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元汇率走势

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人民币汇率2018年贬值超5% 专家称全年走势呈现四大特点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夏宾)201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5.8%的涨势未能在今年延续，随着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数据的公布，今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表现定格在贬值超5%。

28日上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8632，创下12月6日以来最高值，较前一交易日上调了262个基点。尽管在收官之日以上涨结尾，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全年仍是走贬近5.1%。

当天下午的外汇市场上，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官方收盘价报6.8658，续创12月4日以来新高，但2018年全年累计跌约3600个基点，跌幅近5.2%。

在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看来，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四个特点：一是2018年人民币汇率先强后弱，整体呈现双向波动的态势；二是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低的速度快，一定程度上体现汇率弹性的提升；三是先升后降的走势在人民币有效汇率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四是经济主体的汇率预期相对稳定。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12月召开2018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提到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利率、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之间保持平衡。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在12月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如果基本面分化、中美关系和欧元区政治风险等无特殊变化，预计在春节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维持在现行震荡区间，同时加强市场化波动。

鲁政委还表示，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暗示2019年货币政策取向边际放松，这意味着利差压制之下人民币汇率升值方向或缺乏弹性。(完)

2018年已经结束，对投资者来说，2018年是黑色的一年，这一年，各种资产价格几乎都在下跌。而2018年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是持续下跌，那么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了多少？

2018年12月31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87020，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51250，全年下跌幅度约为5.5%。

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8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8730，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收6.5060，全年下跌幅度约为5.6%。

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货币，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汇率其实总体上还算坚挺，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否会破7也有了答案。

当然，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国内经济下行、房地产行业的低迷，都可能会加速人民币的贬值进城。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续面临着破7的压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8日讯 国家统计局网站今天发布《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8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0727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672亿美元。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174元人民币，比上年升值2.0%。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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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贬值没有形成贬值预期－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人民币汇率波动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经济层面对人民币汇率具备一定支撑因素。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2019年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一、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从6．5贬值至6．86，贬值幅度达到5．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战触发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1月，央行宣布暂停逆周期因子操作，开始逐步退出常规性外汇市场干预。此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出乎市场意料之外。在1月份，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会保持强势，甚至有交易员担心人民币汇率会升值破6。彼时，欧央行加息预期较强，美元走势偏弱，中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强，经济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人民币汇率。而且，中美贸易摩擦还在初级阶段，为了释放谈判的善意，投资者认为央行不会让汇率贬值。5月底，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人民币汇率开始迅速贬值。8月，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并且重启了逆周期因子，仍然没有阻止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趋势。直到12月5日，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决定暂时中止贸易战后，人民币汇率才止跌反弹。

中国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在整体平稳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力度显著加强，非标融资大幅收缩。为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央行实施了三次定向降准。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对冲了强监管的信用收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出现两次分化。从现象上来看，这一次贬值有些与众不同，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相关性显著减弱。6月20日－8月3日，短短32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达到6％，美元指数维持在95左右，基本没有波动。人民币汇率走势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战紧张情绪引导，短期内打破了过去依赖美元指数的定价机制。9月份，人民币与美元指数再度出现分化，由于美联储主席发布偏鸽派言论，美元指数再度大跌。然而，在贸易战的威胁下，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随之上涨，反而进一步从6．82贬值至6．87。

二、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与主观感受相反，事实上，2018年，无论观察出口形势还是资本流出的指标，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压力都在逐步缓解。然而，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基本面走势并不一致。

中国贸易顺差收窄主要源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18年1－11月，我国贸易顺差为3000亿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8．2％，进口同比增长14．6％。进口增速远超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油价高涨。2018年1－10月，WTI原油价格从57暴涨至70，带动南华商品指数上涨20％，极大推升额进口价格成本。这一情形在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时也曾出现。从出口份额的变化来看，中国外贸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并没有对汇率造成强烈冲击。

中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显著下降。2018年1－11月，中国银行结售汇逆差从去年同期1200亿美元收窄至489亿美元。从全球资金流向数据来看，根据EPFR数据库，1－12月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187亿美元和13亿美元。1－12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544亿美元和－85亿美元。10月份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拐点，10月初，美联储主席提出“美国利率水平距离中性利率还有一段长路”的论断，美股开始持续调整，跨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

全球资本流动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原本应对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支撑。然而，2018年9－11月，当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持续升值时，人民币汇率反而从6．82继续贬值至6．9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悲观预期。

面对中美贸易战压力，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对冲市场压力。2018年1月，央行让做市商暂停实施逆周期因子，但是并没有停止调整中间价。我们将每日中间价分解为收盘价＋篮子货币＋中间价调整，对各个成分做20个工作日平滑处理。结果表明，1－5月，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一直处于升值空间，“中间价调整”则在小幅对冲收盘价的升值幅度，避免CFETS指数升值过快。6月下旬，人民币收盘价出现显著贬值压力，平均每天贬值接近300个基点。对比1月份升值压力，央行在面对贬值压力时，运用“中间价调整”对冲贬值的力度更大，表明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8月3日，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表明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关心汇率稳定问题。8月24日，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此后强调稳定汇率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中美贸易战和美联储加息冲击。

逆周期因子与“811汇改”之前央行调整中间价的措施，没有本质的区别。中间价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央行手中。逆周期因子的本质，只是为央行提供了市场供求信息。究竟如何使用信息，取决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判断。如果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就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升人民币汇率。如果认为市场升值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则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降人民币汇率。无论是那种情况，中间价原本蕴含的市场供求信息都会被逆周期因子对冲。

三、2019年人民币汇率存在阶段性升值机会

从2017年的经验来看，当央行出台逆周期因子等措施之后，外汇市场各个交易主体通常会跟随央行的指挥棒行动，直到累积的不均衡重新打破并形成新一轮的剧烈波动。中美贸易战由于涉及太多政治动向，金融市场难以对其定价，引发了较大的波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特朗普并不希望继续在贸易领域与中国纠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人民币汇率会获得一定支撑因素。从其他国家对华进口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对华进口增速最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韩台、以及东盟六国等东亚经济体。也就是说，今年出口扩张并非完全缘于中美贸易战引发的“抢出口”（除了10月数据外），而是海外经济扩张引发的进口需求。一旦贸易战警报解除，中国出口增速并不会出现市场担忧的坠崖式下跌。

当人民币汇率接近7．0的关键心理位置时，政策决策者的空间十分有限。一般而言，当人民币汇率逼近7．0这个点位时，会有大量短期资本涌入外汇市场做空人民币汇率。如果国内外形势比较严峻，做空资金借助“破7”这个信号引导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那么“破7”之后，可能会严重影响市场情绪，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为了避免“破7”引发被动局面，央行会提前入市，稳定汇率。G20双方首脑会晤后，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出现拐点。中方在明确拐点方向之前，不会轻易打出汇率这张牌。

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又会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由于中间价主要反映篮子货币的信息，人民币汇率制度事实上成为窄幅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此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重新和美元指数挂钩。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汇率会出现贬值压力，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汇率会出现升值压力。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90，为2018年12月24日以来新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上日调降171点至6.8859，中间价贬值至2018年12月27日以来最低。

【延伸阅读】

经济参考报头版评论：多重因素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动力

人民币汇率走势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649，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84个基点。实际上，最近几个交易日，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人民币贬值预期有所升温。与此同时，汇率下行压力也有所加大，在个别交易日，离岸人民币跌破6.90重要关口，在岸人民币逼近6.90，创下近4个月新低。

去年下半年至今，每当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市场有关人民币贬值的声音就会增多。不过，尽管在市场主体情绪变化影响下，短期内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但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经济基本面、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以及货币当局稳汇率的态度等多因素，将支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4月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具体来看，1至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大，其政策效应也正在逐步显现，尽管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但经济已经显现出企稳向好的迹象，为汇率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从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来看，今年以来银行结售汇逆差已经明显收窄。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售汇逆差91亿美元，同比收窄50%，月均值较2018年下半年收窄74%。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即便最近几个交易日汇率波动加剧，但在岸市场上也并未出现恐慌式的购汇。另外，多个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如外汇局推进改革QFII和RQFII制度，旨在简化准入管理和扩大投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4月起，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MSCI(明晟公司)日前也宣布，将中国大盘A股的纳入因子从5%提高至10%。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有更多外国资本流入中国市场，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动力。

再次，货币当局有基础也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短期内汇率超调，在必要时刻，货币当局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对市场进行调控也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题中之义。最近几个交易日，种种迹象表明，货币当局已经有所行动。在离岸市场，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了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各1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3.00%和3.10%。此举将有助于央行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拉升离岸人民币利率和做空人民币成本，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对于在岸市场，不少市场人士分析称，从本周二人民币中间价来看，逆周期因子应该在中间价形成机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也体现了货币当局稳汇率、引导市场预期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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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十数据）

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开局经济这么看（6）

周景彤 李赫

汇率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也将会影响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但一些新因素将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波三折”、总体贬值，而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2018年人民币汇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贬值态势，从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贬值幅度为5.3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续贬值，2017年的持续升值，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呈现“先强—后弱—再稳”的特点。2018年2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态势，并在2月7日达到6.2596的年内高点；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币由强转弱、由升转贬，并于6月14日美联储加息、6月15日特朗普批准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后出现加速贬值；在8月份央行相继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要求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跌势，稳定在6.80—6.98区间。

与此同时，2018年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增强，结售汇行为总体保持理性。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559.58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汇改后，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相对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较大。但2018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较小，说明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比较一致。

2018年人民币汇率总体贬值且幅度较大，主要与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基本面差异。经济增长对汇率会通过“GDP增长—投资利润率上升—资本流入增多—汇率升值”这个路径来产生影响。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6.6%，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并且逐季放缓、下行压力较大，而美国经济总体强劲，全年预计增长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中美宏观经济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币整体贬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货币政策方向。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8年中、美货币政策操作“一松一紧”，即中国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美联储加息缩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四次降准，美联储则实施了四次加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美利差持续缩小，10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147个基点缩小到年末的56个基点。

三是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性升级。6月15日，美国开始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征税；9月24日，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导致国内外市场信心受挫，人民币汇率加速贬值，从6月15日的6.4146下跌到8月24日的6.8789，跌幅达6.7%。

四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资本流动角度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缩小造成了外汇储备少增、汇率持续承压。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8.3%。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汇储备则由2017年末的3.14万亿美元减少到2018年末的3.07万亿美元，减少了672亿

美元。

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走势

2019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既有贬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整体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

贬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国内，包括经济增长减速、货币政策趋松、贸易盈余缩小等。实际上，2019年影响汇率贬值的国内因素是2018年贬值因素的延续。

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宏观经济方面，供求两端双双走弱，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尤其是上半年放缓更为明显。

第二，货币政策继续放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别实施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未来还有降准的可能，预计全年降准在3到4次，货币政策料将比2018年更为宽松一些。

第三，贸易盈余减少。2018年12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7.6%，预计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会更大，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美国经济减速、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2018年，美元指数从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续走强，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荡盘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处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为96.32）。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数在90左右，而现阶段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将有技术性回调。美元指数回落，会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的波动压力。

第二，美国经济见顶放缓。与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国的消费、企业利润、投资等数据都相对疲弱，预示美国经济有放缓迹象。同时，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上限和贸易摩擦，都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利剑。2018年12月，美国成屋销售仅499万套，创三年来新低。

第三，美联储放缓加息缩表步伐。从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债“双杀”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政策颇有微词。近期，美联储官员也频繁释放鸽派信号，2019年预计加息次数降为2次。美联储减少加息频率，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利差缩小的趋势。

整体来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虽然既有促进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也有促进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总体上是稳定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对未来预期会起到转变影响的事件和因素，比如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等。中美关系是个长期的、复杂的问题，除了经贸问题，还包括科技竞争、制度竞争以及全球领导力竞争等诸多问题。

几点建议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波动幅度过大既不利于进出口贸易，也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需要对汇率保持调控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第一，对人民币汇率保留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

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由于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会首先造成进口商品计价的变化，即造成进口支出相对增大，从而导致短期内贸易差额恶化。而汇率大幅度升值也会在中长期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有关部门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让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汇率稳定，作为对国际炒家的威慑力量，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第二，顺势而为，避免过度追求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巨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篮子以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内外直接参与者有31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高达695家，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把“双刃剑”，一定要在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时进行。现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明显、欧洲政治局势不稳、新兴市场信心不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内外部环境并不稳定时，应提高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入流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2018年6月，受美国加息、提高中国500亿美元关税等因素影响，市场上加剧了恐慌情绪，“羊群效应”严重，导致人民币汇率加剧下跌。如果再遇此类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汇市出现过度波动。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一定要释放出足够清晰的信号，政策应具有预测性，只有这样政策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每经记者：边万莉 每经编辑：陈星

7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8）》（以下简称《年报》），首次披露了外汇储备经营业绩、货币结构等数据，并介绍了外汇储备投资理念、风险管理、全球化经营平台等情况。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交易形成的储备资产（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增加189亿美元。其中，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182亿美元。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27亿美元，较2017年末下降672亿美元，主要受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我国外汇储备始终以“安全、流动、保值增值”为经营目标，核心职能是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实现了长期、稳健的经营收益，收益率在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构中处于较好水平。

2005~2014年外汇储备平均收益率为3.68%

据《年报》，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保持基本平衡，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延续顺差。其中，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为0.4%，处于合理区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1306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210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我国一直致力于提升外汇储备信息透明度。2015年7月起，人民银行、外汇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定期披露外汇储备规模。同时，通过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门户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等多种形式对外发布外汇储备相关信息。进一步披露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情况，符合我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有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金融的信心。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27亿美元，较2017年末下降672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以实现资产“安全、流动、保值增值”为经营管理原则，以“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为经营管理发展方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外汇储备实施分散化投资，实现了稳定收益，2005年至2014年的10年平均收益率为3.68%。

图片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8）

王春英指出，我国外汇储备始终坚持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理念，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持续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利用不同货币、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控制总体投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王春英进一步表示，具体到货币结构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贸易不断发展，我国外汇储备货币结构日趋多元，比全球外汇储备的平均水平更加分散。这既符合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及国际支付要求，也与国际上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多元化趋势相一致，有助于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

2018年我国黄金储备位居全球第六

根据IMF2018年的统计，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近30%。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同时也是黄金消费大国。截至2018年末，我国黄金储备规模达到1852吨，位居全球第六。

图片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8）

在王春英看来，黄金储备一直是各国国际储备多元化构成的重要部分。黄金兼具金融和商品的多重属性，有助于调节和优化国际储备组合的整体风险收益特性。我们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出发，根据需要动态调整国际储备组合配置，保障国际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年报》指出，要持续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资产配置及投资策略，把握市场机会。提高自主研究水平，提升全领域投资能力，深化全面风险管理，加强运营能力建设，强化信息系统支持和综合服务能力，全力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我国外汇储备经营始终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框架，增强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能力，丰富和提升风险管理工具及手段，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王春英表示，通过不断加强对重大风险事件的前瞻性分析和预警，我国外汇储备灵活妥善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历次市场冲击和挑战，不仅保持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和流动，还为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对于2019年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主要思路，《年报》表示，要加强中长期资产配置，优化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稳步审慎推进多元化运用，加强各业务条线能力建设，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每日经济新闻

本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引领民营经济新发展”，旨在思考和探讨“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首先，民营经济是发展新生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从要素的可获得性来看，当前民营企业在要素市场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推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应该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的获取生产要素，依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的动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新实体经济意义更为重大。

其次，在当前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应该大力发展自己的科技和创新产业，这样就需要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健全科技成果和相关的产权制度，推进技术成果转化，为新技术、新成果提供新市场，为实体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路线提供保障。

第三，利用资本市场要素，优化投资结构，激发全社会民间投资活力，更好的服务和催生新实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政府也要更好的发挥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只有多举并错，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实体经济，中国经济才能走向高质量的发展，推进各项改革，包括人才体系改革，金融环境改革、生态变革这些问题，为增长带来新的动能。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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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民营经济发展理论，着力培养管理要素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第一部分

关于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从上半年来看，有三大冲击。第一个冲击就是断崖式的下跌。7月份IMF刚公布的一个预测，全年全球经济会是-4.9。第二个冲击是因为有疫情以后，整个国际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有所中断，就导致供给和需求之间没法连接。第三个冲击是市场大幅振荡，包括股市大幅波动，还有油价波动、美元汇率的波动。

下半年展望，我们认为有几个特点。

第一，中美经济实力会有所缩小。因为今年全球疫情下，我们国家疫情管控比较好，这样导致中美GDP增速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二，全球价值链会加快充足。按照毕马威的一份报告，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将会加快智能化的升级和重构。

第三，全球金融风险会上升。按照国际金融协会的测算，全球经济萎缩3%。按照IMF最近公布，是5.9%。政府借款会翻番，预计2020年全球债务与GDP比值会上升到20个百分点，到达342%。IMF也认为今年全球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会从2019年的4%跳升到10%。这是两大风险。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情况

上半年回顾的基本特点就是一季度冲击很明显，二季度已经实现了转正。一季度-6.8，二季度3.2。从供给端来看，是一个工业生产动能较快改善，服务业缓慢修复的态势。投资的降幅呈现为逐月收窄的态势，消费的反弹略低预期。从出口来看，略好于预期，进口低于预期，这是基本的数据。

从通胀来看，CPI是前高后低，PPI是持续通缩的态势。从信贷来看，是一个社容屡创新高的态势，因为全球都在加快宽松，6月份新增社容3.42万亿，再创历史新高。余额是同比增速提升了0.3个百分点，到达12.8。6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1.81万亿，创了历史次高，整个余额占比同比增速也是到达13.2。

从下半年来看有几个预测。

首先下半年整个GDP是向正常水平趋近，全年回归正值应该是可期的。预计三季度，随着传统服务业复工复产，整体经济会向正常化迈进，GDP增速有望继续小幅提升，预计三四季度GDP会恢复到5%左右，全年恢复到正增长应该是可期的，预计全年是3%到5%这样一个区间，有不同的预测。

具体看工业方面，工业生产有望继续回升，投资会延续回升的态势，全年投资增长3.5%左右。消费会增加4%左右，CPI是持续下降，PPI通缩仍然继续。

从金融来看，下半年社融增速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信贷的增速还会保持比较高的水平。这是下半年数据的预测。

从政策展望来讲，预计货币政策方面会更加强调灵活性，保持货币适度宽松，关于信用会继续加大发力，以创新工具来推动资金直达实体。同时为配合财政信用的扩张，宽货币仍然有空间，财政政策方面继续通过减税降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有效投资，从而来对冲疫情的影响，护航“六稳”“六保”态势。

关于政策建议方面，除了国家已经考虑的，提出了三条。

第一条，要充分发挥企业家要素，就是管理要素，企业家团队要发挥引领作用，从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企业家要素纳入进去，而且要摆在首位。只有通过企业家，才能把土地、资本、资金其他要素进行整合。没有企业家，空有劳动力，空有资本是没有用的。

第二条，要有新基建。除了老基建以外，要以新基建为抓手，实现稳投资、扩内需，同时要完善社保体制。

第三条，在疫情情况下，怎么兜住社会底线，从而实现“六稳”。如果社保不很好的扩大覆盖面，增加水平，是稳不住的。

这是三大政策建议。

第三部分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研究

谈一下推动民营经济理论创新的若干建议。要实现这个理论创新，最重要一个建议就是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划分为四个方面。不能笼统的谈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也不能笼统的谈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而是要把经济社会划分为战略性、公共性、民生性、竞争性四大领域。划完以后，国有资本应该在前两个，战略性领域和公共性领域，还有民生保障领域（保障房，还有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发挥主要作用，并以此为原则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民营经济应该是在民生领域的市场化领域，民营医院、民营学校和商品房属于第三大领域里面的市场化竞争领域，以及普通的竞争性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只有从这个逻辑入手才能破解。

这个谈完以后，可以明确几个观点，民营企业就是由人民创办，人民经营、人民所有，人民享有收益的企业。民营企业无非就是一个餐馆，一个理发馆，服务于民众的各种企业。其实很平常，就是由千千万万民众、人民创办的，人民来享受收益的企业。

同时明确民营企业和国有经济都是人民经济。国有经济是全体人民创办的，民营企业是部分人民创办的，都是人民经济。以此为基础修改宪法，明确各类产权不受侵犯。同时，民营经济原来谈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升级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主体。“不可或缺”就是永远不存在离场的问题。

我们建议在宪法有关法律中取消非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表述，没有必要谈什么非公不非公，私有不私有，这种词应该从我们国家的字典中拿掉。民营企业就是由人民创办的企业，只谈这一个词就好了。把长期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的一朵乌云拿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蓝天。

这是基本的观点。

同时提出民营经济、国有经济都是党的执政基础，将始终伴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

最后，谈一下我们对管理要素、企业家要素在整个市场经济要素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分析。

一是谈新时期要素市场化改革替代加快。

二是现状问题。

三是结构化分析，这个要素市场化在区域产业方面有什么结构性的问题。

四是对整个历程和历程回顾，新供给谈出基本的思想就是求真务实、融会古今。

五是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就是国际经验的借鉴。

六是以这个入手，我们还进行了实证研究，要素市场化对经济增长量化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测算。

七是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家成长环境。二是加强职业经理人的培养，支持民营经济现代化转型。三是国企要分类改革，前面提到四分法以后，不该在某个领域的，应该给竞争性领域让出空间，加强战略性领域和公共性领域。四是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整个国企管理层去行政化。管理要素既包括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也包括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五是增加国有企业家的考核弹性，改革体制机制的舆论环境。

土地要素方面，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城镇土地制度改革，深化产业用地的改革。同时完善区域性的土地要素改革，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的改革。

劳动力要素方面，要深化户籍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的流动渠道。

资本要素方面，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主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技术要素方面，我们提出了五条。一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二是加强技术要素的市场建设；三是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四是激发和培养企业在技术要素当中的作用；五是鼓励科研人员的创业。

数据要素方面，提出了五条。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建章立制，重视数据的标准建设，建立官+民的数据双轨制。只有民间的数据才能实现市场化的运用。公共方面的数据是免费共享的。数据要素还是要强化相关市场人才储备。

为做好这些方面，还要有配套措施，包括要素价格市场化，要素市场运行机制，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还要营造更好的改革环境，推动改革稳步实施。

我相信，中央连续发两个文件，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有社会公众广泛的参与，应对外部的挑战。通过改革开放创新，还是能够很好的继续推动我们国家这艘航船不断前行，实现今年下半年经济实现3%到5%的增长。明年进入到“十四五”，2021年到2030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不断的开放，通过不断的创新，这些目标都能很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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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之线，新经济与数字税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冯俏彬

我们都知道，今年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有一个说法，新冠疫情为经济数字化的转型按下了一个加速键。

在疫情发生期间，无论是在线会议，还是在线医疗，日常生活等很多方面都是靠线上来解决的。这就引入一个问题，未来在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空间，是一个现在我们才揭开冰山一角的广阔蓝海。在蓝海当中，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广阔天地，在围绕着数字经济这样一个领域，主要都是我们的民营经济，成长和发展的广阔空间。

目前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一般认为由数据统计表明，新经济在整个经济比重当中占了36.2%，中国目前来讲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之一。而且未来我们的成长空间还非常大，因为这主要是依托于国内有9亿网民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公认的数字化大国，它的大国身份到底是在数字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数字服务的消费者方面，实际上据我们了解，还存在着一些疑虑。到底以后我们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还不是太说的清楚。不管怎么说，数字经济成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抓手，这一点大家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块经济蓝海上，现在的感觉就是未来随着数字化转型，对人类生产方式是一个全新的方式。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数字巨头的发展，很可能是这个庞大蓝海当中的冰山一角。

在庞大蓝海世界当中，目前来看它的规则比较少，所以各个国家都争相为这个蓝海争取一些划线的权利。这当中就围绕着数字服务就产生了一个数字税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围绕着数字税方面的争论，核心的意思就是法国要开征数字税，美国说如果你开征数字税我就得对你进行制裁，我就得对你发起301调查，所以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落幕，但是各方面非常关注这个事儿。

实际上法国开征数字税，并不是法国一个国家在开征数字税。相当多的国家已经开征数字税，或者有意开征数字税。具体内容非常多。

现在有一个统计，到今年年初3月份的时候，全球已经开征数字税的国家是4个，有意实施的共8个，包括一些咨询阶段就被搁置。有十来个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讨论数字税开征的问题。

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有些亚洲国家也在跟进，像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对于数字税目前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征收了。

这种情形下，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么办？大家知道我们数字经济发展非常快，对于数字经济怎么收税法，这个是各方面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再次被提出来，是因为法国和美国围绕着数字税有可能演化成贸易战的情形下，媒体报道说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么多国家都在开征数字税了，中国在这个事情上也不能落后。

观点很明确，中国也不能落后，我们也应该开征数字税。我今天想提出来的问题，就是面对数字经济现在的发展状况，中国围绕着数字税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之所以要报告这些内容，是因为各方面讨论数字税的时候，对数字税存在着一些误读。借这个机会也想陈述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数字税。现在谈到数字税的时候，概念非常混淆。你到底是一种所得税，还是一种销售税，或者你到底是对数字经济收税，会对数字公司税收，还是对数字服务收税，这当中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非税人士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一锅烩，笼统用数字税的概念，但是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数字税，得理解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从最初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到数字经济，再到全面经济数字化，这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中，首先是电子商务，第二是互联网经济，第三是数字经济，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数字化。

刚才有老师提到产业互联网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经济数字化的当中一个步骤。这些概念各不相同，我们税收针对的问题其实也是各不相同。美国是电子商务最早的国家，他们相当长时间内对电子商务免税。最近几年有变化，2018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已经可以对互联网数字销售业务征收销售税。对欧盟来讲，2017年把数字服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总之我们对互联网业务、电子商务业务收税，各个国家已经形成习惯了。你在线上做生意，还是在线下做生意，这个不影响，都是要收税的。

大家讨论更多的问题是在OECD框架下的数字经济税收框架。

刚才我们讲电子商务收税，实际上它这个税收的性质就是收销售税，不管是收增值税，还是以销售税的名义征收，都是流转税的概念。大部分情况下国内税收的概念就是税收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各个国家有很明确的决定权。

现在国际上更关注的层面是OECD的经济数字框架。这个框架讨论的问题，首先不是国内销售税的概念，它是所得税的概念。它讨论的是互联网公司、数字巨头所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这个问题从2015年以来，OECD税收委员会就有一个关于对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的税收专题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研究了四五年。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发展，预计到今年年底应该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识框架。所以它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所谓的支柱一和支柱二。

支柱一的问题主要是解决这些市场所在国能不能参与税收分配的问题。欧洲是数字服务主要的消费国，美国是主要的服务提供国，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数字公司在欧洲销售数字服务的时候，产生了庞大的所得税。这个所得税，欧洲国家能不能参与分配，它核心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税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公司的所得税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它的实质是国家之间税收的重新分配。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就关系到国家利益。对它的立场，我们非常清晰，要在谈判当中寻求中国作为数字大国的利益最大化。

支柱二主要是解决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问题。

总体来讲，OECD数字税背景是在经济数字化超前协商和解决未来国家和国家之间围绕着跨国公司所得税分配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现在国际税收改革当中的一个热点。它面对的这些基本背景，主要是国际税收分配实行，美国人赚了太多欧洲人的钱，或者赚了太多全世界的钱。

另外，我个人判断，现在国际上税收规则，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按照营业机构所在地作为从国际税收影响到国内税收，最终某种意义上它这是在形塑全世界税收规则。从现在OECD出台的方案上面来看，很可能也会形塑经济数字化时代的税收规则。这点对我们有志于走出国门，在世界经济这片蓝海当中翱翔的企业就非常重要。现在对于数字税最关注的往往是跨国企业。中国目前的跨国企业，一是华为，一是字节跳动，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对很多企业还有很多更多重要的因素。

我们了解到数字税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是因为在国际层面上要围绕着新的税收规则重新进行谈判，但是谈判过程非常艰难。实际上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是谈不下来的。法国先人一步，有可能对它进行贸易报复。这种情形下，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层面上，OECD数字税谈不成的情况下，在欧盟范围内先开征数字税。我们今天看到欧洲国家的数字税基本上都是欧盟数字税的翻版，它的针对性非常强，主要是针对美国10家跨国巨头。税率大概在3%左右，而且还有一些起征的门槛等一些具体的问题。总之，欧盟出台过一个方案，就是要对美国互联网企业征税。现在这个方案谈不下来，所以回到国家的层面上，先来开征。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具体的东西，是一种谈判手段。欧盟的数字税是一个谈判手段，一个短期方案，一种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一种谈判策略。未来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要开征？我们要认识到欧洲国家开征很多数字税是为了未来在OECD谈判当中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者促成OECD方案能够尽快落地的一个谈判策略。这点判断如果清晰之后，对于我们国家目前到底是不是开征数字税，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经济数字税收肯定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数字经济是一个蓝海，中国还希望在这个广阔蓝海上取得更大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对于数字税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研究，但是不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像欧洲国家一样，很快把数字税征收出来。

从这点来说，对各位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讲，这个蓝海上还可以继续开疆拓土，继续拓展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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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点和解决建议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

我们知道民营企业里大概有80%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是金融渗透率非常低。全国工商联在2013年的调查数据，大概90%规模以下的中小微企业都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过借贷关系，小微企业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5%。二是融资缺口特别大。2018年，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有5600万家，潜在的融资需求是4.4万亿美元，但是这个中间融资缺口是1.9万亿美元，大概占中国当年GDP的14%。41%的中小微企业都存在着信贷融资困难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民生银行的研究报告。

融资成本高，很多民营企业不能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进行融资，往往通过民间拆借、高利贷的方式。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大概在15%到25%之间，这还不算非正式的一些借贷统计，超过了人民银行的一些利息规定。

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发展中经济体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报告，发展中经济体中小企业融资缺口的问题，普遍都是超过20%。中国是14%，巴西超过35%。因此，受到资金紧张制约的中小企业占比，在中等偏上的国家大概占27%，低收入国家更是高达2/3这样一个比例。

其实这不是一个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因为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世行研究报告当中同时显示，美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只有2%到3%，不到4%左右。跟刚才的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相比，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法国大概是5%到8%左右，德国是4.7%到9.22%左右。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美国不是一个以债权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是以股权融资为主的市场。欧洲的股权和债权平行存在，但是日本可能债权市场比例更大一些，但是日本似乎没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大企业比例会更高一些。

我们剖析，中国存在着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大概有五个方面。

1、从中小企业自身来讲，确实它的发展不确定性显然比企业更大，风险更大，必然造成融资成本的问题。包括偿债能力的问题，包括信贷调查的时候，很多小微企业没有办法像大企业一样，提供一个经过审计机构审计的规范财务报表，这都是现实的问题。

2、从供给的角度，从投资机构的角度，中国还是以债权市场为主的。每个月、每年人民银行都会公布社会融资的结构情况，大概是70%到80%左右都是通过银行信贷实现融资。债权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大概占10%以上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5%不到，很多年份甚至3%都不到。这是非常不平衡的结构。

3、监管体系的角度，毕竟整个金融监管市场分化出来，人民银行变成央行，这个时间就比较短。人民银行又分化出了证监会、银保监会还不到20年时间，毕竟时间还是非常短的。整个监管体系还是从比较长的银行管理历史毕竟有一个经验不足的历史性原因。

另外就是阶段性原因，确实发展中国家就是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达国家会解决这样的问题，无论是股权市场发达还是不发达。我们发现在追赶过程当中，确实存在从原来高速发展到自主创新发展转型的过程，同时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行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并行发展。现在制造业的需求逐渐饱和，产能逐渐过剩，要寻求更新的像数字经济是不是一个蓝海。但是这样一个转型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过程。

同时，我们有一个大国的特点，中小企业的数量非常大，跟我们这个量级唯一能比的只有美国。因此，整个解决会从原因出发，首先解决导致高成本的主要是风险大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够控制风险，不能够化解成本高的问题，那么融资贵的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对于一个银行来讲，不是国有银行，就是一个商业银行。如果来了一个小企业，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偿本付息，会不会实现稳定现金流，确实很难做出给它贷款的一个决定。

另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600万家中小企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需要分类进行解决。

我们认为金融的问题，尤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以及政府机构三者存在的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能力的差异问题，所以是能力不对称和动机不对称的问题。因为大家去解决问题，它实现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就是新行为经济学。新的行为经济学和老的行为经济学有什么不同呢？传统行为经济学首先没有突破理性人的假设，它没有办法反映不同的人群。比如说中小企业投资人、投资机构和监管机构三方解决问题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同时，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在一起，它大多只是用于金融领域投资者、投资方的行为分析，没有纳入到经济学主流基础分析框架。我们希望新的行为经济学把原来一维模型拓展到动机和能力这样二维模型，究竟中小企业动机是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希望能够纳入到主流经济学普遍分析框架。所以我们分析中小企业融资，也可以分析别的，比如说制度的管理、财政学等等方面，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普遍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把供给侧、需求侧和政府分解三类，因为这三类在经济学经济行为里面寻求的目标是不一样，因此由它的目标函数的差异，建立一个三方动态博弈的分析模型。

并不是所有融资需求都应该得到解决。从现实角度来讲，很多中小企业通过自筹的方式，通过亲友的方式，通过熟人的方式，还是能够解决融资的问题。剩下的问题交给市场和政府来解决。我们怎么分析呢？我们分成四类。

第一，创新创业小企业，它将来可能会变成未来的阿里巴巴，未来的京东。我们就是要通过市场的手段，通过风险资本，通过VC的方式，给它解决这样一个融资难。

第二，有些小企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小企业，在给大企业供应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里面。比如说我是一个小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我给大的汽车生产商，比如说北汽、一汽、东风供货。它能不能还得上这个款，是取决于这个大的企业，北汽、动风能不能偿还它的货款。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信用转移的创新，或者像上次我们考察蚂蚁金服的时候，建立起一个供给方的联合，而不是原来联保、互保的模式。

第三，我就是一个夫妻店，开一个小店，做点小买卖，永远都是一个小规模稳定的模式。应该是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贷款、专项担保，包括供给方联合，以及政策的结合，市场和政府共摊风险的模式。

第四，往往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这样一个小企业可能承担了很多公益扶贫的目标。这种就不能推给市场来解决，就是要推动政府方面来进行解决。

这是从供给侧进行解决。

还有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在制度上进行创新，我们建立一个债权和股权相互结合的，层次之间、板块之间、区域之间，包括海内外衔接打通的通道，在风险监管的要求，也能够实现层次化。你不能要求小企业也像上市公司一样提供非常规范的财务报表，这个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要充分利用科技，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实现Fetch的手段，实现信用的创新，以及监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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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主权下的全球跨境数字流动规则博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欧美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

我想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把数据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去对待，实际上并不为过。特别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看到包括中美贸易战，包括美欧之间围绕数字税之间的博弈和竞争。其实大家表面上看起来是争夺数据，中层看起来大家是实力之争、科技之争，实际上背后的博弈是主权之争。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之下，我们看到全球围绕数字经济这种主权，实际上大国之间在不断加码。

我们看到，现在数字主权成为大国之争的博弈，其实它的焦点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数据的全球属性和做一个国家生产要素本国属性和主权属性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大国之间围绕数字税在做全球税收的分配，就是因为数据不断跨境流动，包括生产、交易、交换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流动。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就是数字主权之下，我们如何定义大国之间博弈规则，或者未来可能产生的冲突，对中国的影响。

从2009年到2018年十年间，全球数据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度是高达10%左右，这还不包括迁入到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中的数据。单纯从数字经济或数字贸易本身就能贡献10%。实际上我们可见，未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三者融合之后，对全球货物形态和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广泛影响。

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来关注数据。数据到底是个人的，是企业的，是公共的，还是国家的？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规范性的共识。

围绕这个问题，无论它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包括规则层面，都是处于一个焦灼或者大国博弈之间的状态。包括欧盟围绕数字税，美国推动的民法案所带来的一系列长臂管辖，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数据主权。包括我们刚刚出台的个人数据相关法案，我们也是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我认为在数字经济未来层面，就不是一个企业之争，而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争夺。

这可能比我们看待数字经济本身来得更复杂。特别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上升到所谓的意识形态，上升到我们现在的一些体制之争，或者大国博弈，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因素。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经济因素，它带来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外交层面、地缘层面，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国意识形态层面，都产生广泛的影响。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如果按照层次、或者是按照权属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把它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

个人层面，个人层面涉及到个人隐私，包括一些敏感数据不受侵犯，包括所谓的使用权。

企业层面，更多是作为企业主体所带来的交易、使用或者是产生一系列权属的分配所带来的利益。

国家层面，更多是指一个国家作为重要基础设施，作为国家重要的权力机构所带来的广泛的权力分配，特别是国家安全主权范围之内带来的影响。

如果按照数据主权的类别，还是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说按照数据管理权、数据控制权、数据人格权、数据财产权。刚才几位专家都已经谈到，我们对数据本身的权益实际上是可以有多层次划分。这不单单是经济层面权属的分配，它可能带来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社会契约、身份认证、国家安全、法律架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价值方方面面的冲击。

这样一个权属的划分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规则层面、制度层面，甚至是法律框架，所带来的未来冲突和广泛影响。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中美欧作为三个大国，在数据主权方面的博弈现在越来越激烈，或者越来越白热化。不同的国家关注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它作为数字经济的大国或者霸权国家，实际上掌控着全球数据控制权。无论是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巨头，还是美国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对全球数字流动所产生的控制权，都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它所主导的立场是什么？就是要主张全球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特别是数据贸易的自由化。这是为美国力争全球数据资产的分配，把控着主导权。

我们根据美国统计局做出的统计，美国数字贸易顺差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占到美国全部服务贸易顺差60%以上，到2017年是67.6%，18年到2019年的数据还没有更新，我认为可能呈现一个逐级提高的趋势。

从欧盟的角度来讲，欧盟因为在数字层面更多是作为消费方，或者它作为后来居上者，更多的是关注个人数据保护。从某种层面，欧盟恰恰是利用个人数据保护架构一个对美国或者对中国的数据壁垒，就是为了构建一个欧盟内部的数据统一大市场，所以它更多强调在规则、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注重它的价值发挥。我们知道GDPR很大层面也是为了通过一定的数据壁垒保护欧盟企业或者欧盟数据本身不被外来的市场所侵扰。这实际上是欧盟数据主权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注重国家层面的安全，特别是所谓的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或者国家在主权层面的安全。对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实际上落后于欧盟和法国。但是近来，我们也在不断强调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所以我们也出台了相关个人信息法，包括数据安全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数据个人消费者和个人隐私保护力度。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我们缺乏一个对于数据主权的战略框架或者规则框架，这样我们在国际谈判和国际经贸当中，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我们也缺乏中国立场和中国方案，这是我们未来面对欧美和发达国家挑战的一个风险点。

我简单讲一下，跨境流动，不同经济体或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际机构是有不同的定义。现在综合比较来看，国际商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涵和外延包括两类。一是数据可以跨越国境的传输，因为数据实际上是超越主权，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它看来是一种跨境数据流动。二是数据并没有跨越国界，而是被第三方国家主体所访问。比如说OECD和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境数据流动就是这样的定义。这样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数据存储本地化的问题。

比如说欧盟现在有不同的主张，尽管数据未必跨越国界，但是如果被第三方国家所访问的话，它也被纳入跨境数据流动的范畴。这样在双边一些经贸协定当中，就增加了很多关于禁止数据本地化的条款。而中国现在在数据贸易国际谈判当中，是明确强调数据要本地化存储。这样我们是面临着很多来自于西方特别是欧美在经贸谈判当中非常大的壁垒。

比如说现在如果亚马逊或者苹果、谷歌，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比如一些欧盟的公司，要求要进行本地化存储，这样实际上面临着很大知识产权保护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中美经贸谈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博弈点，就是数据本地化存储的问题，也涉及到服务器在本地的安全。包括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说阿里、腾讯等。因为我们的数据出境之后，很多数据回不来，这样不利于跨国公司、互联网公司在海外进行扩展业务，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所谓数据安全的风险。

由此而来，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主权会引发非常重要的国际化问题，比如说数据治理的问题，责任分担的问题，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冲突管理问题。刚才谈论的数据治理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因为你要跨境或者即便不跨境，也涉及到第三方访问。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国家数据主权如何让渡，而一个国家数据主权如何让渡，就涉及到一个司法立法体系。包括一些长臂管辖的问题，这样在国际规则方面，会引起大国更激烈的冲突。

再就是责任分担的问题。刚才谈到，因为涉及到相关的企业、网络运营商、平台企业、服务提供者，数据生产者、使用者、访问者，这样它的主体非常多的层面，带来的数据风险问题。现在就没有一个更明确的，对于责任怎么分担，对于权属怎么分担进行明确。包括刚才谈到基础设施的安全，数字基础设施未来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比如说现在美国和欧盟都针对现在5G和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有非常严格的审查。这样大国博弈围绕数字基础设施，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最后一个冲突管理，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及到商业隐私的泄密，跨国金融数据的欺诈，平台治理、企业数据的合规，数字服务税，而引起一系列连带的这都有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焦点。由此引发基于信任的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欧盟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有可能成为一个基于信任的数字联盟。但是中国是被排斥在数字信任之外的一个经济体，中国数据如果要进入到欧盟，进入到美国，进入到日本，下一步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审查和数据合规的风险。

由此而引发就是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出现非常明显的趋势。

第一，数据跨境流动不是美国所人为的无障碍流动，而是有限性的流动。这种有限性的流动，一方面是体现在一个数据本地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数字壁垒，比如说OECD开发了一个数字服务税的限制性指数。从这个指数观察来看，中国、印尼、南非、巴西、印度发展中国家，非OECD国家的数字壁垒非常高。但是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瑞士、澳大利亚相对来讲比较低。我们也发现，尽管总体来讲，发达国家、OECD国家数字壁垒总体比较低，但是我们看到以国家安全为名所构筑的安全网正在加强。包括美国、欧盟都在设置自己的数字安全门槛，也给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

第二，不同国家对于数据安全的利益采取一些灵活性的政策，这个实际上是跟第一个趋势相关。比如现在法国就进行分类，针对政府商业开发或者税收数据需要本地化存储，但是一些商业数据可以自由流动的。而澳大利亚明确禁止跟医疗数据相关的这些数据是禁止出境。美国不属于国家安全分类的数据存储于任何链接到全球公共源的数据，存储到海外，这也是对于国家安全审查非常明确的一个指示。

第三，围绕数据主权和长臂管辖呈现夹击化的态势。刚才谈到，美国是一种精工型的，它通过长臂管辖对于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进行数据的管辖。像中国和俄罗斯一些新型经济体更多采取的是防守型，这主要体现在数据本地化存储的问题。我们还是缺乏对全球范围内跨境数据流动长臂管辖规则的一些解释。像2019年美国颁布的云法案就是规定无论数据是否存储于美国境内，都可以由美国政府直接调取其他国家的数据权限。

美国今年3月份跟英国达成的跨境数据流动的协议，就明确界定了，比如说华为的数据存储于英国，但是因为美国和英国之间有跨境调取数据的协议，所以美国政府可以绕开英国政府直接调取在英国的华为数据。它通过更加广泛的或者签入到数据贸易协定当中的框架协议，在全球实施长臂管辖和数据的执法权。

刚才我们谈到了云法案，再就是数据安全审查正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新手段。美国现在制订受控非密信息是CUI清单，界定重要的一些敏感数据范围。2018年美国出口管制法案就明确规定，出口管制已经不仅仅限于传统的硬件，包括软件，也包括一些科学技术数据，如果传输到美国境外服务器，或者出境，也必须受到美国商务部或者产业安全部的许可。

再比如说，最近因为美国通信协会包括相关的机构对于数据安全审查的升级，它加强了一些社交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人脸识别对华新一轮的制裁。最近抖音国际版就面临着美国新一轮的制裁，下一步美国很可能延伸到我们跨境电子支付，比如说蚂蚁金服，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电子支付人脸识别的互联网公司，都可能被纳入到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以及数据安全审查的范围，这是未来可以预见的趋势。美国正在通过数字经济领域的筹码延伸它在贸易领域当中新一轮对华的制裁，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对华制裁新的升级。

欧盟采取的是稍微灵活一点的政策，它更多是对外紧、对内松，更多的是希望在规则层面引领全球数据规则新一轮的架构。

我们看到欧盟的GDPR，以及在尊重适当保护措施之下，与多个伙伴之间签订的所谓充分性认定协议。比如说欧盟和日本就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之下跨境数据的充分性认定，再比如说欧盟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都达成了充分性数据协定。中国如果想数据顺利进入到欧盟，我们在双边投资协定当中，一定要纳入到相关的数据安全谈判，以使我们的数据或者未来跨境数据流动不至于遭受到欧盟新一轮的阻隔和制裁。

欧盟也是在经济层面强调数据主权，特别是在2019年已经达成了一系列围绕数字主权的方案，包括一些云替代法案。

今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最新出台了数字化战略，这个战略当中，实际上涵盖三个版本的数字化新政。包括欧盟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以及相关的欧盟主权文件。这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强化欧盟在未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因为欧盟不甘作为被边缘化的经济体，所以在中美数字博弈的竞争当中，欧盟实际上是希望成为G3，包括它跟美国围绕数字税博弈，跟中国现在围绕5G博弈，都是在很大层面上强调欧盟或者强化欧盟的数据主权。

刚才说了采取一些防御性的措施，包括从本国的数据安全或者本国国家安全着眼，更多是采取一些数据本地化限制性措施。比如说除了中国之外，像巴西、印度，都有所谓的数据本地化强制性存储的相关法案，俄罗斯也是强调数据首次存储要存储在境内服务器，也是通过一些相关的数据保护法提供数据保护措施。

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框架，但是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周边，还是有一些跨境数据流动以及国际化的合作机制。比如说刚才谈到以欧盟数据保护充分性协定为蓝本，像安道尔、加拿大这些国家已经纳入到欧盟国际合作的框架体系之内。除此之外，美国也是在APEC之下有CBPR，这也是美国主导的跨境数据流动的广泛协定，在APEC隐私保护协定之下有CBPR，更多的是由美国主导的。

刚才看到，无论是欧洲主导的GDPR，还是美国主导的CBPR，全球动辄形成规则合围的态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字经济大国而言，我们现在在全球的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几乎还是空白，或者还是后来者。一旦现在全球规则框架形成的话，我们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当中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且随着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理念更加广泛传播之外，我们就有可能形成被美欧日规则合围更加施压的态势。这对中国下一步的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比所谓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

最后，对中国围绕数字主权和跨境数据流动的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可以走一个不同于欧盟或者不同于美国的第三条道路。因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当中，是一个后起的大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应该更加平衡看待个人权益保护、产业发展、创新与竞争、数字主权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在国家主权和国际循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也觉得中国应该加快出台中国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体系，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再就是推动双边和周边的相关的谈判。

我们还可以在上海自贸区或者海南金融贸易港，去先行先试探索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示范区域。比如说可以建立一些离岸数字贸易示范区，或者构建这样一些安全的通道。再就是国际层面上建立一个国际数据执法体系的协调机制，包括跟欧盟、相关国家，“一带一路”国家。

从民营经济或者互联网公司角度应该更加鼓励平台企业出海，让企业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真正的实践，特别在“一带一路”跟广泛的区域支持我们的标准，支持平台公司的模式。能够更加舒展到海外，更加强调我们在全球范围的数据安全利益以及中国的数据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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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社1月10日报道，莫斯科交易所数据显示，10日美元兑卢布汇率降至60.89卢布/美元，创2018年4月以来的历史新低。主要原因在于布伦特原油3月期货价格下浮0.28%至65.19美元/桶，WTI轻质原油2月期货价格下跌0.37%至59.34美元/桶。

来源: 商务部网站

外汇天眼APP讯 : 黄金本周总结、下周预测：

消息面：现货黄金触及纪录高位后回落，因美元从两年低位反弹；金价周五急挫近2%，结束了创纪录涨势，此前美国公布了一份不错的就业报告，提振了美元，但日益恶化的疫情仍使金价有望创下约十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周度连涨；金属交易部董事表示，就业报告公布后，美元反弹相当强劲；这显然造成金属全线遭抛售；美元从两年低点反弹，，因此前数据显示，美国在6月创纪录增加479.1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后，7月录得176.3万的增幅， ；美国围绕新一轮援助计划的磋商陷入僵局，这加剧了金价的压力；在病例数激增的背景下，金价今年已经上涨了34%，疫情令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并促使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白银下跌3%，至28.07美元/盎司，盘中稍早一度触及2013年2月以来最高29.84美元/盎司；本周迄今，白银迄今上涨了15.5%。

技术面：日线上来看黄金周五再次依托MA5上涨趋势继续上涨，但仍延续前两日受阻上轨，并未有效突破，收得中阳；梁乾东4小时上来看，周五黄金早间开盘上涨，一度打破前期高点，刷及新高2074.77美元一线，并在触及日内高位后，展开跳水，短线跌逾逐步扩大，并打破缓慢上行趋势，当前行情运行于MA5-10均线之间徘徊，当前布林带处于开口期，MA5、10日均线拐头向下，KDJ随机指标三线并拢向下，MACD指标顶背离，快慢线即将死叉向下，所以综合分析下周一开盘操作上梁乾东建议反弹做空为主，低多为辅，上方关注2040-2045一线阻力，下方关注2015-2010一线支撑。

原油本周总结、下周预测

消息面：8月7日欧市盘中，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延续上个交易日的震荡下行之势，承压42美元，市场担心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重新出现，以及美国新刺激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将导致燃料需求增长下滑。过去一周，美元走软帮助支撑了油价走高，因为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周四衡量美元兑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跌至2018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普遍预计，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将显示，由于新冠感染病例激增，7月新增就业岗位较上月有所放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原油期货市场初步数据显示，周四交易员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增持原油未平仓合约，此次增加近0.42万份。相反成交量结束前一日增势，大幅收缩近37.22万份合约。

技术面：原油继续回归区间震荡，突破42.5后没能站稳此位之上，此前的区间仍未有效突破，而日线依旧回落至布林道上轨内部震荡，目前的K线形态较为混乱，冲高后回调的得空间比较大，短线多头持续性不足，仍有点震荡的迹象，只是区间稍微上移了一些，目前留意多空延续，看能否再次收复失地。目前原油油价反复拉锯震荡当中，梁乾东从4小时来看，布林带三轨朝上运行，MA5均线下穿MA10均线交死叉下行，K线于布林中上轨间交投MA5MA20均线之间，MACD快慢线初交死叉向下绿色动能初现，KD三线呈死叉继续向下发散运行，油价短线表现震荡偏强形态。综合来看，原油下周一短线操作短线思路上梁乾东个人建议以回调做多为主，反弹高空为辅，上方短期重点关注42.5-43.0一线阻力，下方短期重点关注40.5-40.0一线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