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火车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2日电（记者和苗）哥本哈根消息：丹麦中部地区2日发生一起列车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16人受伤。

丹麦警方当天召开发布会时表示事故具体原因尚在调查中。但据目前调查的情况初步判断，一列客运列车2日早上在行驶至连接丹麦西兰岛和菲英岛的大贝尔特桥时，迎面开来的一辆货运列车上的货物倾倒在铁轨上，客运列车撞上货物后紧急停车。这起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16人受伤。

丹麦火车公司在最新发布的新闻公报中确认，出事列车上共有131名乘客、3名工作人员。在事故中遇难的6人均为乘客。因未能与所有乘客取得联系，受伤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目前，从大贝尔特桥开往西兰岛方向的路段已恢复运营，但反方向路段因受事故影响仍被封锁。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与丹麦有关部门进行联系，目前尚不清楚死伤者中是否有中国公民。

责任编辑： 邱丽芳

中新社北京1月3日电 哥本哈根消息：丹麦中部地区当地时间2日发生一起列车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16人受伤。丹麦警方当天向中国驻丹麦大使馆证实，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该事故中伤亡。

当地时间2019年1月2日，丹麦尼堡，丹麦大贝尔特桥发生火车相撞事故，造成数人死亡。最新消息称，事故造成6人死亡。

路透社等媒体2日报道称，丹麦发生罕见列车事故，一辆行使中的客运列车与另一辆货运列车发生事故，致多人伤亡。多家媒体发布的现场图片显示，出事货运列车停在轨道上，其中一节车厢顶部防水油布翻起，一侧车厢壁严重损毁，露出车厢内堆放的货物，后一节车厢壁亦有一个大洞。

随后，丹麦警方通报证实，一列客运列车2日早晨在行驶至连接西兰岛和菲英岛的大贝尔特桥时，对面开来的一辆货运列车上的货物倾倒在铁轨上，客运列车撞上货物后紧急停车。事故造成6人身亡，16人受伤。警方已开展救援行动。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丹麦媒体报道称，事故发生后乘客迅速撤离，由于没能与所有乘客取得联系，受伤人员数字可能上升。丹麦电视2台援引出事列车上的乘客的话报道称，客运列车行驶过程中，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巨响，车窗玻璃碎裂，不少乘客“飞出”座位，跌到地板上。

丹麦火车公司发布公报确认，出事列车上共有131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在事故中遇难的6人均为乘客。因未能与所有乘客取得联系，受伤人数有可能上升。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对列车事故幸存者及其家人“表达最深切的同情”。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也发布公告称，列车事故令人深感难过，令刚刚结束圣诞及新年假期返回工作或家中的普通丹麦人生活受到影响。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发布消息称，使馆得悉消息后高度重视，启动应急机制，与丹方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核实中国公民伤亡情况，领事官员即赴事发现场核查情况。截至目前，尚未得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

使馆表示将继续跟踪有关动向，并在其官网公布了领保电话和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完)

丹麦火车事故致死6人

郑昊宁

丹麦一辆客运列车2日行驶期间发生事故，至少6名乘客死亡、16人受伤。

【“物体”撞击】

丹麦警方说，这辆客运列车当地时间2日大约7时30分在连接西兰岛与菲英岛的大贝尔特桥上行驶，遭“不明物体”撞击，紧急刹车。　　

丹麦国家铁路公司说，列车载有131名乘客和3名司乘人员。

丹麦电视2台报道，一辆货运列车事发时与客车相向行驶，货车车厢顶部的防水油布遭大风刮落，撞击客车。这一说法没有获得警方证实。

警方发言人拉尔斯·布雷姆霍乔2日晚些时候说，货运列车装载的货物可能撞击客车，造成“相当大损毁”，警方正调查这起事件。

丹麦嘉士伯啤酒有限公司发言人卡斯佩尔·艾尔比约恩说，一辆运载嘉士伯啤酒的货运列车关联这起事故。

多家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一辆货运列车停在轨道上，绿色车厢外部印有白色嘉士伯字样，其中一节车厢顶部防水油布翻起，一侧厢壁消失，露出车厢内堆放的啤酒箱，后一节车厢一侧厢壁有一个大洞。

丹麦事故调查局的初步调查显示，货运列车上的货物倾倒在铁轨上，客运列车撞上货物后紧急刹车。

【“罕见”事故】

乘客耶斯佩尔·尼尔森告诉丹麦电视2台记者，客运列车行驶过程中，他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另一名乘客海迪·隆贝里·聪布施同样听见巨响，随后“车窗玻璃碎裂”，不少乘客“飞出”座位，跌到地板上。

聪布施说：“我们运气不错。在我们前面的乘客没有那么走运。”

出事客车由位于菲英岛的欧登塞市驶往位于西兰岛的首都哥本哈根。丹麦媒体报道，受伤乘客和其他乘客撤离客车；由于没有能与所有乘客取得联系，伤员数字可能上升。

路透社报道，丹麦铁路交通发达，出现致死事故较为罕见。

大贝尔特桥是铁路和公路两用桥，横跨大贝尔特海峡，长度大约18公里。火车事故发生后，警方一度封闭大桥，数小时后恢复公路路段通行。（完）（新华社专特稿）

关键词：大贝尔特桥(Great Belt)、西兰岛(Zealand)、菲英岛(Funen)、丹麦国家铁路公司(DSB)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昨日（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

推上战场的普通人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

“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

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

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

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

“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

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

“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

“（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

“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死守

“八百壮士”的诞生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

“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永别了。”

捐助

民众的热望

“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走上去……”

“喂！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

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

“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

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

“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

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

“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

“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

“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

“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

“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用仅存右臂学习画画的张秋明

欲知孤军命运将会如何，请看本期封面专题《四百廿》第04-05版专题文章《劫波渡尽：炮火之外的四行孤军》，或继续关注本公号即将刊登全文完整版。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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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

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

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

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

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

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

老兵回忆

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

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

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

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

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

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

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

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

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

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

见证者：

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

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

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

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以及宋希濂的《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但这三篇文章的记述，不仅与当时报刊以及现存档案的记述不相符合，而且其他人对孙元良的记述，譬如张柏亭、恪敬、万方澄、余一苗、曹聚仁等人的记述不置一词，同时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也相互矛盾。但另一方面，孙元良自传《亿万光年中的一瞬》里面有明显美化回护自己的内容，因此也无法完全采信。

本文原载于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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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8版

「主题」B01丨四百廿：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主题」B02-B03丨孤军血战：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四行仓库战斗

「主题」B04-B05丨劫波渡尽：炮火之外的孤军

「主题」B06丨历史镜头中的淞沪会战

「主题」B07丨雨果·克劳斯：破碎的瓦勒小城与无尽地哀愁

「文学」B08丨探秘中国古动物馆：那些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

01:41

新华社哥本哈根8月8日电 这个夏天，71岁的丹麦人本特·伯格原本计划与妻子前往南法度假。由于新冠疫情，夫妇俩不得不取消行程，购买了两辆助力自行车，将行程调整为在丹麦国内骑车度假。

与伯格夫妇想法一致的人不在少数。

八成丹麦自行车销售商表示，疫情期间他们变得格外忙碌，自行车的销售量和维修量大大增加，甚至有些供不应求。一位销售商透露说，自2007年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就没有这么忙碌过。

与去年同期相比，丹麦人在疫情期间的自行车购买数量增加30%至50%，并且“牛市”极有可能维持到今年下半年。自行车销售商们分析，疫情影响了民众的娱乐休闲活动和出国旅游计划，他们除了将自行车作为日常通勤工具之外，同时把骑车作为一种娱乐、健身和旅游的方式。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右）骑着自行车。图片来自网络

为啥都爱自行车

说起来，丹麦人热爱骑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无论是首相还是平民，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全天候骑车出行。

丹麦人骑车通勤、接送孩子、装载货物、观光旅行，自行车的使用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几乎完全不受年龄、性别和天气的限制。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都能看到男女老少骑着自行车穿梭的身影。

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街头的骑行者。新华社记者林晶摄

那么丹麦“全民骑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除了地势平坦的地理优势和长期形成的自行车文化之外，良好的自行车基础设施建设是引导民众加入“骑车一族”的重要原因。

以多次上榜“全球自行车友好城市”的首都哥本哈根为例，有62%的居民骑车上班或上学，人均每日骑车距离为3公里。如果将哥本哈根居民每天的骑车总长加在一起，可绕地球35圈。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骑车是最便捷、舒适且安全的出行方式。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的骑行者。新华社记者林晶摄

在哥本哈根，自行车路权获得极大保证，几乎所有的主要道路都设置了与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完全分离的自行车专用道，交叉路口也配备了安全设计，最大程度保障骑行者的安全性。

为更好地连接哥本哈根城区和周边区域，哥本哈根建造起总长约为500公里的超级自行车道，保证骑行者从出发点到目的地都能够有“高水准”的骑行体验，包括最直接的骑行路线、尽可能少的停车次数以及足够大的骑行空间。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的骑行者。新华社记者林晶摄

此外，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有较好的连接性。火车和地铁上都有停放自行车的空间，如果目的地太远或者天气突变，可以随时携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这极大地拓宽了绿色出行的活动范围。

在哥本哈根的内港区域，还有几座极具设计感和实用性的自行车桥，将间隔开的不同区域联结在一起，形成连续的道路网系统。其中有几座桥非常有代表性，例如自行车专用桥“蛇桥”、自行车和行人两用桥“亲吻桥”和“圈圈桥”。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的骑行者。新华社记者林晶摄

手势规矩很讲究

由于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道路网，丹麦人骑自行车的速度也非常快。要在丹麦安全骑车，就必须严格遵循规定，使用正确的骑车手势，否则极有可能收到700至1000克朗（约合772至1103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

自行车骑车手势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在日出前和日落后，骑车时必须开启前后车灯；如果要在路口和街边停车，不能急刹车，而是要一边减速一边举起左臂，向身后的车辆示意自己即将停车；如果要右转，必须伸出右手示意，给过斑马线的行人让行，且红灯禁止右转；在丹麦骑车禁止直接左转，需要“二次过街”，即先直行过街到路口停下，等到相交路口交通灯为绿灯，再完成左转。

快速、灵活、安全、舒适、健康，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伯格夫妇这样的民众加入“骑行大军”，掀起一波新的自行车浪潮。（记者：林晶；报道员：于珂；视频：林晶；编辑：徐晓蕾、王申；剪辑：王玉珏）

第十二个人 Den 12. mann

制片国家/地区： 挪威

《第十二个人》是由哈罗德·兹瓦特导演的剧情片， 乔纳森·莱斯·梅耶斯、托马斯·古勒斯塔德 、玛丽·布洛克胡斯、维加·霍尔、马丁·基弗等参加演出。

影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扬·巴尔斯鲁兹的真实故事改编。1943年，英国向纳粹占领的挪威北部派出12名破坏小分队。当他们的船被德国人击沉后，唯一幸存的扬·巴尔斯鲁兹独自向中立国瑞典前进。然而，恶劣的天气可能是比纳粹巡逻队更大的敌人，扬·巴尔斯鲁兹最终结局如何又会如何呢？

冷峻严谨，一丝不苟，艰苦卓绝，历尽磨难。很久没有哪部影片令我如此震撼了，不论这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影片本身，都令我肃然起敬。影片的拍摄认真而严肃，演员心怀崇敬去重新演绎真实的历史人物。影片主人公以大大超出常人的意志品质，以顽强的生命力苦苦度过重重艰难险阻最终踏上胜利之路。尽管影片只有短短的135分钟，但在我看来就好像用半生的时间伴随着影片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无比漫长。这是唯一一部让我感觉极其精彩但观影过程又分外艰辛的影片，尤甚《荒野猎人》。尤其影片中主人公忍痛挥刀切断自己受伤感染脚趾的一场戏，深深感觉那刀是割向自己的肌肤！这种刺痛与绝望发自心底，几乎将自己击垮。影片结束很久了，心绪依然停留在影片强烈的氛围中，久久不能自拔。

白色严冬 Into the White

由彼特·纳斯执导，鲁伯特·格林特、大卫·克劳斯、弗罗里安·卢卡斯等人主演的一部战争片。于2012年3月19日在挪威上映。

这是一部反战题材影片。在严寒的挪威荒野的上空，英德双方的战机在一场激烈的空战中被彼此击落坠毁。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在严寒的冬季生存下来。尽管战争使他们成了敌人，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敌对状态很难维持。在对彼此的需要中，一种非常规的友谊开始萌芽。最后他们竟成了亲密的战友。无论如何，战争都是荒谬的。

《白色严冬》是一部特别简单的电影，简单到影片中甚至没有复杂的色彩，充斥着画面的，是天地之间的白雪皑皑。《白色严冬》是一部特别克制的电影，克制到影片中没有恢宏的配乐，音乐声淡淡地铺在画面之下。而就在这简单和克制的背后，更深更重的情感在流淌。

开战日 9. April

制片国家/地区： 丹麦

《开战日》是2015年03月12日Roni Ezra执导的一部电影，主演是拉斯·米科尔森、乔汉·菲利普·阿斯巴克、Gustav Dyekjr Giese、Pilou Asbk。

1940年4月9日清晨，德国军队穿过国界进入丹麦境内。丹麦日德兰岛的自行车连队和摩托车连队是最先抵御德军进攻的丹麦部队，作为先遣部队的两个分队原本等待后续援军支援，但命令改变让他们未能等来援军。在与德国军队实力悬殊情况下，不得不选择撤退守城。最终沦陷，政府投降。而抵御德国军队先遣部队在弹药匮乏、通讯失联情况下无奈的选择投降……

没有大战役陆海空的波澜壮阔，只有一个排几名战士在中尉带领对强势德军的抵抗。没有血战到底誓死抵抗，只有珍惜战友生命的同时节节防御。全片弥漫着淡淡的小国士兵的无奈与悲情，却是对战争中的个人最好的注解。

伯德街小岛 The Island on Bird Street

制片国家/地区： 丹麦 / 英国 / 德国

《伯德街小岛》是索伦·克拉雅布克森执导的剧情战争片，乔丹·基兹克和帕特里克·博金出演，于1997年上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用高墙围起来的犹太区的废弃大工厂里，里面的犹太人诚惶诚恐的生活和工作着，而且人数越来越少，因为纳粹时不时的就会进来把一些人带走，先是妇女儿童，再是老人，后来就要全部带走了，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在一次清剿中，一位父亲想让他的父亲和儿子逃命，就准备和纳粹拼命，可是由于有人告密，失败了，这时那位祖父为了让孙子活命，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他的小孙子暂时躲过了灾难，躲了起来，那位祖父留下的就只有大街上的一顶帽子了。

那个小男孩坚信他的父亲会回来找他，他坚守在那个废弃的工厂里，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小白鼠。人到了生存的极限就会爆发出不可想象的能力和智慧。我看片时，一直为那个小男孩揪着心，没有吃的，没有水，还要躲避纳粹和剩余侥幸躲起来的犹太人为生存而动的杀机。可是他挺过来了，甚至像鲁宾逊一样，有了一个自己的“树屋”，在那个高高的角落里，他透过一个小小的窗棂，一个望远镜里观察着外面“祥和”的世界……

“等我回来，不管出什么事，我会回来找你的，等着我……”。这是作为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承诺，也是小亚历克斯逃避纳粹的重重追杀，得以一个人独自支撑和生存下来的信念。在一片废墟之中，亚历克斯建造起属于自己的“鲁宾岛”，将火柴插在一个筛漏上作为记刻时间的见证，这是他的希望，是他的火柴天堂。一只小白鼠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和朋友，可以帮他寻找到废墟之中掩埋下来的食物。拒绝波兰地下党救他逃脱隔离区的生的机会，拒绝隔离区以外一个小女孩超越友谊的朦胧的好感的援手，执迷地坚守在那片废墟当中，执着地等待着，只为着一个信念——等待爸爸回来找他，因为他知道，爸爸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知道的。

无名战士 Tuntematon sotilas

制片国家/地区： 芬兰 / 比利时 / 冰岛

《无名战士》是阿库·卢希米斯执导的战争片，伊诺·阿霍和约翰内斯·霍洛佩宁出演。

影片改编自1954年同名畅销小说《无名战士》，讲述了一队芬兰士兵在苏芬战争中的故事。

不得不说，欧洲人的战争片拍得比美国人明白多了。思维的复杂化是需要时间和历史积累的。你想做英雄，我不在乎，我该趴着时趴着，该前进时前进，我们来这不是为了被杀，而是杀戮。战争哪有对错。这很北欧。

欧洲特快车 Europa

制片国家/地区： 丹麦 / 法国 / 德国 / 瑞典 / 瑞士

《欧洲特快车》是由拉斯·冯·提尔执导，让-马克·巴尔、巴巴拉·苏科瓦领衔主演的剧情片。

“破浪而出"的丹麦导演拉尔斯．冯．特里厄扬名国际影坛的代表作，曾获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及高等技术委员会奖。

男主角是德裔美藉青年凯斯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从未涉足的祖国。他原是一个和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希望以中立的态度来看待战后的欧洲人民。不料叔叔安排凯斯勒在一列火车上当列车长，使他有机会深入欧洲各地，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而揭破了和平口号与人道主义的虚妄。而他爱上的铁路公司老板千金，更是一名纳粹主义的支持者，更使他陷入了两难之境。

导演拍出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魔幻写实色彩，镜头运用大胆，使观众仿佛进入催眠状态之中，是一部个人艺术风格强烈之作。

在这部色调大胆、电影语言新颖的影片里，提尔为影迷展示了一副光怪陆离的“欧洲浮世绘”。虽然影片在形式上大有令人目眩头晕的缺点，但是这种魔幻写实主义的手段的确完整地反映出了导演要表现的“乱世欧洲”的主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该片的形式和主题达到了完整的统一。而且，冯·提尔还在影片中安排了大量的不同言论，让理想主义者看到了理想的虚妄与漠然。

瑞典-丹麦Eurail瑞典-丹麦通票：283欧元起，可无限次乘坐这两个国家的列车。旅行天数最多为10天，有效期限为2个月。从童话的国度丹麦至有着深蓝色港湾的瑞典，北欧璀璨的文化与景观定会让旅客无法忘怀。国际列车：每20分钟一班哥本哈根开往马尔默 (Malm) 的列车。

该列车驶经厄勒海峡大桥 (resund Bridge)，30分钟内即抵达瑞典。直达列车（SJ高速列车）则从哥本哈根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瑞典-挪威Eurail瑞典-挪威通票：232欧元起，可无限次乘坐这两个国家的列车。旅行天数最多为10天，有效期限为2个月。

仿效千年之前的维京商人，来一趟刺激的冒险之旅，国际列车：列车运行于奥斯陆、斯德哥尔摩与哥本哈根之间以及特隆赫姆-奥勒-厄斯特松德和纳尔维克-基吕纳-博登-斯德哥尔摩路线上。Eurail瑞典-芬兰通票：287欧元起，可无限次乘坐这两个国家的列车。

旅行天数最多为10天，有效期限为2个月。无论是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或赫尔辛基或芬兰，使用该通票，旅客可以彻底探索这两个国家秀丽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和艺术景观。瑞典-德国国际列车：旅客可从柏林搭乘柏林夜间快车 (Berlin Night Express) 前往马尔默。

必须提前预订。Eurail瑞典通票：258欧元起，旅行天数最多为8天，有效期限为1个月。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除了设计简朴柔美的家具之外，还有很多更值得品味的艺术。马尔默是个令人惊叹的艺术画廊，汇聚了无数前卫设计。首都斯德哥尔摩因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和社会平等闻名。在拉普兰北部，萨米族人仍在依靠放养驯鹿为生。

玫瑰花作为爱情最经典的代名词，和情人节简直就如同绑定了一般

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每年情人节都是满大街玫瑰花束，看多了未免就腻了

想要摆脱俗套？不如让玫瑰来个“变身”，一款由中国原创设计腕表品牌联合国外设计师共同打造的玺佳R系列·丹麦玫瑰石英表，带你定格美好定格爱情

丹麦设计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也被认为是高品质和实用性的代名词，著名的公司和品牌乐高、B&O和乔治·杰森，就是这些丹麦设计代名词在今天最好的体现

Holscher Design就诞生于这个设计国度！Holscher Design作为斯堪的纳维亚最知名、屡获殊荣的设计机构之一，有着40年+历史、70+设计大奖，也是丹麦设计的代表之一

他们的作品对于全球的设计风格都有着强烈影响力，尤其在丹麦，Holscher Design设计的作品，遍及每家每户！甚至连丹麦女王Magrethe，王储Frederik，王妃Mary的城堡中也随处可见

比如丹麦Dline的门把手；丹麦胡桃木的烛台；意大利FLOS的照明设备；丹麦 Sor Furniture的厨房；法国/丹麦的AfaJCDecaux公交候车站；Aarhus的火车站和轻轨；丹麦公司外的桌子和长椅；

这支丹麦玫瑰石英表，就是由才华卓越的Holscher Design机构和玺佳共同打造！设计这只表的初衷，是因为一直以来，玫瑰象征着爱情，也是女性最受欢迎的鲜花之一，但由于时间原因，鲜花比较容易凋谢

所以从最开始，双方设计师就在思考，如何将玫瑰与时间相结合，并且永久停留在腕间，才有了这款丹麦女表

从正面看，独特的层叠花瓣表壳，让整个手表像极了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美到窒息~

这看似精致美好的设计，背后却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 设计花型表壳包括字面，在设计表现时，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太写实，会落入俗套，如果不写实，太抽象，又会让人感觉不到玫瑰花型，从而失去了表达真爱的意义，所以在整个设计上的调整，达数十次之多，历经2年多时间

而且整个表壳是由三件套叠加而成，所以在对位形成花型上，难度非常高，所需时间比平常单层表壳，至少要增加一倍的时间

其次，通常手表都是单壳单圈，丹麦女表采用的是多壳多圈，在内部表盘都是双层，底层是贝母，上面是镂空，独特的风格带上街绝不轻易撞表

花瓣异形的小斜边，也比普通的圆形或者方形在工艺上要更复杂，打磨要求也更高，但凡有一点瑕疵，都只能当失败品销毁，所以丹麦玫瑰石英表的成品率只有40%，你收到手的每一份都是难得的幸运

有意思的是，表盘内部还设计有贝母，贝母将海洋的静谧、雅致，以最佳的方式呈现于腕表上，其闪烁的虹彩光泽效果十分迷人

而且贝母经加工处理后镶嵌在表盘上，外有表壳遮罩，不易氧化，较耐用，给腕表带来永恒不变的美

贝母的纹路，在不同的角度和明暗交错的光线下，会显得层次不一，所以每一枚表都是独一无二的哦

手表再好看，也还是要讲究实用性的，这款丹麦玫瑰石英表机芯采用的是日本原装MIYOTA超薄机芯，走时相当稳定！可以伴你度过漫长岁月

表镜采用蓝宝石玻璃镜面，耐磨耐刮，不小心碰到尖锐的物品也不留痕迹、不会刮花

纯粹干净、透明度高，不仅看时间清楚了然，连每贝母折射的光芒都清晰可见

还不易积尘积垢，戴的时间再久也不会雾面模糊

时针对准的是竖条罗马刻度，非常有复古经典韵味、仿佛一秒穿越到罗马假日~

八角形表冠，像鑲嵌一顆琢面切割的蓝宝石

后盖还贴心设计有一朵玫瑰，更显质感

30生活防水功能，平时做家务、洗漱都不用特地摘下来，实用性很强~

玫瑰石英表表带有两种选择，编制钢带的米兰表带，戴在手腕上精致又不失大气，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风格

你要是厌倦了戴“大金表”，可以换上皮带，采用进口头层超柔小牛皮，给你手腕最贴心的守护，日常也是时髦又百搭

一般来说，女表的价位在市面上不算太高，但也不会太低，如果要买一支做工性能各方便都比较好的，像大家普遍知道的阿玛尼、DW、迪奥都要几千或上万

而这支集合国内外顶级工艺的丹麦玫瑰手表！官方原价要1099，现在我们七夕活动价只要979！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最最最重要的是！此次下单还送价值599元的专属定制玫瑰项链，镶嵌施洛华士奇水晶，真的是性价比巨高，超值啊！

项链的做工是手表的一致的，非常高级，精工镶嵌的施洛华施奇水晶，衬托肌肤光泽，质感细腻，行走的高级感

礼盒包装也非常高级，经典LOGO和一朵大大的玫瑰点缀的精致盒面，愿收到它的你“生如夏花，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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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七夕，期待你给她不一样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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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日，丹麦大贝尔特桥发生火车事故，造成数人死亡。最新消息称，事故造成6人死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媒体报道，受大风影响，一辆货运列车上的防水布撞上桥上的客运列车。

当地时间2019年1月2日，丹麦尼堡，丹麦大贝尔特桥发生火车相撞事故，造成数人死亡。最新消息称，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

综合外媒报道，1月2日有数人在丹麦大带桥发生的铁路事故中丧生，丹麦公共广播公司TV2和其他丹麦媒体将这一数字定为6人。

这座桥连接着丹麦的西兰岛和菲英岛，是丹麦岛屿间最重要的交通线。据报道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这辆载有131名乘客和3名列车乘务员的客运列车正驶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而一辆货运列车上的防水油布朝向相反的方向撞上它，促使它突然刹车。“我们可以证实六人已经死亡，”一名值班人员告诉法新社。警方称，目前这座大桥已经关闭，禁止火车和车辆通行。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由于该地出现一场严重风暴导致紧急救援服务很难到达火车事发地点。目前丹麦警方还未公布真正的伤亡情况。目前丹麦警方已在尼堡市建立了一个安全疏散中心，供火车上的乘客使用。丹麦警方在其新闻稿中写道，将会为乘客提供心理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