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货币是

在西方，汇兑业务是14世纪在地中海沿岸一些转运贸易较发达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在中国，唐朝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汇兑形式——飞钱。

据《新唐书》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就是说，唐宪宗时期，全国各地的商人到了京城之后，往往将他们在京城进行贸易得到的钱存放在各个地区的驻京办事处，或者是来自各地的、常驻京城的富家那里。这些驻京办事处或富家收钱后，便出具一个凭证给存钱的商人，称为“牒券”。这种牒券分为两半，一半由寄钱的商人收存，一半由收取钱币的进奏院或私家寄往本道或外地相关机构或人家，商人便可以轻装上路，到了取款地点，合券核对无误，即可如数取回自已的钱款。这里的牒券就是指飞钱。

唐代飞钱

一、飞钱产生的原因

飞钱产生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和货币供给量的减少这一矛盾，是催生飞钱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一）货币需求量的增加

唐王朝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尤其是在唐朝中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内及外贸交易日益发达。这就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货币需求量大增。

另外，唐朝中期朝廷实施“两税法”政策，两税法简言之就是将农业赋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种，地税征粮，户税征钱。两税法的实施，进一步增加了民间对货币的需求量。

（二）货币供给量的减少

唐朝中叶出现了钱币缺乏问题，而引起钱币短缺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

第一，唐朝时由于佛教鼎盛，铜多用于铸佛像，用于铸币的铜料逐渐减少，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铸币量。

第二，唐朝中期，我国的外贸交易活动空前频繁。当时与唐朝通商密切的有很多国家，这就使得铜钱大量外流。

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两税法的实施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货币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佛教的鼎盛和外贸活动的发展使得货币供给量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中期出现了“钱荒”的现象。而飞钱的诞生，则使得“钱荒”现象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唐代壁画《商旅图》

二、飞钱的经营方式

在唐代，飞钱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官办。主管机构是设于京城的“进奏院”。各地在京城的商人，把钱款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后，就可以以一纸凭据随时随地兑换现金。这样，不仅安全，还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诚如《国吏旧闻》所云：“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

另一种是私办。由一些大商人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取兑货款。当时进奏院所办的飞钱曾一度收费,元和七年时,每千钱“便换”收取汇费达百文。而私商受理的飞钱都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但古时交通不畅,加之边地路途遥远,合券付款最短也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后,这实际上已使私商获取了利息收益。

据史料记载，飞钱的使用者是以南方茶商为主的商人，使用的区域主要在江淮两浙一带，依次为蜀中地区和北方地区。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使用飞钱的商人一般都是从事茶、酒之类的官榷商人，并没有普通商人使用飞钱的记载。

飞钱的出现一方面解决了唐代中期出现的钱荒问题，另一方面也给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说，飞钱是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

有人认为飞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众多钱币学家对此持有异议。专家认为唐代出现的飞钱只是一种汇兑票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因为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交子”，是发行于北宋时期的货币，曾作为官方法定货币流通，称为“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交子”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印刷技术有重要意义。

说起中国钱币，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最初的天然海贝、布帛等实物货币，逐渐发展到金属称量货币、铸币，直至今天纸质货币的广泛使用，中国的钱币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北宋时期出现的纸币“交子”，不仅是金属货币向纸币演变的一大创举，还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无疑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钱币界有专家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国家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朝廷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发行了“白鹿皮币”。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一作紫）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但是，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当时益州有80余户柜坊。“交子”最初只是一种代替货币交易的信用凭证，即代金券。存款人把现金（金属货币）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桑树叶做的纸质券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桑树叶纸)就是“交子”。“交子”是四川土话，就是票证、票券的意思，字面上有交合之意，也就是“合券取钱”。

我国最早出土的“交子”钞版早年流失国外，为日本人所收藏，最初发表在《东亚杂志》上，国内只有印版拓片图，图上无钞名，定性待考。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块“交子”印版的拓片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版材为铜质，版面为竖长形，长16厘米、宽9.1厘米。上半部刻着“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字样，下半部刻有房屋、人物成袋的包装物以及3个人正在房屋外面空地上背运货物等图形。

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是交子的出现，大家是不是和小编一样为古代先辈的智慧而惊叹、为宋朝生产力及生产水平而惊叹

我国古代货币的形制与西方国家货币的形制截然不同。西方喜欢在货币上用人物、禽兽、花木作图案，而我国在货币上除用文字外绝少用动物、花木作图案，人物图案更不可想像。现有史可査的仅有两例动物图案：一为唐朝肃宗乾元年间铸造的乾元钱，其背面偶有飞鸟图；另一为明朝思宗崇祯年间南京铸造的崇祯钱，其背面图案下有一奔马形，俗称“跑马崇祯”。

我国货币用人物作图案直到近代才开始，而且是为抵抗外国货币的入侵由地方当局铸造的一种银币。其经过情况是这样的：鸦片战争之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卢比(印度的货币单位)，开始在我国的今西藏自治区境内流通，并且进一步扩张到云南、四川两省境内。鉴于此，四川省政府为了抵抗英属印度的卢比，在光绪年间自行铸造了一种银币，俗称“四川卢比”。

当时英属印度卢比的正面用的是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半身像作图案，四川省政府针锋相对，用中国当时光绪皇帝的半身像作为银币的正面，服饰和背面的花纹完全仿效当时英属印度的卢比式样。但币面没有文字，背面只铸有“四川省造”四字在花纹的中央上下左右分列。

这种银币的铸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中英间的一场货币贸易战争，其次，它是我国最早了人像币，而且是各朝代中唯一有中国帝王半身像的货币。欢迎打击一起来讨论历史，探索历史的秘密，感受历史的魅力。

贝币，作为我国最早的货币形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在使用了，人们用贝类的壳子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它的出现，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可交换物品量变大。

那么，问题来了：贝壳的大小和形状都是不均匀的，那时候的人是怎么区分其面值的大小呢？

《说文解字》中对“贝”字是这么解释的：“贝，海介虫也。居陆名猋，在水名蜬。象形”。最开始做为贝币的是一种特定的贝壳，叫做齿贝，也叫做货贝，这种贝壳的大小比较均匀，在夏朝，实行的是“朋贝”制：即1朋为大海贝5个或小海贝10个。也就是说，一个大的贝壳是可以换2个小贝壳的。

到了商朝中晚期至周，由于人口增加，货物流通量变大，天然的货贝已经不够用了，这时候出现了用石、骨、蚌、陶等为原材料制作的仿贝，这样的仿贝也可以在市场上流通无阻。

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铜铸的贝币，这就是金属货币的鼻祖了，金属货币由于其大小、重量都比较统一，大大推进了货物的流通进程，再也不会出现卖家说是小贝，而买家说是大贝的尴尬情景了。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壳，那么，古人为什么不捡贝壳发家致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其中的原因。

物品交换是古代人最开始购物时的“支付方式”，也可以称之为货物交换，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双方用对方需要的东西交换即可，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这种“支付方式”出现了弊端，例如携带不便，这时货币出现了，最早的货币就是贝壳。

贝壳当作货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点原因是因为贝壳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非常漂亮；第二点原因是因为贝壳本身携带方便；第三点原因是与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在原始社会时期，女性依赖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拥有一个强壮的男人意味着活下去的几率会提高，对于男性而言，拥有的女人越多，越能证明自己很强悍。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壳很像女人，贝壳中的肉像胎儿，在原始社会，婴儿象征着活力，代表部落繁荣的预兆，所以贝壳成为了当时的货币。

古人为什么不捡贝壳发家致富？首先，古人拿贝壳当货币，并不是简单的贝壳就可以，是需要精心制作才能当作货币使用，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贝壳本身就小，而且质地硬且脆，所以想要用粗糙的工具制作非常难。

其次，原始社会的人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食物才是根本，人们的栖息地居住在比较适合种植粮食的内陆地区，居住在海边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人是居住在比较适合种植粮食的内陆地区，那个时候被人们用来当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边的一种贝壳，也就说内陆地区是没有这种贝壳的，所以，他们需要走很远的路去捡贝壳，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制作贝壳，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很多人宁愿用这个时间去捕猎食物，也不会制作贝壳货币的。

最后，贝壳虽然是大多数人认为的货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承认贝壳是货币。总之，当时贝壳并不是通用的货币，因此没有人想花费一天或更长的时间去制作能贝壳货币，除非制作时间能够缩短，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今中国汉字中，很多与钱有关的字都是带有“贝”字，比如“财”、“账”、“贿赂”等等，其偏旁都带有贝字，所以，贝壳当作货币对以后的原始文明也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的。

等价交换

货币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反映，在人类社会最早时期，货币还没有被人们生产的时候，大家都习惯用于等价物互相交换，用看起来等价的两种不同的东西来进行交换，这就是早期的商品经济，后来等价物品互换交换并不怎么适用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人们开始寻求更适合的方法，由此便出现了货币，这也是早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小海贝为主

货币的出现让人们的日常变得更加简单和方便，在早期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在早期人类社会钱并不是和现在一样有纸币和硬币两种形态，那个时候的货币是以小海贝为主，一种生长在南方水域的海贝，因为形状特殊所以不容易被做成假币。货币的出现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可以说货币推动了国家的形成对于一开始的等价物品相互交换为什么被社会所淘汰。

货币出现

在史书中也有记载，史诗中说很多东西都作为货币被互相交换过，但是由于等价物特别难找，所以就逐渐被淘汰掉了，这才让货币正式的登上了历史舞台，曾经有人对世界货币做了一个排名，中国货币，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也就是在4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货币，但为什么中国货币会出现得如此之早呢？这可能是因为统治阶层持续统治的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生产效率提高

那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正是因此才促使货币那么早出现，对于货币的流通，更多的是需要人们长期接受，并且要货币普遍化，这个对统治者的要求就非常高了，一旦统治者有了很高的威信，就会形成权威信用，那么这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是非常坚实的，所以可以说，统治者的信用就是货币得以普遍发展的关键原因。

打开历史窗口

文学家对于货币起源的研究显示，货币起源突破了历史上之前的逻辑贯通，正好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很难见到的历史窗口，正是由于货币的起源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现在的我们才能从中看到很多我们一直都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过的历史，货币除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超级重要以外，还有一个空前的突破。

无法代替的意义

那就是造字，天文帝尧的二女儿有一次去海上采贝壳，因为经历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过程，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创造了35个字符。他所创造的字符对于今后社会的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也为象形字开启了一个开端，也为中国唯物理性开辟了一个道路，可以说货币的流通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无法代替的意义。

中国最早的货币为自然货币，即所谓“龟贝”，《汉书叙传》：“货自龟贝。”龟指龟甲，曾用为货币。《易经损》：“十朋之龟。”“朋”为货币单位。《诗经小雅菁菁者莪》：“锡我百朋。”贝即贝壳中的“齿贝”。据王国维《观堂集林玨朋》考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以后，人口增长，交易渐广，真贝不敷使用，遂造仿制品代用，有珧贝、蚌制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等品种。其中铜贝，正成为由自然货币向金属货币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龟背货币曾用于商代，从周代起，有了铸币。据《汉书食货志下》，周代开国之初，即由太公姜子牙负责制定了统一的币制，称为“九府圆法”，规定：黄金方寸为一斤；钱外圆内方孔，以铢为轻重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长四丈为一匹。共三种货币。铸币铜钱，施行后越铸越轻，值不符额，至周景王时，只好改铸大钱，据说上面铸有“宝货”字样（见《汉书食货志下》）。《汉书食货志》又讲到，姜子牙制定币法后，即将此法带到他的封国齐国。至齐桓公时，以管仲为相，充分利用了货币的杠杆作用，丰收之年，官家购谷以藏，灾年售出，使得奸商无从插手牟取暴利，危害人民。而齐国由此富足，实力大增，称霸列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后代治国的榜样，历代传颂。

春秋战国间，列国各自为治，货币亦各自为制，出现诸多不同的铸币流通使用，其中最著名的有刀币、布币两种。刀币为刀形，由工具刀演变而来，通行于齐、燕、赵等国，种类很多，有齐刀、即墨刀、安阳刀、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明刀等不同品目。布币，由农具“镈”演变而来，布是镈的同音假借字。镈，臿属，类后世的铲子，为除草农具。《诗经周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又《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布币仍保留原来的形状：首空可以纳柄，形如铲，故又称铲币或空首币。具体又有诸种不同形制品目，有空首尖足大布（耸肩）、平底空首布、平肩空首布、斜肩空首布等。币上常铸有地名，有的还铸有面值、干支等。主要流通于三晋地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统一国内社会事务，全部废去既往所有龟贝刀布等旧币，改铸统一新币，称为“半两钱”，每枚重半两，合十二铢，外圆内方孔，上面铸有“半两”二字。这就是著名的“秦半两”。汉初，一面沿用秦半两旧币，一面更铸新的半两钱，但愈铸愈轻。吕后二年，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减为四铢；民间私铸更有不足一株者，称为“榆荚半两”或“荚钱”，而面上却均铸“半两”二字。逐渐贬值，达到极点，严重影响流通。但同时却也正于汉初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总国策精神暗合，所谓“贵五谷而贱金玉”，重粮食而轻钱币。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接下来武帝朝就严重不适应了。一方面，经过汉初数十年的发展，到武帝朝已达十分富足，轻钱显然不能与当时富足的粮食物产相匹配，必至通货膨胀之势；另一方面，武帝一改既往无为治国为大有作为，轰轰烈烈，不可收拾，货币流通量激增，数倍于前朝，贱币当然不能承担此任。于是，汉武帝元狩五年，正式废去半两钱，改铸“五铢钱”为新的统一货币，通行于世，上铸有“五铢”二篆字。像半两钱一样，汉五铢钱成为中国第二种标准钱，在接下来的东汉、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直迄于隋，相沿不辍，各朝都有铸造，只是重量与形制大小不一。唐高祖武德四年，正式废去铢钱（在民间依然流通），改铸新钱，币面上下右左铸有“开元通宝”四字，称为“开元钱”。钱重二铢四絫，十枚重一两（十絫合一铢，二十四铢合一两）。自此以后，中国衡法废去铢絫制，改为两、钱、分、厘十进位制，其中一钱即指开元钱一枚之重量。顺便说明一下，“开元”为开新纪元之意，非指后来唐玄宗之年号。

其后，唐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于会昌五年灭佛，废全国佛寺，毁铜像、钟、磬以铸钱，正面亦为“开元通宝”，背面铸有“昌”字或各州的州名。人称“会昌开元”。此外，后来的南唐及十国之一之闽国，并曾铸“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有人连环读作“开通元宝”，“通宝”、“元宝”遂为后世铜铸币与银锭所取名，而成通名。南唐铸有“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宋代，太宗朝铸有“太平通宝”，徽宗朝铸有“宣和通宝”。元代有“至正通宝”。明代有“永乐通宝”、“大明通宝”。清代有“康熙通宝”、“宣统通宝”。明末李自成政权铸有“永昌通宝”，张献忠政权铸有“大顺通宝”。辛亥革命后，云南、福建曾铸“民国通宝”。称为“元宝”的铜钱系列有：唐肃宗乾元元年，叛将史思明在洛阳所铸“得一元宝”和“顺天元宝”，宋徽宗朝铸“圣宋元宝”，南宋理宗朝铸“大宋元宝”，元初所铸“中统元宝”，清末光绪朝曾铸铜元（即铜板，中无孔），称为“光绪元宝”。

铸作马蹄形的金银锭，称为金元宝和银元宝。金元宝极少流通，多用作收藏。银元宝作货币流通，与铜钱有一定兑换比例。铸银作锭，始于汉代，武帝时曾作白金三品，王莽铸有银货三品。以后历代虽有铸造，但流通不广。至明清开始盛行，广为流通，其形制大体分为四种：大锭五十两重，马蹄形，称为元宝；其次为中锭，十两左右，作秤锤或马蹄形；其次为锞子，也称颗子、小锭、小锭、小锞，重一二两、三五两不等，多作馒头形；最小为福珠，又称滴珠、粒银，多在一两以下。银币有两种系列：一为银饼系列，始创于汉代，作饼状。一为银元系列，始创自西洋，十五世纪开铸于欧洲，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大量铸造，流入中国的时间约当在明万历间。清末道光间，中国再铸银饼，有台湾的寿星银饼、如意银饼、笔宝银饼，及上海商家的漕平银饼等，实为银元的仿制品。

中国自铸银元，最早当推由国家铸币局（宝泉局，后称宝源局）于光绪中在广东所铸“龙洋”其后各省均有仿造。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民国政府铸有孙中山半侧身面像纪念币；1914年，袁世凯政府铸有袁头像币，俗称袁大头。1933年，国民政府颁《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废两改元，铸帆船图案币，俗称“船洋”。1935年，实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而进入纸币时代，直迄于今。纸币最早创行于中国。唐宪宗时曾用“飞钱”，俗称“便换”，已具票据性质。宋初的“交子”，则已是正式的纸币了。当时，四川地方使用铁钱，体大值小，不便流通，商人们便自行发行一种票据称为“交子”，可兑现，可流通。其后因发行商家中途破产等原因，交子时有不能兑现的情形发生，遂被政府禁止发行。宋仁宗天圣元年，改由政府发行，一交一缗，三年兑现一次，换发新交子，称为一界。后因供应军饷，超额发行，遂致贬值。哲宗元符元年，旧交换新交时，四缗旧交方换得一缗新交。徽宗时，只好废去交子，发行新纸币，称为“钱引”，亦为三年一界。此后又因不能兑现而贬值。南宋高宗时，又发行新币“会子”与“关子”。关子初为汇票性质，后成为正式货币。不数年，二币因不能全部兑现，商家不愿领用而遭贬值。

与此同期，北方的金朝，亦发行纸币。初为“交钞”，因发行过滥，大幅度贬值，流通受阻。后遂改发行“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并以同样原因遭废去。嗣后再发新钞，有“兴定宝泉”、“元光珍宝”、“天兴宝会”等品目。元明清三朝所发行纸币称为“宝钞”。元代为筹浩大军费，于忽必烈中统元年发行“中统元宝宝钞”，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明代于洪武八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清代咸丰三年，为筹镇压太平天国筹集军费，发行“大清宝钞”。

中国古代钱币萌芽于夏代，起源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赢秦，历经了四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不仅如此，中国钱币系统之完整，门类之丰富，脉络之清闲，内涵之博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古钱币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并由此产生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的钱币之学。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距今三千年前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为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至西周晚期除贝币外还流通一些无一定形状的散铜块、铜渣、铜锭等金属称量货币。中国古钱数量之大，品类之盛，分布之广，为世界所罕见。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周边许多国家和民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从另一个层面写就的中国古代历史。

大约在三、四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天然的海贝充当商品交换中的媒介-－货币。商周是贝币使用的鼎盛时期，所以，贝也就自然成为人们衡量财富的象征。贝币作为我国最早的货币形式之一，今天仍然留有明显的遗迹。在我们使用的汉字中，“贵、贱、财、货、买、卖”等与财富价值交换有关的文字上，依然与贝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天然海贝经常供不应求，于是便产生了石贝、玉贝、骨贝等代用品。贝币书写了中国古钱币历史的开端，而石贝和铜贝的出现更标志着当时商业的逐渐发达和对冶炼技术的掌握。

殷商晚期以海贝为形式的青铜铸贝出现了，1971年，出土于山西保德商墓中的这枚保德铜贝，完全算得上是中国铜铸币之鼻祖，也是人类最早发现的金属铸币。

4000多年前，大禹初定九州时期的上海，处于太湖流域良渚文明中防风氏酋长的管辖区之中。被史料美传的尧舜禹禅让，在货币起源研究中，可解读为一次由三代政治家共同推动的经济大发展，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大增长、各部落大融合的大事件。

其中，来自今天上海奉贤地区的一段采集海贝为币的历史踪影尤为引人关注。当时，中原华夏部落派人来奉贤沙冈采集一种生长在南方水域的海贝。这是一种便于货币交易使用又利于防伪的海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货币的起源助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

最早的货币出现在中国

货币，依赖于信用而存在。透过更长的历史、更大规模的持续文明，可以看到货币主张效率又依赖信用的痕迹。

对一般等价物的寻找，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大事。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写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以来久远。”可见，对一般等价物的寻找是长期而艰难的。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对货币是这样解释的：历史上很多商品曾被用作货币，包括贝壳、小珠、石板、牲畜等。这里面，牲畜曾是物物交换的商品，是在货币出现之前的交易品。等到贝壳、小珠、石板出现后，牲畜就逐渐“让位”了。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对人类最早起源的货币有一个排名。第一，货贝，中国；第二，玉髄，西非；第三，基斯钱币，非洲西海岸国家；第四，刀币，中国；第五，箭束，非洲；第六，铸饼，泰国北部和缅甸。大英博物馆也列举了很多早期货币，其中把中国的海贝排在第一，时间指向了4000年前。

今天看来是自然存在的货币，它的起源为何如此多元、艰难？为什么最早的货币出现在中国？

中国4000多年前的货币起源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货币起源的内在逻辑在于货币能否“有信”，这也是主政者持续统治的关键。货币，是社会赋予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其要害在社会，即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货币。从早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物物交换之所以无法让“人们普遍接受”，最根本的一点原因在于一般的“物”无法找到相应的、普遍的信用“锚地”。

货币挂在何处才算“有信”，又有谁能把社会引向这个“锚地”呢？从现代分类角度来看，有以下几个主体会尝试扮演积极角色：

一、思想家在引导人类走向幸福彼岸时，常常梦想自己拥有召集人类依赖的圭臬。

二、政治家在一片山河内，希望得到凝聚和巩固社会的持续力量。

三、经济学家会希望找到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效率工具来组织生产。

四、企业家希望用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去换取更多的生产要素。

五、能工巧匠希望利用各自技能的发展，来换取更多优化未来的资源。

六、普罗大众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更多的生存能力。

人类关系如此复杂，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持续的生存优化以及优化的效率。这也是主政者在赋予货币价值时所需要找到的“锚地”。

不过，要让那么多的人类关系和社会条件聚焦到一“物”，并且是“普遍接受”，没有创新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社会主政者需要对“社会共同需求＋主政者专控＋防伪手段＋信用锚地＋综合创新”之“物”赋予价值，从而让人类生存得到持续的、有效的优化。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看到了中国货币起源的逻辑：以物易物—以公共基准物易物—以海贝易物—以各种仿制海贝易物—以多元化货币易物—国家以专制形式货币易物。

顺着这条逻辑发展路径，我们沿着历史的指引，看到了尧舜禹时期对货币进行创新的人——典龙。典龙依据当时中原部落的社会条件与家乡特有的海贝实现了货币的创新。

良渚劳力负责采集海贝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价值，由社会来赋予。显然，这个赋予要实现的目标是人们的普遍接受并长期使用。如何确保实现这个目标呢？

一方面，社会的主政者要有权威。主政者有权威，就会形成权威信用。这往往是远古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政治力创新不足状况下最坚实的信用。由此，主政者的权威信用就成了最早货币的信用依赖。

事实上，主政者拥有权威信用这一点，在人类社会中关系重大。4000多年前，尧舜禹三代政治家通过发起“治水种稻”让民众富起来，从中得到了丰厚的权威信用。

另一方面，主政者对货币持有物适用、专供和防伪的创新。牲畜等商品最终没能成为货币，最大原因是其无法实现货币物的适用、专供和防伪。

后来，由被尧帝召为驸马的奉贤渔人典龙创新，采用一种上海沙冈特有的宝螺贝，实现了主政者对货币发行物所需的适用、防伪和专供的创新。由此，最早的一般等价物出现。之后，中原华夏部落政权通过控制沙冈，召集大量良渚劳力来采集海贝，实现了向中原地区的货币供应。在此大背景下，中原华夏部落与当时的竞争对手九夷部落，实现了政治力的此消彼长，最后瓦解了对峙，融合了九夷。

中原部落在舜主政35年时，由大禹率部征服了三苗，最后又融合良渚文明，实现了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一次南北统一。史书称，大禹铸九鼎，划九州，行五服。大禹主政社会后，实现了九州的五服制纳贡管理。尤其是在先进的中原地区采用了以稻米为核心的甸服管理形式，从中又可以看到稻米与万物交易之间的货币踪影。

4000多年前，尧舜禹时期统一九州的整个过程，大体是在和平理性指导下实现的。史料揭示，当时的管理范围已经很大。但是，舜帝一次完成9个“部长”职位设置时，仍未看到分管军事的高级官员。这是为什么呢？大禹统一九州时，难道不用军队或者说就没有用到过武力吗？这是匪夷所思的，其中必有缘故。

研究发现，大禹在九州管理体制上采用了不同地区分类设置管理的办法，即所谓的五服管理体制。他把采集海贝的上海地区划作“要服”地区。进一步来看，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让不同的族群共存共融呢？中国古文明成为人类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不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起点又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一种理性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颠扑不破、统领万物，那它一定是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在长期演绎发展中得到巩固的理性。

海贝为币让社会“易长”

从相关史料可以看到，中国文明最远的理性，其北斗一般的星光是从6800年前遥远的伏羲八卦图中发出的，形成理性系统并被人公认的是2500年前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其中，一致推崇的群经之首是《周易》。

易经是中国的核心文化。这是一个从讲天地之道的巫文化中衍生而来的理性。今天的易经大师常常以《周易》为界，把八卦理性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周易》 之前的先天八卦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人的内在系统出发去探索人如何适应自然的关系；《周易》之后的后天八卦从自然出发，探索自然对人的影响和关系。二者异曲同工，又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认识。

早年的伏羲八卦，客观来说只是一个图腾。而且，这个遥远的图腾理性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之间相隔了4000年，中间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易经。那么，二者是如何实现关联的呢？史前史研究表明，历史并不是与证据完全统一的。事实上，历史也无法与证据实现完全统一，但历史可以和逻辑实现统一。由此，我们有必要从伏羲八卦理性与诸子百家争鸣理性的一致性中来找到逻辑的连接。

这里面，“货币起源”多重证据法的研究显示，货币起源突破了史前史向上的逻辑贯通，刚好为我们打开了这个难得的历史窗口。正是得益于货币起源涉及社会关联理性，我们得以从远古中国看到了文明性难以被打断的坚韧特质和理性禀赋。

4000多年前，中原华夏部落来上海沙冈采集海贝为币，留下了很多历史痕迹。其中，最具有显性价值的是货币起源中伴生了女匽造字。女匽被认为是帝尧的二女儿、典龙的妻子，她来到上海采贝现场，经历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采贝过程，并由感而发地创造了35个字符。其中，她为采贝的侗傣民工造了一个象形字“偒”，极为生动且由此演绎出了“易”字。

“偒”字是由“人+日+海岸线＋勿（万物）”组成。女匽造“偒”字，初意是指：当太阳从海岸线上升起，一群从海岸上得到海贝并用海贝去换取万物的人。现今，复旦大学学者等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奉贤金汇等地现仍有一批说着世界上最多元音的人。这批人曾被女匽称为偒傣人，以区别良渚地区的侗傣人。

女匽将“偒”字去掉单人旁，导出了一个“易”字，并把它理解为一个更通俗的关系“易长”。其意是指海贝为币是让社会容易生长，这也对应了伏羲八卦和平共处让社会易长的理性。“易长”到了今天已被表述为“高效”。由此，一幅中国远古理性图案被一个“易”字导入了文字体系，贯通了数千年前的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匽造字相对于炎黄时期的仓颉造28个象形字符而言，是从“象形＋会意”角度深入社会创造了立意更深、数量更多的字符。特别是，女匽造“易”字，为中国源头的唯物理性展开打通了普及的道路，也为后来的易经形成提供了演绎指引，进而为《周易》打下了基础。

在原始社会里，在货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往往都是以物易物，然而以物易物本身非常的麻烦，在市场上想要换到自己想要的商品，其中的手续和麻烦可想而知，所以在之后才有了货币。

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来源于大约公元前600年前的吕底亚王国（相当于今天的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是以金银铸造而成的货币。然而其实在我们中国更早的时期，就已经有货币的诞生了，只不过这种货币不是用金银币铸造的，而是采用了大自然当中的贝壳。

中国最早的货币叫做海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贝壳，现在很多跟经商或者是钱有关的词语前面都带有一个贝字，那是因为在早期贝壳就是属于财富的象征。海贝存在于史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当中，还有在下代纪念范围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也有海贝的出现，原先海贝是作为一种奢侈的交换品，演化到最后成为了通用的货币。

但是由于海贝是属于自然生长的生物，无法严格规定它的真正体积与价值，所以到了商朝晚期和西周时期，出现了海贝的仿品，用青铜雕刻的海贝被称之为铜贝，这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贝币因为失去了中央天子的信誉，再加上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你攻我打和文化差异，从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期间出现了不同款式的货币，像是楚国的蚁鼻钱、齐燕的刀币、三晋两周的环钱、黄河流域的布币、秦国的圆形方孔。

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统一货币政策，中国开始使用圆形方孔钱，并且沿用到了西汉时期，但是在西汉时期这种钱币样式叫做五珠钱。

新朝王莽时期，因为改革币制，诞生出了圆形方孔和刀币结合而成的“金错刀”，这种金错刀外形看起来非常像是今天的钥匙。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这一时期的物品要远远比货币更加重要。

在东汉隋唐时期，一直都长期使用之前的五珠钱。

而到了宋朝时期，由于金属币的本身重量太大，不便于携带，这一时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这种纸币被称为“交子”。然而这一时期金属币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在北宋时期使用的是铜币，然而到了南宋的时候使用的是铁币。在这一时期，白银开始大量流通。

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了当时法定的流通货币，大额的交易大多数都会用到银元宝，而小交易会用到纸币和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