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美元汇率走势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谢亚轩 刘亚欣

核心观点：

1973年以来美元运行了“两轮半”周期，我们认为美元未来将进入一个持续走弱的趋势，完成余下的半轮美元下行周期。

早在3月，我们即正确预判本轮美元转弱。3月22日《美元流动性窘迫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中提出，当时的美元快速走强是美元流动性“窘迫”所致，这样的非常态必然不能持久，103的美元指数也远脱离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未来美元指数将出现回落，人民币走势将由弱转强。在5月6日的《不要只看到港元强，更要看到外溢效应》，我们再次强调这一观点。在5月30日的《人民币汇率当前的“斗而不破”》中明确指出：对未来两个季度美元指数的基准预测是下降至95以下，人民币兑美元回到7左右的水平。

基于以上看法，我们试图回答关于美元指数的三个问题：第一，招商宏观团队再次强调美元由强转弱的目的是什么？第二，美元将走弱到什么程度？第三，美元转弱对于大类资产配置有什么影响？

以下为正文内容：

问：招商宏观再次强调美元由强转弱的目的是什么？

答：早在3月，我们即正确预判了本轮美元走弱。我们在3月22日的《美元流动性窘迫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中提出，当时的美元强势是美元流动性“窘迫”所致，这样的非常态必然不能持久，103的美元指数也远脱离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未来美元指数将出现回落，人民币走势将由弱转强。在5月6日的《不要只看到港元强，更要看到外溢效应》，我们再次强调这一观点。在5月30日的《人民币汇率当前的“斗而不破”》中，我们明确指出，对未来两个季度美元指数的基准预测是下降至95以下，人民币兑美元回到7左右的水平。

当前，我们再度强调美元指数由强转弱，主要目的有三：

首先，欧盟达成复苏基金协议，可能成为美元走弱的一个重要推手。欧盟各国领导人终于就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达成协议，这意味欧盟将开始执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救助计划，其中的5000亿欧元作为以直接拨款形式发放给经济遭受重创的成员国，受援国无需偿还，剩余2500亿欧元作为贷款予以发放。欧盟复苏基金意味着欧洲向财政一体化上做出了重要突破，意味着更为团结的欧盟，也意味着欧洲更加乐观的经济前景，这将对欧元构成支撑，并推动美元走弱。

其次，1973年以来美元运行了“两轮半”周期，新冠疫情之后一些促使美元指数走弱的因素已处于酝酿之中。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以来，美元经历了两轮完整的强弱周期（下图）。本轮强美元初始于2012年，加速阶段始于2014年7月，至今已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历史上两轮美元指数趋势性走弱的宏观背景存在以下共性：一是美联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美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的恶化，三是美国经济增速相对全球GDP增速的下降。新冠疫情发酵以来，美联储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冠疫情在美国的发酵、特别是二次发酵延长了美国经济受到疫情因素影响的时长，短期冲击向中期延续的概率在上升，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相对美国可能具备更为乐观的经济基本面前景，促使美元指数走弱的因素正处于酝酿之中。

最后，随着美元指数跌破95这一位置，越来越多的市场声音开始看空美元，表明市场的共识度在上升。7月22日，美元指数跌破95，降至2018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引起了市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市场声音开始看空美元，ICE美元指数非商业净持仓也达到了较低水平，表明看空美元的市场力量在上升。我们也提示投资者关注这一变化。

问：美元将走弱到什么程度？

答：1985年至1992年，美元指数下降45％。以月度均值衡量，1980年7月，美元指数开始从84.6触底走强，美联储从1984年9月开始进入降息周期并快速降息，美联储于1985年2月、3月见顶，高点达到158.5、158.3，此后开始回落，“广场协议”签订于1985年9月，此时美元指数已较1985年3月下跌了12％。在广场协议后确实与日元的升值同步出现加速贬值，至1986年末继续下跌了24％。该轮美元指数弱势的最低点为1992年8月的80.8，较最高点下跌了45％。

2002年至2008年，美元指数下降39％。2001年6月、7月美元指数达到119的高点，小幅回落后2002年2月又再度回升至119，筑成双顶之后，美元指数出现趋势性回落。促成了美元指数从2002年3月开始的趋势性回落。该轮美元指数回落的最低点为2008年4月的72.1，较最高点下跌了39％。

美元指数未来可能下降30％，回到70左右的水平。2016年12月美元指数达到102的高点，后续有所回落但一直维持在较强水平，按照历史上美元的贬值幅度以及每轮高点的变化，我们估计本轮美元指数走弱的低点可能在70左右，但过程可能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

问：美元转弱对于资产配置有什么影响？

答：从历史来看，美元指数与诸多资产价格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也许并非简单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因为美元强弱既是宏观经济环境的结果，又具有其作为国际货币的显著溢出效应，因此，其他资产价格既受到同样宏观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美元指数强弱的影响，因而这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种相关关系是历史事实，因此对美元指数的判断也能够帮助我们形成对于其他资产价格的判断。

我们在6月16日的报告《新冠、美元和大类资产走势》中提出，如果美元出现趋势性走弱，对于资产价格将有以下影响：

第一，欧元、日元、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和人民币汇率将转强。若美元指数走弱，人民币汇率有望企稳回升，新兴市场货币有望摆脱承压的局面，发达国家货币中欧元、日元、加元、澳元等负相关性较强的货币升值的概率也最高。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美元指数与除纺织品以外的CRB各类指数、原油价格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美元指数的走弱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回升。

第三，美元走弱有利于金价上涨。黄金价格的相关性略低于其他商品，主要原因或在于风险事件频发在较多阶段对于黄金价格产生了显著影响，可能出现美元与金价同升的现象。因此美元走弱有利于金价上涨，同时也要考虑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四，美元转弱与带动中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和债券价格的下跌。美元指数与德债、中债、印度国债收益率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美元指数下行的阶段可能对应着部分国家长端利率的上升。

第五，美元指数回落，新兴经济体股指的表现将相对好于发达国家股指。有观点认为，MSCI发达-MSCI新兴之差与美元指数同方向变动。据此推论：未来如果美元指数持续回落，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的表现将相对好于发达经济体股票市场。

招商宏观团队：谢亚轩、罗云峰、张一平、刘亚欣、高明、张秋雨

新京报讯（记者 顾志娟）12月28日是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汇市迎来收官战。12月28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16:30收盘报6.8658，较上一交易日涨2个基点，全年累计下跌3538个基点，跌幅5.43%。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8632，2018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3553个基点，跌幅5.18%。

与去年相比，2018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人民币中间价全年变动均由涨转跌，主要下跌均发生在下半年。在央行及有关部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人民币汇率走势在年末趋于平稳。专家普遍预计，明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将会减弱，汇市整体以稳为主。

今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态势加大

12月28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16:30收盘报6.8658，较上一交易日涨2个基点。

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30收盘价报6.5120。从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至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2018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全年累计下跌3538个基点，跌幅5.43%。

今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态势加大，全年振幅达7261个基点。年初，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走高，2月7日创下最高点6.2519，为2015年8月汇改以来新高。3-4月，基本维持在6.3上下波动。4月底，在岸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6月底跌破6.6，8月起基本维持在6.8以上，直至10月31日达到6.9780，刷新逾十年新低。此后，人民币小幅调升，12月基本维持在6.9以下。

与去年比较，2018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转贬。2017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大涨收官。2017年全年人民币升值4420基点，涨幅6.36%，创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

人民币中间价由升转贬 2018全年下跌5.18%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12月28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8632，较前一交易日调升262个基点。

2018年1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5079，2018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3553个基点，跌幅5.18%。

从今年的变化来看，贬值主要发生在下半年。上半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基本维持在6.2-6.6之间。下半年人民币开始持续走低，8-9月期间维持在6.8以上，10月份跌破6.9，11月1日达到6.9670。此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走势渐趋平稳，12月基本在6.85-6.90之间波动。

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全年变化重回贬值。2014-2016年三年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度变化连续三年贬值，2014年小幅调贬200个基点，跌幅0.33%；2015年全年调贬3688个基点，跌幅6.02%；2016年全年调贬4338个基点，跌幅6.67%。到2017年转为升值，全年调升4156个基点，升幅5.98%。

重启逆周期因子等 央行连放大招稳定汇率

今年1月份，央行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调整至中性。下半年以来人民币一路贬值，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逼近6.90关口之时，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8月2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行重启“逆周期因子”。公告中称，近期受美元指数走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行为。8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陆续主动调整了“逆周期系数”，以适度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

另外，央行还重启了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政策。8月3日，央行宣布自2018年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央行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属于透明、非歧视性、价格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11月7日，央行再放大招，在香港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人民币200 亿元，其中3个月和1年期品种各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 3.79%和4.20%。央行称发行央票可以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业内则认为，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行央票，是调节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手段，以抬高离岸市场利率，稳定人民币汇率。

央行在11月9日公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央行的一系列措施释放了积极信号，取得了积极效果，市场预期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今年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曾公开“喊话”人民币空头。在10月26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潘功胜称：“对于那些试图做空人民币的势力，几年之前我们都交过手，彼此也非常熟悉，我想我们应该都记忆犹新。”

潘功胜当时回应汇率波动时表示，近期的人民币汇率变化主要是对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美联储连续加息，美元走强，新兴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加上贸易摩擦对市场情绪造成了一定的扰动，所以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在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表现还是总体稳健的。他表示，有基础、有能力、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明年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 人民币贬值压力减弱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在6.9附近，还是比较合理的，与今年以来的基本面以及美元表现相一致。今年以来外汇市场情绪较为稳定，国际收支也基本处于平稳态势，今年人民币汇率跌幅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变化、贸易争端影响的体现。

周茂华预计，明年人民币汇率整体保持稳定，稳中略偏强走势，波动较今年可能更小。从外部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能下滑，美联储加息有望放缓，中美经济由今年分行走向“趋同”；欧央行则维持中长期缓步政策正常化基调不变。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央行货币政策也不会大水漫灌，因此，“稳”仍是汇市主基调。

今年以来，美联储于3月、6月、9月、12月实施了四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一路提高至2.25%-2.50％。这也使得美元一路走强，美元指数从年初88的低点，上升至上半年末的95左右，下半年以来维持在95上下波动，10月底开始站上96上方。12月14日，美元指数达到年内最高点97.7155。12月28日，美元指数在96.2-96.6之间波动。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短期来看，美联储加息或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一定压力，主要源于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走势存在方向差异。但美联储降低了2019年加息预期，从原来的加息3次下调至加息2次。美国加息步伐放缓对于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利好，中美利差加大、甚至倒挂的局面将有所缓和，国内货币政策向偏松方向微调的空间也将有所加大。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将逐渐转好，市场信心和投资者情绪将得到修复，人民币贬值压力将减弱。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将进一步上升，以6.72为中枢，在上下6%的区间内波动。本轮人民币贬值压力主要来自美元指数的持续显著走强。2019年美元或将冲高回落，结束本轮强美元周期。2019年，美联储加息周期可能结束，美国GDP增速可能从目前的3%回落到2%以下，此外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也会对美元产生负面影响。预计美元指数未来或再次挑战100整数位，全年可能在89-100的区间波动。因此，如果美元告别其强势周期，则人民币将逐步摆脱目前的贬值压力。

谢亚轩表示，2019年，央行可能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可带来汇率弹性的提升，有助于分化单边的汇率下跌预期。汇率的灵活调整有助于缓解国际资本外流的压力，也有助于反向溢出效应的发挥。汇率弹性的提升有助于加强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改善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他认为，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7”这样一个整数点位不应该被视为“禁区”，而更应该视为早晚要打破和丢掉的“枷锁”。

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8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利率、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之间保持平衡，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定市场预期。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陈莉 校对 吴兴发

2018年已经结束，对投资者来说，2018年是黑色的一年，这一年，各种资产价格几乎都在下跌。而2018年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是持续下跌，那么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了多少？

2018年12月31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87020，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51250，全年下跌幅度约为5.5%。

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8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8730，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5060，全年下跌幅度约为5.6%。

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货币，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汇率其实总体上还算坚挺，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否会破7也有了答案。

当然，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国内经济下行、房地产行业的低迷，都可能会加速人民币的贬值进城。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续面临着破7的压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8日讯 国家统计局网站今天发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8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0727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672亿美元。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174元人民币，比上年升值2.0%。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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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贬值没有形成贬值预期－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人民币汇率波动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经济层面对人民币汇率具备一定支撑因素。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2019年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一、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从6．5贬值至6．86，贬值幅度达到5．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战触发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1月，央行宣布暂停逆周期因子操作，开始逐步退出常规性外汇市场干预。此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出乎市场意料之外。在1月份，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会保持强势，甚至有交易员担心人民币汇率会升值破6。彼时，欧央行加息预期较强，美元走势偏弱，中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强，经济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人民币汇率。而且，中美贸易摩擦还在初级阶段，为了释放谈判的善意，投资者认为央行不会让汇率贬值。5月底，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人民币汇率开始迅速贬值。8月，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并且重启了逆周期因子，仍然没有阻止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趋势。直到12月5日，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决定暂时中止贸易战后，人民币汇率才止跌反弹。

中国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在整体平稳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力度显著加强，非标融资大幅收缩。为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央行实施了三次定向降准。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对冲了强监管的信用收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出现两次分化。从现象上来看，这一次贬值有些与众不同，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相关性显著减弱。6月20日－8月3日，短短32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达到6％，美元指数维持在95左右，基本没有波动。人民币汇率走势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战紧张情绪引导，短期内打破了过去依赖美元指数的定价机制。9月份，人民币与美元指数再度出现分化，由于美联储主席发布偏鸽派言论，美元指数再度大跌。然而，在贸易战的威胁下，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随之上涨，反而进一步从6．82贬值至6．87。

二、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与主观感受相反，事实上，2018年，无论观察出口形势还是资本流出的指标，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压力都在逐步缓解。然而，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基本面走势并不一致。

中国贸易顺差收窄主要源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18年1－11月，我国贸易顺差为3000亿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8．2％，进口同比增长14．6％。进口增速远超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油价高涨。2018年1－10月，WTI原油价格从57暴涨至70，带动南华商品指数上涨20％，极大推升额进口价格成本。这一情形在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时也曾出现。从出口份额的变化来看，中国外贸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并没有对汇率造成强烈冲击。

中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显著下降。2018年1－11月，中国银行结售汇逆差从去年同期1200亿美元收窄至489亿美元。从全球资金流向数据来看，根据EPFR数据库，1－12月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187亿美元和13亿美元。1－12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544亿美元和－85亿美元。10月份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拐点，10月初，美联储主席提出“美国利率水平距离中性利率还有一段长路”的论断，美股开始持续调整，跨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

全球资本流动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原本应对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支撑。然而，2018年9－11月，当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持续升值时，人民币汇率反而从6．82继续贬值至6．9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悲观预期。

面对中美贸易战压力，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对冲市场压力。2018年1月，央行让做市商暂停实施逆周期因子，但是并没有停止调整中间价。我们将每日中间价分解为收盘价＋篮子货币＋中间价调整，对各个成分做20个工作日平滑处理。结果表明，1－5月，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一直处于升值空间，“中间价调整”则在小幅对冲收盘价的升值幅度，避免CFETS指数升值过快。6月下旬，人民币收盘价出现显著贬值压力，平均每天贬值接近300个基点。对比1月份升值压力，央行在面对贬值压力时，运用“中间价调整”对冲贬值的力度更大，表明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8月3日，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表明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关心汇率稳定问题。8月24日，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此后强调稳定汇率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中美贸易战和美联储加息冲击。

逆周期因子与“811汇改”之前央行调整中间价的措施，没有本质的区别。中间价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央行手中。逆周期因子的本质，只是为央行提供了市场供求信息。究竟如何使用信息，取决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判断。如果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就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升人民币汇率。如果认为市场升值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则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降人民币汇率。无论是那种情况，中间价原本蕴含的市场供求信息都会被逆周期因子对冲。

三、2019年人民币汇率存在阶段性升值机会

从2017年的经验来看，当央行出台逆周期因子等措施之后，外汇市场各个交易主体通常会跟随央行的指挥棒行动，直到累积的不均衡重新打破并形成新一轮的剧烈波动。中美贸易战由于涉及太多政治动向，金融市场难以对其定价，引发了较大的波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特朗普并不希望继续在贸易领域与中国纠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人民币汇率会获得一定支撑因素。从其他国家对华进口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对华进口增速最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韩台、以及东盟六国等东亚经济体。也就是说，今年出口扩张并非完全缘于中美贸易战引发的“抢出口”（除了10月数据外），而是海外经济扩张引发的进口需求。一旦贸易战警报解除，中国出口增速并不会出现市场担忧的坠崖式下跌。

当人民币汇率接近7．0的关键心理位置时，政策决策者的空间十分有限。一般而言，当人民币汇率逼近7．0这个点位时，会有大量短期资本涌入外汇市场做空人民币汇率。如果国内外形势比较严峻，做空资金借助“破7”这个信号引导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那么“破7”之后，可能会严重影响市场情绪，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为了避免“破7”引发被动局面，央行会提前入市，稳定汇率。G20双方首脑会晤后，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出现拐点。中方在明确拐点方向之前，不会轻易打出汇率这张牌。

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又会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由于中间价主要反映篮子货币的信息，人民币汇率制度事实上成为窄幅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此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重新和美元指数挂钩。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汇率会出现贬值压力，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汇率会出现升值压力。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90，为2018年12月24日以来新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上日调降171点至6.8859，中间价贬值至2018年12月27日以来最低。

【延伸阅读】

经济参考报头版评论：多重因素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动力

人民币汇率走势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649，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84个基点。实际上，最近几个交易日，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人民币贬值预期有所升温。与此同时，汇率下行压力也有所加大，在个别交易日，离岸人民币跌破6.90重要关口，在岸人民币逼近6.90，创下近4个月新低。

去年下半年至今，每当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市场有关人民币贬值的声音就会增多。不过，尽管在市场主体情绪变化影响下，短期内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但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经济基本面、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以及货币当局稳汇率的态度等多因素，将支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4月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具体来看，1至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大，其政策效应也正在逐步显现，尽管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但经济已经显现出企稳向好的迹象，为汇率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从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来看，今年以来银行结售汇逆差已经明显收窄。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售汇逆差91亿美元，同比收窄50%，月均值较2018年下半年收窄74%。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即便最近几个交易日汇率波动加剧，但在岸市场上也并未出现恐慌式的购汇。另外，多个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如外汇局推进改革QFII和RQFII制度，旨在简化准入管理和扩大投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4月起，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MSCI(明晟公司)日前也宣布，将中国大盘A股的纳入因子从5%提高至10%。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有更多外国资本流入中国市场，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动力。

再次，货币当局有基础也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短期内汇率超调，在必要时刻，货币当局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对市场进行调控也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题中之义。最近几个交易日，种种迹象表明，货币当局已经有所行动。在离岸市场，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了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各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3.00%和3.10%。此举将有助于央行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拉升离岸人民币利率和做空人民币成本，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对于在岸市场，不少市场人士分析称，从本周二人民币中间价来看，逆周期因子应该在中间价形成机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也体现了货币当局稳汇率、引导市场预期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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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十数据）

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开局经济这么看（6）

周景彤 李赫

汇率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也将会影响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但一些新因素将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波三折”、总体贬值，而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2018年人民币汇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贬值态势，从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贬值幅度为5.3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续贬值，2017年的持续升值，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呈现“先强—后弱—再稳”的特点。2018年2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态势，并在2月7日达到6.2596的年内高点；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币由强转弱、由升转贬，并于6月14日美联储加息、6月15日特朗普批准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后出现加速贬值；在8月份央行相继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要求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跌势，稳定在6.80—6.98区间。

与此同时，2018年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增强，结售汇行为总体保持理性。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559.58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汇改后，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相对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较大。但2018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较小，说明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比较一致。

2018年人民币汇率总体贬值且幅度较大，主要与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基本面差异。经济增长对汇率会通过“GDP增长—投资利润率上升—资本流入增多—汇率升值”这个路径来产生影响。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6.6%，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并且逐季放缓、下行压力较大，而美国经济总体强劲，全年预计增长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中美宏观经济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币整体贬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货币政策方向。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8年中、美货币政策操作“一松一紧”，即中国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美联储加息缩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四次降准，美联储则实施了四次加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美利差持续缩小，10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147个基点缩小到年末的56个基点。

三是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性升级。6月15日，美国开始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征税；9月24日，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导致国内外市场信心受挫，人民币汇率加速贬值，从6月15日的6.4146下跌到8月24日的6.8789，跌幅达6.7%。

四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资本流动角度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缩小造成了外汇储备少增、汇率持续承压。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8.3%。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汇储备则由2017年末的3.14万亿美元减少到2018年末的3.07万亿美元，减少了672亿

美元。

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走势

2019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既有贬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整体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

贬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国内，包括经济增长减速、货币政策趋松、贸易盈余缩小等。实际上，2019年影响汇率贬值的国内因素是2018年贬值因素的延续。

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宏观经济方面，供求两端双双走弱，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尤其是上半年放缓更为明显。

第二，货币政策继续放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别实施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未来还有降准的可能，预计全年降准在3到4次，货币政策料将比2018年更为宽松一些。

第三，贸易盈余减少。2018年12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7.6%，预计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会更大，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美国经济减速、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2018年，美元指数从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续走强，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荡盘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处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为96.32）。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数在90左右，而现阶段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将有技术性回调。美元指数回落，会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的波动压力。

第二，美国经济见顶放缓。与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国的消费、企业利润、投资等数据都相对疲弱，预示美国经济有放缓迹象。同时，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上限和贸易摩擦，都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利剑。2018年12月，美国成屋销售仅499万套，创三年来新低。

第三，美联储放缓加息缩表步伐。从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债“双杀”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政策颇有微词。近期，美联储官员也频繁释放鸽派信号，2019年预计加息次数降为2次。美联储减少加息频率，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利差缩小的趋势。

整体来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虽然既有促进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也有促进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总体上是稳定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对未来预期会起到转变影响的事件和因素，比如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等。中美关系是个长期的、复杂的问题，除了经贸问题，还包括科技竞争、制度竞争以及全球领导力竞争等诸多问题。

几点建议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波动幅度过大既不利于进出口贸易，也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需要对汇率保持调控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第一，对人民币汇率保留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

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由于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会首先造成进口商品计价的变化，即造成进口支出相对增大，从而导致短期内贸易差额恶化。而汇率大幅度升值也会在中长期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有关部门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让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汇率稳定，作为对国际炒家的威慑力量，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第二，顺势而为，避免过度追求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巨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篮子以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内外直接参与者有31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高达695家，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把“双刃剑”，一定要在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时进行。现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明显、欧洲政治局势不稳、新兴市场信心不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内外部环境并不稳定时，应提高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入流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2018年6月，受美国加息、提高中国500亿美元关税等因素影响，市场上加剧了恐慌情绪，“羊群效应”严重，导致人民币汇率加剧下跌。如果再遇此类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汇市出现过度波动。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一定要释放出足够清晰的信号，政策应具有预测性，只有这样政策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每经记者：边万莉 每经编辑：陈星

7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8）》（以下简称《年报》），首次披露了外汇储备经营业绩、货币结构等数据，并介绍了外汇储备投资理念、风险管理、全球化经营平台等情况。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交易形成的储备资产（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增加189亿美元。其中，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182亿美元。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27亿美元，较2017年末下降672亿美元，主要受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我国外汇储备始终以“安全、流动、保值增值”为经营目标，核心职能是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实现了长期、稳健的经营收益，收益率在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构中处于较好水平。

2005~2014年外汇储备平均收益率为3.68%

据《年报》，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保持基本平衡，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延续顺差。其中，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为0.4%，处于合理区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1306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210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我国一直致力于提升外汇储备信息透明度。2015年7月起，人民银行、外汇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定期披露外汇储备规模。同时，通过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门户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等多种形式对外发布外汇储备相关信息。进一步披露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情况，符合我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有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金融的信心。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27亿美元，较2017年末下降672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以实现资产“安全、流动、保值增值”为经营管理原则，以“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为经营管理发展方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外汇储备实施分散化投资，实现了稳定收益，2005年至2014年的10年平均收益率为3.68%。

图片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8）

王春英指出，我国外汇储备始终坚持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理念，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持续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利用不同货币、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控制总体投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王春英进一步表示，具体到货币结构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贸易不断发展，我国外汇储备货币结构日趋多元，比全球外汇储备的平均水平更加分散。这既符合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及国际支付要求，也与国际上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多元化趋势相一致，有助于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

2018年我国黄金储备位居全球第六

根据IMF2018年的统计，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近30%。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同时也是黄金消费大国。截至2018年末，我国黄金储备规模达到1852吨，位居全球第六。

图片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8）

在王春英看来，黄金储备一直是各国国际储备多元化构成的重要部分。黄金兼具金融和商品的多重属性，有助于调节和优化国际储备组合的整体风险收益特性。我们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出发，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国际储备组合配置，保障国际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年报》指出，要持续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资产配置及投资策略，把握市场机会。提高自主研究水平，提升全领域投资能力，深化全面风险管理，加强运营能力建设，强化信息系统支持和综合服务能力，全力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我国外汇储备经营始终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框架，增强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能力，丰富和提升风险管理工具及手段，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王春英表示，通过不断加强对重大风险事件的前瞻性分析和预警，我国外汇储备灵活妥善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历次市场冲击和挑战，不仅保持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和流动，还为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对于2019年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主要思路，《年报》表示，要加强中长期资产配置，优化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稳步审慎推进多元化运用，加强各业务条线能力建设，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每日经济新闻

俄新社1月10日报道，莫斯科交易所数据显示，10日美元兑卢布汇率降至60.89卢布/美元，创2018年4月以来的历史新低。主要原因在于布伦特原油3月期货价格下浮0.28%至65.19美元/桶，WTI轻质原油2月期货价格下跌0.37%至59.34美元/桶。

来源: 商务部网站

5月份以来，美元指数自100整数关口上方快速回落。经历两轮下跌之后，截至日前，美元指数录得94.0233，相比前期高点下跌接近10%。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这一轮美元指数走弱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美国和欧盟之间疫情防控成效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欧美经济基本面出现分化。尽管两者复工复产之后经济均有所修复，但欧元区经济修复优于美国。

其二：美国和欧元区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均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整体而言，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比美国而言稍显克制。

美元作为黄金的标价货币，一方面，从黄金的商品属性来看，美元走弱，有利于黄金价格走强；而另一方面，从黄金的货币属性来看，在美联储天量的货币宽松背景下，美元的走弱代表的是美元货币信用力的下降，而黄金作为美元的信用对标，其价格也将受到较强支撑。

我们认为此轮美元趋势性走弱的拐点需要看到两方面的信号。一方面，美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增确诊人数拐点确认，疫苗进展顺利，并开始投入批量生产和使用；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前瞻指引发生边际转向。这种边际转向实际上是美联储根据美国国内疫情发展情况、美国经济基本面恢复状况以及国内资本市场表现综合做出的决定。

在以上两方面信号出现之前，我们认为美元很难扭转跌势，而在此期间，国际金价将在这一方面获得较强支撑。

5月份以来，美元指数自100整数关口上方快速回落。经历两轮下跌之后，截至日前，美元指数录得94.0233，相比前期高点下跌接近10%。本文尝试分析导致此轮美元指数大幅下行的原因，以及此轮美元走弱对贵金属价格的影响。

美元指数构成

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即USDX)，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非美一揽子货币的综合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1985年，纽约棉花交易所成立了金融部门，正式进军全球金融商品市场，并推出了美元指数期货。

由于美元指数仅仅是一系列汇率的加权指数，所以美元指数的强弱是由构成美元指数的非美货币的强弱所决定的。如图1所示，在美元指数构成的一揽子货币中，欧元是权重最重的一个货币，其占比权重达57.6%，欧元兑美元汇率的走势也因此成为与美元指数的核心影响因素(美元指数走势与欧元兑美元汇率相关性高达-0.98以上)。

影响美元指数走势的因素比较多样，但总的来讲，主要涉及美元和非美国家之间的多方面差异。这种差异包括经济基本面差异、货币政策差异、通胀水平差异、利差等等。

此轮美元指数大幅走弱，我们认为核心的原因在于美国和欧盟在多个方面出现了分化，正是由于这些分化导致了欧元相对美元而言更为强势，使得美元步入趋势性下行阶段。

美国疫情恶化，美欧经济基本面现分化

2018年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经历了持续两年的走弱。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欧元区长期面临诸多顽疾，长期受到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等问题的困扰，经济发展疲软；其二，欧元区利率水平长期处于负值，面临经济通缩的风险。反观美国，在2018年以来，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美欧之间经济基本面差异巨大，欧元疲弱，美元指数持续走高。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欧美之间经济基本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首先，美国和欧盟在疫情防控方面表现迥异。除英国以外，欧盟27国尤其是德法意等核心国，近期新增病例并未出现明显反弹，虽有小幅反复，但并非趋势性增长。美国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一贯不作为的表现，美国疫情在复工复产之后出现了二次爆发，疫情持续恶化。

美国和欧盟之间疫情防控成效的差异直接导致欧美经济基本面出现分化。尽管两者复工复产之后经济均有所修复，但欧元区经济修复优于美国。图5显示了两者之间PMI的差异，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美国与欧元区PMI差值持续缩小，这表明欧元区的经济修复表现更为强劲。实际上，从最新的数据来看，7月份欧元区制造业PMI从6月份的47.4升至51.1，服务业PMI从6月份的48.3升至55.1，综合PMI为54.8，创25个月新高，超出了51.1的预期值。随着企业封锁继续放松，经济重新开放，欧元区7月份的产出增幅达到两年多来最高水平。需求也显示复苏的迹象，帮助抑制了失业的步伐。反观美国，美国7月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双双不及预期，同时，美国至7月1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公布，录得141.6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130万人，创3周新高，前值由130万上修为130.7万人。美国初次失业救济申领人数自3月以来首次上升。

欧洲货币政策相比美国而言较为克制

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欧美等国，早期对于疫情的警惕性不足，疫情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但正如上所述，欧元区各国在后续疫情防控方面比美国做得要好，这使得疫情对于欧元区经济的冲击相比美国而言轻一些。

实际上，两者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均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整体而言，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比美国而言稍显克制。

欧元区方面：3月以来，欧洲央行通过扩大量化宽松、实施长期再融资操作等系列举措，为欧元区提供大量流动性支持。

欧洲央行6月4日决定，将应对疫情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规模由7500亿欧元扩大至1.35万亿欧元，购债至少持续至2021年6月。

7月21日，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21日凌晨就抗击新冠疫情影响、复苏欧洲经济的财政刺激方案达成一致，同意投入7500亿欧元援助受创成员国。7500亿欧元援助资金包括向疫区国家发放总额3900亿欧元的赠款，低于法、德最初提议的5000亿欧元；另外3600亿欧元则以贷款形式发放。

美国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突，打出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组合拳，宽松力度空前，具体如表1所示：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采取较欧元区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脆弱的美国经济保驾护航。这对于美元指数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美欧之间利差持续缩窄(如图6)，利差缩窄导致美元走弱；另一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之比走高，美元货币泛滥，信用下降，也将导致美元走弱。

美元走弱对金价影响

事实上，美元强弱与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并非“此起彼伏”这么简单，两者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和国际环境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从时间维度上看，美元指数与黄金价格在中长期的关系上所体现的负向关系更为稳固，即往往美元阶段性走强的周期，黄金价格受到压制；美元阶段性走弱的周期，黄金价格容易走出行情。而短期内(6个月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较大，即历史数据表明两者有30%以上的概率正向联动。

美元指数是由欧元、日元等一揽子货币兑美元汇率所构成，美元指数并不能反应美元的强弱。一般而言，在全球经济衰退且货币环境比较宽松时，黄金容易走强。但在这种背景下，美元却有不同的走势。例如，此时如果非美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基本面更弱，美元资产往往表现出和黄金类似的避险属性，此时美元指数跟随黄金同步走强(2018-2019年)；而如果非美国家经济基本面强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则美元往往走弱，美元与黄金呈现出反向关系。

美元作为黄金的标价货币，一方面，从黄金的商品属性来看，美元走弱，有利于黄金价格走强；而另一方面，从黄金的货币属性来看，在美联储天量的货币宽松背景下，美元的走弱代表的是美元货币信用力的下降，而黄金作为美元的信用对标，其价格也将受到较强支撑。

我们认为此轮美元趋势性走弱的拐点需要看到两方面的信号。一方面，美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增确诊人数拐点确认，疫苗进展顺利，并开始投入批量生产和使用；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前瞻指引发生边际转向。这种边际转向实际上是美联储根据美国国内疫情发展情况、美国经济基本面恢复状况以及国内资本市场表现综合做出的决定。

在以上两方面信号出现之前，我们认为美元很难扭转跌势，而在此期间，国际金价将在这一方面获得较强支撑。

（文章来源：广发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