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化

鉴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双方大概率延续“边打边谈”的态势，近期人民币汇率在“7”附近震荡的可能性较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将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主要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经济下行和美元处于高位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未来，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常态，因此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汇率在某个点位。

从中长期来看，受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外利差收窄等多因素影响，人民币不存在单边大幅波动的基础。近期多因素引起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波动

年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先升后降”走势，整体上贬值2.46%左右。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初至4月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由6.8482升至6.7286，升值幅度为1.78%左右；第二阶段，从2019年5月初至今(截至8月12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由6.7286降至7.0211，贬值幅度达4.17%。自8月5日后，人民币离岸和在岸汇率双双破“7”，美国财政部又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这些事件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主要是受以下事件的驱动。

一是中美贸易战。5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再度升级。5月10日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6月底至7月，两国元首会晤，双方重启经贸磋商。但进入8月后，摩擦再次升级。8月2日，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将自9月1日起对中国输美的另外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8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表消息称，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中美经贸摩擦的一波三折是影响短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因。

二是中国经济下行。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6.3%，其中二季度GDP为6.2%，低于一季度的6.4%。从需求端看，三大需求均表现不佳。消费、投资增长双双放缓，前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8.3%，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5.7%，增速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1个和0.2个百分点。受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性影响显现、全球经济减速等多种因素影响，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1.8%，与去年全年10%左右的增长相比出现了大幅回落。未来出口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供给端看，工业生产波动较大，总体呈放缓态势，前7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其中7月当月工业增加值仅增长4.8%,创近年同期新低。企业经营效益降低，上半年企业利润累计下降2.4%。

近期美元处于高位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上半年美国宏观经济表现相对强劲，英镑、欧元等主要非美元货币表现疲弱的影响下，今年以来美元整体表现偏强，美元指数基本在96以上运行。8月美联储宣布降息，但由于鲍威尔发言偏鹰派，称降息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开启宽松周期，美元指数再度上涨，一度触及98.6的高位。美元强势给人民币带来了一定的贬值压力。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驱动力增强，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常态，因此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汇率在某个点位。一直以来，市场上就有汇率保“7”是底线的说法，其实人民币汇率在某个点位并不重要。正如相关机构负责人所言，“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在人民币破“7”之后，更多的是需要关注中国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变化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的情况。

人民币不存在单边持续变化的基础

进一步分析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需要我们“拨开云雾见明月”。归根结底，汇率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和宏观政策等因素决定了汇率的基本走势；从短期来看，资本流动、市场情绪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影响(图1)。

短期来看，人民币仍将承压。这主要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情绪的干扰以及近期资本流动呈净流出状态等方面的影响。2018年以来，中美已进行12轮贸易谈判，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将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我们假设了未来三种可能情形：情形一，摩擦趋于缓和，中美双方在未来谈判中达成新的协议，这种情况下市场情绪修复将助推人民币汇率升值；情形二，摩擦维持现状，双方将进一步谈下去，则人民币汇率可能在新中枢比如“7”附近波动；情形三，摩擦走向恶化，并从贸易领域向金融、科技领域蔓延，这种情况下市场预期将延续悲观走势，人民币则可能继续贬值。

当然，鉴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双方大概率延续“边打边谈”的态势，所以近期人民币汇率在“7”附近震荡的可能性较大。此外，从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来看，一季度的净流入转变为二季度的净流出，今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差额为-332.18亿美元，但整体可控。

中长期看，人民币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中国经济韧性较强、国际收支稳定、宏观政策工具丰富等因素均有利于保障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运行。

一是中国经济运行韧性依然较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动力切换、结构转变和阶段更替的关键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外部环境变化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这不会阻止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经济平稳增长整体态势并未出现趋势性转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仍然很强。巨大的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升级、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等都为经济基本面的平稳运行创造了条件。

二是中国国际收支形势整体稳定。从经常账户角度看，尽管出口增速放缓，但进口降幅更大，经常项目顺差实际上在扩大。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为1811.6亿美元，同比增长33.9%。

三是中国宏观政策工具丰富，未来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这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此外，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美联储已开启降息进程，中美利差收窄，这也有助于人民币保持稳定。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出现“羊群效应”

针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笔者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出现“羊群效应”引发过度波动。增大对监管机构政策意图的宣传及解读力度，使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认识到人民币贬值是可控的，并在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范围内，避免客户跟风购汇。同时，应进行密切监控，增强沟通，必要时进行适当的窗口指导，逐步疏导市场贬值预期。加强对市场情绪的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通过新闻答问、专家解读、高层发声、媒体评论等多种途径进行预期管理，培养市场主体理性认识和决策的能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与其他涉外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提升管控合力。制定有效措施加强对跨市场、跨机构和跨产品资本流动的监管，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境交易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强调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采取市场化的资本管制工具，主要包括数量型和价格型措施，并对相关监管参数进行动态监测调整。严厉打击恶意做空套利行为，加强贸易、投资背景审查，市场剧烈波动时酌情限制资本流出渠道，防控短期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守住底线，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三，加快“六稳”政策落地，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与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根本。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弥补相关领域短板，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稳定就业，加强民生保障，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多元化、多渠道增加居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第四，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提高形势前瞻性与业务灵活性。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新情况下，商业银行要在汇率波动过程中根据居民资产配置偏好的变化，做好相关金融服务，加大外汇理财产品创新，满足客户外币资产配置需要。强化海外机构业务能力，拓展外汇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空间。关注相关虚假贸易、违规购汇等行为，加大合规性检查，降低违规风险。密切跟踪内外部形势变化，应对流动性波动加剧的挑战，合理安排到期资金，防范流动性风险。

(作者周景彤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范若滢为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来源: 财经网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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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

第一部分：人民币的诞生

第二部分：人民币货币统一进程中的三大挑战

第三部分：人民币通胀史：上涨的物价和缩水的购买力

本文为“人民币”系列 第 四 部分

格物者说：汇率问题牵涉到一国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外贸（进出口）、关税、跨境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物价、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对外战略等。要透析复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应清晰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基本历史脉络——人民币汇率史。

从人民币诞生至今，人民币汇率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2年的汇率大波动，1953-198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1981-1993年经济体制转轨期的探索改革，1994年至今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

1949-1952：汇率大波动

人民币诞生之时（1948年12月1日），我国境内当时流通着许多外币（如美元、英镑等）。在解放区内，外币被强制要求兑换成人民币，不得流通，外币全部汇集至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当时建国前后，我国外汇极端短缺，人民银行对外汇资金的管理也极为严格，外汇的收支，严格服从国家政策目标和计划安排。

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被解放，全国渐渐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外汇管理模式：一，所有外汇收入（出口收入、侨汇）必须出售给人民银行，所有外汇的使用（进口或其他用途）都要经批准后向人民银行购买；二，由人民银行设立外汇交易所，并指定一些银行机构（包括外资银行）参与外汇交易，同时指定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管理机构、代理人民银行参与外汇交易（当时中国银行被并入人民银行体系中，专职外汇管理业务），严禁一切场外交易（外汇黑市交易）；三，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汇率制定原则是“国内外物价对比法”（根据国内外物价对比水平来制定汇率，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购买力平价”原则），汇率随物价变化而调整，盯住美元的进行浮动。

人民币汇率的制定工作起始于天津解放。平津战役胜利后，华北地区基本都解放，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在天津设立外贸局，以对华北所有进出口贸易事务进行统筹管理。要发展对外贸易，当然必须先得制定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1949年1月15日，天津正式解放，次日，人民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两天后（1月18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挂出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牌价——这是最早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时，先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再以美元为基础来套算人民币对其他外币（如英镑）的汇率。

此后，随着上海、厦门、广州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银行也快速在当地设立了分行，并在当地公布各自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其他各地均以天津口岸的汇率牌价为参照标准，再结合当地具体物价情况，来制定各自的汇率牌价（上海解放后，上海港口被封锁，这客观上促成了天津港口地位的上升）。

在1949年1月18日到1950年7月8日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两大特点：一，各地不同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并存，无全国统一汇率。由于天津、上海、广州等各地的物价情况不一样，因而各地人民银行分行报出的汇率牌价也不一样，存在差价，形成分散式的汇率制度，和分割式的外汇交易市场。二，人民币汇率因国内恶性通胀、物价飞涨而大幅调贬。从1949年1月19日到1950年3月13日，人民币汇率调贬共52次，以天津挂出的牌价来看，从“1美元/600旧人民币”调贬至 “1美元/42000元旧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1950年3月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化，此后物价渐渐稳定，人民币汇率小幅回调。

建国前后，人民币汇率的飞速贬值，是由当时的汇率制定原则（国内外物价对比法）和外贸外汇政策（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照顾侨汇）决定的。

以上海为例，我们从下图中可明显看出“上海的物价上涨曲线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曲线的高度相关性”，物价上涨和汇率调整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期（大约为一个月），即物价上涨一段时期后（时滞期），人民币汇率会随之调贬。由此可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根据国内物价来调整的（当期美国物价非常稳定，可视作固定不变）。

▼图：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上海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物价指数。1949.8上海月均汇率是2246.77，到1950.4月均汇率达到峰值39516.67。制图丨格物·资本。

1950年3月后，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开始展开，经济秩序和物价重归稳定，人民币汇率统一也被提上日程。同年7月8日，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 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由此结束了多个并存、分散式的人民币汇率时期。

另外，全国财经统一后，国内物价稳定，而美国物价上涨，我国外贸外汇政策也发生变化（转为“兼顾进出口有利，照顾侨汇”），由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人民银行不断调升，到1951年5月23日时，已升至1美元/22380旧人民币（全国统一汇率）。

1953-1980：可调整固定汇率

1953-1980年这段时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也打上了深刻的“计划”烙印：人民币汇率定价完全由政府决定，高度服从于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目标，市场机制完全失效。

从1953年起，计划经济时代开启，物价被高度管制，长期保持稳定（除1960-1962年物价大波动之外），物价和汇率定价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被行政之手所“掐断”；货币政策也是被高度计划，因而货币政策也并不影响汇率定价。同时，所有外贸业务也均由国营外贸公司统一计划经营，外贸盈亏由财政收支统一安排调剂，这样一来，汇率对外贸的调节作用也就失效了。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币汇率定价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方针是 “坚持稳定”：在1953-1971年间，将人民币钉住英镑，对英镑汇率基本固定不变；在1972-1980年间，将人民币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整体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图：1953-1980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和英镑），数据为官方的外汇牌价（区别于外贸所用换汇价）。制图丨格物·资本。

在1953-1971年间，国际上正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实行的是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主要货币（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日元等）和美元之间保持着长期固定汇率关系。国际汇率机制的固定化，间接地为人民币汇率固定化创造了条件。

我国政府将人民币钉住英镑，实际上是在间接地钉住美元。当英美货币汇率调整时，人民币汇率也跟随调整，并重新固定钉住。

还须注意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人民币对前苏联卢布的汇率才是最受重视的汇率。

50年代为中苏蜜月期，我国经济发展得到苏联有力支持，双边经贸活动扩大。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我国因朝鲜战争受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同时，我国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贸关系快速升温。因而，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关系，才是当时最受重视的汇率关系。当时，中苏均为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币对卢布的汇率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进入60年代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双边经贸活动急剧萎缩，人民币对卢布汇率重要性下降。1970年后，中苏间贸易不再用卢布，改用瑞士法郎。

1972年后，由于一些国际因素的重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和方法也发生一些调整。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同年12月，美国政府与“十国集团”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每金衡盎司黄金从35美元调整至38美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名义上依然保留着固定汇率制。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升温。接着1973年2月，美国政府再度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从38美元调整为42.22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彻底崩溃，西方国家普遍转入无序的自由浮动汇率制。

面对国际汇率机制的大变局和外交政策的大转变，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依据和方法做出了调整，从原先的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相对稳定。

所谓“钉住一篮子货币”，即根据“篮子中货币”的浮动情况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及其权重，完全由政府决定，而且会根据不同时期情况而进行调整。“篮子货币”选取的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并按其重要程度和对外政策的需要，确定相应权重，最终计算出人民币加权汇率。

▼图：1968-1979人民币汇率“一篮子货币”中的外币变化。 “货币篮子”的范围逐步扩大，到 1979 年时扩大到 20 种货币，其中，英镑、西德马克 、瑞士法郎、美元、日元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图片来源：《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贺力平。

不过，“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详细制定依据和具体计算方法，我国当局从未公布过，至今仍是谜，因而，我们无法得知这一时期 “钉住一篮子货币”的真实定价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钉住一篮子货币”方法实施后，秉承着“坚持稳定”的方针，人民币汇率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对比其他各货币浮动情况），整体保持在中间偏上的水平。其中，1972-198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因美元的贬值而相对调升。而且，随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升温，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1979年后，人民币汇率名义上虽是“钉住一篮子货币”，但实际上，是以美元为中心钉住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是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完全服从的是计划经济思维，按行政指令来制定汇率，是一种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期间钉住的对象发生变化，1953-1972为英镑——1972-1979为一篮子货币——1979后为美元）。人民币汇率不受市场供求影响，也无法起到调节外贸的作用，制定的合理性也失去保证，汇率严重偏离均衡水平，人民币汇率仅沦为了一个记账和核算工具。

1981-1993：转轨期的探索改革

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外贸部门走在改革的前列，外贸经营权下放，各地外贸公司纷纷成立，这些外贸公司试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对外贸公司的利润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原本不合市场逻辑的、被行政之手严重扭曲的人民币汇率，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出口贸易企业因汇率扭曲而蒙受不合理的亏损。外贸体制的改革，倒逼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比如：在1979年时，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为2.41（即我国的外贸出口公司，以2.41元人民币的成本，出口商品赚取1美元，相当于用2.41元人民币换了1美元），而当时的银行牌价汇率（即官方汇率）为1.555，这意味着，出口企业赚回1美元后，从银行只能换到1.555元人民币，无法抵消成本2.41元。因而，出口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相反，进口企业却是赚钱的。

为了改变出口企业因人民币汇率扭曲而亏损的局面，我国1979年8月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出口企业把赚取的一部分外汇卖出国家，另一部分可留成给自己（在此以前，出口企业所有的外汇收入都必须卖出国家，不得自留），留成的部分可自由支配。

“外汇留成制度”衍生出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外汇调剂市场”。由于外汇留成制度的存在，出口企业保留着一些外汇，而同时一些进口企业需要外汇、但不一定能申请得到，还有一些其他潜在的外汇需求者也存在（如黑市外汇交易者），为了调配这种外汇余缺关系。国家外汇局于1980年10月开始尝试，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展外汇调剂业务，由中国银行充当中介，由此形成的最初版的“外汇调剂市场”。不过80年代上半期，该市场因受到种种审查和限制，而发展缓慢，并不成熟。

此外，从1981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出口企业按“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汇率，而官方汇率则变成非贸易结算汇率，我国进入了“双轨汇率制”时期（贸易汇率和非贸易汇率，都由政府控制）。官方汇率，即我国对外公布的外汇牌价，主要用于侨汇、旅游、外国领事馆、我国驻外机构、出国代表团等一切非贸易外汇收付的兑换。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即限于进出口贸易所用的结算汇率。

▼图：1980-199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官方汇率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1981-1984年间，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一直都是1：2.8，没有变动过，这一汇率明显低于官方汇率。制图丨格物·资本。

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之所以定在“1：2.8”的水平，主要目的是为服从于当时的外贸政策“出口创汇”。从实施效果来看，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也确实起到积极作用——解决了当时出口企业亏损的问题，贸易收支好转，外储增加。

不过，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在实施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由于贸易和非贸易的双重汇率存在，造成了外汇管理混乱；而且，双重汇率引入后一直被国际社会所诟病（双重汇率是对出口的补贴，是不公平贸易的手段），IMF多次建议我国政府改变汇率双轨制。因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注定只能是经济转轨初期的一个过渡性临时政策，它既不代表汇改的方向，也无法阻挡人民币汇率走贬的倾向。

从上图还可看出，1981-1984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非贸易汇率（官方汇率）在不断调贬。1981-1983年调贬主要是因为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才相对调贬。1984年时，我国接受了IMF建议，同意取消汇率双轨、进行并轨，于是大幅调贬人民币官方汇率，以让其接近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并轨做铺垫。

到1984年底时，官方汇率已经接近2.8。1985年1月1日，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正式被取消，同时将官方汇率定为2.8，汇率实现并轨。

1985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官方汇率一路调贬，一直到1993年（见上图）。此期间的汇率调贬，是由于国内物价上涨较快，出口换汇成本也快速上升，迫使人民币汇率调贬，而且整个80-90年代的外贸政策一直推崇“出口创汇”的宗旨，汇率调贬正好契合此宗旨。

在贸易和非贸易汇率并轨之际，还有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人民币汇改探索实践正在如火如涂地进行——外汇调剂市场。前文中提到，80年代上半期，外汇调剂市场发展缓慢，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外贸企业外汇留成比例不断提高，外商投资的引入，外汇调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汇调剂资金量快速增长。

到1988年3月时，为了配合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外汇局制定了《关于外汇调剂的规定》，依此，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93年时，全国共有18个外汇调剂公开市场）。

同年9月，上海率先设立了“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会员制、公开竞价交易和集中清算制度，允许外汇调剂价格在一定限价内按公开市场供求浮动，并且这种汇价形成机制很快就被其他调剂中心所采纳。这种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以往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汇率定价机制，拉开了我国市场化汇率定价的序幕。当时的“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上的汇价，就是我国最早的市场化汇率。

在1988年9月至1993年底期间，人民币汇率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双轨制”时期：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官方汇率是政府定价的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上市场定价的汇率。

▼图：1979-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月平均汇率。 “新的双轨制”时期，人民币的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一直低于官方汇率，这说明当时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存在贬值压力的（被高估了）。图片来源：《过于强调汇率稳定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管涛。

1988年后，外汇调剂市场发展迅猛，到1993年底时，受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来调节的外汇收支活动占到80%作用，政府定价汇率调节活动仅占20%。此时，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机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由外汇调剂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政府官方定价实际上是以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参照依据。

“新的双轨制”在运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利用汇差套利、寻租腐败，调剂市场分散不统一，导致地区不正当竞争，政府背负巨额的外贸补贴，阻碍加入WTO），客观上要求人民币汇率实现再次“并轨”。同时，“新的双轨制”运行时期，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轨已成为必然趋势。

1994年至今：市场化汇改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市场化汇改，由此正式定调。

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宣布1994年1月1日起实施重大汇改——人民币市场化汇改迈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1994年汇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原先的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单一的（钉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设定汇率波动幅度，并通过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对汇率进行浮动管理）；二，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持续了14年的外汇留成制度和外汇支出行政审批制，允许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有限制条件），外汇管理由原先的外汇局直接管理变为依靠银行间接管理；三，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当年4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由此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也初步形成。

1994年后，我国继续推进外汇管理体制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定价机制改革，先后出台许多放松汇率管理的改革举措，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

不过，市场化汇改进程并不顺利，历经波折。1997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钉在8.28附近，持续了七年之久，回到了政府管制的固定汇率制，这意味市场化汇改中断；同样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钉在6.83，持续了两年，市场化汇改再次中断。2015年突如其来的“8·11汇改”，激起汇市大波动，人民币急剧贬值，央行为了稳住预期，又出手干预（抛美元稳人民币、严控资本外流、引入逆周期因子），8·11汇改这种“闷雷一声响”的操作遭致很多人的批评（央行没有与市场提前沟通，没有制造充分的市场预期，过于唐突；而且，央行因干预汇率而流失了大量的外储，且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8·11汇改”后，央行不再指导制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而是将定价权交给了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由市场的供求决定。但实际上，由于央行的频繁干预（出于稳定目的），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而且，与汇改紧密配套的人民币可兑换性也被严格控制。市场化汇改仍在路上，挑战依然很大。。。

▼图：1994年1月至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月度汇率，以及1994年至今人民币汇改历程。数据来源：CEIC DATA，中国人民银行。制图丨格物·资本。

历年汇率波动

回顾历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49-1952年，人民币汇率因国内恶性通胀而不断走贬，主要是由当时历史环境（新中国刚建立，社会还未稳定，经济凋敝）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也没有连贯且完整的制度安排。

1953-1980年，人民币钉住英镑或“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固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

1981-1993年，人民币名义上钉住“一篮子货币”，实际上以钉住美元为主、且对美元汇率不断走贬。这段时期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大背景下，当局尝试人民币汇率定价改革探索（两次“双轨制”），并根据不断升高的出口换汇成本，而不断调贬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

1994年至今，大背景是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具体分两个阶段：1994-2015.8，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且对美元汇率不断走升（持续21年单边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基础；2015.8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见上图1994-201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汇率波动弹性扩大，央行也会视情况干预，遏制单边走向。

另外，2015年11月后，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也开始受到关注，如下图，人民币汇率指数整体是在走贬的。（这里的“一篮子货币”，和1972-1993年期间的“一篮子货币”不一样）

▼图：2015.11-2019.8，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是参考CFETS货币篮子、参考SDR货币篮子、参考BIS货币篮子计算。数据来源：CEIC DATA，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参考资料

《人民币汇率研究》（第二版），吴念鲁 陈全庚，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8

《1949~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史》，徐少强 朱真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人民币内外均衡论》，卜永详 秦宛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人民币汇率升值：历史回顾 、动力机制与前景展望，张明，金融评论，2012年第2期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杨 帆，中国经济史研 究， 2005 年第 4 期

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吴念鲁 陈全庚 鄂志寰，财经科学，2005年第1期

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贺力平，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4期

人 民币汇率变化历史回顾及其影响分析，张米良，工业技术经济，1993年第5期

过于强调汇率稳定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管涛，新浪专栏，201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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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基金报

全球金融市场振幅加剧，美元、美股大幅跳水之后，人民币资产却上演出独立的“大反转”行情。

今日早盘，受到美股市场巨幅震动影响，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刚开始出现了短线下跌的态势。

令人意外的是，短短几小时小时后，离岸人民币却出现了短线飙升行情，日内反弹超700个基点，汇率升破7.10关口。与此同时，贸易摩擦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

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原本发生跳水行情的人民币汇率，却在短线下探之后强势反弹。这可能也意味着外围的市场情绪正在发生变化。

短线跳水后意外反转

离岸人民币飙升700点

今日早盘开盘过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线跳水之后，意外出现了反转。

10月10日早盘10点10分左右时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然出现了“逆转”行情，并出现快速拉升，最高升至7.1679，相比日内最低反弹达到733个基点。

而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7.0730，较前一交易日下调2个基点。上一交易日中间价报7.0728。

在岸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7.1244开盘，最高一度升值至7.1016，随后涨幅幅度有所收窄。

汇率市场短期大波动

人民币资产一度受影响

实际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走势还不是这样一个短期飙升的反转行情。

今日早盘开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后跌破7.14、7.15和7.16关口。10月10日7时左右，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低跌至7.1679。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黄金也先后出现了走弱趋势。

今日早间，仍然有不少投资者担心，人民币资产可能会随着外围市场的巨幅波动而发生同步下探的趋势。而在几小时后，离岸人民币大逆转行情出现，也让这一担忧逐渐减弱。

有市场人士猜测，外汇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也将意味着国际投资者对经贸形势预期正在发生向好的转变。

中国外汇储备稳定中有支撑

最新外储规模30924亿美元

外汇市场的稳定以及发生的积极变化，也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有信心。

10月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24亿美元，较年初上升197亿美元，升幅0.6％。

据悉，9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全球贸易局势、地缘政治因素等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债券价格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外汇储备规模。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贸易不断发展，外汇储备货币结构日趋多元，比全球外汇储备的平均水平更加分散。这既符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及国际支付要求，也与国际上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多元化趋势相一致，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

““我国外汇储备始终坚持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理念，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持续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利用不同货币、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控制总体投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展望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仍有支撑。今年以来，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受此支撑，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储备规模小幅波动主要受估值因素影响，规模总体保持稳定。

来源：一德期货

作者：车美超

内容摘要

2019年三季度随着中美贸易局势趋紧加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7”，央行一改往日态度，允许人民币汇率定价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变化，弱化逆周期因子与确保兑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的影响力，以此缓解资本流出压力与金融市场动荡隐患。随后人民币在中美关系趋缓以及中间价逆周期因子等引导下企稳，继续承担着“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9月国内PMI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有所改善，制造业生产总体恢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将呈现弱势企稳态势。另外，QFII额度限制取消利好外资入场，基本面和资金面均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美联储被动降息凸显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不过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的扩张，说明实际上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来购买这种经济扩张，这种做法风险是相当大的。美国经济边际放缓迹象较为明显，预计货币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状态，美元较难持续强势，而欧洲经济表现则更为糟糕，预计欧元区四季度经济紧缩风险提升，货币则表现相对弱势。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当前人民币汇率较为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这使得资本相应的流出压力大幅回落。

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我们认为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基础，适度贬值反而有利于改善PPI通缩，波动弹性增加，总体仍以维稳为主。

以下内容为正文

1. 人民币汇率三季度走势回顾

汇率波动是常态，有了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2019年三季度人民币汇率总体处于贬值通道，其中7月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小幅贬值0.2％，离岸人民币贬值0.61％，在岸人民币贬值0.27％；8月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贬值2.8％，离岸人民币大幅贬值3.65％，在岸人民币跟随贬值幅度达到3.93％；9月中间价小幅调升0.22％，离岸人民币波动幅度较大，不过最终微升0.28％，在岸人民币收涨0.16％。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8月份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呢？下面我们来具体回顾一下。

8月1日美联储开启过去10年以来首次降息后，在美元回落的情况下，人民币不涨反跌，且下跌速度远远超过美元指数，8月1-2短短两个交易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直线下跌逾800个基点。8月5日上午，离岸人民币急贬破“7”，市场恐慌情绪骤增，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双双跌破7整数关口后，许多华尔街投资机构表示根本“搞不清状况与原因”，只能任由程序化量化交易模型自动结清人民币多头头寸止损离场，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快速跌至7.10附近。究其原因是人民币中间价大幅下调，受美国意外宣布对我国3000亿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人民币汇率承压下行。由于美方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中国相关企业决定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为防止市场过度解读和过激反应，央行及时发声表示此次贬值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主要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8月6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于8月14日在香港发行两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总发行量为300亿元，其中3个月期央行票据200亿元，1年期央行票据100亿元，此项操作有利于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进行逆周期调节，维护市场稳定。消息发布后，离岸人民币大涨400点。随后美国财政部指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我们认为此举与5月美国商务部曾提议制定一项新规定有关，对低估本币兑美元？汇率国家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其目的在于抵消进口商品享受的补贴金额，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贸易局势趋紧导致不少投资机构调低人民币汇率估值，另外，我国央行在悄然弱化汇率调控措施，背后逻辑是调控措施容易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在贸易局势紧张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引发资本外流与金融市场动荡的隐患。人民币汇率更贴近市场供需关系而呈现均衡合理价格，会让资本感到安全，资本外流与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相应减少。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100亿元，中标利率为2.89％，此次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与当前离岸市场同期限利率水平基本相符，有助于推动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目前人民币汇率围绕7.1附近波动，短期走势随中美贸易局势发展等事件驱动影响较大。

2. 影响因素分析

2.1 我国经济运行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常态化，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分析预判也更为关心，以有效应对汇率风险。9月我国官方制造业PMI环比上涨0.3％至49.8％，优于市场预期，显示国内经济景气改善，制造业生产总体恢复。新订单指数环比由跌转涨，为5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原材料库存指数环比小幅上涨，产成品库存环比下降，采购指数有所回升，显示企业原材料库存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加快生产，加大采购的影响，但考虑到当前制造业需求主要依靠基建支撑，且制造业企业盈利压力暂未出现改善，因此制造业库存恐难趋势性回升。当前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当局实施全面降准，支持基建投资增长，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随着基建对冲作用显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将呈现弱势企稳。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综合分析国内形式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既要稳当前，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也要注意保持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经济基本状况良好，增长韧性较强，财政状况稳健，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另外，降成本等措施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向下校正，能改善出口竞争力；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增强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也是对人民币贬值风险的有效对冲。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并不存在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基础，总体仍以维稳为主。长期看，物价水平变动最终导致汇率变动是通过国际商品和劳务的套购机制实现的，通过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收支变化传导，从物价相对水平变动来看，人民币也有一定支撑。

2.2 跨境资本变动

根据“丁伯根理论”，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至少要采用一个政策工具，可用的工具越多，对每个工具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当前，央行采用的是汇率、储备和管制三个工具的组合，即人民币汇率不是守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有一定的弹性；外汇储备不是不用，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耗；资本管制除了采取一系列宏观审慎的新措施（如对远期结售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征收存款准备金等）外，主要是加强了银行结售汇和人民币跨境收付的柜台真实性审核等。现阶段，在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明显高估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参考篮子货币调节为基础，形成有限度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抑制单边投机；以雄厚的外汇储备为基础，适时适度打击市场炒作行为；引入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调节外汇供求，减少恐慌情绪下市场的无序波动。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8月，银行结汇12013亿元人民币（等值1711亿美元），售汇12391亿元人民币（等值1765亿美元），结售汇逆差378亿元人民币（等值54亿美元），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64％。其中，银行代客结汇10555亿元人民币，售汇10785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230亿元人民币；银行自身结汇1459亿元人民币，售汇1607亿元人民币，结售汇逆差148亿元人民币。8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收窄，境内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格局。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上升，售汇意愿保持平稳。8月，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即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73％，环比上升6个百分点，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即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9％，环比基本持平。货物贸易、直接投资是8月份主要的结售汇顺差项目，企业投资收益购汇季节性有所回落。2019年1-8月，银行累计结汇83337亿元人民币（等值12204亿美元），累计售汇86386亿元人民币（等值12652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3049亿元人民币（等值447亿美元），按照简单的逻辑推断，结售汇逆差意味着外汇供不应求，未来会有升值预期，近期的热钱流向预估模型也有所体现，短期导致我国资本外流的原因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的内部冲击，也有来自国际美元强势的外部冲击。从内部冲击角度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使得投资的风险溢价上升，同时走出生产者物价指数（PPI）通缩阴影，也需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适当贬值可有效改善PPI。

9月10日，国家外管局宣布，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这是自我国在2002年设立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起，对外资投资中国市场开放力度最大的一次举措，亦是提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外管局深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改革，完善审慎管理，取消汇出比例限制，取消有关锁定期要求，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就其所持有的证券资产在境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等，极大便利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随后，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外资的流入也为人民币贬值起到的缓冲作用。截至2019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24亿美元，较年初上升197亿美元，升幅0.6％。

2.3 美欧经济运行及美元指数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6万，不及市场预期，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表明企业对招聘人员变得越来越谨慎。不过将前值进行上修后，三季度平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15.67万人，说明美国就业市场仍然稳健增长。失业率录得3.5％，成为1969年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低位，驱使美国短期利率期货交易商对美联储未来两次会议降息的预期均有所下降，削弱了未来降息前景。另外，有迹象表明，持续近15个月的贸易冲突削弱了商业信心，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意愿受到遏制。综合美国政治风险和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中，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联储上次会议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1.75％-2.0％，为今年第二次降息25个基点，点阵图显示，票委在进一步降息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美联储年内继续降息的理由并不充足。不过，美联储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贸易风险纳入下一阶段货币政策重点考量范围，如果未来外部风险和美国国内经济走弱局面未现明显缓和，不排除年内再次降息的可能。本月底，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届时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鉴于当前经济表现，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大概率会在10月继续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埃文斯表示美国经济的脆弱性上升，对利率合适的水平保持开放态度。由于全球需求疲软，企业部门已经显露疲软，美联储需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双重使命的方案，预计美国通胀将升至2％目标。

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学会发布的数据，9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较上月大幅下滑至47.8，为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美国制造业PMI连续第二个月收缩，且收缩速度比8月更快，在该机构关注的18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3个行业9月实现增长，其余均出现萎缩。且疲弱的消费者信心数据加剧了对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的担忧。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财年美国国家债务总额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随着两年前开始实施的特朗普税改法案效果逐渐消退，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不断增长的债务利息可能会对美国的信用评级和经济前景造成影响。从美国财政部列出的收支项目看，税改令美国本财年税收收入增速降至了3.4％，甚至低于名义GDP4％的增速，支出却增加了7％至4.16万亿美元。在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背景下，美国名义GDP仅增长了8300亿美元，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的扩张，实际上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来购买这种经济扩张。随着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压力不断显现，维持扩张的代价将越来越大。受到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影响，今年二季度美国GDP增速已经降至2％，创特朗普上任以来新低。由于制造业萎缩开始危及服务业扩张，机构纷纷下调全年经济增速预期。

从美国经济动能看，经济边际放缓迹象较为明显，货币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状态，美元较难持续走强。不过从花旗经济意外指数的角度来看，近期美国经济意外指数重回正值，显示实际经济情况优于人们的普遍预期；而欧洲经济则表现更弱，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疲弱，加剧了对欧元区经济状况的担忧。9月份欧元区制造业的产出、新订单和购买都大幅下滑，输入成本的跌幅创下2016年4月以来最大，9月份欧元区制造业的经营状态录得了近7年来的最糟糕表现，商业信心跌至了201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经济下行，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几乎接近停滞，西班牙经济增速创近6年最低水平，欧元区的经济前景正在恶化，就业减少的速度创下了2009年12月以来最快。另外，在当前脱欧局势主导英镑走势的基本逻辑下，软脱欧预期不断升温，英镑维持弱势整理。预计欧元区四季度经济紧缩风险较大，德国、英国经济下行风险上升。

目前中美利差维持较阔水平，不过短期人民币汇率没有走中美利差逻辑，因此在这里先不做过多分析。未来美元指数走势将更多由预期偏差影响，如继续走强，则会对人民币带来压力。

2.4 短期因素扰动

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从风险逆转指标看，短期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如果中美谈判再掀波澜，人民币很可能再次遭遇抛售，另外一个月期期权波动率有所攀升，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根据之前的经验，在市场价明显偏离中间价时，中间价大概率持稳，直至市场价高于中间价，即使谈判能达成较好的协议，中国仍需大量购买美国大宗商品，这会收窄总的经常帐顺差规模，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空间亦有限。

3. 总结及风险

三季度随着中美贸易局势趋紧加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7”，央行一改往日态度，允许人民币汇率定价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变化，弱化逆周期因子与确保兑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的影响力，以此缓解资本流出压力与金融市场动荡隐患。随后人民币在中美关系趋缓以及中间价逆周期因子等引导下企稳，继续承担着“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9月国内PMI数据显示经济景气有所改善，制造业生产总体恢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将呈现弱势企稳态势。另外，QFII额度限制取消利好外资入场，基本面和资金面均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美联储被动降息凸显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不过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幅超过了经济的扩张，说明实际上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来购买这种经济扩张，这种做法风险是相当大的。美国经济边际放缓迹象较为明显，预计货币政策有望保持相对宽松状态，美元较难持续强势，而欧洲经济表现则更为糟糕，预计欧元区四季度经济紧缩风险提升，货币则表现相对弱势。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当前人民币汇率较为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这使得资本相应的流出压力大幅回落。

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我们认为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基础，适度贬值反而有利于改善PPI通缩，波动弹性增加，总体仍以维稳为主。

【“宏观札记”为联讯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张德礼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最近几个月，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一直有较高的关注度。8月5日美元兑人民币跌破7，是2015年“811”汇改后的首次。8月8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7.0039，此后维持在7以上直到11月7日。11月8日、11日和12日这三个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短暂在7之下后，11月13日又开始跌破7，至今的这几个交易日中间价还呈现上升趋势，似乎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在增加。

人民币汇率，向上还是向下？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又多了起来。笔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相对乐观些，认为未来升值的可能性更大，即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回到7以下的概率更高。

第一，中美经贸关系总体在朝着改善的方向前进。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和谈判进展，成为影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最核心因素。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也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视作是观察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指标。

中美经贸谈判，中间经历了多次波折，目前处于第一阶段文本的制作过程中。笔者认为，两国都有达成阶段性协议的诉求，这有利于提振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对美方而言，2020年举行总统大选，参考以往经验，首个任期最后一年经济有良好表现，是美国总统成功连任的必要条件。目前美国国内的需求尚可，主要风险在于出口订单，如果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会影响出口企业的利润，进而拖累资本开支需求和消费。加之特朗普需要应对弹劾程序，短期和中国达成阶段性协议，可能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对中方而言，经济仍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10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数据显示供需两弱，经济内生性企稳的动力并不足。在国内逆周期调控加码的同时，也需要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中方已经承诺将加大从美国进口商品，近期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可以看作是一个信号。

退一步讲，即使是未来再出现波折，但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反应程度正在减弱，贸易谈判反复也难以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较大压力。

第二，中美利差给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安全垫。10年期中国国债和美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之差，反映了两国无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对情况，利差越大持有人民币无风险资产的动力越足，资本流出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贬值压力也越小。

目前10年期中美利差在1.4%左右，明显高于0.9%左右的舒适区。短期来看，中美利差大概率将处于高位。

中国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上升的可能性更大。一是猪肉引起的CPI通胀，仍会限制货币政策宽松空间。猪肉价格事关民生，而且有向其它肉类扩散的风险，预计短期会减少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缓解通胀预期。二是目前债券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偏悲观，这种悲观预期已经反映在债券收益率上了，如果稳增长力度超预期，债券市场有调整压力。三是2020年新增专项债的额度，能否在今年使用尚未明确，目前主流观点是年内不再发行新增专项债，一旦使用2020年的额度发债，将会给债券市场带来预期修正和供给增加的双重压力。

美联储目前执行的是“暂停降息+资产负债表扩张”政策组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继续维持低位。今年10月15日开始，美联储每月将购买6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10月30日美联储降息后，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将不再降息。这样的政策组合是，美联储将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尽管是最长到期期限为52周的短期国债，但市场流动性增加后，有助于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传导，美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可控。

第三，国内逆周期调控将加码，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通常而言，一个经济体增长越快，资产回报率也会越高，经济表现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资本流动又会影响到汇率。

2020年是完成两个翻一番的最后一年，如果不考虑第四次经济普查的影响，今明两年的GDP复合增长率需要达到6.1%，而今年三季度GDP增速已经跌至6.0%，后面需要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

近期政策已经加码稳增长。1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降低部分基建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要求，并允许发行股权型和权益型金融工具募集资本金。11月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领导表示要稳住汽车消费等大头，大力促进更新消费。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中写过，消费稳增长需要汽车和地产竣工产业链上的消费发力。从国家发改委领导的表态看，笔者之前预判的相关政策，后续可能将逐步落地。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助于修正对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也会间接影响到人民币汇率。

总的来看，尽管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近期又回到7之上，但往后看，由于中美经贸关系改善、中美利差处于高位和国内稳增长力度加码，人民币贬值压力得到缓解，趋势上看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升值到、并维持在7以下的概率更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zhoujing@jiemian.com)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谭浩俊

11月5日，人民币大涨，在岸、离岸双双收复7.0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大涨327点，收报6.9975，创下8月5日以来新高。在岸和离岸一度都涨破了6.99的关口。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极大关注。有的人高兴，认为好久不见“6”的身影，终于又回到“6”时代了。有的人担忧，回归“6”时代的基础并不扎实，还有可能继续跌回“7”时代。

不过，无论是“6”时代，还是“7”时代，都没有本质区别，6.9975和7.0001有多大区别吗？没有，只是心理价位而已。就像中国经济增长一样，当增幅跌近“8”时，有人紧张了，说千万不能破“8”，否则经济就有问题了。后来不是破“8”了吗？，并没有出现问题啊。紧接着，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又开始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破“7”了，而这次的理由也比破“8”更多，提出的危害性也更大。结果，还是破了。破了就破了，也没有发生严重后果。

在全球经济都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要想独善其身，是不大可能的。至少，要随一随大流。前提是，不要做下行的冒尖者。成了经济下行的冒尖者，就真的有问题了。如果独善其身，也有问题，其他国家就会把眼睛盯在你的身上。而必须随大流，但决不乱随大流。

人民币汇率同样如此，在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必然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尤其贸易战的持续进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却不会像有的经济分析者认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会很快跌破7.5，会持续下跌。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太悲观、太令人失望了。

人民币汇率回到“6”时代，确实令人高兴，说明中国经济支撑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能够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仍然比较沉着地回到“6”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性，也充分说明了各方对人民币的信心。但是，回归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会轻易退出，也让回归面临不小的压力。所以，要对此次人民币汇率回到“6”时代保持清醒的认识，切不要以为此次回归就永远回归了。

按理，人民币贬值，应当对出口有好处，应当能够拉动出口。但是，在目前世界各国经济都比较困难，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阴影很浓的情况下，指望汇率贬值增强出口，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目前的情况下，出口只能是维持，而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因此，人民币贬值与出口快慢和多少已经没有多大关系，而只对出口过程中企业的效益等产生影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么说，此次人民币汇率能够重回“6”时代，都应当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是可以高兴的事。毕竟，持续的贬值，对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信心是不利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也是不利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仍然是最大的，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有这样的增长做基础，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出现持续下跌的现象。否则，就只能是某些势力在做空人民币。

而做空，只能是短暂的、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的。有良好的经济做基础的中国经济，不可能让人民币持续贬值，也不可是有的经济学者所说的，要很快跌破7.5，跌破7.5的条件并没有形成。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只要经济的增长保持在一定速度，只要经济增长在全球仍然是最好的国家之一，那么，人民币汇率就不可能跌破7.5。

所以，此次人民币汇率重回“6”时代，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中国经济前景、对人民币信心的一种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前景有任何担忧。经济的韧性很强，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较高的速度，人民币汇率也一定会比较稳定。中国的经济安全也是可以信任的，中国的经济政策会越来越优化，内需则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2020年人民币汇率展望：机制定型后，功能释放是重点

落幕即序曲。当迈入新世纪的20年代之后，刚刚过去的10年代呈现出的运行轨迹和内涵逻辑，对于我们憧憬下一个未知十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历史与逻辑永远是统一的”，故以此来展望2020年的人民币汇率市场。

10年代，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本定型

在过去的10年代，对于人民币而言，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按照“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总体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过去的10年间，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在2005年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又先后实施二次汇改、取消强制结售汇、扩大汇率波动幅度、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推出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逆周期因子的引入、汇率宏观审慎管理的完善等等。目前，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基本定型，并平稳运转。

图1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涨幅（左） 图2 人民币汇率指数年涨幅（右）

数据来源：Wind

图3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变化（左） 图4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H）变化（右） 数据来源：Wind

而就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而言，在过去的10年，主要就是两个变化：一是汇率走势由升值转向贬值（参见图1和图2），拐点变化发生在2014年和2015年，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换挡期，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二是汇率的波动幅度明显扩大，拐点变化同样发生在2014年和2015年，即经济运行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市场和政策同步开始调整，并持续发生正反馈互相影响。

影响汇率的两大变量：经常账决定方向，资本和金融账决定波幅

当汇率机制定型且汇率已处于合理均衡水平之后，对于汇率本身而言，侧重点自然就转向了功能的释放，这就是易纲行长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文中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宏观经济格局下，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内外均衡的稳定器。”即人民币汇价的表现内生于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这里所言的“变化”包括汇率的走向和汇价的波幅。因而，如何判断这两个变化点就是今后对汇率预测的关键。

图5 经常账户差额变化情况（左） 图6 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变化情况（右） 数据来源：Wind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稳定在[-2%，2%]，该国的国际收支就是平衡的。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在2005年汇改时为5.79%，最高曾于2007年达到9.95%，之后逐年回落2010年回落至4%以下，2013年回落至2%以下，到2018年仅有0.36%。而从经常账户的结构变化而言，即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情况，2013年之后，中国货物出口顺差出现缓慢下降，但服务逆差却快速扩大，相应从经常账户流入中国的美元将呈现下降趋势。

若要逆转此趋势，取决于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汇能力，然而目前中国时处向高质量制造业升级阶段，同时伴随人均GDP迈入万美元阶段后，包括旅游和教育等居民的境外消费还将继续增加，因此短期内无法逆转经常账户顺差下降趋势，相应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情况就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与经常帐户顺差下降相对应，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变化波幅明显增大，加之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加速和范围的进一步拓宽，由此必然带来跨境资本流动的频率提升和规模扩大，相应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即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的变化情况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波幅。

而上述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两个变量将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除此之外，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价走势的短期因素，还包括以下5点：

1．中美经贸协议签订后，协议的落地情况以及中美后期磋商的进展情况；

2．去年四季度中国GDP环比增速为1.5%，较三季度提升了0.1%，中国经济的筑底企稳情况；

3．美联储暂停降息步伐，但已经重启了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同时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方向，但更侧重灵活适度，包括中美利差在内的中美货币金融环境差异情况；

4．市场对外汇和黄金储备、外债、进出口、持有美债规模等数据变化的反应，即市场对中央银行维护汇率稳定能力的评估情况；

5．外贸部门本身对于人民币汇价走势的预判以及采取的应对情况。

图7 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模拟 数据来源：Wind

以上五点短期因素最终均会影响市场情绪，进而在人民币短期汇价走势上有所体现，参照2016年至2019年人民币汇率实际走势，模拟出来的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在综合上文影响人民币汇率长短期因素，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率：汇率波幅将较去年扩大（2019年人民币汇率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年波动区间[6.6，7.2]。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原标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回顾与展望

中国外汇市场在2019年更具韧性，并与经济金融的开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局面应当保持下去。

本刊特约作者 王子实/文

2019年，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走势颇不平凡，USDCNY从2019年一季度最低的6.6695一度贬至7.1850，虽然年底回落至6.9620，但年内贬值幅度仍达4.4%，全年最大波幅达7.7%。虽然内外部环境都很艰难，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看到汇率市场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仅市场参与者变得更为成熟理性，市场监管环境也更加宽松和开放，同时人民币汇率在面临外部风险事件冲击时也更具韧性。这些悄然出现的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市场正朝着更加稳定、开放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基本面推动贬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4月，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市场一度预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USDCNY也一度升至6.66的阶段性低点。

第二阶段：5-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市场避险情绪暴涨，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一度接近2018年6.96的高位。由于市场对7的整数关口仍存敬畏之心，加之中美首脑大阪会议达成一致，USDCNY回落后，保持高位震荡。

第三阶段：8-9月，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在岸、离岸美元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USDCNY价格最高一度涨至7.1850上方。

第四阶段：9月开始，双方重启贸易磋商，并最终于12月就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致，人民币兑美元也逐渐升至7的下方。

从上述各阶段的走势来看，基本面是人民币走贬的基础，贸易摩擦是人民币波动的推手。

贸易冲突带来的汇率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冲突双方经济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2018年年底的数据测算，对华出口只占美国GDP的约0.6%，但对美出口占到中国GDP总量的3.5%左右。中美双方在贸易依赖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了人民币在贸易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人民币跟随贸易战升级而大幅贬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市场情绪看，贸易摩擦消息推动人民币大幅波动。2019年，USDCNY的趋势性走向依旧与2018年一样，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推动明显；短期的大幅波动更是如此，如5月和8月的跳涨均是受中美贸易战升级所致， 12月中旬的跳空下挫则是受到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文本达成一致的消息鼓舞。

人民币与“篮子”的相关性增强

自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逐渐放松对美元的盯住，转而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波动而波动。虽然在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波动暂时脱钩的现象，但笔者认为，并不能根据这种暂时性的背离就得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一篮子货币波动相关性在下降的结论。

实际上，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汇率同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远高于2015年汇改以来0.6的平均水平。但不同于2018年的是，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水平相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水平大幅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只有美元指数波动率的1/6左右，但2019年，这一比率几乎接近1/2，显示相对于外部事件，市场在2019年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程度更高。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继续提升。7之前作为人民币汇率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关口，在2016年，2018年市场最动荡的时候都没有被突破，市场普遍预测这一位置上，市场参与者做空人民币会相对谨慎，同时央行也会有意无意维持这一价格。但市场刚性预测区间被打破之后，市场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USD/CNY的汇率。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及这之后的走势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人民币波动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破7”不仅打破之前市场对央行干预市场的预期，也从侧面反映出央行对人民币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并不准备通过设置硬区间来干预市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让市场放弃对央行干预市场的期待，价格的变动还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来完成。

第二，“破7”之后，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依然明显，这表现为人民币中间价连续开在市场交易区间下方，并与市场交易区间有较大差距（图1）。在这一点上，应该理解为央行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既要让市场放弃央行直接干预市场的预期，又要令市场对汇率波动的稳定性有一定预期，不要出现恐慌情绪，毕竟汇率的稳定对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

市场更趋理性，汇率有韧性

2019年，人民币汇率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银行结售汇客户交易方式的转变。2019年之前市场的大幅波动时能够明显看到一些客户会有“观望-忍耐-恐慌性交易”的情况，但2019年这种情况明显减少，随之能够看到客户跟随市场变化逢低购汇、逢高结汇。从数据上来看，可以明显看到，2019年较2018年相比，结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多同向变动，而售汇率与USDCNY汇率更多逆向变动（图2）。另一方面，从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化来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逾3.1万亿，较2018年底增长350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205亿美元。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外储规模的稳定以及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市场对于事件驱动贬值的反应更为理性，而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稳定也更具信心。

除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转变令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具韧性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令2019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水平较2018年有所下降。

一是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加上A股和国内债券被纳入全球性的指数，令外资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2019年，MSCI三次调整A股纳入因子，调整之后中国A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分别达到12.1%和4.1%，2019年生效的富时罗素6月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列，2019年4月，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正式纳入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之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根据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股市北上资金累计流入3519亿元，较2018年增长20%。根据中央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投资者债券托管量达1.88万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长3637亿元，增幅达24.55%。外资的进入既反映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逐步提高，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2019年，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平均为25%左右，较2018年20%的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图3）。

汇率升中趋稳，国际化还需提速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笔者认为，人民币短期有可能走强，汇率波动水平进一步降低，但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短期内中美贸易对抗的强度有可能有所下降。2020年作为美国的大选之年，特朗普为寻求连任，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大选上，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可能作为其竞选筹码之一，如果考虑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艰难程度，很难预期短时间内会有进一步的协议达成，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特朗普还是会维护双方第一阶段的协议成果，而将第二阶段的协议作为竞选纲领的内容。因此人民币面临的贸易争端带来的贬值压力将会大大缓解，进而有可能进一步走升。

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变化是市场对于贸易摩擦的反应变得更为不敏感，比较2018年和2019年，2018年12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500亿美元×25%+2000亿美元×10%，2012年9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15%，我们可以看到虽然2019年9月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强度变大，但相应的汇率波动却有所降低，这其中的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更为理性；二是中国多方面的开放政策给人民币波动带来了重要的缓冲。笔者预计，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会继续朝着稳定、开放的方向演化，因此，人民币波动变缓的趋势将继续延续，即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波动的边际影响效果会进一步减弱，在贸易摩擦减缓的趋势下，人民币波动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

虽然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的概率增加，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人民币的涨幅：一是中国国内的基本面并未有大幅改善，加之全球经济增长依旧疲软，人民币尚无大幅走强的基础；二是中美对抗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缓和，但中长期来看，双方在科技、金融、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争端升级将是一个大趋势，人民币始终会受到中美冲突的影响难以大幅升值；三是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从政策利率的调整节奏上看，最新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将在2020年维持目前的利率，而2020年伊始，人民银行就调降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开始放松，未来LPR有可能进一步下调，2020年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在利差收窄加速的情况下，人民币涨幅会受到限制。

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但在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结构转型升级、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的中长期背景下，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框架下实现相对的汇率稳定，就需要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自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改革，但近几年来这一进程有所放缓，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商品计价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从中美贸易争端来看，如果未来想要在外部风险事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还是应该尽可能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通过不断开放的经济金融政策来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减少中美贸易冲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美元在支付结算、计价、外汇储备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无法撼动，未来政策还是应该着眼于加速去美元化，比如加大人民币支付的比重，加强人民币同其他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建立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价格发现机制，开发相应的衍生产品等，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独立性越高，人民币汇率受到单一事件的影响才能越小。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来源：中国经营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上）

文/余永定

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羊群效应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大量增加，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

为了抑制汇率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由2001年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高涨。“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成为2003—2005年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

次贷危机 “战略贬值”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整体比较低，平均利润率大约只有2%，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而政府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将会下降，进而导致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夭折。于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钉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便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持续、缓慢的升值过程。

汇率低估和缓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热钱涌入。中国的经常项目（贸易和劳务）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加，而双顺差又转化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事实上，自2002年2月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指数一路下跌。2009年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国得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好像有麻烦了。他们虽然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仍不太在乎，但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资产。减持美元势在必行，但有一个障碍，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贬值，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的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将受你摆布。”

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特别提款权）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早在1980年，美联储就推出过所谓替代账户。外国持有者可将国别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转化为以SDR计价的储备资产并存入替代账户，以后可根据需要再将SDR储备资产转换为国别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账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其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是改是留 “用脚投票”

可能与用SDR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受到冷遇有关，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此后人民币进口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长。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乐观。一些人预测，此后两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超过3万亿元。

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为人民币资产的潜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币的问题。美国是通过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果希望通过进口结算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中国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但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减少由于持有美元资产而遭受的损失，靠进口结算为海外提供人民币，显然是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并未相应推动人民币计价。显然，当时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的负债），是因为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演进也证实了这种推断。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推进，如像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那样进行货币互换，为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路线，似乎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等）。无论如何，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过程，应该由市场来推动。揠苗助长式的人为推动，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则不达。

进入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缓慢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失去了耐心，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突然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国内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声音，21世纪初以来，这种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大多数学者支持此举的主要理由是，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倒推国内改革：“你不改，我就用脚投票了。”

2012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兑换管制难以为继，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与利率、汇率改革协调推进。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遵循国际上公认的时序，即先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再谈资本账户开放（这里实际上是指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当务之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定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此时，围绕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是否要设定路线图与时间表问题，展开了新一波争论。许多官员和学者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完全可兑换。

2014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2014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之下。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811汇改” 方向正确

为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此次“811汇改”之前，多数人预期当年年内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可能达到贬值2%或3%的每日下限。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普遍飙升，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急剧增加，资本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贬值压力。

尽管启动汇改的时间没有选择好，但“811汇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央行在面对汇率大幅度下调时，没有沉住气。或许再坚持一两周，汇率就可能稳定下来，根据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经验，以中国当时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暴跌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执行了类似“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力图把汇率贬值预期按回“潘多拉盒子”。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明确，做市商的报价要参考前日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之内的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张明新著《穿越周期》推荐序，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刊发时文字略有删节。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自疫情以来，随着美联储大幅降息以及央行三次降准释放天量货币，人民币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外汇汇率也呈下降态势，这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让民众对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都引起浓厚的兴趣。

那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幅度大的原因在哪里，据分析：一是央行选择时机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政策因素，因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偏离市场汇率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了中间价市场基准地位和权威性，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有利于提高中间价形成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汇率实际运行空间，更好地发挥汇率对外汇供求调节作用。二是近日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使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出现分化；只有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让市场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与磨合，才能稳定市场预期，确保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有序完善。

显然，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降，既有央行人为政策操纵的内因，也有国内外经济自发推动的市场外力，要对此客观看待，正确分析利弊，不能大惊小怪，更不能对人民币产生恐慌情绪。

从利好端看，会让纺织、钢铁、航运等行业受益：一是纺织服装行业会“起死回生”。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由于受近十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使出口为导向的不少企业经营业绩普遍下滑。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会增大出口订单，让其获得喘息机会。尤其对不少利润被结汇环节吞噬掉的纺织服装企业，成本会大减，人民币贬值将刺激其起妙手回春。二是钢铁行业又将“枯木逢春”。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已是社会共识，人民币贬值利于钢铁行业走出去，从而增加其生产利润；尤其在人民币贬值情况下，会降低钢贸企业出口成本，有利于加速国内钢企去库存化，使钢铁企业经营竞争活力得到焕发。二是航运业会“启帆远航”。人民币贬值刺激国内制造企业出口，带动钢铁、纺织等货运业务，从而给集装箱等航运业务带来利好，甚至还有可能带动原材料等货运市场扩大。四是化工业会产生“化学反应”。人民币贬值将加大进口企业采购成本，但对出口型化工企业将是利好。五是汽车行业将会迎来“发展春天”。人民币贬值或使进口汽车价格吸引力将下降，或抑制进口汽车销量进一步扩大局面。如此，会给国内汽车制造业提供大好发展时机。

从利空端看，会让股市、楼市、国外旅游、海外购物、留学等行业或投资人员受损：一是股市投资形势会更严峻，振幅会更大。人民币与A股走势高度相关，人民币升值会让A股走强，人民币贬值多伴随着A股下跌。同时，人民币贬值引发本币资产估值下降，导致金融、地产等相关板块走弱，拖累整体大盘。如果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将导致国际热钱流出，A股流动性环境会趋紧，波动幅度也会加大。二是可能导致民众房产投资兴趣下降，不利于房地产业整体回暖。人民币升贬与民众房产投资欲望息息相关，人民币持续升值十多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十多年。在这个升值过程中，拥有房产的人们，资产迅速升值。房产升值预期，又激发了更多人买房欲望。而人民币贬值，则会使国际热钱流出中国，不敢轻易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推动国内住房资产价格下跌。为此，目前急欲购房或房产投资者，可等待观望一段时间，再做投资决定。三是对国外留学、旅游、购物等带来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同样的人民币所换取的外汇比以前少很多；海外购物者会面临购买一些境外商品因价格上涨而购买数量减少的窘境；国外旅游意味着换取原来相同的美元，要付出更多人民币。这一切对有留学子女家庭、有国外购物爱好者和喜爱国外游家庭来说，就需认真权衡了，选择好购物方式和出境游时机，以规避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