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元等于多少人民币

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个年头。70年前，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意义重大。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经验的共产党人如何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军史专家刘统出版《战上海》一书，以详实史料还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发生的故事。我们从书中节选了有关经济的七部分内容，呈现共产党人和上海人民在稳定上海经济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今天发表的是第四篇，还原解放初期重重危机的大上海，是如何克服粮荒、煤荒，打击银元投机，建立人民币信用体系，并最终恢复上海正常经济秩序的。

《战上海》刘统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18-12接管上海之后，陈毅面临的首要问题：共产党如何养活上海500万人民？

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当时上海主要工业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上海人赖以为生的大米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来源见文后注释1）

面对粮荒煤荒 采取平价救济

这种情况，华东局领导是有准备的。在丹阳，大家就研究了保障上海供应的“两白一黑”问题，即大米、棉花和煤炭。

应华东局的请求，中央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大米、白面和煤炭，用火车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国民党败退后，共产党接管到建立政权之间有个过渡期，这期间军管会采取了平价救济的方式，给百姓提供粮食和煤。保障生活需要。1949年6月5日，军管会在《解放日报》（来源见文后注释2）上发布公告：

上海市粮食公司筹备处，为协助恢复生产及解决工人，公教人员与学生之生活困难起见，于六月五日通告平价出售食米，配售对象、办法、价格、数量等均有规定。

配售对象：1. 各工厂之工人及其他有组织之劳动者，2. 各公私立学校之教职员及住校学生，3. 各级政府机关之公务人员及工友。

配售价格：按照粮食公司每日牌价计算。

配售数量：每人三十市斤，并以各工人、公教人员、工友、教职员及住校学生为限，其眷属暂不包括在内。附注：提货人须自备麻袋。

公私企业的生产用煤，也由政府给予调配，以解急需：“京沪杭区煤炭调配处，为有计划配给上海市各公私营工厂用煤起见，6月2日起开始办公以来，连日忙碌登记，本市各公用事业及公私工厂申请配煤者，三天内已有民生实业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太乙调味粉厂、纶华染织厂等数十家。申请者须填具燃煤现存数、申请数、每月需要数三项。对急需燃煤者，该处正请示上级迅予拨售，以利各厂迅速开工。”

这些办法只能应急，要恢复上海市民的正常生活，还是要按正常的市场供应才行。恢复上海正常经济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废除国民党旧币，使用人民币。

人民币兑换金圆券 银元投机猖獗

国民党的金圆券，害苦了上海人民。王鼎钧在上海目睹了那些民不聊生的场面：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王鼎钧痛心地写道：“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0.22217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元、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来源见文后注释3）

为了建立新中国的货币体系，1949年2月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就派薛暮桥、南汉宸等负责金融财政的干部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的银行和造币厂，开始设计印制人民币。为的是渡江后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取代旧币，建立新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

上海解放第二天，军管会主任陈毅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六月五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

这是共产党在为蒋介石背锅。国民党通过发行金圆券吸干了上海市民的黄金外币，卷款逃跑，金圆券没有了本金，变成一堆废纸。但是共产党要养活上海人民，不能让百姓破产。于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给上海人民带来了生机，百姓们纷纷来到各兑换点，把金圆券换成人民币。仅仅七天，就完成了兑换。

然而，陈云也没有估计到，解放区印制的人民币根本不够用，几天就兑换完了。曾山向陈云告急，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请再送更多的人民币来。短期哪能送到如此巨额的人民币呢？接管财经的干部灵机一动，去找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印币厂。原来以为国民党一定把印钞机带走了，没想到上海印币厂的工人把机器保存完好。我们的干部带来了人民币的印版，立刻开始哗哗地印起了新票子。（来源见文后注释4）

但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的心理恐慌，使百姓不相信纸币而相信黄金和银元这些硬通货。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依然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仿效。

当时上海市中心的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有“黄牛”站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手里拿着几块银元，发出叮叮当当声音，嘴里念叨着“大头要吗”。他们不断报着当天银元进出的行市。行人有的站了下来，讨价还价，双方议定了价格，用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换了若干银元而去。

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严重威胁

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翻云覆雨，操控黑市价格，迫使人民币不断贬值。人民银行规定的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为一块银元换100元人民币，但是6月3日涨到1∶720，4日竟然狂涨到1∶1100。黄牛横行，大头嚣张，银元暴涨，人民币急跌，物价随之波动。各大商场拒收人民币，人民币只能买点小商品。上海老百姓惶惶不安，生怕人民币也和金圆券一样不值钱。

人民币在上海站得住站不住，直接影响到共产党能否控制上海的全局。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是为了统一币制，扫清金融阵地。如果人民币不能战胜银元，金融阵地就不能巩固，物价无法平稳，市场必然混乱，工业不可能顺利恢复生产，商业难于正常流通，上海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投机奸商的手里，这不是简单的银元问题，而是共产党在上海站得住站不住的问题。

上海军管会成立的第一战，就是银元之战。对此，上海市委、军管会的态度是坚决的：一定要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站稳金融市场。6月5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投机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投机行为，并提出了准备实施的五项措施：

1. 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

2. 抛出银元（我们约有五百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元价格不断压低到六百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希望武汉亦采取同时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予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

3. 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元，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便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

4. 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步上涨（收进时同时也抛出一部分使人民币和物资结合）。

5. 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来源见文后注释5）

同日，华东财经委员会向上海市场投放10万银元，以缓解市场银元涨势。10万银元一投放市场，马上引起挤兑狂潮。

据上海《大公报》报道：早上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一开门，外面排的队伍已经有几百米长。6月7日的银元价格更是涨到1 块银元换1800元人民币的新高。银元猛涨，刺激物价，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之急剧上升2—3倍。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牛”叫卖活动，6月5日至8日，“银牛”由2万人增至4万人。不法分子的捣乱活动，严重威胁和阻碍了人民币在市场流通，损害了人民币的威信。眼看投机贩子如此猖獗，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经毛泽东批准，6月8日发到华东局、上海市委以及各中央分局。

电报指出：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武汉银元亦甚猖獗。这样在我们新解放区的金融上就发生了新的情况：

（甲）金圆券不打自倒。金融上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乙）过江之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来源见文后注释6）

故银元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估计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亦有相同情况。因此，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及华东财委的意见，打击银元投机活动，明令金条、银元、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使人民币占领上海货币阵地。

严格控制私营银钱业

对私营银钱业，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30日给东北局的指示就有明确政策：“目前对私营银钱业暂准存在，但应严格管理，使其逐渐走向消灭。私营银钱业无发行货币权，不准买卖金银外汇，不准经营投机贸易，只准经营存款、放款、贴现、内地汇兑等正当业务。规定银行及银号之最低资金即准备金，并以一部贮存国家银行。对私营银钱业一般不贷款，规定机关部队以其资金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钱号。”（来源见文后注释8）

1949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宣布严格控制私营银钱业。对私营银钱业的经营范围、开业登记、资本数额、检查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私营钱庄的存款、贷款、兑换、贴现等业务，必须在政府财经部门的掌控之下。并规定：对擅自经营的非法金融机构除查封外，并予以必要处分；除银钱业外，其他公司、号行、私人等均不得经营存放与汇总、贴现等业务，违者视其情节轻重论处。

随后，公安机关配合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对上海的地下钱庄与非法私营拆放进行取缔。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投机盛行的恶果，上海地下钱庄私人拆放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拆放行为还存在于广大市民中。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政府确定采取“打击首要，逐步取缔”的方针，把重点放在地下钱庄和私人拆放情节严重、影响市场较大者。除此以外可从轻处理或暂不采取行动。

在行动之前，根据调查材料，确定37家重点打击对象。以华东财委金融处为主，公安局等配合，抽调125人组成37个行动小组，于1949年11月25日上午8时，分别到达那些私人钱庄现场，先把守前后门，然后对屋内所有人员进行检查。查出有经营拆放或贩卖黄金、美元证据者，凡是黄金、美元、支票、人民币及账册簿据、草账日记本等都须缴出，完全与拆放无关的人，未能查出经营拆放证据者以及情节轻微者，都当场教育具保释放。其余人犯一并送公安局暂押，所有黄金、美元、账册等件交金融处点收。

这项工作自上午9时在37处同时进行，到下午7时全部结束，破获地下钱庄25家，专营黑市黄金、美元买卖者1家，抓获110人。查获财物计有票据4.17亿多元（旧币），人民币现款1311万多元（旧币），黄金30882两，美元294元等。

经过这次大规模取缔后，地下钱庄及私营拆放活动虽受到沉重打击，但少数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者，尤其是那些惯于拆款做本，以额外牟取非法利润的不法商人，仍暗中继续活动。因此，政府采取突击与经常检查相结合的方法，把取缔地下钱庄和非法私营拆放活动作为经常性工作。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4月，公安机关会同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共受理举报地下钱庄、私营拆放等线索74起，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55家，其中专营地下钱庄者4家，私营拆放者21家，私营拆借者17家，私营拆放及套汇者5家，拆借及套汇者1家，私营外汇者2家，私营套汇者3家，非法金钞买卖及拆放者1家，非法假名开户牟取高利者1家。移送法院处理8家，其余47家按其情节分别采取登报悔过、教育具结或罚款等处分。

在此期间，还破获伪造、买卖金银案17家，其中黑市买卖金钞案11家，非法买卖黄金案3家，伪造黄金案1家，私铸黄金案1家，金钞银元计价列账案1家。共逮捕37人，传讯20人。除案情较轻的3家由金融市场管理部门以教育具结等方式直接处理外，5家由金融市场管理部门送法院处理，9家由金融市场管理部门会同公安局处理，案情重大者，再由公安局移送法院处理。

从银元之战到打击地下钱庄，共产党在上海稳定了金融市场，打击了投机势力，使人民币在上海站住了脚，人民群众相信共产党有能力保障他们的生活，不再恐惧通货膨胀，不再为纸币贬值而人心惶惶。有了这样的信誉，共产党才能领导上海人民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恢复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

1949年6月的银元之战，中共上海市委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打击金融投机，取得了初步胜利。

注释：

1、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

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王鼎钧：《关山夺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8页。

4、张振国口述，见《上海1949：比战争更宏大的较量》，《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8期。

5、《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8页。

6、《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9—620页。

7、《解放日报》1949年6月15日。

8、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城市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678页。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战上海》一书，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系编者所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民国，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民国，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仅有短短的38年，但是它对我国的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其中它的货币政策的改革，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众所周知，从我国上古时期便有了货币交易。从最初的珍珠贝壳，到先秦时期的库币，再到后来的金银、各个帝王的铜钱，每个时代的货币都有着鲜明的符号。

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大量白银外流他国。这时候清政府开始效仿西方国家，引进铸币机器，开始铸造钱币，我国银元流通史正式开始。

“袁大头”铸造史

当时我国主要的铸币厂有两家，一家叫度支部造币总厂，称为东厂，专门铸造银元；一家叫度支部造币津厂，称为西厂，专铸铜元。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两个厂子合并为一个厂，更名为“中央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民国3年，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兼造币总厂监督吴鼎昌为该厂题写“造币总厂”四字门额。

1913年袁世凯继位大总统后，次年2月依据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规定，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成为国币，开始铸造并在全国大范围流通。

据文献记载，自1914年开铸至1917年共铸有1亿8千余万元。此后杭州、南京及武昌各分厂开铸，估计其总发行量在5亿9千万元以上。

银元“袁大头”当时在中国流通十分广泛，基本达到了全国的任一地域。即便在袁世凯退位之后，袁大头依然流通了10年之久，在当时人们心中乃至后来的货币史上都有一定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边陲地区还只相信袁大头作为硬通货，为此1951年沈阳造币厂还特意铸造了一批袁大头，供边陲地区人民使用过度。

“袁大头”值多钱

袁大头银元，作为民国初期的主流货币，在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和匠工精神下，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无论在硬度和光泽上，都深受社会各界赞许，这也是它流传1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之一。标准的袁大头规格六钱四分八厘，掺入银铜后，合计七钱二分。

要说到袁大头的价值，鉴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个地区贫富差距不一样，且收入标准不同。我们这里讨论一元袁大头的价值，时间范围以清朝灭亡至全面抗战爆发前25年的时间内为准绳，地域范围以当时主要城市北上广为研究目标。

以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为例，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月工资在20个银元上下；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大学教授，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最高，达到了月收入100-200元。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作家们的收入更是高得惊人。像鲁迅、胡适这些文学大佬，每个月的稿费都能达到上千元。所以鲁迅当时在北京买房，是轻而易举的事。

1928年底，亚东图书馆曾经给胡适一份账单，从账面上看版税和酬劳两部分合计多达29000多元。也许正是收入的影响，民国时期是文化最为复兴的历史时期。

从一个工人月工资20元以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袁大头是很值钱的。至少比现在的一元纸币要值钱得多。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上世纪20年代北京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每年伙食费132.4银元。当时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位在每月收入10银元以下。

另外，《上海工人运动史》中记载，1927年上海，一斤猪肉0.28元，一盒香烟0.036元，一斤白糖0.096元。而当时在广州，一斤大米0.04元，一个袁大头能买25斤。

以当时的购买力来看，一个袁大头差不多与现在的150到200人民币价值差不多。

不过，上面介绍的基本上是大城市的生活物价，在当时很多小城市甚至边远地区，一元袁大头的购买力价值还要高出很多。

时至今日，市面上依然有很多袁大头银币藏品。质地、品相好的价格能够达到一千元以上。不过也有很多都是赝品，有接触的藏品朋友也需多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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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管是在看民国时期的电视剧的时候，还是在看关于民国时期的书籍的时候，总会看到有人买东西一张嘴就是多少多少大洋的情节，其实在那个时候大洋就是官方发行的货币，名字叫银元。

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大洋和现在的人民币相比，到底哪个更值钱呢？民国初期的100大洋，如果放到现在的话，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用鲁迅先生做个例子。

鲁迅先生除了写文章厉害意外，还曾经在很多学校任职教书，但是鲁迅先生在任教的时候，一个月工资能够拿到350大洋，不要看不起这个数字，如果按照1911年到1920年的米价进行换算，一石米需要六个大洋，也就是说178斤大米需要50块钱，如此一来就能知道当时鲁迅先生的每月薪资达到了1万5左右，100大洋等同于现在的50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可能到现在很多人的工资还达不到。

再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物价没有现在那么高，那么一块大洋最少也要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多块钱。如此看来，鲁迅先生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偏上上的阶级，还有当时的鲁迅还拿着稿费，按道理来劲鲁迅先生的钱是怎么都花不完的。

但是实际上鲁迅先生却是过得捉襟见肘，因为虽然鲁迅先生工资很多，但是需要鲁迅先生帮助的人却也很多，首先就是自己的母亲需要花费，还有当时在绍兴任教的周作人因为工资低，也时常需要鲁迅先生的帮助。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全国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

1914年推出的国币条例，确定以银元为中华民国货币，当时通行的银元就有10多种，其中外国银元有鹰洋、站人、本洋等；本国银元有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和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为了整顿币制，划一银币，于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 先后由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或"袁大头"，成了流通主币。

民国四年财政部泉币司调查全国多数省分银钱比，壹圆银币折制钱比如下：天津1279文、奉天省城1180文、开封1289文、福州1085文、武昌1433文、长沙1500文、太原1198文、西安1370文、肃州1235文、成都1458文、广州1011文、贵阳1180文、云南1500文。 以上数据出自章宗元著《中国货币研究二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民国时期以中华民国的建立（1912年）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统一发行银元，这些银元也被成为“大洋”。1914年民国确立了银本位货币制度，一枚银元是壹圆。如今流传最广的银元是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也被称为“袁大头”或者“大头洋”。除了壹圆的银币，还有角币。一元等于十角等于一百分等于1000厘，一文钱等于一个铜板。

到了30年代的北平一块银元可以请一顿涮羊肉，或者在上海两个人的西餐套餐；能够买20个人的公园门票，10个人的电影票；一份报纸需要3分钱，整月订阅需要1块银元。那时上海的物价比北平的物价大约高出10%-20%，所以上海的物价要高一些。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师一职，一月工资是300大洋；普通工人的工资是5~10个大洋；毛泽在做图书管理员时是一月5大洋。

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也提到：“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由此可以推算出，民国时期一个铜板的价值平均相当于如今的1元-2元之间，但这也要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胡适在任职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时候，他的一个月生活费为8块银元（包括洗漱等日常用品，结交请客等），他在校外租房每个月为六个大洋，而食堂的包月伙食每月5.6元，一个实习医生一个人吃穿用度只需三个银元。这样算下来，按北京现在的生活水平，一个北大教授一个月生活用度怎么也得一万左右吧，北大附近租一套房怎么也得五千左右吧，一个实习生在北京一个月的正常开销三四千怎么也是要的。这样综合算下来，一个银元的消费力折合人民币一千多点也在清理之中，要不然也不会有一个银元可以请几个人搓一顿涮羊肉了的消费记录了。

最后再比较下奢侈品，民国时期，赵四小姐买了一只翡翠镯子花了八百大洋，现在这样的满绿的镯子怎么也得几百万，张伯驹花了四万大洋买下《平复帖》，现在是国宝，无价。

大洋是指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铸造的带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这种袁大头的铸造始于1914年，这一年，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明文规定“圆”为一个价格单位，每枚银元重量为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

同年12月，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1915年后，各省仿铸，到1923年止，共铸发7500万枚。

袁大头就是后世所说的大洋，而在袁大头之前清朝就已经铸造过银币了。乾隆时期铸造过带有班禅头像的纪念银币；道光元年铸造过赏赐用的银币；光绪八年开始使用机器造币，试造了一批银币——吉林通用一两币，数量很少，极为罕见。

五年之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造币厂试造新式银币，银币正面铸有“光绪元宝”4字，上圈有“广东省造”4字，下圈有“库平七钱二分”6字，背面镌有龙形及一串英文，铸成之后，在市面流通，这就是最早的龙洋。以后光绪、宣统年间各省所铸银元均统称为龙洋。

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铸造银币，1928年国民政府草拟了《国币条例草案》，确定本位币是银元，“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零八毫为价格单位，定名曰圆”。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净重26.6971克，含银89%，纯银重23.493448克，这种银元背面有帆船图案，又称为"船洋"。

除了中国铸造的银元之外还有从海外流入的外国银币。比如墨西哥的鹰洋，这个银币上有一纸老鹰的形象，所以叫鹰洋。鲁迅的小说《祥林嫂》当中就有使用鹰洋的情节，可见当时这种货币流通之广。

民国初年，国家的总体形势是军阀混战，人民还在苦难中挣扎，各种物资都很稀缺，导致物价上涨，像袁大头、龙洋、鹰洋这样的贵金属制成的货币就比较值钱，因为那个时代的物价比较畸形，是不能反映正常的商品价值的。

有人用那个时候北京的四合院的价钱来证明银元的购买力，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时候处于战乱状态，谁还敢大量的购买房产？所以那个时候的房产价格偏低是正常的。

袁大头的产量不少，一共铸造了7500万枚，而且袁大头的成色比较好，所以在乱世都被作为财富收藏起来了，导致袁大头的价格上涨，加上近年来，社会上兴起的收藏热，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袁大头的价格。

再者说，如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万美元了，袁大头的价格也会继续攀升，所以一枚袁大头在今天也就比较值钱了。

从袁大头本身的所含的金属银的成分来说并值不了多少钱，但是这是个收藏品那就不一样了，从近些年国内收藏品市场的拍卖情况看，“光绪元宝云南造库平七钱二分”以160万元人民币起拍，最终以769.5万元的价格成交，中间竞价13次。

可见银元的价格是在走高的，特别是存世量稀少的银元，更是受到藏家的追捧，往往能拍出高价。袁大头的价格应该在1万元左右，一些品相好或者有其他特殊之处的银元价格应该会更高。

1914年推出的国币条例，确定以银元为中华民国货币，当时通行的银元就有10多种，其中外国银元有鹰洋、站人、本洋等；本国银元有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和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为了整顿币制，划一银币，于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 先后由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壹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或"袁大头"，成了流通主币。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土地的价格，在内地落后地区，三四块大洋就可以买一晌地（相当于3亩），可以肯定，这地只会在城镇附近，换成现在，好家伙，你在三线城市周边买三亩地没有大几十万怕是买不下来吧（还得有关系）。这一块大样能换算成现在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是明白人。

最后再比较下奢侈品，民国时期，赵四小姐买了一只翡翠镯子花了八百大洋，现在这样的满绿的镯子怎么也得几百万，张伯驹花了四万大洋买下《平复帖》，现在是国宝，无价。

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综合起来看，按购买力来算，在民国初期的上海，一银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300-500元人民币。

民国时期是一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时期，特别是初期军阀混战，催生了太多太多的名人。从孙中山建立国民政府开始算起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结束，民国应该有38年的时间。

民国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民国初期公认为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7年蒋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算起来有16年光景。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

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其他两种银元，一种是墨西哥银元，因为它上面有一只鹰也叫“鹰洋”，民间就称作“洋钿”，光绪年间也大量铸造银元，上面刻有龙，所以就叫“龙洋”，在民国初年，这几种银币都同时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近日认真读了一本书《银元时代生活史》，作者是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中医陈守仁，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民国时代。

他出生于1908年，也就是说在他的童年时期正好是民国的初期，书里面他很细致的地描述了一个铜元大概可以买的东西，我们就根据他写的内容来换算一下民国初期的一个银元大概可以值现在人民币多少钱。

他的家庭是一个破落的绸缎商人家庭，文中这样介绍：

“在我稚龄时期，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小南门通俗电影院是我常去的，座券大人收铜元十二枚，小童收六枚，影片全是默片，并没有银幕，只是设一张白幔布而已。”

“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我们来看看糖果、大饼油条现在多少钱，我们只能按照普通的算，精装版例外，糖果五角到一元钱一个，质量一般的还有一角钱一个的，我们取个中间数，五角一个，十粒糖果五元钱，一个大洋大约可以换算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哇塞，不少啊，640元。照着大饼油条各一件算，大饼1——2元，油条一元一根，也是3元左右。一块银元也是可以接近400元。

按照我们现代电影票来算，正常电影票是20——40元左右，而在民国是铜板12个可以买到一张电影票，一块银元可以买10张电影票，也就是1块银元大相当于人民币200——400元左右。

在书里，陈医生专门说了一件压岁钱的事，姑母给他一块银元做压岁钱，把他兴奋的整个人都飘了，现在看来，如果给六岁孩子几百元也不算少的。

毕竟，当时绸缎铺中，学徒月钱才小洋二角，掌柜先生薪水最高，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普通的职员，不过六元、四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

所以要赚一块钱，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

在书里他还说，私塾先生月薪12元，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小学每学期费用三元，1923年左右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大学二十四元。

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现在我们租房每月也需要一千往上。照着民国银元，感觉民国房租真心不便宜。

到了1923年，物价与以前不一样了，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如果按照二十年代换算，一块银元就不如初期值钱，大概缩水一半，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0元左右。

而同期的北京，物价比上海要便宜好多。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做“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在北京城内街头，有许多种食品，如脆麻花、饽饽、狗不理包子、烤白薯、糖葫芦等等，基本上铜元一枚至三四枚都可以买到。

现在烤红薯一块大概有1——4元左右，也就是民国二十年代，一枚铜板和我们现在一元购买力相当。当时一块钱可以兑到二百个铜元，也就是现代200元左右。

八个人在饭馆吃一顿大餐，只需要七个大银儿。我们现代人请客吃饭，一顿饭加酒也需要1000——2000左右。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花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北平的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各省的人，一到了故都，都喜欢长住下来。

关于民国物价，小编也只是根据书里描述推算的，可能也不是很准确，欢迎纠正。

民国时期，银元一直是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虽然1936年国民党进行了法币改革，但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大量印刷法币，引起法币严重贬值，从而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所以直至新中国成立时，银元一直是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袁世凯担任中国民国大总统，为了筹措军费与提高个人声望，北洋政府于1914年发行新的货币“银元”，由于硬币正面铸有袁世凯侧面像，所以俗称“袁大头”。由于银元所含的银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币形统一、成色准确，所以很快” 袁大头“自然也就在全国流通了。因为银元最早是国外流入中国的，属于国外的舶来品，所以老百姓称银元为”大洋“。

银元的来历大家都清楚了，相信大家都想知道一块大洋当时 的购买力到底如何，相当对于现在的人民币多少钱？

相关资料显示：

1911年-1919年期间，1银圆可以买30斤大米或者8斤猪肉。

1920年-1925年期间，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或者7斤猪肉

1926年-1936年期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或者5斤猪肉

注：1936年以后，国民党使用法币代替银元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法币最早是可以与银元1比1自由兑换的，直至1940停止兑换，法币严重贬值，同时因为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市场相对混乱，根本无法统计物价。

现在主流统计方法是以米价来估算1块银元的购买价值，1块银元当时最多也就能买30斤大米，参照米价5块一斤，30斤大米也就150块左右，就算翻个番也就300块，所以所谓的砖家就得出了1块大洋相当对于现在300块人民币左右。

但一个会饿死人的年代的米价能够与现在太平盛世的米价相比吗，这不是把袁隆平老先生的贡献给抹杀吗？真正能够说明一块大洋的价值应该参照是黄金，因为黄金才是真正保值物品。

根据1948年国民党金元卷改革， 1块银元折合金元卷2块，1美元折合金元卷4块，也就是二块银元兑换1美元。当时1两黄金折合金元卷200块，参照现在金价400人民币一克，1美元等于7人民币，最终计算结果是1块大洋折现今人民币2400块。

很多资料都证实了民国时期城市打零工的人一个月工钱也就1块大洋左右，也就相当于现在工资3000左右。张国立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中巡警角色福海月薪也就是3块5，相当对于现在工资8400一个月。

说起民国工资，自然要提当时知识分子的工资，大文豪鲁迅先生月薪300块大洋，相当于现在72万，算上其他收入，鲁迅的月收入已经超过百万。1919年鲁迅先生在北京买了一套32间房“三进大四合院”，总共花了3675块大洋，相当于现在880万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对知识分子有多重视，当时就是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月薪也有8块大洋，相当于现在月薪1万5左右。

民国时期老百姓到底有多苦，以1911年-1919年期间的低物价参照，相当于大米80块一斤，猪肉300一斤，所以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上大米，更不要说300块一斤的猪肉了。

民国的货币波动很大，不同时间铸造的银元质量都不一样。

所以咱取个确定一点的，即最初的袁大头。

古今货币的换算通常有两个方法！

一个金价、一个物价！

但事实上，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太客观！

首先金价，其不同时期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

就拿民国时期来说，因为战乱其不同时期的金银兑换比例差别是很大的。

比如一战时期，列强都打架去了，国内形势不错，白银暴涨，金银比是1：15，当时民国那些有钱人个个身价暴增啊，什么民族企业都还发展得不错，好多大资本家都是这时候发的家。而一战结束后，白银价值开始暴跌，金银比达到了1：40，降了两倍都不止，于是乎大家都没钱，开始新一轮的军阀混战。

越打越没钱，到了1932年，都快1：80了。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算一下：

按照当时的《国币条例》规定：一块袁大头铸造花费需要六钱四分八厘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

而按照旧制1钱应该是等于3.72克，一块银元差不多24克的纯银。而当时的金银比还没有暴涨，大概就是在20到30这个范围波动。所以一块银元差不多相当于1克黄金。

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块银元以现在的金价算差不多350块左右！

然而你如果用当时的物价来换算的话，情况又不同了！

在一战爆发前，即银元价值还未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其米价在每石6块左右，注意是旧制，一块银元差不多能买30斤大米；按现在算下来也就一百块左右。这还是建立在其生产条件落后，米价相对占比高于现代的那么一个时代。

所以这个出入就很大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依据当时人们整体的一个生活环境来比较。

1917 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曾对曹家渡工人聚居区做过一个社会调查

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常见男工谋10 元，女子做丝厂每月所入亦如此”。

城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开支15块；而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10元。也就是说，如果夫妻生育了2个孩子，上面还有1个老人，就不能只靠男人自己出去做工，妇女也必须出门打工。

仅仅从生活开支来看，咱们现在一线城市五口之家，如果没有房租、车贷、房贷等额外开支，仅仅算基本日常生活开支的话，一万块还是能拿下来的。这就意味着那时候的一块银元至少得600块。

如果从工资来看，一个月6000的收入，虽然有些低，但结合当时工人们实际相对较低的地位，其实不算低了。

咱再除去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所导致的一个误差，一块银元500块是少不了的。甚至于会更高，吳清源先生曾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过。

民国初年他们家佣人的工钱仅仅两个大洋，即使是鉴于当时可能包吃住和佣人较低的工资水平，一块银元怎么也不止现在500块。

所以，这个波动还是很大的，只是相对客观地反映。主要还是得看你的参照是什么，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标准。 如果参照房价，那根本就没法比了。

这仅仅是民国初年，一战过后，随着金银比的上升，银元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像鲁迅先生在北大任教，一个月有300块银元，年薪百万了都，不科学。

不过，即使如此也不会低多少。鲁迅先生写过，在当时4个人，东来顺一顿火锅，1块大洋，有酒有肉。一个四人餐火锅，200到300。

由此来算，鲁迅先生绝对是高收入人群啊。不过，当时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才8大洋，倒是有点低了，估计更多的是有点咱们现在学生兼职的感觉。

民国时期“一万大洋”，相当于现在多少人民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从古至今，我国发行的货币可不少，而不同时期都有当期的货币。当大多数朝代发生变化时，相应的单位和计量也会有所不同。那民国时期“一万大洋”，相当于现在多少人民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起来看看！

首先，银元是一种银币。有趣的是，我国流通的最早的银元，从明朝到清朝统治前的数百年，它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后来，在在清朝引入银币时，人们开始频繁使用它。它在我国货币流通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枚币的重量约为26至30克。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政府改革了货币体系。起初，人民币被用作货币单位，但是因为印刷了太多，大量的纸币贬值了。因此，它的价值没有银元高，所以纸币受到民众推阻。

其次，大家对这段历史也比较熟悉了，当时的社会非常动荡，价格不断波动变化。与银元对于的纸币也经历着同样的历程，可以说，它的过程更加曲折。毕竟，物价在战争期间波动的幅度十分巨大。至于彼时的一万大洋，相当于此时的多少等价人民币，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为例。

那时，写文章是一个不错的职业，每月的收入不少。一个月大概有100到200元。与之对比，那些做着最顶层工作，努力挥洒汗水的工人，一个月只能拿到10元到20元左右。根据这个标准分析，如果当时的人们想维持家里的日常开支，往往需要同时两个人进行工作。

因此，一万大洋的价值很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小企业的创立，仅仅需要2000大洋，足矣。而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则需要多一些，大概是5000大洋。这如果换成当前的人民币，价值将相当于300万到500万。需要注意的是，这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环境问题。在硝烟四起的情况下，银元十分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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