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人民币汇率

记者 陈鹏

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谓跌宕起伏，中美经贸摩擦继续成为主导因素。

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对美元走出一波“小阳春”行情，累计升幅达1.9%，但随后由于贸易摩擦出现反复而回吐全部涨幅，全年整体呈小幅下跌态势。2019年全年（截至12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下跌约1.8%。

图1 2019年以来美元对人民币走势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8月初，第十二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突然宣布拟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市场情绪迅速转换之下，人民币汇率十年来首次跌破“7关口”。

“7”在过去十年一直被看作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心理关口。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一旦破7，市场恐慌情绪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购汇潮。

过去几年，即便是在2015年“8·11”汇改到2016年间出现较强顺周期效应时期，央行也通过抛售外汇储备等措施，花大力气让人民币汇率守住了“7关口”。2018年下半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全年跌幅超5%，最低报6.978，与7仅相差22个基点。

图2 2015年、2018年、2019年美元对人民币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尽管如此，当2019年“破7”真正来临之际，恐慌并未出现，市场表现出的是出奇的平静。没有单边贬值预期，如2016年一般的居民购汇潮也未再重演。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全年跌幅还较上年有所收窄。

市场情绪从银行结售汇数据中可见一斑。2019年以来，银行代客结售汇多数月份表现为逆差，反映客户购汇需求强于结汇需求，但是，与2015-2016年间相比，逆差规模明显偏小。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以来，银行代客远期始终保持净结汇，反映企业对未来人民币汇率预期偏乐观。

图3 银行代客结售汇差额和银行代客远期净结汇表现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外汇储备规模也有小幅回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55.91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约229亿美元，而2018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下降672亿美元。

图4 201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从国际收支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保持双顺差局面，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比上年全年多884亿美元（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常项目17年来首次出现逆差，逆差规模341亿美元）。

净误差与遗漏项较上年全年规模略有扩大，这常被外界理解为资本流出增多。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汇率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净误差与遗漏项目长期为负，“既可能是少记了资本外流，也可能是多记了经常账户收入。但具体是怎么分布的，缺少可信的实证方法。”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强调，“净误差与遗漏”是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过程中的一个统计问题，不能等同于相关的跨境资本流动。

图5 201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变动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界面新闻从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情况来看，外资流入趋势更为明显，特别是2019年通过债券市场流入增幅较大。

图6 2015年以来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之所以能够“破7不慌”，背后既有近年来政策层在外汇管理与加大对外开放等方面不断改革完善提供基础，有人民币上一轮由2016年单边贬值到2017年企稳回升的变化对市场起到的教育作用，也有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多变对市场适应性的磨炼之功。

从政策层的举措来看，此次“破7”之后，人民银行除及时通过喊话方式稳定市场预期以及常态化发行人民币离岸央票外，更多时间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表1 2019年中国央行发行离岸央票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界面新闻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谈判进程的影响仍不可忽视，但一些积极因素的显现让人民币有望告别连续两年的跌势，重回7以内。

界面新闻采集的14家机构预测显示，人民币明年有望企稳回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延续双向宽幅波动，不同机构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看至6.25，最低看至7.5。

表2 14家机构对2020年美元对人民币走势的预测

数据来源：界面新闻梳理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对界面新闻表示，201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多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密切相关，磋商顺利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磋商遇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展望明年，考虑到特朗普关注重心可能向大选转移，中美经贸磋商相关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有所削弱，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年最高可能达到6.4左右。

此外，“弱欧元、强美元”的局面有望在明年发生转变。赵庆明说，结合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来看，欧洲经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明年有望好转，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预示了较为明朗的脱欧前景，给欧元、英镑回升提供支撑。美国财政赤字上升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则将逐渐显现，美元指数大概率下行，有跌破90的可能。这些都有助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也指出，2020年，人民币有转强趋势，回到7以内的可能性更大，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为（6.25，7.19）。

2月13日，中美先后宣布，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汇率问题是内容之一。

“尽管从文本上看是比较原则性的内容，但我倾向于认为中美之间围绕汇率问题会有框架性的协议。”谢亚轩说，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可能进一步提升、中美可能都会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这两方面都对人民币汇率有支持。

他认为，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也可能向国际领域扩展，进而推动欧元回升。“过去一年，弱欧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美会不会共同倡导在国际领域达成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也是比较重要的。”

来源：央视财经

美国当地时间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大幅飙涨，强势升破6.9！

1月1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88个基点，报6.9263。

同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大涨，其中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8942，较上一交易日涨348点，创2019年8月1日以来新高；离岸人民币涨315点，报6.8923。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3号，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两天之后，中美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将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而截至今日上午10:14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8783，较上个交易日收盘上涨159个基点。而从2019年9月3日7.1854的低点算起，人民币至今已累计上涨超过3000个基点！也就是说，换汇5万美元，现在可以节约15000元人民币！这对春节出国旅游的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美国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认定

据央视新闻报道，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率团正式赴美，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而据新华社等报道，在美国当地时间1月13日召开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财长姆努钦宣布将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姆努钦表示：“中国非常克制，并没有参与竞争性汇率贬值，并且行为很负责任，透明度很高。”

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25年来美国首次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而在1月13日的发布会上，美国财政部也公布了自去年8月之后的首次外汇市场报告。

在这次的外汇市场报告中美国财政部认为，“中国对于克制贬值冲动做出了很高标准的承诺”。报告还指出，人民币最近走势稳中有升。

汇率操纵国是指一个国家人为地操控汇率，使它显得相对较低，令其出口价格看似便宜。由于产品较便宜，会让人们喜欢它的产品并减少购买本土产品，这将导致入口国就业流失。操纵国牺牲别国利益而为本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享受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美国财政部报告，他们会关注哪些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并有较大的经常性账户盈余或者对美贸易顺差。外汇市场报告一般每年会出版两次左右。

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Wind数据显示，今年1月5日至11日期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累计涨525个基点，一周涨幅0.75%。

而纵观2019年，从年初到4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8518上升至6.7366，小幅升值。进入5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现较大波动，短期内快速贬值3%，不过6月中旬后峰回路转，重回小幅攀升状态。此后虽然人民币再度面临贬值压力，但在年末人民币再次走出一波升值行情。

而在今天（14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大涨升破6.9关口，为2019年7月以来首次。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说，“以2015年‘811汇改’为分水岭，人民币汇率已彻底告别单边升值的模式，有弹性的双向浮动逐渐成为新的常态。2017年以来，这种双向波动的特征更显著，运行模式更多样。”

放眼近十几年，人民币总体升值幅度仍然可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9年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22.9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基本面良好，人民银行将保持广义货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外资入场成为人民币升值动力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从全球范围看，中国股市估值水平较低、债券收益率相对较高，国际机构投资者配置中国债券和股票的热情较高，资本项目流入有助于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推动人民币升值。”

在人民币汇率趋稳预期下，北上资金对A股继续保持了强力扫货的姿态。

1月13日，上证综指涨0.75%，收复3100点关口，创业板指创出33个月来，即2017年4月以来的新高。2020年以来仅仅8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已经净流入420.12亿元。

随着外资持续的“买买买”，又一只个股即将被买爆。

1月13日，深交所官网披露的信息，截至1月10日，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RQFII、深股通持有的美的集团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7.80%，创历史新高，进一步逼近28%的“限购线”。此外，华测检测的外资持股比例也超过26%的“预警线”，达26.19%。

中信证券：汇率助力“股债双牛”

中信证券分析师明明债券团队研报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表现抢眼，出现多次日内快速升值的情形，加之昨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取消人民币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我们认为随着汇率走强，资本流入趋势性增长，对于国内的资产价格利好明确，股、债有望走出双牛。

具体来看，人民币升值趋势实际自去年9月份便已开始产生。股票市场方面，股市自12月份开启了上涨行情，当前人民币汇率与A股市场的联动增强，汇率上涨带来的风险偏好提升和资本流入，将推高股指。对于债券市场，在三元悖论要求下，汇率走强将减少外部对货币政策的约束，国内货币政策宽松更加有力，利多债券市场。

此外，该研报还分析了“股汇联动”的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走高的同时，进入12月份股市同样一路攀升，汇率是股市的领先指标。汇率与股市之间联动机制，一方面有二者面对的影响因素重叠部分较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一致的风险情绪也会对股汇产生影响增加联动性。从人民币汇率与上证50、中证500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性上来看，人民币汇率与中证500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性更强，反映出中小企业受到基本面以及风险情绪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

在汇率利好消息的背景下，今天A股三大股指高开，截至上午10:50分左右，沪指暂报3120.24点，涨幅0.15%；深成指上涨0.12%暂报11053.77点。而在最近一个月时间内，沪指累计涨幅4.7%；深成指累计涨幅8.9%。

对于债市，研报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为货币政策的宽松提供了空间，而当前国内无论从基本面稳增长角度还是降成本角度，货币政策都有进一步宽松的必要，而降息无论从效果还是政策空间而言都支持降息的落地。当前债市面临的整体环境较为友好，年初配置资金充足，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降低市场风险偏好，流动性整体宽松，继续看好长端利率下行。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来源：经济日报

原标题：国家统计局：2019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4.1%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8日讯 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9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07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52亿美元。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8985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4.1%。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原标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回顾与展望

中国外汇市场在2019年更具韧性，并与经济金融的开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局面应当保持下去。

本刊特约作者 王子实/文

2019年，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走势颇不平凡，USDCNY从2019年一季度最低的6.6695一度贬至7.1850，虽然年底回落至6.9620，但年内贬值幅度仍达4.4%，全年最大波幅达7.7%。虽然内外部环境都很艰难，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看到汇率市场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仅市场参与者变得更为成熟理性，市场监管环境也更加宽松和开放，同时人民币汇率在面临外部风险事件冲击时也更具韧性。这些悄然出现的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市场正朝着更加稳定、开放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基本面推动贬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4月，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市场一度预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USDCNY也一度升至6.66的阶段性低点。

第二阶段：5-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市场避险情绪暴涨，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一度接近2018年6.96的高位。由于市场对7的整数关口仍存敬畏之心，加之中美首脑大阪会议达成一致，USDCNY回落后，保持高位震荡。

第三阶段：8-9月，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在岸、离岸美元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USDCNY价格最高一度涨至7.1850上方。

第四阶段：9月开始，双方重启贸易磋商，并最终于12月就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致，人民币兑美元也逐渐升至7的下方。

从上述各阶段的走势来看，基本面是人民币走贬的基础，贸易摩擦是人民币波动的推手。

贸易冲突带来的汇率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冲突双方经济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2018年年底的数据测算，对华出口只占美国GDP的约0.6%，但对美出口占到中国GDP总量的3.5%左右。中美双方在贸易依赖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了人民币在贸易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人民币跟随贸易战升级而大幅贬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市场情绪看，贸易摩擦消息推动人民币大幅波动。2019年，USDCNY的趋势性走向依旧与2018年一样，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推动明显；短期的大幅波动更是如此，如5月和8月的跳涨均是受中美贸易战升级所致， 12月中旬的跳空下挫则是受到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文本达成一致的消息鼓舞。

人民币与“篮子”的相关性增强

自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逐渐放松对美元的盯住，转而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波动而波动。虽然在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波动暂时脱钩的现象，但笔者认为，并不能根据这种暂时性的背离就得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一篮子货币波动相关性在下降的结论。

实际上，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汇率同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远高于2015年汇改以来0.6的平均水平。但不同于2018年的是，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水平相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水平大幅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只有美元指数波动率的1/6左右，但2019年，这一比率几乎接近1/2，显示相对于外部事件，市场在2019年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程度更高。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继续提升。7之前作为人民币汇率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关口，在2016年，2018年市场最动荡的时候都没有被突破，市场普遍预测这一位置上，市场参与者做空人民币会相对谨慎，同时央行也会有意无意维持这一价格。但市场刚性预测区间被打破之后，市场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USD/CNY的汇率。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及这之后的走势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人民币波动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破7”不仅打破之前市场对央行干预市场的预期，也从侧面反映出央行对人民币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并不准备通过设置硬区间来干预市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让市场放弃对央行干预市场的期待，价格的变动还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来完成。

第二，“破7”之后，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依然明显，这表现为人民币中间价连续开在市场交易区间下方，并与市场交易区间有较大差距（图1）。在这一点上，应该理解为央行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既要让市场放弃央行直接干预市场的预期，又要令市场对汇率波动的稳定性有一定预期，不要出现恐慌情绪，毕竟汇率的稳定对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

市场更趋理性，汇率有韧性

2019年，人民币汇率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银行结售汇客户交易方式的转变。2019年之前市场的大幅波动时能够明显看到一些客户会有“观望-忍耐-恐慌性交易”的情况，但2019年这种情况明显减少，随之能够看到客户跟随市场变化逢低购汇、逢高结汇。从数据上来看，可以明显看到，2019年较2018年相比，结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多同向变动，而售汇率与USDCNY汇率更多逆向变动（图2）。另一方面，从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化来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逾3.1万亿，较2018年底增长350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205亿美元。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外储规模的稳定以及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市场对于事件驱动贬值的反应更为理性，而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稳定也更具信心。

除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转变令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具韧性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令2019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水平较2018年有所下降。

一是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加上A股和国内债券被纳入全球性的指数，令外资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2019年，MSCI三次调整A股纳入因子，调整之后中国A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分别达到12.1%和4.1%，2019年生效的富时罗素6月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列，2019年4月，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正式纳入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之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根据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股市北上资金累计流入3519亿元，较2018年增长20%。根据中央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投资者债券托管量达1.88万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长3637亿元，增幅达24.55%。外资的进入既反映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逐步提高，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2019年，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平均为25%左右，较2018年20%的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图3）。

汇率升中趋稳，国际化还需提速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笔者认为，人民币短期有可能走强，汇率波动水平进一步降低，但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短期内中美贸易对抗的强度有可能有所下降。2020年作为美国的大选之年，特朗普为寻求连任，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大选上，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可能作为其竞选筹码之一，如果考虑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艰难程度，很难预期短时间内会有进一步的协议达成，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特朗普还是会维护双方第一阶段的协议成果，而将第二阶段的协议作为竞选纲领的内容。因此人民币面临的贸易争端带来的贬值压力将会大大缓解，进而有可能进一步走升。

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变化是市场对于贸易摩擦的反应变得更为不敏感，比较2018年和2019年，2018年12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500亿美元×25%+2000亿美元×10%，2012年9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15%，我们可以看到虽然2019年9月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强度变大，但相应的汇率波动却有所降低，这其中的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更为理性；二是中国多方面的开放政策给人民币波动带来了重要的缓冲。笔者预计，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会继续朝着稳定、开放的方向演化，因此，人民币波动变缓的趋势将继续延续，即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波动的边际影响效果会进一步减弱，在贸易摩擦减缓的趋势下，人民币波动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

虽然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的概率增加，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人民币的涨幅：一是中国国内的基本面并未有大幅改善，加之全球经济增长依旧疲软，人民币尚无大幅走强的基础；二是中美对抗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缓和，但中长期来看，双方在科技、金融、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争端升级将是一个大趋势，人民币始终会受到中美冲突的影响难以大幅升值；三是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从政策利率的调整节奏上看，最新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将在2020年维持目前的利率，而2020年伊始，人民银行就调降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开始放松，未来LPR有可能进一步下调，2020年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在利差收窄加速的情况下，人民币涨幅会受到限制。

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但在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结构转型升级、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的中长期背景下，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框架下实现相对的汇率稳定，就需要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自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改革，但近几年来这一进程有所放缓，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商品计价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从中美贸易争端来看，如果未来想要在外部风险事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还是应该尽可能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通过不断开放的经济金融政策来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减少中美贸易冲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美元在支付结算、计价、外汇储备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无法撼动，未来政策还是应该着眼于加速去美元化，比如加大人民币支付的比重，加强人民币同其他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建立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价格发现机制，开发相应的衍生产品等，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独立性越高，人民币汇率受到单一事件的影响才能越小。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6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称，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为6.8606元，最低为7.1316元，117个交易日中60个交易日升值、57个交易日贬值。最大单日升值幅度为0.65%（456点），最大单日贬值幅度为0.76%（530点）。人民币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有贬有升，双向浮动。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汇率中间价分别较上年末贬值1.46%、贬值1.83%、升值5.00%和贬值2.62%。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20年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6.91%，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25.79%，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1.02%。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直接交易成交较为活跃，流动性平稳，降低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汇兑成本，促进了双边贸易和投资。

美元不久后与人民币汇率将跌至4.5，有人信吗？题主的这个预测笔者是不会信的，也不会有其他人相信的，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概是7左右，在2014年初最低的时候大概快到6了，那个时候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阶段，我还记得当时有很多朋友在问要不要换美元，但是当逼近6%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又开始贬值，此后多年一直在6到7之间震荡，也是在2019年开始才在7左右晃荡。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概是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贬值，时间大概是从1993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贬值到了8，并且长期保持8的水平，这对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大有好处的，不过在我们加入WTO后没几年，我们制造业发展太快，国际上的压力也大，所以我们的汇率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升值！

第二个阶段是人民币的升值，时间起始于2005年，当时进行了汇改（汇率改革），于是人民币开始升值，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2015年底开始，到2014年初结束，这个过程人民币不断的升值，从8升值到6，升值幅度高达25%。

在这个升值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情况，那就是在2008年到2010年基本保持不变，汇率几乎是一条水平线，维持在6.8的水平，这期间是因为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我们那几年就停止了人民币升值，否则我们的外贸会受到重创。

我们经济复苏后，到了2010年我们的汇率继续升值，一直持续到2014年初，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贬值！

人民币汇率从6开始贬值，目标是7的水平，然后开始贬值，到2016年底达到了6.96的水平，然后开始升值，到了2018年4月份升值到6.26的水平，当时很多人都在讨论会不会破6，吴晓波经济频道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汇率也只到了这个水平，然后就开始再次贬值，一直到今天，大概是维持在7上下的水平。

6-7，这个就是我们汇率的范围，看过去的历史，让我知道了上下限，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汇率不可能大幅波动，尤其是像题主说的升值到4.5，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对我们的外贸经济无疑会是一场灾难。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汇率也停止升值，保持在6.8的水平，而目前因为美国加征关税，美国印钞导致美元贬值，但是我们的汇率依然保持在7的水平，这就是一个平衡。要打破这种平衡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未来还会有比过往打破这种平衡更强大的力量出现吗？短期内是看不到这种力量出现的。

所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4.5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来源：新浪财经

作者：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金融分析师 李钢 姜伟男

适逢“7.21”汇改15周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不断摸索与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离岸、在岸两大市场体系凸显人民币市场化成果。近年我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以及汇率制度完善，更成为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重要前提与保证。然而，从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和不可兑换性上看，距离真正意义的“国际化”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因此，理性审视人民币现实状况与未来机遇把握在国际化道路上至关重要，切不可操之过急或盲目夸大。

国际化制度改革已有成效

国际化的前提在于自由兑付性，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紧美元，直到2006年1月银行间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汇率市场化开始逐渐体现。由于我国为贸易大国，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贸易留到境外的人民币难以进入到国内资本市场，为此，2010年7月我国央行和香港金管局主导签署《清算协议》促成境外人民币市场，离岸人民币市场诞生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渠道与桥梁，而离岸市场发展至今也成为牵动在岸市场最重要的参考之一。

由于7.21汇改以后，伴随资本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明显，直到2014年人民币贬值压力开始显现，我国央行2015年8月11日完善了央行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实现进一步市场化且双边弹性波动。2015年12月，人民币加入SDR也标志着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重要里程碑。这15年期间，BIS人民币汇率指数、CEF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形成，其中参考转口贸易等货币篮子及权重可以更科学、更有效的反映人民币强弱，从而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参考和指导。

纵观7.21人民币汇改之后的汇率波动，升贬周期十分清晰，自2005年开始计算，9年的升值周期与7年的贬值调整相呼应，2020年正处于7年贬值周期的最后一年。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化选择后双边弹性波动之间，已经越来越接近更合理、更适宜中国经济发展的汇率水平。在我国经济地位不断夯实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我国货币制度完善性，加快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跨境支付体系已然有所建树，未来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和机遇，将有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其中，依托香港及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发展海南自贸区，对接世界支付及结算体系，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将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跨越性的一大步。

国际化挑战重在外部困局。人民币面临的挑战在全球外汇使用中显而易见。美元在外汇日交易额、国际债务、贷款发放、外汇储备和全球支付中都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相比之下，人民币的使用量当前可谓“微不足道”，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已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前提之下，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支付体系中所占比重份额之低令人大跌眼镜。究其原因，除了我国与世界经济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有别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我国对外贸易、结算支付体系处于弱势地位，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其中明显表现为中资银行跨境体系人民币支付和融资推广困难，数据显示，中资银行跨境负债越来越多的以美元计价，从2015年底的26%升至27%。

事实上，我国在推广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做出了多项努力，其中“一带一路”工程是重要的通过平衡国际收支，扩大货币净流出的手段，而“亚投行”相关项目，则通过本币对外援助或贷款的形势，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但人民币国际化他国动力仍有不足，我国央行与外国央行货币互换使用量规模较小，而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国家站在防控人民币世界货币体系抢占美元体系地位的角度，更有意规避人民币与其货币体系对接。

国际化机遇特殊难能可贵

虽然当前我国人民币尚不具备挑战美元国际地位的实力，也并未做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准备，但疫情给世界金融、贸易及政治带来的新变化则给人民币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了新机遇。首先，我国第二季度GDP增速如期在复工复产后得以转正，而对比美欧衰退预期，我国股市、债市等人民币计价资产成为金融市场“避风港”，离岸人民币流通规模和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其次，美欧等国通过“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货币流动性，但疫情恢复阶段收紧货币的政策恐难以在短期得到有效反馈，伴随着债务违约风险，其货币价值稳定性或遭质疑，反观我国货币政策当前较为理性，逆周期调节成果突出，财政政策虽然表现积极，但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专注于服务新经济实体，长远看未必增加债务风险，从而有信心保持汇率中期稳定，这为人民币提升国际信用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进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的建立；最后，疫情中断经济后，世界各国均在谋求新的贸易增长点，而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重要贸易市场，对贸易全球化有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的去全球化政策首要目的是资本回流，高筑贸易壁垒难有突破口，而中国复工复产后，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压力，势必强化与外国的互通有无，资源配置互换也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参与深度与广度。

综上所述，我国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重视程度和努力进取是显而易见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外贸的长期积累为当前特殊阶段应对挑战和机遇奠定了基础，而未来推动人民币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但是，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如何脚踏实地的解决并加大进取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相信人民币国际化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来源：第一财经

原标题：管涛︱改革比刺激更重要：以人民币汇率为例

5月底，全国两会顺利闭幕，揭晓了中国政府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底牌——“纾困+改革”的组合拳。会议没有提出今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却强调了就业目标。这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过去一段时间来，我总结中国政府应对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基本政策立场是：“改革比刺激更重要、就业比增长更重要。”在前期业界关于经济增速“保六”的大讨论中，上述观点发表于本人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专栏文章“稳增长的市场信心与政策定力”中。

市场通常关注的是短期政策效果，倾向于用能否让市场赚钱来判断政策的好坏。而改革属于结构性政策，是慢工出细活。这造成了市场与政策之间的预期差，进而影响市场信心、抑制市场表现。我长期从事外汇政策研究，其他领域了解有限，但万事同理。或许从人民币汇率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比刺激更重要的深刻内涵。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波动走势

众所周知，去年8月份，受中美经贸磋商进程反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16年底、2018年底和2019年5、6月份三次遇7不过后，终于跌破了7比1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人民币汇率贬值，而于业内人士看来，却是机制比水平重要。“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打开了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正是“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遭遇的一次大考。

1月20日之前，国内经济初步企稳、中美经贸冲突降级提振了市场信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重新升破7。然而，1月21日之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抗疫”模式，人民币汇率转而下跌。迄今为止，虽然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依然偏弱（见图1）。

如果去年8月人民币汇率没有“破7”，今年在诸多内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下，7这个关口很可能会反复被测试，7就变成了一个“水平”问题。如果说去年“破7”面临的是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的双重不确定性的话，那么，等到今年“破7”，面对疫情大流行、世界经济大停摆，同样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汇改不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所谓“最佳时期”。

去年汇率“破7”取得了超预期成功，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自由落体，反而出现了双向、宽幅震荡走势。去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大振幅为6.0%，虽小于上年的11.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四，较上年提高了一位。因为这八种货币的平均最大振幅由上年的11.6%降至6.6%（见图2）。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人民币汇率随着内外部形势发展变化，继续双向波动。3月初，曾经因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海外疫情蔓延加速、美元指数回落，一度重新升破7。之后，又因美股熔断、美指飙升，再度跌破7，延续至今（见图1）。尽管如此，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最大振幅仅有4.0%，在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最后，且远低于八种货币的平均最大振幅10.6%（见图2）。

当前，美元继续扮演了传统的避险角色，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均呈现弱势。年初至6月1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4种外币人民币交易的汇率中间价中，人民币对外贬值的有8种，幅度最大的也仅有3.3%（对日元）（见图3）。同期，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累计升值0.5%，最多累计升值4.5%（到3月23日美股逆转前夕）。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前5个月分别累计上涨1.9%和1.0%。

人民币汇率基本随行就市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

这及时释放了贬值压力，避免了贬值预期的积累。从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对美元交易隐含的汇率预期看，以中间价或收盘价跌破6.90为标志，可以观察到：第一次遇7不过的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2.63%；第二次遇7不过的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1.35%；第三次遇7不过的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日均贬值预期为0.79%；“破7”初期的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0.74%；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年1月21日至6月19日，日均贬值预期为0.43%（见图4）。

外汇市场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今年前5个月，市场结汇意愿增强，购汇动机减弱：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平均为67.4%，较去年12月份上升了5.9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2.7%，回落了0.9个百分点。同期，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各月均为顺差，累计顺差774亿美元，同比增加1.12倍。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承压并非因为境内外汇供不应求，而是各种消息面利空造成的市场情绪偏空。年初至1月20日，收盘价相对于当日中间价偏强的交易日占比为61.5%，1月21日至6月19日该项占比降至32.3%（见图5）。

而且，自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打破单边贬值预期以来，国内股市与汇市的关系也变得不确定，显示两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减弱。如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上证综指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之间（二者取自然对数，下同）负强相关性达0.638（俗称股汇双杀）；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间，二者负弱相关性为0.267；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二者转为正弱相关性0.095；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二者正弱相关性为0.372；疫情暴发以来至6月19日，二者又为负弱相关性0.451（见图6）。

需指出的是，尽管疫情暴发以来，国内股市和汇市再现同涨同跌，但与2015年8月份和2015年底2016年初的那两波股汇双杀性质不同。前两波股汇双杀主要反映了一个市场下跌酿成的市场恐慌向另一个市场的传染，而这次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一共性因素，引发了风险资产的同向调整。

更为关键的是，汇率灵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国集中暴发，故今年2月份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采取数量和价格手段，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引导市场利率走低。这并未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掣肘。至于3、4月份以来，中美利差重新走阔，主要反映了美联储无底线的货币大放水，以及两国通胀和经济成长的差异，导致美债收益率降得快、涨得慢（见图7）。

此外，正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体现了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以及人民币多边汇率稳定体现了非竞争性贬值的基本立场，故虽然今年人民币汇率创下近12年来的新低，但美方根据年初达成的经贸协议中的汇率共识，并未对中国提出“货币操纵”的质疑。

综上，将人民币汇率“破7”理解为贬值，来拉动出口、刺激经济，显然是将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中国经营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上）

文/余永定

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羊群效应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大量增加，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

为了抑制汇率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由2001年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高涨。“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成为2003—2005年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

次贷危机 “战略贬值”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整体比较低，平均利润率大约只有2%，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而政府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将会下降，进而导致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夭折。于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钉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便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持续、缓慢的升值过程。

汇率低估和缓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热钱涌入。中国的经常项目（贸易和劳务）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加，而双顺差又转化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事实上，自2002年2月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指数一路下跌。2009年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国得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好像有麻烦了。他们虽然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仍不太在乎，但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资产。减持美元势在必行，但有一个障碍，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贬值，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的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将受你摆布。”

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特别提款权）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早在1980年，美联储就推出过所谓替代账户。外国持有者可将国别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转化为以SDR计价的储备资产并存入替代账户，以后可根据需要再将SDR储备资产转换为国别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账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其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是改是留 “用脚投票”

可能与用SDR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受到冷遇有关，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此后人民币进口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长。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乐观。一些人预测，此后两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超过3万亿元。

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为人民币资产的潜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币的问题。美国是通过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果希望通过进口结算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中国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但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减少由于持有美元资产而遭受的损失，靠进口结算为海外提供人民币，显然是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并未相应推动人民币计价。显然，当时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的负债），是因为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演进也证实了这种推断。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推进，如像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那样进行货币互换，为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路线，似乎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等）。无论如何，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过程，应该由市场来推动。揠苗助长式的人为推动，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则不达。

进入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缓慢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失去了耐心，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突然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国内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声音，21世纪初以来，这种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大多数学者支持此举的主要理由是，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倒推国内改革：“你不改，我就用脚投票了。”

2012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兑换管制难以为继，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与利率、汇率改革协调推进。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遵循国际上公认的时序，即先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再谈资本账户开放（这里实际上是指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当务之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定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此时，围绕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是否要设定路线图与时间表问题，展开了新一波争论。许多官员和学者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完全可兑换。

2014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2014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之下。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811汇改” 方向正确

为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此次“811汇改”之前，多数人预期当年年内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可能达到贬值2%或3%的每日下限。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普遍飙升，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急剧增加，资本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贬值压力。

尽管启动汇改的时间没有选择好，但“811汇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央行在面对汇率大幅度下调时，没有沉住气。或许再坚持一两周，汇率就可能稳定下来，根据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经验，以中国当时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暴跌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执行了类似“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力图把汇率贬值预期按回“潘多拉盒子”。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明确，做市商的报价要参考前日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之内的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张明新著《穿越周期》推荐序，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刊发时文字略有删节。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再度转弱。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主要是由短期、阶段性因素引起，进一步贬值空间有限。在可控、有序范围内，人民币汇率波动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各经济体之间经济运行及政策差异，决定了双边汇率大体走势。然而，无论是经济增长的差异，还是政策环境的不同，都难以解释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现象。一方面，得益于较早较好控制住疫情，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并且受最新出台的政策支持，经济表现可能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另一方面，在非常时期，我国虽加大了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出台了一些非常举措，但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利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这表明经济增长、政策周期等趋势性影响因素并非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推手。

人民币贬值主要是由短期、阶段性因素引起。主要是美元走强，人民币被动贬值。

应看到，这些因素不具可持续性，其影响可能衰减。因美联储实施超大规模货币宽松及疫情冲击趋缓，美元指数难以进一步大幅走高。有鉴于此，再考虑中美经济增长、政策环境的相对表现，预计后续人民币继续贬值空间有限。同时，我国具有较为充裕的外汇储备，近年来在应对汇率波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政策工具储备充足，使得人民币汇率出现无序波动的可能性较小。

应该看到，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的波动是正常的、合理的，可控、有序的波动利大于弊。

一方面，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变化，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另一方面，汇率波动更多体现了市场化特征，符合人民币汇改初衷。

2015年汇改之后，外汇管理部门强调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显著增强，外汇管理部门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这均表明，人民币汇率展现出更大弹性符合政策导向。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双向浮动，也是提高宏观调控主动性和有效性的需要，有助于应对外部冲击。事实上，近年来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已得到展现。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