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保汇率

来源：重望 zhongwang-mw

作者：王福重

「重·问」第3期

“ Q、中国的房价和汇率只能保一个的说法正确吗 ？

---来自@乒乒lover”

汇率和房价，政府只能保一个，要保哪一个。

房价是这样，像比较大的城市的房价、中心城区的房价。在长期看来，会一直上涨的。因为很简单，就人们会向大城市集中，尤其是富裕人群，向大城市去集中，这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房价都是在上涨的，在长期肯定会有通货膨胀。买房子，也是抵御通货膨胀主要的手段。像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也比较大，但是中国人还是习惯于买房，这跟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文化很有关系。买房置业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

因此，大城市、中心城市的房产是不需要保的。所以说，政府现在采取的不是保房价，而是打压房价。为什么呢？因为现有的调控取消，长得就更快，房价上涨其实对所有人都没有坏处，现在买房子的人原来也是年轻人。你还可以租房，对吧。

所以说，这是个伪命题。房价如果取消了调控之后，会涨的更快。今年就出台了好几百次房地产调控的措施，在全世界都很奇怪。

在前几天，我们到伦敦，有的地方贵的出奇，也不会调控，你随便买吧。调控有的时候，是出于其他目的。

但是，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调控，只会短期起作用。像2010年开始调控，结果，一年之后涨得更快。因为是遏制不了的，经济规律的背后，就是人心，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是阻挡不住的。因此，房价，我们是不需要保的，我们现在是压它，但是压也没什么效果。

发展中国家一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汇率，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高估自己的汇率，俄罗斯都是这样。

人民币的回流，我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被高估了，因为中国的汇率很不一样。尽管我们名义上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实际上是被严格的控制下，它不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汇率。也就说，中国的汇率的水平，是可以控制的。这倒是可以保，或者不保。

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汇率，一方面来讲因为有中美贸易这些因素，我们往下调一下，有利于出口，因为出口对中国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汇率不可能太高。但是呢，我们也怕人民币汇率兜不住，大家都抛弃人民币，因为我们还搞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什么要搞人民币国际化？因为所有的前10名的发达国家货币都是可以兑换。像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新加坡元和韩元呢，都是可以随便换，在街上买东西一样方便。

中国人民币被严格控制，现在虽然实行了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反正也受到很多限制，资本项目完全不可以。我们管制，也是让它维持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水平，也就是说，汇率实际上是要保的，保汇率，尽管是没有必要，但是还是要保，因为保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怕人家不认。

我觉得中国就是只有一个保汇率的问题。房价呢，不需要保。汇率只有保才可以。长期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应该是一种下行趋势。

来源：重望 zhongwang-mw

作者：王福重

来源：经济观察网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那场意外贬值“风波”似乎渐趋平静。从6.3一路急贬至6.9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央行几度出手之后，开始在6.83-6.82区间徘徊。但，隐忧并未散去——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目前似不稳固，且令人民币承压的负面因素仍若隐若现。

当人民币面临破7之际，当中国央行伸出有形之手“调控”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直言，没有必要非要守住某个汇率点位。

“其实，不干预就行；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本身就有调节外汇供求关系的作用。人民币贬值将导致美元供给增加、需求减少。而美元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终会令汇率趋稳。汇率不可能一直贬值或一直升值，真的要沉住气啊；” 余永定感概，“不能再动用外汇储备去保汇率了！”

在余永定看来，汇率不同于一般价格，确实存在“超调”、“预期”自我实现的问题。但汇率终究取决于经济基本面，预期系派生，处于第二位。若基本面无恙，则“超调”越严重，反弹越强。以中国基本面，很难想象汇率一旦贬值就会持续大幅度的贬值，毕竟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道堤坝。

“怕啥呢？”从汇率本质、蒙代尔三难悖论到金融改革，与经济观察报对话的余永定一层层剥开，一点点释疑；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机制的前提下，为何要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起来，其背后似乎藏着学者的一种良苦用心。

无独有偶，9月7日，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以每年经济增长6％加上浮动汇率，中国经济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

特殊历史时期，浮动汇率之重要性可见一斑。其真相如何？

“缺乏灵活的汇率，是造成我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余永定疾呼，其一以惯之的声音能否撼动人们的一些既定认知？比如市场不少观点认为，汇率牵一发动全身，包括人民币破7之后，恐诱发市场做空情绪升温，冲击较大等。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业界就此尚未形成共识之际，在金融危机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交汇之时；且听余永定如何阐述汇率自由浮动的本质与金融改革秩序的逻辑。

汇率贬值的本质

《经济观察报》：此轮人民币汇率贬值较过去而言，有何不同？是否超调？注意到年内人民币贬值5％左右，但近两个月贬值约9％；不过，你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其支撑依据是什么？

余永定：这次的不同是，内外宏观环境生变，贬值时间快，短短四个月，就从6.3贬至6.9，幅度大于从6.4贬至6.9的2016年；但谈不上超调。特别之处是，此次贬值，市场并不恐慌；尽管存在资本外流，但局面可控，理性有序。

而有序可控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加强资本管制有关，二是经历过上一波的暴跌，市场主体的承压能力或者对波动的容忍度有所增强。

事实上，2016年那次贬值有不少观点认为，人民币不能贬，一旦超调贬值就会失控；但事实呢？人民币不仅在2017年止住了贬值，还反弹回升；这主要是因为2015-2016年的干预吗？我不这样认为。 只要加强了对跨境资本的管理，干预与否，人民币汇率都会回稳反弹。它既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好转有关，也与美元指数走软有关。后两者同2015-2016年的干预无甚关系。

现在也是，从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看，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不可能出现人民币暴跌。有些人担心一旦人民币汇率破7，就会一贬到底。试问一个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巨额外储、中高速增长、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其货币会大幅度贬值吗？我赞成官方说法，人民币不该是弱势货币。对人民币应有信心。尽管贬值过程中，有可能超调，但人民币不会长期成为弱势货币。

《经济观察报》：此过程中，也注意到，停止干预市场一年的央行近来几度出手维稳，以避免人民币汇率破7；而你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应干预市场；如何看“破7”这个价位禁忌？

余永定：无需盯着7，什么时候破7，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损耗外汇储备去保汇率；需停止持续、单向干预外汇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或双向波动。

现在不妨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不干预不逆势而动就完成了改革，即不要在人民币因为基本面的某种组合而处于升值或贬值通道之时，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贬至7或7.5都不要干预。2016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汇率取决于基本面，汇率有自动调节（稳定）机制。中国基本面较好，不用担心汇率大幅贬值（指贬幅逾25％）。一般而言，贬值对经济不会有坏作用。贬得越厉害，反弹越快，只要经济结构无恙。浮动汇率制度也不意味着完全不干预，当汇率处于双向波动时期，可以或必须干预以熨平波动幅度。但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减少干预外汇市场。

如果必须在汇率稳定、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国家信用四者中“四选三”，我们应放弃汇率稳定。让汇率自由浮动又能怎么样？发生变化的无非有四点：银行货币配置、企业外债、主权债以及通胀风险等。对于中国来说，这四项风险基本不存在，都在可控范围内。要相信汇率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人民币如此脆弱，通过损耗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又有何意义？这种稳定又能维持多久？最近，通胀有了上涨趋势，对此，应充分重视。我以为，通胀可能成为允许人民币贬值的最大制约因素。但幸运的是，目前为止，通胀仍处于较低水平。

《经济观察报》：怎么看此轮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可以用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去解释吗？

余永定：为何出现贬值？直接原因应该到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寻找。由于目前还看不到第二季度以来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子项目的统计数字，因而还难以做出确切结论。但市场至少有一个共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弱化了。什么东西导致了预期的弱化呢？ 尽管年初时的中国经济情况不错，但我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对2018年经济的总体趋势不能抱乐观态度。以投资增速为例，2017年第三季度仅仅为3.8％，多年来，第三季度投资增长速度都低于二季度（一季度较强）。事实上，2018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就慢下来了。这主要是投资增速下行造成的。虽然房地产投资依然比较强劲，但基础设施投资下降明显。此外，出口等表现欠佳，一季度经常项目还出现了多年未有的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这些影响了汇率预期。

影响汇率预期的其他因素包括潜在泡沫崩溃隐忧，比如市场对房地产泡沫是否崩溃存疑。再者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四是贸易摩擦；五是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恐有羊群效应，最后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缓慢，市场情绪有所落空。

上述不稳定因素并不直接影响汇率，但影响大家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以及导致资本外流增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一季度为负，二季度虽然转正，但规模很小……实际上，只要有资本项目逆差，就会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然而，让大家迷惑的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并非逆差，是顺差，而且数目较大，可能这与债市加大开放力度，资本流入有关；但问题是，在国际收支依然是顺差的情况下，为什么2018年第二季度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人民币会明显贬值呢？预期应该通过资本外流（导致资本项目逆差）才会影响汇率啊？ 这个该如何解释呢？

市场分析师们给出了不同解释。其一，出口商推迟售汇，进口商提前购汇。其二，根据2016年以后的汇率中间价定价规则，汇率不一定同国际收支状况一致（如，在盯住美元情况下，无论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如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不会发生变化）。其三，统计不全，不准，以后还会修正。其四，在有价无市，或交易量很小的情况下，汇率由预期而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所有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似乎都有些问题。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2018年一季度的经常账户逆差？是否担心资本账户逆差？有人认为，未来国际收支格局将呈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向波动，经常账户顺逆差交替；甚至面临国际收支双赤字，这对宏观经济有哪些潜在影响？

余永定：的确，中国国际收支发生了变化。2018年一季度出现341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98至2017年的20年间，按季度算，除2001年第二季度外，中国没有出现过季度经常账户逆差。尽管2018年第2季度经常账户余额由负转正，但顺差仅为58亿美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也许中国很难再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2017年经常项目顺差仅占GDP1.4％；而且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入项目10多年来一直都是逆差。经常项顺差完全靠大量货物贸易顺差，抵消了服务贸易逆差和投资收入逆差。但最近几年，货币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服务贸易逆差巨大且长期呈上升趋势。今后中国国际收支的理想状态是：货物贸易项目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但贸易项目顺差；投资收益项目实现由逆差转变为顺差；经常项目略有顺差（但不排除某些年份为逆差）；资本项目略有逆差。外汇储备基本稳定，或逐年有所下降。总之，中国应该通过国际收支结构的逐步调整，使中国投资收入由负转正，并能抵消在老龄化时期中国可能出现的经常性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经济观察报》：那么，面对负面因素的影响，怎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

余永定：可能的对策有四点：1、加强完善跨境资本管理，检查各种“通道”是否存在漏洞，尽可能堵住资本外逃的通道；虽然具体情况很难甄别，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2、央行继续维持退出常态化干预的政策，尽快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如果非干预不可，也要尽可能使用不用或少用外汇储备的方式。3、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品工具，大力促进中国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防范汇率风险的保值工具。4 完善经济体制，强调产权保护。做好这4件事，就不怕外部冲击通过汇率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变化中的三难悖论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宁可人民币自由浮动，不要恢复资本管制”，现在也这样吗？过去曾有学者提议将5万美元换汇额度提高至10万美元，甚至25万美元……有必要吗？

余永定：不是不要恢复资本管制，是要维持现有的资本管制措施，一般而言，不要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后来为何强调浮动汇率呢？汇率有自主调剂功能，如果人民币下跌，外流成本提高了，就会抑制外流。

我们的承诺要保持，不能轻易违反——动辙更改即定的关于资本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一般而言，加强资本管制是指认真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要注意发现漏洞，一旦发现就立即堵上。汇率浮动和加强资本管制并不矛盾，灵活的汇率会减轻资本管制的压力。例如，在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管制就必须十分严格。

《经济观察报》：注意到你对资本管制有着比较强的倾向性，这是为什么？

余永定：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对资本管制的关注并不多。危机爆发后，为厘清危机的原因与演进细节，我们到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调研深切感到，在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下，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或经常项目逆差）。与此同时，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内，资本外逃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我以后在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蒙代尔三难选择”理论本身并不全面，在相当长时期内，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资本项目开放是可以并存的，条件是中央银行要进行对冲操作。但你又曾经说中国面对四难选择（四选三）。应该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消耗外汇储备、资本项目（适度）开放中选择汇率浮动、货币政策独立、不消耗外储、资本项目（适度）开放。这种说法同蒙代尔三难有何不同呢？

余永定：蒙代尔“三难悖论”只有在当汇率、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三者都处于“不可能三角”的顶部时才能成立。中国有资本管制，但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人民币不是自由浮动，但也不是死盯美元，有一定灵活性。因而，中国经济是处于“不可能三角”内部某个位置上。简单套用蒙代尔三难理论是不对的。尽管如此，蒙代尔三难悖论依然是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中各种问题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有一种说法：由于央行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购买了大量美元，从而增加了外汇占款，并进而增加了货币总量。外汇占款的增加被指认为中国资产泡沫的原因。这种分析遗漏一个重要环节：央行的对冲政策抵消了外汇占款增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而不能简单把外汇占款增加等同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对冲政策存在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对冲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对冲可能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并进而导致热钱流入，从而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很难因为对冲的可能性——而完全否定外汇占款的增加催生和恶化了资产泡沫 。最后，对冲还可能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总之，对冲虽然缓和了蒙代尔三难问题，但并未消除蒙代尔三难问题 。

我之所以提出“汇率浮动、货币政策独立、不消耗外储、资本项目（适度）开放”的四难选择是因为在2016年有所谓保汇率还是保外储的争论。 在贬值压力下，不消耗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让汇率浮动。我所说的四取三依然是蒙代尔三难问题。

金融改革的逻辑与秩序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稳汇率甚于汇改；是这样吗？始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改革，迄今已有24年；有人说，我们的汇改要么是被“危机”牵制，要么是怕 “涨” （2005年汇改），要么是怕“跌”（811汇改）；您如何总结已有的汇改经验与教训？汇改最后一公里该怎样走？

余永定：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GDP增长速度达到9.1％，外汇储备由2001年的2121.6亿美元增加到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逐月增加。人民币开始出现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应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恢复1994年以来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反对人民币升值学者和官员认为： 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都很低，平均利润率大致只有2％左右，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

当时政府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下降，200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复苏可能夭折。因而，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升值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宣布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小幅升值。在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允许货币小幅升值， 会导致热钱的持续流入。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我们不打算“冒险”——既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风险过大，我们就只能在不升值和小幅升值之间两害取其轻，让人民币小幅升值。

总的来说，尽管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升值的时间晚了一些，步伐小了一些，在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中国未能有效抑制热钱流入，但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同美元脱钩毕竟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这一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这之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升值压力之下。但2014 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为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央行对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此次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变化很有规律，每年大约保持2％的升值或者贬值幅度。“8·11” 汇改改变了这种简单的适应性预期框架，其大方向是正确的。

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BIS和SDR。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好评。2017年后，人民币汇率趋稳、回升。不少人把汇率的趋稳归结于2016年的干预和以后新定价机制的引入。

我认为，2017年汇率的回稳主要是中国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外部形势的变化（如美元指数贬值）。2017年下半年，央行停止了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调整。如果在以后，当人民币再次面临较强的贬值压力时，央行依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中国的汇改可能就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中完成了。

似乎长期以来我们患上了严重的汇率浮动恐惧症。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不应该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目前汇率制度是“软钉住”类中的“类爬行钉住”。现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和重要发展中经济体实行的都是浮动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大幅贬值。相信即使汇率暂时超调，最终还是会回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水平上，何况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道最后防线。

中国为何不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呢？中国的许多政策，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可能都被汇率政策绑架了。

《经济观察报》：今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交汇点；如何看目前的金融体系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改革等有无时间表？您眼中合理的金融改革秩序是怎样的？

余永定：我的信念是，在完成国内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之前，包括汇率体制改革之前，中国必须维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资本项目只能逐步开放，无时间表。尽管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并不等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本币可完全自由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本币一定程度的可自由兑换是本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我们认为，一方面，鉴于中国还不能放弃资本管制，人民币大规模的国际化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渠道和手段还有很多，只要路线图合理，完全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的路线似乎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不应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来决定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相反，人民币国际进程应该受到资本项目自由进程的制约。

2012年11月，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为我国金融改革任务之一。如果要有时间表的话，倒应该为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制定时间表。如汇率市场化、扩大国债市场、建立健全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时间表等……为什么偏要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时间表？同时，我们也不相信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倒逼”中国的经济改革。

事实上，我们的金融市场今天仍有大量有待化解风险：像期限和收益率错配严重，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房地产调控处于微妙阶段，非正规金融体系高利贷，利率结构扭曲严重，汇率自由化并未实现，可供企业选择的衍生避险工具尚待发展，CNH和CNY双重汇率并存等。

在上述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放弃资本管制，金融体系将难以抵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当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顺序并非一维，许多措施可以齐头并进。事实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一直在逐步推进之中，至2011年中国资本账户中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开放。

无论如何，资本项目自由化要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为前提；基本时序是：汇率自由浮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当下可以推进的改革就是浮动汇率制度。

在今年博鳌论坛上， 宣布中国要进一步实现金融开放。经验证明，开放金融业并不会对中国的金融业造成严重的冲击。相反，金融开放引入竞争，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金融服务水平。

需要指出，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属于贸易范畴的事，是WTO管辖范围的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属于资本跨境流动，是IMF管辖范围的事。金融服务业开放可能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难度，但其本身不会导致资本外逃。

总而言之，汇率制度改革应在对外金融改革和开放中占据优先地位。汇率浮动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对外金融改革和开放进程。

文|凯风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北京时间8月5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盘中双双破7，创下新低。

对此，央行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人民币汇率完全能够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事实上，在201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就多次徘徊在破7的边缘，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

7，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已经成为汇率的心理关口。

其实，从理性角度来看，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6.9和7.1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心理防线面前，是否破7，则关乎整个市场的预期。

正因为这一点，在过去每一次破7的边缘，相关部门都会强力出面，直接喊话、动用外储、发行央票皆有之。

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打开了7的心理防线？

一个原因是，过度守“7”，让政策变得相对被动。适当挑战7的心理防线，抬高整个社会的心理预期，反而有利于政策对于市场的调控。

所以，此前决策部门和专家都已多次暗示，不会过度守7。易纲更是直言不讳：人民币汇率整数关口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另一个核心原因是，汇率贬值，可以降低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从而有利于出口。在日益不确定的国际贸易形势面前，贬值可以有效对冲国际风险。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其一，7，既然是心理关口，那么这一关口的冲破，意味着社会对于汇率失去了固定之锚。这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下行预期。

其二，汇率贬值，利于出口，但不利于进口。进口成本更高，这对于进口企业会带来一定影响。

其三，本币贬值之后，外债成本会显著提升。道理很简单，美元外债以美元计价，借入美元到时7也要归还美元，但企业赚的是人民币，本币贬值后，想要归还同样的美元，需要付出的人民币就越多。

要知道，房地产企业正是外债的大户。前不久，泰禾集团刚发了票面利率高达15%的美元债。这一利率之高，在市场中相当罕见。如果汇率下行，泰禾所要承担的外债成本还会进一步提升。

当然，发改委已经收紧了房地产企业外债融资，房企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相关风险已被提前稳控。

其四，汇率如果持续贬值，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从而对资产价格形成挑战。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拥有强大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运作已久的管制制度，以及仍旧高达3万亿规模的外汇储备，想要让汇率稳控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太大困难。

所以，人民币不会是趋势性贬值，而是政策有意放松的可控性贬值。

需要考虑的是，美元已经进入降息周期，这相当于打开了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贬值带来的影响。（参阅《降息！10年来首次，全球重回宽松时代？》）

当然，对于楼市来说，汇率与房价之争并非伪命题。汇率贬值，不利于资产价格，而强力稳汇率，同样会限制货币政策空间，也会影响到资产价格的稳定。

所以，在市场之外，行政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汇率可以管制，楼市可以冰封，这是既定现实下的可行之策。

在未来，汇率和房价大概率都是要稳的。只不过，汇率不必保7，稳的范围空间更大。而楼市则要防范大起大落，政策调控将会更加频仍。

不可否认，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和下行压力，而作为最直接的反应，那就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是跌破7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与此相反，目前大城市房价却依然坚挺，只是涨幅放缓，并未实质性下跌，离购房者期待的大跌更是相差甚远。

面对人民币贬值压力，高房价下跌的压力，市场关于“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争论再起，环顾全球，当初日本、俄罗斯也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选择，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①日本模式，汇率保住了，但房价大跌。

1985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本被迫通过日元的升值，以解决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问题。

随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快速升值，短短两年时间竟然升值了一倍左右，从1比240升值到1：120日元附近。目前，美元和日本的汇率稳定在1比110左右。

日元升值过快，日本央行宣布降息，加大投放基础货币，货币的宽松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日本房价疯狂上涨。显然，这一现象不能持续，在日本央行紧缩货币后，日本股市、楼市大跌，日本经济随之进入失去的20年，总体来说，日本是保汇率、弃房价。

②俄罗斯模式，保房价，弃汇率。

2014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甚至跌破30美元每桶，要知道俄罗斯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就是石油出口，油价大跌，导致俄罗斯经济低迷，俄罗斯卢布汇率大幅走低，外资流出加速。

为防止资金外流，俄罗斯宣布加息，2014年底，俄罗斯的基准利率已上调至17%。这么高的利息无疑对房地产是巨大的打击，2014年11月10日俄罗斯宣布卢布自由浮动，卢布随即快速贬值。随后，俄罗斯宣布降息，房价因此得以支撑，总体来看，俄罗斯模式是保房价弃汇率。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人民币贬值压力与房价压力同时存在，我们该怎么办？

也许有人会问，房价和汇率有和关系？举个例子，一个美国人拿着10万美元兑换了80万人民币来中国买房，目前房产价值上升到300万，而汇率和当初比还是上升的，如果此时这个美国人卖掉房产，拿着300万换成美元的话，那就是接近40万美元，一个外国人这样操作没什么，如果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这样操作，那么显然我们的大量财富被外国人席卷。

客观的说，目前国内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但房地产对经济的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懂，如果房价大跌，那么银行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坏账，经济也会面临快速下滑的风险。

但如果汇率快速下跌，大量外资会快速流出，外汇储备会快速消耗，国家金融安全面临巨大的威胁。

“保汇率”还是“保房价”，其实这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更重要，但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应对这些冲击……

时间进入到2019年8月，人民币突然快速贬值，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双跌破7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而市场有个说法，房价汇率只能二保一，那么这个说法是从何得出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汇率和房价真的只能保其一吗？

历史上，俄罗斯、日本，也曾直面过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我们能否从日本、俄罗斯的应对之策中得到些启发呢？

①日本保汇率，房价暴跌股市暴跌。

1985年秋，美国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迅速升值，日元兑美元汇率两年间升值近一倍，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附近。

日元升值如此迅猛，日本央行降低基准利率、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后果就是流动性严重过剩，投机资金流入楼市，股市，房价疯涨。

随后，日本央行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保护了汇率，但房价随后大跌，跌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②俄罗斯保房价。

我们都知道，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对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国际油价暴跌，最低甚至跌到30美元附近。 俄罗斯货币卢布大幅贬值，热钱出逃。

为了防止资金外流，俄罗斯央行上调基准利率，2014年底，俄罗斯的基准利率上调到了17%。17%的基准利率对房地产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利率不下调，房价降面临着巨大的跌幅。2014年11月10日俄罗斯宣布卢布自由浮动，随后卢布快速贬值，两个月贬值超过30%。

俄罗斯随即下调了基准利率，资本外流势头得到遏制，房价并未出现大幅下跌的现象，可以说，俄罗斯的模式是保房价弃汇率。

房价和汇率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

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M2增速变快，市场上的资金增多，资金涌向以房产为主的各类资产， 推高了房价。当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时候， M2增速变慢，市场上资金变少。房价就会下跌，通货紧缩，汇率也将随之上涨。而我国目前的房价确实已经很高，如果想房价继续上涨，只能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对我国而言，M2这些年实在是太高了，M2维持10%以上的增量将会导致货币越来越多。

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在人民币汇率低的时候，换汇买入房地产，人民币升值，房价大涨，外资无疑有着极强的套现冲动，要想遏制住这一现象，那么快速贬值，房价快速下跌，是最有效的两个办法。但房价大跌，银行将会产生大量坏账，房地产行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房价大跌对我国的经济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汇率任其大跌的话，会加速国际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将迅速消耗，这显然也是不能接受的。

“保汇率”还是“保房价”，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因为这二者是紧密关联的。 但采取何种货币政策，确实又可相互制约着汇率和房价， 人民币汇率和房价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以下精彩观点根据现场实录整理：

李扬：汇率是整个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与汇率机制的发展应协调并进。 新华网 李林摄

汇率：重水平还是重机制？

汇率决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它涉及水平和决定机制两个侧面。我们更应关注汇率水平，还是关注其形成机制？我的答案毫无疑问是，更应关注机制。

关于汇率有很多的理论，至少五大类、十几种，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汇率理论能够成功解释现实的汇率。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我们要向实践致敬；在模型和市场之间，我们更要敬畏市场。

汇率是一个开放型体系。大家知道，做模型，体系越封闭越好，而汇率非常开放，各种各样的金融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甚至心理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汇率理论能够有效解释汇率的现实运动。

我们主要应关注汇率的形成机制，应当致力于创造能够不扭曲汇率形成因素，并能充分展示这些因素的机制。把太多精力放在汇率水平的计算上，得不偿失，因为汇率不是算出来的。我们要向市场学习，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让人民币能够充分展示购买力的市场机制，然后让它和别的国家的货币形成汇率体系，并让这个汇率体系引导我们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

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环境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环境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这些“周边环境”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重点在建立有效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微观市场结构上下功夫，包括参与者、工具、交易机制、交易市场，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等各种制度规定等，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很多事要做。

我们今天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当水平和机制放到一块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重机制，就要把改革置于第一位。

观众认真聆听演讲。新华网 李林摄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

汇率问题与外汇储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制定汇率政策始终回避不了的问题之一就是，当对汇率的冲击发生时，我们究竟是保护储备还是要维持汇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答案是不同的，不同国家给的答案也是不同的。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保储备应该比保汇率更重要。

现在大家说汇率问题的时候，比如中美汇率，对象国是美国政府。事实上，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上，美国政府及其政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国际私人资本可能更为重要。国际资本在看大势，赌风头，它们要从中牟利，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得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并不明确归属于某个国家的国际私人投机资本，它们富可敌国，甚至敌过很多大国，这些国际私人资本肆虐，就会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得十分混乱。国际私人资本遵循的是市场规则，国与国遵循的更多是政治规则。因此，针对汇率问题，主要关注对象应当是国际投机资本。要弱化它们的恶意冲击，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市场搞健全，让市场很少能有大的套利机会、或者是获大利的机会，这样，汇率才能稳定。

总之，汇率是整个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什么程度，汇率机制也应大致发展到这一程度，两者应该协调、统筹并进。

最近人民币汇率又有点走弱，美元强势，这几天的跌幅抹去了过去三个多月的涨幅。关于汇率，是否会继续走弱，我的观点是，汇率不比太担心。相对于房价，汇率可能更重要。

汇率事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砝码。中国要想把人民币推广到全世界，人民币的汇率就不能大幅波动，这是一个货币信用的问题，稳定的汇率，别人才愿意储备和使用你的货币。

中国这些年人民币虽然总体在升值，但并不是纯粹上升。升一点，然后再降一点点，这样多升少降的波动汇率，一方面回应了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国内足够的应对空间。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市场化，现在也越来越来越自信。

稳定汇率有很多手段。

首先就是消耗外汇储备收购市场上多余的人民币。2017年外汇的确减少，有人关注到3万亿的关口，其实影响并没有那么大，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这么大的量，我觉得至少就有保汇率的诉求。这个时候用其实正当时。

其次就是外汇管得严。

最近几年，外汇应该是管得最严的时期。钱是非常难出去的，效果是挺明显的。万达安邦复星海航这几年在国外买买买，已经被重点关注了。

再就是降低货币供应量。

最近10年货币供应量其实是逐步降低的。

2009年M2增速为28.41%，对应GDP增速为9.4%，

2010年M2增速为18.94%，对应GDP增速为10.6%；

2016年M2增速为11.33%，对应GDP增速为6.7%；

2017年M2增速为8.2%，对应GDP增速为6.9%。

降低货币供应量，货币就会相对稀缺，汇率也就相对稳定。

其实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决心就能看出保汇率的决心是足够强大的。

与汇率密切相关的是房价。人们总会觉得房价和汇率是二选一，但我们好像做到了“双赢”，都保住了，这是为何？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降低货币供应量，这本身就是有利于控制房价的。

因为房价目前的确涨得足够多，一旦货币供应量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明斯基时刻，购买力与房价出现断层，结果是很恐怖的。

但是我们在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同时，针对稳房价做了很多保护性措施。

首先是降低商品房的流动性

限价限售限购等措施，本质上就是降低商品房的流动性。以前北京一年二手房能成交20多万套。2017年直接腰斩，其他城市皆是如此。没有成交就没有价格。没买房的慢点，有房子的人得扛着。

其次就是在一些高库存地区搞去库存

去库存的实例就不说了，各位老家县城的房价都涨了吧。其实稳房价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稳定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房价，这些城市数量众多，商品房总货值要比几十个一二线城市大得多。

但它们的房地产根基相对一二线城市较差，必须采取一定措施迅速把房子卖出去。

2015年降息，2016-2017年货币化安置就是卖掉了房子又稳住了房价。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全国约有4200万户棚改任务，，目前棚改总量已完成了三分之二了，到2020年棚改将全部完成，其实从今年起，部分地区的货币化安置热度已经降下来了，有些小地方的房价是难涨了。

第三就是遏制炒房

炒房投资的存在，是不利于稳房价的。他们拉高了房价，但一旦套现又会引发房价下跌。所以炒房投资客的比例是一定要压缩的。

围绕这个目标，各大城市都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更大的布局，发展租房，搞长效机制，让房地产能够健康发展。

这个健康发展，我认为是有着丰富内涵的。

汇率出现问题肯定要立刻干预，房价不一样，它的惯性非常大，周期非常长，你要想让它立刻跌下来，不是不可以，而是代价太大。我们国家的决策者其实很高明，俄罗斯和日本的经历及教训，他们都很清楚。所以选择了一条相对平缓且安全的路子。

处理房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现在不跌，未来肯定也会跌，跌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比如涨幅比收入更慢一点。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日前在“Alpha峰会”演讲时表示，人民币的关键关口“7”很重要，如果跌破了关键点位，稳定汇率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也不利于目前国内外条件下，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

1.如果我们付出一定的成本保住了汇率，实际上也保住了储备。因为如果整个市场都预期汇率会迅速贬值，储备也保不住。汇率如跌破重要关口，维持汇率稳定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也会使货币当局更加被动。2015年“8·11”汇改前，我国外汇储备约3.65万亿美元，目前为3.06万亿美元，减少不到6000亿美元，维持汇率稳定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

2.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是充足的,可以支持17个月的进口，而国际的警戒标准是3-4个月；中国外汇储备是短期外债的2.8倍，高于国际的警戒标准（不低于1倍）。

3.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汇率制度选择的复杂性，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

4.要预防贸易摩擦演变为金融摩擦。我们不是主动方，希望问题缓和而不是升级。

5.通过贬值促进出口并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事实上，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是能够化解汇率波动的影响的。

演讲全文：

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与中国未来经济走势、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问题。

实践已经初步证明，近年来，我国汇率调控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是成功的，既维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也没有使外汇储备过度减少。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强调了“六稳”，其中之一是“稳金融”，我的理解包括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首先，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人们的预期是密切相关的。预期的自我实现和加强会使汇率超调。让我们看一下过往经验，也就是2015年“8.11”汇改，离现在已经3年多了。

“8.11”汇改时人民币一次性贬值1.86%，当日人民对美元的离岸汇率贬值3.02%。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幅度的贬值？这个贬值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掌控之内的。因为“8.11”汇改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二件事情就是一次性贬值2%-3%。为什么贬值2%-3%、不贬值1%或者是6%？因为人民币汇率有贬值压力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在2014年6月30日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达到3.99万亿美元，但是以后汇率就有贬值的压力，同时外汇储备逐渐地减少。但是由于我国使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没有允许汇率完全按照市场，想怎么贬就怎么贬。从2014年的6月底到“8.11”汇改是1年多一点的时间，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一年多来积累了4%左右的贬值压力。那么一次性释放2%-3%，随后通过市场调节再贬1%左右。这样不是很好吗？既改革了汇率形成机制，又可以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是，市场可不这么认为。市场会认为，中央银行原来是不允许贬值的，现在允许贬值了，好，那就等于“潘多拉盒子”打开了。所以无论是在岸人民币汇率还是离岸人民币汇率都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尤其在离岸市场上做空人民币的比较多，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导致的汇率超调。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回到原来的老路，还是不允许人民币贬值；第二条路，随便市场怎么贬，贬多少就多少；第三条路是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一定幅度的贬值，但是央行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引导大家的预期。这三种方法人民银行最后是选了第三种，也就是说，人民银行没有让市场随意地超调，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其中也包括通过卖出美元来稳住汇率。

所以，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所谓的一次性到位，一次性释放人民币累积的贬值压力达到均衡汇率，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从“8.11”汇改就看得出，真正的短期的外汇市场的调节、外汇市场的变动不是根据这些理论来的，市场在短期内并不会自动地回归基本面。由于预期的自我实现和加强机制，单边的预期往往使汇率超调——大家一定记得两年前，保储备和保汇率讨论得非常热烈，要么保储备，要么保汇率。实际上，保储备和保汇率是不矛盾的，如果汇率保不住，那么外汇储备也别想保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整个市场都预测人民币会迅速贬值，储备还保得住吗？大家都会买美元，都会抛人民币，或做空人民币。我们不是国内每个人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吗？我们股民有多少？9000多万！如果大家都买5万美元，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有吗？没有了。所以保储备和保汇率是不矛盾的，如果我们付出一定的成本保住了汇率，实际上也保住了储备。

关键点位很重要，人民币贬值的外部压力下降

大家一定记得2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汇率贬值的压力很大，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突破了6.9，当时我在财新峰会上发表了演讲，题目是《目前是稳定汇率的最佳时机》。2017年人民币汇率是升值的，2018年先升后贬，现在几乎回到了2年前的状况，又在6.9左右波动。

我最近11月14号也是在华尔街见闻发了一篇文章《目前我国“稳汇率”比“汇改”更重要》，我提出了人民币汇率“7”是重要的心理关口。为什么我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时候差不多就一个月前，大家知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贬值到6.95，6.97，6.98了，这个时候又有不少议论，觉得保“7” 不保“7”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相反，我觉得人民币汇率“7”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

6.7-6.8、6.8-6.9和6.9-7.0是不同的，尽管都是贬值1000个BP，但是破“7”对人们心理预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汇率跌破关键关口会引发大面积止损性的交易，人为地“制造”汇率贬值，导致汇率超调。因为做外汇的人都在看，也在看中央银行的决心，一看原来可以不保“7”，那我就去做空，本来不做空的现在也做空了，本来做多的现在也不做多了。这个时候你以为到了7就止住了？止不住的，7.1，7.2，7.3都会来的。有人说没有关系的，放开吧，不会到8的，总会回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就好像房价，放开吧，15万一平米也可以，20万一平米也可以，反正会回来的！能这样吗？这样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这个波动我们很难承受。

所以在关键点位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如果跌破了关键点位，我们要稳定汇率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如果在6.7-6.8的时候稳住汇率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只损失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果跌破了7.0，还想再稳，那就不是100亿了，可能是200亿、300亿了，做空的人更多了。这就是关键点位重要性的问题，有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

接着我们看明年，大家知道美联储今年已加息三次，可能还要加第四次，但是美联储加息的力度在减弱，以前有预测明年会加息3次，现在有不少人预测只有1次，到2020年也有可能降息，人民币贬值的外部压力会下降。货币政策就是这样的，汇率政策也是货币政策之一，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和财政政策不同，财政政策基本上每年都比较确定，尤其是财政赤字率。货币政策是短期调控的有效手段，一定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因为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变化来决定，包括美联储也是这样的。美联储现在就觉得，因为经济已经到了顶峰阶段了，所以现在加息会比较小心，所以我们外部的压力会下降。

我国国情决定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复杂性

接着让我们来看，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汇率制度选择的复杂性。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是有管理的，而不是全部放开的。今年8月份，人民银行先后采取了两个管理措施，这个时候汇率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到20%，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买美元吗？做空人民币，可以，你来买，你买100美元就必须把20美元作为风险准备金交到人民银行，而且交到人民银行是不给你利息的。这么一来你做远期的售汇业务，你的成本就上升了。第二个是再次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以前也用过，后来随着2017年人民币的升值，就暂停了，但是今年8月份又重新引入了。什么是逆周期调节因子呢？就是人民币汇率是每天早上9点钟13家报价行向中央银行报，你说今天的中间价，你觉得应该多少？比如说1美元换6.7元人民币， 13家报上来，人民银行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加起来一平均，然后9点15分宣布一个中间价，9点30分开始交易，这个中间价就是这么出来的。但是顺周期的时候，在这13家报价行报价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人民银行的逆周期调节因子。

我举个例子，今天上午中间价是6.7，比如说晚上贬到6.8了，第二天在顺周期的情况下，中间价可能会到6.85，这个时候怎么办？人民银行会加一个逆周期调节因子，使得顺周期的羊群效应受到一点制约。好像我们在结冰的路上走路很容易打滑怎么办？有人说不管，自然的现象打滑就打滑，摔跤就摔跤，行吗？不行，我们掺点沙子，这个时候就增加了人在上面走路的摩擦力，我们打滑的概率就少了，我们摔跤的概率就少了，你们觉得应该吗？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就是逆周期调节因子。

当然，不在顺周期或者是羊群效应很强的时候，一般不轻易用，今年8月份这两个措施都再次启动，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央银行的领导，包括行长都多次谈到我们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做市场的人也好，理论研究的人也好，应该知道，这个是我国的制度安排。

我们再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0多个成员国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有浮动汇率制度的，也有中间汇率制度的。硬盯住汇率制度基本上就是固定汇率制度，从2009年到2017年年，我发现使用硬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是在上升的，这说明浮动汇率制度不一定被大家接受。

软盯住汇率制度占比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这8年从34.6%一直增加到42.2%，说明软盯住汇率制度这个占比是在增加的。我们国家是什么汇率制度？根据IMF的定义，我国目前是属于软盯住汇率制度中的稳定化安排一类。稳定化安排制度2009年占比只有6.9%，现在是12.5%，也就是说和我国采取基本差不多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最近8年来几乎翻了一倍，这说明大家还是觉得这种制度安排是比较有利的。而浮动汇率制度反而在减少——浮动汇率制度占比从42%下降到35.9%。

我说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IMF公布的，说明大家也意识到了汇率制度的选择需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情，并不是说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都使用稳定化安排？

现在非常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现在是汇率贬值的压力，但是长期以来，实际上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时间段，远远超过贬值压力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记忆犹新，最近20年来，我们面临的是升值的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的话，我们的外汇储备哪来这么多？当时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时候，也有人说，让它去升吧，让市场调节。行吗？不行。因为本质是外汇政策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什么意思呢？当时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通过购买美元，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我们人民币汇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过6.1，我记得是2013年的时候涨到过6.1左右，如果当时不买进美元的话，人民币汇率很可能破6，甚至到5，这样对我国经济的打击会是非常大的。

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是外向型经济，依赖出口，如果我们的汇率大量升值，短期大量的升值，你还出什么口？但是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国，我们的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美国是倒过来的，美国是进口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二。但是加在一起我们还是第一。我们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能够做到这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世界的外贸占比还不到1%，现在是多少呢？现在全世界的外贸加起来，我国占了11%，靠的是什么呢？当然很多因素，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我们正确的汇率制度的选择，没有放任它想怎么升就怎么升。如果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5，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出口，还有那么多的世界市场份额吗？没有了。所以我们买进美元以后，外汇储备就很多，最多的时候是多少？是2014年6月30号，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99万亿美元。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是多少？是11.5万亿美元，我们当时占了4万亿美元，占比超过30%，实际上还不止——因为你们在座各位可能也有美元，这个不算外汇储备身上的。

还有比如说当时大家非常担心的是外汇储备太多，和现在相反，全世界才11.5万亿，你一个国家4万亿，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不盯着你吗？所以人民银行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比如要求商业银行用外汇交部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什么意思呢？按理说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应该用人民币交准备金，但是人民银行要求一部分商业银行用外汇来交人民币的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就需要向人民银行买外汇，这样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就下降了。这个用外汇上交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所以实际上当时我们真正的外汇储备超过4万亿美元。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3.01万亿美元，占比也超过25%。

我们中国外汇储备从2007年的1.53万亿美元，到2017年的3.16万亿美元。第二个国家占比多少？是日本。日本才多少？1.23万亿美元，是我们的两分之一都不到，我国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日本几乎是我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再看看美国，美国的外汇储备折成美元只有1000多亿。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外汇储备？因为它本身就是国际货币，需要时就自己印美元，就成了人家的外汇储备了，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别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接受美元？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原因，这个就不谈了。

衡量外汇储备合理规模，国际上一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进口支付能力，一个是短期债务的偿还能力。从进口支付能力看，我们国家目前的外汇储备可以支持17个月的进口，而国际的警戒标准是3-4个月，我们有17个月，还怕什么？那么多，好几倍了。第二个标准是短期债务的偿还。我国目前外汇储备是短期外债的2.8倍，国际的警戒标准为不低于1倍，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足够多，远远超过国际一般标准。

要预防贸易摩擦演变为金融摩擦

接着我要讲预防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金融摩擦。汇率大幅度贬值很容易引起争端，事实上中美都不希望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美国财政部10月18日发布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在今年的4月9号发表过文章《中美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知道，这次进出口问题我们不是主动方，我们希望问题降级而不是升级，现在还是在贸易领域内。有人说我们可以通过贬值抵消美国的加征关税。千万不能这样干，因为特朗普可不是傻瓜，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就打到金融战了，他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很麻烦，又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所以中美双方都不希望人民币大幅贬值。

我国现阶段如果通过贬值促进出口将是得不偿失的，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是不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什么意思呢？受汇率贬值影响最大的还是中低档的产品。高科技的产品就不怕贬值升值，因为它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化来抵消汇率的变动。而低档的产品是非常怕汇率的波动的，如果汇率升值了以后就受不了了，出口就没有了，所以才希望贬值。因此我说贬值短期内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是在长期内是不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我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是由量到质的转变阶段。

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讲这些，最后总结一句话，目前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很重要，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我说的稳，并不是完全的稳定，而是不要太大的波动。现在我们重要的是稳汇率，而不是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这些都是条件成熟的时候、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地推进，我并不是说汇率制度不要改革了，而是说目前我国稳汇率比汇率制度改革更重要。

（本文为盛松成教授参加华尔街见闻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Alpha峰会”的演讲实录，经讲演者本人改定。）

（经济日报 记者：陈果静 见习编辑：覃皓珺）

在保汇率还是保楼市这个艰难抉择上，曾经有两个鲜明的案例。日本选择保汇率，而俄罗斯选择保楼市。

先来说明下，为什么楼市和汇率难两难全？

既然要二选一，那肯定是整体经济出问题了，如果要保住汇率，就必须让外面的钱愿意进来。但外面的钱也不傻啊，你的资产价格那么贵，谁会进来呢？所以要保住汇率，楼市往往就只能当弃子。

同理，一旦楼市价格保住了，而资本又可以自由流动，那么经济问题来临之际，感觉到风险的外资，必然会选择高位套现离场。别人在拼命抛售，你可以动用外储保接盘，但这对外储的消耗极大，一旦耗尽汇率还是会大跌。

一、日本——保汇率弃楼市

日本楼市的崛起与经济的腾飞密切相关。战后短短20年，日本GDP保持高速增长，城镇化率迅速提高到了69%，20年间，日本地皮价格平均涨了30多倍，重点城市地皮涨幅超过40倍，年平均涨幅超过20%。

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在七八十年代也进入了调整期，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72年至1974年石油价格涨了3倍多，这对外向型经济的日本打击不小。二个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大家一块要求日元升值，结果出口急剧萎缩，进口大量增加，结果到了1986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通胀转为通缩。

日本是外向型经济体，汇率的重要性要高于楼市，所以从1986年开始日本开始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连续多次降息。

此举进一步刺激贷款流向房地产，进而刺激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到1991年，日本各银行累积贷款额相当于当年日本GDP的90%，而同期美国这一比例仅为37%。

广场协议让日本当年高价入手的海外资产大幅缩水，而在国内，杠杆也已经接近极限，为了防止泡沫继续下去，从1989年开始，日本央行开始加息，基准利率从2.5%上升至6.0%。

除了利率，流向房地产领域的贷款也被严格控制，地价税也同时推出。自1991年开始，日本房地产开始崩盘，直到2000年，日本宅地价格平均下滑20%以上，重点城市下滑超过50%。

二、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在21世纪初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这主要是得益于两点，一是21世纪初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受益良多，二是全面利用外资。

经济的高增长往往伴随着M2的快速增长，俄罗斯也不例外，印钞是马不停蹄，钱多了就如容易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不仅如此，俄政府在发展房地产方面也不遗余力。2005-2009年，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还将住房列入国家四大优先发展项目，到了2012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要让35%的俄罗斯人住进自己的房子。

有了这两位的定调，下面的各路资本自然是竞相进入房地产行业。不过到了2008年，美国那边日子不好过了，俄罗斯这边也得跟着咳嗽，人们收入缩水了，银行贷款贵且不好批了，房地产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停工。

俄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划拨专项预算为军人和贫困家庭购买住房。二是保住银行房贷业务，还贷中的购房人可以申请缓交，由政府垫资。几番下来，俄楼市成功在2009年止跌回升。

但这还没结束，2014年跟乌克兰闹了一通后，西方国家不让资本进入俄罗斯，这下断了俄的资金来源，更为麻烦的是，俄赖以依靠的能源收入也因为油价下跌而锐减，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进入的外资，看到形势不对也开始撤出保命了。

俄罗斯此时的选择是保住楼市，放弃汇率。自2014年3月其，先后6次上调基准利率，从6.5%一路上调至18%，并允许卢布自由浮动，随后卢布应声下跌，累计跌幅超过了30%。

俄罗斯之所以选择保住楼市，其实也很无奈，刚开始是打算拼一拼的，但无奈外储实在有限，1000亿美元砸下去也不见效果。虽然现在俄罗斯经济仍然处境艰难，但好在房地产并没有来添更多的麻烦。

俄日选择虽然不同，但问题的出现却有相同的诱因。比如两国都因为汇率市场的变化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俄罗斯卢布在2003年开始升值，随后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再加上国内利率下调，进而刺激资产价格上涨。日本则是因为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最后不得不大幅降息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但释放的流动性也都主要涌入资产领域。

不同于俄日，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放开，规模性的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超贬的情况并不容易出现。当前人民币也表现强势，所以单纯二选一很难在我们这里上演。

长期来看，我们更可能的选择是，通过收入增幅跑赢房价涨幅，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到时候泡沫也就不是泡沫了，谓之“化解”，而非“刺破”。

中新经纬客户端12月19日电 题：《盛松成：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保“7”很重要？》

作者 盛松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未来经济走势、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近年来，实践已经初步证明，中国汇率调控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是成功的，既维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也没有使外汇储备过度减少。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强调了“六稳”，其中之一是“稳金融”。在笔者看来，其包括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首先，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人们的预期是密切相关的。预期的自我实现和加强会使汇率超调。从2015年“8.11”汇改来看，“8.11”汇改时人民币一次性贬值1.86%，当日人民对美元的离岸汇率贬值3.02%。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幅度的贬值？实际上，这个贬值幅度一开始是在掌控之内的。因为“8.11”汇改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二是一次性贬值2%-3%。为什么贬值2%-3%，而不贬值1%或者是6%？

人民币汇率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有贬值压力。此前，在2014年6月30日，中国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达到3.99万亿美元，而在那以后汇率就有了贬值的压力，同时外汇储备逐渐减少。但是由于中国使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没有允许汇率完全按照市场意愿贬值。从2014年的6月底到“8.11”汇改，不论是央行还是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一年多来积累了4%左右的贬值压力。那么一次性释放2%-3%，随后通过市场调节再贬1%左右。这看似是较为理想的安排：既改革了汇率形成机制，又可以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市场会认为，中央银行原来不允许贬值，现在允许贬值了，意味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所以无论是在岸人民币汇率还是离岸人民币汇率，都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尤其在离岸市场上做空人民币的较多，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导致的汇率超调。

面对此种情况，有三条路可选。第一，回到原来的老路，依旧不允许人民币贬值；第二，任市场自由贬值；第三，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一定幅度的贬值，但是央行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引导大家的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最后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没有让市场随意地超调，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包括卖出美元来稳住汇率。

所以，所谓的“购买力平价”、一次性贬值到位，一次性释放人民币累积的贬值压力达到均衡汇率，都是在理论层面。从“8.11”汇改可知，真正的短期的外汇市场的调节、外汇市场的变动并非根据这些理论，市场在短期内并不会自动地回归基本面。由于预期的自我实现和加强机制，单边的预期往往使汇率超调。

两年前，关于保储备和保汇率讨论得非常热烈，要么保储备，要么保汇率。实际上，保储备和保汇率不矛盾，而且如果汇率保不住，那么外汇储备也别想保住，为什么？因为如果整个市场都预测人民币会迅速贬值，储备还保得住吗？大家都会买美元，都会抛人民币，或做空人民币。中国不是国内每个人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吗？中国股民有9000多万，如果大家都买5万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吗？没有了。保储备和保汇率是不矛盾的，如果中国付出一定的成本保住了汇率，实际上也保住了储备。

关键点位很重要，人民币贬值的外部压力下降

大约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汇率贬值的压力很大，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突破了6.9。2017年人民币汇率是升值的，2018年先升后贬，现在几乎回到了两年前的状况，又在6.9左右波动。

本人近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中国“稳汇率”比“汇改”更重要》的文章，提出了人民币汇率“7”是重要的心理关口。为什么在此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差不多在一个月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贬值到了6.95，6.97，6.98，这个时候又有不少议论，觉得保“7”不保“7”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7”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

6.7-6.8、6.8-6.9和6.9-7.0是不同的，尽管都是贬值1000个BP，但是破“7”对人们心理预期的冲击非常大，汇率跌破关键关口会引发大面积止损性的交易，人为地“制造”汇率贬值，导致汇率超调。因为做外汇的人都在看，也在看中央银行的决心，一看原来可以不保“7”，那就去做空，本来不做空的现在也做空了，本来做多的现在也不做多了。到7就止住了？止不住的，7.1，7.2，7.3都会来的。有人说没有关系的，放开吧，不会到8，总会回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样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这个波动中国很难承受。

所以在关键点位中国要非常的慎重。如果跌破了关键点位，中国要稳定汇率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如果在6.7-6.8的时候稳住汇率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只损失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果跌破了7.0，还想再稳，那就不是100亿了，可能是200亿、300亿了，做空的人更多了。这就是关键点位重要性的问题，有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

美联储今年已加息三次，可能还要加第四次，但是美联储加息的力度在减弱，以前有预测明年会加息3次，现在有不少人预测只有1次，到2020年也有可能降息，人民币贬值的外部压力会下降。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之一，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它有别于财政政策基本上每年都比较确定，尤其是财政赤字率。货币政策是短期调控的有效手段，一定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变化来决定，包括美联储也是这样的。美联储现在就觉得，因为经济已经到了顶峰阶段了，所以现在加息会比较小心，所以中国外部的压力会下降。

中国国情决定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复杂性

实际上，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复杂性。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是有管理的，而不是全部放开的。今年8月份，人民银行先后采取了两个管理措施，这个时候汇率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到20%，什么意思？不是要买美元，做空人民币吗？买100美元就必须把20美元作为风险准备金交到人民银行，而且交到人民银行是不给你利息的。这么一来，做远期售汇业务的成本就上升了。第二个是再次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以前也用过，后随2017年人民币的升值而暂停，但是今年8月份又重新引入了。什么是逆周期调节因子？人民币汇率是每天早上9点由13家报价行向中央银行报上他们各自认为合适的中间价，比如说1美元换6.7元人民币，根据13家的报价，人民银行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加起来取平均值，并在9点15分宣布一个中间价，9点30分开始交易，中间价就是这么出来的。但是，顺周期的时候，在这13家报价行报价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人民银行的逆周期调节因子。

怎么理解？假设今天上午中间价是6.7，晚上贬到6.8了，第二天在顺周期的情况下，中间价可能会到6.85，这时候，人民银行会加一个逆周期调节因子，使得顺周期的羊群效应受到一点制约。好像中国在结冰的路上走路很容易打滑。怎么办？有人说不管，自然的现象打滑就打滑，摔跤就摔跤，行吗？不行，中国掺点沙子，这个时候就增加了人在上面走路的摩擦力，中国打滑的概率就少了，中国摔跤的概率就少了，你们觉得应该吗？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就是逆周期调节因子。

当然，如果不是在顺周期或是羊群效应很强的时候，一般不轻易使用逆周期因子。而今年8月份，上述两个措施都再次启动，说明这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也是中国的制度安排。

再看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0多个成员国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有浮动汇率制度的，也有中间汇率制度的。硬盯住汇率制度基本上就是固定汇率制度，从2009年到2017年，使用硬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上升，这说明浮动汇率制度不一定被大家接受。

但同时期内，软盯住汇率制度占比的变化也很大，从34.6%一直增至42.2%。中国是什么汇率制度？根据IMF的定义，中国目前是属于软盯住汇率制度中的稳定化安排的一类。稳定化安排制度在2009年占比只有6.9%，现在是12.5%，这意味着，近八年来，和中国采取相似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几乎翻了一倍，这也体现了这些国家对于这种制度安排的认同。然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反而在减少，其占比从42%下降到35.9%。这些数据说明，大家意识到了汇率制度的选择需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情，并不是说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现在是汇率贬值的压力，但是长期以来，实际上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时间段，远远超过贬值压力的时间段。实际上，最近20年，中国面临的是升值的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中国的外汇储备哪来这么多？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时候，也有人说，让它升吧，让市场调节。行吗？不行。因为本质是外汇政策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什么意思？当时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通过购买美元，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人民币汇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过6.1，大概在2013年涨到过6.1左右，如果当时不买进美元的话，人民币汇率很可能破6，甚至到5，这样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外向型经济，依赖出口，如果中国的汇率大量升值，短期大量的升值，还怎么出口？但是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汇率制度。现在中国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国，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美国反之，其进口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二。进出口加在一起中国还是第一。中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能够做到这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世界的外贸占比还不到1%，现在全世界的外贸加起来，中国占了11%，靠的是什么？包括很多因素，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也有中国在汇率制度上的正确选择，没有放任它想怎么升就怎么升。如果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5，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出口和那么多的世界市场份额吗？没有了。所以中国买进美元以后，外汇储备就很多，最多的时候，在2014年6月30日，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99万亿美元。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是11.5万亿美元，中国当时占了4万亿美元，占比超过30%。实际上还不止，因为老百姓手中的美元不算在外汇储备内。

此外，当时大家非常担心的是外汇储备太多，全世界才11.5万亿，中国一个国家有4万亿，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不盯着你吗？所以人民银行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比如，要求商业银行用外汇交部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理论上，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应该用人民币交准备金，但是人民银行要求一部分商业银行用外汇来交人民币的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就需要向人民银行买外汇，这样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就下降了。这个用外汇上交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而不是央行的，所以实际上当时中国真正的外汇储备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3.01万亿美元，占比也超过25%。

中国外汇储备从2007年的1.53万亿美元，到2017年达到3.16万亿美元。占比第二的是日本，1.23万亿美元，不及中国的二分之一，中国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日本几乎是中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再看看美国，美国的外汇储备折成美元只有1000多亿。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外汇储备？因为它本身就是国际货币，需要时就自己印美元，就成了人家的外汇储备了，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别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接受美元？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原因。

衡量外汇储备合理规模，国际上一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进口支付能力，一个是短期债务的偿还能力。从进口支付能力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可以支持17个月的进口，而国际的警戒标准是3-4个月，中国有17个月，好几倍了，还怕什么？第二个标准是短期债务的偿还。中国目前外汇储备是短期外债的2.8倍，国际的警戒标准为不低于1倍，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足够多，远远超过国际一般标准。

要预防进出口问题演变为金融摩擦

汇率大幅度贬值很容易引起争端，事实上中美都不希望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美国财政部10月18日发布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笔者在今年的4月发表过文章《中美不能打金融战》，为什么？众所周知，这次进出口问题中国不是主动方，中国希望问题降级而不是升级，现在还是在贸易领域内。有人说中国可以通过贬值抵消美国的加征关税。千万不能这样干，那样特朗普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所以中美双方都不希望人民币大幅贬值。

中国现阶段如果通过贬值促进出口将是得不偿失的，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是不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因为受汇率贬值影响最大的还是中低档的产品。高科技的产品不怕贬值升值，因为它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化来抵消汇率的变动。而低档的产品是非常怕汇率的波动的，汇率升值会影响其出口，所以希望贬值。因此贬值短期内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是在长期内是不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是由量到质的转变阶段。

目前，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很重要，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里所说的“稳”，并不是完全的稳定，而是不要太大的波动。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稳汇率，而不是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可等到条件成熟、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时候一步步推进。当然，这并意味着中国的汇率制度不要改革了，而是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稳汇率比汇率制度改革更重要。(中新经纬APP)

(本文由盛松成教授参加华尔街见闻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Alpha峰会”的演讲原文整理。)

盛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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