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英国投资移民

由于爱尔兰与英国的一体化特殊关系，英国法律明确规定：爱尔兰与英国同属于共同区域“Common Travel Area”地区，在英国国籍法中，爱尔兰公民被划为本国人范畴。爱尔兰公民在英国可以自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不受签证限制，能享受英国和欧盟的双重社会福利。

正是因为这个，在英国脱欧之际，英国人无法忽视作为欧盟国——爱尔兰的护照给自己带来的便利。

受脱欧进程影响，2018年爱尔兰护照申请破纪录，共签发822581本护照！仅英国就收到近20万份申请。

据统计，护照事务处2018年收到的申请中，84855份来自北爱尔兰，98544份来自大不列颠，占到2018年爱尔兰护照申请总数的22%。

与2017年相比，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申请数量增加了逾五分之一，英国人之所以申请爱尔兰护照是希望在英国脱欧后能够保留在欧盟国家通行自由的权利。

在英国以外，纽约是爱尔兰领事馆收到护照申请最多的城市。紧随其后的是堪培拉、比勒陀利亚、旧金山和渥太华。

一、爱尔兰移民的优势

1、纯正英式教育，毕业可直接申请英国名校

作为六大传统英语母语国家 (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之一，爱尔兰实行纯正英式教育体系。在爱尔兰生活、学习或是工作都可以自如的用英语沟通交流，不需要为学习小语种而担忧，十分便利。

在爱尔兰的中学读书，所获得的学分英国完全承认，同时爱尔兰也承认英国的学分。由于两国教育体系一致，所以英国高校对爱尔兰和本地学生的录取机会是相同的。

另外在爱尔兰，拥有合法身份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就读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学费也仅为英国的1/3。目前英国寄宿学校的平均学费为每年30651英镑。

2、爱尔兰另一个代名词是“税务天堂”

很多人都这样说：“说起爱尔兰的优势，印象深刻的便是他们的税收政策。爱尔兰是全球公司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爱尔兰将企业所得税税率调至12.5%并保持至今。即使在欧洲，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远低于欧洲23.2%的平均水平。爱尔兰汇聚了超过50%的世界顶尖金融服务公司，称为“欧洲硅谷”。

IBM2017全球趋势报告显示，爱尔兰连续六年被评为吸引高额FDI（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全球众多知名跨国企业都把爱尔兰定位为其欧洲投资基地和总部，例如：微软、苹果、谷歌、Facebook、英特尔等。

爱尔兰良好的商业环境不仅适合移民，更适合投资，将投资移民合二为一，也成为不少办理爱尔兰移民者的首选。

因担忧英国脱欧后对自身业务会造成重大冲击，许多公司正在推进向爱尔兰搬迁计划，不管脱欧结果如何。爱尔兰预计将会授权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允许他们将业务从伦敦迁往都柏林。

一名爱尔兰官员表示，爱尔兰央行正在审核100多家金融机构的申请，其中多数涉及资产管理、投资和保险领域。

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美国美林银行(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等机构已获准在都柏林扩张业务。巴克莱在爱尔兰的业务资产将有大约2500亿欧元，而美林银行将有500亿美元。

爱尔兰投资发展署负责人Martin Shanahan表示：“预计从现在至三月底我们将看到更多的金融集团通过审批。”

Shanahan强调了金融集团面临的决定，迄今为止，金融集团一直依赖与欧盟护照的便利度，从英国大本营向欧盟其它地区销售产品。如今英国脱欧未达成协议，这些集团将在下一个10年失去这些权利。

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有望成为此前总部位于英国的金融机构的大本营，为欧盟客户提供服务，而在金融服务公司搬至爱尔兰的同时，制药和法律等行业的集团也跟紧了步伐，纷纷迁至爱尔兰。

二、爱尔兰投资移民申请条件

1、主申请人年满18岁；

2、拥有100万欧元以上投资资金；

3、家庭资产达到200万欧元；

4、获批后1个月内完成投资；

5、投资保持至少3年；

6、无犯罪记录。

三、爱尔兰投资移民适合哪些人

1、一步到位获得绿卡，但无法到移民国居住的人

不少喜欢英国的申请人不能移民英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能满足英国的移民监（英国投资移民转永居需每年离境不能超过180天）。

而爱尔兰投资移民是一步到位拿到永居身份，没有移民监，每年只需要去爱尔兰登陆一天即可，轻松省力，并且各种福利和爱尔兰公民一样。

2、想让孩子享受纯英语教育

爱尔兰是六大英语国家之一，实行纯正的英式教育体系，并且当地公民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无论公校还是私校教育水平也很高，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未来名校，都有更多选择。

而在英美等教育强国移民政策纷纷缩紧的情况下，如果子女正处于留学的关键时期，那么选择英语环境的爱尔兰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3、想简单办理移民、拿身份的人

很多申请人遭遇过美加澳新等大国拒签、排期等情况，有迫切拿的身份需求，想申请简单的项目可以快速拿身份，爱尔兰无排期、获批周期较快、不设配额等优势满足了很多申请人的需求。

4、以后想去英国、欧盟国家居住生活

英国投资移民和欧盟护照的投资一般要求的投资额都比较高，对于申请人也有资金来源、移民监等要求，对于不满足英国、欧盟等移民要求的申请人可以考虑移民爱尔兰。

住满5年后就能免入籍考试拿爱尔兰国籍、欧盟护照，拿到爱尔兰国籍后就相当于英国的永居，可自由居住在英国或者欧盟的其他国家。

2019年，爱尔兰投资移民加强了审核力度、增加了材料要求，但是项目依旧没有配额，没有排期，获批周期较快，不需要申请人提供纳税证明，这仍是爱尔兰投资居留计划的一大优势。

四、爱尔兰移民投递窗口期

2019年3月4日-3月8日

2019年5月20日-5月24日

2019年8月19日-8月23日

2019年10月21日-10月25日

第一次窗口期3月4日-15日现已经开放，有意向移民爱尔兰的申请人抓紧时间了！鉴于变化的材料要求，投资移民客户必须相较以往情况需在专业团队指导下提前开始准备材料，才能如期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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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一个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的国家，很多人都想要移民英国生活，那么你知道英国投资移民需要什么条件吗？

一、Tier1Investor投资移民

适用：高资产人群家庭成员，投资导向

200万英镑直投-英国投资移民签证适合意欲通过在英投资而移民的人士。申请人需持有至少200万英镑的资金，5年后可获得永居权利。

2019年英国投资移民申请条件：

1、申请移民的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周岁，配偶及未满18周岁的子女可随行

2、所有申请人无犯罪记录

3、所有申请人体检合格

4、投资200万购买国债、公司债或股票；为期5年，5年后收回本金和收益

5、申请人名下拥有200万英镑的可流动资金，并合理解释来源

英国投资移民优势：

投资移民政策往往都需要申请人对自己的资金来源进行解释或证明，保证自己的投资资金是合法所得，这样才能更容易获得审批。对于英国200万英镑投资移民项目申请人来说，能够在指定的英国银行存足3个月，银行出具符合移民局要求的证明信和3个月银行流水，那么递交签证申请时就不需要向移民局解释资金来源。

英国的教育、社会福利和生活环境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英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有最好的私立贵族教育，有约20%的世界百强名校，孩子能够在公立学校免费就读，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获得全面发展，不需要面对国内激烈的高考竞争就能大概率的考取优质高校。在社会福利方面，英国有引以为傲的NHS，申请人及其家人都能够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小到感冒药，大到住院手术，几乎免费！

几千年的沉淀造就了英国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成就。有繁华和优雅并存的伦敦；有誉为“文学之城”的爱丁堡；有整座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巴斯，英国虽然不大，可是每个地方都值得细细品味。

另外，随着“中英黄金时代”的开展，中方在英的多项投资促使中英生活习性的差距逐渐缩小，新移民能够短时间地轻松适应英国生活。

英国投资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安全，还有孩子的教育、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的全方位保障。

来源：金融界网站

全球疫情累计确诊突破2000万，印度增速最快

截至8月10日，官方估计全球新冠确诊人数达到2000万，死亡人数接近74万；自6月下旬第一个1000万以来，仅仅过去不到一个半月。过去三周以来，全球每日新增确诊大约为25万，死亡人数约5000人；美国、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的确诊人数分别突破了500万、300万、和200万，印度已经连续多日成为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并有望在9月份超越巴西。南亚、东南亚、东欧和南非以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当前病例增长最快的地区。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显示，截至8月7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76个，比上周增加3个，55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比上周减少5个。恢复期国家中确诊病例显著增加趋势仍然比较明显，预示着更多恢复期国家有可能在近期因为疫情反复退回到低谷期，全球处于低谷期国家的经济总量仍高于恢复期国家。

疫情的反弹影响了部分恢复期的国家，其总体经济活跃度下降了近0.5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亚洲除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活跃度下降最为显著。

资金流入腰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经济举步维艰

发展中国家除了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匮乏、债务高悬的问题。早在3月份，罗汉堂的三位学术委员就联合众多学者一起呼吁G20国家降低发展中国家地债务，过去几个月来，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是，同期原本潜在流入这些国家的资金降幅严重，这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外国直接投资（FDI）、国际汇款和官方发展援助（ODA）。

外国直接投资（FDI）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20％，外国直接投资降幅可能高达40％，并将在2021年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球FDI流量将达到过去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分地区看，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地区，2019年FDI流入下降了5％，至4,74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流入量的30％以上。但新冠危机中的封锁和工厂停工严重影响了亚洲的供应链和生产，预计2020年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多达45％，但不排除少数率先回复的国家（例如越南）能获得较小的投资增幅。

非洲在2019年就已经面临直接投资下降的问题，流入量下降了10％至450亿美元。在新冠疫情和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低迷的双重冲击下，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趋势加剧。UNCTAD预测，2020年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收缩25％至4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19年FDI增长10％达到1,640亿美元。但新冠疫情加剧了该地区政治和社会动荡，加上经济和债务的结构性劣势，该地区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对外国投资的吸力大幅降低，UNCTAD预测2020年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预计将从去年的1640亿美元减少一半。

国外汇款

向发展中国家汇款一方面是众多移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是支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大量资金流入。全球范围内，2019年汇款总额达到7140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FDI），接近全球GDP的1％。至少有60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占GDP的5％以上。印度是最大的汇款接收国，金额达830亿美元；尼泊尔、塔吉克斯坦等低收入国家汇款占GDP的比例高达30％以上。

疫情对旅行、贸易和经济活动前所未有的限制使得很多国家都处于全职工作和工作限制的状态，，导致了发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急剧下降。移民工人及其家庭，其中许多人依赖从国外汇出的汇款，预计将遭受严重打击。世界银行估计流向最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将减少近20％（约1,100亿美元）。

移民原本是低收入国家居民应对经济周期中困难时期的适应手段，但据估计有75％的移民在疫情到目前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作，这将扩大问题的经济影响。例如一些海湾国家的潜在经济衰退有可能引发来自中东，北非和东南亚的移民劳动力外流，加剧这些低收入国家的失业，给其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增加更大压力，甚至有可能加剧难民危机。因此，在一些欧洲国家，学者呼吁为移民工人提供更多支持，同时建议减低汇款费用。世界银行也敦促各国为移民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护体系。

国际发展援助

经合组织国家是全球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捐赠国，过去20年来这一资金来源提升了约150％。但新冠危机中捐助国自身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公共财政状况恶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援助支出的减少。本周英国政府宣布，由于冠状病毒危机的经济影响，英国今年将削减全球援助预算29亿英镑；预计2020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从捐助国获得的总援助减少约250至300亿美元。总体而言，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两年内损失相当于其当前每年发展支出的10％。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的第一个1000万主要来自北方国家，第二个1000万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可以预见到的是第三个1000万中的更大部分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世界银行等国家多边机已经承诺在2020财年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入，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和总量可能约4000亿美元的各类海外资金流入降幅相比仍存在巨大的缺口。这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并将在未来几十年产生后果，严重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应对疫情的进程中，进一步帮助维持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性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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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回顾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分析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来探究我国工业机器人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预测未来演变进程。

一、工业机器人自然驱动力：人口结构变化&用劳成本激增

人口结构改变和用劳成本激增往往是各个国家工业机器人数量增长的自然驱动力。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必定会对劳动力数量产生更高要求，而当劳动人口占比减少时，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力数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用劳需求，工业机器人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品便应运而生。而用劳成本激增作为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结果持续推动工业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带动工业机器人数量持续增长。日、韩、德等作为全世界工业机器人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工业机器人产业初始发展的诱因均为人口结构的变化。

（1）日本：人口老龄化使机器人登上工业生产舞台

1967 年，川崎重工业公司从世界第一家机器人企业美国 Unimation 公司中引入了机器人及其相关技术，并由此建立了生产车间，次年成功研制出第一台川崎工业机器人。随着日本经济年增长率的提高，日本的劳动力远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工业机器人的出现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日本婴儿潮逐渐褪去，1975年前后日本劳动力人数增长放缓，工业机器人开始萌芽发展。1985-2000 年日本工业机器人保有量长迅速，从 9 万台增长至 39万台，呈现出早期高速发展的态势；2000-2008 年期间，保有量基本保持平稳，在 35 万台水平左右；2008 年后，日本制造业逐渐向国外转移，下游需求减少致使日本国内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开始逐渐下滑。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生产需求旺盛。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以钢铁和煤炭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以美国作为样板，故为此所需要的技术，也可不必自己从头开发，将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产品化，因此日本迎来经济高速增长。

1960 年日本 GDP 仅为 443 亿美元，1980 年上升至 11054 亿美元，CAGR 高达 17.45%。这一期间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维持在 37%-43%的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工业生产需求如此旺盛，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不断扩大。

劳动人口占比下滑，与快速增长的 GDP 形成反差。1945 年战后，500 多万青壮年退役军人和移民返乡者掀起日本的婴儿潮，1945-1949 年人口出生率高达 33%以上，1950-1954 年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 20%以上的高位。总体来看，1945-1954 这十年间日本人口出生率平均在28%左右，13 岁及以下人口平均约为 2700 万，占总人口的 32%，这一批婴儿潮使日本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劳动力人口数快速上升。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60 年代婴儿潮逐渐褪去，因此从 1975 年前后开始，日本劳动力人数增长开始放缓，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与之前相比有所下降。劳动力人数比重的下降与当时 GDP 的高增速形成强烈对比，劳动力的不足难以长期支撑日本当时向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政策。

1969 年，日本人口总数为 10,317.2 万，15-64 岁人口数为 7,122.4 万，劳动力人口比重达69.03%，位居世界第一；1977 年人口总数为 11,386.3 万，15-64 岁人口数为 7,682.9 万，劳动力比重降至 67.47%，排名降至世界第五。1970 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比例已经超过 7%，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65 岁老人占总人口的 7%则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1970 年日本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

1990 年之前，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缓慢上升，从 1960 年的 5.62%上升至 1990 年的 11.87%，该时间区间内拟合直线的斜率为 0.20。而从 1990 年开始，日本 15-6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滑，与此同时，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拟合直线斜率变为 0.57，日本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劳动力供不应求，加之政策扶植，助推工业机器人早期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趋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企业用工情况雪上加霜。这时恰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Unimate”刚诞生不久，虽然技术尚不成熟，但迫于劳动力短缺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再加上日本政府出台多条政策推动工业机器人的普及，日本企业纷纷开始使用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的数量逐渐快速增长。

80 年代开始日本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及出货指数快速上升。1980 年在日本被称为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产值较 1979 年增长 85％，达 784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8 亿元），产量达 19900台，形成了一个新兴产业。1983 年，日本工业机器人生产者出货指数为 10.20（2010=100），1990 年上升至 66.50，CAGR 为 30.71%。

同时，日本 1985 年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为 93,000 套，约占世界工业机器人保有量的 70%，1990 年保有量为 274,210 套，10 年间增长了 194.85%，是当时世界上工业机器人产业最发达的国家。

人口结构变化致使劳动力供不应求，继而导致制造业用工用劳成本提高，持续驱动工业机器人数量稳步增长。大量劳务需求与短缺劳动人数形成的冲突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比例，作为降低生产成本的解决方案。日本与德国作为全世界工业机器人产业较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其工业机器人第二阶段的发展均受益于劳动力成本上升。

劳动力增长见顶，用劳供不应求导致制造业人均薪酬持续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日本以煤炭、钢铁、电力为代表的工业部门继续发展，因此对制造业雇员一直有着较大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及应用逐渐进步，日本在 2005 年之前工业机器人保有量持续处于高位。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乏力，另一方面用劳需求远远超出日本现有的劳动力总数，因此制造业雇员的人均薪酬增速明显快于雇员人数的增速。同时，由于当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泡沫，员工薪酬水平与物价水平的同步快速上升。但同期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薪酬差距在 1990年后明显快速拉大，我们认为制造业用劳供需冲突不失为导致用劳成本激增的主要原因。

制造业人均薪酬持续走高，明显高于非制造业人均薪酬。1990年制造业人均薪酬为360,459日元/月，非制造业人均薪酬为 321,402 日元/月，二者之差仅为 39,057 日元/月（1990 年汇率约为 100 日元兑 4 元人民币），制造业人均薪酬高出非制造业人均薪酬 12.15%。随后这一差距不断扩大，1995 年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人均薪酬差距高达 42,674 日元/月，制造业人均薪酬高出非制造业人均薪酬 12.30%；2000 年制造业人均薪酬为 393,174 日元/月，非制造业人均薪酬为 327,039 日元/月，差距高达 66,135 日元/月，制造业人均薪酬高出非制造业人均薪酬 20.22%。

2007 年之后，较为成熟的工业机器人技术和使用机器人带来的较高性价比，使企业的用劳需求得以解决，期间叠加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制造业雇员人均薪酬才逐渐下降至约 32 万日元/月，与非制造业雇员人均薪酬的差距也逐渐下降并维持在 5 万日元/月的水平。从 2006年之前薪酬变化的原因来看，1990 年之前薪酬的快速增长是就业人口占比下降造成的，这导致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几乎同步同幅的薪酬增长，而 1990 年之后制造业薪酬震荡上行，而非制造业薪酬增速明显放缓并逐渐下降，制造业与非制造业薪酬差距逐渐拉大，薪酬差异会使劳动力逐渐向高薪酬的制造业转移，与此同时也会促进工业机器人这类性价比较高的劳动力替代产品的发展。

用劳成本提高使工业化生产的需求愈发迫切，推动工业机器人实现跨越性发展。一方面，迫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对公司利润空间的挤压，日本企业纷纷选择继续扩大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从 1970 年到 2000 年，工业机器人从液压助力控制转变为电动助力控制，并逐渐加入视觉识别、力学控制等，各项研究成果不断进步，并成熟应用于工业机器人产品，因此日本工业机器人密度在此阶段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1985 年日本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103台/万名工人，此后十五年持续增长，1990 年、1995 年、2000 年分别为 282、362、385 台/万名工人。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日本工业机器人数量增长停滞。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出于地理环境及对经济的综合考量，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日本逐渐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以及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东南亚国家，在此期间日本国内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加之 2008 年遭遇金融危机导致制造业人均薪酬大幅跳水，日本本国由用工荒带来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增长基本见顶，日本工业机器人密度在 2005 年达到顶峰（409 台/万名工人），近十年用劳供需出于较为平衡的状态，工业机器人密度稳定在 330 台/万名工人左右。

（2）德国：工业制造强国与高用劳成本的冲突

与日本相似，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相对处于较高水平驱动德国工业机器人蓬勃发展。德国制造业之所以称霸全球，其背后是德国拥有极高的机器人自动化应用水平，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德国就开始了“机器换人”的过程。德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始终呈现逐年稳步上涨的趋势。

德国工业机器人从 1980 年代起步发展，1985-2000 年德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增长迅速，从 8800 套增长至 91184 套，CAGR达 16.87%；2000 年以后人口结构变化加速，叠加用劳成本的增加，德国工业机器人持续平稳增长，2015 年保有量增至 18.3 万套，CAGR 为 4.75%。

2000 年前后德国人口结构变化加速，催生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从 2000 年开始，德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速提高的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迅速下滑，人口结构的改变作为一个诱因催生工业机器人的发展。

德国制造业产业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相应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1995 年，德国出台《制造技术 2000 年框架方案》，把“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制造业的现代化”作为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成功实现产业扩张。2000 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4,333 亿欧元，2010 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5,051 亿欧元，十年间增长 17%，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 2000 年德国劳动力人口为 4044 万，2010 年劳动力人口为 4247 万，十年间仅增长 5.0%，制造业增加值的高增速与劳动力人口的缓慢增长形成强烈对比。

德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紧缺紧随人口结构改变而来，并直观的表现在制造业雇员的薪酬水平上。1996 年德国工业劳动力成本为 24 欧元/小时，欧盟工业劳动力成本为 14.8 欧元/小时，德国工业劳动力成本高出欧盟工业劳动力成本 62%，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迫使德国企业转向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

随着工业机器人逐渐普及，德国劳动力成本虽然仍在上升，但与欧盟劳动力成本的差距逐渐缩小，2000 年德国劳动力成本高出欧盟平均水平 55%，至 2010 年该差距降低至 35%，并随后逐渐平稳在这一比例，工业机器人的渗透一定程度上为减缓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

德国劳动力成本提高，驱动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增加。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德国传统四大支柱产业，德国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20世纪 90 年代德国不断走高的用劳成本挤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一方面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为了树立“德国制造”金字招牌，德国企业继续扩大工业机器人在以上行业中的应用。2000 年德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为 91,184 套，2010 年达到 148,256 套，CAGR 达 5.0%；2010年全球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为 1,059,162 套，德国占比达 14%。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雇员薪酬增加，用劳成本提高都是德国持续推动工业机器人替换劳动力，使工业机器人实现跨越性大发展的驱动力，现如今这些因素也仍驱动着德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

（3）韩国：高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

回顾韩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史，可以发现 1990 年前后是其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时点，大量工业生产与用工用劳需求产生矛盾。与日本相似，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工业机器人从无到有，也是经济快速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契机。

1990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开始起步发展，随后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1990-2000 年在 GDP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矛盾的影响下，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从 3020 套增长至 37988 套，CAGR高达 28.81%，至 2018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达到 30 万台。受益于韩国汽车&3C 产业发展，工业机器人需求量高企，2010 年以后韩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增速仍保持较高水平。

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 GDP 迅速提升。20 世纪 60 年代初，韩国积极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促进加工工业，增加出口创汇，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加快了工业化和现代化。20 世纪 90 年代后，为了将其原先的政府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优化产业结构，韩国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新一轮调整，利用发达国家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结合本国国情，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升级，经济迎来快速增长。

1990 年，韩国 GDP 总量为 191.38 万亿韩元，人均 GDP 为 6516 美元，中国为 317 美元，韩国人均 GDP 约为中国的 21 倍。2000 年韩国 GDP 总量增长到 651.63 万亿韩元，复合增长率高达 13%。

70 年代，韩国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目标直指造船，汽车生产，钢铁，化工等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为韩国经济发展的带来了前所未有速度。随后，韩国主要依靠出口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电子，船舶，汽车和钢铁等制成品是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1986 年现代汽车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进军美国汽车市场。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工业机器人的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韩国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生育率持续走低，总人口增长缓慢，而 65 岁以上人口数不断增加导致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迅速提升。1990 年，韩国总人口为 4287 万，65 岁以上人口数为 224 万，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23%，2000 年，韩国总人口为 4701 万，65 岁以上人口数为 338 万，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7.19%，意味着韩国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导致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和日本一样，韩国也出现了用工荒的难题。

韩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2000 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将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7%上升到 14%所用的时间进行比较，日本用了 24 年，英国用了 47 年，法国用了 115年，而韩国仅用了 18 年。韩国老龄化速度很快，主要原因在于 60 年代初期韩国开始推行人口增长抑制政策，出生率从 1955-1960 年的 45.7%下降至 1985 年的 16.2%，加之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老龄化的程度还可以用老少比和人口年龄中位数描述（金度完，郑真真，2007）。老少比是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数之比，又称为老龄化指数，该指标越大，表明人口年龄结构越偏向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也是衡量老龄化的标准之一，一般以年龄中位数 30 岁作为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界限，高于 30 岁就认为是老年型人口。以此为标准，韩国2000 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为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解决用工荒难题，韩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应运而生，HYUNDAI、Robostar、DongbuRobot 等知名机器人企业相继成立。

工业蓬勃发展期间用劳持续紧缺，韩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韩国工业机器人早期的发展并未完全解决劳动力供需失衡的问题，韩国用劳持续紧缺，导致 2008-2018 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一路走高。从 2008 年开始，制造业平均工资均高于行业平均工资，并且二者差额逐渐增大，2008 年制造业工资比行业平均高出 17.4 万韩元/季度，2015 年高出 36.1 万韩元/季度，CAGR高达 11.0%。制造业薪酬的相对上涨会促进工业机器人这类性价比较高的劳动力替代产品的发展。

用劳成本高涨且下游需求旺盛，韩国工业机器人密度持续稳步提高。1990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为 3020 套，此后十年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00 年保有量达到 37988 套，CAGR 高达 28.8%，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快速增长, 产业持续蓬勃发展。

通过回顾日本、德国以及韩国工业机器人的早期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人口结构改变通常是催生制造业自动化改造、机器换人的主要诱因。劳动力人口持续占比下滑导致用劳供不应求的现象更加显著，进一步推升制造业用工用劳成本，促使工业机器人作为劳动力替代方案快速增长。

二、工业机器人次生驱动力：高密度机器人应用产业兴盛

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始于人口结构改变和劳动成本上涨，盛于产业特性的突出需求。人口结构改变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用劳成本高涨随之而来，自然地驱动着工业机器人作为低成本方案替代人工劳动力。观察日、德在劳动力成本等突出矛盾基本解决后，当地的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增速或保有密度提升大多会趋于平缓，但韩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增加丝毫没有减缓的趋势，始终保持直线上升趋势，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导致工业机器人突出需求的次生驱动力。

（1）韩国部署机器人密度最高，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早期人口结构变化和用劳成本增加等自然驱动因素一般情况下会促使“人”到“机器人”的自然过渡，而在劳动力等突出问题基本解决后，2010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增速却从 2.7%激增到 28%，这一阶段韩国对机器人的突出需求主要源于国家的产业特性，即韩国发达的汽车和 3C 产业。

韩国部署机器人密度最高，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目前韩国是制造业中部署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韩国的机器人密度（774 台/万名工人）比全球平均水平（99 台/万名工人）高出约 7 倍，比制造业发达的德国（338 台/万名工人）仍高出 1.3 倍，比工业机器人发展较早的日本（327 台/万名工人）仍高出 1.4 倍。韩国工业机器人高密度的原因，与其下游应用行业的属性密不可分。

（2）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汽车行业占比最大，3C 行业增长最快

原本工业机器人的诞生是为了缓解年轻劳动力的不足，并从事一些重复性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近年来，随着新兴市场装机总量不断上升，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逐步拓宽，应用较多的行业主要包括汽车、电子电器、金属制品、化工、食品制造等行业。2017 年全球范围内工业机器人在上述行业中的应用占比分别为 32.96％、31.81％、11.68％、4.46％、2.54％。回顾过去十几年，工业机器人电子电器行业的应用增长最快，2002 年工业机器人在该领域中的应用占比仅 1.06％，2017 年已增长至 31.81%。

工业机器人下游需求集中在汽车&3C，两行业订单与工业机器人订单相关度高。叠加日本汽车和半导体制造的数据与日本工业机器人订单进行对比，发现这两组数据走势较为一致，相关系数接近 0.8，也侧面印证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主要下游集中在汽车和 3C 电子行业。虽然各国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分布不尽相同，但汽车和电子行业的订单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工业机器人的先行指标。

从日本数据来看，汽车工业机器人密度远超工业机器人平均密度。现代化汽车生产线的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都在不断提升中，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应用不断被开发出来代替传统人力，因此汽车各生产环节中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汽车行业是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率最高的领域。日本汽车工业机器人密度长期远超工业机器人平均密度，2017 年日本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308 台/万名工人，而汽车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1158 台/万名工人。

（3）韩国汽车和 3C 产业突出需求带来高工业机器人密度

汽车&3C 产业作为韩国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了庞大的工业机器人需求。韩国汽车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1962-1990 年，韩国政府通过设置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国外汽车进口、积极吸引国外先进汽车零部件企业来韩国建厂、开发科技含量高的新车型等政策推动汽车行业发展。韩国 3C 产业发展初期采取学习仿制、设计创新等渐进步骤，培养出数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后期韩国 3C 产业加大研发和技术创新力度，1992 年韩国电子工业投入研发金额达 15.57 亿美元，占营业额比例高达 4.44%，逐步取得世界知名度，出口与日俱增，形成汽车&3C 行业突出的局面。2005 年至 2015 年汽车产量连续 11 年排行全球第 5，打造出现代、起亚、雷诺三星等知名韩系车企。3C 产业也是韩国支柱性产业之一，2018 年韩国电子产业生产额为 1711.01 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位于中国和美国之后，超过日本。汽车&3C 行业产值对 GDP 的贡献率为 20.81%，中国、日本、美国分别为 14.10%、13.30%、3.41%，相比其他国家，韩国汽车和 3C 行业的重要性更突出。

工业机器人下游需求主要集中在汽车&3C 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汽车和 3C 产业作为韩国两大支柱性企业，有力地助推了韩国工业机器人第三阶段的发展。2010 年韩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287 台/万名工人，2018 年快速提高至 774 台/万名工人，CAGR 高达 13.20%，成为世界上工业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

通过对日本、德国及韩国工业机器人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激增往往是各个国家工业机器人早期发展的自然驱动力。而当劳动力的突出矛盾基本解决后，一国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增长率一般会趋于平缓，此时各个国家的产业特征（如是否具备发达的下游应用产业）就成为不同国家工业机器人需求的分化点，也构成了工业机器人增长的次生驱动力。

三、中国工业机器人：高密度机器人应用产业蓬勃发展催生巨大市场空间

回顾其他国家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历程后，再看中国，中国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由人口结构改变、用劳成本增加等自然驱动力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近年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对逐渐提高。

（1）工业快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老龄化及用劳成本高企的问题

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在 2001-2018 年高速增长，2001 年保有量为 1630 套，到 2018 年已提高到 649,000 套。其间，2001-201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处于起步阶段，保有量基数较小但增长迅猛，CAGR 高达 47.01%；2010-2018 年同比增速在 35%附近震荡，CAGR 达 37.00%。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开放力度由沿海城市增加到内地，同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工业生产需求旺盛。进入 21 世纪后，受益于中国全面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2000-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由 100,280.2亿增加到412,119亿元，CAGR高达15.18%。在这十年间，工业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46%-48%左右，对经济增长贡献突出。2000 年工业 GDP 为 45,663.7 亿，2010 年增加至 191,626.5 亿元，虽然在 GDP 中占比有所下滑，但绝对值仍持续稳定提升，工业生产需求持续旺盛。

同样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近年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2000-2010 年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发展趋势，2001 年中国总人口数 12.72亿，65 岁以上人口数 0.88 亿，老年人占比 6.94%，2010 年中国总人口数 13.38 亿，65 岁以上人口数 1.08 亿，老年人占比 8.07%，按照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7%为可称为老年型人口的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步入老年型社会，老龄化问题逐步凸显。

劳动力增长缓慢，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对比。1983 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新出生的人口减少，因此劳动力人口在进入 21 世纪后增速开始放缓，1990 年劳动力人口为 6.49亿，2000 年为 7.28 亿，1990-2000 年 CAGR 为 1.16%，2010 年劳动力人口为 8.02 亿，2000-2010年劳动力人口 CAGR 为 0.97%。但 2000-2010 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GDP 总量由100,280.2 亿增加到 412,119 亿元，CAGR 高达 15.18%，劳动力人口的缓慢增长与 GDP 的高增速对比明显。

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用劳紧缺，中国工业机器人迎来初次发展。中国工业机器人在经历 1972年-1985 年的萌芽期和 1985 年-2000 年漫长的技术研发期后，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终于走上产业化的道路，开始了萌芽期的高速发展。2001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仅有 1630 套，到 2010年猛增至 52290 套，CAGR 高达 47.01%。

制造业快速发展，劳动力持续供不应求。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国家发展的主题和战略任务，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改造提升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因此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高了产业核心竞争力。2010-2019 我国制造业迎来快速增长，2010 年制造业 GDP 为 13 万亿元，2019 年提高到 27 万亿元，CAGR8.40%。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需求，但这一时期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8.07%上升至 10.92%，劳动力人口 CAGR 由 2000-2010 年的 0.97%下降至 0.33%，劳动力供不应求。

用劳持续紧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2010-2018 年劳动力供不应求推动各行业工资提高，但制造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2010 年，我国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30,916、28,206、27,529、23,382 元/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分别高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 9.60%、12.3%、32.22%。2018 年，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72,088、60,501、55,343、48,260 元/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分别高出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 19.15%、30.26%、49.37%。

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驱动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上升。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与制造业息息相关，由于制造业用劳成本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工业机器人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品，工业机器人迎来了第二阶段的爆发式增长。2011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10 台/万名工人，2018 年已提高至 140 台/万名工人，CAGR33.35%。

（2）我国汽车和 3C 产业的发展潜力仍大，工业机器人的增量需求空间可期

虽然 2018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部署密度（140 台/万名工人）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99 台/万名工人），但与日韩德等先进制造国家的部署密度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国产工业机器人销售情况看，大部分机器人都应用于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与其他各国情况较为一致。

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行业仍未进入转型升级的阶段，汽车、3C 等现阶段工业机器人应用较多的行业还未迈入国际第一梯队的行列，因此工业机器人增长驱动力仍为从人口自然驱动转向产业升级驱动，未来保有量和密度都仍有大幅增长空间。

消费刺激、产业升级，汽车行业总产值仍有望持续增长。过去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消费能力稳步提升，汽车工业快速发展。2013 年汽车重点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2.5 万亿，2019 年增加到 3.5 万亿，CAGR5.8%，汽车销量也节节攀升，从 2010 年的 1,806 万辆至 2018 年的 2,808 万辆。虽然近一两年汽车行业增速放缓，但从长期来看，汽车配置的提高，零部件国产化比例的提高，电动化、智能化、互联化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汽车产业的扩大开放都将有助于汽车产业的升级，我国汽车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对工业机器人的部署数量有望增加。

快速、重复及高精度的 3C 产业对工业机器人仍存大量需求。近年来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带动 3C 制造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发展，形成产品竞争力，中国 3C 行业由此实现快速发展。2010 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6.4 万亿元，2017 年约 13 万亿元，翻了近两倍。目前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传统 PC 等为代表的传统 3C 行业已经逐步走进存量争夺的红海市场，传统 3C 产品未来的发展将以创新、优化、国产化为导向，尤其在硬件领域的技术争夺和竞争将愈加激烈，硬件生产设备的需求也将逐渐增加，因为我们认为快速、重复及高精度的 3C 产业对工业机器人仍存大量需求。

受益于自动化技术水品提升和人口结构改变，中国工业机器人迎来初步发展，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从 1630 套提高至 52290 套。2010 年至今，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我国工业机器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11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10 台/万名工人，2018 年已提高至 140 台/万名工人，CAGR 高达 33.35%。目前汽车&3C 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应用领域，我国汽车&3C 行业产值 2018 年对 GDP 的贡献率为 14.07%，我们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未来的增量空间一部分将受益于汽车及 3C 产业升级空间。

5 月 23 日习近平面向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强调，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同时，对于发展格局首次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此外，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落实，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战略也在逐步推进。未来，重点发展高精尖制造业、把握核心关键技术命脉已然成为大势所趋，汽车和 3C 产业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主攻领域，核心产品的本土化毋庸置疑。中国在汽车&3C 领域存在庞大的需求市场，产业升级将会逐步开展。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品牌向知名一流迈进，3C 电子产业跟随 5G 发展的领先步伐，都有望成为我国工业机器人向第三阶段发展的驱动力，保有量和部署密度都有望得到跨越式发展。

总结来看，一国工业机器人早期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一般为人口结构改变以及用劳成本的激增，日本、德国和韩国的相关数据都印证了这一点。之后随着劳动力这一突出矛盾的基本解决，各个国家的产业特征（如是否具备发达的下游应用产业）就成为不同国家工业机器人需求的分化点，与日本和德国等很多其他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趋于平缓不同，由于汽车&3C 产业是韩国的支柱性产业，因此在产业需求的带动下韩国工业机器人在此期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反观中国，我国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人口结构改变和用劳成本增加等自然驱动力推动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汽车和 3C 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潜力巨大，对工业机器人的增量需求空间可期。长期来看，我国工业机器人也有望在未来下游产业升级的驱动下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投资建议

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数据从 2019 年底由负转正，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负增长。由于下游需求逐步回暖，制造业整体环境有所改善，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呈 V 型走势，我们认为工业机器人行业复苏趋势有望持续，2020 年产量有望企稳回升。

在行业景气度复苏时，我们认为具备核心技术、不断拓展下游市场应用的公司有望脱颖而出，公司配置方面，我们推荐埃斯顿和机器人，关注拓斯达。

埃斯顿：作为具有“核心部件+本体+机器人集成应用”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参与者，公司有望受益于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公司具备运动控制核心技术，通过外延并购 Cloos、英国 TRIO、美国 BARRETT 和德国 M.A.i，已实现除减速器外的其他零部件全部自主生产。公司下游应用除汽车、3C 等领域外，正逐步向纺织、印刷、包装、木工等领域拓展。今年受突发受疫情影响，企业自动化改造积极性不断提升，公司工业机器人及成套装备有望为全年业绩提供支撑。我们认为，公司市占率将在行业景气度下行时得到提升，并有望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龙头企业。

机器人：公司背靠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是机器人产品线最全厂商之一，也是国内机器人产业的领导企业。公司机器人产品线丰富，涵盖工业机器人、洁净(真空)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五大系。公司的 AGV 机器人始终走在全球行业前沿，其系列产品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地铁、隧道、管廊等多应用场景投入使用，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和疫情的影响，物流仓储自动化未来仍有较大市场空间，有望为公司业绩提供支撑。另外，公司作为国内唯一的洁净机器人供应商，其系列产品已持续供货，随着公司业务向半导体领域持续扩张，未来有望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

（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报告来源：银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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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喊着要涨价的塞浦路斯护照，终于确定涨价了！

2020年8月18日，塞浦路斯内政部正式公布塞浦路斯投资项目（CIP）新政，新政要点如下：

投资人捐款由原来的15万欧元变更为20万欧元；政治敏感人物（PEPs）在递交塞浦路斯投资项目申请的近一年内（原政策为5年）不担任任何“重要职位”，在可以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情况下开放申请；投资人配偶的父母可以归入到投资项目计划中；主申父母和配偶父母，可以与主申一起递交申请；无犯罪证明有效期由原政策的3个月增加至6个月；投资者不再被允许通过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以申请塞浦路斯公民身份。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政不仅提高了捐款金额，还提高了投资门槛！将会大大提高投资人的办理成本。

当然，对申请人来说也是有一个利好的：申请人配偶的父母现在也有资格申请公民身份了，只要他们购买的房产为50万欧元并另加增值税。到目前为止，只有主申请人的父母有资格申请。然而，他们不能与主申请人及其父母购买同一个房产，配偶父母的房产必须分开计算。

此外，新法案实施后，所有家属的申请现在可以与主申请人的申请同时提交（或以后提交），这将大大节省附属申请人入籍的时间。截至现在，家属的申请只有在主申请人入籍完成后才能提交。

新政具体什么时间执行尚不明确，但不管如何，可以确定：法案一旦公开宣布，那么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正式执行；在新政正式执行之前递交申请的，还是可以按照旧政策执行的。移民帮建议各位投资人尽早申请，以避免因为「下手太迟」而遭遇政策壁垒。

塞浦路斯护照门槛不断提高

一直以来，塞浦路斯护照以含金量高、审批速度快、性价比高又有明确法律依据等众多优点，广受世界各地的富豪青睐，被称为护照界的“爱马仕”。

塞浦路斯投资入籍计划为有意进军欧盟的投资者开通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移民快车道，一步到位地扫除了严苛的「移民监」居住要求、漫长的等待周期以及语言入籍考试等种种入籍障碍，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含金量极高的欧盟护照。

数据显示，即使在今年的疫情之下下，依旧有约200公民提交了投资入籍的申请。

然而，近年来，该投资入籍计划的门槛一直在提高中：

2019年5月15日 塞浦路斯正式施行投资入籍新政，增加捐赠额15万欧元，要求申请人有申根签证、无欧盟国家拒签史，且背调更加严格......

2020年7月27日和7月31日 塞浦路斯分别召开两次议会投票，对相关的提案进行讨论，并且于7月31日投票正式通过了一项新政，但具体细节并未落实。

早前，小帮就曾发布一篇推文对变政消息作出提示（疫情期间塞浦路斯护照依旧申请不断，即将涨价！）

2020年8月18日 塞浦路斯政府终于落实了最新政策。

然而，在塞浦路斯护照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塞浦路斯的投资入籍计划对全球非欧盟高净值人士，仍极具吸引力。

塞浦路斯护照属于欧盟护照，持其护照可在欧盟各国自由进出、定居、工作、学习，享受当地公民同等福利，如医疗、教育、就业等。

此外，还能免签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在内的170多个国家或地区。塞浦路斯也是众人皆知的低税天堂，全球免征税，无遗产税，低公司税，对有税务规划需求的投资人来说，也值得考虑。

塞浦路斯护照是全球罕见的高含金量护照

1.1本护照=30+欧洲国家居留身份

塞浦路斯作为欧盟成员国，获得其护照后，同时可以在欧盟27个成员国、欧洲经济区的3个成员国，以及瑞士，总计31个欧洲国家内自由迁徙、工作、居住、学习，享受欧盟公民的优厚福利待遇。

欧盟成员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值得注意的是，塞浦路斯加入申根已获欧盟初步评估通过，作为有望成为少数集欧盟成员国+欧元区国家+英联邦成员国+根区成员国四位一体的国家，其含金量不言而喻！

2.曲线移民英国

塞浦路斯也可以被称为登陆英国的跳板。申请者成功获得欧盟身份后，不但能享受各种福利，还能自由生活在英国。据英国和欧盟在2018年3月19日达成的过渡协议，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任何欧盟公民都可以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家。

在此期间，任何欧盟国家公民都可以合法地迁往英国，在英国合法居住5年，将可以获得英国护照。

3.有望免签美国

据塞浦路斯外交大臣的消息显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有与美国达成免签证协议的新进展。塞浦路斯邮报说：“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朝这个方向发展。”美国相关人员访问塞浦路斯，讨论签证的前进方向，如何实现免签这一目标将是正式访问期间的讨论主题。

欧盟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免签”签证豁免协议(在所有欧盟国家中，该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受到欢迎)，并一再劝说美国通过向其所有成员国扩大这一特权来作出回报。同时，美国表示有意将其余的欧盟成员国也包括在内，但希望这些国家首先遵守有关“安全，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某些标准。

外界预计，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所有欧盟国家，未来都可以免签进入美国。

4.优质的英式教育

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塞浦路斯的教育体系秉承了英式教育的精华，获得的文凭也受英联邦成员国承认。

且投资人获得塞浦路斯公民身份后，其子女可以自由到欧盟的法、德、意等国去读书，并享受所在国家本国公民学生的同等学费待遇(大部分国家免费，少部分国家，本国公民也收费，但却是比国际留学生少上许多)。

5.房产市场前景无限

塞浦路斯当地房地产业成熟发达，房屋建筑、能源、环保、抗震、工程等各项指标均达欧盟标准。房产收益相当可观，最新统计，塞浦路斯出租房屋年收益维持在4%~7%左右。

塞浦路斯经济增长稳定，旅游业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房产业的发展。现在塞浦路斯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回暖，未来预计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塞浦路斯投资房产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6.完美的税制

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曾经对120家跨国公司的高级税务主管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其中62%的人表示会将资产和业务转向低税率国家，而塞浦路斯就是首选国之一。完美的税制，是他们选择塞浦路斯的关键一点。

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选择塞浦路斯护照项目，直接获取塞浦路斯这个低税国的国籍，通过改换税籍完美应对CRS全球征税！

塞浦路斯是欧洲最低税率国家，无遗产税、无赠与税、无资本利得税、无房地产税，企业所得税也是全欧最低！已经与60多个国家/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包含中国）。塞浦路斯是CRS成员国，如果拥有塞浦路斯护照，在塞浦路斯公民的身份下，资产只会申报给塞浦路斯政府，您全球持有的资产就会变得非常安全。塞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拥有塞浦路斯护照，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做金融资产规划，购买海外房产、保险，成立海外家族信托，实现财富合理配置都非常方便，不用担心税负和传承问题。塞浦路斯的投资入籍方式是购买房产，而海外房产是不被CRS追溯的资产之一，投资者通过购置塞国房产将自己的金融资产转化为非金融资产，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对资产配置、税务规划、海外身份等的多重诉求！当然，身份规划只是我们进行全球税务规划的第一步，税务规划并不是成为了一个低税负地区的“税务居民”就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结合大额保险、海内外信托、构架海外离岸公司等工具，做全方位的筹划。

寰投移民帮作为一站式全球财富规划服务平台，在为客户提供身份规划服务的同时，还会根据客户的家庭情况，提供全球税务规划、海内外房产投资、海外保险、教育规划、财富传承等一系列专业服务，一次性为客户解决教育、医疗、资产配置等各种问题。

趁涨价之前，赶紧锁定一本塞浦路斯护照吧！

一、全球视野：灵活用工发展前景广阔

1.1全球万亿市场空间，受经济、人口、制度影响

据WorldEmploymentConfederation（WEC），2016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规模4909亿欧元（折合人民币3.5万亿，不包含在线招聘），同比增速17.7%。根据人员在企业受雇佣的不同阶段产生的需求，人力资源服务业可分为灵活用工服务、直接招聘、在线招聘、企业信息管理服务、招聘流程外包服务、职业生涯管理等细分子行业。其中，灵活用工（AgencyWork）规模占比最高，达到70%。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用工市场，根据WEC，2016年美国用工市场规模达到1220亿欧元，全球占比超过30%，排名第二的日本市场规模437亿欧元，我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330亿欧元。

从岗位分布来看，灵活用工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2016年全球制造业、服务业的岗位占全球灵活用工行业比重达到73%。

灵活用工主要用来解决突增、巅峰期、季节性的人员需求，以及在内部资源无法满足业务需求时获得特殊专业性人才、替代缺席员工等工作场景。在海外，灵活用工业务涵盖内容较广泛，包含劳务派遣、外包用工、非全日制用工、退休返聘、实习生等劳务用工，以及其他招用短期或临时性人员的用工方式，用工方式受到各个国家政策规范、实施细则的影响，例如在日本，灵活用工被称为劳动者派遣（LaborDispatch，其模式与我国的灵活用工更为类似），美国为就业服务（Staffing/Work/Employment），欧洲为中介服务（AgencyWork）。

对于求职者，灵活用工满足了更多样化的就业要求。据StaffingIndustryAnalyst发布的2016年灵活用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人认为灵活用工是帮助自己找到永久性工作的一种手段；12%的人认为灵活用工是自己在寻找永久性工作过程中的主要收入来源；11%的人认为灵活用工能让自己学习新技能、获得工作经验。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用工供需失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驱动行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政策层面，为缓解劳动力不足、促进就业，各国政府不断放开相关政策限制，劳动力流动性提升，促使行业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完善的财税体制奠定规范发展的土壤。招聘、用工等涉及企业员工成本、用人风险、员工福利待遇，财税、薪酬体系越复杂，企业越倾向于通过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商寻求用工服务。此外，规范化、法制化的财税体系建立起明晰的制度框架，有助于人服企业合规化、市场化发展。

1.1.1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劳务派遣法不断放宽

195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遵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路径。日本真正的战后复兴开始于1950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时就业人口为4000万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林业和渔业的人口为1500万。1964年，日本从事制造业的人口首次超过农林业人口。此后30年间，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制造业成为日本人最大的就业领域。伴随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加大公共设施投资力度，劳动力从制造业、农林业向土木工程业转移。1990年代末，日本财政困难，公共工程费用难以为继，土木就业人口持续下降，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提升。2000年以来，伴随产业升级，日本信息和通讯以及医疗保健就业人数占比则有明显提升。

为缓解产业结构变化下的劳动力不足，日本对劳务派遣的限制不断放开。明治维新之后，劳动力整体供应不足，为保留企业员工，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从业者雇佣限制令》(1939)、《从业者移动防止令》(1940)等，通过立法确立终生雇佣制度。196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量迅速提升，对翻译员、打字员、话务员等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需求明显增加，但有偿职业介绍仍被法律禁止。1986年日本颁布实施《劳务派遣法》，承认劳务派遣合法地位，此后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对于灵活用工的政策规定在适用岗位、派遣期限等方面不断放宽。

2017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非正式就业人数达到237万（包含兼职、临时工、灵活用工等），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达到35%，其中通过中介机构就业的灵活用工人数为13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2.5%。据日本劳动厚生省，制造行业派遣人数占比在30%以上，批发零售、信息通信占比分别在10%以上。

1.1.2美国：雇佣自由为原则，劳动力流动性较高

在美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产生大量用人需求。很多美国城市的中小企业开始雇佣家庭妇女作为上班族从事兼职工作，凯利女孩（KellyGirlServices）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应运而生，提供专门的用人服务，并伴随经济增长快速扩张。1980年以来，美国管理、专业类以及服务业岗位就业人数占比提升，销售和办公室岗位以及生产运输搬运类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

美国以“雇佣自由”为原则，具有较高劳动力流动性。美国一直游离于国际劳工组织之外，从来没有禁止过私营职业介绍所的发展，只是针对其弊端做一些必要的管制，总体上为私营职业介绍所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针对灵活用工这一用工形式，美国以“雇佣自由”为原则，缺乏专门的全国性法律体系，部分州制定单独的法律对灵活用工进行规范管理。

据美国劳工局（AmericanStaffingAssociation），2017年美国用工行业中，灵活用工（Tempoary以及Contract）占比83%，正式招聘（SearchandPlacement）占比17%。岗位分布来看，2017年灵活用工中制造业人数占比在37%，其次为办公室行政岗位，占比28%，其余为专业、管理岗位（13%），工程、信息技术及科学岗位（13%）以及健康医疗岗位（9%）。

1.1.3欧洲：劳动力流动性提升，政策不断放开

二战后，因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欧洲各国经济迅速复苏，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表现为：1）第一产业占经济比重下降，如德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0.2%下降至1980年的2.1%。瑞典的农林牧渔业占比则从1965的7%下降至1979年的4%。

2）二战后，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为特点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在欧洲盛行，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提升，1970年代后，以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成本提升为导火索，西方经济进入长期的低增长状态，第二产业占比有所下降。3）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

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欧洲各国就业结构随之出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情形，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了结构性失业，为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力供给，各国针对此出台了很多劳动力服务政策，开始注重劳动力培训、健全劳动力保护政策及法律、合法化营利性职业介绍中介、放开对灵活用工的限制。

服务业存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较低以及工资较低的特点，因欧洲各国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业对劳动者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并不强，外来移民成为服务业就业的主要群体。据WEC，1958-1972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西德等欧洲国家向外国人颁发了超过800万工作许可。超过1/3的外国工人来自欧共内部国家，其中意大利在工业化方面落后、饱受高失业率困扰，成为输出就业人口最多的国家。

灵活用工方面，因存在劳工剥削等问题，欧盟国家为主的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公布《失业公约》，禁止一切形式的营利性职业中介机构运营。伴随二战后用人需求兴起，1948年出台《就业服务公约》，此后逐渐放松对营利性中介机构的限制。1960-1970年代，荷兰、爱尔兰、德国、法国及英国等陆续建立起针对灵活用工的政策法规体系，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意大利等国则在1980-1990年开始陆续建立完善，截至目前，欧盟成员国基本均已针对灵活用工出台相应政策，规范灵活用工的适用场景、合同签订、员工福利待遇、雇主及中介机构责任。

据WEC数据，2016年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等8国灵活用工行业规模总额达到1209亿欧元，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达到35%，其中，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四国行业规模在100亿欧元以上，整体欧洲国家灵活用工渗透率（通过中介机构就业的灵活用工人数/总就业人数）2000-2013年维持在1.4%-1.9%之间。岗位分布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人员密集，占比较高。

海外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较大。参考美国、欧洲、日本灵活用工渗透率变化情况，在经济衰退期，灵活用人人数、时长同比大幅下滑，占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同时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期，灵活用工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均高于整体就业市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灵活用工整体渗透率较低，绝对规模远低于正式就业人口，经济变化时体现在表观数据上有较大波动；同时结合美国、日本就业数据来看，可能存在以下情形：经济复苏期，企业用人需求提升，但为避免用人风险，会率先招聘灵活用工；经济衰退期，因灵活用工通常为临时性、替代性的非核心岗位，合同签订期限通常较短，企业更易通过灵活用工进行人员压缩、成本管控。考虑我国灵活用工行业仍处快速发展期，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也有一定区别，灵活用工对当前经济变化的敏感性仍待进一步观察。

据厚生劳动省数据，2008年10月-2009年3月，日本共有1806个用人单位解聘及计划解聘124802人，派遣劳动者占比68.7%，正式工的失业率维持在约2%，而派遣劳动者的失业率达到了10%。

1.2龙头份额相对稳定，并购、国际扩张驱动成长

1.2.1业务模式类似，市占率较低保持稳定

德科、任仕达为行业前两位龙头企业，分别成立于1950-1960年代（德科集团由1957年成立的法国埃科和1964年成立的瑞士阿迪亚公司合并而成），发展历史较为悠久。17年公司收入分别达1846/1816亿元人民币，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从增长情况来看，两家公司近5年收入增速分别在3%/6%，增长趋缓，步入成熟期。

从业务模式来看，龙头公司提供涵盖低端蓝领、中端白领、高端专业人才的全面用工服务，包括正式用工（Permanent）以及临时用工（Tempoary），并提供外包供应商管理（MSP）、招聘流程外包（RPO）、职业生涯规划等综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从岗位分布来看，龙头公司灵活用工岗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办公室岗位以及专业技术岗位。伴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劳动力需求迅速转移至第三产业，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专业技术岗位贡献的收入占比整体提升，德科从04年的14.7%提升至17年的22.4%。

据任仕达年报数据，17年德科、任仕达市占率合计约为12%。另据WEC数据，06-14年前十大人资龙头市场份额从33%以上降至25%，人资行业偏向同质化服务，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大型人资企业资本实力更强，在兼并收购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业务层面区域分布广，服务全面，流程更加专业化，前三大龙头市场份额06-16年则保持相对稳定。

人资服务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龙头企业优势在于提供全面服务解决方案，服务网络覆盖广泛，规模效应凸显，并有较强资本实力进行收购兼并，行业竞争加剧背景下，依然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1）龙头企业通常提供涵盖灵活用工、直接招聘、招聘流程外包、托管服务计划等全面的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案，多业务布局有助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客户粘性，各个业务条线之间亦有助于相互引流、形成协同效应。2）服务网络广泛，业务覆盖全球，对全球各个区域市场的劳动法规政策、企业客户需求均有全面把握，综合产品服务实力突出。3）积累庞大客户及候选人资源，新进入者难以快速复制，且行业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小型企业因缺乏技术解决方案而难以应对市场变化，。

推测因经济、人口、劳动政策等各方面影响，各区域市场集中度有所差异。据公司公告，2017年任仕达在美国排名第二，但其市场份额仅3%；在德国排名第一，市占率为9%；在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排名第一，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18%/24%/31%。

1.2.2并购扩大版图，业绩快速增长期较长

龙头发展早期主要通过内生增长实现快速扩张。以任仕达为例，任仕达于1960年成立，至1970年收入规模仅为2400万美元，1970-1980年，公司主要通过业务线拓展、异地扩张驱动早期内生高速增长，收入复合增速达到26%（任仕达在发展初期的首次收购发生在1974年，公司当时在德国成立清洁部门，负责向飞机、火车及办公楼等提供清洁或维修服务，次年公司为了在比利时拓展同类业务收购了当地的Belglas）；1980-1989年，公司收入复合增速亦达到17%，依然维持较高水平。

我们认为，龙头公司发展早期的快速增长驱动主要来自于：1）经济增长、企业扩张带来的用人需求提升，面对产业结构转型，企业逐渐提升临时员工比例应对用人成本变化；2）此前各地限制临时用工政策不断放开，劳动力流动性提升；3）企业跨国业务迅速发展，为龙头企业异地扩张奠定客户资源基础。

90年代之后，龙头公司不断通过整合做大规模、提高市占率。1980年代，法国Ecco、瑞典AdiaSA均位列全球人资前三龙头，1996年法国Ecco、瑞典AdiaSA合并成为Adecco，一跃成为规模最大的人资企业。2000年德科继续收购美国的OlstenStaffing，拓展美国市场规模。

1982年任仕达竞争对手Tempoteam因经济衰退影响产生大额债务，被任仕达以12.5万欧元收购；2007年任仕达以现金+股票的方式收购荷兰的Vedior，收购完成后二者合计收入达173亿欧元，成全球第二大公司（Vedior亦主要通过兼并重组成为行业龙头，其前身为1909年成立的荷兰清洁服务公司，1996年整合法国职业介绍中介机构BisSA，后陆续通过收购英国的SelectAppointments、美国的Acsys等成为全球第四大人资服务提供商）。2011年任仕达继续收购北美的SFNGroup，成为美国市场的第三大服务商。13-16年公司又陆续收购欧洲的USGPeople、ObiettivoLavoro、Proffice，巩固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瑞士、卢森堡以及奥地利的市场份额。

外延并购有助实现市场份额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增强、技术水平提升，并能够通过业务整合实现一定协同效应。

收购标的的业务通常被整合到现有业务条线，有利于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以任仕达为例，2008年任仕达完成收购Vedior后，将其旗下的专业用工服务（entrepreneurialprofessionalsbusinesses）整合到原有的灵活用工业务中，使得灵活用工业务的综合实力与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11年收购SFNGroup后，将其旗下的SourceRightSolutions业务组合为RandstadSourceright，使得公司在北美招聘流程外包（RPO）市场取得领先地位。整体而言，任仕达在进行收购后，基本会将标的旗下的业务统一整合到Randstad与Tempo-Team两个品牌以巩固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财务层面，业务层面的整合、协同、引流以及融资和税收架构的优化驱动，08年公司因收购Vedior产生税前成本节约2200万欧元，2011因收购SFNGroup产生税前成本节约3000万欧元；从投资回报看，13-16年任仕达并购加速，协同效应显现叠加全球经济形势转好，公司净利率水平提升，ROE亦整体上扬。

风险主要来自于频繁收购对于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商誉大幅减值（特别在经济衰退期）。收购方式现金为主，大型收购会对当年现金流造成一定压力。1998-2017年，任仕达公布具体收购方式的21次收购中，现金收购17次。1998年，公司以现金8.5亿欧元收购美国的灵活用工服务提供商StrategixSolutions，2007，公司以35亿欧元收购Vedior，造成当年投资现金净流出明显高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德科公司在1997/2000/2010年亦因大型收购造成一定现金流压力，故在大额收购的第二年，企业并购活动通常大幅缩减，主要进行内部业务条线的整合以实现内生增长。

从资产状况来看，我们所选取的四大人资服务公司外延并购产生的商誉占总资产的比例基本在10%以上，其中任仕达、德科公司商誉占比更是在30%以上。2008年因金融危机造成业绩下滑，任仕达收购的Vedior商誉减值5亿欧元，任仕净利润从07年的3.84亿下降至08年的1820万欧元。

1.2.3成长期估值相对较高，成熟期估值有所回落

任仕达、德科19年3月11日PE（TTM）分别为14/9倍，因行业发展成熟，收入增速趋缓，估值水平较低。1980年代以来，剔除因盈利大幅下滑带来的虚高估值，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收入及盈利维持一段时期较快增长，估值水平相对较高，其余阶段估值水平基本在20倍以下。

伴随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复苏、整体就业人数增长以及灵活用工行业的迅速发展，罗伯特哈夫国际公司将业务线从财会金融向办公室行政、IT技术等领域不断延伸，1993-2000年收入从3.06亿美元提升至26.99亿美元，GAGR36.47%，净利润从1993年的1170万美元提升至2000年的1.86亿美元，GAGR48.43%，PE整体维持较高水平，期间PE（TTM）中枢在34倍。

1990年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向好叠加欧盟国家对灵活用工政策的不断放开，任仕达从荷兰向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市场扩张，业务线亦从基础的话务员、清洁工等向机械设备、电子、保险、建筑等领域拓展，1994-1999年公司收入从17.05亿提升至55.65亿美元，GAGR26.69%，净利润从5100万提升至1.98亿美元，GAGR31.31%，同期公司PE（TTM）从94年的18倍最高提升至1998年的33倍，中枢水平在31倍。

二、龙头巡礼：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品牌优势彰显

2.1任仕达：发力技术，转型数据驱动供应商

任仕达集团是世界第二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960年在荷兰创立，1990年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现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任仕达业务遍及全球39个国家，拥有4858家分支机构，企业员工数量37930人，2017财年，公司收入233亿欧元，5年GAGR6.37%。17财年归母净利润6.3亿欧元，5年GAGR28.6%。

任仕达的发展历程可主要划分为以下几大阶段：

1）成立之初，任仕达主要为保险业，银行和医疗保健部门提供人员招聘服务且人员基本为打字员，会计师，行政人员和秘书等支持性工作者。

2）20世纪70年代，任仕达开始拓宽业务范围，覆盖从医疗到工业的所有类型的人员。

3）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经济复苏时期正确选择了注重业务增长而非控制成本的策略，业绩大幅上升。从1982年开始，欧洲从政策上放松了对临时人员编制机构的限制，这对任仕达来说成为了临时人员招聘业务发展的契机和助力。

4）1990年代，任仕达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国际化的战略上，先后在比利时匈牙利德国法国美国等地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布局。进入21世纪，任仕达逐步进入亚太市场并于2006年进入中国。

从收入构成来看，公司的人力中介业务（Staffing）专注蓝领及白领招聘，专家业务（professional）专注中高级领导职位，驻场服务（InhouseService）则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2017年人力中介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为集团主要的收入来源，05-17年以来该业务收入占比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专家业务、驻场服务的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

从区域构成来看，05-17年任仕达欧洲地区收入占比基本在70%以上，在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法国，公司市场份额均在15%以上，市占率均排名前三。美国地区收入占比约在20%，2009年起公司业务开始向其他区域扩张，其他区域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5%提升至2017年的9%。

从每员工创造毛利（GP/FTE）、毛利成本比（GP/PE）、每员工招聘候选人数量（Temps/FTE）三个指标来看，2017年每员工创造毛利同比提升3%，明显改善，其余两个指标则保持相对平稳。14-17年，公司毛利率从18.42%提升至19.64%，生产效率略有提升。

积极推进技术发展，从传统人资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HR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2014年，公司推出了任仕达创新基金（RIF），专门投资人力资源技术初创公司。2015年，任仕达收购提供就业安置分析服务的RiseSmart，2016年收购在线招聘平台Monster。17年底，公司建立了数字工厂，通过内生研发与外延收购相结合，快速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2.2罗伯特哈夫：专注金融财会领域，盈利能力突出

公司1948年创立于纽约，主要提供财务会计领域人员招聘服务及风险咨询服务。1986年以前，公司主要以加盟方式发展业务，为企业客户提供金融和财会领域临时及全职专业人员。从1986年开始，公司开始收购加盟商，以便提供更高标准的服务，并开始快速扩张服务网点，还通过推出OfficeTeam，RobertHalfTechnology，RobertHalfManagementResources，RobertHalfLegal和TheCreativeGroup等新产品线不断丰富业务范围。1987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2017年公司收入52.67亿美元，5年复合增速5%，归母净利润2.9亿美元，5年复合增速7%。

2008年之前，公司收入维持快速增长，根据罗伯特哈夫历年营业收入（公司公告）及美国人力资源行业规模（美国用工协会）计算，公司市占率（占美国市场）从2002年的2.4%提升至2008年的4.1%，09-10年公司收入增速慢于行业，市占率有所下滑，11年之后市占率维持在3.2%-3.4%之间。

公司旗下有八大品牌提供分领域业务：通过Accountemps、RobertHalfFinance&Accounting和RobertHalfManagementResources三个部门提供会计和金融领域的灵活用工和人才招聘咨询服务。OfficeTeam则专注于提供高技术人才的灵活用工服务。RobertHalfTechnology专注于提供IT领域服务，包括人员招聘及信息技术系统的开发应用等。RobertHalfLegal为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法律部门内提供临时项目的用工及全职人员的招聘服务。CreativeGroup在数字，营销和创意领域提供项目人员。Protiviti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专注于企业风险咨询管理和内部审计。

从罗伯特哈夫业务结构来看，17年灵活用工收入占比达到78%，为主要收入构成。永久用工（PermanentPlacementStaffing）收入变化的弹性高于灵活用工（TemporaryStaffing），经济下行期收入降幅更高，经济上行期收入增幅更高。而据前文，美国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期，灵活用工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均高于整体就业市场。我们推测这一差异主要在于，16年美国整体灵活用工渗透率仅2.1%，而公司灵活用工收入达到78%，业务结构的差异使得在报表上体现为公司的永久用工业务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更高。

从收入驱动来看，灵活用工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每小时服务费以及灵活用工工作时长。永久招聘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推荐候选人数量以及单个候选人的服务费。风险咨询管理及内部审计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来自于派驻的咨询工作人员工作时长以及每小时服务费。综合而言，人员数量的增加和产出水平的提升是主要增长驱动。

从毛利率来看，2011-2017年，公司永久招聘业务的毛利率在99%-100%，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以净服务费计入收入，主要营业成本仅包含少量的补偿费用。2011-2017年，公司灵活用工业务毛利率约在35%-37%，风险咨询管理及内部审计业务的毛利率约在26%-31%，主要营业成本均为员工工资、工资税、灵活用工人员的福利成本及补偿费用等。

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用工业务在美国42个州及海外17个国家拥有323个办事处，由当地办事处负责本地市场的销售、宣传推广、市场营销以及招聘。公司通过Protiviti开展的风险控制管理业务则在美国23个州及海外11个国家拥有56个办事处。从区域来看，美国业务占公司收入比重在70%以上，贡献主要收入来源。

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公司拥有约17200名全职员工，其中约3600名为Protiviti的员工，提供审计业务。同时，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的灵活用工人数为211400人，并为此承担相应的保险金、失业税、社保及社会福利等人员成本。

以中小企业为核心客户基础。公司企业客户覆盖广泛，其中中小企业是公司核心客户群体。中小企业客户通常缺乏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相较大企业亦缺少招聘及后续管理能力，对公司而言更易深度挖掘人资服务需求。

专注金融财会+IT领域，提供人资+风险控制综合解决方案，提升客户粘性。据美国劳工部数据，在20个职业领域中，2017年美国金融财会领域工作职位增速最高，同时失业率显著低于全国整体3.9%的水平（金融机构经理/金融分析师/会计审计失业率分别为0.5%/0.7%/1.9%）。而据公司公告，IT就业市场同样就有较低失业率，市场规模是金融财会的3-4倍。同时公司2002年通过收购ArthurAndersen前雇员成立Protiviti子公司提供风险咨询业务，相较传统人资服务公司及传统咨询公司，罗伯特哈夫公司可提供人资+咨询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并专注于细分业务领域发展，有助打造专业化竞争优势，提升客户粘性。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能力。公司自有线上平台具有先进匹配算法，实现候选人数据库的精准搜索匹配，企业客户可通过公司平台发布职位需求、统计工作时长等；候选人可在线搜索、申请职位并进行岗位管理跟踪。

三、国内现状：龙头畅享行业红利

3.1行业起步阶段，规范度提升利好龙头

我国灵活用工处于发展初期，模式单一，主要包含劳务派遣和岗位外包，但本质与海外一致，即人才租赁：由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向企业（用工单位）提供用人服务，并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可按项目、按小时、按人次）。

据人社部数据，2016年人力资源服务全行业营业总收入11850亿元（含服务外包等业务的代收代付部分8792亿元），同比增长22.4%，2017年全行业收入达到1.44万亿元，同比增速21.87%，维持较快增长。另据灼识咨询数据，17年中国大陆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市场中，人才寻猎、招聘流程外包及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分别占比63%/1.8%35.2%，其中灵活用工业务市场份额有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沃土。中国经济正加快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23%）自199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7%）以来，比重逐年增加，截至201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44.9%，高出第二产业16.8pct，第三产业人力密集，人员流动较快，有望产生更多岗位需求，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人口红利消退，人力成本攀升，企业对灵活用工需求有望增加。国内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在消退，新增人口在减少，同时，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扬，企业通过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现人员招聘、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提升。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发展，有助龙头做大做强。2017年10月11日人社部印发《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为实现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明确规划到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2万亿元，培育形成100家左右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

“一带一路”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培育新增长点。据领英发布的《“一带一路”人才白皮书》，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人才布局方面面临三大挑战：难以触及高级别海外人才、缺乏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渠道，和缺乏全球范围内的雇主品牌认知度。2016年，在受访的国有企业中，66%的企业表示难以找到高级别的人才，40%企业寻找特殊技能人才困难，并且在吸引人才时薪酬福利竞争力不足，另外对于海外市场的双向陌生导致36%的企业缺乏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渠道。据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构建全球服务网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承接国际服务，提供特色化、精细化人力资源服务，有望迎来新发展机遇。

劳务派遣政策管控趋严，灵活用工模式下企业和服务机构权责划分明晰，迎来快速发展。劳务派遣模式诞生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外企进入中国，通过这种方式聘用中国劳动人员，至2007年我国颁布新《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为合法化业务形态，2008-15年是劳务派遣快速发展发展期。

因企业与中介签订派遣协议而非劳务合同，派遣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风险划分不明确，劳工权益难以保障，2014年3月，人社部公布《劳务派遣法》，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比例不能超过用工总量的10%，倒逼行业重新规范用工模式。相比传统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的中介企业全面承担用工风险，提供招聘、培训、管理、薪酬发放等各环节全风险服务外包，有助满足企业突发性、临时性的用人需求，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契合政策发展方向。

社保征管2019年1月起由税务部门统一进行，有助人资服务行业规范度提升。前期由各地区根据各自情况自行规定征缴方式，随意性较强，同时社保档案资料（劳动部门）、资金使用（财政部门）、征缴标准（统计部门）、实际征缴（地税部门）等各环节由不同部门负责。

根据2018年7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社会保险的征收工作自9月1日起将逐步转至税务部门统一进行，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因税务掌握的社保费缴费基数信息比较全面，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有助于人资行业规范度、透明度增强，有助于龙头市占率提升。

3.2龙头并购拓展业务版图，份额有望持续提升

国内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多、规模小，同质化程度高，外资占据主导地位。据灼识咨询，2017年中国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市场CR5为4%，行业集中度较为分散。据HRoot发布的2017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品牌10强榜单，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前十品牌排名中，外资企业占据8席，其中中智CIIC排名第三，科锐国际排名第七。具有全球化视野和更加全面服务体系的外资企业仍然占据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国内民营企业在部分细分领域亦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能够提供全面解决服务方案、具备国际扩张潜力、加强技术投入、具备品牌及客户积累优势的头部企业有望胜出。1）人资服务企业业务精细化、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大势所趋。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中的企业多数多从某一个细分角度，例如从猎头或招聘、劳务派遣、人事代理等环节切入，但是单个环节发展的空间较为有限。伴随企业对职能部门外包服务需求的增加，从单一环节服务向全方位解决方案转型是行业龙头成长的必然趋势。2）政策鼓励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国际市场带来新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对于本地化人力资源服务需求在不断提升，同时国内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竞争，衍生海外人才需求。一带一路等政策支持国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参照海外龙头德科公司、任仕达等外延并购、全球业务布局做大规模，国际市场有望为国内人资服务企业带来新业务增长点。3）加强技术投入助推效率提升。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社交化等新技术已经开始运用在人力资源的各个领域，通过技术投入加强服务效率、扩大覆盖半径有助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竞争优势。4）行业规范度提升，具备品牌口碑、客户积累、业务运营优势的龙头企业更易脱颖而出。

3.3科锐国际：民营灵活用工龙头，步入高速成长期

亚洲领先的整体人才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迅速拓展。公司1996年成立，截至2017年已与2000余家跨国集团、国内上市公司、快速成长性企业及非盈利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7年6月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登陆A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据公司公告，截至2018H1，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拥有93家分支机构，1800余名专业招聘顾问，在超过18个行业及领域为客户提供中高端人才访寻、招聘流程外包、灵活用工、招聘培训等解决方案。

从过往成长来看，13年公司收入增速7.84%，14年增速达25.53%，15-16年增速16.93%/18.54%，17年成长加速，同比增长30.75%，18年公司提出investigo并表影响，实现内生收入增速45.25%，增长进一步加速，主要系：1）猎头业务方面，因13年公司进行业务梳理及调整，人员流失影响业务扩张速度，14年业务调整完毕并收购安拓奥古、安拓咨询各51%股权，内生/外延分别贡献收入增量2500/1995万元；猎头收入增长24.95%。15/16年猎头收入增速7.25%/5.74%，主要依赖内生；3）招聘流程外包方面，13-14年变动同样受组织架构调整影响，15年因拓展大客户收入增速达17.80%，16年因营改增、大客户外包需求降低收入下降8.84%；3）灵活用工方面，收入持续较快增长，5年收入GAGR29.37%，为增长的主要驱动。

从业务构成来看，截至18H1，灵活用工/猎头/招聘流程外包收入占比分别达58.99%/26.51%/10.17%，灵活用工贡献主要收入。因猎头业务以净服务费计入收入，毛利率水平较高（38.1%），灵活用工营业成本则包含外派员工薪酬及自有员工成本，毛利率水平偏低（9.5%，若不考虑自有员工成本，毛利率水平超18%，与净服务费率水平吻合）；灵活用工/猎头/招聘流程外包毛利占比分别达25.85%/46.79%/22.41%，猎头业务对公司利润影响更大。

3.3.1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企业客户高粘性

不断拓展服务产业链，提供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初步奠定中高端人才访寻业务的行业领先地位后，公司率先在国内推出招聘流程外包业务；借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内市场特点，公司进而推出了国际通行的灵活用工业务；在招聘流程外包和灵活用工等细分领域成功树立行业标杆的同时，围绕市场需求，公司陆续推出了校园招聘、培训、招聘咨询等服务，进一步拓展服务产业链，从而成为国内少数能提供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构建跨区域服务网络，服务多行业、覆盖多岗位，快速相应客户需求。截至18H1，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地相继设立了93家分支机构，在中国苏州、西安及印度的班加罗尔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候选人访寻中心；公司拥有1,800余名专业招聘顾问，服务超过18个细分行业的研发、工程、制造、供应链、市场、销售、财务、法律、人事等多种职能职位。公司跨区域的强大服务网络及全面岗位覆盖有助于以客户为中心快速集中优质资源，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交叉销售，进一步巩固公司的领先优势。

中高端客户资源优势明显，企业粘性较高。据公司公告，公司客户数量从2010年的800家左右上升到18H1的3,000多家，其中60%为外资企业，30%为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10%为国有企业，当中不乏佳能、霍尼韦尔、苹果、赛诺菲、强生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平安、华为、联想等中国细分行业领军企业，中高端客户资源优势明显。同时公司客户合作期限长、粘性强和复购率高，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截至2017年，公司75%为重复购买客户，大量客户的服务期超过十年。15-18H1，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在26%-31%，贡献收入占比在25%以上。

从行业分布来看（据招股说明书），2016年消费品、高科技、医药、工业行业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22%/21%/18%/11%，其余为汽车、现代服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全行业覆盖有助分散风险，提高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抵御能力。

3.3.2外延深化产品服务，拓展国际业务

科锐国际先后收购北京亦庄国际拓展蓝领灵活用工，收购无锡智瑞推动制造业灵活用工业务、收购融睿诚通拓展延伸金融板块灵活用工、整合安拓国际加强中高端访寻；收购香港Aurex将业务拓展到澳洲和美国；并购Investigo，拓展英国市场并辐射欧洲。2017年又投资了上海客汗和才到强化技术平台。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科锐国际主要遵循两条并购思路：1）并购有业务拓展空间和客户粘性的线下企业，实现业务协同、规模效应，深化产品和服务组合。2）投资技术驱动型企业，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来对线下业务条线赋能，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和业务流程闭环，从而提升人均产出和运营效率。

与经济技术开发带及一带一路沿线政府及企业加强合作，加速区域扩张。18年公司在河北雄安、新疆乌鲁木齐、广东东莞新设三家分支机构，支持当地政府及企业的人才全面引进，为区内产业发展、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奠定人才基础。在新疆，公司与乌鲁木齐国资委实际控制的新疆火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科锐新疆”，拟共同建设与运营中国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产业园，致力于以服务新疆为核心，影响和辐射一带一路全地域，从而带动周边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和人才聚集。

现金收购英国Investigo52.5%股权，国际化布局再下一城。2018年4月27日，科锐国际公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AP以现金方式向Fulfil(2)购买其所持有的Investigo52.5%股权。本次交易价格确定为2200万英镑，将以英镑现金方式支付。本次收购已于2018年6月30日完成，18年三季度investigo实现并表。2017年Investigo实现收入9.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6%，占上市公司17年收入的81%，实现净利润3323万人民币，贡献权益利润占上市公司17年归母净利润的23%，我们预计18年有望贡献800万左右权益利润，显著增厚公司盈利能力。

Investigo专注于财务、金融等领域招聘工作，中高端寻访及灵活用工为主要业务构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主要为英国、欧洲的蓝筹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提供中高端人才访寻和灵活用工服务。据公司公告，Investigo公司拥有超过140名专业的招聘顾问，为超过1,000家企业提供中高端岗位及专业性岗位的人才招聘服务，2016-2017年Investigo的招聘顾问人均净服务费高于同期主要竞争对手瀚纳仕公司（Hays）、米高蒲志（PageGroup）和Hydrogen集团。

收购Investigo有助实现业务协同、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本次交易完成后，Investigo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有望在国际化业务拓展，市场、产品及数据等层面的业务互补、人才培养与设施提升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与标的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协同效应，有望实现双赢。

3.3.3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效率有望提升

公司坚持一体两翼战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一体，同时针对B端（企业）与C端（人才）实施广泛聚合，提升业务效能。具体体现为1）通过技术和平台，公司不断聚合更多的企业和人才；2）通过深入的服务与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人才与企业岗位的撮合匹配；3）通过大数据的积累与分析，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企业和人才在职业、工作之外的更多场景深度整合。据2017年年报，公司目前积累了600万人的数据库，客户数量超过3000家，庞大人才数据库到B端客户转化率较低。通过AI技术与专业顾问赋能，公司有望提高匹配效率，持续保障领先的管理运营水平。

我们认为灵活用工行业处渗透率长期提升的黄金发展期。科锐国际客户合作期限长、粘性强和复购率高，候选人数据资源优势突出；收购investigo切入欧洲市场，不断深化延伸产品服务；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效率有望提升，并有望持续外延整合提升市占率。预测18-20年EPS0.65/0.89/1.10元，维持增持评级。

近期刚刚结束的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中，出现了不少颇为“写实”的一面：孩子的教育。

剧中女主用尽千方百计，终于为孩子争取来了一个国际名校名额，而这还只是幼儿园阶段。

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拼尽全力，这又是多少父母的缩影。

因此不少言论表示：与其在国内费尽心思争1个名额，还不如考虑投资移民，让孩子享受更好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这样吗？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位父母都想给孩子最优质的教育，顾佳是如此，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父母也是如此。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子女教育的“成本”却越来越来高，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教育费用……

有数据显示，教育费用已经成为家庭第一大开支。

根据上海社科院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教授统计，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39%-52%左右。

电视剧中，顾佳为了融入“太太圈”，就算卖房都要买一只爱马仕。我们再来看站在C位的太太，手中的带钻爱马仕Himalayan Birkin价格可以高达260万！

据《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显示，全球富人中有10.8万高净值人群选择移民海外，其中13.9%来自中国内地，达1.5万人，排名世界第一！

在投资移民涉及的教育、居住环境、寻求理想生活、医疗待遇、资产配置等因素中，“子女的教育问题”是高净值人士选择移民的首要选择因素，占比高达83%。

移民的去向国除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大国外，紧跟其后的便是欧洲。

欧洲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本营，拥有全世界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数量占比接近全球的一半。

加上近年不少国家还推出移民利好政策，吸引投资移民，而中国家长还能利用他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为孩子争取一个欧美优质名校的黄金跳板。

▲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

在欧洲众多国家中怎样给孩子选学校，选一个适合的上学国家呢？

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今天，小乐将带领大家，结合移民政策与教育资源的福利来讲解，欧洲有哪些国家教育情况值得考虑。

爱尔兰是世界上教育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教育福利在众多欧洲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在爱尔兰获得的学位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拜访爱尔兰的时候曾盛赞这里的教育和人才储备，他表示：爱尔兰的年轻人是世界上受过最好教育、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

爱尔兰政府特别重视在教育上的投入，根据爱尔兰政府最新发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政府将为教育部门提供超过110亿欧元的资金，占总财政预算的近乎16%。

全球少有的政府既补贴公立学校和国立大学，还补贴私立学校的国家！

爱尔兰的教育福利在众多欧洲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政府向爱尔兰居民提供免费的小学和初高中教育，英语作为母语，采用纯正的英式教育。同时凭借爱尔兰高中毕业证书，孩子可直接享受英国与欧盟各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

塞浦路斯处于地中海东部，面积达9,251平方公里，官方语言是英文，英语普及率覆盖人口的98%。

虽然塞浦路斯是个小国家，但是其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其教育水平位居全欧洲第二，其在教育上的花费占GDP的8%，名列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和瑞士之前。

有数据显示，国内投资者中，约75%的人选择，看中的就是塞浦路斯的教育优势。

欧盟统计局研究表明，塞浦路斯公民受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几乎达到了60%，塞浦路斯作为地中海东部主要的教育中心，是全欧洲人均教育水平排名第二的国家，高于欧洲平均值5.4%，全球排名第20位。

塞浦路斯2004年加入欧盟，为确保教育质量的最高水准，塞教育文化部已将塞浦路斯的教育系统与欧盟标准规则相统一。

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塞浦路斯的教育标准很高，大部分授课及教员都在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受过专业培训，塞浦路斯的国际学校师资比例：10.8 ：1，中国这一数据为23:1。

此外，西班牙、马耳他等国家也是拥有非常优秀的教育资源，除了政府重视教育、中小学教育质量高之外，自身也有用不少优秀的国际高校教育资源。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国人的重视程度异常之高。

目前国内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数量迅速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新增国际学校60所，总量达1168所，国际学校市场规模超过800亿元，其中A-level市场占比最高，可想而知几乎是为孩子出国留学而量身打造的。

虽然国内的国际学校发展迅速，但是质量层次不齐，加上竞争激烈，令国内不少家长大费心思，加上目前国际形势复杂。

在留学各项成本越来越高的状况下，许多高净值人士偏向于考虑通过投资移民来为孩子争取移民身份，接受纯正、优质的外国教育，弥补国内与之存在的差异。

11月4号下午，由南澳大利亚州州政府牵手，南澳大利亚州贸易旅游投资部部长李麒伟先生为代表的深度商务交流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

凌宇移民华南地区总负责人刘杰先生作为代表受到邀请参与，并就南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度交流。

凌宇移民华南区总负责人刘杰与南澳大利亚贸易旅游投资部部长李麒伟先生合照留念

凌宇移民一直与南澳大利亚州保持长久深入的合作，作为移民中介，更是南澳州投资移民项目132的王牌机构，成功帮助大量国内企业家到南澳州创业发展，为南澳州的经济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能量”！

回顾2018，凌宇移民与南澳州移民局联合举办的移民活动中，曾有幸邀请到李麒伟先生参与。李麒伟先生的到来，为凌宇移民的客户对于南澳州的投资发展提出了专业的意见，也为我们协助客户投资移民南澳州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凌宇移民三位联合创始人与南澳大利亚贸易旅游投资部部长李麒伟先生，南澳州移民官Phillp先生合照留念

展望未来，2020新的一年，凌宇热切期待李麒伟先生的再次到来，共同为南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旅游、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发展而努力！

新西兰是传统移民国家，每年都有很多人登陆新西兰生活。那人们移民新西兰的常见方式有哪些呢？根据2019年新西兰移民政策，其中快来看看想要移民的你都需要什么申请条件。向上国际移民在此详细介绍，以让更多的人递交申请。

一、新西兰技术移民

新西兰技术移民是新西兰为吸引世界各行业的杰出人才赴新西兰工作而推出的移民签证，申请人主要需要满足年龄、学历、工作经验、EOI打分等要求即可顺利登陆新西兰，并能够快速获得新西兰PR！其中申请人需要满足的要求主要有：

申请人的年龄不超过55周岁；

申请人的英语雅思成绩达到平均6.5分，特殊情况可申请豁免；

申请人的职业属于ANZSCO列表的技能等级1、2、3类（672个），部分职业需要有新西兰注册资格；

技术移民申请人如果拥有符合要求的学历文凭，部分学历需要经过NZQA学历认证；

EOI打分

申请人的新西兰移民意向书EOI打分达到160分，申请人如果达到这个分数将会自动获得ITA邀请，低于160分可以在EOI池子中保留六个月，过期需要重新提交申请；

满足性格良好，拥有无犯罪记录；

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传染病。

二、新西兰创业移民

新西兰创业移民是移民新西兰的重要类别，人们仅需要在新西兰投资不低于10万纽币即可递交申请。以新西兰普通创业移民为例，申请人需要满足的要求为：

最少投资达10万纽币，不包括流动资金；

达到最低分数要求（目前是120分）；

雅思4分或移民局认可的同等英语水平；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须满足健康和品格要求；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须满足其他临时类别签证的一般要求；

企业家工作签证有效期为3年，其中起步期12个月，起步阶段建立生意并开始运行后再申请余下24个月；

满3年以后，企业家工作签证有机会再延期一次，需要支付申请费，原则上生意在做，可以无条件的批，顺延的周期是1年。

三、新西兰投资移民

新西兰投资移民是指境外人士在新西兰投资300万新币而获得新西兰PR身份。申请人能够选择的项目类型主要有政府债券；新西兰公司发行并在新西兰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新西兰BBB级以上企业的债券；新西兰公司（上市或私有）的权益（股权/股票），包括管理基金等等。其中申请人需要条件如下：

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下；

EOI满足打分要求；

有三年的经商经验；

英语水平达到雅思平均分3分以上；

满足身体健康和无犯罪记录要求；

四年期间至少投资300万纽币到新西兰；

四年投资期中最后三年每年至少有146天居住在新西兰。

四、新西兰团聚移民

新西兰团聚移民分为新西兰子女团聚移民、配偶团聚移民和父母团聚移民（目前未开放），申请人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移民方式。澳臻移民在此详细介绍子女团聚移民的申请条件如下：

申请人必须被父母担保，父母为新西兰合法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17岁以下或者18-24岁但未婚且没有子女；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出生或者被收养时是在父母申请永居签证之前，且父母在申请签证时申报了你的信息，或

b.申请人出生在父母申请永居签证之后，或

c.申请人在符合新西兰收养法规的情况下，被新西兰父母收养。

满足单身要求；

申请人身体健康，品行良好；

经济上未独立，需要依赖新西兰的父母；

必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和父母的新西兰身份证明。

2019年新西兰移民政策已经全面公开，想要移民新西兰的你，快来看看都需要什么条件？符合要求的你赶快递交申请吧！

2019加拿大安省移民更容易：增加新移民类别、放宽工作经验要求、降低净资产及投资额

飞出国：2019年4月11日，安省政府在预算案中提出，未来将引入一个新的技术移民类别，以及将移民引入安省较小型社区，关于这两项移民提案的详细内容尚未公布。同时，安省向联邦政府呼吁更多的移民配额。

近日，安省政府对安省移民法又提出一系列修正案，一旦法案通过，OINP安省省提名移民项目将会因此产生巨大变化。目前提案已进入45天公示期，将于2019年5月30日生效。

此次修正案内容波及OINP所有移民类别，包括EE下的劳动力市场优先类、法语优先类以及技工类；两个毕业生类别；三个雇主驱动类别及两个商业类别。

划重点：

创建新的技术工人专用类别

多伦多、渥太华和滑铁卢等城市近年来都出现了显著的高科技就业增长，新的技术工人专用类别将为安省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提供动力，旨在满足迫切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该类别具体细节尚未披露。

小型社区移民试点

安省政府拟启动一项将移民引入较小社区的试点项目，该类别具体细节尚未披露，有可能会借鉴大西洋四省移民试点项目及联邦近期推出的北部及乡村移民试点项目的经验。该项目在关注移民保有的同时，更是为了满足雇主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望会提供更多在旅游、文化、零售及仓储方面的中等技术工作。

OINP EE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工作经验的计算之前OINP对申请人工作经验的认定截止至收到安省意向邀请之时，以后将截止至提交安省省提名申请之日；如此一来，申请人又多了45天可以用来积攒所要求的12个月工作经验，让更多人有机会获得OINP安省省提名的机会。

雇主offer：紧缺职业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紧缺职业列表增加三个职业OINO雇主offer紧缺职业类别旨在为建筑及农业部门雇主面临低技能职位短缺提供支持。此次修正案提出在原有职业名单基础上增加以下三种职业：

* 3413 Nurse aides, orderlies and patient service associates 护士助理、护理员和患者服务专员* 4412 Home support workers and related occupations, excluding housekeepers 家务助理工人及相关职业（不包括管家）* 7511 Transport truck drivers 运输卡车司机

降低工作经验要求为了提高该方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和雇主需求的应对能力，对于该类别申请人的工作经验要求由之前的12个月降低至9个月。

雇主offer：外籍工人及留学生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该类别只是对之前的政策给予了更精确的语言描述，对申请人没有实质的影响。

对工作经验的描述工作经验必须是申请人在加拿大合法居住及工作时获得的。

对于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和雇主关系的约定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不可“直接或间接”持有雇主企业的股权，除非是作为薪酬的一部分而获得的，且持有的股权不可超过10%。

企业家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申请人净资产要求降低目前拟在大多伦多地区（GTA）建立企业的申请人需证明至少具备150万加币的净资产，修正案将这一金额降至80万加币；当前拟在大多伦多以外地区建立企业，或不限地域企业属于ICT或数字通讯行业的申请人，需证明至少具备80万加币净资产，修正案将这一金额降至40万加币。

投资额降低目前拟在大多伦多地区（GTA）建立企业的申请人需至少投资100万加币，修正案将这一金额降低至60万加币；当前拟在大多伦多以外地区建立企业，或布线低于企业属于ICT或数字通讯行业的申请人，需至少投资50万加币，修正案将这一金额降低至20万加币。

商业合作伙伴条件放宽目前规定出于申请目的，申请人最多可有一名商业伙伴，修正案规定该商业伙伴可以为外国公民。

降低申请人企业主或高管经验要求在过去60个月内，申请人作为企业主或高管所需的全职商业经验要求从36个月减少至24个月。但修正案要求申请人具备管理全部或部分企业日常经营的经验，以及参与高级决策的职责。

降低创造就业岗位要求目前，申请人必须在建立或收购企业的前20个月内，为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创造至少2个长期全职工作岗位，并能够为该职位支付中位数水平工资，针对这一规定，修正案对大多伦多以外地区，或无论地域属于ICT或数字通讯行业的企业放宽了要求，规定这些企业只需创造一个新的就业岗位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向OINP提交最终报告之前，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必须连续填补空缺至少10个月，该职位必须在提交报告及签发加拿大永居签证期间持续存在。

商业计划书有了更明确的要求安省移民法将规定申请人的商业计划书必须证明该企业是可行的，并可能会为整个安省的经济或企业所在地的经济提供物质上的经济利益。

对于扩大所购买企业经营有了明确规定申请人如打算购买安省现有企业，必须至少将投资额的10%用于改善或扩大该现有企业的经营。

大多伦多地区建立企业有了更严格的约定如申请人拟在大多伦多地区经营企业，则该企业不可以是之前企业家类别或已不复存在的投资者类别提名人拥有或经营的，企业不可涉及制作、传播或销售色情制品或服务，不可提供性导向服务。

获邀后提交省提名申请规定申请人将被要求在收到申请邀请后90天内提交OINP省提名申请。

公司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公司类别将被关闭，因为之前该类别并没有实现将跨国公司引入安大略省的既定目标。

硕士毕业生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不再硬性规定全日制学习当前，申请人必须在安省合格教育机构经过至少一学年的全日制学习获得硕士学位，且必须在获得学位后2年之内向OINP提交申请；修正案为那些学习周期更长的申请人打开方便之门，规定在非全日制基础上完成的全部或部分课程也会被认可，这种情况下，申请人需提交安省合格教育机构的信函，证明其已经完成了获得硕士学位所需的所有要求。

博士毕业生类别移民政策将做如下更新：

对于博士类别的提案很难产生任何实质效果。

目前申请人必须在获得博士学位后2年内向OINP提交申请，新的提案规定申请人必须在提交申请前2年内提交以下文件之一：

* 申请人从安省合格教育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证明；* 安省合格教育机构出具的信函，表明申请人已具备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所有条件。

总体来看，OINP安省省提名移民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宽松，将给予更多人机会能够来到安省，这也是为了应对2021年安省将面临的22万技术工人短缺做准备。自2017年安省300多分定向邀请ICT类别申请人以来，大家一直期待着安省能带来更多惊喜，2019终将不负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