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俄罗斯翻译

新京报快讯(记者 吕婉婷)据中国文字著作协会消息，莫斯科当地时间8月20日下午，第四届“阅读俄罗斯”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公布了2016-2018年度“阅读俄罗斯”文学翻译奖“短名单”，共有译成12个语种的19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入围，其中南京大学王加兴凭借翻译作品《普希金之家》入围。《普希金之家》是“中俄互译出版项目”的作品，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俄罗斯”文学翻译奖由非营利组织俄罗斯翻译学院于2011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由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提供支持。本届文学翻译奖于8月2日公布“长名单”，共有译成21种外语的43部作品入选，王加兴、刘宪平、张建华三位中国译者入选。

9月8日，评委会将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举行的第四届俄罗斯文学国际翻译家大会上公布最终获奖名单。

如今大家的接触到的文化和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就算是两人隔得非常远，只要有网络在，什么距离都不是距离。在吉林长春，一东北小伙小路与俄罗斯妻子媞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因为这一对小夫妻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所以很多的网友都认识他两，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好奇这一段跨国恋的生活日常。

如今小路和媞娜已经有了一个小宝宝，但是说到两个人的认识，却是非常的特别。小路说自己是通过一款俄罗斯交友软件认识的媞娜，两个人刚开始是觉得非常的有趣，毕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文化熏陶，两个人就慢慢被彼此给吸引。后来媞娜来到了中国留学，这就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发展了。一直到今天，小伙终于娶回了这一个俄罗斯媳妇，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这一段感情真的是太特别了，不仅是网恋，而且还是异国恋，对于他们的感情，小路坦言有很多人都十分的羡慕他们，但是实际上异国恋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小路说当时俩人网恋的时候特别搞笑，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两个人沟通需要使用翻译软件。这就让很多人感到奇怪了，小路他不会俄罗斯语，而媞娜不会中国话，所以两个人会把自己的语言翻译成英语，这样就可以了解到对方的意思了。

如今俩人都在东北生活，可是现在两个人还是语言不通，沟通上有障碍，但是两个人也适应了这一种生活方式。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两个人的爱意却毫无障碍地被表达出来，在采访中还经常用小眼神交流，真的是羡煞旁人！在过年期间，媞娜还经常和婆婆一起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以及东北的豆包。小路还表示自己的媳妇特别喜欢北京烤鸭，之前还不吃，现在整只鸭子地肯。

看到这里，很多网友表示不可思议，并表示两个人要不一起报班去学习英语好了，这样下去都没办法吵架了，夫妻生活会留下遗憾的！还有的网友说，很好奇俩人生活中会不会用语言交流，孩子是不是从小就生活在双语的条件下？这可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最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呢？你说否羡慕小路和他媳妇的生活呢？有没有想过也找一个异国的女朋友

众所周知，古代的中国是非常强大的，领土面积也远远不止960万平方公里，由于清政府的无能，再加上当年“落后就要挨打”的生存法则，是中国一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是中国失去了大量财宝，还失去了不少领土。这些领土再怎么说也曾归中国所有，所以难免会存在着一些中国文化气息。

“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朝灭亡之后，库页岛就成了沙俄与日本的相争之地，经过几番争夺啊，直到二战期间，库页岛的战友圈最终被苏联夺取，后来又被俄罗斯改名为“萨哈林岛”。库页岛地处黑龙江出海口东部，面积高达7万平方公里，地形非常奇特，并蕴藏着大量的自然资源。

原来在库页岛生存的居民都是汉人，后来由于沙俄将其割去，大部分汉人被排挤迫害，以至于如今在那里生活的人口75%以上均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曾有一名学者在岛上考察，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很多汉字，部分汉子已经模糊不清了，最显眼的只剩下一副对联，学者完全看不懂，只能求助于中国考古专家。

我国学者们对石碑进行清洗誊抄之后发现，上面刻着的的确是一副对联，内容为“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孙曾余一人”，专家们当时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乾隆在70大寿时做的对联，对联内容的意思是：70岁以上的天子自古只有6个，但是五代曾孙同代的却只有他一个人。对联内容将当时乾隆的骄傲自满体现的非常贴切。

据了解，乾隆皇帝做完对联之后，还特地命人将其刻在4块石碑上面，并将4块石碑放在中国东西南北4个地方，以彰显自己的威严，这也是俄罗斯专家为何会在库页岛挖掘出这块石碑的真正原因。现在已经时隔多年，不少新一代年轻人都忘记了中国曾经被侵略的历史，而那些侵略者的后代大概也忘记了这块领土原本的主人。

谁也没有想到，乾隆皇帝刚把石碑埋在此处不久，库页岛就被沙俄占领，石碑也只能在战乱中被埋入黄土。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由来自长春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春大学叶赛宁文化教育中心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与翻译团队完成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中短篇小说三卷本《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和平的战争》《爱能拯救死亡》，日前出版发行。

该丛书由长春大学王金玲教授主编，王宁、武利茹、吕翠媛担任副主编，是2017年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成果集中面向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现实主义、阿克梅主义、幽默文学等各个文学流派的20位作家的73部代表作品，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展现俄罗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

本套文学翻译丛书用优美地道的语言真实再现了原作的主题和意境，展示了长春大学俄语专业在中俄文学互译领域的经验和成就。为该领域其他学者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全貌提供重要参考，为更多国内读者和俄罗斯文学爱好者、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了文献资料。

中国吉林网 吉刻APP记者 殷维

【来源：中国吉林网】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日消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专家驳斥了有关北欧辐射的源头是俄罗斯的报道，并指出无法确定辐射物质的具体来源国。

上周五，媒体报道称，6月初，瑞典、挪威和芬兰的核与辐射安全部门观测到北欧上空大气中放射性同位素浓度少量增加，他们认为这些放射性同位素来自反应堆。消息还称，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计算，同位素似乎来自俄罗斯方向，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某个核电站反应堆燃料失去密封性。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发言人向俄新社表示，6月俄罗斯西北部的诸核电站安全运行未出现偏差，辐射情况符合正常数值。

上周日（28日），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发表新声明，指出一些媒体早前可能错误翻译荷兰语，报道称放射性核素源头为俄罗斯，并且从俄罗斯进入欧洲。专家驳斥了这种说法。

声明称：“研究院称放射性核素沿从俄罗斯西部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方向移动，但目前无法确定具体的（辐射）来源国。”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指出，6月上旬，传感器在挪威检测到碘-131，在瑞典和芬兰检测到铯-134、铯-137、钴-60和钌-103。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专家称，放射性核素是人为排放，但辐射量“非常低”，未对人体健康和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荷兰本土未发现大气中存在人造放射性物质。

举世瞩目的俄罗斯世界杯战火即将被点燃，想不想前往卢日尼基球场亲身感受赛场氛围，顺便看看战斗民族有怎样的旖（彪）旎（悍）风（民）光（风）？据统计，已有超过60000中国球迷抵达现场，还有很多球迷在路上。但问题来了，不会说也看不懂俄语还能否拥有一次愉快的观球之旅？日前，讯飞输入法重磅推出面对面翻译功能，支持英日韩俄多语种即时翻译，一方讲母语另一方看到翻译结果同时加入语音播报，成为最贴心的“随身翻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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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金115周年诞辰，在巴金故居的策划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开本《巴金译文集》，包括屠格涅夫、高尔基、迦尔洵、赫尔岑、斯托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

更多时候，巴金是以作家的身份为现代文学史所树碑、为公众所熟知的，尤其是其被称作“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那一种对爱情自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代青年人。

然而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创作和翻译犹如两翼，对巴金译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完整了巴金的文学图景，也可从中觅得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经历和特色鲜明的思想轨迹。

作者 ；张玉瑶

贯穿一生的翻译事业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世代官宦大家庭，从小家庭环境优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直接攻读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这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巴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在扑面涌来的新思潮中，巴金最为克鲁泡特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所感触到。他后来在《我的幼年》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了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家，他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译为《告青年》），节选自其作品《一个反抗者的话》，全文洋溢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奉献社会、服务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那一种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精神理念，给了少年巴金“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笔名“巴金”中的“金”，即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汉译，从处女作《灭亡》起一直沿用。

1922年，巴金就曾尝试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信号》（发表时署名“佩竿”），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1923年，他离开封建大家庭，到南京、上海等处求学，不满20岁的他已经开始有些吃力地尝试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继续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以及另一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1928年他回国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可见，巴金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乃早于他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是巴金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翻译的黄金期，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及其《散文诗》、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普希金的诗集《叛逆者之歌》、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继续从事翻译工作，译作包括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高尔基的《文学写照》等。“文革”期间，巴金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翻译更是成为他在极端困难境遇下的一种庇护与寄托。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开始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从赫尔岑对“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的诅咒中汲取面对现实的力量。虽然因年老体衰，他只译毕前两卷（后在巴金的倡导和支持下，项星耀和臧仲伦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译本），但《往事和随想》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

可以说，翻译工作并非巴金的副业，而是贯穿了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他的翻译对象也涉猎极广，包括英语、俄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个语种。其早年的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俄文作品。特别值得敬佩的是，巴金对自己的译本总是反复修订，不断打磨完善，完全称得上当行本色的翻译家精神。如唐弢在其《晦庵书话》里所指出的，巴金翻译的特点正是“屡印屡改”：“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巴金的翻译工作也备受学界关注和推崇。有学者对比原著研究过巴金的译文品质，认为其信实、自然、“不隔”，“他的翻译舞虽披枷戴锁，也能跳得如行云流水，有如神助”（王友贵《巴金翻译文学初探》）。值得一提的是，巴金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据统计共出版43部译作；他主编的“译文丛书”出版57种，包括福楼拜、雷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家选集，在中国影响甚大，多次再版，其中不少成为经典译本。

用“拣来的武器”战斗

巴金的译作和其创作一样，这些年多次再版。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巴金译文选集》（共十种，内地版于次年面世）。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卷，囊括了巴金所有结集出版过的译作。巴金亲自参与了编辑和校订，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工作。此外，还有北方文艺出版社于巴金去世后的2008年出版的五卷本《巴金译丛》。

在三联版《选集》开篇，巴金写了一篇小序，可以看作他一生翻译思想的重要总结。巴金写道：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是巴金选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而“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则是他从事翻译的冀望与目的。他接下来写道：“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写，亲眼目睹了太多旧制度镣铐下的惨剧，这让他终其一生都在厉声控诉黑暗的、压抑人性的制度。他用笔战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求索着“拣来的别人的武器”。

以此翻译观去观照巴金的翻译实践，可以明显地印证这一点。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爱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们熟悉的所谓“名家名著”，而是打动了他自己，能够与他气质相契合、思想相共鸣的作品。早期巴金翻译了大量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如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巴金早年曾与柏克曼有过交往，翻译这样一本书，不仅出于思想上的原因，“还能让他感受到一个纯洁的心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养成，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护持”。而后期尤其上世纪40年代后，中国无政府运动的分崩离析不能不让巴金有所反思，他开始大量翻译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品，文风与思想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激情澎湃，而是转入对国家社会的沉思，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反封建帝制的民主斗争中去。

巴金故居副馆长、同时也是这套浙江文艺新版《巴金译文集》策划者的周立民总结说，巴金的翻译作品在思想上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充满人道主义作品，同情底层，站在弱者一边，强调正义的力量；二是充满反抗精神，对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三是作品的基调充满热情，抒情性比较强。也就是说，比起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对社会的效用，才是巴金更为看重的。这和一些前辈作家如鲁迅等倡导翻译外国作品，用“盗火者”之“火”来启迪民智、塑造新民族品格的诉求是一致的。而对于巴金这样一个感情更加充沛澎湃的人来说，从“打动我的心”到“打动更多人的心”，无疑更是他所愿意去追求、去达成的。

“为了同一个目标”

作为一个大量汲取西方资源的作家，阅读翻译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时时闪现于巴金自己的创作之中，某种程度上说，也成为他的一种风格特色。

处女作《灭亡》的书名就来自俄国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的长诗《纳里瓦依科》，当年巴金曾将这首长诗的几句译成汉语。诗中写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雷列耶夫本人也因为反抗暴君的起义死在绞刑架上。巴金称赞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他的小说《灭亡》写的也是北伐战争之前的一位中国革命者杜大心，为反抗压迫拼命工作、不惜消耗生命的故事，歌颂了为理想英勇献身的精神。这一形象，并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熟悉的革命史套路，与其说来自巴金所体验到的中国革命现实，不如说更多来自于他所阅读到的外国革命家传记和回忆录，尤其是那样一种“悲壮的基调、燃烧的激情和矛盾的内心”。巴金的心路，从中有迹可循。

还有《夜未央》，作者廖·抗夫虽是不知名波兰剧作家，但这部描写俄国虚无主义者精神面貌的剧作不仅一度轰动西方，也曾深深打动过少年巴金，“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

在1938年创作的《家》的续篇《春》中，巴金就用不短的篇幅专门写到了高家二少爷觉民和伙伴们排演《夜未央》的情景。觉民看到二小姐淑英身上也有反抗封建大家庭的因子，特意请她去看这出剧。淑英获得了很大的震动，反思“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做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后来，她也和二哥、三哥一样走上了反抗道路。排演《夜未央》，也是巴金青年时自己的真实经历，“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实实在在浸透在他所译、所写的每个字背后。

巴金说：“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除了浪漫抒情文风上的影响，外国作品的阅读和翻译对他更深的影响是内在的。在《〈译文选集〉小序》中，巴金特别提到他从自己第一部译作《信号》中获得且深受启发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对生活、对人的热爱”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从《灭亡》，到“激流三部曲”，到后期的《寒夜》，再到晚年的《随想录》，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巴金列出了一长串他喜爱的外国作家名单，包括卢梭、左拉、雨果、罗曼·罗兰、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夏目漱石等等。这些作家之间有共性，作品都闪烁着“爱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同时也不难发现，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

从早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到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巴金一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滋养，也是他投入了最大量精力来译介传播的部分。在其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启蒙和唤醒作用。巴金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即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十九世纪文学高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保持着情感沟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

1985年，巴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对托尔斯泰的私生活说三道四。气愤之下，巴金写了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予以辩护。文中写道：

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周立民在《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一文中认为，晚年巴金有着和晚年托尔斯泰相类似的处境与压力。巴金晚年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头浪尖，也常为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苦恼，所以在他精神探索的路途上不断向这位文学大师寻求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源泉，正如他在《随想录》中所不断提起的那样，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

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在一个“告别革命”的新的时代，巴金重提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生文学经历的回顾，也为他的思想轨迹重新找回了原点。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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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杜马演讲

过去，苏联的立法机构叫做最高苏维埃，属于两院制，分为“民族院”和“联盟院”。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两院制，但是名字改成了联邦会议，分为“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

其中，联邦委员会相当于上议院，每个州、自治共和国等联邦主体可以委派2名无党派人士担任议员，总共有170名议员。国家杜马则相当于下议院，总共有450名议员，按照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比例产生。

对于很多不熟悉俄罗斯的人来说，杜马这个名称听起来怪怪的，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直接音译了杜马的俄文，也就是“Дума（Duma）”。

一般来说，我们在翻译外国议会名称的时候，采用的是意译和直译。例如，英国的国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这是意译；印度的国会分为“联邦院”和“人民院”，这是直译。

那么，俄罗斯的国家杜马为什么要采用音译的方式呢？

在18~19世纪，当时的沙俄在一些地方进行自治改革，民众被分为屋主、纳税的商人和工人这三大群体。然后，从这三大群体中选出一小部分人组成了杜马，相当于是城市议会。此时的杜马权力比较小，必须听命于沙皇所委派的总督。

1905年，沙俄爆发了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影响范围非常广，但是没有组织，也没有目标，所以失败了。

不过，沙俄为了平息民怨，组建了帝国杜马，正式采用了议会制度。从1906年~1917年，帝国杜马仅仅持续了4届会议。随着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帝国杜马就和沙俄一起消亡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人将Дума音译为了杜马。之所以采用音译，可能是当时翻译的人对Дума这个词的意思理解不够。在俄语中，杜马是思考、智慧的意识，难道要翻译成“思考院”，或者“智慧院”吗？好像也是怪怪的。

实际上，在受俄罗斯影响较大的国家中，很多国家议会的名称都采用的音译。例如，乌克兰的国会叫做“最高拉达”，哈萨克斯坦的下议院叫做“马日利斯”，蒙古国的国会叫做“大呼拉尔”。

之所以采用音译，也是为了体现出这些国家的民族风格。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国家的议会都翻译成“参议院”，或者“众议院”，是不是就有点无趣了。

当然，对于那些不熟悉的人来说，这样翻译是非常不友好的，有可能让人产生误解。但不管怎样，这些词语都已经在汉语中固定下来了，要想再作出改变，可能性也不大。

#国际#

中新网上海3月27日电 题：探访上海草婴书房：翻译家让一代中国读者结缘俄罗斯文学

作者 郑莹莹

“我要努力在读者和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宽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得累。”中国有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曾经说。

郑莹莹 摄

距离草婴2015年去世已有三四个年头，本月下旬，地处上海徐汇区的草婴书房终于开放试运营了。

郑莹莹 摄

27日一早，75岁的上海市民朱玉桃坐了45分钟地铁，特意前来寻觅昔日的“文学记忆”。

“我(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那时候我们女同学都比较喜欢托尔斯泰的小说，尤其喜欢草婴翻译的作品。”她告诉中新网记者。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上世纪30年代随全家人迁居上海。资料显示，草婴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翻译工作，也是中国第一位翻译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家，还曾翻译过莱蒙托夫、卡塔耶夫、尼古拉耶娃等人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

郑莹莹 摄

古稀之龄的朱玉桃说，那个时代物质食粮不多，但草婴先生带来的文学精神粮食，让她至今难忘。几年前，她前往俄罗斯旅游时，在圣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车站，还曾想起《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片段。

草婴生前曾有一个心愿：“留一块墓碑，不如建一个书房”。本月23日，草婴书房在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开始试运营，向社会免费开放，连日来，已吸引不少参观者。

草婴书房通过“人道主义启蒙”“中俄之桥”“翻译之道”三部分主题，将草婴翻译过的原版书籍、手稿原件、书房场景等向公众展示。

郑莹莹 摄

61岁的上海市民秦放鸣说，这些珍贵手稿、历史照片以前未曾见过，展览也让她了解了草婴先生的人生故事以及他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

展览是这么描述的：“当年，学习俄语并非一桩易事。1938年的一天，草婴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教授俄文的广告，少年草婴找上门去。教俄语的是女侨民，每周上课一次。草婴每月5元的零花钱，几乎全花在学费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草婴内心涌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学好俄文，把优秀的俄文作品翻译过来，传播出去。”(完)

郑莹莹 摄

俩俄罗斯小伙郑州公交上迷路

车长多方打听将他们送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宁田甜 通讯员 明歌

这个夏天，我国的一、二线城市的旅行者对莫斯科旅游关注度最高。在不少国人去往俄罗斯看球的同时，大郑州也迎来了来自俄罗斯的朋友——前来参加省会媒体某武术栏目的选手。不过他们的出场方式有些“迷”......

7月12日上午9点左右，在郑州的S157路公交车上，车长李常忠却犯了难：“车上上来两个外国人，我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来看他们也不下车，就问需不需要帮助。但是他们说的也不是英语，我们也沟通不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我们调度室，大家一起了解是什么情况。”

到了场站后，调度员朱曼洁先是用英文和他们聊了半天，但是两位朋友好像听不太明白，随后经了解得知，两位外国小伙来自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地俄罗斯，并不太会讲英语，于是另外一车长李星双就使用手机翻译软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原来，这两位俄罗斯小伙专程来郑州参加某档武术栏目。由于是第一次来郑州，他们本想乘坐公交转转，感受郑州的风土人情。但是上了公交车之后并不知道应该在哪一站下车，和车长又沟通不畅，一时间是十分的着急。

语言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两人说不清自己住的是什么酒店，位置在哪里，手上仅有一张已经模糊了的房卡。凭着房卡上仅存的信息，调度员朱曼洁和车长李星双多方联系打听，终于联系上了两人入住的酒店。

为了确保两人不会再迷路，热心的公交人李远和李星双亲自把两人送了回去，李远说：“咱们大郑州现在也是国际化了嘛，我们公交行业又是外地人外国人了解郑州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一定要展现出我们的乐于助人的精神，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

来源：大河客户端 编辑：赵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