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网

一、货币供应量2018年中国流通中现金(M0)供应量为73208.4亿元，同比增长3.60%；2018年中国货币(M1)供应量为551685.91亿元，同比增长1.50%；2018年中国货币和准货币(M2)供应量为1826744.22亿元，同比增长8.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工具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从而调节宏观经济增长的方针与措施。中国货币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执行不同的货币政策：若经济增长缓慢，则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若经济过热，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可采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以下四种：

1、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必须留存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准备金，以应对银行挤兑等突发性风险，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小决定了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规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直接降低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影响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进而影响全社会货币供应量。

2、再贴现政策。再贴现政策是指商业银行利用商业票据抵押向中央银行再次融资的行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再贴现率，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行为。当提高再贴现率时，商业银行会减少向中央银行的借款；当降低贴现率时，商业银行会增加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商业银行的借款行为又会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进而影响全社会货币供应量。

3、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的行为。当中央银行买入债券时，流入社会的货币量供应会增加；当中央银行卖出债券时，会回收社会一部分的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利用公开市场业务对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直接的。

4、基准利率政策。基准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决定提高或降低基准利率的行为。基准利率可作为金融市场上资金借贷参照作用的利率，它与资金借贷实际利率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当中央银行提高基准利率时，实际利率也会上升；当中央银行降低基准利率时，实际利率也会下降。实际利率会进一步影响居民储蓄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1、货币政策通过改变经济前景预期来转变企业的投资行为。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两种渠道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分别是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其中信贷渠道占据我国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企业投资行为会因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巨大转变，主要通过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如货币紧缩时期，银行会降低贷款量，企业资本成本增加，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先影响国债到期收益率和政策利率，再影响资本成本，进而影响公司投资行为。企业的投资效率、投资机会、投资规模等都会明显的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如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更有利于企业的扩张投资；货币紧缩政策会遏制公司的投资规模，且投资规模小的公司对此种政策的敏感度大于规模大的公司。R＆D投入作为企业的重要投资活动在货币政策趋紧时会相对减弱。

2、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资本成本，进而影响企业会计政策、融资行为、现金管理等。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会采取较为稳妥的会计政策来降低其融资成本，使企业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当货币政策趋紧时，由于信贷配给资源的缩减，企业获取银行信贷的难度上升，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融资额就会大量缩减；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企业会因为融资成本的降低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本。

发布会现场

中新网客户端9月24日电(李金磊)中国何时推出数字货币？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发布会上回应说，并没有时间表。数字货币的目标是替代一部分M0，就是替代一部分现金，不是说替代M1或M2；数字货币不改变现在货币投放的路径和体系，研发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以采取现有的电子支付为基础演变出来的新技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24日讯 央行网站于今日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大事记。以下为全文：

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同时，第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

1月17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制定了《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试行）》，促进了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规范发展，进一步提升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

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2018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2019年第一季度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操作，操作金额为2575亿元，以优惠利率为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1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即永续债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将合格的银行永续债纳入央行担保品范围。1月25日，中国银行成功发行400亿元国内首单银行永续债，实现2倍以上认购，发行利率位于区间下限。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面向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开展了首次CBS操作，费率为0.25%，操作量为15亿元，期限1年。

1月29日，为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和水平，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银发〔2019〕11号）。

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苏里南中央银行续签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11亿苏里南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各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2.45%和2.80%。

2月21日，发布《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在这个古今中外都难得一见的长期高速增长进程中，货币扩张一直被认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现象。打开中国经济增长史，货币的扩张也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运行过程中，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和扩张的。

衡量货币多少的指标

想要知道经济中的货币多少，就要搞清楚货币的统计指标。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不复存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发行背后，并无黄金等硬通货所对应，中国也不例外。货币发行多少，全由各国央行印出来的钞票多少来决定。

央行发行的货币，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政府财政部门等渠道流入经济。譬如，央行将钱印出来，借给商业银行（现在则更多的是通过电子账户），商业银行将钱贷给企业、个人或同业，他们再将钱投入生产、消费和投资等。最终这些钱会进入经济中的各个领域，包括居民和企业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等。

那么，如何区别不同领域中的货币？

不同领域的货币，变成即时购买力的难度不同，即所谓流动性大小不同。例如，流通中的现金当然是流动性最大的，人们可以立即将它花掉，而想要用股票市场中的钱，则没那么容易。根据流动性大小，可将不同领域的钱进行简单划分。具体而言，货币统计中有以下关系：

货币（M0）=流通中的现金，即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狭义货币（M1）=（M0）+单位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M3=M2+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

以上哪个指标更适合衡量经济中货币数量的多少？有人认为M1是最接近通货的货币，应该用M1来衡量市场中的货币数量。但在中国，用M1衡量的货币数量存在明显的低估。

因为与美国等低储蓄率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居民储蓄规模很大，因此M2和M1数量相差很大，而居民储蓄存款也对应着央行发行的货币，只不过居民的储蓄中只有较小比例会被取出来花掉。而M3包括了流动性很低的商业票据等，不易转化为即时购买力。

因此，用M2来衡货币数量是最合适的。M2指广义货币，又称准货币，它等于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加上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其他存款，它包括了一切可能成为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形式。

中国货币扩张的程度有多大？

截至2018年底，中国M2规模达到了196万亿元，远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

但绝对规模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货币的数量应与经济活动的规模相匹配。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很大，需要大量的货币配合。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雪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后经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改良：MV=PY。

其中，M指货币数量；V指货币流通速度，即一年内每一单位货币流转的次数；P指价格水平；Y指实际产出，PY可以由一国的现价GDP来大致衡量。费雪方程式指的是货币数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等于经济的实际产出乘以价格。

货币流通速度由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制度决定，相对比较稳定。因此，GDP越大，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多。若货币供应不足，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价格水平降低，也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

那么，中国的GDP需要多少M2？

由下表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的M2规模为GDP的198.71%，而美国的M2则只有GDP的70.23%。如此看来，中国的货币扩张程度是很大的。

中国M2如此之大，一部分源于货币运行的普遍规律，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扩张速度普遍较快。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有着更活跃的经济活动和更接近原材料的全球产业链环节，这些都使得物价上涨的压力始终较大，这些都对应着较快的货币扩张速度。从下图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M2增速明显高于美国。

中国的货币扩张史

中国M2如此之大，也有中国国情在起作用，要弄清楚个中原因，需要回顾中国的货币扩张过程。

几十年来，中国的货币一直处于扩张过程中，速度有时快有时慢，但总体上是非常快的，1985年-2019年的34年间，M2年均复合增速超过了19%。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2001年-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三个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初立，经济增长开启，经济活动骤增。央行也开启印钞机器，1990年-1995年的M2增速一度超过30%。到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M2增速也下滑到15%的年均增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贸增长爆发。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并未放开，出口企业赚得的美元强制结汇，并换回等值人民币。彼时还是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现在的央行行长）压力山大，他每天要接收10亿美元的外汇，意味着每天60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了经济中。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票短暂地对冲如此大的流动性，但长期来看根本抵挡不了M2的扩张。

总体而言，中国的货币在2012年以前的创造速度非常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非常快，M2增速与外汇储备增速高度相关（参见下图）。可以说，当前基础货币主要存量部分来自于外汇储备。

2012年后，外贸领域增速换挡，由之前的年均20%下降到2014年的10%，再下降到2015年的接近零增长。2018年贸易摩擦发生后，出口经常出现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也自然降下来了。由此，中国货币发行机制由被动的外汇换人民币转为央行主动的货币政策调节。至此，宏观杠杆开始与货币创造紧密联系。

宏观杠杆率与货币数量的联系从来是高度相关的，但最明显的还是2009年的“四万亿”。为了应对当时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央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大量国债用于政府投资，央行印钱购买这些国债。

也是自2009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量借债进行投资，城投债开始狂奔，与之相对应的是票据、理财等银行表外业务和信托等融资渠道形成了影子银行（所谓影子银行，其实就是非银行的机构从事了银行贷款的业务）。

另外，央行也对商业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而使得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纷纷上扬。这个扩张过程从2009年到2015年底，持续了6年。在这6年间，M2的年均增速保持在15%左右。

持续的加杠杆，中央开始意识到风险也在持续积累。高杠杆意味着高负债，资本越来越难以覆盖高企的负债，大面积违约甚至破产的概率也在加大。在此背景下，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杠杆，尤其是企业部门中的民营企业杠杆和金融部门中的影子银行被大幅度削减。

到了2018年，去杠杆力度达到顶峰，当年6月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出台，银行资金借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给房地产等项目进行通道融资的表外业务被叫停，影子银行大幅收缩，之前依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的杠杆和债务也开始减少。资管新规还基本消灭了融资期限错配和刚性兑付，导致融资规模进一步减小。

同时，央行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货币主动投放减少。2015年-2019年，M2增速不断下降，由13.5%下降到8.2%。

为何货币扩张没有导致通货膨胀？

尽管近几年M2增速持续下降，M2的规模依然是很大的。如此多的货币为什么没有像洪水一样泛滥到中国经济和百姓生活中造成通货膨胀呢？有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

第一，中国的房地产占据了大量货币，央行发行的大量货币被商业银行贷给了房地产企业和购房的居民。货币聚集到房地产领域是房价上升的原因之一。但CPI并不包括房价，因此以CPI反映的通货膨胀水平看起来并不高。但反过来说，通胀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生活成本，老百姓仍然在承受着高房价带来的生活和生存压力。

第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了货币创造较多。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是中国主要的融资手段，银行体系下，基础货币投放后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形成数倍于基础货币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这个倍数就是所谓的货币乘数。基础货币因此也被称为“高能”货币。货币乘数越高，代表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越大。

从下图看，中国的货币乘数自2009年开始已经高于美国，并持续拉大差距。截至2019年10月，中国货币乘数达到了6.45。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货币同时又因为中国企业和居民极高的储蓄倾向，反复在银行体系内滚动，并未实际进入经济，影子银行的收缩也使得货币从银行体系流出的口子变小，加剧了这一现象。因而货币扩张并未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

货币相当于国家发行的股权？

对于M2为什么如此多的问题，其实还有另一种角度的回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Bolton和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波曾合作撰写论文指出，国家发行的货币不仅仅是央行的债务，也可以理解为该国发行的股权。当该国经济增长前景较好时，其“股票”（也就是货币）是被低估的，政府也有动力适当进行“增发”（货币扩张）。

确实，前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缓释了通货膨胀。根据上面介绍的费雪方程式MV=PY，当货币M持续扩张时，如果产出Y也不断增加，那么价格P上升的压力就会减小。

若人民币相当于中国这家“公司”发行的股权，中国经济的增速将是这只“股票”的基本面，也是决定股票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那么，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继续投放货币），利用这些资金加大投入，改善经营效率和提升业绩。二是进行“市值管理”，维护股票价格，防止股价下跌（控制货币投放和通胀），进而防范各类风险，同时抓住时机调整内部结构和资源配置。

我们认为，以上这两种选择都可能是合理的，也都有可能获得“投资回报”。用股权的概念去理解，货币也就并非人们想象的如洪水猛兽一样可怕，货币扩张速度和杠杆率也没有一定之规，关键还是要看一国经济和金融的实际情况。中国货币扩张的历史也表明了中国经济能够与货币扩张相互适应。

现在大家在挣钱的时候都喜欢把机遇两个字挂在嘴边。毕竟想要挣到钱首先得有一个好的行情，其次就是在这个行情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够看到，而且能够把握住。故有钟子期琴遇俞伯牙，那么在现在就是比拥有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走向，开始自己的致富之路。

这个并不难理解，就像是在八十年代百废俱兴的时候，马化腾看到了OICQ，马云看到了互联网，还有很多人看到了房地产是一个样子的，能够看到事态的发展那么就是一种机遇，能够找到其中的赢利点，那么就是你的机会，而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时间，那么你就是下一个亿万富翁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那么在如今房地产已经开始落寞了，现在互联网也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时候，又有什么是一个全新的给予呢？的确在现在看上去早已经成型的一个市场里，想要找到一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甚至是最大的发展趋势的赢利点是很难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乏把眼光看向一些从国外走进来的经验，那就是金融。

在最近中国的人民银行以及五大部分委员发布了关于比特币的一个声明。对于比特币他们表示这种虚拟货币的新兴事物到来是非常凶猛的，到现在为止能够看到未来的市场是很大的，无论现在的局面到底是好是坏，至少在以后的发展之中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晋升空间。其次就是自由。比特币作为虚拟货币他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自由，玩家可以自行参加。对于比特币国家并没有对其针对，似乎认为他的存在是最合理不过的。

在现如今新的经济革命已经开启了，而中国在其中势必会有一场硬仗要打，在这一场硬仗之中，互联网的金融发展趋向最大的应该就是虚拟的货币了。要说给予，那么在未来虚拟货币就是一个最大的机遇。在不久前之虚拟货币已经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而在之后很多地方也是开始大力支持虚拟货币的发展。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很好理解，那就是不希望中国再次落后于世界的经济。

在曾经中国便是做着苦力的工作从别的国家换来了金融经济，而在现在互联网我国已经走在了前段，对于这场经济革命最后争夺的博弈的势必就是虚拟货币了。现在或许我们看不到虚拟货币的发展趋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是一个趋向。或许在短暂的三年或者是五年的时间内，对于虚拟货币还会存在很大的在争议，但是在经历过五年之后，无论争议如何，虚拟货币都会成为第二个马云的诞生地。

这一场经济已经开始的改革，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如果你说那么机遇在哪里，那么虚拟货币便是这时代到来的最大机遇。如果想，就别再让这一次的机遇错过了，毕竟如果错过之后不知道再过多久才能够来到下一个机遇点！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黄浦区政府以及各组委会成员机构推出、为期三天的首届外滩金融峰会昨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黄奇帆表示，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DCEP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人民银行对于DCEP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已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很高兴受邀参加2019年外滩金融峰会。今天谈谈我对数字化的理解以及数字化如何颠覆全球金融生态。

一、数字化的构成与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的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共识机制，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二、数字化与金融结合带来的变革

数字化拥有的五全基因与金融碰撞以后，重塑了全球的金融生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颠覆全球个人支付方式

在数字化浪潮来临之前，我国个人支付主要通过纸币、储蓄卡、信用卡来完成。2002年，在合并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18家城市(区域)银行卡网络服务分中心的基础上，我国组建了银联公司。银联创立之后，自主建成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推广了统一的人民币银行卡标准，在传统支付领域发展迅速，促进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创新支付领域如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二维码支付等方面进展缓慢。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走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新的支付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经覆盖14亿人。从线上到线下，从家庭日常水电气话费支付到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移动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局限性。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39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800亿美元，差距达到数百倍。我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已经全球领先。如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移动支付。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下商户门店，支付宝、微信支付的范围几乎可以涵盖餐饮、超市、便利店、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移动支付使得个人的资金往来信息沉淀下来成为信用数据，使得企业在业态层面有了极大的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是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共享业态能够出现并蓬勃发展的基础。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不再需要卖掉所有权，而只需要卖掉某一个时段的使用权。未来，共享家具、共享工具、共享智力等各类共享业态在移动支付的助推下，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逐步渗透，个人跨境转账的底层技术实现方式也开始被改写。过去，个人跨境转账需要跨越支付机构、银行和国际间结算网络，整个过程由于串行处理而效率低下。而现在，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接口技术。跨境汇款中的多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将汇款报文传递给各参与方，从而实现多方协同信息处理，将原本机构间的串行处理并行化，提高信息传递及处理效率。

但是，在新的支付方式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人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性。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部分商家开始热衷于“无现金”，拒收现金的现象也随之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人民币。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还会危及金融安全。同时，由于移动支付的基础是电力设施、数据中心、网络系统，一旦发生意外如地震、断电、人祸导致移动支付无法使用，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二)重塑贸易清结算体系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改变个人支付方式，企业间、国家间的支付结算方式也需要进行重塑。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是两国货币直接支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的问题。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SWIFT成立于1973年，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200余个国家，拥有近万家直接与间接会员，目前SWIFT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5万亿至6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2000万亿美元。CHIPS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于1970年建立，由纽约清算所协会经营，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处理全球九成以上的国际美元交易。SWIFT和CHIPS汇集了全球大部分银行，以其高效、可靠、低廉和完善的服务，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国际金融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高度依赖SWIFT和CHIPS系统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和CHIPS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从历史上看，美国借助SWIFT和CHIPS系统发动了数次金融战争。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和CHIPS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100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随后全球绝大部分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的对外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腰斩外，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其次，SWIFT是过时的、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的支付系统。SWIFT成立46年以来，技术更新缓慢，效率已经比较低下，国际电汇通常需要3-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大额汇款通常需要纸质单据，难以有效处理大规模交易。同时SWIFT通常按结算量的万分之一收取费用，凭借垄断平台获得了巨额利润。

所以说，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依托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证的SWIFT和CHIPS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之下，构建形成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24个国家政府投入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90个跨国企业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正在研究建设类似SWIFT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SWIFT，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用实际行动绕开SWIFT和CHIPS全球支付体系。

(三)改革全球货币发行机制

货币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交换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媒介。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开始以黄金、白银或铜币等的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工业社会后，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上世纪80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时至今日，以比特币、Libra、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迎来了数字化时代。

那么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以前货币依靠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锚定物。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货币发行的基础变成了与国家主权、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通过美元垄断了全球石油美元结算和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货币”。

然而依赖主权信用发放的货币也面临货币超发等问题。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全球基础货币总量(央行总资产)不到1000亿美元；198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350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7000亿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1.5万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万亿美元；到2017年底，这一数字是21万亿美元。尤其是近10年来，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通过国债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债务总量从2007年的9万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2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GDP。如果美国债务持续攀升，到期债务和利息消耗完全部的财政收入，美国没有信用再发国债，融资能力将会减弱，一次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如何改变货币超发的局面？在金本位崩溃之后，世界各国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回归金本位的呼吁，但受限于黄金储量，回归金本位显然不太现实。在数字时代，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Libra挑战主权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本人不相信Libra会成功。对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相挂钩，与国家GDP、财政收入、黄金储备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DCEP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人民银行对于DCEP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我认为已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四)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

5G时代，除了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外，智能家居、汽车乃至工业制造设备等各类终端都能够智能化并接入到互联网中。数字平台将进一步进化为万物互联平台，带动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其中，科技金融可以连接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帮助各方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降低运行成本。

科技金融的发展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围绕自身产业链筹建非银金融机构，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另一种是“金融+互联网”，金融企业根据产业链发展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前几年经济有些脱实向虚，许多工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热衷于跨界运作，申请各类金融牌照；各种金融机构热衷于集团化、全牌照，以至于金融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丛生。目前，金融业正在按中央部署进行去杠杆、防风险、加强新形势下资管业务、跨界业务的整顿。

未来，数字化平台下的非银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数字化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金融体系。各类机构在其中各尽所能、各展所长。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可以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成千上万的原材料、加工、分销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数字化平台把控好资金来源、杠杆比率，就能大幅度降低风险，获得合理的利润，还能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交流的内容：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技术革新和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兴起，让科技由最初的工具角色转变成驱动金融变革的中坚力量。数字化的五全基因与金融业不断碰撞融合，不仅改变了个人间、企业间、国家间的清结算方式及主权货币发行机制，还大幅提升了产业链运营效率，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展望未来，量化投资和智能投顾、人工智能定价和理赔核算、金融云服务、区块链存证等新金融业态正不断进化，将引领金融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来源：中国网

中新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王恩博)“破7”后的人民币汇率将走向何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13日在北京表示，当前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大体一致，未来货币政策仍有很大空间。

资料图：山西省太原市一银行工作人员清点货币。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随着中国央行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其汇率弹性不断提高，波动率已接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水平。

“人民币汇率在机制上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张雪春在当天举行的一场中美经贸问题研讨会上指出，上述举措提升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对于人民币汇率下一步走势，张雪春强调，汇率水平长期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短期取决于市场信心、资金流动等因素。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且有弹性、有韧性，供应链基本完整，政策也有空间，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大体一致。

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金融领域亦有亮点显现：一是宏观杠杆率基本稳住；二是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幅与GDP基本相当；三是市场利率整体下行，企业融资成本明显降低；四是官方正主动采取措施处理金融风险。

谈及复杂形势下中国央行是否依然有牌可打，张雪春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都依靠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支撑，而中国是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国家，“因此还有很大政策空间”。(完)

(抗击新冠肺炎)中国央行副行长：中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大

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 刘育英)在27日举行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现在疫情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但疫情影响是短期的。

“现在疫情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刘国强说，比如贸易、产业链，还有金融市场，都受到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疫情影响是短期的，不改变基本面，也不改变长期趋势。

刘国强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拉动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好了，对全球经济稳定是一个重要支撑。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我们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变，中国现在是少数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很多国家都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零利率等，中国现在离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还有很大距离”，刘国强说，中国的政策空间比较大，将来有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刘国强说，要根据现在的经济情况，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科学稳健地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比如3000亿元(人民币，下同)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这些政策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从总量来说，通过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据介绍，到2月25日，已经有1008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获得贷款。财政贴息以后，这些贷款的实际利率是1.28%。

“目前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利率在2.2%左右，保持平稳，股市、汇市有点弹性，总体平稳。”刘国强说。(完)

今天有一个大新闻：

穆长春履新央行数研所掌门人 中国数字货币亮相在即

这个人选的确定还是蛮慎重的，穆司长，川哥的学生，帅哥一枚。

2014年，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便提出构建数字货币的想法，央行也成立了全球最早从事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官方机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该所主要工作职责是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和央行整体工作安排，专注于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

新任所长穆长春近期就数字货币发展发表了诸多观点，并于本周发布了《Libra与数字货币》的公开课，详细解读了中国数字货币DC/EP，同时也回答了市场对于Libra等市场热点问题的关切。

掌门人的确定，意味着中国数字货币的加快亮相。

这意味着，中国数字货币发行后，以后支付不需要实名了，不需要用支付宝和微信，不需要绑定银行卡，不需要网络……

很多人估计还是蒙查查：央行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究竟有什么区别？

央行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纸钞。日常生活中，大家支付渠道选择一般就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或者直接现金支付。支付宝和微信都属于电子支付，与纸钞相区分。而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属性设计就是和纸钞一样，唯一区别就是形态是数字化的。

以后支付转账就不需要网络了，这就避免了网络信号不好的困扰，哪怕你在信息化落后的非洲，两个手机一碰，收支双方“双离线支付”。。只要手机装有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就能实现无网络下的转账。这种收支双方的“双离线支付”十分先进，丝毫不逊色于Facebook的Libra，甚至Libra也还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虽然现在交易转账都不用现金和银行卡，但对微信或者支付宝还是要绑定银行账户或者实名认证的。但是央行数字货币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账户，也不受银行账户的管控，可以实现完全匿名支付。

这意味着，以后出门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只要手机上装有央行数字货币的APP，没有网络也可以实现支付。除了在充值取现的时候对接银行账户，其他时候都不需要在支付的时候透露个人的银行信息，也不需要担心现金的毁损。

不过，央行多年来的未雨绸缪绝非仅仅为了支付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货币主权和法币地位。

今年6月，Facebook上线了加密货币Libra官网，并发布了白皮书，此后，全球央行密集释放研发数字货币的信号，中国央行也不例外。

货币背后是利益、权力、国际政治、外交。如果一种支付工具，甚至还发挥货币的职能，必然会冲击法定货币，从而对一个国家货币调控、金融调控等各方面带来直接影响。在货币这一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领域，能否敞开胸怀迎接所谓国际的货币、一种超主权的货币需要打很大的问号。

Libra对于各国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乃至对国际货币体系可能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此，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未来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

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也抛出了一个重要的设问：中国电子支付规模早就是全球第一，为什么要推进发行数字货币的工作呢？

此次央行要发行的数字货币，与Libra并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区别是，Libra需要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一个去中心的加盟链网络体系，在这个网络体系中只运行专用的加密货币，即Libra，而不再运行其他各种法定货币。而央行加密货币，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人民币体系。

目前，央行数字货币主要想解决现钞和电子支付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的风险；二是基于现有银行账户紧耦合模式的电子支付，无法满足公众匿名支付的需求。正如穆长春总结的，央行数字货币其实主要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

话说技术更新迭代越来越快，以前想象的很多东西未来不久，也许都会实现。

不说了，赶紧脑补区块链技术去了。

中国货币网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指出，2017年12月29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4.85，较2016年末大体持平，略涨0.02%；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为95.93和95.99，分别较2016年末下跌0.32%和上涨0.51%。2017年全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年化波动率为2.61%，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3.12%的年化波动率。总体来看，2017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文章指出，2017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创新驱动战略等深化实施，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市场对各主要货币走势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在此背景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更趋平衡，外汇市场也基本实现了自求平衡，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呈现出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态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和灵活性提升。201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6.16%，市场汇率升值6.72%。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有所升值，但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多边的，观察和分析汇率变动也应重点考量经贸易加权后的有效汇率，即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变化。2017年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中比重较大的货币对美元都有不同程度升值，欧元、日元、英镑等其他SDR篮子货币对美元分别升值14.15%、3.79%、9.51%，韩元、澳元、新加坡元、加拿大元、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铢等对美元分别升值12.81%、8.34%、8.29%、6.92%、6.32%、10.87%、9.88%，比较而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并不算大，由此人民币有效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2017年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总体在92-95的区间内窄幅波动，体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总供需更加平衡，内生增长动力增强，这将继续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稳定地位。同时，在世界经济复苏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仍有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我们相信，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