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英国移民

海底捞涨幅扩大至10%，股价续刷历史新高，市值2670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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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巨亏近10亿股价却大涨！原因何在？

疫情之下，餐饮业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在麦当劳、必胜客、吉野家等餐饮巨头纷纷闭店裁员之际，“火锅龙头”海底捞的经营业绩也由盈转亏。

8月25日晚间，海底捞公布了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数据显示海底捞上半年由盈转亏，净利同比大降超200%。上半年每股亏损0.18元，去年每股盈利0.17元。

不过今日海底捞股价却未受影响，盘中一度涨超5%，股价再创新高。截至发稿，海底捞报47.15港元/股，涨3.4%，最新总市值2499亿港元。

海底捞上半年净亏损9.65亿

净利同比大降超200%

8月25日晚间，海底捞公布了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海底捞实现收入97.6亿元，同比下降16.5%；期内实现净利润-9.65亿元，相较于去年盈利9.12亿元相比，净利同比大降超200%。

对于业绩下滑，海底捞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上半年海底捞的主营业务亦受到重大影响。例如此前公告中显示的，自2020年1月26日起海底捞自愿暂停中国大陆所有门店的营业。随后在3月12日重新开放中国大陆地区大部分暂停营业的门店，同时要求每个区域开放营业的门店要严格遵守国家及当地政府对于防控疫情的要求，门店严格执行人流管控措施，安排顾客分散就坐，并限制就餐人数。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2020年7月，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265.558亿元排名第350位。

8月20日，福布斯发布新加坡富豪榜。华人亿万富豪张勇夫妇的身家增长了52亿美元，以190亿美元财富一跃成为了新加坡首富。其实自从2017年移民新加坡，张勇已经连续3年成为新加坡首富了。

上半年逆市布局

新开业173家海底捞餐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海底捞扩张的心似乎未受疫情影响，逆市拓展门店，持续推进海底捞门店网络的扩张。上半年新开173家餐厅，截至2020年6月30日，海底捞全球门店数量达到935家，其中868家位于中国大陆的164个城市，67家位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海外，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澳大利亚等地。

分地区来看，在二线城市开设的海底捞餐厅居多为389家，收入占比超40%；而一线城市中的海底捞餐厅为212家，收入占比为22%

分业务来看，海底捞餐厅的经营收入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占公司总收入的93.7%。上半年海底捞餐厅服务了超过8100万人次顾客，翻台率则恢复至3.3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从去年的104元/人提升至113元/人。

另外，外卖业务收入从去年同期的1.83亿元上升到2020年同期的人民币4.09亿元，增长了123.7%，主要由于外卖订单数量增加。

火锅底料供应商上半年净利大增

“自热小火锅”受欢迎

不过，这家为海底捞供应火锅底料的企业，上半年净利润却大涨52.55%。

据悉，颐海国际是海底捞集团在中国的火锅底料产品的独家供货商，是中国领先的复合调味料生产商，同时也是最大的中高端火锅底料生产商，市场份额占比超30%。另外，在C端颐海国际还拥有“自热小火锅”等爆款产品。

8月25日晚，颐海国际发布了其上半年业绩公告。数据显示，上半年颐海国际总收入为人民币22.18亿元，同比增长34.0%；实现净利润4.46亿元，同比增长52.5%。上半年每股盈利(基本)为人民币40.67分，同比增加45.9%。

对此，颐海国际表示，2020年上半年公司的主要业务重点为持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提升渠道销售能力，持续完善和改进内部激励机制，以及继续补充优化供应能力。

在第三方销售渠道建设方面，得益于对国内外市场的持续的开拓深耕，对内部销售人员的有效激励，以及对外部经销商和售点服务满意度的重视，来自经销商的收入持续录得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6月30日，颐海国际的经销商共覆盖了中国31个省级地区与港澳台地区，以及4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

颐海国际表示，向关联方销售火锅调味料产品收入下跌主要因疫情严重影响餐厅门店业务。关于第三方，集团进行经销商渠道深化、销售区域下沉、新产品推出等策略，使得第三方销售持续增长。而颐海国际正在朝着“去海底捞化”的方向发展。

分产品类型来看，颐海国际主要的三个产品分别为火锅调味料、中式复合调味料、方便速食。其中，火锅调味料上半年的产品营收为12.15亿元，同比增加11.7%，占上半年总收入的54.8%。来自第三方收入为7.46亿元，占比为61.4%，同比增加89.5%；来自关联方收入为4.69亿元，占比为38.6%，同比降低32.4%。

另外，向关联方销售火锅调味料产品收入同比降低32.4%，向第三方销售火锅调味料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9.5%。向关联方销售火锅调味料产品收入下跌主要因全球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影响餐厅门店业务，而第三方销售增速持续录得较快速增长。

在疫情影响下推动“宅经济”发展，加之公司方便速食经销商商渠道的持续扩张，并且重视开发例如便利店、火车站、旅游景点等特殊渠道，“自热小火锅”等方便速食产品持续录得较快增长。上半年，方便速食产品收入668.2百万元，同比增加95.9%，占上半年总收入的30.1%。

截至6月30日，颐海国际共新增了2款中式复合调味料产品、9款火锅调味料产品、11款方便速食产品和4款休閒食品。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共拥有51款火锅调味料产品，43款中式复合调味料产品，22款方便速食产品。

由于半年报业绩亮眼，颐海国际今日盘中一度大涨13.31%，截至发稿，颐海国际报119.4港元，涨7.37%，最新总市值为1250亿港元。拉长时间来看，颐海国际年内已涨超162%，市值暴涨近800亿港元。

机构：海底捞发展长期向好

火锅龙头壁垒深厚

东北证券表示，近年来以海底捞/九毛九/呷哺呷哺为例的龙头企业纷纷上市，获得资本支持以后快速开店。龙头企业凭借卓越的管理能力、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严格的食品安全控制，市占率迅速提升。疫情加速了中小餐饮企业的出清，消费者也会更倾向于去品牌餐饮就餐。海底捞主打服务，太二主打个性化和口味，呷哺呷哺主打性价比和茶饮，三家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餐饮行业连锁化率提升，带动餐饮产业链快速发展的逻辑逐渐兑现。

另外东北证券还指出，火锅是中餐行业最佳赛道，标准化个性化兼具。火锅在中餐行业中市占率第一，具有标准化、个性化、社交属性、成瘾性等特征，是中餐中最容易规模化扩张的优质赛道。中餐行业集中度低，行业排名第一的海底捞在中餐、火锅行业市占率仅为0.5%、3.5%，相比美国餐饮龙头麦当劳(5%)、星巴克(2%)，成长空间广阔。

安信国际认为，海底捞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高品牌势能、独一无二的管理体系、高质高效的供应链保障。从行业趋势来看，餐饮市场具有规模巨大，分散度高的特点。连锁化程度低，连锁餐饮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餐饮行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海底捞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中国基金报）

（文章来源：东方财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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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历史】全球化的基础是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历史上经济全球化共经历了三个黄金时期——西班牙、荷兰引 领的15世纪-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引领的18世纪-1914年“日不落帝国”时代、美国引领的战后至今 时期。19世纪以来，全球共经历了五轮产业链重构，产业沿着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 龙”——“亚洲四小虎”——中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路径转移， 随着后进经济体的发展升 级，转移产业一般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顺序更迭。

2.【现状】根据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驱动力，可将各大经济体分为资源国、工业国与消费国，其中资源国以澳大 利亚、巴西、中东与俄罗斯为代表，工业国以中国、印度、东盟、墨西哥为代表，消费国以美国、欧洲、日本 等发达国家为代表。中国是农业的主要消费国，传统制造业的中心、新兴制造业的中下游，处于全球产业链 “微笑曲线”中间位置。

3.【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了深远影响，全球产业链与地缘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低附加值产业向 越南等国家转移、逆全球化抬头以及中美猜疑加重。

4.【前瞻】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变化有以下四点:中国、越南的国家治理能力得到认可，巩固了制造 中心的地位;部分产业整合趋势加剧，未来分布将本土化与周边化;政治极端化加剧，各国加强“自主可控”; 中美关系再起波澜，地缘科技博弈升温，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5.【建议】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仍应坚持改革开放步伐，立足自身，以我为主，抓住机遇，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化危为机，持续提升战略性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与现状

1.1 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从大航海时代到日不落帝国，冷战后迎来全球化高峰

全球化的基础是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共经历了三个黄金时期：

第一阶段（15世纪-17世纪）：15世纪造船业的发展以及火药、指南针的出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欧洲诸帝国以 殖民地为基础建立起全球供应链，以农副业与手工业为主导产业，西班牙、荷兰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

第二阶段（18世纪-1914年）：18世纪末英国成为全球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产业的 替代升级，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行业也升级为工业制造业，法国、德国等也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

第三阶段（1946年-2020年）：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全球化阶段性停滞；战后全球化重启，在1989年冷战结束 以及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化进入高峰，主导行业为电子、汽车、机械等，引领国为美国。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的爆发减缓了全球化的进程.

1.2 全球产业链历史沿革：要素禀赋差异促进产业分工，产业链重构遵循经济规律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理论基础。资源、人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差异以及技术发展的不均衡 造成了经济体之间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分工，当比较优势格局发生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也随之重构。

19世纪以来，全球共经历了五轮产业链重构，产业沿着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 虎”——中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路径转移；

随着后进经济体的发展升级，转移产业一般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顺序更迭。

1.3 全球经济体之上游：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拉美等为主的资源国

根据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驱动力，可将各大经济体分为资源国、工业国与消费国，其中资源国以澳大利亚、巴西、中东 与俄罗斯为代表。

石油：美国、中东和俄罗斯为主导，三者2019年的石油生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近70%；

矿产品：铁矿石—澳大利亚、巴西；铜矿—智力、秘鲁；

农产品：小麦—阿根廷、澳大利亚；稻米—印度、泰国、越南；大豆—巴西、美国。

1.4 全球经济体之中游：中国、东盟为代表的工业国

工业国以中国、印度、东盟、墨西哥为代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主要出产劳动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品，包括纺 织品（服装）、皮革制品（鞋靴）、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杂项制品（主要是玩具）以及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 备。

1.5 全球经济体之下游：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消费国

消费国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根据2018年数据，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68%，英国、意大利 也高于60%，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也高于50%，显著高于中国39%的水平。

1.6 全球产业链现状——农业：中国为主要消费国，大多农产品实现自给自足

农业产业链比较简单，分为产出国（出口国）和消费国（进口国）：农业产业链可分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配送、 销售四个环节，中间加工环节通常与生产或销售在同一区域，一般不会有单独的加工环节。

中国是主要的消费国：对大豆等经济作物的进口依赖度较高，稻米、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1.7 全球产业链现状——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相对较短，中国为制造中心

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相对简单，主要行业包括：纺织皮革制造、家具制造、造纸、金属冶炼、机械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等。

中国是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制造中心：拥有完整的生产链条，在机电设备、纺织、造纸、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和金属冶炼 等方面优势明显。

1.8 全球产业链现状——新兴制造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中国处于中下游环节

新兴制造业一般具有研发壁垒高、附加值高、产业链条复杂等特征，主要包括：半导体芯片、电子、通信、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精密仪器、汽车发动机、飞机制造等。

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主要处于中下游环节，近年正在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攻坚：新兴行业上游为掌握高附加值 的研发设计环节与核心品牌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中下游主要有中国、越南、印度、菲律宾等 新兴经济体。

1.9 全球产业链现状——新兴制造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中国处于中下游环节

以汽车、飞机制造为例：美国、西欧、日本 等国家处于汽车和飞机制造产业链的上游， 掌握高附加值的品牌研发、发动机等核心零 部件生产以及营销、售后服务，获得产品的 主要附加值，组装以及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 主要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行。

以波音飞机为例，可以看到波音公司的大部 分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来自日本、美国、瑞 典、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来源于中 国的核心零部件极少。

1.10 全球产业链现状：中国处于“微笑曲线”中间位置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参与程度较高，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相对弱势。

农业、能源等资源品：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并不突出，在农业、能源等资源品方面对美国、巴西、澳大利亚、俄罗 斯、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依赖度较高。

传统制造：为传统制造业终端产品的主要供应方，但是中国参与的领域技术含量较低，利润不高，在品牌溢价较高的 奢侈品领域相对弱势。

新兴制造：我国处于技术附加值较低的中下游环节，对美、德、日、韩等经济体的技术依赖度较高。

第二章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变化

2.1 全球产业链格局变化：2008年以来，低附加值产业向越南等国家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纺织业、电子零部件制造和组装等低附加值产业逐步向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

纺织业的产业转移在2008年后开始提速：2008年后，国内纺织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走低，对外投资持续加码。

2018年中美贸易战导致国内电子产业转移提速：中国电子产业在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盟国家加快布局，电子中下 游产业链外迁提速。

2.2 原因一：劳动力、土地成本抬升，要素红利逐渐减弱

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比回落，劳动力成本增速上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优势逐渐减弱。

劳动力：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占比自2010年达到峰值74.5%后，持续回落至2018年底的71.2%，同期65岁以上人口占 比提升3个百分点至11.9%，老龄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速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 11.0%攀升到了危机后的13.1%，相比之下，印度从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成本绝对值下降。

土地：土地成本抬升制约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2.3 原因二：中美贸易摩擦加速电子制造产业转移

中美贸易战中，电子零部件等中间品是美国的重点征税领域，随着征税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相关产业对外转移的动机加 强。

2018年以来，美国对自华进口的商品征税清单中，电子、机械零部件是重点征税对象；在最初的500亿美元征税名单中， 征税金额最高的前10大产品中分别有9个和8个是电子、机械零部件类产品；

2018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数明显上升，中下游的组装环节的外迁的影响显著。

2.4 产业转移限于部分领域，中国制造业优势仍存

目前，中国产业转移仅限纺织业、电子加工等部分领域，尚未出现大规模产业向外转移的现象，短期对经济的影响相对有 限。

第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比重仍在上升，增速高于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等国；

第二，东盟国家的制造能力及效率与中国尚有差距，短期内承接大规模产业转移难度较大。从体量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 远高于东盟和印度；从制造能力来看，2018 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6.68%，约为东盟平均劳动生产率3.43%水平的两倍；

第三，我国制造业在智能自动化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管理能力提升带来的效率提高有助于对冲成本端的上行。

2.5 全球政治格局变化：2008年后，逆全球化抬头，中美猜疑加重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双方信任度降低。

中美之间猜疑加重：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为具体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对美国亚太和全球军事战略进行调整的 报告，正式确定“亚太再平衡”区域战略；2016年特朗普上台，2018年开启中美贸易战。

欧洲逆全球化势力兴起：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标志着欧洲逆全球化开始显性化；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反 对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的玛丽娜·勒庞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并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同年荷兰大 选，反移民的自由党成为荷兰第一大党。

2.6 原因一：全球化促使美国制造业外流，冲击中低端就业岗位

美国制造业持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转移，中低端收入人群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引发中产阶级对全球化的不 满。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高点的25.5%下滑至2017年的16.6%，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占比则持续抬升， 由2004年的8.6%上升至2017年的27.1%。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峰值的1930万人持续下降至2009年的1148万人，在贸易保护政策帮助下，2019年也仅恢 复至1287万人；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由1955年的24.4%持续下滑至2019年的7.4%。

2.7 原因二：美国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割裂致政治极端化

美国居民贫富差距持续加大：近年来，美国前1%的人群拥有20.2%的财富，而后50%的人群仅拥有12.6%的财富。而 这一趋势也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从大象曲线可以看到，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人群与中产阶级收入增长速度分化加 剧。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势力抬头：贫富差距加大使得美国不同阶层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严重分化，精 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多利润，而中产、工薪阶层则愈发抗拒全球化，阶级矛盾加大导致美国民粹主义抬头， 2016特朗普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获得了反全球化的“平民”支持，导致五大湖周边数州放弃了传统上更偏 向的民主党

2.8 原因三：“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使得双方争锋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总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占比从1970年的3.13%升至2018年的15.86%；排名从第7位升至仅次于美国的第2位。中 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正在挑战美国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因而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上升势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接近美国，美对日贸易逆差达284亿美元， 对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日本产品出口的措施，包括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加之日本未能妥善处理美日关系，导致 日本经济遭受严重打击，自此之后进入持续衰退阶段。

第三章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前瞻

3.1 疫情带来的变化之一：国家治理能力的地位抬升，中国、越南或受益

疫情冲击可能会增加跨国企业对产业转移目的地治理能力的考核。跨国公司对于全球布局的考虑因素将不仅仅局限于 成本与市场因素，而且会加入更多对于政府管理效率与社会应急能力的考量，国家治理能力有助于维持供应端的稳 定。

从本次疫情的防控表现来看，中国、越南、泰国体现出了较强的应急能力。在疫情爆发初期即迅速建立应对机制，阻 止了疫情进一步蔓延。截至5月26日，越南已连续11天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个位数、泰国连续22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 在个位数，而作为第一阶段疫情“震中”的中国，已连续超过40天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100以内，近期更是维持在20 以下。

3.2 疫情带来的变化之二：部分产业整合趋势加剧，本土化与周边化提上日程

长供应链与紧急状态下的重要行业将产能预备的本土化或周边化提上日程。疫情之后，控制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国家 将考虑产业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并在本土或周边国家配置预备产能或加大库存以备不时之需。

长供应链行业：通信、电子、汽车等行业；

紧急状态下的重要行业：生物医药、医疗卫生用品、粮食、能源、军工等。

3.3 疫情带来的变化之三：政治极端化加剧，“自主可控”重要性抬升

政治极端化加剧：一方面，疫情使得美国国内矛盾加速暴露，两党博弈与社会分化加剧，股市的脆弱、油价的疲软、 疫情的严峻使得特朗普连任的胜率下滑，特朗普政府会试图向外转移矛盾以缓解大选压力；另一方面，美国极端政客 可能利用敌视中国的言论来获得大选的竞争力，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会表现得更加激进。

各国开始强调“自主可控”：涉及民生以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重要性提升——

3月12日，法国明确表示“计划取回民生医疗行业控制权，将其置于市场规则之外”；

3月31日，特朗普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 主权独立”。

3.4 疫情带来的变化之四：中美关系再起波澜，地缘科技博弈升温

政治极端化加剧将使得美国对外更为强势，在中美贸易战与本次疫情中作为“震中”的中国将首当其冲受到来自美 国政府的压力。5月2日，特朗普表示政府正在制定针对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再次引发了关税担忧。除此之外，疫情 冲击下中美此前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落实的难度增加，不排除在疫情之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有重新抬头的可能性。

在疫情与大选的双重背景下，中美之间除了经贸摩擦之外，地缘问题、科技博弈也将显著升温。

第四章 坚持改革开放，加强自主可控

4.1 坚持改革开放：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我国仍应坚持改革开放步伐：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仍是应当坚持的重大原则。

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上日程，资本市场改革步伐已在提速；

开放：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开。

4.2 以我为主，抓住机遇：发挥优势，补足短板

在当前复杂形势下，我们仍应当立足于自身，以我为主，抓住机遇，发挥优势，补齐短板。

发挥优势：在应对疫情中，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增强自身信心的同时，受到跨境资本的青睐。

补齐短板：资本市场改革是当前的抓手，对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居民投资渠道都有显著作用，并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

4.3 提升战略性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

战略性产业是指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主要包括农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农业：加强在大豆等重要经济作物的生产能力，拓宽进口来源并加大战略储备，降低在紧急状态下受制于人的风 险。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类，上 述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关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4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危与机

（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报告来源：平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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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活了194岁 今年顶不住了 美国“最老牌”连锁百货申请破产保护 门店已开始清仓甩卖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1776年7月4日，乔治·华盛顿和大陆会议在费城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标志着美国的诞生，而7月4日也成为美国独立日。

50年后，1826年，英国移民塞缪尔·罗德（Samuel Lord）和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在纽约曼哈顿下东区创办了Lord &； Taylor（罗德与泰勒）连锁百货，迄今为止，这家公司已经存在了190多年。

可以说，罗德与泰勒见证了美国零售行业的发展，但今年，在持续蔓延的疫情的冲击下，这家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连锁百货也撑不住了。

194年历史老百货申请破产保护

据新华社，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破产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老牌奢侈品百货品牌罗德与泰勒（Lord &；Taylor）及其母公司托特衣箱（Le Tote Inc．）于2日申请进入破产保护。

据报道，截至申请破产保护时，罗德与泰勒运营38家门店，拥有651名雇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些门店在今年3月被暂时关闭，多个门店已开始清仓甩卖。

“罗德与泰勒”百货在官网发布了一封致顾客信，公开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一事，信中同时表示，公司的网上购物平台到目前为止没有变化，可以继续在网上下单购物。

“罗德与泰勒”百货于1826年创办，至今已有194年历史，是美国历史最久的奢侈品连锁百货商店，同样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公司之一。

该公司最负盛名的是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这家店于1914年开业，以高档时装和节日橱窗展示而闻名。2007年，该店还被列入纽约市地标性建筑。

2006年，经营良好的罗德与泰勒公司被一家投资公司以12亿美元收购，最终成为了零售集团哈德逊湾公司旗下的企业，该公司专注于中上阶层市场，一度拥有近50家门店。但在过去的10年里，面对低价零售店的激烈竞争，该公司的业务每况愈下。

哈德逊湾公司的CEO也指出，这家公司的定位恰好处在一个微妙的“中间位置”，既非高档奢侈品销售业务，也不经营低档的折扣服装。

据央视财经，时尚公司“托特衣箱”在2019年以7100万美元买下“罗德与泰勒”的品牌和库存，接管了其38家实体连锁店及其线上业务。有关文件显示，“罗德与泰勒”目前估计其资产负债在1亿至5亿美元之间。2日当天，“托特衣箱”同时也提交了破产申请。

在“罗德与泰勒”之前，“杰西潘尼”（J． C． Penney）和“尼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等美国老牌百货集团相继宣布破产，而梅西百货则计划裁掉约3900名管理部门的员工。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零售商破产申请量正在快速增加，并且情况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进一步恶化。

今年以来已有43家美国零售商破产

疫情冲击之下，美国零售业破产总量正逼近十年来的最高峰值，老牌百货公司“罗德与泰勒”的加入，使得美国申请破产的零售商名单进一步拉长。而业内人士警告，这还只是开始，美国零售业在今年下半年加速破产后，还可能将在明年迎来第二拨破产潮。

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夏季，但是全球零售业则早就已经踏入了寒冬。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美国宣布申请破产的企业超过160家，其中，零售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现在距离2020年结束还有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汇总数据显示，美国零售业的破产量已经达到了43家，逼近了最近十年来的最高峰值。再往前看就会发现，在上一次金融危机附近的几年时间内，仅2008年一年，就有多达441家零售商申请破产。

所以，业内人士多认为现在还只是开始，今年下半年的破产潮会加速也几乎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有声音警告，明年还将会有第二拨破产浪潮。

美国玩具反斗城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斯托奇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原本应该在五到十年里出现的破产量被压缩到了一到两年，明年还会有第二拨破产潮。而第二拨破产潮的这批公司在应对疫情时表现要稳定得多，但为了抵御危机，它们的财务灵活性被耗尽。

美国总零售额或创2016年来最低水平

据新华社，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在美国实体零售业频繁出现，甚至频繁到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6月26日，微软在宣布将永久性关闭其83家MicrosoftStore实体零售店的同时称，以后将专注于在线商店Microsoft.com的运营，用户可以在那里获得支持、服务和培训等。

此前，微软在全球约有100家实体店，但其中大多数位于美国本土。据悉，此次关闭实体店将耗资4.5亿美元。微软发表的声明称，此次关闭门店主要是因为公司将采取新的零售策略，计划投资线上商店。有分析认为，微软此举主要源于疫情期间用户消费倾向的转变。

在微软宣布关闭全球门店的同时，同为科技巨头的苹果公司宣布再次关闭14家美国门店，美国百货巨头梅西百货也宣布关店125家，同时裁员3900人。

梅西百货表示，预计此次裁员将在2020财年使公司节省约3.65亿美元成本。除了计划裁员缩减成本以外，梅西百货还将裁减门店、供应链和网络客服等。在今年2月初，梅西百货已经裁员近2000人。

可想而知，财力强悍如微软、苹果和梅西这些巨头，在疫情冲击之下都亏损严重，其他实力逊于它们的实体零售商的日子会有多么艰难。

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受疫情影响，美国今年或将有多达2.5万家商店倒闭。零售和科技数据公司CoresightResearch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一数字将打破2019年创下的纪录——当时美国有9800多家门店永久性关闭。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美国全国性及区域性零售连锁商有3056家门店进行了清算，这还仅仅是计划关闭的门店，而进行清算的门店几乎覆盖了美国所有的零售企业。

杰西潘尼在美国本土约有840家门店，其中154家预计到今年夏末会彻底关闭，还有100家门店预计在公司走完破产流程前就会关门。自2017年以来，彭尼百货已经关闭了173家门店。

奢侈品零售商尼曼·马库斯在美国本土共有44家门店，已在5月申请破产。虽然并未宣布门店是否关闭，但据消息人士透露，Facebook打算在曼哈顿哈德逊广场租赁一处零售场地，目前正与尼曼谈判。

此外，美国家居装饰零售商Pier1Imports关闭了所有破产的门店，维密则计划今年永久性关闭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约250家门店；美国民众几乎人手一件的盖璞（GAP），其今年第一财季净利润亏损达9.3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拥有CalvinKlein与汤米·希尔费格等品牌的美国服装集团PVH今年首季净亏损额则高达11亿美元。

业内人士估计，今年美国的总零售额将同比下降10.5%至4.894万亿美元，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比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出现的8.2%降幅更大。

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从长远来看，实体零售正在拖累整体零售业的表现。今年，实体零售业的销售额将下降14%至4.184万亿美元，线下销售可能需要长达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伴随着大量破产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失业问题，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员工离开岗位太久会导致技能减退，从而在就业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失业美国人认为他们之前的岗位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而今年4月份时，抱有这一担忧的只有两成，当时，7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只是暂时性失业。现在，美国两党议员还在为失业救助问题僵持，而为了缓解疫情冲击，美国财政部则表示将截至9月底的三个月的联邦政府借款预估提高到9470亿美元，较此前预期又高出2700亿美元。

联邦政府的支持多少会帮助一些企业增加金融灵活性，不过，在疫情的持续冲击之下，经营不善的企业最终也很难逃脱破产的命运。

文|军尚 审|高静

众所周知，欧盟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组织之一，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属于该组织。然而，英国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退出欧盟。英国方面之所以会有“退出欧盟”的想法，那也是权衡过利与弊的。

如果英国成功退出欧盟的话，那么将会节省一大笔会费，不过这有可能影响英欧之间的多边贸易合作。如今，英国距离正式退出欧盟不到半年时间。所以，欧盟与英国近日针对“未来关系”展开了一次谈判。

英国退出欧盟的利弊

2015年，英国正式提出了“退出欧盟”的想法。一直到2017年，英国才正式启动有关退出欧盟的相关程序。今年年初，英国终于如愿以偿退出了欧盟组织，结束了将近50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英国政府之所以会极力推进“退出欧盟”这一计划，主要是为了回归“国策的自主权”，从而节省一大笔“欧盟会费”。除此之外，“退出欧盟”能够解决“移民问题”，从而减少英国政府的负担。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如果英国退出欧盟的话，那么英国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将受到影响，同时欧盟将会对英国的产品征收关税。

欧盟表示现身表态

不得不承认的是，英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对欧盟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欧盟与英国近日针对“双方的未来关系”进行了一次谈判。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欧之间的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根据英国的代表弗罗斯特表示，在此次谈判中，双方在许多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谈判没有太大的进展。

欧盟方面则是派出巴尼耶作为谈判代表，在谈判过后，欧盟代表巴尼耶对此次谈判表示失望。巴尼耶认为：英方并未展现出加速谈判进程的意愿！如果真的像巴尼耶所说的一样：英国在故意拖延谈判。那么英国究竟有什么目的，难道是想给欧盟施加压力吗？根据欧盟代表透露，双方一定要在11月之前签署相关的文本协议，保证协议上的内容能够顺利落实。由此可见，英欧未来的关系将如何发展，与接下来的“未来关系谈判”密切相连！

英国退出欧盟，确实能够为国家省下一大笔资金，从而提高国内民众的生活质量。不过，这意味着英国将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少，甚至会被孤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英国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与特朗普政府站在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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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根据《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大中华区拥有600万资产的家庭总财富达125万亿，是大中华区全年GDP的1.5倍，其中中国大陆占八成，中国有钱人是越来越多。

进入到2020年，一场黑天鹅袭来，全球各国经济都遭遇了重创，中国GDP一季度也是如此，不过在第二季度实现转正，增长3.2%。在疫情当下，中国互联网经济却受益，阿里、腾讯、美团、拼多多、京东等互联网公司股价一路上涨，让其创始人身价也是大幅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富豪就开始了套现，比如马化腾在今年就套现超60亿港元，更厉害的是马云，阿里股份从6.4%降到了4.8%，大约套现了672亿元人民币。

富豪们有了财富之后，有些富豪就开始享受，如买豪宅豪车，私人飞机，游艇等等；还有一些是拿来做投资，让财富增值；也有一些是为了做慈善，比如马云，每次套现都说是为了公益慈善，这次蚂蚁集团要上市，马云捐出了6.1亿股，可以说是相当慷慨。

当然，还有更多富豪是在国内捞金之后，就想着移民，将财产转移到国外。早在2017年，胡润就表示：“十年来，中国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的人数一直保持在60%左右”。而据亚非银行曾发布《2019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富豪移民到国外的人数再次创下新高，达到了1.5万人，增长50%，位居世界第一。另外，中国排名前100名中，基本设立了离岸信托，通过这个工具来保障财富。如此多的富豪移民，带走的那就是上万亿的财富，可以说是“掏空中国”。

富豪移民，带走了大量财富，对国家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失，影响实体经济。当然，还有就是知名富豪移民，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这只会加速让更多富豪移民。因此，对于这种不断“恶化”的现象，国家也是果断出手了。

据了解，目前，中国正在收紧对外汇流出的管制力度。根据相关条例，每个中国人每年可以购买等值50000美元的外币。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5万美元就相当于是35万人民币，这无疑可以大大限制个人的海外投资，防止洗钱等行为。

实际上，此前国家已经对企业海外金融或房地产投资进行了限制，并且将资金汇回。早在2017年，国家就对万达、复星等四家企业进行了监管，这几家都是在海外疯狂投资收购的企业，像万达砸了超过2500亿在海外买买买，买公司，买写字楼，买球队等等，大量的资金外流，不得不做出限制。到现在为止，万达基本上卖完了海外的投资项目。

当然，也有一些没有管控到，比如有“重庆李嘉诚”之称的张松桥，他所创立的中渝置业，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不过，他是身份是港商，但生意都在大陆。早在几年前，他就将资产全部卖掉，套现上百亿到香港和英国不断地买楼，可以说是典型的从国内捞金，然后到国外投资。

李嘉诚这些年饱受批评，也是因为他大量的甩卖了内地资产，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将大量资金转移到欧洲投资。今年3月，SOHO中国计划以4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黑石集团，很多人都说潘石屹要跑了，不过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这笔交易取消了。

在过去6年里，潘石屹夫妇通过售卖各种资产套现了近300亿，而在美国相继购买了住宅楼、商业大厦等等，花费近200亿，而潘石屹妻子张欣早已是美国籍。所以，如果卖掉了SOHO中国，那无疑是彻底的“跑路”了。

其实，即使是没有移民的，很多富豪都在国外有投资。比如刘强东在澳大利亚就1620万澳元的豪宅，据说现在已经出售了。红牛中国老板严彬，在英国购买了地标建筑和高尔夫俱乐部，花费近百亿。曾经的女首富陈丽华的富华海外投资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项目。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投资非常重要，如果富豪赚了钱都往国外投资，那必定会影响国家的发展，对个人和企业海外投资做出限制，这也是正确的决定。

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每年有大量的富豪移民过去，但美国仍然希望美国企业回本国建厂投资，无非就是想要带动经济发展。而中国作为富豪移民最多的国家，那更要对财富流出的现象出手限制。因此，未来富豪想移民转移财产，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来自数字财经智库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在不断的发展，时代不断的更迭也给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这种机遇与挑战之下也产生了不少的富豪。然而近年来中国似乎开始出现了一股移民成风的现象，有人认为国外的空气、科技、教育等等方面都要比国内来得好，正应了那句话，国外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圆。

中国的房地产可以说一直保持在高涨的状态，早期的一些房地产厂商都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一般说到房地产商的大亨我们都会将他们与财富这两者相挂钩，也确实在房地产界出现了很多成功人士，并且他们都与财富有关，比如香港首富李嘉诚、潘石屹，当然也有一些并不是靠房地产业获得了财富，那就是香港富豪刘銮雄，这些富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移民。

潘石屹是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潘集寨村，其实他的学历并不高，因为在他高考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车祸，也就是在高考的前8天，潘石屹与一辆卡车发生了碰撞，在此次的车祸中，潘石屹断了肩胛骨。高考之后他已经心里大概有数，于是报考了中专。

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学校是有包分配的，在1984年的时候潘石屹从中国石油管道学院毕业了，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任职。不过对于这份安稳的工作潘石屹并不能满足，于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辞掉了这份工作，开始来到深圳下海经商。

潘石屹可以说是靠房地产行业发家的，从1987年的时候潘石屹在深圳以及海南开创了房地产开发的生涯，这也表示他开始正式进军房地产领域。在1992年的时候，潘石屹与另外的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在北京房地产大展拳脚。

潘石屹的妻子张欣在房地产圈也是很有名气的，张欣与潘石屹在1995年的时候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可以说这两位是房地产界名声赫赫的的夫妻档。

之后潘石屹与妻子张欣的两个事件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一个是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夫妇现身哈佛大学，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身份与哈佛大学签订了“SOHO中国助学金”，其金额为1500美元。在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一股热议，可能人们对此有所误会，不过该助学金是用于在海外的中国贫困学生。同年，潘石屹也与耶鲁大学签订了捐款协议。

还有一个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潘石屹与妻子张欣两人开始卖掉房产，进行套现，据悉2014到2017期间共计套现了300亿元，套现的这些钱主要都开始移往海外。

刘銮雄曾就读与加拿大大学，1974年毕业之后回到了香港，可以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很成功，在1978年的时候与好友创办了爱美高公司，该公司主要以生产吊扇为主，也正因此他有了“风扇刘”的绰号。他就是该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此之后他开始涉及股市，要知道股市的风险性是极其高的，不过凭借着敏锐的眼光，让他在股市也游刃有余。这位刘銮雄赚到了资金之后，并没有，立马又开始了转行。在1987年的时候，刘銮雄开始进入了中国内地房地产行业了，并且也是大赚一笔，成为了香港富豪。

这个富豪成功之后开始将眼光放在英国市场，刘銮雄在英国的投资已经高于在国内的投资，并且还开始出售中国内地的资产，累计已经套现了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关闭了300家公司，并且举家移民英国了，这就与他之前的举动能够说得通了。

还有一位香港富豪也移民了，那就是李嘉诚，李嘉诚就是靠房地产发家的，积累了丰厚的资产之后就开始进行了投资，卖掉了内地的产业之后开始投资海外的市场，他更热衷于欧洲的市场。这也表明了他正在往海外发展。

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富豪在大陆发家之后，开始准备往海外发展了，富豪的移民其实也算是一种资产的流失。但是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玩外面跑，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也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这样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又有一部分的人将老年的宜居生活定在了海外，认为在海外的环境更适合宜居。对此你怎么看？

移民在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在很多人固有的观念里移民就代表着成为其他国家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根据百度百度的解释，移民不一定伴有国籍转变，但包括迁徙和国籍转变等。也就是说移民有可能只是在国外定居，不一定更改国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全球移民数量已经达到了2.72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5%。

移民虽然已经“常态”化，但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想要移民至少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现实中移民人数最多的一般都是中产阶级或者富人居多，穷人只能老老实实的呆着。根据数据显示，中国现在的移民数量在全球排在前三，算是比较高的，2017年富豪移民的数量是1万人，2018年富豪移民的数量就达到了1.5万人。

这些人选择移民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想要让子女去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的想要获得更好的社保保障，有的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些大部分都是借口，有钱这些在国内照样能够实现，这些人移民的真实原因是为了“合理避税”和保护个人财产。比如海底捞创始人张勇选择移民新加坡就是为了合理避税。

如果是普通人移民，影响并不会很大，但是富豪成群结队的移民，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就比较大了。中国现在的这些富豪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诞生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确定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国家给予一些人和企业很好的红利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也积攒下了大量的财富，有的人懂得感恩，会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但有的人忘记当初带动后富的承诺，而是带着赚取的大量财富移民国外，给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比如李嘉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红利，在内地囤下了大量的土地，在房价高涨时期，全部甩卖，再把赚取的巨额财富拿去投资英国，这也是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吐槽的原因。

希拉里曾表示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主要原因就是每年中国都有大量的富豪移民他国，并且都会把赚取的财富也一同转移。当然希拉里的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中国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爱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的，否则中国现在的GDP总量也不可能排在全球第二，所以中国未来会成为全球最贫穷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对于国内富豪移民并且转移个人财富的情况，国家也是果断出手，银监会公开表明，禁止采用分期付款和公开方式增加非标准资金池业务，也就是以后这些富豪想要把财富转移到国外会相对比较困难了。同时对海外6000万公民，中国也开始对其进行征税。

虽然对富豪的财富转移有所限制，但对于移民我国则没有进行限制，毕竟这是个人自由，借用赵立坚的原话来讲，就是中国来去自由。当然不管什么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富豪移民有人反对，肯定也会有人赞成。对于富豪移民的问题，你是赞同还是反对呢？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英国路透社7月16日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16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欧盟移民英国的人数降至5年来低点。数据显示，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年时间里，在没有确定工作的情况下来英国的人正在变得更少。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各国人口移民至英国的净移民总数从2016年的24.9万人增至28.2万人，但远低于2015年创下多年记录的33.2万人。不过，欧盟公民的净移民人数从2016年的13.3万人降至2017年的10.1万人。

英国国家统计局说：“在过去的2017-2018这一年中，打算来英国‘找工作’的欧盟公民人数持续下降，但已经有一份确定工作而来英国的人数保持稳定。”(实习编译: 王梓蓉 审稿：谭利娅)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蓬佩奥的满嘴谎言，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1.蓬佩奥：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

错！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党99年来，从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拥有近亿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党员9191.4万名，入党申请人1899.2万名，是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帕尔默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信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流民意。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蓬佩奥声称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并不同心同德，然而现实却是，每年有大量中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只有少数申请人会被吸纳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在美国压力下崩溃的政党，它有着14亿人民支持的牢固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到120元增长到2019年的7万余元，解决了近14亿人的温饱，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为7.7亿人提供就业，为2.5亿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和6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实现了近14亿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社保体系、最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上到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都全力救治。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增长3.2%，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协会、瑞银集团等多家知名国际机构专家和媒体均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不分昼夜，460多万基层党组织高效运转，近400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实践证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2018年8月发布的题为《令世界担忧的事》的报告显示，中国领衔“全球乐观国家”，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位居所有28个被调查国家榜首，远高于美国。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而美国名列倒数第二，被评定为“不信任”等级。

◆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高达93.1%。

◆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近期发布在线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人对其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持续上升，疫情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截至2020年5月，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升至8.87（满分10分），83%的受访者同意和强烈同意“更愿意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569万，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约63倍；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7万多，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约540人，分别是中国有关数据的约37倍和16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2.蓬佩奥：中国不是自由国家，14亿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中国重复了苏联曾犯的错误，拒绝赋予人民财产权和可预测的法治社会。

错！

◆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强调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切实尊重和充分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2020年5月28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对国内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实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

◆中国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中信仰各种宗教的公民近2亿人，有38万多宗教教职人员和14万多处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西藏自治区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群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教职人员2.93万人，学生可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出版发行达176万余册。

◆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任何自由都有边界，即便所谓的“自由国家”，也为自由划定了明确禁区和限制内容，绝不允许突破法律制度的底线。中国政府采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各项举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保护绝大多数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所在，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密法律体系，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方面毫不手软。

3.蓬佩奥：美国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自由灯塔。

错！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但这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对美国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为近几年来最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美国人对国家现状满意，87%的人不满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运行方式不满意。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美国人自豪感跌至20年最低，仅有20%的受访者对美国当前走的道路感到满意。美国白人的“极度”自豪感在过去20年里首次降至50%以下，而非白人则仅为24%。

◆美在全球范围非常不受欢迎，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赞成美领导地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正在消失。调查人员访问了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1.1万人，其中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各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变差了。美国声誉在法国和德国下降得尤其严重。46%的法国受访者和42%的德国受访者表示，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因疫情危机“严重恶化”。2020年“最佳国家”报告显示，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自2016年来下降了50%，降幅居世界首位。

◆7月27日，美国盖洛普公司网站发布年度调查报告，表示“美国的领导力在世界继续不受欢迎”。美国眼中的“自由世界”尤其不认可美国的领导力。美国的欧洲传统盟友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率最低，其中，61%的受访者不满意美国的表现，仅有24%的人赞同；在英国，不认可美国的比例为65%；法国的数据也类似；在德国，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率甚至更糟，78%的人不认可美国表现。在政府紧跟美国的澳大利亚，民众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深表怀疑，67%的受访者不认可美国表现。

◆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员塔拉·索南夏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开始跌至谷底，正在被盟国所抛弃。在过去数年里，美国推出的许多关键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不受欢迎，尤其是“美国优先”的原则引发了不少盟国不满。皮尤研究中心在37个国家调查发现，认同美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

◆美国公民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达拉斯晨报》2019年12月6日报道，美国联邦、州、地方执法部门仅在得克萨斯州就设立8个秘密监视中心，共享情报监控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论坛。美国审计署2019年6月4日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的人脸识别办公室可以在无合法许可的情况下，任意检索包括6.41亿张照片的数据库。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美国内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20世纪初，美国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492年的500万骤减至25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总人口的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开枪射杀行为并不鲜见，仅2019年就达到1004起。在2018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7036起因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在涉及种族族裔身份的仇恨犯罪案件中，高达46.9%的针对非洲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5155名受害者中，非洲裔高达47.1%。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并通过决议，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呼吁美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989年至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受疫情影响，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雇主裁员数千万名，低薪工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就业率比疫情暴发以前低了35%左右。

◆美国粗暴打压媒体，限制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4月报道，美国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美国共有38名记者遭到袭击，发生记者被拒绝参加公开政府活动的事件28起，9名记者被捕或面临刑事指控。美国《纽约时报》《国会山报》和英国《卫报》等媒体频频披露记者在报道美国弗洛伊德抗议活动过程中遭袭和被捕的新闻，仅2020年5月26日至6月2日期间，就有148名记者被殃及，其中40名记者遭子弹射击，34名记者遭警察人身攻击，33名记者被逮捕或拘留，甚至一名女摄影记者左眼被橡胶子弹击中导致永久性失明。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报道指出，本届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

◆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动用国家资源抹黑攻击、围追堵截包括华为、字节跳动、腾讯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粗暴禁止国内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打压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违反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甚至明火执仗，强取豪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灯塔？！

◆美国《大西洋月刊》7月25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题为《蓬佩奥有关中国的超现实演讲》的文章称，蓬佩奥说美国将组织“自由世界”，却在疏远并从根本上破坏“自由世界”；蓬佩奥鼓吹民主，却在（美国）国内支持并煽动破坏民主；蓬佩奥赞扬中国人民，却一概而论地称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心怀叵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对一场全面的美中冷战感到恐惧，蓬佩奥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将败坏（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名声。

4.蓬佩奥：中国渴望建立全球霸权，威胁国际条约，将国际条约作为主导世界的工具。

错！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之志。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相比之下，美国从未作出过像中国这样的政策宣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维护在联合国框架内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始终做国际关系准则的捍卫者、多边体系的维护者、国际秩序的稳定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始会员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契约精神和国际法治，有诺必践，有章必循，有约必守，反对未经授权使用武力、毁约“退群”等有损国际法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行为。此外，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积极履行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

◆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中国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装机、发电和消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一半以上。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美国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已经退出了十多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严重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1982年，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拒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仍未加入该公约。

1985年，美国因遭到尼加拉瓜申诉其武装干涉侵犯主权，宣布拒不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

1995年，美国宣称由于“国内预算困难”，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拒交拖欠会费。

2001年，美国宣称由于履行环保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至今。

2001年，美国在未能阻止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之后，宣布退出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2002年，美国为发展全球反导系统，正式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2002年，美国认为对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2017年，因所谓“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因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有碍于美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7年，美国政府认为《巴黎协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称全球气候变化为“伪命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因所谓“美国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由且仅由美国人决定”，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

2018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证实伊朗履行了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且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坚持宣布退出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全面协议，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并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极力阻挠其他国家履行协议。

2018年，因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法有效保护人权”等，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作为对巴勒斯坦因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一事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美国宣布退出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2019年，为不受束缚地发展先进力量，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2020年，美国不顾盟友反对，宣布自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程序，将在6个月后完成。

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讨论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此广泛批评，认为美若重启核试验将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引发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损害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2020年，美国政府为本国抗疫不力寻找“替罪羊”，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目前仍拖欠超过2亿美元的会费，需在退出正式生效之前缴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还曾多次威胁退出包括美韩自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甚至是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随意“退群”毁约，既违反契约精神，也违背国际道义。遵守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双向的，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2月一项国际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这个世界的重大威胁，在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大约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力量和影响力对他们的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近期一些美国媒体和美国专家学者公开表示，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自己。

5.蓬佩奥：中国破坏自由世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自由国家需要成立新的民主联盟应对中共，选择美国的国家不是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错！

◆随意给他国贴上“自由”或“暴政”的标签是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傲慢与偏见。20世纪的旧偏见无法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彼此合作的互利共赢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蓄意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有违历史潮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外交》杂志刊文表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感到担忧，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应有意无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门外，破坏现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对立集团，或迫使各国选边站。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中国通过加入1945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新获得了发展。中国无意推翻这一秩序，愿同美国合作。总之，一个繁荣的中国可以与一个繁荣的美国和平共处，但这在当前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似乎难以想象。

◆7月25日，一场由多国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拒绝新冷战”的在线视频研讨会在多个平台上同步直播。活动发起人、英国学者罗思义表示，这不是一份“亲华”声明，美国挑起的“新冷战”完全违背全人类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威胁，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府将自身政策强加于全世界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的企图。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西方许多战略界人士指出，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打着“自由”的旗号多次策动政变支持外国军政府上台，多次发动“颜色革命”把其他国家搞乱。根据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林赛·奥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密冷战》，美国在1947年至1989年之间总共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2019年9月报道，过去10年内，美国入侵了20多个国家或策动了有关国家政权更迭。直到今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人民仍然深受战乱动荡之苦，实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遥遥无期。美国鼓吹“自由”的真实目的，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23日刊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题为《如何毁掉一个超级大国》的文章指出，美国在单极时代采纳了自由霸权大战略，寻求广泛传播民主、市场和其他自由价值观，企图将整个世界带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自由秩序”，是美国犯下的几个大错误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摆出了一副要和中国进行一场“民主政权保卫战”的样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胁来自中国，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主本身的危机只能来自自身内部，而非外在的挑战。

◆7月25日，4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召开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指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行越来越激进，这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将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支持中美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

6.蓬佩奥：尼克松总统说：“直到中国有所改变，全球才能安全。”多年来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做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引发的改变，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策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促使中国改变。

错！

◆美国与中国并非“盲目接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其目的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尼克松总统1972年首次访华期间，对中国领导人坦言他“是为美国利益而来”。他还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

◆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40多年来总体相安无事，没有兵戎相见，没有尖锐对抗，反而是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中美接触的最大成果。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中文翻译傅立民表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接触政策的意图，蓬佩奥断言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表示，蓬佩奥正试图让美国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美国没有能力决定中国的未来，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所有涉及中国的事情，都应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来决定。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希尔指出，蓬佩奥声称美方50多年的对华接触一无所获，但事实上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美对苏冷战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中战略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美中两国经济文化联系，中国向美出口廉价商品的同时成为美农民和制造商的出口市场，中国逐渐接受多边主义并成为负责任的防扩散国家，中国社会也呈现巨大进步和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惊讶，一个不足250年建国史的国家居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政治文明的大国。这种认为全世界都会走上西式发展道路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中国和美国有根本不同：美国认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其他国家只要照搬它就能变得更好。但我们在过去一些年里看到，让一个社会转型是多么难。当美国把所谓民主输往伊拉克后，那里以灾难结束。中国人有不同的立场，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成为中国人；你们选出对你们好的制度，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中国现在变得更强大，当然也更有执行力。这就是现实。

7.蓬佩奥：美国无法再漠视美中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正如同中国共产党从未忽略过此差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创造性、更果敢的方式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行为。

错！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中国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无意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谋求改变美国的制度。美国现政府却不敢作出像中国这样的坦荡宣示。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实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稳妥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两国在朝鲜半岛甚至兵戎相见，随后陷入22年的对抗。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打开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两国和平共处、共谋繁荣之路。这段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为了两国和世界，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明确承认中美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并没有影响中美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

◆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2011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广泛领域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好分歧，加强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合作应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世人，双方共同作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4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实证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

8.蓬佩奥：要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

错！

◆蓬佩奥所谓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霸凌作风，也暴露了对中国的无知。中美两国的确存在互信赤字，根子在于美方一些政客固守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理念，误读误判甚至刻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

◆国之相交，以诚信为本、平等相待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目标。两国关系是双向的，不能只要你对我负责，而我却不一定对你负责；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顾对方的利益和安全。如果设定中国是“潜在敌人”，最终势必要“制造一个敌人”。中美只有把对方看成合作伙伴，才能避免对抗，成为朋友。

◆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

◆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美国本届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最应该被实施“不信任并要验证”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9.蓬佩奥：中国未能信守对世界的承诺，全球疫情死亡人数节节升高。

错！

◆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统计显示中国输出病例很少，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上述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只有1例。2月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3月13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是1896例。4月8日，中方解除对武汉“封城”措施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达40万。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从1人到100万人，用了不到100天。目前，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69万，死亡人数高达17万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700多亿只口罩。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美东北大学研究显示，该州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并非来自中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专家研究证实，纽约疫情主要传入来源并非亚洲。

◆加拿大几个大省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病毒系由美国旅行者传入加拿大。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法国当地传播病毒毒株来源不明。俄罗斯输入病例无一例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东北亚输入病例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3月以后在日本扩散的疫情并非源自中国。

◆《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4月末，危地马拉政府报告显示，该国将近五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与被美国驱逐出境者有关，76名被驱逐者中有7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0.蓬佩奥：中国武汉的医生如能获准对新冠肺炎疫情示警，全球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错！

◆8月3日，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作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进行的是一场闭卷考，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才能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中方对疫情的应对公开透明、迅速且有效，不存在任何隐瞒和延误。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了她接诊的可疑病例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中国及时对外提供信息，自2020年1月3日起，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中国积极开展合作，第一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美国忽略了中国发出的疫情警示，现在却反过来进行政治操弄，无端质疑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透明度，这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争分夺秒抢救患者，与病魔进行殊死较量，展开生命大救援，创造一个个医学奇迹。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精神和意志品质受到中国社会各界高度肯定。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对他们授予一系列嘉奖和荣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和第一个报告疫情病例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获得记大功奖励。许多医护人员和医疗团体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李文亮等8名医护人员被追授有关荣誉。日前，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所作杰出贡献。

◆美国政客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无视自身抗疫不力现实，频频抨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疫情防控建议，福奇近日透露其家人甚至受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近日，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华盛顿邮报》7月20日评论称，在美政府引导下，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家和主流媒体夸大了疫情严重程度甚至捏造疫情，对科学专家的抵触成为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吹哨人”海伦医生及其团队经历报道称，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美国疾控中心官网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11.蓬佩奥：过去数十年里，中美关系呈现极不平衡态势，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把供应链从美国“吸走”，导致美失去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受挫。

错！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美已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深度联接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关系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中国并不亏欠美国什么。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中国从美国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则获得了中国的市场，也占据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两国从彼此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家庭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企业更获取了丰厚利润。中国与美国都实现了大发展，实现了相互成就，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地。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5月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年均增速6.3%，累计增长73.2%，远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金额731.7亿美元，中国在美国投资为促进当地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5月份双边贸易额增至465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08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苹果公司全球营收中占比超过10%的单一国家市场只有两个，一个是营收966亿美元的美国本土，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2017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其全球销量42%，比美国本土市场还多出100万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57%。2020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84%的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38%的美国企业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最青睐的市场。

◆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过去40多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0多倍，支持美国内就业岗位约260万个，累计7.25万家美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获益颇丰。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5月1日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46个州，为美国内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家庭收入的1.5%。根据美旅游协会统计，包括机票和食宿费用在内，每位中国游客平均在一趟赴美行程中要花费7000美元。

◆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美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瑟·克罗博接受亚洲学会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就业受到冲击问题在于美方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国内政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报告也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和工人失业同中国进口关联度不大。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布报告称，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2004年至2015年，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产品使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降低0.19%，有效缓解通货膨胀。中美贸易是帮助而非伤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据估算，2018年美国人每在“中国制造”产品上花费1美元，就有56美分流向美国企业和员工，并且通过进口中国产品，帮助美国制造业提高了竞争力、投资力度和创新力度。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其自身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评估指出，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减少19.5万个就业岗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算，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528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414美元。近日，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联名信中称，由于对华加征关税，2019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500亿美元，每个家庭平均多支出1277美元，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1.7万亿美元。

◆美国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搅乱全球经贸格局，才是对两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前助理国务卿戈登认为，特朗普政府忽视了两代美国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即进口负担得起的消费品、对高端制造业的低成本投入和在服务业、农业方面的出口盈余。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和“脱钩”严重损害美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据穆迪公司统计，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户家庭因价格上涨损失约600美元。

12.蓬佩奥：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错！

◆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直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研发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9677.9亿元，年均增长17%，世界排名从第6位上升至第2位。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发展也很快，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出台了多项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举措，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强调要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保护整体水平。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2019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78.98分。欧盟商会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美国商会2019年3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专门指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29日举行反垄断听证会。在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政府从美国公司盗取技术”时，苹果、谷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纷纷表示，未遇到此类案例。

◆雅虎新闻网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密令授予中央情报局（CIA）更多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这项秘密授权使中情局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秘密网络行动，无须得到白宫批准。自从密令签署以来，中情局已实施了至少12次行动。今年3月3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发现美国中情局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攻击渗透。在此期间，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13.蓬佩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

错！

◆美国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旨在推动中美“脱钩”，是其打压中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遭到绝大多数美国理性人士强烈反对。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41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友好合作。针对美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分别向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捐赠口罩，并积极协助上海市、山东省、深圳市分别向休斯敦捐助防疫物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人员构成和数量对美方是公开的，把该馆说成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有违外交常识，十分荒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休斯敦纪事报》、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指出，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特朗普在选举前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支撑其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国成为其最易攻击和用来拉抬选情的目标。《纽约时报》质疑有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有从事“颠覆活动”的历史、是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心”说法，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休斯敦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表示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感到震惊，希望美中和平解决分歧，重启驻休斯敦总领馆。

◆《休斯敦纪事报》报道，中国是休斯敦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地区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受益良多，驻休斯敦总领馆已成为休斯敦地区同中国开展旅游、贸易和文化合作的桥梁。

14.蓬佩奥：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员工来美国剽窃知识产权。

错！

◆美方对中美正常的科学、人文交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罗织“莫须有”罪名，所作所为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和美领导人公开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给中美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4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文交往广泛深入，中美之间每年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教育科研交流合作更是成果丰硕，双方都从中受益。40多年间，有33万多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是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中国也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仅2018至2019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总数就达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3。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互依赖远超其他国家。

◆中美加强科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罗”智库6月中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学为美国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人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威廉·克尔在其著作《全球人才的礼物》中介绍，如今美国超过10%的发明是由华裔科学家创造的。以2018年为例，在美中国留学生达37万，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200亿美元。美国政客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美国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无视很多本国学者的反对，一意孤行，损害的正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针对美国土安全部发布通告表示仅上网课的留学生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提起诉讼案，认为不对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发签证无正当理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违反了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美国各地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纷纷加入两校提起的诉讼或自行提起诉讼。许多美国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用“最糟糕的政策制定”“残酷和不计后果”“极大的误导”等来形容美国政府出台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不断监控、骚扰甚至任意扣押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对中国学者进行有罪推定式指控，公然罗织所谓“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罪名。美方做法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违背道义，也在自毁形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2019年就在一封致全校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华人“不公平的审查”会“造成一种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毒气氛”，对这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和美国造成伤害。

15.蓬佩奥：中国将其宣传分子派至美国的新闻发布会、学校、研究机构等。

错！

◆美方有关言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偏见。判断媒体的标准不应是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应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客观真实和公平公正。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不应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国媒体。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一向遵守美国法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在美正常地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从不干预美国内政，多年来为增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客观了解和友好感情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限制中国媒体新闻自由。2018年12月，美司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北美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国务院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提交工作人员、所拥有不动产等信息。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将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削减60人，削减比例达40%，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

◆长时间以来，美方在签证等方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对所有中方记者只发一次入境签证，记者回国或赴第三国后，需重新申请签证，其中9名常驻记者离美后无法再次入境。而美方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记者多次入境签证。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美方常以行政审查为由延长签证审批时间、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2018年以来共有20余名中国媒体记者遭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部分中国媒体记者自去年12月中旬申请赴美签证，至今未得到美方任何反馈，护照也未退还。今年5月，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包括常驻联合国记者签证停留期缩短为90天，这意味着每90天就要申请一次签证延期，如果延期申请得不到批准，记者将被迫离开美国，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目前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中方一直积极为外国驻华记者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外国记者申请常驻记者证延期，通常都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长期以来，美国驻华记者凭其有效证件可以多次往返中国，无需申请新的签证。2019年一年，美国在华常驻记者出入中国超过700次。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

◆截至2020年7月，共有28家美国媒体在中国内地常驻，在北上广深共设机构34个，其中有美籍记者29名，非美籍记者34名，雇员135名。此外还有20多家美国媒体在香港运营，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美国记者可以自由来去外交部记者会，不受限制地提问。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歪曲事实，炮制了诸多假新闻，对新疆和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不遗余力抹黑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中方反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16.蓬佩奥：中国企业不归独立董事会管理，多为国家所有，也不追求利润。华为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错！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共有私营企业1561.4万个，国有控股企业24.2万个。私营企业数量比2013年末增长178.6%，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由68.3%提高到84.1%。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的1.3%。

◆创造财富、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然基因，也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355.5亿元；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283.9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580.0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181.9亿元。

◆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华为是一家优秀的民营企业，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不持有华为的股份，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104572人，参与人仅为公司员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权。

17.蓬佩奥：华为不是清白的电信公司，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错！

◆30多年间，华为从一家小微企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以优质服务造福全球17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获得各国民众高度评价，也为世界通信行业提供巨大商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华为每年在全球采购量近800亿美元，覆盖13000家供应商，140多个国家。其中在美国的采购量就接近190亿美元。

◆华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华为早就公开表示，愿同所有国家签署“无后门、不监听”协议，也愿在任何国家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接受外方检测。这足以证明华为的清白和透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和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华为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华为出资在英国设立网络安全检测中心，接受英国专家检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企业能做到像华为这么光明磊落。

◆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IPlytics的最新数据显示，华为是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占到总申请数量的15.05%。欧洲专利局发布2019年专利指数显示，华为2019年在欧洲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其中5G必要专利数量超越所有美国企业。

◆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华为，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行径。对美国而言，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霸权的代名词。

◆2020年7月20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国际政治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发表署名文章《华为与安全问题的老生常谈》提到，反复强调华为技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唯一真正明显的事实是，华为的技术极具竞争力，并将中国置于领先地位。这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将华为归类为‘安全’威胁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目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捏造华为是全球性威胁的观点，并且试图破坏其盟友与华为的关系。美国失去了在5G上的领先地位，而这是新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算，25%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了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花费8亿至10亿美元，一些美国农村地区可能会立即失去基本通讯网络。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本国农村电信运营商从华为和中兴公司购买设备或服务，损害的最终还是本国企业和本国消费者的利益。

18.蓬佩奥：各国在5G问题上要成为“干净国家”，防止本国公民信息流入中国。

错！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有罪推定，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违背了其多年来在国际上鼓吹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也严重影响了全球5G和数字产业发展前景，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政府从未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中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

◆“9·11”之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网络公司定期提供用户信息。根据“棱镜门”事件曝光情况，在美国情报部门监控下，美国人的通话、通信、文件、语音等数据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美国曾经特别亲密的盟友国家领导人的通话也长期遭到美国窃听。事实表明，恰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网络监控和网络窃密行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帝国”。联合国为此通过了欧洲国家提出的有关“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决议。

◆2019年5月德国《每日镜报》报道称，经过多年审查，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而在美国思科提供的设备中，却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2013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起，更符合所谓的“后门”描述。

◆美国思科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曝出很多起“后门”事件。思科故意向政府销售包含严重安全漏洞的视频监控套件，并被思科经销商NetDesign的视频监控专家提起诉讼。思科这一“留后门”的行为最终导致其于2019年赔付860万美元。

◆苹果公司早在2014年就承认可通过苹果手机系统“后门”提取手机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公开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苹果公司与其开展安全合作，而美国中情局却这么做了。“脸书”公司也被曝出用户账号有“后门”。

19.蓬佩奥：中国在新疆设立“集中营”进行压迫。

错！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它们与美国推行的“社区矫正”、英国设立的DDP项目（“断念与脱离”课程）、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

◆用“集中营”来称呼新疆教培中心是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做法。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仅凭对8个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所谓‘集中营’”的荒谬结论。美国“灰色地带”新闻网站的调查显示，伪学者郑国恩根据一家总部位于土耳其的流亡媒体组织——Istiqlal TV的一篇报道编造了“新疆在押人员总数超过100万”的耸人谣言。据“灰色地带”揭露，Istiqlal TV根本不是一家公正的新闻组织，它一边推进分离主义，一边接待各种极端分子，连郑国恩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估算“没有确定性”。

◆一段时期以来，新疆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之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已连续3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教培中心针对学员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低、缺乏法治意识和就业技能、不同程度感染宗教极端思想等问题，开展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教培中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保障学员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同民族学员风俗习惯，提供各项生活设施，设有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所有学员均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免费参加全民健康体检。目前，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生活。

◆2019年10月，60多个国家在联大发言支持中国的治疆政策，其中30多个是伊斯兰国家。而在少数批评中国治疆政策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2018年12月底以来，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组、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赴疆参访。他们普遍表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很多亲身参观过新疆教培中心的外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媒体均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因地制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民生措施，造福了这里的各族人民，令社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到新疆之前以为教培中心是“集中营”，亲眼目睹学员在教培中心的学习生活之后，才发现学员是在接受技能培训，还能参加各种兴趣爱好课题，所谓“集中营”都是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传播的谎言。

20.蓬佩奥：中国违背在香港事务上对世界作出的承诺。

错！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已全部履行完毕。《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中方有关政策都没有改变，中方会继续坚持。

◆2020年6月30日至7月17日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就涉港等问题攻击诬蔑中方，共有70余国一致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从1997年到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37万亿港元增至2.87万亿港元。多年来，香港作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未改变。截至2019年末，香港股市总市值接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上海和东京。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回归以来排名总体逐年上升，2015—2020年间，有4次荣登世界前两名位置。

◆截至2019年，香港已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最自由经济体。

21.蓬佩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港管控，香港民主自由受到压制。

错！

◆回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没有民主，没有一任港督是由港人民主选举产生，绝大部分时间立法机构成员更是直接由港督任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人依法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前所未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事实。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各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近一年多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无从谈起。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暴徒公然鼓吹“港独”，到处打砸抢烧，肆意攻击无辜平民，破坏公共设施，挑战政府管治，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非法干预有恃无恐，使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也极大影响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出现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安全根基不牢。国安立法目的就是堵上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香港国安法仅针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而会让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影响，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受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立法将更好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更好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为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创造条件；也将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消除商界人士对社会乱象的担忧，为世界各地愿意在香港工作、投资和生活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香港国安法是民心所向。短短八天，有近300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立法，各界发起的“反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全港网上签署行动在半个月时间里即有165万人支持。香港总商会等香港多个商会发布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指出立法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利社会回稳。在港运营的4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办事处，没有出现离开香港的情况，香港恒生指数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的情况下连续高开高走，直观反映出金融市场把香港国安法视为利好。

22.蓬佩奥：中国军力不断提高，威胁性大大增强。

错！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自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2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30年来，一批批中国维和军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冲突地区和当地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今年，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410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中上百名官兵得到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嘉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老挝、柬埔寨等4国派遣军队抗疫专家组，通过空军运输等方式向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与俄罗斯、南非等10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召开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霸凌行径挑战国际关系准则，是当前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国2019年军费预算超过7160亿美元，占各国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相当于美国后面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2019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3.5%，而中国近30年每年国防开支占GDP比例不到2%，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也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军费支出更低，仅占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

◆美国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美国强行推行“政权更迭”、煽动“颜色革命”，动辄极限施压，造成地区动荡和人民苦难。2001年以来，美国非法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师出无名，花费财政开支超过6.4万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80万，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23.蓬佩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

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爱民为民的人民之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为人民而战。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洪抢险，或是抗击疫情，人民子弟兵始终冲锋在前，日夜奋战，义无反顾地用血肉之躯筑就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军民鱼水情”已经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因和血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陆、海、空三军军医大学抽调450余人的解放军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一线，全军一万余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疫，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6月以来，中国南方部分省份发生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闻汛而动”，紧急出动2.9万名官兵赶赴抗洪一线，抢筑堤坝，救援被困群众，安置受灾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作用，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为党分忧、为国兴利、为民造福。到今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29.3万户贫困户、92.4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解放军亮眼的扶贫答卷上，书写的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时代新篇章。

24.蓬佩奥：中国非法主张南海主权权益，在南海问题上践踏国际法。

错！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南海有关岛礁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管辖已达上千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许多外国文献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中国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事实。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1925年美国海军航道测量署发行的《亚洲领航》（第四卷）、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献《暴风之岛》等均记载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情况。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长期开发经营和主权管辖历来为周边国家所承认，已具有习惯国际法基础；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确定的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安排，恢复了对南海有关岛礁及海域行使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维护和巩固了二战以来南海区域的国际法秩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二战后，中国收复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持续有效管理。

◆1948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南海断续线，重申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质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包括南海沿岸国家从未就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质疑。后来，由于南海发现石油，一些国家才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有关当事国开始派军队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目前，中国南沙群岛42个岛礁被他国非法侵占。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正在生产作业的众多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中国在南海进行的油气开发、渔业捕捞等活动均是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当事国商谈搁置海上争议，推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同意早日达成COC，展现了地区国家齐心构筑地区规则、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信念。

◆关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裁决，中方早已郑重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上述立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对于海洋划界争议，中国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排除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同意为基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强行管辖国家未予同意的事项，严重违背主权原则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成立缺乏合法性，组成缺乏公正性，对案件审理缺乏管辖权；其“裁决”政治偏向露骨，法律适用牵强附会，事实认定漏洞百出，挑战国际法基本准则，损害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兹瓦特教授称，“仲裁庭的裁决在东亚必将被视为‘毒树之果’，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有近120个国家表示支持。

◆美国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基于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的考虑，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海洋霸权地位。

◆《南华早报》今年7月28日以“是美国正在南海搅局”为题刊文认为，美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没有资格却自认为可以妄评他国之间的争议，这难道不奇怪吗？蓬佩奥劫持有关争议以推进其自身意图的居心昭然若揭。

25.蓬佩奥：中国导致全球海上贸易的安全性降低。

错！

◆恰恰相反，中国为保障全球海上贸易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和人道主义行动，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海运安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反恐、反海盗护航行动，迄已派出了35批护航编队，为6800多艘商船提供护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商船和国际组织船只。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赢得了世界各国商船的信赖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中国海军护航。巴拿马籍“圣箭”号商船船长维尔吉利奥向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发来的邮件中写道：“衷心感谢你们为我船提供的护航帮助。”

◆中国始终通过海洋开展国际合作。作为我国第一艘制式远洋医院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十多年来，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此外还多次参加台风等灾害的救援行动以及国际军事演习。这艘承载着中国道义的“生命之舟”“友谊之船”在全球留下了温暖航迹。

◆中国为国际航运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交通运输部编制、发布了《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指导全球航运业加强疫情防控。国际海事组织先后数次向174个成员国推荐这些海运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分享抗疫经验，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疫情给国际航运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又一具体实践。

◆仅2013年至2016年，中国就在南海海域发生的船舶遇险事故中成功救助中外籍遇险人员至少3396人。针对南海海域特点和实际情况，中国在广东、海南设置了3个救助站点，并长期部署专业救助船舶进行值守。2018年7月以后，“南海救115”轮、“南海救117”轮和“南海救116”轮在南海南部海区轮换值守，圆满完成17起救助任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37名、遇险船舶5艘，获救财产价值约3900万元人民币。路透社2016年1月报道，一些船东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更多存在有利于这片海域的安全。一名新加坡船东说，如果中国搜救力量部署在有关岛屿，响应时间可能会更短，会增加营救机会。

◆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陆续在南沙岛礁建成5座大型灯塔，并提供综合导航助航服务，承担着服务航海保障、海上搜寻救助、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海洋防灾减灾等功能，大大提高该水域的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能力。2018年10月，中国在南沙有关岛礁启用岛礁海洋观测中心、气象观测站、南沙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等，提供更多公益服务，为南海航行安全和沿岸国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979年美国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前推出“航行自由计划”，就是要在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维护美国军事力量横行各大洋的“自由”，挑战新的海洋秩序。所谓“航行自由计划”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无视众多沿海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其实质是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向遭到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美国是全球海上安全的最大破坏性因素，动辄截停、扣押他国商船、油轮，频繁威胁对他国及重要航道实施海上封锁，不断在“争议水域”组织军事演习，挑动局势升温。美军方部分学者甚至叫嚣使用“私掠船”攻击中国商船。

26.蓬佩奥：美国应该通过强化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自由巡航行动、组建太空部队来防止中国侵略扩张。

错！

◆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对外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中国一贯严肃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从未扩大自己的主权声索，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积极维护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事实上，南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50%的商船和1/3的海上贸易航经该海域，每年10多万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是问题。但美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把“航行自由”等同于军事行动自由，已在南海地区搞了20多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今年以来，美国军机在南海活动近3000架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5日发布消息称，当天21时许，美国空军1架E—8C“联合星”监视飞机进行抵近侦察，曾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近海的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处。7月，该型飞机曾在两周内六次进入南海地区侦察。美还把双航母舰队开到南海大搞军事演训，鼓动其盟友和伙伴也把军舰开到这片海域，唯恐南海不乱。美方举动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安宁，不符合所有南海沿岸国的利益。

◆外空是全球公域。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不仅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也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宁，反对把外空作为新的战场。与此相反，美将外空定位为“新的作战疆域”，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导拦截器，刺激外空军备竞赛，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来源：新华网

一、全球视野：灵活用工发展前景广阔

1.1全球万亿市场空间，受经济、人口、制度影响

据WorldEmploymentConfederation（WEC），2016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规模4909亿欧元（折合人民币3.5万亿，不包含在线招聘），同比增速17.7%。根据人员在企业受雇佣的不同阶段产生的需求，人力资源服务业可分为灵活用工服务、直接招聘、在线招聘、企业信息管理服务、招聘流程外包服务、职业生涯管理等细分子行业。其中，灵活用工（AgencyWork）规模占比最高，达到70%。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用工市场，根据WEC，2016年美国用工市场规模达到1220亿欧元，全球占比超过30%，排名第二的日本市场规模437亿欧元，我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330亿欧元。

从岗位分布来看，灵活用工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2016年全球制造业、服务业的岗位占全球灵活用工行业比重达到73%。

灵活用工主要用来解决突增、巅峰期、季节性的人员需求，以及在内部资源无法满足业务需求时获得特殊专业性人才、替代缺席员工等工作场景。在海外，灵活用工业务涵盖内容较广泛，包含劳务派遣、外包用工、非全日制用工、退休返聘、实习生等劳务用工，以及其他招用短期或临时性人员的用工方式，用工方式受到各个国家政策规范、实施细则的影响，例如在日本，灵活用工被称为劳动者派遣（LaborDispatch，其模式与我国的灵活用工更为类似），美国为就业服务（Staffing/Work/Employment），欧洲为中介服务（AgencyWork）。

对于求职者，灵活用工满足了更多样化的就业要求。据StaffingIndustryAnalyst发布的2016年灵活用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人认为灵活用工是帮助自己找到永久性工作的一种手段；12%的人认为灵活用工是自己在寻找永久性工作过程中的主要收入来源；11%的人认为灵活用工能让自己学习新技能、获得工作经验。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用工供需失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驱动行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政策层面，为缓解劳动力不足、促进就业，各国政府不断放开相关政策限制，劳动力流动性提升，促使行业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完善的财税体制奠定规范发展的土壤。招聘、用工等涉及企业员工成本、用人风险、员工福利待遇，财税、薪酬体系越复杂，企业越倾向于通过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商寻求用工服务。此外，规范化、法制化的财税体系建立起明晰的制度框架，有助于人服企业合规化、市场化发展。

1.1.1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劳务派遣法不断放宽

195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遵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路径。日本真正的战后复兴开始于1950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时就业人口为4000万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林业和渔业的人口为1500万。1964年，日本从事制造业的人口首次超过农林业人口。此后30年间，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制造业成为日本人最大的就业领域。伴随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加大公共设施投资力度，劳动力从制造业、农林业向土木工程业转移。1990年代末，日本财政困难，公共工程费用难以为继，土木就业人口持续下降，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提升。2000年以来，伴随产业升级，日本信息和通讯以及医疗保健就业人数占比则有明显提升。

为缓解产业结构变化下的劳动力不足，日本对劳务派遣的限制不断放开。明治维新之后，劳动力整体供应不足，为保留企业员工，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从业者雇佣限制令》(1939)、《从业者移动防止令》(1940)等，通过立法确立终生雇佣制度。196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量迅速提升，对翻译员、打字员、话务员等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需求明显增加，但有偿职业介绍仍被法律禁止。1986年日本颁布实施《劳务派遣法》，承认劳务派遣合法地位，此后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对于灵活用工的政策规定在适用岗位、派遣期限等方面不断放宽。

2017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非正式就业人数达到237万（包含兼职、临时工、灵活用工等），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达到35%，其中通过中介机构就业的灵活用工人数为13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2.5%。据日本劳动厚生省，制造行业派遣人数占比在30%以上，批发零售、信息通信占比分别在10%以上。

1.1.2美国：雇佣自由为原则，劳动力流动性较高

在美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产生大量用人需求。很多美国城市的中小企业开始雇佣家庭妇女作为上班族从事兼职工作，凯利女孩（KellyGirlServices）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应运而生，提供专门的用人服务，并伴随经济增长快速扩张。1980年以来，美国管理、专业类以及服务业岗位就业人数占比提升，销售和办公室岗位以及生产运输搬运类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

美国以“雇佣自由”为原则，具有较高劳动力流动性。美国一直游离于国际劳工组织之外，从来没有禁止过私营职业介绍所的发展，只是针对其弊端做一些必要的管制，总体上为私营职业介绍所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针对灵活用工这一用工形式，美国以“雇佣自由”为原则，缺乏专门的全国性法律体系，部分州制定单独的法律对灵活用工进行规范管理。

据美国劳工局（AmericanStaffingAssociation），2017年美国用工行业中，灵活用工（Tempoary以及Contract）占比83%，正式招聘（SearchandPlacement）占比17%。岗位分布来看，2017年灵活用工中制造业人数占比在37%，其次为办公室行政岗位，占比28%，其余为专业、管理岗位（13%），工程、信息技术及科学岗位（13%）以及健康医疗岗位（9%）。

1.1.3欧洲：劳动力流动性提升，政策不断放开

二战后，因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欧洲各国经济迅速复苏，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表现为：1）第一产业占经济比重下降，如德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0.2%下降至1980年的2.1%。瑞典的农林牧渔业占比则从1965的7%下降至1979年的4%。

2）二战后，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为特点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在欧洲盛行，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提升，1970年代后，以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成本提升为导火索，西方经济进入长期的低增长状态，第二产业占比有所下降。3）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

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欧洲各国就业结构随之出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情形，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了结构性失业，为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力供给，各国针对此出台了很多劳动力服务政策，开始注重劳动力培训、健全劳动力保护政策及法律、合法化营利性职业介绍中介、放开对灵活用工的限制。

服务业存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较低以及工资较低的特点，因欧洲各国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业对劳动者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并不强，外来移民成为服务业就业的主要群体。据WEC，1958-1972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西德等欧洲国家向外国人颁发了超过800万工作许可。超过1/3的外国工人来自欧共内部国家，其中意大利在工业化方面落后、饱受高失业率困扰，成为输出就业人口最多的国家。

灵活用工方面，因存在劳工剥削等问题，欧盟国家为主的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公布《失业公约》，禁止一切形式的营利性职业中介机构运营。伴随二战后用人需求兴起，1948年出台《就业服务公约》，此后逐渐放松对营利性中介机构的限制。1960-1970年代，荷兰、爱尔兰、德国、法国及英国等陆续建立起针对灵活用工的政策法规体系，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意大利等国则在1980-1990年开始陆续建立完善，截至目前，欧盟成员国基本均已针对灵活用工出台相应政策，规范灵活用工的适用场景、合同签订、员工福利待遇、雇主及中介机构责任。

据WEC数据，2016年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等8国灵活用工行业规模总额达到1209亿欧元，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达到35%，其中，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四国行业规模在100亿欧元以上，整体欧洲国家灵活用工渗透率（通过中介机构就业的灵活用工人数/总就业人数）2000-2013年维持在1.4%-1.9%之间。岗位分布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人员密集，占比较高。

海外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较大。参考美国、欧洲、日本灵活用工渗透率变化情况，在经济衰退期，灵活用人人数、时长同比大幅下滑，占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同时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期，灵活用工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均高于整体就业市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灵活用工整体渗透率较低，绝对规模远低于正式就业人口，经济变化时体现在表观数据上有较大波动；同时结合美国、日本就业数据来看，可能存在以下情形：经济复苏期，企业用人需求提升，但为避免用人风险，会率先招聘灵活用工；经济衰退期，因灵活用工通常为临时性、替代性的非核心岗位，合同签订期限通常较短，企业更易通过灵活用工进行人员压缩、成本管控。考虑我国灵活用工行业仍处快速发展期，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也有一定区别，灵活用工对当前经济变化的敏感性仍待进一步观察。

据厚生劳动省数据，2008年10月-2009年3月，日本共有1806个用人单位解聘及计划解聘124802人，派遣劳动者占比68.7%，正式工的失业率维持在约2%，而派遣劳动者的失业率达到了10%。

1.2龙头份额相对稳定，并购、国际扩张驱动成长

1.2.1业务模式类似，市占率较低保持稳定

德科、任仕达为行业前两位龙头企业，分别成立于1950-1960年代（德科集团由1957年成立的法国埃科和1964年成立的瑞士阿迪亚公司合并而成），发展历史较为悠久。17年公司收入分别达1846/1816亿元人民币，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从增长情况来看，两家公司近5年收入增速分别在3%/6%，增长趋缓，步入成熟期。

从业务模式来看，龙头公司提供涵盖低端蓝领、中端白领、高端专业人才的全面用工服务，包括正式用工（Permanent）以及临时用工（Tempoary），并提供外包供应商管理（MSP）、招聘流程外包（RPO）、职业生涯规划等综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从岗位分布来看，龙头公司灵活用工岗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办公室岗位以及专业技术岗位。伴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劳动力需求迅速转移至第三产业，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专业技术岗位贡献的收入占比整体提升，德科从04年的14.7%提升至17年的22.4%。

据任仕达年报数据，17年德科、任仕达市占率合计约为12%。另据WEC数据，06-14年前十大人资龙头市场份额从33%以上降至25%，人资行业偏向同质化服务，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大型人资企业资本实力更强，在兼并收购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业务层面区域分布广，服务全面，流程更加专业化，前三大龙头市场份额06-16年则保持相对稳定。

人资服务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龙头企业优势在于提供全面服务解决方案，服务网络覆盖广泛，规模效应凸显，并有较强资本实力进行收购兼并，行业竞争加剧背景下，依然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1）龙头企业通常提供涵盖灵活用工、直接招聘、招聘流程外包、托管服务计划等全面的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案，多业务布局有助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客户粘性，各个业务条线之间亦有助于相互引流、形成协同效应。2）服务网络广泛，业务覆盖全球，对全球各个区域市场的劳动法规政策、企业客户需求均有全面把握，综合产品服务实力突出。3）积累庞大客户及候选人资源，新进入者难以快速复制，且行业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小型企业因缺乏技术解决方案而难以应对市场变化，。

推测因经济、人口、劳动政策等各方面影响，各区域市场集中度有所差异。据公司公告，2017年任仕达在美国排名第二，但其市场份额仅3%；在德国排名第一，市占率为9%；在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排名第一，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18%/24%/31%。

1.2.2并购扩大版图，业绩快速增长期较长

龙头发展早期主要通过内生增长实现快速扩张。以任仕达为例，任仕达于1960年成立，至1970年收入规模仅为2400万美元，1970-1980年，公司主要通过业务线拓展、异地扩张驱动早期内生高速增长，收入复合增速达到26%（任仕达在发展初期的首次收购发生在1974年，公司当时在德国成立清洁部门，负责向飞机、火车及办公楼等提供清洁或维修服务，次年公司为了在比利时拓展同类业务收购了当地的Belglas）；1980-1989年，公司收入复合增速亦达到17%，依然维持较高水平。

我们认为，龙头公司发展早期的快速增长驱动主要来自于：1）经济增长、企业扩张带来的用人需求提升，面对产业结构转型，企业逐渐提升临时员工比例应对用人成本变化；2）此前各地限制临时用工政策不断放开，劳动力流动性提升；3）企业跨国业务迅速发展，为龙头企业异地扩张奠定客户资源基础。

90年代之后，龙头公司不断通过整合做大规模、提高市占率。1980年代，法国Ecco、瑞典AdiaSA均位列全球人资前三龙头，1996年法国Ecco、瑞典AdiaSA合并成为Adecco，一跃成为规模最大的人资企业。2000年德科继续收购美国的OlstenStaffing，拓展美国市场规模。

1982年任仕达竞争对手Tempoteam因经济衰退影响产生大额债务，被任仕达以12.5万欧元收购；2007年任仕达以现金+股票的方式收购荷兰的Vedior，收购完成后二者合计收入达173亿欧元，成全球第二大公司（Vedior亦主要通过兼并重组成为行业龙头，其前身为1909年成立的荷兰清洁服务公司，1996年整合法国职业介绍中介机构BisSA，后陆续通过收购英国的SelectAppointments、美国的Acsys等成为全球第四大人资服务提供商）。2011年任仕达继续收购北美的SFNGroup，成为美国市场的第三大服务商。13-16年公司又陆续收购欧洲的USGPeople、ObiettivoLavoro、Proffice，巩固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瑞士、卢森堡以及奥地利的市场份额。

外延并购有助实现市场份额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增强、技术水平提升，并能够通过业务整合实现一定协同效应。

收购标的的业务通常被整合到现有业务条线，有利于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以任仕达为例，2008年任仕达完成收购Vedior后，将其旗下的专业用工服务（entrepreneurialprofessionalsbusinesses）整合到原有的灵活用工业务中，使得灵活用工业务的综合实力与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11年收购SFNGroup后，将其旗下的SourceRightSolutions业务组合为RandstadSourceright，使得公司在北美招聘流程外包（RPO）市场取得领先地位。整体而言，任仕达在进行收购后，基本会将标的旗下的业务统一整合到Randstad与Tempo-Team两个品牌以巩固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财务层面，业务层面的整合、协同、引流以及融资和税收架构的优化驱动，08年公司因收购Vedior产生税前成本节约2200万欧元，2011因收购SFNGroup产生税前成本节约3000万欧元；从投资回报看，13-16年任仕达并购加速，协同效应显现叠加全球经济形势转好，公司净利率水平提升，ROE亦整体上扬。

风险主要来自于频繁收购对于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商誉大幅减值（特别在经济衰退期）。收购方式现金为主，大型收购会对当年现金流造成一定压力。1998-2017年，任仕达公布具体收购方式的21次收购中，现金收购17次。1998年，公司以现金8.5亿欧元收购美国的灵活用工服务提供商StrategixSolutions，2007，公司以35亿欧元收购Vedior，造成当年投资现金净流出明显高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德科公司在1997/2000/2010年亦因大型收购造成一定现金流压力，故在大额收购的第二年，企业并购活动通常大幅缩减，主要进行内部业务条线的整合以实现内生增长。

从资产状况来看，我们所选取的四大人资服务公司外延并购产生的商誉占总资产的比例基本在10%以上，其中任仕达、德科公司商誉占比更是在30%以上。2008年因金融危机造成业绩下滑，任仕达收购的Vedior商誉减值5亿欧元，任仕净利润从07年的3.84亿下降至08年的1820万欧元。

1.2.3成长期估值相对较高，成熟期估值有所回落

任仕达、德科19年3月11日PE（TTM）分别为14/9倍，因行业发展成熟，收入增速趋缓，估值水平较低。1980年代以来，剔除因盈利大幅下滑带来的虚高估值，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收入及盈利维持一段时期较快增长，估值水平相对较高，其余阶段估值水平基本在20倍以下。

伴随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复苏、整体就业人数增长以及灵活用工行业的迅速发展，罗伯特哈夫国际公司将业务线从财会金融向办公室行政、IT技术等领域不断延伸，1993-2000年收入从3.06亿美元提升至26.99亿美元，GAGR36.47%，净利润从1993年的1170万美元提升至2000年的1.86亿美元，GAGR48.43%，PE整体维持较高水平，期间PE（TTM）中枢在34倍。

1990年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向好叠加欧盟国家对灵活用工政策的不断放开，任仕达从荷兰向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市场扩张，业务线亦从基础的话务员、清洁工等向机械设备、电子、保险、建筑等领域拓展，1994-1999年公司收入从17.05亿提升至55.65亿美元，GAGR26.69%，净利润从5100万提升至1.98亿美元，GAGR31.31%，同期公司PE（TTM）从94年的18倍最高提升至1998年的33倍，中枢水平在31倍。

二、龙头巡礼：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品牌优势彰显

2.1任仕达：发力技术，转型数据驱动供应商

任仕达集团是世界第二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960年在荷兰创立，1990年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现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任仕达业务遍及全球39个国家，拥有4858家分支机构，企业员工数量37930人，2017财年，公司收入233亿欧元，5年GAGR6.37%。17财年归母净利润6.3亿欧元，5年GAGR28.6%。

任仕达的发展历程可主要划分为以下几大阶段：

1）成立之初，任仕达主要为保险业，银行和医疗保健部门提供人员招聘服务且人员基本为打字员，会计师，行政人员和秘书等支持性工作者。

2）20世纪70年代，任仕达开始拓宽业务范围，覆盖从医疗到工业的所有类型的人员。

3）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经济复苏时期正确选择了注重业务增长而非控制成本的策略，业绩大幅上升。从1982年开始，欧洲从政策上放松了对临时人员编制机构的限制，这对任仕达来说成为了临时人员招聘业务发展的契机和助力。

4）1990年代，任仕达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国际化的战略上，先后在比利时匈牙利德国法国美国等地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布局。进入21世纪，任仕达逐步进入亚太市场并于2006年进入中国。

从收入构成来看，公司的人力中介业务（Staffing）专注蓝领及白领招聘，专家业务（professional）专注中高级领导职位，驻场服务（InhouseService）则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2017年人力中介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为集团主要的收入来源，05-17年以来该业务收入占比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专家业务、驻场服务的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

从区域构成来看，05-17年任仕达欧洲地区收入占比基本在70%以上，在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法国，公司市场份额均在15%以上，市占率均排名前三。美国地区收入占比约在20%，2009年起公司业务开始向其他区域扩张，其他区域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5%提升至2017年的9%。

从每员工创造毛利（GP/FTE）、毛利成本比（GP/PE）、每员工招聘候选人数量（Temps/FTE）三个指标来看，2017年每员工创造毛利同比提升3%，明显改善，其余两个指标则保持相对平稳。14-17年，公司毛利率从18.42%提升至19.64%，生产效率略有提升。

积极推进技术发展，从传统人资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HR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2014年，公司推出了任仕达创新基金（RIF），专门投资人力资源技术初创公司。2015年，任仕达收购提供就业安置分析服务的RiseSmart，2016年收购在线招聘平台Monster。17年底，公司建立了数字工厂，通过内生研发与外延收购相结合，快速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2.2罗伯特哈夫：专注金融财会领域，盈利能力突出

公司1948年创立于纽约，主要提供财务会计领域人员招聘服务及风险咨询服务。1986年以前，公司主要以加盟方式发展业务，为企业客户提供金融和财会领域临时及全职专业人员。从1986年开始，公司开始收购加盟商，以便提供更高标准的服务，并开始快速扩张服务网点，还通过推出OfficeTeam，RobertHalfTechnology，RobertHalfManagementResources，RobertHalfLegal和TheCreativeGroup等新产品线不断丰富业务范围。1987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2017年公司收入52.67亿美元，5年复合增速5%，归母净利润2.9亿美元，5年复合增速7%。

2008年之前，公司收入维持快速增长，根据罗伯特哈夫历年营业收入（公司公告）及美国人力资源行业规模（美国用工协会）计算，公司市占率（占美国市场）从2002年的2.4%提升至2008年的4.1%，09-10年公司收入增速慢于行业，市占率有所下滑，11年之后市占率维持在3.2%-3.4%之间。

公司旗下有八大品牌提供分领域业务：通过Accountemps、RobertHalfFinance&Accounting和RobertHalfManagementResources三个部门提供会计和金融领域的灵活用工和人才招聘咨询服务。OfficeTeam则专注于提供高技术人才的灵活用工服务。RobertHalfTechnology专注于提供IT领域服务，包括人员招聘及信息技术系统的开发应用等。RobertHalfLegal为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法律部门内提供临时项目的用工及全职人员的招聘服务。CreativeGroup在数字，营销和创意领域提供项目人员。Protiviti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专注于企业风险咨询管理和内部审计。

从罗伯特哈夫业务结构来看，17年灵活用工收入占比达到78%，为主要收入构成。永久用工（PermanentPlacementStaffing）收入变化的弹性高于灵活用工（TemporaryStaffing），经济下行期收入降幅更高，经济上行期收入增幅更高。而据前文，美国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期，灵活用工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均高于整体就业市场。我们推测这一差异主要在于，16年美国整体灵活用工渗透率仅2.1%，而公司灵活用工收入达到78%，业务结构的差异使得在报表上体现为公司的永久用工业务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更高。

从收入驱动来看，灵活用工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每小时服务费以及灵活用工工作时长。永久招聘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推荐候选人数量以及单个候选人的服务费。风险咨询管理及内部审计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来自于派驻的咨询工作人员工作时长以及每小时服务费。综合而言，人员数量的增加和产出水平的提升是主要增长驱动。

从毛利率来看，2011-2017年，公司永久招聘业务的毛利率在99%-100%，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以净服务费计入收入，主要营业成本仅包含少量的补偿费用。2011-2017年，公司灵活用工业务毛利率约在35%-37%，风险咨询管理及内部审计业务的毛利率约在26%-31%，主要营业成本均为员工工资、工资税、灵活用工人员的福利成本及补偿费用等。

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用工业务在美国42个州及海外17个国家拥有323个办事处，由当地办事处负责本地市场的销售、宣传推广、市场营销以及招聘。公司通过Protiviti开展的风险控制管理业务则在美国23个州及海外11个国家拥有56个办事处。从区域来看，美国业务占公司收入比重在70%以上，贡献主要收入来源。

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公司拥有约17200名全职员工，其中约3600名为Protiviti的员工，提供审计业务。同时，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的灵活用工人数为211400人，并为此承担相应的保险金、失业税、社保及社会福利等人员成本。

以中小企业为核心客户基础。公司企业客户覆盖广泛，其中中小企业是公司核心客户群体。中小企业客户通常缺乏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相较大企业亦缺少招聘及后续管理能力，对公司而言更易深度挖掘人资服务需求。

专注金融财会+IT领域，提供人资+风险控制综合解决方案，提升客户粘性。据美国劳工部数据，在20个职业领域中，2017年美国金融财会领域工作职位增速最高，同时失业率显著低于全国整体3.9%的水平（金融机构经理/金融分析师/会计审计失业率分别为0.5%/0.7%/1.9%）。而据公司公告，IT就业市场同样就有较低失业率，市场规模是金融财会的3-4倍。同时公司2002年通过收购ArthurAndersen前雇员成立Protiviti子公司提供风险咨询业务，相较传统人资服务公司及传统咨询公司，罗伯特哈夫公司可提供人资+咨询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并专注于细分业务领域发展，有助打造专业化竞争优势，提升客户粘性。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能力。公司自有线上平台具有先进匹配算法，实现候选人数据库的精准搜索匹配，企业客户可通过公司平台发布职位需求、统计工作时长等；候选人可在线搜索、申请职位并进行岗位管理跟踪。

三、国内现状：龙头畅享行业红利

3.1行业起步阶段，规范度提升利好龙头

我国灵活用工处于发展初期，模式单一，主要包含劳务派遣和岗位外包，但本质与海外一致，即人才租赁：由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向企业（用工单位）提供用人服务，并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可按项目、按小时、按人次）。

据人社部数据，2016年人力资源服务全行业营业总收入11850亿元（含服务外包等业务的代收代付部分8792亿元），同比增长22.4%，2017年全行业收入达到1.44万亿元，同比增速21.87%，维持较快增长。另据灼识咨询数据，17年中国大陆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市场中，人才寻猎、招聘流程外包及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分别占比63%/1.8%35.2%，其中灵活用工业务市场份额有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沃土。中国经济正加快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23%）自199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7%）以来，比重逐年增加，截至201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44.9%，高出第二产业16.8pct，第三产业人力密集，人员流动较快，有望产生更多岗位需求，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人口红利消退，人力成本攀升，企业对灵活用工需求有望增加。国内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在消退，新增人口在减少，同时，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扬，企业通过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现人员招聘、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提升。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发展，有助龙头做大做强。2017年10月11日人社部印发《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为实现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明确规划到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2万亿元，培育形成100家左右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

“一带一路”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培育新增长点。据领英发布的《“一带一路”人才白皮书》，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人才布局方面面临三大挑战：难以触及高级别海外人才、缺乏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渠道，和缺乏全球范围内的雇主品牌认知度。2016年，在受访的国有企业中，66%的企业表示难以找到高级别的人才，40%企业寻找特殊技能人才困难，并且在吸引人才时薪酬福利竞争力不足，另外对于海外市场的双向陌生导致36%的企业缺乏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渠道。据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构建全球服务网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承接国际服务，提供特色化、精细化人力资源服务，有望迎来新发展机遇。

劳务派遣政策管控趋严，灵活用工模式下企业和服务机构权责划分明晰，迎来快速发展。劳务派遣模式诞生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外企进入中国，通过这种方式聘用中国劳动人员，至2007年我国颁布新《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为合法化业务形态，2008-15年是劳务派遣快速发展发展期。

因企业与中介签订派遣协议而非劳务合同，派遣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风险划分不明确，劳工权益难以保障，2014年3月，人社部公布《劳务派遣法》，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比例不能超过用工总量的10%，倒逼行业重新规范用工模式。相比传统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的中介企业全面承担用工风险，提供招聘、培训、管理、薪酬发放等各环节全风险服务外包，有助满足企业突发性、临时性的用人需求，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契合政策发展方向。

社保征管2019年1月起由税务部门统一进行，有助人资服务行业规范度提升。前期由各地区根据各自情况自行规定征缴方式，随意性较强，同时社保档案资料（劳动部门）、资金使用（财政部门）、征缴标准（统计部门）、实际征缴（地税部门）等各环节由不同部门负责。

根据2018年7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社会保险的征收工作自9月1日起将逐步转至税务部门统一进行，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因税务掌握的社保费缴费基数信息比较全面，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有助于人资行业规范度、透明度增强，有助于龙头市占率提升。

3.2龙头并购拓展业务版图，份额有望持续提升

国内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多、规模小，同质化程度高，外资占据主导地位。据灼识咨询，2017年中国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市场CR5为4%，行业集中度较为分散。据HRoot发布的2017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品牌10强榜单，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前十品牌排名中，外资企业占据8席，其中中智CIIC排名第三，科锐国际排名第七。具有全球化视野和更加全面服务体系的外资企业仍然占据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国内民营企业在部分细分领域亦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能够提供全面解决服务方案、具备国际扩张潜力、加强技术投入、具备品牌及客户积累优势的头部企业有望胜出。1）人资服务企业业务精细化、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大势所趋。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中的企业多数多从某一个细分角度，例如从猎头或招聘、劳务派遣、人事代理等环节切入，但是单个环节发展的空间较为有限。伴随企业对职能部门外包服务需求的增加，从单一环节服务向全方位解决方案转型是行业龙头成长的必然趋势。2）政策鼓励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国际市场带来新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对于本地化人力资源服务需求在不断提升，同时国内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竞争，衍生海外人才需求。一带一路等政策支持国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参照海外龙头德科公司、任仕达等外延并购、全球业务布局做大规模，国际市场有望为国内人资服务企业带来新业务增长点。3）加强技术投入助推效率提升。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社交化等新技术已经开始运用在人力资源的各个领域，通过技术投入加强服务效率、扩大覆盖半径有助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竞争优势。4）行业规范度提升，具备品牌口碑、客户积累、业务运营优势的龙头企业更易脱颖而出。

3.3科锐国际：民营灵活用工龙头，步入高速成长期

亚洲领先的整体人才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迅速拓展。公司1996年成立，截至2017年已与2000余家跨国集团、国内上市公司、快速成长性企业及非盈利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7年6月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登陆A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据公司公告，截至2018H1，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拥有93家分支机构，1800余名专业招聘顾问，在超过18个行业及领域为客户提供中高端人才访寻、招聘流程外包、灵活用工、招聘培训等解决方案。

从过往成长来看，13年公司收入增速7.84%，14年增速达25.53%，15-16年增速16.93%/18.54%，17年成长加速，同比增长30.75%，18年公司提出investigo并表影响，实现内生收入增速45.25%，增长进一步加速，主要系：1）猎头业务方面，因13年公司进行业务梳理及调整，人员流失影响业务扩张速度，14年业务调整完毕并收购安拓奥古、安拓咨询各51%股权，内生/外延分别贡献收入增量2500/1995万元；猎头收入增长24.95%。15/16年猎头收入增速7.25%/5.74%，主要依赖内生；3）招聘流程外包方面，13-14年变动同样受组织架构调整影响，15年因拓展大客户收入增速达17.80%，16年因营改增、大客户外包需求降低收入下降8.84%；3）灵活用工方面，收入持续较快增长，5年收入GAGR29.37%，为增长的主要驱动。

从业务构成来看，截至18H1，灵活用工/猎头/招聘流程外包收入占比分别达58.99%/26.51%/10.17%，灵活用工贡献主要收入。因猎头业务以净服务费计入收入，毛利率水平较高（38.1%），灵活用工营业成本则包含外派员工薪酬及自有员工成本，毛利率水平偏低（9.5%，若不考虑自有员工成本，毛利率水平超18%，与净服务费率水平吻合）；灵活用工/猎头/招聘流程外包毛利占比分别达25.85%/46.79%/22.41%，猎头业务对公司利润影响更大。

3.3.1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企业客户高粘性

不断拓展服务产业链，提供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初步奠定中高端人才访寻业务的行业领先地位后，公司率先在国内推出招聘流程外包业务；借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内市场特点，公司进而推出了国际通行的灵活用工业务；在招聘流程外包和灵活用工等细分领域成功树立行业标杆的同时，围绕市场需求，公司陆续推出了校园招聘、培训、招聘咨询等服务，进一步拓展服务产业链，从而成为国内少数能提供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构建跨区域服务网络，服务多行业、覆盖多岗位，快速相应客户需求。截至18H1，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地相继设立了93家分支机构，在中国苏州、西安及印度的班加罗尔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候选人访寻中心；公司拥有1,800余名专业招聘顾问，服务超过18个细分行业的研发、工程、制造、供应链、市场、销售、财务、法律、人事等多种职能职位。公司跨区域的强大服务网络及全面岗位覆盖有助于以客户为中心快速集中优质资源，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交叉销售，进一步巩固公司的领先优势。

中高端客户资源优势明显，企业粘性较高。据公司公告，公司客户数量从2010年的800家左右上升到18H1的3,000多家，其中60%为外资企业，30%为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10%为国有企业，当中不乏佳能、霍尼韦尔、苹果、赛诺菲、强生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平安、华为、联想等中国细分行业领军企业，中高端客户资源优势明显。同时公司客户合作期限长、粘性强和复购率高，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截至2017年，公司75%为重复购买客户，大量客户的服务期超过十年。15-18H1，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在26%-31%，贡献收入占比在25%以上。

从行业分布来看（据招股说明书），2016年消费品、高科技、医药、工业行业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22%/21%/18%/11%，其余为汽车、现代服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全行业覆盖有助分散风险，提高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抵御能力。

3.3.2外延深化产品服务，拓展国际业务

科锐国际先后收购北京亦庄国际拓展蓝领灵活用工，收购无锡智瑞推动制造业灵活用工业务、收购融睿诚通拓展延伸金融板块灵活用工、整合安拓国际加强中高端访寻；收购香港Aurex将业务拓展到澳洲和美国；并购Investigo，拓展英国市场并辐射欧洲。2017年又投资了上海客汗和才到强化技术平台。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科锐国际主要遵循两条并购思路：1）并购有业务拓展空间和客户粘性的线下企业，实现业务协同、规模效应，深化产品和服务组合。2）投资技术驱动型企业，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来对线下业务条线赋能，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和业务流程闭环，从而提升人均产出和运营效率。

与经济技术开发带及一带一路沿线政府及企业加强合作，加速区域扩张。18年公司在河北雄安、新疆乌鲁木齐、广东东莞新设三家分支机构，支持当地政府及企业的人才全面引进，为区内产业发展、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奠定人才基础。在新疆，公司与乌鲁木齐国资委实际控制的新疆火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科锐新疆”，拟共同建设与运营中国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产业园，致力于以服务新疆为核心，影响和辐射一带一路全地域，从而带动周边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和人才聚集。

现金收购英国Investigo52.5%股权，国际化布局再下一城。2018年4月27日，科锐国际公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AP以现金方式向Fulfil(2)购买其所持有的Investigo52.5%股权。本次交易价格确定为2200万英镑，将以英镑现金方式支付。本次收购已于2018年6月30日完成，18年三季度investigo实现并表。2017年Investigo实现收入9.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6%，占上市公司17年收入的81%，实现净利润3323万人民币，贡献权益利润占上市公司17年归母净利润的23%，我们预计18年有望贡献800万左右权益利润，显著增厚公司盈利能力。

Investigo专注于财务、金融等领域招聘工作，中高端寻访及灵活用工为主要业务构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主要为英国、欧洲的蓝筹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提供中高端人才访寻和灵活用工服务。据公司公告，Investigo公司拥有超过140名专业的招聘顾问，为超过1,000家企业提供中高端岗位及专业性岗位的人才招聘服务，2016-2017年Investigo的招聘顾问人均净服务费高于同期主要竞争对手瀚纳仕公司（Hays）、米高蒲志（PageGroup）和Hydrogen集团。

收购Investigo有助实现业务协同、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本次交易完成后，Investigo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有望在国际化业务拓展，市场、产品及数据等层面的业务互补、人才培养与设施提升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与标的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协同效应，有望实现双赢。

3.3.3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效率有望提升

公司坚持一体两翼战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一体，同时针对B端（企业）与C端（人才）实施广泛聚合，提升业务效能。具体体现为1）通过技术和平台，公司不断聚合更多的企业和人才；2）通过深入的服务与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人才与企业岗位的撮合匹配；3）通过大数据的积累与分析，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企业和人才在职业、工作之外的更多场景深度整合。据2017年年报，公司目前积累了600万人的数据库，客户数量超过3000家，庞大人才数据库到B端客户转化率较低。通过AI技术与专业顾问赋能，公司有望提高匹配效率，持续保障领先的管理运营水平。

我们认为灵活用工行业处渗透率长期提升的黄金发展期。科锐国际客户合作期限长、粘性强和复购率高，候选人数据资源优势突出；收购investigo切入欧洲市场，不断深化延伸产品服务；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效率有望提升，并有望持续外延整合提升市占率。预测18-20年EPS0.65/0.89/1.10元，维持增持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