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希腊移民

（央视财经《环球财经连线》）日前全球财富研究机构——新世界财富，对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本人到移民地居住了六个月以上的群体做了统计，这一人群移民的原因和考量都有哪些？2016年最受这个群体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又是哪里？

通常，百万富翁的移民趋势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衡量标准。其中，犯罪率，税收和经济等问题，都是推动这些富有人群离开自己国家的一些因素。而让人担忧的是，这个群体的离开，会带动大量资金的流出，那么这对当地的货币，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都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根据全球财富研究机构《新世界财富》的数据，在去年，全球百万富翁的移民总数达到了8万2千人，大幅度高出了2015年的6万4千人。其中，澳大利亚是首要的富翁移民地，在去年接收了1万1千名的富豪移民。

新世界财富表示，当富有人群决定移民的时候，目的地的生活方式，包括医疗保健，教育体系，天气温度，以及治安环境，都是主要的考量因素。而澳大利亚在这几点上，都被认为是最适合移居的国家。而另外，商业环境也是这些百万富豪们考虑的因素，而澳大利亚因为与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关联，比如说中国，韩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所以也被认为是一个利好的商业投资地区。

我们来看看在去年，一些其它热门的移民目的地。包括排名第二的美国，第三的加拿大和排名第四的新西兰。其中，美国在去年也接受了1万名富豪移民。当前不少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推出严厉的美国移民政策感到担心，不过机构认为，百万富翁对美国的移民需求仍然将维持高位，而我们在2017年将看到高净值人群继续流入美国。同时，加拿大也非常受欢迎。

以上是富豪移民的目的地，而他们都从那些国家来呢？报告就显示，法国是去年这些富豪群体的最大移民来源国。分析就认为，由于今年即将举行的法国大选，以及经济低迷和高昂税收，同时加上之前出现的数起恐怖袭击，都使得法国正在遭受大量的富人外流。

在去年，法国的百万富翁移民人数就达到了1万2千人之多。而对法国带来的挑战是，这些富人离开的同时，带走的资产。此外，其它的一些移民来源国还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其中，印度和土耳其并列第四，百万富翁的移民人数都在6000人。

（本文编辑：陈雨芫）

　　近日，澳大利亚公布了2016-17财年，澳洲各项移民签证的数据统计。在刚过去的一年里，澳洲整体移民的情况如何？有多少中国人选择移民澳洲？　　　　全年发放183608个移民配额　　　　2016-17年度，澳大利亚的移民配额维持19万，实际发放了183608个，即去年的配额并没有完全用尽。

　　　　2016-17财年，澳洲各类移民签证实际发放的数据如下：　　　　1.技术移民 实际发放123,567个　　　　2.家庭移民 实际发放56,220个　　　　3.特殊资格移民 实际发放421个　　　　4.儿童签证（不属于移民计划）实际发放3400个　　　　技术类移民仍然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配额。值得注意的是，澳洲技术类移民并不单纯是技术移民，中国投资人热衷的投资类（188签证、132签证）移民也归纳为技术类。　　　　专家表示，虽然去年整体的移民配额没有用尽，但深受国人追捧的188移民却出现了申请高峰，7260个投资移民配额早早用尽，不少申请人需要等待新财年的配额才进行审批。　　　　移民澳洲中国人排第二　　　　最近几年，中国人移民澳洲越来越多，华人区人口迅速增长，即使不会英语，在澳洲生活也可以畅行无阻。

　　　　2016-17财年，澳洲移民来源国中，中国人排第二位，占总人数的15.4%，达到28293人，超越英国（17038人），仅次于印度（38854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选择澳洲作为移民目的国？　　　　据调查，近来年，中国的移民主力主要是高资产人士，企业家等，由于英语水平一般，他们大多选择没有英语要求的投资移民，而经济发达的澳新美加等传统的移民大国则是首选国。　　　　而美国、加拿大要么移民周期太长，要么收紧投资移民政策，移民之路非常难走。澳洲投资移民则政策比较稳定，门槛不高，因此，受到国内投资人的追捧。　　　　新州技术移民增长最快　　　　2016-17年，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成为技术移民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从2007-08年的24.9%上升至2016-17的32.9%。　　　　维多利亚州与昆士兰州技术移民保持微弱增长，而西澳与南澳则出现了减退。

　　　　澳信移民专家认为，澳洲新移民大多倾向于选择悉尼、墨尔本、布里期班等大城市定居，这些城市经济发达，教育质量高，交通便利，居住环境适宜，特别受中国移民欢迎。西澳与南澳等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经济略差，选择的人相对较少。　　　　随着中澳之间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商人选择移民澳洲。不但方便布局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而且子女可以接受澳洲高质的教育，享受优越的生活环境。　　　　版权声明：本文经深圳市澳信美加移民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澳信移民）独家授权百家号媒体平台刊发。本文是澳信原创作品,版权所有，未经澳信移民书面允许，请勿转载！！　　

北京时间2月25日晚21点，“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发布了他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股东的第52封信。

今年他在信中强调了移民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同时对股票回购这种行为表达了认可。

和往常一样，巴菲特除了对于未来经济进行了展望及对公司业绩做了回顾，一成不变地赞扬被动投资，并当起了指数基金推销员。

移民使美国伟大

巴菲特称，美国经济增长一直都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波又一波充满天分和雄心勃勃的移民来到美国。不过他并没有直接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应该理解，使美国伟大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移民。

尽管如此，世界第三富豪巴菲特的如此声明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特朗普作为现在总统，他一直试图对来自七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实行严格限制。

这封信通常会被投资者作为对未来经济和市场的预测，而且事实上，在长达29页的致股东信中，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政治。

巴菲特虽然曾公开支持希拉里，但他也说过，他认为特朗普并不会使美国经济脱轨。

支持股票回购行为

专注于长期投资的巴菲特本次公开支持了一种有时被谴责为短期主义的行为：股票回购。

而股票回购的争议在美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因为这让股东享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增加员工的工资或者将资金花费在研发上服务于整个社会。

包括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在内，一直指责回购行为会抑制美国公司的长期投资的增长，因此压制经济。

然而，巴菲特认为，回购是资本的合理使用，没有任何公司是为了回购，而去主动放弃了长期投资。

一些人几乎将回购称为“非美式的”，将他们描述为企业欺诈，转移了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的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手里都烂着大把待合理配置的资金，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好项目近年来是因为缺乏资本而告终的。

（如果你发现了，请尽快打电话给我们。）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自己的回购政策，即如果价格低于其规定的账面价值的120%就启动回购，虽然这已有多年没有触发。

巴菲特认为，当市场对其估值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以及当公司没有其他更迫切的现金需求时，回购股票是有意义的。

对于未来乐观谨慎

在信中，巴菲特依然对美国经济表示乐观。他认为因为创新，生产力的提高，企业精神和丰富的资本，美国的实业和对应的股票几乎肯定在未来会增值。

然而对于未来几年市场具体可能发生什么，巴菲特显得比原来更谨慎。他认为未来几年，主要市场下跌甚至恐慌可能会时有发生，这将影响到所有股票。

不过他认为也没必要害怕。

没错，财富的积累可能会时不时被短暂地打断，却不会被停止。

巴菲特似乎确实关注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虽然巴菲特赞扬美国市场体系，但他似乎也支持政府在主导“财富再分配”方面的作用。

这一说法可能会有所争议。随着特朗普希望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显然特朗普政府可以重新分配给这个国家的财富将比过去更少。

公司会在恰当的时候通过并购实现增长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增长了近15%，部分受到股市年底收益的推动。

2016年度净财富增加了275亿美元，A类股和B类股的账面价值增长10.7%。

在过去52年中，公司每股的账面价值从19美元涨至172108美元（A类），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9%。

我们预计投资收益仍会很丰厚，不过随着时机的变化而表现出随机性。这将为企业并购提供大量资金。

目前，伯克希尔的顶尖CEO们正专注于他们手里的业务，并在恰当的时候通过并购实现增长。

果然又在卖指数基金了

除了将指数型基金Vanguard 500 Index Fund的发行人，全球最大公募基金公司Vanguard Group的创始人Jack Bogle称为“英雄”，巴菲特在信中也展示了他与纽约对冲基金Protege Partners之间十年赌局的最新进展。

这一赌局始于2008年，由Protege Partners挑起，声称在十年内其挑选的五只组合型基金（FOF）的累积回报率将跑赢标普500指数，目前距离赌局结束只有不到一年时间。

信中图表显示，自2008年至2016年底，标普500指数基金的年化回报率为7.1%，而Protege Partners挑选的基金年化回报率只有2.2%。

信里也依旧对那些收着高额管理费的主动管理基金经理们嘲讽力全开：

如果1000名基金经理在一年初就做出市场预测，那么很可能至少也会有一个人连续九年都判断正确。

当然，1000只猴子当中也会产生一只可以连续判断对9年，但还是有区别的：这只幸运的猴子并不能找到会把钱交给它去投资的人。

石泉县池河镇。 记者 赵晨 摄

贫困户梅可军，2016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搬出茫茫大山。其实，这个愿望从女儿上小学时就有了。如果搬出去，孩子上学放学方便，更不用每天担惊受怕走山路、蹚水路……

愿望虽好，但现实残酷。梅可军家住宁陕县筒车湾镇海棠园村。几年来，仅凭自己一人外出打工和家里务农收入，6口之家搬下山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直到2016年，梅可军觉得有戏：新一轮移民（脱贫）搬迁完善了政策，他不仅得到10多万元的购房补贴，还加入村合作社参与养殖娃娃鱼、羊等。他说，“买房钱不用愁，还有事干，只要勤快，一定能梦想成真！”

2016年，我省按照“陕南加力提速，陕北加快推进，关中高点起步”的要求，充分发挥移民搬迁的民生、经济、生态等综合效益，扎实推进新一轮移民（脱贫）搬迁。截至2016年底，全省累计投入286.81亿元，开工建设安置房24.38万套，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19.12套，占国家下达我省8万户年度任务的238.93%。

包括梅可军在内的众多“山里人”，纷纷搬出大山，迁入新居，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两灾户”不再受威胁

27岁的杨希翠，原先居住在宁陕县皇冠镇八宝村秀才沟组，属地质滑坡点。全家收入来源主要靠打零工、种药材。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自去年7月入住兴隆村安置点后，杨希翠便在自己80平方米的家中开了个小店，日用百货，一应俱全。现在平均月收入2000多元，加上丈夫出外务工，一个月家庭总收入6000多元。

搬出大山、进城入镇，还有份稳定的工作，像杨希翠一样梦想成真的“山里人”，在全省数不胜数。

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陕西生态保护（脆弱）区、自然灾害多发区和贫困集中区“三区叠加”表现非常突出，全省96个县（区）尚有300多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2.4%；国家592个扶贫重点县中我省有50个；秦巴山、六盘山、吕梁山三个国家片区，在我省覆盖43个县区，集中了全省74%的贫困人口。

面对灾害、贫困和生态保护多重压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多短板，早在2011年，省委、省政府就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通过省市县三级财政筹一点、群众自己拿一点、多方整合一点的办法，实施陕南避灾、扶贫、生态移民搬迁，之后又扩展到陕北白于山区和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扶贫搬迁、秦岭北麓生态移民搬迁工程。截至2015年底，全省累计投资854.2亿元，搬迁群众53万户、190万人。

2016年是脱贫攻坚起步之年，全省移民（脱贫）搬迁按照“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四化同步、一举多赢”的思路，在把易地扶贫移民搬迁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的同时，同步实施扶贫与避灾、生态和其他类型的搬迁安置，政策执行由原来多个部门分头负责交由国土部门统一牵头，全面理顺了机制、统一了政策、夯实了责任。特别是对工作基础好的陕南三市，省上在原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既定任务基础上，新增12万户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并明确提出年底前要全面完成3.33万“两灾户”搬迁任务。为此，陕南三市28县（区）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逐户制订搬迁方案，逐家签订目标责任书，全力推进“两灾户”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搬迁工作。

安康市平利县给每个村安排了由镇村干部等10人组成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2016年初便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反复核对详查，精准识别；同时对“两灾户”明确建房面积、补助标准、宅基地腾退等事宜，精准施策和督导。对经济条件好的，鼓励他们进城或就近在集中安置点安置；对经济条件较差的特困户，则享受政府统一实施的“交钥匙工程”，一分钱不掏直接住新房。此外，各地也不断加大扶持措施配套到户，技能培训到人等举措，确保群众搬迁后能就业、有收入。

好政策让生活有奔头

按照国家“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部署，以及我省多轮精准摸底统计，全省尚有35.5万户、125万生活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需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总人口的1/8。

2016年以来，我省在确保能够如期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基础上，统筹推进脱贫、避灾、生态、其他等四类移民搬迁工作。省委召开三次专题会议，着力建章立制、夯实基础，去年5月19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移民（脱贫）搬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标志着新起点上统筹型移民搬迁工作全面铺开，也预示着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入加速推进期。正是在这短短半年时间里，不少贫困户赶上好政策，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

长武县洪家镇司家河村贫困户李元民的老房就在村里的一个山坡上，家里3孔窑洞，守着几亩薄田，靠天吃饭，因为穷，媳妇、儿子常年在外不愿回来。如今，赶上好政策，自己一家可以享受到中省补助金十多万元，添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在县城西边的致通花园小区选购了一套93.8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房。附近就是长武中学、县人民医院。“要不是有好政策，咱一辈子在县城也买不起房啊！”李元民享受到的好政策正是今年国家及省上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来推出的惠民政策。2016年，我省严控建房面积，按照保基本原则，以人均20㎡标准，主推60、80、100㎡户型，最大不超120㎡。针对鳏寡孤独、残疾人等特困单人户和2人户，按人均20㎡的标准建房，实行集中供养。针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特困群众，实行“交钥匙”工程，免费提供最大面积不超过60㎡住房。同时提高补助标准，建档立卡搬迁群众人均补助5.5万元。经过对我省各地建房成本的深入调查和精细测算，明确了建房成本最高限价、管理造价等具体要求，规定了搬迁群众“人均自筹不超过2500元”的硬杠子，有力地落实了“建房不举债”的要求。

签协议没了后顾之忧

如果说富县北道德乡特困户张明启，以前对于搬迁是想搬又怕搬，那么2016年起，他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

“看到这几份协议，我心里有底了，不用担心破旧的瓦房漏风漏雨和以后的日子无法继续。”今年元旦前不久，张明启拿着和镇政府签订的“三项协议”激动地说。老张今年58岁，家里两个女儿，大女儿大学还没毕业，小女儿正读高中，妻子身患残疾，由于家里条件差，一家人依然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的土坯结构破旧瓦房里。家里欠下了巨额债务，微薄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都靠政府补助和勤工俭学。

老张明白，如果靠自己，一家子一辈子也没机会改变现状，然而，有了政府的帮助，一切都有了希望。镇政府与老张签的协议将移民搬迁、脱贫致富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同时约定了政府和搬迁户的责任与义务，既给政府明确了工作思路，也让搬迁户消除了以后生活的顾虑。

“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能再按照过去‘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顺序进行，而要将搬迁与脱贫紧密衔接、有机融合，同步推进，以确保群众搬迁心里有底、搬迁之后不返贫”，省移民（脱贫）搬迁工作办公室主任邹顺生说。

2016年，我省进一步突出“脱贫”目标导向，强化就业优先、产业同步、稳定脱贫，探索推广了“三项协议一次签、三项规划一体编、三类建设协调推、三就措施配套跟、三方力量同发力”的“五个三”工作法，为统筹推进搬迁、腾退、就业、配套和脱贫等工作奠定了基础。目前，全省62个县（区）按搬迁轮候计划与搬迁户签订了“三份协议”，签订率达到100%。记者 乔佳妮

编辑： 韩睿

希腊6日遣返134名伊拉克人，他们是首批获得欧洲联盟所提供每人2000欧元回国补贴资金并离开希腊的非法移民。

希腊政府发言人斯泰利奥斯·帕查斯告诉媒体记者，这批人乘一架航班从希腊首都雅典返回伊拉克，是希腊迄今遣返人数最多的一批自愿回国非法移民。

欧盟和希腊政府3月宣布这一补贴非法移民回国的项目，向自愿回国者提供5000个名额。今年1月1日以前入境希腊、栖身于莱斯沃斯岛等5座岛屿的非法移民可以申请。欧盟说，每人2000欧元的资金旨在帮助非法移民回国后开始新生活。

2015年至2016年，为躲避战乱或改善生活，超过100万人从中东或非洲地区从希腊进入欧洲。莱斯沃斯岛等5座希腊岛屿上的营地目前共收容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和难民超过3万人，而那些营地设计收容能力合计仅6000余人。（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中国侨网1月14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新数据显示，在2016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每年美国新增合法移民数量从118万下降至109万人。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

福布斯13日报道，“在排除难民后，2018财年成为永久居民的合法移民数量比2016财年下降了122412人，下降幅度达到11.5%。”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NFAP的分析显示。而特朗普政府一些当下遭到联邦法院阻止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合法移民减少。

归因于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

NFAP的分析指出，大部分下降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该类别包括了美国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总体而言，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成为永居移民的数量，从2016财年的566706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478961人，减少了87745人，或15.5%。其中，美国公民的配偶减少36209人(下降了11.9%)，子女减少了21700人(下降了24.5%)，父母减少了29836人(下降了17.2%)。

按国家来看，墨西哥、中国、越南和韩国是人数减少最明显的国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从2016财年的174534人下降到2018财年的161858人，下降了7.3%。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减少了20%以上。

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数下降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成为永居人数的下降。“在2016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从墨西哥获得绿卡的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人数减少了14002人(11.7%)，中国的减少了7636人，或24.1%。”NFAP表示，其他国家在这一类别上，多米尼加共和国下滑17%，菲律宾下滑24.1%，印度减少14.8%，韩国下降17.3%。越南下降了12.7%。

合法永久居民的配偶、子女和未婚子女方面，新增永居人口从2016财年的121267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109841人，减少11426人或9.4%。

多项行政政策延误绿卡申请

这些直系亲属获得绿卡人数下降，可能是处理延迟，以及阻止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政策变更所导致的。

包括要求对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进行面试的多项行政政策，都导致了绿卡申请的延误，而2017年3月6日总统发布的“加紧检查和审查”的命令可能同时导致了申请延误以及签证被拒。

基于221(g)理由(申请不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或相应颁布的法规)而遭确定的移民申请不符合资格的数量，从2017财年的254478人增加为2018财年的341128人，增加86650人或34%。

Berry Appleman amp; Leiden律所的高级顾问，也是前国务院签证办公室法律咨询意见部门主管的杰弗里高斯基(Jeffrey Gorsky)表示，221(g)通常会导致领事官员寻求更多材料，或让申请进入“行政处理”时所使用的，大多数此类案件最终会通过。然后，增加的数目太过巨大，大多数案件的结果不得而知，尤其是在白宫加紧审核的指示下。

高斯基说，“行政处理”可能包括安全许可在内的多种情况，许多案件不会在同一财年内被批准或结案，或者有一些永远不会被批准。

未来每年或减少数十万合法移民

特朗普政府的另外两项行政政策可能还会导致每年数十万的合法移民减少，包括总统2019年10月4日宣布，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12(f)条，禁止新移民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进入美国。此外，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基于公共负担理由的不予受理的规则，该规则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领事官员或裁定人员阻止那些被预测会在未来12个月内使用某些公共福利的移民。

联邦法官已经搁置了这两项法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规定生效，就可能导致进入美国合法移民数量明显的和潜在永久性减少。

原标题：美新移民数量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拉美裔超出亚裔

中新网11月1日电 美国侨报网刊文称，美国移民研究中心10月31日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175万新移民在2016年合法或非法到达美国，人数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文章摘编如下：

报告指出，移民数量增加是经济危机反弹过程的一部分，正在迅速改变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

当地时间6月26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支持特朗普2017年颁布的移民限制令后，民众在最高法院门口抗议。中新社记者 邓敏 摄

新到达的移民包括新的绿卡持有者（永久居民）和长期“临时访客”，其中许多人最终成为永久居民。他们还包括新的寻求庇护者，以及潜入美国或逾期居留签证的新非法移民。

“定居美国新移民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合法移民体系，包括长期临时性签证（比如海外劳工和留学生）和新的永久居民。”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史蒂芬 卡马罗塔指出。卡马罗塔使用的计算数据来源于美国社区调查，2016年是最新的数据。

但有证据表明，新的非法移民的到来也可能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反弹。2011年至2016年，新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西班牙裔移民人数增加了76%。然而，这一水平仍远低于大衰退前的水平。

美国上一次有如此多新移民到达是在1999年—科技泡沫破灭前夕。175万也是历史最高纪录。这一数据在2015年是162万，在2011年经济处于谷底时是108万。

报告称，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自2010年以来，亚洲一直是赴美移民最大的输出地区。

2011年以来，来自南亚（印度次大陆）的新移民人数大幅增加，2016年增加了54%，达到24.4万人；来自东亚的新移民人数，2016年增长30%，达到35.5万人；来自中东的新移民人数则上升78%，至13.7万人。

此外，报告还指出，目前，新移民增长主要由拉丁美洲移民推动，其数量从2011年的33.5万，增长到2016年的66.8万。拉丁美洲也超越亚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新移民来源地。

作者：霍小山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晚年闲居在家时愤愤不平，虽然他曾说“我希望我能够享受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宁静”。但是他的内心里一直不宁静，他尤其嫉妒托马斯·杰斐逊，即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他认为杰斐逊只是个大陆会议上的小角色，害羞、胆小且懵懂，“以至于在整个大陆会议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一次连续说三句话”。由于当时大陆会议的主要领导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把起草《独立宣言》这么一个看起来不太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文笔不错的杰斐逊。而杰斐逊却瞎猫碰上死耗子，靠着起草这份宣言青史留名，以至于历史地位超过了自己。

亚当斯经常抱怨，“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非常事件，有哪一次非常事件的效果能比得上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呢？”自己明明是美国独立历史舞台剧上的主角，结果最后那个只会耍笔杆子的配角却堂而皇之的走上舞台中央，翩翩起舞，“整个舞台的辉煌都被他窃取了”，这实在是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不过，抛开亚当斯的个人视角，我们会发现，《独立宣言》虽然看起来只不过是大陆会议以及各个殖民地立法机关要求独立自由的观念的文字化，但是它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是因为它的背后是杰斐逊的思想和灵魂。

那么，当时年纪轻轻的杰斐逊为何能写出这份像圣经一样有着神圣意义的文件？

一、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诚如亚当斯所言，1776年夏天，大陆会议上的主角们并不把起草《独立宣言》当回事。当时最重要的事是制定各州宪法，以及争取与英国的死敌法国、西班牙结盟。而之所以选择杰斐逊来撰写《独立宣言》，仅仅是因为他此前就一直在从事文字书写方面的工作，且文采斐然。后来证明杰斐逊确实是最好的起草人，《独立宣言》用词精炼，言简意赅，并且有巨大的感染力。

杰斐逊是英国移民的第三代，出生于弗吉尼亚，毕业于当时北美殖民地最好的大学之一威廉-玛丽学院。在学院里，他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据说他有时一天读书达到15个小时。举凡英、法等国的著名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以及古希腊哲学，他全部烂熟于心。

欧洲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约翰·洛克的理论对杰斐逊影响深远。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中，认为“自然的法则掌握着自然状态，而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理由就在于，这个法则教导所有人类，他们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或私人财产。”把这句话与杰斐逊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也是《独立宣言》最激动人心的一段文字做比较——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而平等（以往翻译为人人生而平等，但并不准确），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我们会发现，洛克就是杰斐逊智慧的源头，唯一的区别是，杰斐逊把洛克的“私人财产”替换成了“对幸福的追求”。

同时，《独立宣言》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如果统治者对他治下的臣民冷漠和蔑视，那么人民起来革命就是合情合理的，这个观点也是来自于洛克。

当然，杰斐逊不可能是洛克思想的复印纸，他的思想比洛克还要激进。洛克讲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一切受自然法则的控制，人也如此，在这个基础上，因此人人是本来自由平等的。而杰斐逊却没有在人人本来自由平等的前面加上一个“自然状态”。因为他显然考虑过，如果世界不是自然的，而是战争的，是饥饿的，是不平安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下，人们就只能听从英雄或枭雄来帮助恢复自然状态，而这会顺理成章的产生独裁专制的政府。

为此，杰斐逊将人人本来自由平等看做是“神圣的和不可推卸的”（sacredandundeniable），将这个观点提升到神圣的高度。他要用这种宗教意义上的概念，来防止和杜绝今后子孙后代的发生独裁的可能。但是可惜的是，后来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建议把初稿中的“神圣的和不可推卸的”改为“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失去了神圣的高度。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杰斐逊对于前人思想家的思想并非照搬，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予以改造，以符合自己心中对理想社会的痴迷。

二、法律专业者的思维

1762年，杰斐逊毕业后，他来到威廉斯堡，跟着法学教授乔治·威思学习法律。这一学就是五年，1767年4月他取得弗吉尼亚律师资格，成为可以独立执业的律师。当时他的业务主要是为殖民地西部地区小型农场的农场主代言，处理一些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由于他的专业水平过硬，加上做事严谨认真，使他在当地的法律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作为一名律师，杰斐逊肯定是有着律师思维的。所谓律师思维，就是对很多事情有一种直觉的判断，然后结论先行。至于证明自己结论的依据又是否真实和准确，并不十分在意，而只是本能地拼命捍卫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这种思维有利有弊，但是它的确帮助杰斐逊在日后起草《独立宣言》中写出一些不言自证的观点。比如我们上文说的，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认为，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神圣的和不可推卸的：人人受造而平等。可是，凭什么说这种观点就是神圣的？它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证明出来的，它只是思想家自己的创造。就像老子说道生万物，佛陀说万法唯识一样，虽然他们的理论很迷人，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此外，杰斐逊作为律师，他非常重视法律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1774年，他在《英属美利坚权力综述》中坚持认为唯一合理的能够借此来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利器，就是要坚持以宪法为基础。

我们来看杰斐逊是这样用这把利器来攻击英国国王，国王并非天生就有，而是“依据法律任命，作为人民的官员，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在人们建立的政府里协助工作，因而受到人们的监督”。

这样一来，杰斐逊就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直接把国王框进被法律限制的国家公务员体系之中。

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国王如果想推行专制独裁的统治，就必须无视法律的存在。《独立宣言》中对英国政府的控诉，有一半以上都是跟法律有关：

他拒绝批准那些对公共福利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那些紧急的、极其重要的法律，除非那些法律在经他同意之前暂停施行；而暂停施行期间，他又对那些法律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其它有关人民向广大地区迁居的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愿意放弃其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这种代表权对人民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只有对暴君来说才是可怕的。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特别的、极不方便的、远离政府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旨意。

他竭力抑制各州的人口增长；为此目的，他为《外国人归化法》设置障碍，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确立司法权力的法律，从而阻碍司法行政管理工作。

他与某些人相互勾结，要我们屈服于一种与我们的体制格格不入、没有为我们法律所承认的管辖权之下；并且批准那些炮制的假冒法案。

在邻近的地区废除保障自由的英国法律体制，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其疆界，企图使它迅即成为一个样板和一件顺手的工具，以便进而把同样的专制统治引向我们这些殖民地。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那些最宝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关闭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凡此种种，都是杰斐逊反对英国国王及其政府的理由。而杰斐逊罗列的这一连串“罪名”，也使得《独立宣言》拥有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足以鼓动北美人民压抑在心头的怒火，让他们拿起武器与英国政府抗争。

三、独特的历史观

除了阅读启蒙思想家的书和法律理论书籍，杰斐逊还非常的喜欢读历史书，尤其是关于英国历史的著作。这些书主要有保罗·德·拉宾的多卷本《英格兰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的《英国封建所有制的历史》等等。

这些书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英国辉格党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源泉。辉格史（Whighistory）是一个历史学派，该学派认为人类文明不可逆转地从落后向先进，从愚昧到开蒙，有些类似于历史进化论。而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往往从今天的角度出发，来评判历史事件的价值。然而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是在重构历史，而不是还原历史，是在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它并不值得提倡。

辉格党历史学家所描绘的上古时期的英国社会，成为杰斐逊心中向往的乌托邦。在辉格党历史学家所创造的历史传说中，英国社会天然质朴，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既没有高高在上的君主，没有颐指气使的贵族，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有的只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孔子对中国上古时期的社会状态的描述，路不拾遗，人人平等，没有暴虐的国家机器，只有天然无邪的国风民风。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很相似？

杰斐逊沉浸于这种浪漫的历史传说里，不能自拔。他后来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中写英国“在撒克逊人移住的早期阶段根本不知封建所有制为何物……我们的撒克逊祖先的土地所有权是绝对的，正如他们的动产是绝对的一样，并且摆脱了上级人的任何干预”。

杰斐逊认为，后来由于诺曼征服，导致英国出现了封建君主制度，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压迫与剥削，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民的悲歌。英国到17世纪上半期的斯图亚特时期，君主暴政已经登峰造极。虽然后来1688年光荣革命打倒了暴政，但到了18世纪下半期，英国又落到了黑暗的暴政之下。然而，北美殖民地作为一块新兴的热土，“北美并没有被诺尔曼人威廉所征服，它的土地也没有让渡给他，也没有让给他的继承人。那里的（土地）财产无疑地是完全属于个人私有的”。

在这里，杰斐逊选择性的忽视了一些历史事实，将英国王权描绘的张牙舞爪。事实上，英国政府并非完全都由贵族把控，例如1265年英国第一次议会，参会的不仅有贵族，部分平民也被召来，与贵族、主教共商国是，这是平民院、下议院的雏形。但是对于这一切，杰斐逊并不在在意。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杰斐逊认为北美人不能步现在英国人的后尘，做封建君主和封建贵族的奴仆。因此，杰斐逊在绝大多数北美人民还在只反英国议会而不反英国国王的时候，就已经旗帜鲜明的攻击英国国王。在他看来，正是英国国王所代表的封建王权污染了上古时代撒克逊的代表制政府。而依然效忠英国王室，已经成为当时所有北美人民无法下定决心主张独立的唯一障碍。只要搬掉这个唯一的障碍，那么北美人民就可以彻底走上独立之路。而解除这个思想障碍的功臣，我想只有杰斐逊和潘恩。

虽然杰斐逊坚信的英国上古时期的历史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就像孔子所相信的中国尧舜禹三代是美好的大同社会一样，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这种历史观念却是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的重要思想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思想来源。当然，回顾历史，几乎所有的历史伟人都有着自己坚定但不一定正确的信念，这种信念能给他们提供一往无前的勇气，持续奋斗的能力，最终帮助他们创造丰功伟业。杰斐逊向往田园牧歌的历史观，给了他反对英国国王，反对贵族统治，反对一切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

四、结语

亚当斯说过，杰斐逊在大陆会议上人微言轻，只是个配角。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微言轻的律师，可以进入大陆会议，并与华盛顿、亚当斯、亨利、伦道夫等大人物在一起坐而论道？

原因是，杰斐逊的舅舅正是佩顿·伦道夫。佩顿·伦道夫是维吉尼亚豪门的领袖、维吉尼亚议会的议长，后来还成为大陆会议第一任总统。伦道夫对自己的侄子非常的提携，1775年，他因为要回弗吉尼亚领导革命，所以就只能放弃去费城的机会。靠着与伦道夫的血缘关系，杰斐逊被大陆会议选中，来代替舅舅的位置。所以说，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和努力，还需要一些别人没有的人脉资源。就像某地产商大佬告诉你他的成功都是来源于自己的奋斗，但实际上，如果他没有一个当过省委书记的岳父，他恐怕连成功的门都摸不到。

言归正传，就这样，年纪轻轻且没有什么政治资历的杰斐逊进入了大陆会议，进入了“国家缔造的现场”。剩下的，就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了。

进入大陆会议后，杰斐逊毛遂自荐，为参加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团起草一系列的训令。后来，他的这些文字被他的朋友推荐给了出版社，成为一本叫做《英属美利坚权力综述》的小册子。

尽管这本小册子因为思想太过激进，比如斥责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是英国议会欺压北美人民的共犯，而没有被当时的弗吉尼亚立法者们所采用。但是，这本小册子既有法律文书的精准，又有政治檄文的感染力，它在殖民地人民当中广泛传播，为杰斐逊赢得了第一笔政治声誉。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两年后，当大陆会议准备起草《独立宣言》时，委员会的诸多成员——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利文斯顿、罗杰·谢尔曼一致认为文笔犀利、富有激情的杰斐逊是起草这个文件的最好人选。于是，杰斐逊欣然接下了这个人任务，并在大陆会议附近租了个小房间，辩论的环境，埋头写作。

因为有了《英属美利坚权力综述》这个蓝本，杰斐逊写《独立宣言》时几乎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很多《独立宣言》中的观点早已在这本小册子中初步显现。比如他没有纠结于什么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征税这一观点，而是直接用一句话来否定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拥有任何权利——英国议会无权对我们行使权力。他也几乎没有参考什么书籍资料，因为那些政治理论已经内化为他的血肉，他不需要去翻书，他可以一挥而就。在他的笔下，《独立宣言》超越了当时的具体政治危机，而是描绘了一个理想中更加纯洁有序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份国家的独立文书，而是一份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宏伟画卷。

虽然，大陆会议对《独立宣言》的改动并不多，但是杰斐逊依然感到有些不快，他全程坐在角落里，面露不爽的表情。对于任何一个珍视自己文字的人来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反应。

当时，没有人会认为这份宣言有多么重要，会带给起草人带来什么荣誉和政治资本，尤其是亚当斯，这也是他日后耿耿于怀的心结。杰斐逊却由此登上了美国的神坛，至今仍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杰斐逊没有嗜书如命，去读那些历史、哲学、文学等经典，平时也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进入大陆会议后也没有积极请缨为弗吉尼亚代表团起草一系列的训令，那么他就不可能被大陆会议赋予这样的历史重任，也没有可能被赋予这项任务后把它写的如此完美。

1800年总统竞选时，杰斐逊击败总统亚当斯而当选美国第3任总统，在任内他成功的从拿破仑手中购买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使美国的领土扩大一倍。1805年3月4日，杰斐逊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并签署法律禁止从国外输入奴隶。

1826年7月4日12时45分，杰斐逊因患风湿症和前列腺肿大，几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杰斐逊对美国的前进道路的巨大作用，正如巴尔顿(JamesParton)所讲的：If Jefferson was wrong, America is wrong. If America is right, Jefferson was right.如果杰弗逊不对，美国就必错无疑；然而如果美国对了路，杰弗逊则功不可没。

参考资料：

1.约瑟夫·J·埃利斯《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2.约瑟夫·J·埃利斯《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古腾堡计划中收录的《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免费电子版本

4.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商务印书馆，1972年

5.Proclamation of 1763. in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 1776. in English Historical Doeuments, vol.9.

摘要：

财富的涌现与流转推动着文明的进化。适当的财富形式因为社会成员的追逐而升值，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激发出社会的创造力。解构最近五百年来世界财富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崛起和转移波澜壮阔画面背后的底层逻辑，即为李约瑟之问提供了一个答案。主权货币和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逐渐成为新的财富形式，极大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也因为财富拥有的两极分化，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疫情之后的世界环境正在急剧变化，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数字货币可能是其中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中国正处上行的国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反而能提供契机让中国专注发展科技、优化治理体系并强化内生动力。

01

引言

货币理论是一个重要而未决的领域，竞争性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当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疫情背景下热烈讨论的话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强调的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主权货币仅受通胀的实际约束而没有名义预算约束，并且应由财政代替央行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通胀稳定的职能。孙国峰批评现代货币理论倡导政府信用而非银行信用，与现代经济金融运行显示相悖，是一种倒退，错误地将存款货币和基础货币视为并列平行关系，只看到了国民经济核算账面上的平衡而忽略了货币创造的内在机制与动态过程，并且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由政府垄断的货币创造制度，产生了一种掩盖在部门名义均衡之下的隐性剥削。

学术界里大多数经济学家、银行家都对MMT持负面态度，但现代货币理论已然“不期而至”。为应对此次疫情，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地区实施的货币政策就属于MMT政策。例如美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民众发放现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美国联储会的负债就从4万余亿美元增加到了6万余亿美元。2019年民众党初选期间，Andrew Yang提出的核心政策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无条件基本收入）也大受民众欢迎，这些都可谓“直升机撒钱”的MMT政策。

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实施的土地财政政策，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近两年来，中国开始密集部署的“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20年4月中旬已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这些同样可以看作是MMT政策延伸与创新。

我们也曾建议实施“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建议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由中央银行直接注资，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变为分红平均地分发给全国公民，也是MMT的一个方面。曾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近期也提议美国政府永久性地将GDP的2%用于广义的公共投资，提供持久性刺激来抵御债务危机，这个提议也可以被看作MMT的一个应用。

中国除了要面对全球实践现代货币理论可能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外部施加的压力。有人担心，以美国为首正在刻意实施“去中国化”的货币联盟，美联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似“割全世界的韭菜”。在紧张的全球局势下，中国的地位与未来的发展需要更清醒理智的分析。我们主张从文明兴衰、财富流转和科技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对MMT和“脱钩”的压力是否可解做出回应。

02

财富流转与文明创生

财富形式非常重要，甚至能够引导和决定文明形态和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创造财富与文明的还是农耕民族，有些游牧民族甚至没有文字系统，更谈不上形成唐诗宋词般的文学艺术。常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游牧民族文明发展的局限性就源于他们的财富形式过于单一，土地对牧民而言并不是财富形式，哪里有草地就游牧到哪里，而以畜牧为主的财富形式就决定了财富量有限、难以积累并且不稳定，遇到天气灾害甚至会一无所有。相比之下，农业社会的财富形式就好得多，粮食可以贮存较长时间，粮食产量与土地数量基本成正比，因此土地也是财富形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才让人们有机会在精神文明层面有了更多更高的追求。

瓷器、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则是更加优异的财富形式，不仅单位体积的价格更高，与咖啡烟草相比它们被人类赋予更高意义，又比粮食更适应长途运输便于保存，因此内贸外贸得以发展且维持较高利润，香料也是西域重要的财富形式，当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目标之一也是获取香料，但从历史角度来看香料可能由于保质期限等原因没有长期大量地积累下来。中国本身的银矿产量很少，但到了明朝已经是银本位，说明在西方等地开采的银子已经通过贸易大量流转到中国，而中国以瓷器茶叶丝绸为主要商品输出到世界各地，是持续了千百年的重要财富形式，例如当年英国新贵追捧的下午茶就离不开茶叶和瓷器，彼时都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很多人认为发展出现代科学的西方为世界文明进步奠定了绝对基础，其实西方现代科学的兴盛离既离不开他们独特的文化特征，也离不开东方财富的支持。比如李约瑟难题常被用来评价中国的创造力，但李约瑟难题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提问，比如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发生在罗马呢？罗马存续了上千年的时间，非常重视工程，并且也是已然知晓希腊文明成果的，这可以从侧面说明，现代科学的产生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并非在任意繁荣之地就可能产生。

西方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受到了一神教的洗礼，这种信仰使得西方人对唯一性、终极性的追求到了极致，对问题的分析一定要追根究底到一个根本原因、一个绝对的存在上。虽然东方也有“大道至简”的说法，但比不上西方经过一神教千百年洗礼而形成对唯一性追求的强烈。但西方的发展只有文化特征还不够，还需要在追随一神教思想的过程中，人的“自我肯定需求”能够得到适当满足，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聚集过来，在这一历史场景下，资源就是来自东方的财富。当时西方的起点更低，东方虽然看起来腐朽，但对于西方财富体量而言，依然提供了充足的财富存量，加上西方通过对科学的投入，更是加速了东方财富向西方的集中，滋养西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在自我肯定需求理论框架下，这些现象就看得非常清晰，一方面要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独特性要能持续带来正向收益。对于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很难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而且对于财富原本很少的地区来说，有一些财富涌入就能填补很多空缺，更容易满足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更容易产生“奇迹”。

03

自我肯定需求

在牛顿时代，人们对机械能动能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认为如果能将人类视作机器，既然机器运作需要能量，那么人类也会需要能量，因此能量需求是当时看来人类最重要的需求。到了20世纪40年代，薛定谔就提出了生命需要负熵（negentropy），而且已经猜测到生命需要某种准晶体来保存信息，对这种准晶体的探求导致基因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纵观人类世界，我们认为自我肯定需求才是人类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图1 需求的三个层次：

将人看作机器时具有能量需求，将人看作有序结构时具有负熵需求，强调人类主体性时人具有自我肯定需求

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们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Bloch的实验数据表明，89%的实验对象对自己的人格品质评价要比实际更高一些；Myers的调查显示90%的商务经理认为他们的成绩比其他经理突出，86%的人认为自己比同事更道德；Svenson的研究显示超过80%的人们认为自己开车水平比别人好。

自我肯定需求是刚性需求，不比物质需求弱，往好的方面想，大家趋于肯定自我，就会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生产出的总供给，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提供额外的供给，来填补这个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四种主要资源供给方式（财富涌现方式），可以加以利用来填补缺口，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

第一种方式是学习和自主创新，包括制度层面和科学技术层面。制度的创新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技术创新则由新技术、新发现带来。制度创新使得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更先进的替代。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相比更少耗费资源、更具爆发力，因此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第二种方式是外部获取，包括与外部社会进行贸易（比较优势）、自然的领土扩张、古时游牧民族的抢掠，以及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在这几种外部获取的方式中，贸易是最长久也最实用的方法。重商主义国家强调要出口大于进口，使国家内部的和谐发展在外部财富的补充下得以实现。

第三种方式是透支未来，用未来的财富来弥补今天的缺口。通过印钞、借贷、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未来的资源。原则上讲，未来是无止境的，因此透支可以非常大。但是这种透支行为的伸缩性也很强：当经济状况较活跃时，人们的情绪也比较乐观，这时对未来的信心较高，因此透支也会更多；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情绪，那么他们就会更关注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保障，因此透支也就会相应减少。这种对未来信心的波动使得金融市场缺乏稳定性并导致金融危机。

最后一种方式是崩溃后的再出发。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类似的准周期规律，帝国或王朝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落后国家对发达的国家进行侵略与吞并也有着与改朝换代相同的性质。

04

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

东西方的发展都存在准周期的规律。中国最长的朝代为汉朝约400年，宋朝约300年。我们可以发现隋唐、秦汉都是前一段很短，后一段较长的模式，其中从三国到南北朝这一段是比较特别的、支离的时期，但总体的准周期规律依然明显。

西方的发展历史也有类似规律，只不过体现为财富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转，如图2中财富中心流转方向所示。比较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共治地球，西班牙负责西半球的治理，葡萄牙则负责东半球，随后进入了荷兰的统治时期，接下来到了英国的迅速发展与统治，再后来美国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

不管是西方历史兴衰还是中国王朝的更替，我们都可以在自我肯定需求的框架下面解释，这也是相较于其他理论，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优势所在。但很多人都低估了中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作用，曾有人梳理了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发明，中国似乎数不上几项，但一个国家的能量从这种维度评估并不准确，重要的还是要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一个国家或者朝代要维持300年的鼎盛发展是很难的，葡萄牙西班牙的强盛时期大概100年，荷兰统治还不到100年，英国站上历史舞台的时间约为英西大海战，从光荣革命开始引领西方到二战结束，鼎盛期也不过300年，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都不到300年。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

对于一个维持较长的王朝或中心而言（比如300年），如果利益集团的获利年增长为3.6%，根据爱因斯坦七二法则，利益集团的财富每20年就会翻一番，那么在300年的时间里，利益集团的财富将增至开始时的约32000倍（215）。社会阶层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顶层是最高统治者或者联邦政府，中间层是以达官权贵为首的组织或利益集团，他们是治理国家的代理人，底层是普罗大众。利益集团的利益激增，实际上意味着顶层利益的大幅削减，到了周期末期，顶层实际可支配的资源所剩无几，又没有足够的外部资源填补自我肯定需求产生的社会缺口，内忧外患就容易导致中心地位的出让或王朝的崩溃。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用自我肯定需求去看国家的兴衰和中心的转移，很多事件就变得非常清晰。很多人将文明兴衰与文化、制度、宗教信仰关联在一起，但实际上，文化制度这些是“果”而不是“因”，国家资源或流转的财富能否满足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才是关键。只有在财富涌现时、在外部资源充足时，文化制度等创新才有可能发挥效用。假如百姓都食不果腹，大家就没有多余精力去欣赏文化制度等创新。

在图2中也展示了科技中心的转移，汤浅现象表明，科技中心的转移与财富中心的转移往往在时空上并不同步，而是稍有滞后，说明先要有财富的聚集，而后才有创新创造的涌现。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转到英国，随着科技革命的影响，再转移到法国，随后是以化工闻名的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科技中心也往往不会长期维持，一个科技中心的兴起通常是，已经积累了财富，又看到前一个科技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下，认为自己的技术水平不会比别人差，于是大量投入追求技术上的赶超与创新，就容易崭露头角取而代之。但当科技中心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逐渐划分派系，在科研体系中能够得到提拔晋升的都是派系内顺从规则的人，科研变得有利可图，部分科研人员就容易出现动机不纯，整体的创新性自然变差，而在新出现资源涌现的地方，他们的科研创新动机就会更纯粹，科研人员发自内心觉得科研有趣，专注于技术突破而心无旁骛，就可能形成下一个科技中心。

即便是美国，现在同时作为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但实际上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就已经超过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科技中心是1920年后转移到美国，依然是晚于财富中心的转移。当然科技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财富的积累，电力、钢铁、汽车和石油等形式的财富大量涌现。

图2 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在美国之前，财富与科技中心在时空上并不重合，但美国也是在1894年工业总产值（准GDP）领先英国之后才成为世界科技中心（1920年）

05

主权货币和债务作为财富形式

美国作为财富和科技中心，并非高枕无忧。美国大型公司的资产净增值速度约10%，一些新兴产业公司的资产净增速甚至可高达14%，即使按照10%来计算，根据爱因斯坦七二法则，这些公司的资产约7年可以翻倍，经过100年的积累就会增长大约16000多倍（214）。而美国GDP约每年增长3%，100年大约翻16倍。也就是说，100年后，金融资产增量是GDP增量的1000倍，其中巨大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对未来预期的膨胀以及通过主权货币和债券透支未来。

关于货币起源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特殊商品理论，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实物交换这种直接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会很麻烦，而特殊物品容易携带和保存，达成共识后价值较固定，特殊商品逐渐成为货币，比如将容易分割携带的贝壳作为凭证，这是货币原来的形态。这种形态实际上是把一种已经拥有的东西，转换为一个凭证来进行交换。

还有一种说法是货币源于对神殿和寺庙的欠债，比如龙白滔指出，公元前3000年的经济体就以信用为基础，以货币化的粮食和白银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债务主要是居民欠美索不达米亚宫殿和寺庙的，会计师用货币作为远期规划、资源分配和价值分配的工具，货币也用于支付税款以及费用，周期性的债务勾销以此来消除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货币体系就具有强制性，而不是民间自然形成的。

但是，这两种货币起源的思路都各有缺陷。英国经济学家英尼斯批判亚当·斯密的理论毫无历史依据，实际上是错误的，认为他发现的只是信贷。例如《国富论》中铁钉的案例站不住脚，铁钉制造者很穷困，不仅需要供应商提供原料，而且在制作过程中还需要依靠供应商提供的信贷而购买面包等生活物资，也就是铁钉的制造者背负了债务，到铁钉制造完成，再用铁钉去还债。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汉弗莱也写道：“从来都没有人类记录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更不要说再从这种以物易物经济中发展出货币了。”

货币的产生也并非一定要强制性，确实可以从民间、局部开始自然而然的产生。比如中国历史上晋商银票，就是民间商行发行的非强制性货币，比特币甚至是由个人发起的货币，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当然，大部分强制性的中心货币或法定货币能够更稳定，我们可以说非强制性货币不够稳定，不是足够好的货币形式，但不能因此认为民间无法自发形成货币，或者否认它们作为货币的存在。美元的强制性也不是仅凭政府一声令下，而是要经过禁止使用黄金等手段才逐步达成。

纸币的出现实际上更多的是以信用来做凭证。以信用做凭证很不容易维持，因为一定有人因为非足额抵押，会过度使用信用。不论是官方法币，还是民间出现的银票，货币形成之后就会随之形成流通的生态圈，目光长远的发行者都希望这个生态圈能够有持续性并保持生态健康。

货币体系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货币可以出现负利率？负利率就意味着资产无法带来收益。比如黄金，在保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损耗，克数不如当初，或者是要完好保存黄金需要额外支付费用，但黄金本身并不会增加。那么大家为什么依然愿意接受负利率资产呢？就在于大家很可能找不到更好的资产来替代。假设黄金年损失大约1%，但如果投资其他资产的损失是5%，那么我们依然会选择黄金，因为损失量更少。但不论如何，货币变成负利率资产终究不是好事，说明大家并不看好未来，也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标的。

作为强国，有人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侵占别国来获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要攻打他国，除非被侵略的一方比侵略者富裕得多，否则发动战争的成本就会很高，得到的利益都不足以补偿。例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攻击，表面看美国是得利，因为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不妨简单计算一下，这场战争美国已经花费了超过2万亿美元（包括对士兵的治疗与补贴费用），伊拉克日产量400万桶原油，假设每桶原油能净赚20美元，那么需要持续不断抽25000天（68年）原油，美国才能勉强回本，且不论当前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一度为负值。政府确实花了不少钱，但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被军火商、承包商等利益集团赚得，从联邦政府角度分析战争依然是赔本的，美国部分利益集团才是得利者。即便美国大量的支出可以继续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但依然要付出代价，只是将支付期限延后而已。

美国从弱变强的过程中，也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外界对其发展的预期是不断在改变的，如果愿意相信美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就会为之买单。但这种债务滚动累计的情况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而是会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常常是突发因素）而终止增长。其中一个突发因素是天灾，例如明朝末年，国库已经不堪重负，结果遇上自然灾害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赈灾，赋税更难征收，财富分配更容易引发各方不满，就容易被揭竿造反。还有一个因素是外部变化，例如美国如果能持续现状，几万亿、几十万亿地发债，只要有人依然相信美国最强就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如果突然出现了比美国前途更好的经济实体，大家转而购买新实体的债务，美国就会受到致命影响，这也是美国与新兴经济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潜在的挑战者出现时，如果它不够强大就会被“老大”扼杀或者进行打击，那么对“老大”而言就是一种资源的补充，当年的美国与日本就是如此。当时日本的汽车、电子等产品质量突出，在全球迅速扩张市场，确实威胁到了美国地位，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实施军事和政治的多层压力，使得日本资产形成泡沫并最终破灭，随后美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扩张迅速，对美国经济是一次大补。美国对苏联不战而胜，内爆的苏联资产很大部分通过互联网泡沫在华尔街涌现出来。

但由于自我肯定需求的不断作用，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扩张还不足以支撑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后来有了房地产行业的扩张，让更多信用不足的人借贷买房，也因此引发了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量化宽松、国债的扩张，国债已经累计了很大的泡沫，国债价格上升利率下降，甚至马上可能要到负利率，这个泡沫可能会在某个契机下破灭。新冠肺炎疫情目前还没有导致国债崩溃的破坏，但美联储已经开始无底线收购，包括可能收购垃圾债券。美国也准备发行超长期，比如50年期的债券，虽然目前利率很低，但未来可能利率飙升，变成一个笑话。

伟大的商品不仅是财富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价值载体的工具，在宏观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缺少足够好的财富形式，民众没有愿意持续购买、使用和保存的商品。历史上金银的囤积也曾引起通货膨胀。东方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可谓是历史上伟大的商品，对比西方历史上的财富形式代表有烟草、咖啡、可乐、钢铁、石油和水泥等，但它们持续高热的时间都不算久。

具有生命力的财富形式必须能够持续地满足自我肯定需求，能够成为人类“自我”的延伸。农耕社会的土地是重要财富，拥有的土地可以看作是拥有者的一种延伸。到了现代社会，对很多人来说，房、车依然也是自我的延伸，但对普通人来说，很多房、车都是贷款购买，还有很多人无力购买，因此这类财富形式并不能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延伸方式。

国债、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地区新的财富形式。债券可以作为一部分人的资产，那么对应地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负债，两者基本平衡。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收益率大于和经济增长率（r > g）,两者的差距就要靠额外的资源来填补。债券这种透支的方式暂时可以满足中间层（利益集团）每年10%以上的增长需求，实际上消耗的是顶层（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利益，以及底层普罗大众的资源，很多美国公民已经是负资产的状态。

在发行国债时，国家主权非常重要，某些拉美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在于追求短期利益，在能出售国有资产（电厂、水厂等）时将这些民生资产都变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只有本国政府兜底，却又没有实际可依靠的资源，只能印钞，导致货币疯狂贬值。受疫情影响，美国国债利率持续走低，美国也已经开始印钞，目前来看由于中产大多愿意继续持有债券作为资产，美钞超发了也没有明显通胀，反而近期美元一直在升值。但这种印钞的方式依然不能治本，本来就富裕的中间层会拿到更多美元，而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可以分得的增发量依旧杯水车薪，这样就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顶层让利到负债累累，底层被挤压得不名一文，而中间层对无法保持10%增长产生不满，最后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撕裂甚至崩溃。

06

新财富形式的建构

吴敬琏等学者认为，交换产生财富，这在过去的商业逻辑中是成立的，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介入，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科技是在打压商业文明，使得商品制造环节变得透明，利润变得很薄。加上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重创，更加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价值载体，让大家愿意支付、使用和保存，能够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

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还不能断言一定会如何，但在自我肯定需求的框架下、从个人延伸的角度来看待未来会更加清晰。古人先贤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个人从小到大实现自我延伸的一种很自然的路径，也可以是构建新财富形式的思路。人借助乐器演奏出原本身体无法发出的音乐，是“自我”的一种延伸；通过发明计算机，编写程序，让机器完成一个个功能，也是个人“自我”的延伸。在西方工业时代，这些延伸方式是被暂时压制了，当时需要的是标准化的、像机器一样的工人，但未来将更加强调个性化，鼓励个人对“自我”的延伸和超越，这是应当追求的价值。房子对中国人的意义非凡，在未来作为延伸方式之一依然存在可观的发展空间。

现在环境越来越复杂，就在于我们还需要考虑AI的因素。可以说依然有很多人低估了AI的进步，以及AI可能产生的影响。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冠军棋手时，机器超越人类的奇点就已经发生。可能会有人质疑，认为奇点应该是看到一个“全能机器”或者AGI，在各种领域都能超越人类。但这种想法有些不切实际，因为这种期待的机器更像是一个“上帝”般的存在，而非机器智能。智能不会是通用的，一定是具有专业性的，现在AI就在专业领域一项项地超越人类。美国有一个继续引领全球的机会就是在AI方面取得技术垄断，就像古罗马在公元元年前后的转换一样。

古罗马在人类历史上比较特殊，因为一个中心很难维持400年以上，而古罗马的上升期大约600年，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帝国，人口增长了600倍，而土地扩张了6000倍。当时是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一个标志性度量。土地的进项要多于人口的增加，代表可以满足大多人的自我肯定需求，是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到了公元元年左右，罗马的扩张到了极限，向外扩张的成本大于收获。结果是由集权的帝制或寡头制取代了共和制。用通常的理论框架很难理解，为什么帝制取代了更好的共和制呢？从自我肯定需求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扩张到边界之后，没有额外资源能让所有公民满意，底层公民的利益不能维持，那么只能是将维持顶层的寡头和中间层军队的利益摆在首位。古罗马的历史也说明了制度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原因而是结果。

没有额外资源的情况下，财富实际上变成在内部竞争，在互相剥夺，这就是不稳定的状态，到头来还是会崩溃，而且崩溃的速度远远快于成长的速度。罗马在帝制时并没有纸币，而是用金属铸币。但后来由于资源短缺，铸币不停掺假，金子含量越来越低。罗马在制度的转化、铸币掺假，实际上是通过透支未来的方式试图维持统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延缓而不能挽回崩溃的趋势。

美国也可能有这种转变机会，那么权利可能是集中到技术精英身上。在比较近的未来可能是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和科技精英形成“三国演义”之势，中国相比是弱势就需要合纵连横与科技精英合作，但科技精英内部能否团结凝聚还有待考证。

技术精英们对此应该有所思考，比如数字货币就是一个切入口。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也感受到了压力。七国集团财长对Libra均持反对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样，背后的理由是法币的基础并不那么牢固。虽然Libra主张不会和主权货币对抗，只是作为支付手段、作为一个有抵押的稳定币，但在金融并不稳定的现状下，它势必会成为法币事实竞争者。Libra虽然调整方案，不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而是与单一货币（比如美元）挂钩，在一开始可能会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但在未来它对美元的威胁仍然是首要的。美元背后是政府背书，是通过未来的税收支撑，但作为世界霸主累计欠债颇巨。美国国债已超过25万亿美元，但相比之下美国对未来的承诺（liability）相比之下才是恐怖数字。这种承诺表现为个人的资产，也是国家层面的欠债，国家在未来需要持续偿还，这些承诺折现到现在约为150万亿美元。如果允许Libra发行数字货币，Facebook的月活用户数量超过23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多，比起负债累累的美元更加清爽灵活，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元等主权货币就会形成激烈竞争。

姚前曾提到，美元数字货币很可能是公私合营的典范。对此也有人评价，美元本身就是公私合营的，银行组成的集团本来就是股份制公司，银行的股权是集中在私有股东手中，这也说明货币并不是一开始就由政府强制的，还是有私人作为重要角色来参与。不论是政府的还是私有的，大家也都要维持货币体系的健康生态。

可持续的、具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算健康的生态，而如果体系内贫富差距过大，层次构成变得不合理，各层的自我肯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货币体系容易变得脆弱，经不起外界冲击，这样就是不健康的生态了。美元体系所构成的生态是否健康，能否抵御外界冲击呢？Libra如果与美元单一挂钩，并且只是作为支付工具，例如拥有一美元才能花费一美元，而不引进信用，那么Libra就更像是特殊商品而不是信用货币。

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健康的生态里，一定要使用信用进行扩张，需要透支未来，而不是只使用资产本身作支付。很多人的感觉可能是足额抵押是最佳方案，但本质上不是，因为如果大家都要用当下已经拥有的、足额的等价物（比如金银或者是实物资产）来做足额抵押，就会发现，即使把社会现有的全部财富都拿来做抵押，依然不足以填补空缺，因为自我肯定需求的不断作用使得民众要求的分配额会超过当下实际产出量，那就会对可持续性造成挑战，这也是没有信用参与的Libra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信用货币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有对财富的追求，为了社会的可持续性，信用货币必然会产生。数字货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能够作为人类“自我”的延伸，甚至成为未来世界的通证。

07

未来世界的通证

AI和区块链等技术对传统商业构成挑战，但对未来的财富形式可能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技术手段的强大，如果人们可以对信用特征有更好的认知，那么未来的货币或者通证将更多偏向于信用而非实际拥有的资产来进行抵押。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之下，本质的规律依然是自我肯定需求，每人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希望得到更多回报，那么还是会导致信用膨胀，如果过度膨胀还是会导致崩溃。因为人们的预期会不停增长，但实际的财富不会增长那么快，泡沫总有一天会破掉。

这就推导出未来货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然需要有一定的通胀。比如工资幻觉，增加工资很容易，但是减薪就很难，而且对被减薪的人来说伤害很大，所以公司要保持一定的幻觉，让员工觉得工资在涨，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但实际上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抵消一部分。

未来货币的第二个重点特征是需要财富流向底层的机制。因为有自我肯定需求，人们会趋利避害，财富一定是向少数人流动。那么货币当局就要让财富有返回到底层的机制，不然向上流动太快，就更容易崩溃。比如说西方的个人申请破产、食物券，中国的二次分配或者转移支付，这些都是财富向底层流动的补偿方式。好的制度体系要尽可能抑制资本的冲动，让社会动力有序并缓慢地释放。

未来货币的第三个特点应该是多币种，而且是一个廉价货币时代。现在的趋势是，日本曾经是低利率负利率很长时间，现在欧洲已经负利率，而且美国也是朝那个方向走。为什么要强调多币种？假如说都在同一个价值尺度上，是比较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社会提供诸多价值体系，每个人才可能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该价值体系里有上升的空间。比如说有人炒鞋，不一定很理性，但体现了收藏和兴趣，比银行里的一串数字更能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人们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而且随着AI技术的进步，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未来我们是要不同币种来反映不同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也能看到新的币种，比如在美国，用食物券可以到超市去买食物或日用品，但是不能拿去投资或者购买奢侈品之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币种。比如目前中国有定向降准、产业政策的倾斜等等，未来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币种来实现。

08

有赞助的通证

在现代金融体系里，通证或者说数字凭证可以定位为在小范围内、快速达成共识的工具。主权货币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凝聚所在，拿法币能买到这个国家里的任何商品，这就是一个广泛的共识。股票则是对公司的价值的一个共识凝聚所在，但是并不是说发行货币或股票，就一定能成为共识。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虽然发行了货币，但是无法形成共识，法币会贬值很快。再比如新三板，虽然发行了股票，但因其缺乏流动性，实际上是几乎没有共识。现在区块链的数字货币很多都是破发，即虽然发行了数字货币，但是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共识。

数字凭证或Token应该先在小范围达成有效共识，然后再逐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

保险销售员承担了教育客户的具体工作，根据每一位用户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认知升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销售员的业绩发放销售奖励Token，销售员的收益不仅来自于其所获的一笔保险销售的提成，而是同时随着所有销售员为公司贡献的积累增长。而公司规模扩张，保险公司的价值也将体现在整个公司的成长上，故拥有Token的销售员就还可以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

这一措施看似简单，却能极大地改善销售环节，对员工产生正向激励，相比没有这一机制的公司来说，提供Token的保险公司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员工，从而继续刺激公司的成长。另外，保险产品的设计也可以引入Token激励。设计奖励Token和销售奖励Token具有不同的时间属性，比用传统的股票、期权激励更为精准合理。

利用Token在小范围内（公司、行业）快速达成共识，整个过程对全体用户清晰可见，而数据防篡改、可追溯，又提供了可信的存证依据，因此，这样的开放性机制有利于公司或行业吸引更多的人才，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实现更多价值。

如果把Token都放到交易所，即在不同Token之间建立价格的联系，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共识，而人类的未来正是需要这样的共识。之所以用产品设计和销售来举例，是因为这类工作的完成度取决于主观能力的程度很高，优秀销售人员，比如李佳琦、薇娅等超强带货能力的主播，他们的销售额可以超出旁人百倍甚至千倍。

但这些优势在进程中是很难一开始就量化清楚的，我们只能放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让大家竞争然后来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还在早期阶段，对应的通证价格波动就会非常剧烈，特别是对有高度创造性的事物认知还很不充分，就一定要在小范围内发Token来达成共识（虽然这个共识也可能还是错的、不是很准确的），未来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对这些内容来定价，让它变得相对精准。

区块链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达成共识的方式。一开始更多的是技术上怎么达成形成共识，但慢慢就体现在社区的共识上，这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做社区同样不能做大而全，期望达成共识的目标不能太大，而是要在小议题上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会带来价值的改变，价值的这种转移才是值得鼓励的。在社区里，凝聚一群真心认同该通证价值的人，让大家在价值体系内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延伸“自我”，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即使数字货币对法币构成挑战，我们也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将通证（Token）悉数拒之门外。未来通证发行可能带来的一种巨大创新在于发行有赞助的通证（Initial Token Offerings, ITO），并可以借此治理社区、实施链改等等。赞助方提供资源作为储备金，针对性地发行有底价的通证，就能够对自己希望攻关的关键产品或关键技术进行资源的引导，吸引人才队伍参与关键问题的研发，也可能吸引更多感兴趣的投资者入场支持，甚至能帮助赞助方内部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这类通证的定价方式可以是一种竞合竞价与主导价格相结合的复合定价方式。赞助方须承担重要角色，赞助方不仅需要抵押资产作为储备金，而且为确保用户的买卖需求都能被满足，当用户的买卖单不足以完全撮合时，赞助方需要与用户进行交易。在一般范围内，由参与流通的各节点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确定通证最新价格，以及在该集合竞价周期内每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一定条件下，赞助方有权进行主导价格作为下一轮集合竞价的起点价格，主导价格的幅度或自由度也可以事先写约定，最后根据不可更改的有效下单记录，确认每一笔交易。

主导定价（commanding pricing method）的方式并不罕见，比如联系汇率和SOFR（担保隔夜融资利率）都是主导定价机制，这些实践和提案可以看作是有官方背书和赞助的发行。根据共识价值论，价值源于共识，不论具体实施定价方式如何，最终要产生价值需要依靠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价格达成共识。

09

总结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可以听见很多不同的声音，未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形势没有部分言论渲染得那么紧张。两年前贸易战伊始，中国看似身处劣势难逃败局，但事实并非如此，贸易战就好像拳击比赛，双方有各自出拳的节奏，中国在“挨打”的阶段只要保证自己不被打倒，能够坚持下来，最后就能胜利。现在对比两年前，对中国而言虽然来自美国的压力更大，但局势更容易应对。这两年来，中国对美贸易依赖性进一步减弱，自身的技术独立性进一步增强。

多数人低估了中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作用，也很可能继续低估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作用。中国在快速发展、建立自信的过程中，出现嘈杂的舆论、过分的行为都有可能，强国都经历了类似过程发展而来。关键在于年轻一代要建立自信、达成共识，为未来做好准备，发展科技并强化内生动力，拥抱未来、引领未来。中国更容易实现未来的引领作用，就在于西方国家会沉浸在已经经历过的辉煌中，低估未来可能的变化。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一直在走下坡路，也一直在怀疑自己，被世界列强群起而攻之，但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没有被真正殖民过，仅凭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对比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要么已经消亡，要么曾经被完全殖民（例如印度），中国虽然割地赔款，又有八国联军和日本的侵略，但中央政府一直存续，文明的主体性没有被扑灭。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专利数量、诺奖数量、军事投入等维度来评估并不准确。比如日本平均每年被授予一个诺贝尔奖，中国远远比不上，但诺奖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得奖者几乎是二战后婴儿潮那批人。美国本土的年轻人并没有那么活跃，比如现在很多科技精英都是第一代移民，很多大企业掌门人是印度裔，而且在美国政坛上抛头露面的也大多是年长者，年轻人很少见。军事开支巨大也不能代表强盛。比如战争中，富国往往是亏本的，原因在于富国的成本远远高于穷国，美国攻打阿富汗就是一个例子，花费的武器、训练士兵的成本远高于阿富汗但收益极其有限。中国历史上宋朝与游牧民族、清朝与日本也是如此，富国如果打赢了依然是流水似地花钱，输了还要被抢掠，进退皆失。因为自我肯定需求的驱动，一个文明的上行或下行都是难以阻挡的。中国人承载了千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我们强调集体主义就是有这样的历史原因。在上升时期，一个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但到了衰退期，必需要集体一起承受痛苦，中华文明虽然历经跌宕，依然会复兴再起。

今天，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2/3，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规则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是，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超越美国，中国就有发展空间。放眼全球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国运正处在上升阶段：其一，新中国处在崩溃后的再出发的阶段，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分配；其二，中国享有贸易顺差的优势，也是外部获取的方式之一；其三，中国有学习的对象和优秀的学习能力，即使被批评是“山寨”别人的先进技术，在很多领域依然能快速学习形成自己的技术。这些优势条件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将“逢山开路，逢水搭桥”，遇到的挫折也不会被击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发生与中国“脱钩”或者西方“围殴”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具有相对最全面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

中国虽然不会主动脱钩，但如果被脱钩了也不要过于担忧。美国较早曾经有过门罗主义，英国早期也有过光荣孤立，只照顾和自己最近的相关方利益，而不过多掺和其它事务。中国需要参考借鉴这些经验，但西方的扩张路线未必适合中国。疫情导致的生产放缓可能为优化中国的产业布局提供了机会，比如内地省市按照产业聚集和供应链优化的原则承接沿海制造业，释放沿海的技术创新活力。

（该文最早发表在“学术前沿2020年6月下”上。）

雄鹿队所在城市密尔沃基位于密歇根湖西岸，是典型的小城市，这支球队却有不凡的战略眼光，在70年代聚集天钩贾巴尔和大O罗伯特森，豪取总冠军。21世纪初又短暂组建三个火枪手（雷阿伦、大狗罗宾逊和卡塞尔），打进东部决赛，最终不敌艾弗森的费城76人。三枪解体后，雄鹿再进入漫长的重建过程。

NBA队重建以核心重建为本，建队核心决定重建的成果。独行侠、湖人、雄鹿、快船、猛龙因选对建队核心而崛起，而太阳、国王、活塞、骑士、森林狼选错核心，陷入吧反复重建。建队核心可来自于三种途径：选秀、交易、直接签约。像密尔沃基这种穷乡僻壤先天无吸引力，很难像湖人尼克斯等富队直接签约球星，只能寄希望于交易或选秀，交易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选秀则可低成本地获得潜力新秀。

雄鹿不断试水建队核心，从迈克尔-里德、博古特到“双枪”詹宁斯和埃利斯。可惜雄鹿没有骑士挑到詹姆斯的逆天运气，这些核心都难堪重用。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雄鹿队在选秀大会上截胡了中国球员易建联，希望模仿姚明模式打开中国市场，可惜易建联未能打出预期，一年后被交易。

易建联与队友的合影

几经曲折后，时任雄鹿总经理约翰-哈蒙德终于慧眼识珠，在2013年以第1轮第15顺位选中非洲移民出生的希腊球员字母哥扬尼斯-阿德托昆博。

字母哥1994年12月6日生于希腊雅典，父亲查尔斯-阿德托昆博是足球运动员（2017年去世，年仅54岁），母亲维罗妮卡是跳高运动员。父母从尼日利亚移民到希腊，却一直没获得希腊的公民身份。直到字母哥18岁，希腊政府想让其加入国家队方才给予全家希腊国籍。字母哥家中有五兄弟，他排行老三，字母哥小时候和哥哥打零工，例如修手表、包包或在眼镜店打工。字母哥幼时踢足球，直到2007年，教练斯皮罗斯发现了字母哥的篮球天赋。此后字母哥崭露头角，征战于希腊乙级联赛Filathlitikos俱乐部，终于被美国球探相中。

字母五兄弟

雄鹿选中字母哥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相中字母哥的还有达拉斯小牛队（现改名独行侠），小牛队总经理小尼尔森向老板库班强烈推荐字母哥，然库班正幻想打造3D组合（德克-诺维斯基、德隆-威廉姆斯和德怀特-霍华德），拒绝了小尼尔森的建议，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3D组合没了，字母哥花落雄鹿。

2013年雄鹿又从活塞交易来米德尔顿，2014年以榜眼签选中了贾巴里-帕克，帕克和字母哥成了球队培养核心，球队为此陆续清理了原双枪詹宁斯和艾利斯。2014年用了两个选秀权，跟篮网交易来主教练贾森-基德。此外，2016年以次轮第36位选中布罗格登。2017年年底又交易来攻防兼备的布莱德索。雄鹿崛起的初始班底就形成了。

帕克技术全面，能投能传，天赋比字母哥高；可惜由于两次左膝十字韧带撕裂，星光黯淡，最终为球队放弃。字母哥天赋逊色，打篮球晚，篮球基础差，但他勤勉奋进，为了适应NBA，他艰难增重，自进联盟至今，已增重51磅（46斤）。在帕克重伤后，球队建队核心逐渐转向了字母哥。

字母哥增重前后

基德教练要求身高2.11m的字母哥打控卫，这是史上最高的控卫，符合当前位置日益模糊化的趋势。字母哥展现出了顶尖的突破分球能力，尤其是大跨步突破更是联盟一绝，成为了二阵球员。米德尔顿逐渐成为合格的二当家，擅长背身单打和投篮。布罗格登擅长打挡拆组织，并有精准的投篮。雄鹿已具备强队基础。

基德能培养球员，他执教四年，连续三年进季后赛，可惜止步一轮，他的问题也随之暴露：临场指挥差，过度使用主力，运用角色球员差，没有好的攻防体系。

胸怀大志的雄鹿管理层和总经理乔-霍斯特（哈蒙德已于2017年跳槽魔术任总经理）对基德的执教日益不满，并于2018年炒了他鱿鱼，换为“马刺系”的布登霍尔泽。

“马刺系”是波波维奇的弟子和助手组成的流派，占了NBA教练的半壁江山，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除布登外，还有鹈鹕教练金特里、快船教练里弗斯、费城教练布朗、勇士教练科尔等。这些教练基本功扎实，擅长搭建攻防体系。布登是佼佼者，2015赛季，布登霍尔泽曾率老鹰队取得了队史最佳的60胜22负、东部第一战绩。

布登加盟后，雄鹿进入高级模式，围绕字母哥核心打造了顶尖的攻防体系。雄鹿进攻采用魔球体系，重视三分和禁区，快节奏、高回合数大量出手。雄鹿囤积了大量三分射手（米德尔顿、布莱德索、布罗格登、米罗蒂奇、马修斯、乔治希尔、科沃尔等），连中锋大洛佩兹都拉出来投三分，球队的三分是联盟顶尖水平。雄鹿进攻端是三足鼎立，字母哥、二三当家（米德尔顿和布莱德索）、三分手，三足即使有一足失常，其他二足仍能疯狂输出。球队控场者由字母哥和布莱德索担任，字母哥在突破基础上增加了背身单打和投篮技能。雄鹿防守端是强侧压制强侧，内线蹲坑护框，字母哥内外扫荡。雄鹿球员身高臂长，有很强的机动性，防守压迫性强，防守覆盖面积大，能对持球者持续施以高压防守，造成对手勉强投篮或传球。雄鹿自此步入顶尖强队行列，并于2019、2020两赛季获得联盟第一的战绩，战绩辉煌，字母哥也斩获了MVP。

综上，我们看到雄鹿的成功与几个因素息息相关：

其一、选秀能力，雄鹿低顺位淘宝淘来了字母哥，成为球队建队核心，还淘来不错的角色球员如布罗格登、迪文琴佐。

其二、交易能力，雄鹿目光如炬的交易来米德尔顿和布莱德索，成为球队二三当家。

其三、签约能力，雄鹿在2019赛季布罗格登走后，又淘来马修斯、科沃尔和马文。

其四、运营能力，雄鹿两任总经理（哈蒙德和霍斯特）有一流的资金管理能力，这是做好交易和签约的基础。

其五、选帅能力，雄鹿管理层慧眼识珠，先任命教练基德，培养了字母哥和其他球员个人能力；等字母哥练成后换上马刺系教练布登霍尔泽，打造了顶尖攻防体系。

其六、球队氛围。球队氛围不仅由管理层打造，还和球队历史积淀、文化氛围息息相关。雄鹿拥有联盟最好的球队氛围，这也是成功的原因。

【来源：搜狐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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