝的时候，以朋为单位，一朋原是一串，后来概指一个固定的数目。古诗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句子。

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后来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

当时的劳动人民，常用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铲、刀、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地区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演变成为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布币中有一种没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应当是西周的东西。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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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的古钱币上有画的

是真钱还是假钱？

中国货币的形制和西方货币截然不同：西方货币上喜用人物禽兽花木为图形，欧洲人一向把他们的钱币看成美术品，特别是古代希腊的钱币，在美术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钱币艺术衰退的中世纪，欧洲有些钱币，特别是金币，还是反映了拜占庭美术的风格。

而中国货币上，除文字外无他物。甚至如果中国钱币上发现有飞鸟走马，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在中国的钱币上，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痕迹。

先秦货币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古篆。它和甲骨文不同，因为两者书写的工具不同；它不同于钟鼎文，因为钟鼎文是当时文化水平很高的统治阶级所写的，而钱币上的文字乃各地同铸钱有关的人所写的，可以说是民间的文字。秦半两以后，钱币上是用小篆。但六朝时已有隶楷的出现，唐代则完全用隶书，或所谓八分书。北宋钱上有行、草，太平天国钱上有简体字。

03

古代的货币贬值

是怎么样的？

而中国历代政府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法很多，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用这种方法，贬值程度还有限，汉初由十二铢重的半两减成三铢重的荚钱，只能膨胀四倍，就是减成一铢，也不过十二倍。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一铢重的小钱，也只是膨胀五倍。

大钱就比较严重了，例如王莽的错刀，一个钱便当五千，两把刀就能收买人民手中的黄金一斤。三国时孙权的大泉和清咸丰时的大钱都是属于这一类，历代的当十钱还算不得什么。

宋以后用纸币来膨胀通货，伸缩性更是无限了。纸币膨胀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面膨胀一面改发新钞，宋、金、元都是用这种办法；另一种是一直膨胀下去，如明朝的大明宝钞，就是用这种办法。

04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两三千年里增加了吗？

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

拿米价来说，如果都折合成现代的公石，则秦汉间每石只要一百文上下，那时钱币的分量比较重。西汉在昭帝时，每石值两三百文，元帝时涨成四五百文，哀帝时涨成六七百文。魏晋南北朝时币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盛唐是一个物价低的时期。那一百多年间，米价每石只要两三百文，比西汉的平均米价还要低。安史之乱后，物价增加几倍。宋元两代，物价比较高，北宋米价每石自几百文到千文，南宋及元代用纸币，自然更高。但明代又是一个紧缩期，以制钱计算的米价，每石自两三百文到五六百文。清代物价又渐涨，乾隆以后，每石总是千文以上。

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或租税特别重的时候，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所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可买到半公石到两三公石的大米。这虽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实际上也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

05

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

谁的收入高？

货币的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历代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两者的消长。

我初步比较的结果，发现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14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

06

哪个朝代官吏

薪俸最高？

官吏的收入与工人农民就大不相同了。过去史家因为对于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对于历代官俸的厚薄，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譬如《清朝文献通考》就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这是不对的。错误的原因是历代官吏俸禄有时用实物为标准而用货币支付，有时用货币为标准而用实物支付，或于货币官俸之外，加给各种实物的补贴。兼之历代的度量衡标准不同，所以史书中的记载，若不加一番整理，是看不懂的。

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甚远。

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拿具体数字来说，汉朝三公号称万斛，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不到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一百八十公石。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元代的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初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了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

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说，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唐开元时的九品官的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当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明洪武初是八公石半，清乾隆时是七公石。

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收入构成一条拋物线，秦汉以后，有上升的趋势，以唐宋为顶点，以后就逐渐下降。这条拋物线，应多少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消长，因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俸禄定得很高的。但结果由于财力不继，总是维持不住。

自然上面这些数字只限于正俸，而不包括帝王的赏赐和官吏自己的贪污所得。到了清末，做官的人，哪里把正俸放在眼里？因为若论正俸，那么，就是一品官的六部尚书，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双俸也不过三百六十两，而实际上有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来源：聪明投资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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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共读】第9期

本期好书：《中国货币史》（上下两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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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是货币史研究里程碑，赞誉不断，畅销不衰。

该书近百万言，讲述了从殷商时代到清末中国货币的沿革发展，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都做了深入研究。它从货币角度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货币通史巨著。

《东亚钱币学》认为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其研究领域任何语言版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而且这部经典绝不是深奥难懂的，它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有用的干货知识。

作者简介

彭信威

我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解放前先后就职于南京内政部、上海神州国光社、国立重庆大学、重庆复旦大学等部门，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上海经济调查所副主任兼《社会经济》月刊总编辑等职。曾以驻美特派记者身份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英、俄、日、法、德等诸国语言，尤精英语。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著有《中国货币史》等多部著作。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并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少见的。

——彭信威

1994年，为彰显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领域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上海造币厂铸造发行了一枚铜质纪念章。

纪念章的正面镌刻着彭信威的正面浮雕像和环形铭文“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背面镌刻的是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图案和他的名言“中国货币文化的光芒照耀了周围世界”。

看懂货币的历史，才真正懂得经济和金融的历史。

贝壳是钱，为什么又有刀币、铲币等？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这点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汇，绝大部分是从贝，如贫贱等。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用贝的时候，以朋为单位，一朋原是一串，后来概指一个固定的数目。古诗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句子。

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后来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

当时的劳动人民，常用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铲、刀、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地区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演变成为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布币中有一种没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应当是西周的东西。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中国的古钱币上有画的是真钱还是假钱？

中国货币的形制和西方货币截然不同：西方货币上喜用人物禽兽花木为图形，欧洲人一向把他们的钱币看成美术品，特别是古代希腊的钱币，在美术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钱币艺术衰退的中世纪，欧洲有些钱币，特别是金币，还是反映了拜占庭美术的风格。

而中国货币上，除文字外无他物。甚至如果中国钱币上发现有飞鸟走马，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在中国的钱币上，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痕迹。

先秦货币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古篆。它和甲骨文不同，因为两者书写的工具不同；它不同于钟鼎文，因为钟鼎文是当时文化水平很高的统治阶级所写的，而钱币上的文字乃各地同铸钱有关的人所写的，可以说是民间的文字。秦半两以后，钱币上是用小篆。但六朝时已有隶楷的出现，唐代则完全用隶书，或所谓八分书。北宋钱上有行、草，太平天国钱上有简体字。

古代的货币贬值是怎么样的？

而中国历代政府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法很多，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用这种方法，贬值程度还有限，汉初由十二铢重的半两减成三铢重的荚钱，只能膨胀四倍，就是减成一铢，也不过十二倍。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一铢重的小钱，也只是膨胀五倍。

大钱就比较严重了，例如王莽的错刀，一个钱便当五千，两把刀就能收买人民手中的黄金一斤。三国时孙权的大泉和清咸丰时的大钱都是属于这一类，历代的当十钱还算不得什么。

宋以后用纸币来膨胀通货，伸缩性更是无限了。纸币膨胀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面膨胀一面改发新钞，宋、金、元都是用这种办法；另一种是一直膨胀下去，如明朝的大明宝钞，就是用这种办法。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里增加了吗？

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

拿米价来说，如果都折合成现代的公石，则秦汉间每石只要一百文上下，那时钱币的分量比较重。西汉在昭帝时，每石值两三百文，元帝时涨成四五百文，哀帝时涨成六七百文。魏晋南北朝时币制混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盛唐是一个物价低的时期。那一百多年间，米价每石只要两三百文，比西汉的平均米价还要低。安史之乱后，物价增加几倍。宋元两代，物价比较高，北宋米价每石自几百文到千文，南宋及元代用纸币，自然更高。但明代又是一个紧缩期，以制钱计算的米价，每石自两三百文到五六百文。清代物价又渐涨，乾隆以后，每石总是千文以上。

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或租税特别重的时候，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所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可买到半公石到两三公石的大米。这虽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实际上也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

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谁的收入高？

货币的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历代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两者的消长。

我初步比较的结果，发现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14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

哪个朝代官吏薪俸最高？

官吏的收入与工人农民就大不相同了。过去史家因为对于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对于历代官俸的厚薄，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譬如《清朝文献通考》就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这是不对的。错误的原因是历代官吏俸禄有时用实物为标准而用货币支付，有时用货币为标准而用实物支付，或于货币官俸之外，加给各种实物的补贴。兼之历代的度量衡标准不同，所以史书中的记载，若不加一番整理，是看不懂的。

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甚远。

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拿具体数字来说，汉朝三公号称万斛，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不到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一百八十公石。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元代的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初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了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

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说，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唐开元时的九品官的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当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明洪武初是八公石半，清乾隆时是七公石。

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收入构成一条拋物线，秦汉以后，有上升的趋势，以唐宋为顶点，以后就逐渐下降。这条拋物线，应多少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消长，因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俸禄定得很高的。但结果由于财力不继，总是维持不住。

自然上面这些数字只限于正俸，而不包括帝王的赏赐和官吏自己的贪污所得。到了清末，做官的人，哪里把正俸放在眼里？因为若论正俸，那么，就是一品官的六部尚书，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双俸也不过三百六十两，而实际上有时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