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甚至牵动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形成机制进行改革，是我国经济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也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商出口商品所得的外汇收入，在国内兑换成的人民币将比原来减少，从而利润空间变小；而进口商用来兑换进口商品所需外汇的人民币也将比原来减少，从而利润空间变大。推而论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鼓励进口。

事实不完全如此，首先，贸易差额是由消费、投资等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的，取决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而不取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水平。从二战后到1987年底，日元和德国马克分别大幅升值了1．93倍和1.66倍，但两国的对外贸易依然保持了顺差格局。

其次，目前我国总出口的60％以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一种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包装物料等，经境内企业加工装配后，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加工贸易的进口环节，不利于加工贸易的出口环节，影响有正有负，基本上可以视为中性。

再有，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人民币升值还是难以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一样，对于纺织品等轻工行业影响较大；对进口原料较多的钢铁行业应该属于利好；进口数量巨大的能源行业其进口以人民币计价也会下降；汽车行业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降价压力，因为不仅其进口零件以人民币计价降价了，而且钢铁等投入品的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

人民币汇率调整将引导企业积极培育非价格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汇率改革将促使出口企业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生产链条拉长，就业岗位增加，同时将引导一部分资源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总规模。

从国际上看，20世纪70年代英镑升值后、80年代日元升值后，英国和日本的第三产业都发展迅速。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增减对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总的来说，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在短期内打击出口、鼓励进口。在没有其他政策调整的情况下，相对的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将导致GDP增速相对下降，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和一般贸易进口。

然而长期来看，进口产品国内价格的下跌将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提高实际利率，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基准从高位回落，虽然实际利率上涨会进一步打击投资长，但竞争力的改善将带动出口复苏。因此，GDP增长会在骤降之后止跌回升。

2.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在企业的收益层面，另一个

在企业的资产负债层面。收益层面主要体现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公司未来销售量、销售收入、营运成本等经营要素的影响，资产层面则主要源于汇率变动所导致的对企业资产或负债价值的重估。由于企业间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汇率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或大或小、或正或负，冷暖不一。

但不管怎样，企业未来自由现金流量及其潜在风险水平的变化仍是价值影响分析的惟一出发点。

从收益层面来看，对于有出口、进口以及国际化业务的公司，人民币汇率调整将直接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如果企业的原材料很多依靠进口，不考虑其他因素，人民币汇率调整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净收益水平的提高。产品出口则刚好相反，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企业产品在同等人民币价格水平下的外币价格上升，从而可能导致企业被迫降低出口价格或造成产品销售量下降，企业以人民币计价的销售收入以及净收益将随之下降。

而企业国际业务部门所实现的以外币核算的收益也将因为上述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减少对企业总体收益水平的贡献。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收益的这些变动都将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

因此，在对具有上述特点的企业进行价值评估时，财务模型中一定要设定汇率参数以及汇率与销售量、销售收入、业务成本等经营绩效指标的相关关系，以合理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与上述过程相比，人民币汇率调整在企业资产负债层面的影响稍显复杂。由于资产负债性质的不同，汇率变动导致的资产价值的变化对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影响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在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必须分别予以考虑。首先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性项目。

典型的货币性项目包括货币资金、借款、应收应付款等。它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或偿付的负债。当人民币汇率调整时，企业以外币核算的上述资产或者负债将会发生相应的增值或者贬值。例如，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企业保有的外币存款将发生贬值，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金现值的实质性影响。而企业发行的以外币结算的债券或其他债务则可以更低的人民币成本偿还，而这可以为企业节省出更多的可用于自由分配的资金，从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3.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股市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调整，已经成为左右我国股市中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热钱在什么程度、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我国股市，是投资者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人民币升值将必然从两方面影响股市。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吸引国际投机资本，以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套汇。

人民币汇率调整预期导致投机性热钱流动,影响股市资金供给和市场利率水平，对市场带来大幅波动和隐患；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必将改变我国现有进出口状况，进而影响对进出口依存度大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及业绩，从而深层次地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估值体系。

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市场方向，市场各方机构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对股市的影响利大于弊，对有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都有良好的预期,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并提升整个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估值。

这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计价的A股的国际估值，将推动一些核心蓝筹A股的走高，市场构成相对正面和积极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经济总量影响不大，对行业整体表现利大于弊，对于短期内的A股市场有激励作用。

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预期状态，将可能推动股市进入资金与价值复合推动型状态，不排除可能阶段性地演化为纯粹的资金推动型股市；人民币升值对股指的推动力度要视升值幅度的大小和升值周期的长短而定。

从实践来看，在货币升值初期股市的反应往往比较强烈，我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的热钱流入潮，而股市将成为境外资金的主战场，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影响,将通过对成本的影响、对价格的影响和对资产负债定价的影响等三方面的效应发生作用，从而形成对各个行业不同的影响和机会。

4.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成本的影响

例如出口的成本因为升值而提高，或者进口原料成本的下降导致成本降低等，从对成本的影响来看，对诸如钢铁原材料铁矿石、电解铝原材料氧化铝、造纸原材料纸浆等进口依赖型产业无疑将人民币升值中受益，但出口型企业如纺织外贸等则因为成本上升而导致竞争力减弱。

4.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价格的影响

例如进口的替代效应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对价格的影响来看，房地产业特别是一些具备土地储备的地产类公司国际化估值有望提升，而汽车等行业在进口替代效应下产品竞争力将下降。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

【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内容大类目之一

“人民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

第一部分：人民币的诞生

第二部分：人民币货币统一进程中的三大挑战

第三部分：人民币通胀史：上涨的物价和缩水的购买力

本文为“人民币”系列 第 四 部分

格物者说：汇率问题牵涉到一国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外贸（进出口）、关税、跨境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物价、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对外战略等。要透析复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应清晰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基本历史脉络——人民币汇率史。

从人民币诞生至今，人民币汇率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2年的汇率大波动，1953-198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1981-1993年经济体制转轨期的探索改革，1994年至今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

1949-1952：汇率大波动

人民币诞生之时（1948年12月1日），我国境内当时流通着许多外币（如美元、英镑等）。在解放区内，外币被强制要求兑换成人民币，不得流通，外币全部汇集至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当时建国前后，我国外汇极端短缺，人民银行对外汇资金的管理也极为严格，外汇的收支，严格服从国家政策目标和计划安排。

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被解放，全国渐渐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外汇管理模式：一，所有外汇收入（出口收入、侨汇）必须出售给人民银行，所有外汇的使用（进口或其他用途）都要经批准后向人民银行购买；二，由人民银行设立外汇交易所，并指定一些银行机构（包括外资银行）参与外汇交易，同时指定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管理机构、代理人民银行参与外汇交易（当时中国银行被并入人民银行体系中，专职外汇管理业务），严禁一切场外交易（外汇黑市交易）；三，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汇率制定原则是“国内外物价对比法”（根据国内外物价对比水平来制定汇率，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购买力平价”原则），汇率随物价变化而调整，盯住美元的进行浮动。

人民币汇率的制定工作起始于天津解放。平津战役胜利后，华北地区基本都解放，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在天津设立外贸局，以对华北所有进出口贸易事务进行统筹管理。要发展对外贸易，当然必须先得制定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1949年1月15日，天津正式解放，次日，人民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两天后（1月18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挂出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牌价——这是最早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时，先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再以美元为基础来套算人民币对其他外币（如英镑）的汇率。

此后，随着上海、厦门、广州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银行也快速在当地设立了分行，并在当地公布各自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其他各地均以天津口岸的汇率牌价为参照标准，再结合当地具体物价情况，来制定各自的汇率牌价（上海解放后，上海港口被封锁，这客观上促成了天津港口地位的上升）。

在1949年1月18日到1950年7月8日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两大特点：一，各地不同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并存，无全国统一汇率。由于天津、上海、广州等各地的物价情况不一样，因而各地人民银行分行报出的汇率牌价也不一样，存在差价，形成分散式的汇率制度，和分割式的外汇交易市场。二，人民币汇率因国内恶性通胀、物价飞涨而大幅调贬。从1949年1月19日到1950年3月13日，人民币汇率调贬共52次，以天津挂出的牌价来看，从“1美元/600旧人民币”调贬至 “1美元/42000元旧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1950年3月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化，此后物价渐渐稳定，人民币汇率小幅回调。

建国前后，人民币汇率的飞速贬值，是由当时的汇率制定原则（国内外物价对比法）和外贸外汇政策（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照顾侨汇）决定的。

以上海为例，我们从下图中可明显看出“上海的物价上涨曲线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曲线的高度相关性”，物价上涨和汇率调整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期（大约为一个月），即物价上涨一段时期后（时滞期），人民币汇率会随之调贬。由此可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根据国内物价来调整的（当期美国物价非常稳定，可视作固定不变）。

▼图：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上海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物价指数。1949.8上海月均汇率是2246.77，到1950.4月均汇率达到峰值39516.67。制图丨格物·资本。

1950年3月后，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开始展开，经济秩序和物价重归稳定，人民币汇率统一也被提上日程。同年7月8日，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 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由此结束了多个并存、分散式的人民币汇率时期。

另外，全国财经统一后，国内物价稳定，而美国物价上涨，我国外贸外汇政策也发生变化（转为“兼顾进出口有利，照顾侨汇”），由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人民银行不断调升，到1951年5月23日时，已升至1美元/22380旧人民币（全国统一汇率）。

1953-1980：可调整固定汇率

1953-1980年这段时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也打上了深刻的“计划”烙印：人民币汇率定价完全由政府决定，高度服从于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目标，市场机制完全失效。

从1953年起，计划经济时代开启，物价被高度管制，长期保持稳定（除1960-1962年物价大波动之外），物价和汇率定价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被行政之手所“掐断”；货币政策也是被高度计划，因而货币政策也并不影响汇率定价。同时，所有外贸业务也均由国营外贸公司统一计划经营，外贸盈亏由财政收支统一安排调剂，这样一来，汇率对外贸的调节作用也就失效了。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币汇率定价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方针是 “坚持稳定”：在1953-1971年间，将人民币钉住英镑，对英镑汇率基本固定不变；在1972-1980年间，将人民币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整体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图：1953-1980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和英镑），数据为官方的外汇牌价（区别于外贸所用换汇价）。制图丨格物·资本。

在1953-1971年间，国际上正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实行的是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主要货币（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日元等）和美元之间保持着长期固定汇率关系。国际汇率机制的固定化，间接地为人民币汇率固定化创造了条件。

我国政府将人民币钉住英镑，实际上是在间接地钉住美元。当英美货币汇率调整时，人民币汇率也跟随调整，并重新固定钉住。

还须注意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人民币对前苏联卢布的汇率才是最受重视的汇率。

50年代为中苏蜜月期，我国经济发展得到苏联有力支持，双边经贸活动扩大。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我国因朝鲜战争受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同时，我国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贸关系快速升温。因而，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关系，才是当时最受重视的汇率关系。当时，中苏均为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币对卢布的汇率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进入60年代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双边经贸活动急剧萎缩，人民币对卢布汇率重要性下降。1970年后，中苏间贸易不再用卢布，改用瑞士法郎。

1972年后，由于一些国际因素的重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和方法也发生一些调整。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同年12月，美国政府与“十国集团”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每金衡盎司黄金从35美元调整至38美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名义上依然保留着固定汇率制。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升温。接着1973年2月，美国政府再度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从38美元调整为42.22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彻底崩溃，西方国家普遍转入无序的自由浮动汇率制。

面对国际汇率机制的大变局和外交政策的大转变，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依据和方法做出了调整，从原先的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相对稳定。

所谓“钉住一篮子货币”，即根据“篮子中货币”的浮动情况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及其权重，完全由政府决定，而且会根据不同时期情况而进行调整。“篮子货币”选取的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并按其重要程度和对外政策的需要，确定相应权重，最终计算出人民币加权汇率。

▼图：1968-1979人民币汇率“一篮子货币”中的外币变化。 “货币篮子”的范围逐步扩大，到 1979 年时扩大到 20 种货币，其中，英镑、西德马克 、瑞士法郎、美元、日元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图片来源：《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贺力平。

不过，“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详细制定依据和具体计算方法，我国当局从未公布过，至今仍是谜，因而，我们无法得知这一时期 “钉住一篮子货币”的真实定价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钉住一篮子货币”方法实施后，秉承着“坚持稳定”的方针，人民币汇率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对比其他各货币浮动情况），整体保持在中间偏上的水平。其中，1972-198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因美元的贬值而相对调升。而且，随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升温，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1979年后，人民币汇率名义上虽是“钉住一篮子货币”，但实际上，是以美元为中心钉住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是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完全服从的是计划经济思维，按行政指令来制定汇率，是一种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期间钉住的对象发生变化，1953-1972为英镑——1972-1979为一篮子货币——1979后为美元）。人民币汇率不受市场供求影响，也无法起到调节外贸的作用，制定的合理性也失去保证，汇率严重偏离均衡水平，人民币汇率仅沦为了一个记账和核算工具。

1981-1993：转轨期的探索改革

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外贸部门走在改革的前列，外贸经营权下放，各地外贸公司纷纷成立，这些外贸公司试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对外贸公司的利润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原本不合市场逻辑的、被行政之手严重扭曲的人民币汇率，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出口贸易企业因汇率扭曲而蒙受不合理的亏损。外贸体制的改革，倒逼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比如：在1979年时，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为2.41（即我国的外贸出口公司，以2.41元人民币的成本，出口商品赚取1美元，相当于用2.41元人民币换了1美元），而当时的银行牌价汇率（即官方汇率）为1.555，这意味着，出口企业赚回1美元后，从银行只能换到1.555元人民币，无法抵消成本2.41元。因而，出口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相反，进口企业却是赚钱的。

为了改变出口企业因人民币汇率扭曲而亏损的局面，我国1979年8月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出口企业把赚取的一部分外汇卖出国家，另一部分可留成给自己（在此以前，出口企业所有的外汇收入都必须卖出国家，不得自留），留成的部分可自由支配。

“外汇留成制度”衍生出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外汇调剂市场”。由于外汇留成制度的存在，出口企业保留着一些外汇，而同时一些进口企业需要外汇、但不一定能申请得到，还有一些其他潜在的外汇需求者也存在（如黑市外汇交易者），为了调配这种外汇余缺关系。国家外汇局于1980年10月开始尝试，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展外汇调剂业务，由中国银行充当中介，由此形成的最初版的“外汇调剂市场”。不过80年代上半期，该市场因受到种种审查和限制，而发展缓慢，并不成熟。

此外，从1981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出口企业按“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汇率，而官方汇率则变成非贸易结算汇率，我国进入了“双轨汇率制”时期（贸易汇率和非贸易汇率，都由政府控制）。官方汇率，即我国对外公布的外汇牌价，主要用于侨汇、旅游、外国领事馆、我国驻外机构、出国代表团等一切非贸易外汇收付的兑换。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即限于进出口贸易所用的结算汇率。

▼图：1980-199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官方汇率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1981-1984年间，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一直都是1：2.8，没有变动过，这一汇率明显低于官方汇率。制图丨格物·资本。

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之所以定在“1：2.8”的水平，主要目的是为服从于当时的外贸政策“出口创汇”。从实施效果来看，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也确实起到积极作用——解决了当时出口企业亏损的问题，贸易收支好转，外储增加。

不过，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在实施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由于贸易和非贸易的双重汇率存在，造成了外汇管理混乱；而且，双重汇率引入后一直被国际社会所诟病（双重汇率是对出口的补贴，是不公平贸易的手段），IMF多次建议我国政府改变汇率双轨制。因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注定只能是经济转轨初期的一个过渡性临时政策，它既不代表汇改的方向，也无法阻挡人民币汇率走贬的倾向。

从上图还可看出，1981-1984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非贸易汇率（官方汇率）在不断调贬。1981-1983年调贬主要是因为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才相对调贬。1984年时，我国接受了IMF建议，同意取消汇率双轨、进行并轨，于是大幅调贬人民币官方汇率，以让其接近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并轨做铺垫。

到1984年底时，官方汇率已经接近2.8。1985年1月1日，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正式被取消，同时将官方汇率定为2.8，汇率实现并轨。

1985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官方汇率一路调贬，一直到1993年（见上图）。此期间的汇率调贬，是由于国内物价上涨较快，出口换汇成本也快速上升，迫使人民币汇率调贬，而且整个80-90年代的外贸政策一直推崇“出口创汇”的宗旨，汇率调贬正好契合此宗旨。

在贸易和非贸易汇率并轨之际，还有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人民币汇改探索实践正在如火如涂地进行——外汇调剂市场。前文中提到，80年代上半期，外汇调剂市场发展缓慢，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外贸企业外汇留成比例不断提高，外商投资的引入，外汇调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汇调剂资金量快速增长。

到1988年3月时，为了配合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外汇局制定了《关于外汇调剂的规定》，依此，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93年时，全国共有18个外汇调剂公开市场）。

同年9月，上海率先设立了“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会员制、公开竞价交易和集中清算制度，允许外汇调剂价格在一定限价内按公开市场供求浮动，并且这种汇价形成机制很快就被其他调剂中心所采纳。这种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以往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汇率定价机制，拉开了我国市场化汇率定价的序幕。当时的“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上的汇价，就是我国最早的市场化汇率。

在1988年9月至1993年底期间，人民币汇率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双轨制”时期：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官方汇率是政府定价的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上市场定价的汇率。

▼图：1979-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月平均汇率。 “新的双轨制”时期，人民币的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一直低于官方汇率，这说明当时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存在贬值压力的（被高估了）。图片来源：《过于强调汇率稳定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管涛。

1988年后，外汇调剂市场发展迅猛，到1993年底时，受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来调节的外汇收支活动占到80%作用，政府定价汇率调节活动仅占20%。此时，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机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由外汇调剂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政府官方定价实际上是以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参照依据。

“新的双轨制”在运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利用汇差套利、寻租腐败，调剂市场分散不统一，导致地区不正当竞争，政府背负巨额的外贸补贴，阻碍加入WTO），客观上要求人民币汇率实现再次“并轨”。同时，“新的双轨制”运行时期，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轨已成为必然趋势。

1994年至今：市场化汇改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市场化汇改，由此正式定调。

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宣布1994年1月1日起实施重大汇改——人民币市场化汇改迈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1994年汇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原先的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单一的（钉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设定汇率波动幅度，并通过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对汇率进行浮动管理）；二，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持续了14年的外汇留成制度和外汇支出行政审批制，允许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有限制条件），外汇管理由原先的外汇局直接管理变为依靠银行间接管理；三，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当年4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由此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也初步形成。

1994年后，我国继续推进外汇管理体制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定价机制改革，先后出台许多放松汇率管理的改革举措，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

不过，市场化汇改进程并不顺利，历经波折。1997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钉在8.28附近，持续了七年之久，回到了政府管制的固定汇率制，这意味市场化汇改中断；同样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钉在6.83，持续了两年，市场化汇改再次中断。2015年突如其来的“8·11汇改”，激起汇市大波动，人民币急剧贬值，央行为了稳住预期，又出手干预（抛美元稳人民币、严控资本外流、引入逆周期因子），8·11汇改这种“闷雷一声响”的操作遭致很多人的批评（央行没有与市场提前沟通，没有制造充分的市场预期，过于唐突；而且，央行因干预汇率而流失了大量的外储，且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8·11汇改”后，央行不再指导制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而是将定价权交给了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由市场的供求决定。但实际上，由于央行的频繁干预（出于稳定目的），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而且，与汇改紧密配套的人民币可兑换性也被严格控制。市场化汇改仍在路上，挑战依然很大。。。

▼图：1994年1月至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月度汇率，以及1994年至今人民币汇改历程。数据来源：CEIC DATA，中国人民银行。制图丨格物·资本。

历年汇率波动

回顾历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49-1952年，人民币汇率因国内恶性通胀而不断走贬，主要是由当时历史环境（新中国刚建立，社会还未稳定，经济凋敝）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也没有连贯且完整的制度安排。

1953-1980年，人民币钉住英镑或“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固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

1981-1993年，人民币名义上钉住“一篮子货币”，实际上以钉住美元为主、且对美元汇率不断走贬。这段时期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大背景下，当局尝试人民币汇率定价改革探索（两次“双轨制”），并根据不断升高的出口换汇成本，而不断调贬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

1994年至今，大背景是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具体分两个阶段：1994-2015.8，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且对美元汇率不断走升（持续21年单边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基础；2015.8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见上图1994-201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汇率波动弹性扩大，央行也会视情况干预，遏制单边走向。

另外，2015年11月后，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也开始受到关注，如下图，人民币汇率指数整体是在走贬的。（这里的“一篮子货币”，和1972-1993年期间的“一篮子货币”不一样）

▼图：2015.11-2019.8，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是参考CFETS货币篮子、参考SDR货币篮子、参考BIS货币篮子计算。数据来源：CEIC DATA，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参考资料

《人民币汇率研究》（第二版），吴念鲁 陈全庚，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8

《1949~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史》，徐少强 朱真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人民币内外均衡论》，卜永详 秦宛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人民币汇率升值：历史回顾 、动力机制与前景展望，张明，金融评论，2012年第2期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杨 帆，中国经济史研 究， 2005 年第 4 期

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吴念鲁 陈全庚 鄂志寰，财经科学，2005年第1期

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贺力平，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4期

人 民币汇率变化历史回顾及其影响分析，张米良，工业技术经济，1993年第5期

过于强调汇率稳定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管涛，新浪专栏，2016年11月24日

版权声明

本百家号“格物资本”发布的所有原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图片、漫画、音频、视频等，其版权均归属于本号及其运营者（运营者已实名制），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修改或发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来源：一德期货

作者：车美超

内容摘要

2019年三季度随着中美贸易局势趋紧加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7”，央行一改往日态度，允许人民币汇率定价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变化，弱化逆周期因子与确保兑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的影响力，以此缓解资本流出压力与金融市场动荡隐患。随后人民币在中美关系趋缓以及中间价逆周期因子等引导下企稳，继续承担着“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9月国内PMI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有所改善，制造业生产总体恢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将呈现弱势企稳态势。另外，QFII额度限制取消利好外资入场，基本面和资金面均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美联储被动降息凸显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不过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的扩张，说明实际上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来购买这种经济扩张，这种做法风险是相当大的。美国经济边际放缓迹象较为明显，预计货币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状态，美元较难持续强势，而欧洲经济表现则更为糟糕，预计欧元区四季度经济紧缩风险提升，货币则表现相对弱势。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当前人民币汇率较为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这使得资本相应的流出压力大幅回落。

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我们认为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基础，适度贬值反而有利于改善PPI通缩，波动弹性增加，总体仍以维稳为主。

以下内容为正文

1. 人民币汇率三季度走势回顾

汇率波动是常态，有了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2019年三季度人民币汇率总体处于贬值通道，其中7月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小幅贬值0.2％，离岸人民币贬值0.61％，在岸人民币贬值0.27％；8月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贬值2.8％，离岸人民币大幅贬值3.65％，在岸人民币跟随贬值幅度达到3.93％；9月中间价小幅调升0.22％，离岸人民币波动幅度较大，不过最终微升0.28％，在岸人民币收涨0.16％。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8月份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呢？下面我们来具体回顾一下。

8月1日美联储开启过去10年以来首次降息后，在美元回落的情况下，人民币不涨反跌，且下跌速度远远超过美元指数，8月1-2短短两个交易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直线下跌逾800个基点。8月5日上午，离岸人民币急贬破“7”，市场恐慌情绪骤增，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双双跌破7整数关口后，许多华尔街投资机构表示根本“搞不清状况与原因”，只能任由程序化量化交易模型自动结清人民币多头头寸止损离场，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快速跌至7.10附近。究其原因是人民币中间价大幅下调，受美国意外宣布对我国3000亿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人民币汇率承压下行。由于美方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中国相关企业决定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为防止市场过度解读和过激反应，央行及时发声表示此次贬值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主要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8月6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于8月14日在香港发行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总发行量为300亿元，其中3个月期央行票据200亿元，1年期央行票据100亿元，此项操作有利于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进行逆周期调节，维护市场稳定。消息发布后，离岸人民币大涨400点。随后美国财政部指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我们认为此举与5月美国商务部曾提议制定一项新规定有关，对低估本币兑美元？汇率国家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其目的在于抵消进口商品享受的补贴金额，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贸易局势趋紧导致不少投资机构调低人民币汇率估值，另外，我国央行在悄然弱化汇率调控措施，背后逻辑是调控措施容易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在贸易局势紧张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引发资本外流与金融市场动荡的隐患。人民币汇率更贴近市场供需关系而呈现均衡合理价格，会让资本感到安全，资本外流与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相应减少。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100亿元，中标利率为2.89％，此次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与当前离岸市场同期限利率水平基本相符，有助于推动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目前人民币汇率围绕7.1附近波动，短期走势随中美贸易局势发展等事件驱动影响较大。

2. 影响因素分析

2.1 我国经济运行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常态化，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分析预判也更为关心，以有效应对汇率风险。9月我国官方制造业PMI环比上涨0.3％至49.8％，优于市场预期，显示国内经济景气改善，制造业生产总体恢复。新订单指数环比由跌转涨，为5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原材料库存指数环比小幅上涨，产成品库存环比下降，采购指数有所回升，显示企业原材料库存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加快生产，加大采购的影响，但考虑到当前制造业需求主要依靠基建支撑，且制造业企业盈利压力暂未出现改善，因此制造业库存恐难趋势性回升。当前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当局实施全面降准，支持基建投资增长，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随着基建对冲作用显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将呈现弱势企稳。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综合分析国内形式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既要稳当前，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也要注意保持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经济基本状况良好，增长韧性较强，财政状况稳健，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另外，降成本等措施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向下校正，能改善出口竞争力；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增强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也是对人民币贬值风险的有效对冲。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并不存在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基础，总体仍以维稳为主。长期看，物价水平变动最终导致汇率变动是通过国际商品和劳务的套购机制实现的，通过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收支变化传导，从物价相对水平变动来看，人民币也有一定支撑。

2.2 跨境资本变动

根据“丁伯根理论”，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至少要采用一个政策工具，可用的工具越多，对每个工具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当前，央行采用的是汇率、储备和管制三个工具的组合，即人民币汇率不是守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有一定的弹性；外汇储备不是不用，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耗；资本管制除了采取一系列宏观审慎的新措施（如对远期结售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征收存款准备金等）外，主要是加强了银行结售汇和人民币跨境收付的柜台真实性审核等。现阶段，在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明显高估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参考篮子货币调节为基础，形成有限度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抑制单边投机；以雄厚的外汇储备为基础，适时适度打击市场炒作行为；引入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调节外汇供求，减少恐慌情绪下市场的无序波动。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8月，银行结汇12013亿元人民币（等值1711亿美元），售汇12391亿元人民币（等值1765亿美元），结售汇逆差378亿元人民币（等值54亿美元），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64％。其中，银行代客结汇10555亿元人民币，售汇10785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230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1459亿元人民币，售汇1607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148亿元人民币。8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收窄，境内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格局。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上升，售汇意愿保持平稳。8月，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即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73％，环比上升6个百分点，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即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9％，环比基本持平。货物贸易、直接投资是8月份主要的结售汇顺差项目，企业投资收益购汇季节性有所回落。2019年1-8月，银行累计结汇83337亿元人民币（等值12204亿美元），累计售汇86386亿元人民币（等值12652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3049亿元人民币（等值447亿美元），按照简单的逻辑推断，结售汇逆差意味着外汇供不应求，未来会有升值预期，近期的热钱流向预估模型也有所体现，短期导致我国资本外流的原因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的内部冲击，也有来自国际美元强势的外部冲击。从内部冲击角度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使得投资的风险溢价上升，同时走出生产者物价指数（PPI）通缩阴影，也需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适当贬值可有效改善PPI。

9月10日，国家外管局宣布，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这是自我国在2002年设立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起，对外资投资中国市场开放力度最大的一次举措，亦是提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外管局深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改革，完善审慎管理，取消汇出比例限制，取消有关锁定期要求，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就其所持有的证券资产在境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等，极大便利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随后，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外资的流入也为人民币贬值起到的缓冲作用。截至2019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24亿美元，较年初上升197亿美元，升幅0.6％。

2.3 美欧经济运行及美元指数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6万，不及市场预期，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表明企业对招聘人员变得越来越谨慎。不过将前值进行上修后，三季度平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15.67万人，说明美国就业市场仍然稳健增长。失业率录得3.5％，成为1969年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低位，驱使美国短期利率期货交易商对美联储未来两次会议降息的预期均有所下降，削弱了未来降息前景。另外，有迹象表明，持续近15个月的贸易冲突削弱了商业信心，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意愿受到遏制。综合美国政治风险和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中，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联储上次会议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1.75％-2.0％，为今年第二次降息25个基点，点阵图显示，票委在进一步降息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美联储年内继续降息的理由并不充足。不过，美联储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贸易风险纳入下一阶段货币政策重点考量范围，如果未来外部风险和美国国内经济走弱局面未现明显缓和，不排除年内再次降息的可能。本月底，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届时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鉴于当前经济表现，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大概率会在10月继续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埃文斯表示美国经济的脆弱性上升，对利率合适的水平保持开放态度。由于全球需求疲软，企业部门已经显露疲软，美联储需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双重使命的方案，预计美国通胀将升至2％目标。

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学会发布的数据，9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较上月大幅下滑至47.8，为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美国制造业PMI连续第二个月收缩，且收缩速度比8月更快，在该机构关注的18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3个行业9月实现增长，其余均出现萎缩。且疲弱的消费者信心数据加剧了对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的担忧。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财年美国国家债务总额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随着两年前开始实施的特朗普税改法案效果逐渐消退，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不断增长的债务利息可能会对美国的信用评级和经济前景造成影响。从美国财政部列出的收支项目看，税改令美国本财年税收收入增速降至了3.4％，甚至低于名义GDP4％的增速，支出却增加了7％至4.16万亿美元。在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背景下，美国名义GDP仅增长了8300亿美元，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的扩张，实际上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来购买这种经济扩张。随着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压力不断显现，维持扩张的代价将越来越大。受到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影响，今年二季度美国GDP增速已经降至2％，创特朗普上任以来新低。由于制造业萎缩开始危及服务业扩张，机构纷纷下调全年经济增速预期。

从美国经济动能看，经济边际放缓迹象较为明显，货币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状态，美元较难持续走强。不过从花旗经济意外指数的角度来看，近期美国经济意外指数重回正值，显示实际经济情况优于人们的普遍预期；而欧洲经济则表现更弱，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疲弱，加剧了对欧元区经济状况的担忧。9月份欧元区制造业的产出、新订单和购买都大幅下滑，输入成本的跌幅创下2016年4月以来最大，9月份欧元区制造业的经营状态录得了近7年来的最糟糕表现，商业信心跌至了201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经济下行，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几乎接近停滞，西班牙经济增速创近6年最低水平，欧元区的经济前景正在恶化，就业减少的速度创下了2009年12月以来最快。另外，在当前脱欧局势主导英镑走势的基本逻辑下，软脱欧预期不断升温，英镑维持弱势整理。预计欧元区四季度经济紧缩风险较大，德国、英国经济下行风险上升。

目前中美利差维持较阔水平，不过短期人民币汇率没有走中美利差逻辑，因此在这里先不做过多分析。未来美元指数走势将更多由预期偏差影响，如继续走强，则会对人民币带来压力。

2.4 短期因素扰动

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从风险逆转指标看，短期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如果中美谈判再掀波澜，人民币很可能再次遭遇抛售，另外一个月期期权波动率有所攀升，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根据之前的经验，在市场价明显偏离中间价时，中间价大概率持稳，直至市场价高于中间价，即使谈判能达成较好的协议，中国仍需大量购买美国大宗商品，这会收窄总的经常帐顺差规模，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空间亦有限。

3. 总结及风险

三季度随着中美贸易局势趋紧加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7”，央行一改往日态度，允许人民币汇率定价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变化，弱化逆周期因子与确保兑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的影响力，以此缓解资本流出压力与金融市场动荡隐患。随后人民币在中美关系趋缓以及中间价逆周期因子等引导下企稳，继续承担着“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9月国内PMI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有所改善，制造业生产总体恢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将呈现弱势企稳态势。另外，QFII额度限制取消利好外资入场，基本面和资金面均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美联储被动降息凸显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不过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的扩张，说明实际上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来购买这种经济扩张，这种做法风险是相当大的。美国经济边际放缓迹象较为明显，预计货币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状态，美元较难持续强势，而欧洲经济表现则更为糟糕，预计欧元区四季度经济紧缩风险提升，货币则表现相对弱势。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当前人民币汇率较为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这使得资本相应的流出压力大幅回落。

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我们认为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基础，适度贬值反而有利于改善PPI通缩，波动弹性增加，总体仍以维稳为主。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谭浩俊

11月5日，人民币大涨，在岸、离岸双双收复7.0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大涨327点，收报6.9975，创下8月5日以来新高。在岸和离岸一度都涨破了6.99的关口。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极大关注。有的人高兴，认为好久不见“6”的身影，终于又回到“6”时代了。有的人担忧，回归“6”时代的基础并不扎实，还有可能继续跌回“7”时代。

不过，无论是“6”时代，还是“7”时代，都没有本质区别，6.9975和7.0001有多大区别吗？没有，只是心理价位而已。就像中国经济增长一样，当增幅跌近“8”时，有人紧张了，说千万不能破“8”，否则经济就有问题了。后来不是破“8”了吗？，并没有出现问题啊。紧接着，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又开始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破“7”了，而这次的理由也比破“8”更多，提出的危害性也更大。结果，还是破了。破了就破了，也没有发生严重后果。

在全球经济都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要想独善其身，是不大可能的。至少，要随一随大流。前提是，不要做下行的冒尖者。成了经济下行的冒尖者，就真的有问题了。如果独善其身，也有问题，其他国家就会把眼睛盯在你的身上。而必须随大流，但决不乱随大流。

人民币汇率同样如此，在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必然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尤其贸易战的持续进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却不会像有的经济分析者认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会很快跌破7.5，会持续下跌。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太悲观、太令人失望了。

人民币汇率回到“6”时代，确实令人高兴，说明中国经济支撑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能够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仍然比较沉着地回到“6”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性，也充分说明了各方对人民币的信心。但是，回归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会轻易退出，也让回归面临不小的压力。所以，要对此次人民币汇率回到“6”时代保持清醒的认识，切不要以为此次回归就永远回归了。

按理，人民币贬值，应当对出口有好处，应当能够拉动出口。但是，在目前世界各国经济都比较困难，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阴影很浓的情况下，指望汇率贬值增强出口，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目前的情况下，出口只能是维持，而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因此，人民币贬值与出口快慢和多少已经没有多大关系，而只对出口过程中企业的效益等产生影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么说，此次人民币汇率能够重回“6”时代，都应当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是可以高兴的事。毕竟，持续的贬值，对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信心是不利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也是不利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仍然是最大的，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有这样的增长做基础，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出现持续下跌的现象。否则，就只能是某些势力在做空人民币。

而做空，只能是短暂的、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的。有良好的经济做基础的中国经济，不可能让人民币持续贬值，也不可是有的经济学者所说的，要很快跌破7.5，跌破7.5的条件并没有形成。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只要经济的增长保持在一定速度，只要经济增长在全球仍然是最好的国家之一，那么，人民币汇率就不可能跌破7.5。

所以，此次人民币汇率重回“6”时代，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中国经济前景、对人民币信心的一种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前景有任何担忧。经济的韧性很强，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较高的速度，人民币汇率也一定会比较稳定。中国的经济安全也是可以信任的，中国的经济政策会越来越优化，内需则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2020年人民币汇率展望：机制定型后，功能释放是重点

落幕即序曲。当迈入新世纪的20年代之后，刚刚过去的10年代呈现出的运行轨迹和内涵逻辑，对于我们憧憬下一个未知十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历史与逻辑永远是统一的”，故以此来展望2020年的人民币汇率市场。

10年代，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本定型

在过去的10年代，对于人民币而言，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按照“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总体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过去的10年间，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在2005年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又先后实施二次汇改、取消强制结售汇、扩大汇率波动幅度、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推出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逆周期因子的引入、汇率宏观审慎管理的完善等等。目前，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基本定型，并平稳运转。

图1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涨幅（左） 图2 人民币汇率指数年涨幅（右）

数据来源：Wind

图3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变化（左） 图4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H）变化（右） 数据来源：Wind

而就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而言，在过去的10年，主要就是两个变化：一是汇率走势由升值转向贬值（参见图1和图2），拐点变化发生在2014年和2015年，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换挡期，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二是汇率的波动幅度明显扩大，拐点变化同样发生在2014年和2015年，即经济运行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市场和政策同步开始调整，并持续发生正反馈互相影响。

影响汇率的两大变量：经常账决定方向，资本和金融账决定波幅

当汇率机制定型且汇率已处于合理均衡水平之后，对于汇率本身而言，侧重点自然就转向了功能的释放，这就是易纲行长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文中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宏观经济格局下，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内外均衡的稳定器。”即人民币汇价的表现内生于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这里所言的“变化”包括汇率的走向和汇价的波幅。因而，如何判断这两个变化点就是今后对汇率预测的关键。

图5 经常账户差额变化情况（左） 图6 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变化情况（右） 数据来源：Wind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稳定在[-2%，2%]，该国的国际收支就是平衡的。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在2005年汇改时为5.79%，最高曾于2007年达到9.95%，之后逐年回落2010年回落至4%以下，2013年回落至2%以下，到2018年仅有0.36%。而从经常账户的结构变化而言，即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情况，2013年之后，中国货物出口顺差出现缓慢下降，但服务逆差却快速扩大，相应从经常账户流入中国的美元将呈现下降趋势。

若要逆转此趋势，取决于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汇能力，然而目前中国时处向高质量制造业升级阶段，同时伴随人均GDP迈入万美元阶段后，包括旅游和教育等居民的境外消费还将继续增加，因此短期内无法逆转经常账户顺差下降趋势，相应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情况就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与经常帐户顺差下降相对应，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变化波幅明显增大，加之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加速和范围的进一步拓宽，由此必然带来跨境资本流动的频率提升和规模扩大，相应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即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的变化情况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波幅。

而上述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两个变量将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除此之外，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价走势的短期因素，还包括以下5点：

1．中美经贸协议签订后，协议的落地情况以及中美后期磋商的进展情况；

2．去年四季度中国GDP环比增速为1.5%，较三季度提升了0.1%，中国经济的筑底企稳情况；

3．美联储暂停降息步伐，但已经重启了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同时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方向，但更侧重灵活适度，包括中美利差在内的中美货币金融环境差异情况；

4．市场对外汇和黄金储备、外债、进出口、持有美债规模等数据变化的反应，即市场对中央银行维护汇率稳定能力的评估情况；

5．外贸部门本身对于人民币汇价走势的预判以及采取的应对情况。

图7 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模拟 数据来源：Wind

以上五点短期因素最终均会影响市场情绪，进而在人民币短期汇价走势上有所体现，参照2016年至2019年人民币汇率实际走势，模拟出来的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在综合上文影响人民币汇率长短期因素，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率：汇率波幅将较去年扩大（2019年人民币汇率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年波动区间[6.6，7.2]。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原标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回顾与展望

中国外汇市场在2019年更具韧性，并与经济金融的开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局面应当保持下去。

本刊特约作者 王子实/文

2019年，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走势颇不平凡，USDCNY从2019年一季度最低的6.6695一度贬至7.1850，虽然年底回落至6.9620，但年内贬值幅度仍达4.4%，全年最大波幅达7.7%。虽然内外部环境都很艰难，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看到汇率市场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仅市场参与者变得更为成熟理性，市场监管环境也更加宽松和开放，同时人民币汇率在面临外部风险事件冲击时也更具韧性。这些悄然出现的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市场正朝着更加稳定、开放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基本面推动贬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4月，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市场一度预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USDCNY也一度升至6.66的阶段性低点。

第二阶段：5-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市场避险情绪暴涨，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一度接近2018年6.96的高位。由于市场对7的整数关口仍存敬畏之心，加之中美首脑大阪会议达成一致，USDCNY回落后，保持高位震荡。

第三阶段：8-9月，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在岸、离岸美元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USDCNY价格最高一度涨至7.1850上方。

第四阶段：9月开始，双方重启贸易磋商，并最终于12月就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致，人民币兑美元也逐渐升至7的下方。

从上述各阶段的走势来看，基本面是人民币走贬的基础，贸易摩擦是人民币波动的推手。

贸易冲突带来的汇率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冲突双方经济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2018年年底的数据测算，对华出口只占美国GDP的约0.6%，但对美出口占到中国GDP总量的3.5%左右。中美双方在贸易依赖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了人民币在贸易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人民币跟随贸易战升级而大幅贬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市场情绪看，贸易摩擦消息推动人民币大幅波动。2019年，USDCNY的趋势性走向依旧与2018年一样，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推动明显；短期的大幅波动更是如此，如5月和8月的跳涨均是受中美贸易战升级所致， 12月中旬的跳空下挫则是受到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文本达成一致的消息鼓舞。

人民币与“篮子”的相关性增强

自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逐渐放松对美元的盯住，转而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波动而波动。虽然在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波动暂时脱钩的现象，但笔者认为，并不能根据这种暂时性的背离就得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一篮子货币波动相关性在下降的结论。

实际上，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汇率同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远高于2015年汇改以来0.6的平均水平。但不同于2018年的是，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水平相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水平大幅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只有美元指数波动率的1/6左右，但2019年，这一比率几乎接近1/2，显示相对于外部事件，市场在2019年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程度更高。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继续提升。7之前作为人民币汇率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关口，在2016年，2018年市场最动荡的时候都没有被突破，市场普遍预测这一位置上，市场参与者做空人民币会相对谨慎，同时央行也会有意无意维持这一价格。但市场刚性预测区间被打破之后，市场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USD/CNY的汇率。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及这之后的走势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人民币波动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破7”不仅打破之前市场对央行干预市场的预期，也从侧面反映出央行对人民币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并不准备通过设置硬区间来干预市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让市场放弃对央行干预市场的期待，价格的变动还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来完成。

第二，“破7”之后，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依然明显，这表现为人民币中间价连续开在市场交易区间下方，并与市场交易区间有较大差距（图1）。在这一点上，应该理解为央行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既要让市场放弃央行直接干预市场的预期，又要令市场对汇率波动的稳定性有一定预期，不要出现恐慌情绪，毕竟汇率的稳定对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

市场更趋理性，汇率有韧性

2019年，人民币汇率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银行结售汇客户交易方式的转变。2019年之前市场的大幅波动时能够明显看到一些客户会有“观望-忍耐-恐慌性交易”的情况，但2019年这种情况明显减少，随之能够看到客户跟随市场变化逢低购汇、逢高结汇。从数据上来看，可以明显看到，2019年较2018年相比，结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多同向变动，而售汇率与USDCNY汇率更多逆向变动（图2）。另一方面，从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化来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逾3.1万亿，较2018年底增长350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205亿美元。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外储规模的稳定以及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市场对于事件驱动贬值的反应更为理性，而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稳定也更具信心。

除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转变令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具韧性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令2019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水平较2018年有所下降。

一是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加上A股和国内债券被纳入全球性的指数，令外资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2019年，MSCI三次调整A股纳入因子，调整之后中国A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分别达到12.1%和4.1%，2019年生效的富时罗素6月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列，2019年4月，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正式纳入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之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根据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股市北上资金累计流入3519亿元，较2018年增长20%。根据中央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投资者债券托管量达1.88万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长3637亿元，增幅达24.55%。外资的进入既反映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逐步提高，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2019年，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平均为25%左右，较2018年20%的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图3）。

汇率升中趋稳，国际化还需提速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笔者认为，人民币短期有可能走强，汇率波动水平进一步降低，但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短期内中美贸易对抗的强度有可能有所下降。2020年作为美国的大选之年，特朗普为寻求连任，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大选上，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可能作为其竞选筹码之一，如果考虑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艰难程度，很难预期短时间内会有进一步的协议达成，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特朗普还是会维护双方第一阶段的协议成果，而将第二阶段的协议作为竞选纲领的内容。因此人民币面临的贸易争端带来的贬值压力将会大大缓解，进而有可能进一步走升。

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变化是市场对于贸易摩擦的反应变得更为不敏感，比较2018年和2019年，2018年12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500亿美元×25%+2000亿美元×10%，2012年9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15%，我们可以看到虽然2019年9月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强度变大，但相应的汇率波动却有所降低，这其中的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更为理性；二是中国多方面的开放政策给人民币波动带来了重要的缓冲。笔者预计，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会继续朝着稳定、开放的方向演化，因此，人民币波动变缓的趋势将继续延续，即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波动的边际影响效果会进一步减弱，在贸易摩擦减缓的趋势下，人民币波动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

虽然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的概率增加，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人民币的涨幅：一是中国国内的基本面并未有大幅改善，加之全球经济增长依旧疲软，人民币尚无大幅走强的基础；二是中美对抗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缓和，但中长期来看，双方在科技、金融、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争端升级将是一个大趋势，人民币始终会受到中美冲突的影响难以大幅升值；三是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从政策利率的调整节奏上看，最新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将在2020年维持目前的利率，而2020年伊始，人民银行就调降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开始放松，未来LPR有可能进一步下调，2020年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在利差收窄加速的情况下，人民币涨幅会受到限制。

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但在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结构转型升级、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的中长期背景下，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框架下实现相对的汇率稳定，就需要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自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改革，但近几年来这一进程有所放缓，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商品计价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从中美贸易争端来看，如果未来想要在外部风险事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还是应该尽可能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通过不断开放的经济金融政策来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减少中美贸易冲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美元在支付结算、计价、外汇储备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无法撼动，未来政策还是应该着眼于加速去美元化，比如加大人民币支付的比重，加强人民币同其他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建立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价格发现机制，开发相应的衍生产品等，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独立性越高，人民币汇率受到单一事件的影响才能越小。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来源：证券时报网

直跳300点！人民币汇率跌破7点大关，一则消息引发画风突转，这些关键因素将加大汇率波动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日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

7月22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上午盘中涨超300个基点，升破6.97关口，最高升至6.9650，为三个月来首次。离岸人民币也涨近100个基点，最高升至6.9649。然而，下午受美方要求中方关闭休斯顿总领馆的突发消息影响，两地人民币汇率快速走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直线跳水300个基点，跌破7关口；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跳水近250个基点，亦失守7关口。

虽然临近收盘受突发消息影响，金融市场“画风”急转，港股跳水、人民币汇率迅速走弱，美元指数走强，但纵观近几日外汇市场的总体表现，美元指数下行趋多，主要非美货币处于升值通道，人民币，澳元、纽元、欧元、英镑兑美元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不少分析指出，欧盟各国就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达成协议，提振了市场对于欧元区经济复苏的信心，推动欧元兑美元升至2019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也使得美元指数连跌三日创四个月多来新低，多个非美货币相应走强。

尽管今日临近收盘人民币汇率急跌，但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元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的同时，大量海外资金流入我国资本市场导致近期人民币外汇市场购买需求旺盛，直接带来人民币的稳步升值，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强势；不过，下半年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

突发消息搅动金融市场

▲▲▲

人民币汇率“破7”后势如破竹，连续四个交易日持续上涨。7月22日上午盘中一度最高升至6.9650附近，刷新3月中旬以来新高。当天人民币中间价亦大幅上调144个基点。

受欧盟达成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的利好消息提振，欧元、英镑近日大涨，带动美元指数走弱，人民币、澳元、纽元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升值。

然而，下午临近收盘，受美方要求中方关闭休斯顿总领馆的突发消息影响，美元指数上演“V型”大反弹，两地人民币汇率快速走低。截至16：30收盘，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报7.0059，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23点。

不过，7月以来美元指数总体延续下行趋势，至今跌幅已近2%。不少分析认为，全球经济活动重启避险情绪消退、美国本土疫情加重以及欧元走强等三方面因素，是美元指数近期持续走弱的主要原因。

“受美国疫情反复、经济重启暂缓、经济复苏缓慢、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不断波动下行，目前在95左右，对人民币汇率的外部制约减弱。”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美国大选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加深

▲▲▲

美元指数的走势，关系着很多非美货币汇率的变动。展望后续美元指数的走势，有分析认为，下半年美元指数重回上行趋势的动力不足，美国大选临近亦会增加美元指数的波动性。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源表示，短期来看，美联储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可能性将对美债收益率形成一定下行牵引，美国经济反弹或将呈现弱于预期的走势。这些因素将在一定程度降低美债等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随着买需减弱，美元转向上行动力不足。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提醒，随着时间进入下半年，美国大选走势对于美元指数影响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上升。无论谁最终当选，都不会允许美国基本面和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因此美元和美股的下行压力或较为有限。

不过，从中长期看，认为美元指数进入趋势性下行通道的观点不在少数。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近期表示，目前我国持有的黄金储备处于历史高位，但仍低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经济体，未来或仍有增持空间。下半年黄金处于长周期上涨中的消化期，阶段性的不确定性会推升金价，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看多的判断，未来7-10年美元大概率进入下行通道，坚定看好黄金长期投资价值。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也认为，一些促使美元指数走弱的因素正处于酝酿之中。新冠疫情发酵以来，美联储通过降息、QE、非常规政策工具等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二次发酵延长了美国经济受到疫情因素影响的时长，宏观杠杆率上升显著，短期冲击向中期延续的概率在上升，美国的供应能力可能相对下降，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相对美国而言可能具备更为乐观的经济基本面前景。7月21日，欧盟达成复苏基金协议，可能成为美元走弱的一个重要推手。

这些因素推动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回升

▲▲▲

在美元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的同时，大量海外资金流入我国资本市场导致近期人民币外汇市场购买需求旺盛，直接带来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分析普遍认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继续升值趋势。

曹源源表示，近期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进出口增长好于市场预期，PMI数据显示制造业扩张加快，二季度GDP实际同比恢复增长至3.2%。这表明随着国内疫情进入稳定控制阶段，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从而构成人民币持稳回升的主要理由。随着美元避险需求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态势良好及中美利差保持高位，跨境资金有望总体保持净流入状态，从而对人民币汇价进一步上行提供支撑。

王有鑫也认为，一方面，中国经济稳定复苏提振了市场信心。在疫情有效防控背景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达到3.2%，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正增长，彰显了经济内在韧性。出口贸易和贸易顺差逐渐改善，企业结汇率不断提升，外汇供求形势好转。另一方面，股汇联动效应进一步提升。受中国经济利好影响，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进一步凸显，跨境资本特别是股市中的北向资金流入明显增加，提振了人民币汇率。

不过，尽管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有望保持强势，但下半年其波动性也在加大。“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而言，随着大选时点的逐渐临近，大选给美元指数带来的压力或将导致人民币汇率有所加强。但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近期两党对华表态均偏强势，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或使得人民币汇率走势面临一定的波动性。”明明称。

“展望下半年，预计人民币汇率将继续波动回升。不过，考虑到目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在金融市场波动的特殊时点，人民币汇率可能也将存在阶段性调整压力，对此应保持警惕。”王有鑫称，中国经济复苏动力不断增强，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回升至6%的常态化水平，中国出口贸易也在逐渐恢复，贸易顺差和外汇收入将持续反弹，而受国外疫情、经济低迷和投资审查趋严等因素影响，外汇需求减弱，外汇市场供求形势将进一步改善。相比海外负利率零利率的投资环境，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将显著提升，跨境资本流入将增加，来自经济基本面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支撑力度将增强。而美国经济深陷衰退、疫情和种族矛盾打击之中，失业攀升，货币政策将长期保持低位，美元指数将继续波动回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减弱。

李超预计，下半年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仍是主导汇率走势的核心，人民币汇率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近期美国疫情有所反复，特朗普支持率走跌，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存在将内部矛盾对外转移的可能性，进而扰动人民币汇率，预计年内人民币汇率将在6.85-7.2区间震荡。

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17日电 国新办17日举行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新闻发布会，谈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生活的影响，王春英称，对没有持太多外币资产的人来讲，没有太大影响。今年疫情使民众到境外旅行和留学机会减少，汇率无论到7.2还是7或6.99，对生活都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有媒体问：近期人民币汇率围绕7波动甚至一度突破7关口，如何看待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整体走势？人民币汇率走强会对人们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此，王春英称，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是没有变的。

“从观察情况看，汇率短期波动主要是市场力量推动。”王春英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范围内保持了基本稳定。但双向波动比较明显，弹性加大，今年汇率在贬到最低位时，接近7.2元，现在升过7元，所以双向波动还是非常明显的。

分三个阶段看，如疫情暴发初期，春节假期开市以后，市场情绪在汇率上有一个集中释放，随后在支持疫情防控措施推出的情况下，市场情绪好转，也带动了汇率回升。

另外，3月国际金融市场有震荡，市场避险情绪高涨，推动美元上涨，非美元货币普遍承压，在这时人民币同步走贬，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向好，复工复产加速，人民币很快恢复回升。

最后一个阶段是5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短期走贬后，6月以来总体又有升值，近期又回到7甚至7以上，主要是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有所缓和，美元指数在走弱，同时，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总得来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很正常的。

对于汇率变动对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王春英指出，今年汇率到7，对没有持有太多外币资产的人来讲，没有太大影响。今年疫情也使民众到境外旅行和留学的机会减少，所以汇率无论到7.2还是7或6.99，对生活都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王春英还称：“说到产生影响的话，可能就是你的账面资产，如果外币资产非常多的话，账面资产会有一些变化。但如果不发生真正的货币兑换，影响是非常小的。”

未来人民币汇率究竟到多少？王春英表示，还是会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地波动。所以相关影响也是在不断变化，至于影响大小是取决于个人外币资产的规模，还有个人对资产持有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应该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但在国际货币中相对是稳定的，不会对大家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中新经纬APP)

新京报快讯（记者 许雯）近期人民币汇率围绕7波动，甚至一度突破7关口。7月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很正常的，未来仍将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波动，汇率波动对个人生活影响较小。

一问：人民币汇率为何波动明显？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主要是市场力量推动。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范围内保持了基本稳定。但是双向波动比较明显，弹性加大，但基本稳定。

王春英分三个阶段进行剖析。首先，疫情暴发初期，春节假期开市以后，市场情绪在汇率上有一个集中释放，随后在支持疫情防控措施推出的情况下，市场情绪好转，也带动了汇率回升。

另外，3月份国际金融市场有震荡，市场避险情绪高涨，推动美元上涨，非美元货币普遍承压，在这个时候人民币同步走贬，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复工复产加速，人民币很快恢复回升，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5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短期走贬以后，6月以来总体又有升值，近期又回到7甚至7以上，主要是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有所缓和，美元指数在走弱。同时，从昨天发布的数据看，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

二问：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王春英表示，总的来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很正常的。

未来人民币汇率究竟到多少？王春英回应说，仍将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波动。

三问：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生活有何影响？

王春英认为，今年人民币汇率到7，对没有持有太多外币资产的人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今年疫情也使大家到境外旅行和留学的机会减少，所以汇率无论到7.2还是7或6.99，对你的生活都不会产生较大影响。”王春英说，如果外币资产非常多的话，账面资产会有一些变化。但如果不发生真正的货币兑换，影响是非常小的。

王春英表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个人生活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外币资产的规模，还有对资产的管理理念，“应该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但在国际货币中相对是稳定的，不会对大家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京报记者 许雯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危卓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自疫情以来，随着美联储大幅降息以及央行三次降准释放天量货币，人民币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外汇汇率也呈下降态势，这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让民众对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都引起浓厚的兴趣。

那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幅度大的原因在哪里，据分析：一是央行选择时机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政策因素，因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偏离市场汇率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了中间价市场基准地位和权威性，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有利于提高中间价形成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汇率实际运行空间，更好地发挥汇率对外汇供求调节作用。二是近日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使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出现分化；只有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让市场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与磨合，才能稳定市场预期，确保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有序完善。

显然，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降，既有央行人为政策操纵的内因，也有国内外经济自发推动的市场外力，要对此客观看待，正确分析利弊，不能大惊小怪，更不能对人民币产生恐慌情绪。

从利好端看，会让纺织、钢铁、航运等行业受益：一是纺织服装行业会“起死回生”。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由于受近十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使出口为导向的不少企业经营业绩普遍下滑。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会增大出口订单，让其获得喘息机会。尤其对不少利润被结汇环节吞噬掉的纺织服装企业，成本会大减，人民币贬值将刺激其起妙手回春。二是钢铁行业又将“枯木逢春”。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已是社会共识，人民币贬值利于钢铁行业走出去，从而增加其生产利润；尤其在人民币贬值情况下，会降低钢贸企业出口成本，有利于加速国内钢企去库存化，使钢铁企业经营竞争活力得到焕发。二是航运业会“启帆远航”。人民币贬值刺激国内制造企业出口，带动钢铁、纺织等货运业务，从而给集装箱等航运业务带来利好，甚至还有可能带动原材料等货运市场扩大。四是化工业会产生“化学反应”。人民币贬值将加大进口企业采购成本，但对出口型化工企业将是利好。五是汽车行业将会迎来“发展春天”。人民币贬值或使进口汽车价格吸引力将下降，或抑制进口汽车销量进一步扩大局面。如此，会给国内汽车制造业提供大好发展时机。

从利空端看，会让股市、楼市、国外旅游、海外购物、留学等行业或投资人员受损：一是股市投资形势会更严峻，振幅会更大。人民币与A股走势高度相关，人民币升值会让A股走强，人民币贬值多伴随着A股下跌。同时，人民币贬值引发本币资产估值下降，导致金融、地产等相关板块走弱，拖累整体大盘。如果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将导致国际热钱流出，A股流动性环境会趋紧，波动幅度也会加大。二是可能导致民众房产投资兴趣下降，不利于房地产业整体回暖。人民币升贬与民众房产投资欲望息息相关，人民币持续升值十多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十多年。在这个升值过程中，拥有房产的人们，资产迅速升值。房产升值预期，又激发了更多人买房欲望。而人民币贬值，则会使国际热钱流出中国，不敢轻易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推动国内住房资产价格下跌。为此，目前急欲购房或房产投资者，可等待观望一段时间，再做投资决定。三是对国外留学、旅游、购物等带来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同样的人民币所换取的外汇比以前少很多；海外购物者会面临购买一些境外商品因价格上涨而购买数量减少的窘境；国外旅游意味着换取原来相同的美元，要付出更多人民币。这一切对有留学子女家庭、有国外购物爱好者和喜爱国外游家庭来说，就需认真权衡了，选择好购物方式和出境游时机，以规避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