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对各国汇率表

中国人民银行8月5日表示，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块钱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文章来源：东方财富研究中心）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2019年12月18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7.8016，较上一交易日上涨84.00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9年12月1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美元对人民币6.9969元，1欧元对人民币7.8016元，

100日元对人民币6.388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9858元，

1英镑对人民币9.1870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7955元，

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5969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5.1627元，

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1409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3188元，

人民币1元对0.59196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8.9211俄罗斯卢布，

人民币1元对2.0572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6.43韩元，

人民币1元对0.52494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3606沙特里亚尔，

人民币1元对42.3093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4598波兰兹罗提，

人民币1元对0.9577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3405瑞典克朗，

人民币1元对1.2891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0.84120土耳其里拉，

人民币1元对2.7036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3212泰铢。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开雄、吴雨）在22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但人民币汇率表现相对稳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未来预计还是在7元附近上下波动，有贬有升，继续双向浮动。

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近期受国际疫情的影响，国际外汇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人民币汇率虽然也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上来说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他举例，今年以来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是4.7%，英镑对美元的贬值幅度更大，超过了12%。相对来讲，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只有1.8%。“综合算下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还有所升值。”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认为，短期内美元流动性趋紧和美元指数上涨不可避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影响。“利差水平有助于维护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和配置价值。”宣昌能说，境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利率已经进入0或负利率区间，而我国的货币政策仍处于常态的区间，所以境内外的利差水平比较大，也增加了人民币在全球作为资产配置的价值和吸引力。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还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稳定。”陈雨露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会形成有力的支撑。本外币利差仍处于合适区间，再加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稳定，这些也都共同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完）

来源：中国网

中国网3月22日讯（记者 吴佳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应对国际疫情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关情况。国家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宣昌能指出，截至3月20日，境内人民币即期交易价贬值1.4%，同期美元指数上升5.2%。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3.4%，其中自2月下旬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2月21至3月20日，境内人民币即期交易价贬值0.7%，而同期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0%，其中3月下旬人民币贬值幅度也明显小于同期的欧元和英镑等货币的贬值幅度。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全球外汇市场，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相对稳健。

央视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17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介绍2020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并答记者问。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介绍，今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市场运行实现了“三个保持”：一是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二是人民币汇率在全球主要货币中保持相对稳健，三是市场主体跨境投融资活动和结售汇行为保持基本理性和有序。在上述基础上，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来源：央视

原标题：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季度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保持相对稳健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17日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介绍2020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并答记者问。

王春英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在疫情背景下实现了三个“保持”：一是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二是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保持相对稳健，三是市场主体跨境投融资和结售汇行为保持理性有序。

2020年1—3月，银行累计结汇34298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31568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顺差2730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值，银行累计结汇4915亿美元，累计售汇4525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顺差391亿美元。

来源：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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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在全球外汇市场表现相对稳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2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稳定。自2月下旬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2月21日至3月20日，境内人民币即期交易价贬值0.7%，而同期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0%，其中3月下旬人民币贬值幅度也明显小于同期的欧元和英镑等货币的贬值幅度。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全球外汇市场，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相对稳健。（新华视点）

来源：中国经营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上）

文/余永定

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羊群效应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大量增加，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

为了抑制汇率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由2001年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高涨。“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成为2003—2005年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

次贷危机 “战略贬值”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整体比较低，平均利润率大约只有2%，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而政府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将会下降，进而导致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夭折。于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钉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便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持续、缓慢的升值过程。

汇率低估和缓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热钱涌入。中国的经常项目（贸易和劳务）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加，而双顺差又转化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事实上，自2002年2月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指数一路下跌。2009年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国得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好像有麻烦了。他们虽然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仍不太在乎，但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资产。减持美元势在必行，但有一个障碍，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贬值，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的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将受你摆布。”

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特别提款权）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早在1980年，美联储就推出过所谓替代账户。外国持有者可将国别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转化为以SDR计价的储备资产并存入替代账户，以后可根据需要再将SDR储备资产转换为国别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账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其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是改是留 “用脚投票”

可能与用SDR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受到冷遇有关，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此后人民币进口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长。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乐观。一些人预测，此后两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超过3万亿元。

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为人民币资产的潜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币的问题。美国是通过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果希望通过进口结算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中国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但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减少由于持有美元资产而遭受的损失，靠进口结算为海外提供人民币，显然是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并未相应推动人民币计价。显然，当时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的负债），是因为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演进也证实了这种推断。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推进，如像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那样进行货币互换，为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路线，似乎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等）。无论如何，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过程，应该由市场来推动。揠苗助长式的人为推动，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则不达。

进入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缓慢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失去了耐心，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突然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国内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声音，21世纪初以来，这种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大多数学者支持此举的主要理由是，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倒推国内改革：“你不改，我就用脚投票了。”

2012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兑换管制难以为继，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与利率、汇率改革协调推进。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遵循国际上公认的时序，即先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再谈资本账户开放（这里实际上是指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当务之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定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此时，围绕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是否要设定路线图与时间表问题，展开了新一波争论。许多官员和学者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完全可兑换。

2014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2014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之下。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811汇改” 方向正确

为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此次“811汇改”之前，多数人预期当年年内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可能达到贬值2%或3%的每日下限。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普遍飙升，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急剧增加，资本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贬值压力。

尽管启动汇改的时间没有选择好，但“811汇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央行在面对汇率大幅度下调时，没有沉住气。或许再坚持一两周，汇率就可能稳定下来，根据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经验，以中国当时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暴跌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执行了类似“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力图把汇率贬值预期按回“潘多拉盒子”。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明确，做市商的报价要参考前日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之内的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张明新著《穿越周期》推荐序，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刊发时文字略有删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年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波动。年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升至6.8398的近7个月高位，但在疫情发酵、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中美摩擦升级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一度走弱至7.1765的9个月低位。最近三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连续升值，除了美元自身的因素以外，人民币本身经受住了市场考验，得到了市场认可。尽管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波动频率均明显增加，但市场对此反应稳定，表明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市场运行的韧性已显著增强，清洁浮动的基础逐渐稳固。而这，与“811汇改”不无关系。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要求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来提供中间价报价。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一次性下调1136个点。当年12月，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成为人民币价格的重要指标。2016年，人民银行在一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阐述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2017年5月，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模型引入“逆周期因子”，随后于2018年1月和2018年8月进行调整，以稳定市场预期。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市场明显波动。8月11日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调整后，即期汇率波动剧烈，人民币出现较为明显的贬值，当日贬值幅度达1.79%，截至年底累计贬值4.4%，至2016年底累计贬值10.6%。代客结售汇逆差（剔除远期结售汇当月履约额，下同）则由汇改前的253亿美元扩大至8月的1104亿美元，表明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恐慌性购汇行为。从当月开始，代客结售汇连续24个月逆差。

至此，“811汇改”已过去五年。与汇改前比，人民币汇率市场已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格局确立，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2005年“721汇改”后至2013年末的逾八年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为单边升值，最大升值幅度达到27%。长时期的升值会加剧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并弱化了市场参与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对于人民币可能的贬值，既无心理也无措施上的准备。2014年初，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811汇改”后仍持续走弱，市场对贬值的敏感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但在经历了适应调整后，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已展露明显的双向波动的特征。2018年3月，人民币汇率一度升至6.2418的汇改后高位，又于当年10月末跌至了6.9780；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平稳破“7”，之后基本围绕“7”关口有升有贬。在此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图1）。

此外，在“811汇改”前，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与即期价格偏离幅度较大，最高达到1263点，且持续时间较长，这影响了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及权威性。而汇改后，中间价与市场价格的偏离得到校正，中间价的基准作用明显增强。

图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及波动率变化

图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相对于收盘价的偏离幅度

市场主体对汇率波动的适应性和风险管理意识增强

长达十年的升值以及此后两年的贬值让市场主体形成了一个预期，即升贬值会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并保持较大的幅度，由此形成了市场主体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单边升值阶段，市场总是预期下个月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因而不愿持汇，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结汇热情高涨，进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单边贬值阶段，市场又总是预期人民币会继续贬值，不愿结汇，在人民币下跌过程中反而加快购汇，进而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由此，单边升值阶段总伴随大规模的结售汇顺差，单边贬值阶段则为大规模结售汇逆差（图3）。

但近两年来，市场开始适应了双向波动的节奏，对人民币也不再有单边的升值或贬值预期。在此基础上，市场主体不再押注于汇率的单边变化，而是根据汇率波动自发地调节自身行为：在人民币升值阶段，市场适时购汇；贬值时又适时结汇。此外，银行代客远期购汇签约与月平均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环比变化幅度的相关性显示，在“811汇改”后至2016年末人民币贬值阶段，二者相关系数为+0.78，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时，企业远期购汇的动能非常强；但2017年初至今，该相关性回落至+0.19，表明企业的顺周期特征弱化，外汇市场供求更趋均衡，且其与人民币汇率已有的同步关系被打破。

图3：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银行代客结售汇差额

国际收支更趋平衡，民间部门的货币错配现象缓解

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常项目差额是否可持续。当前通用的国际标准认为，经常项目逆差与GDP之比不应超过4%，顺差占比不应超过6% 。自加入WTO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9.9%。2008年后，受周期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影响，经常项目顺差及其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回落至4.8%，此后维持在国际认可的合理水平内。2016年-2019年分别为1.8%、1.3%、0.4%以及1.0%，国际收支已更趋平衡。

图4：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的变化

此外，民间部门的货币错配现象缓解。人民币十年升值期间，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伴随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量化宽松，全球流动性泛滥，民间部门倾向于采用“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摆布。这时候举借外债，一方面可以稳定享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汇兑收益，另一方面可以享受低廉的借贷成本。截至2015年6月末（“811汇改”前的最近数据），剔除官方储备后，我国对外净负债达到2.37万亿美元，相当于年化GDP的22.1%。“811汇改”后，因坚持参考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市场逐步建立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预期，民间部门加紧偿还外债，并配置海外资产，货币错配现象大幅改善。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民间部门对外净负债降至1.0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回落至7.4%。

图5：对外净负债及其占GDP的比重

经历了五年的发展，人民币外汇市场已愈发成熟。当然，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仍然不足，制约依然较多，市场参与者汇率风险对冲水平仍然偏低。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要在改进汇率调控方式的同时，增加交易主体、丰富交易产品、放松交易限制，并开展持续的市场教育。市场多大程度能够克服浮动恐惧，将决定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能够走多远。

（作者系建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

（作者：矫堃,胡珊珊 编辑：李靖云）

来源：东方财富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17日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介绍2020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并答记者问。

王春英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在疫情背景下实现了三个“保持”：一是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二是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保持相对稳健，三是市场主体跨境投融资和结售汇行为保持理性有序。

2020年1—3月，银行累计结汇34298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31568亿元人民币，累计结售汇顺差2730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值，银行累计结汇4915亿美元，累计售汇4525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顺差391亿美元。

相关报道：

管涛：人民币汇率企稳因素正积聚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再度开启“大放水”模式，随着美联储密集刺激政策出台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现已扩大到超6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无疑将对各国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深远影响。

4月16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财经明星会”专访时指出，随着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的实施，基本面比较好的新兴市场在经历了疫情引发的市场情绪恐慌后，市场逐渐回归基本面，不排除在欧美“大放水”的情况下，重现金融危机时面临的资本大量流入，本币面临升值压力，出现输入型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等老问题。对中国来说，人民币汇率企稳的因素正在积聚，未来国际收支平衡的挑战更多在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投资这类波动性比较大的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是比较大的挑战，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

人民币汇率企稳因素

正在积聚

国家外汇局近日公布的3月外汇储备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减少473亿美元，其中3月份减少了461亿美元，环比降幅创近两年来新高。不过，即便外汇储备在3月面临较大波动，但在管涛看来，这也属于预期内的阶段性冲击。

“外汇储备的月度变化依然在预期之内，3月份减少了461亿美元，主要是因为疫情蔓延叠加油市崩盘，3月份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美元升值，非美元折美元减少，以及债券、股票等资产价格波动，造成了外汇储备资产账面估值缩水。今年一季度，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一季度就损失了1100亿美元。”管涛称。

管涛表示，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但人民币汇率预期保持基本稳定，汇率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今年前两个月，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顺差合计265亿美元，远大于去年同期顺差53亿美元的水平。这说明，虽然个别时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承压，但从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外汇仍是供大于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越来越具有成熟货币的特征，汇率由市场决定不等于必然由供求决定，如市场情绪对人民币市场汇率走势也有着重要影响。

管涛认为，3月24日以来，以美股反弹，美元指数、VIX指数和泰德利差高位回落，美债和黄金价格重新上涨为标志，缓解金融恐慌和信用紧缩，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从更长时间看，诸多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因素正在逐步积聚：

一是由于此次疫情先从中国集中爆发，故中国这次疫情应对出手较早、措施果断。3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疫情本土传播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生产经营活动正在加快恢复，这与海外疫情正在加速蔓延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中国是在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几个财政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国家，且在疫情应对中针对性较强，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余地，加之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巨大，在疫情冲击下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是在市场恐慌、流动性危机缓解后，主要经济体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未来一定会加剧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这反过来将进一步凸显人民币资产的价值洼地效应。同时，这次疫情应对展现出来的中国效率、中国规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吸引长线资本流入。

从国际收支看产业外迁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关于中国产业外迁的声音就不绝于耳。然而，管涛从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认为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可以说有影响，但也是中长期的事情了。

管涛举例称，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的势头更加明显。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4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也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ODI净流出增加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增加较多。2019年，ODI净流出额反而又较上年减少31.7%。

长期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主要以长期资本、直接投资为主，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我国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呈现趋势性向下态势，2015~2019年直接投资项下顺差每年不足60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0~2015年平均水平的40%，2019年直接投资项下顺差比上一年减少了37%。

管涛认为，动态地看，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稳定性有所降低。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些年确实看到证券投资项下持续的资金净流入，但证券投资净流入的波动性比较大。在近年来直接投资顺差趋势性下降的情况下，大进大出的证券投资净流入尚不足弥补直接投资项下净流入减少的规模，以担起支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大任。因此，未来国际收支平衡的挑战更多在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投资这类波动性比较大的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是比较大的挑战，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来源：证券时报)

（文章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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