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是谁调整的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甚至牵动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形成机制进行改革，是我国经济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也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商出口商品所得的外汇收入，在国内兑换成的人民币将比原来减少，从而利润空间变小；而进口商用来兑换进口商品所需外汇的人民币也将比原来减少，从而利润空间变大。推而论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鼓励进口。

事实不完全如此，首先，贸易差额是由消费、投资等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的，取决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而不取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水平。从二战后到1987年底，日元和德国马克分别大幅升值了1．93倍和1.66倍，但两国的对外贸易依然保持了顺差格局。

其次，目前我国总出口的60％以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一种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包装物料等，经境内企业加工装配后，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加工贸易的进口环节，不利于加工贸易的出口环节，影响有正有负，基本上可以视为中性。

再有，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人民币升值还是难以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一样，对于纺织品等轻工行业影响较大；对进口原料较多的钢铁行业应该属于利好；进口数量巨大的能源行业其进口以人民币计价也会下降；汽车行业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降价压力，因为不仅其进口零件以人民币计价降价了，而且钢铁等投入品的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

人民币汇率调整将引导企业积极培育非价格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汇率改革将促使出口企业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生产链条拉长，就业岗位增加，同时将引导一部分资源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总规模。

从国际上看，20世纪70年代英镑升值后、80年代日元升值后，英国和日本的第三产业都发展迅速。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增减对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总的来说，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在短期内打击出口、鼓励进口。在没有其他政策调整的情况下，相对的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将导致GDP增速相对下降，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和一般贸易进口。

然而长期来看，进口产品国内价格的下跌将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提高实际利率，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基准从高位回落，虽然实际利率上涨会进一步打击投资长，但竞争力的改善将带动出口复苏。因此，GDP增长会在骤降之后止跌回升。

2.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在企业的收益层面，另一个

在企业的资产负债层面。收益层面主要体现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公司未来销售量、销售收入、营运成本等经营要素的影响，资产层面则主要源于汇率变动所导致的对企业资产或负债价值的重估。由于企业间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汇率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或大或小、或正或负，冷暖不一。

但不管怎样，企业未来自由现金流量及其潜在风险水平的变化仍是价值影响分析的惟一出发点。

从收益层面来看，对于有出口、进口以及国际化业务的公司，人民币汇率调整将直接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如果企业的原材料很多依靠进口，不考虑其他因素，人民币汇率调整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净收益水平的提高。产品出口则刚好相反，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企业产品在同等人民币价格水平下的外币价格上升，从而可能导致企业被迫降低出口价格或造成产品销售量下降，企业以人民币计价的销售收入以及净收益将随之下降。

而企业国际业务部门所实现的以外币核算的收益也将因为上述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减少对企业总体收益水平的贡献。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收益的这些变动都将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

因此，在对具有上述特点的企业进行价值评估时，财务模型中一定要设定汇率参数以及汇率与销售量、销售收入、业务成本等经营绩效指标的相关关系，以合理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与上述过程相比，人民币汇率调整在企业资产负债层面的影响稍显复杂。由于资产负债性质的不同，汇率变动导致的资产价值的变化对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影响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在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必须分别予以考虑。首先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性项目。

典型的货币性项目包括货币资金、借款、应收应付款等。它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或偿付的负债。当人民币汇率调整时，企业以外币核算的上述资产或者负债将会发生相应的增值或者贬值。例如，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企业保有的外币存款将发生贬值，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金现值的实质性影响。而企业发行的以外币结算的债券或其他债务则可以更低的人民币成本偿还，而这可以为企业节省出更多的可用于自由分配的资金，从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3.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股市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调整，已经成为左右我国股市中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热钱在什么程度、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我国股市，是投资者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人民币升值将必然从两方面影响股市。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吸引国际投机资本，以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套汇。

人民币汇率调整预期导致投机性热钱流动,影响股市资金供给和市场利率水平，对市场带来大幅波动和隐患；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必将改变我国现有进出口状况，进而影响对进出口依存度大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及业绩，从而深层次地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估值体系。

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市场方向，市场各方机构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对股市的影响利大于弊，对有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都有良好的预期,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并提升整个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估值。

这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计价的A股的国际估值，将推动一些核心蓝筹A股的走高，市场构成相对正面和积极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经济总量影响不大，对行业整体表现利大于弊，对于短期内的A股市场有激励作用。

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预期状态，将可能推动股市进入资金与价值复合推动型状态，不排除可能阶段性地演化为纯粹的资金推动型股市；人民币升值对股指的推动力度要视升值幅度的大小和升值周期的长短而定。

从实践来看，在货币升值初期股市的反应往往比较强烈，我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的热钱流入潮，而股市将成为境外资金的主战场，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影响,将通过对成本的影响、对价格的影响和对资产负债定价的影响等三方面的效应发生作用，从而形成对各个行业不同的影响和机会。

4.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成本的影响

例如出口的成本因为升值而提高，或者进口原料成本的下降导致成本降低等，从对成本的影响来看，对诸如钢铁原材料铁矿石、电解铝原材料氧化铝、造纸原材料纸浆等进口依赖型产业无疑将人民币升值中受益，但出口型企业如纺织外贸等则因为成本上升而导致竞争力减弱。

4.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价格的影响

例如进口的替代效应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对价格的影响来看，房地产业特别是一些具备土地储备的地产类公司国际化估值有望提升，而汽车等行业在进口替代效应下产品竞争力将下降。

来源：金融界网站

从1953年我国建立统一的外汇体系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演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到双重汇率再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回顾几十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演变轨迹，期间虽有曲折和反复，但始终坚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和双向浮动的弹性显著加强。以1994年汇改、2005年“7.21汇改”和2015年“8.11汇改”这三次重要的汇率制度改革为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994年之前，从单一汇率制度到双重汇率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外贸和外汇体系，人民币实行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2.62。两年后，经过币制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调整至2.46，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续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我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对各国的贸易量计算相应篮子货币的权重。从1973年到197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步从2.5上升至1.5左右。但在实际市场中，出口企业获得1美元所对应的换汇成本大约为2.75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被严重高估。在这种情况下，外贸企业出口以及外资进入的意愿都受到打击，从而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量难以增加，甚至到1980年降为负值。

为了鼓励外贸企业出口创汇、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于1981年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与贸易体系内部结算价并存的双重汇率模式，前者适用于非贸易部门，对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按一篮子货币计算的1.5左右，而后者用于贸易部门结算，汇率根据市场实情调整至2.8左右。这样一来，外贸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带动外汇储备增至1983年的89亿元。但与此同时，未被纳入外贸体系的企业出口面临的亏损日益严重，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在1984年不升反降，外汇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1985年，我国取消了贸易体系内部结算价的设置，同时实施外汇留成制度，为企业出口提供便利，最初企业可保留10％左右的外汇。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企业或个人可以在该市场上将自己留成的外汇进行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商定，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官方汇率+调剂市场汇率”两轨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

影响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要判断人民币汇率走势就必须要了解其中的几个主要因素，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影响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几个因素。

1、国际收支变动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国际收支变化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反映了外汇市场供给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市场的外汇供应将增加，外汇将贬值，人民币将升值。如果国际收支恶化，外汇供应将下降，人民币将面临贬值压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账户翻了一番，人民币也保持了升值趋势。如果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缓，双向汇率变动的可能性将增加。

2、央行的干预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外汇市场的参与者除了买卖双方之外，还有中央银行的干预，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中最大的参与者，可以影响汇率走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为了控制人民币的快速升值，稳定汇率，中央银行需要在外汇市场上购买以本币计价的外汇。

你买的外汇越多，干预力就越大，这也体现在外汇储备的增加上。如果外汇储备增加，中央银行的干预力可能就越大。1～5月，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6月份出现116.67亿美元的大幅下降，反映出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缓解，央行干预压力在下降。

3、热钱的流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如果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将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加大。如果投机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减缓。中国新修订的外汇条例加强了对热钱流入的控制。同时，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减小，投机资本利润空间缩小，投机资本外流增加，人民币升值步伐放缓。

4、公众预期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如果公众期望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公众持有的外汇就会减少，尽快进行外汇结算，减少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加大，升值步伐也会加快。如果公众期望人民币汇率贬值，他们更愿意持有外汇形成外汇存款。

据中央银行统计，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存款基本保持在1500 - 1600亿美元左右，变化不大，也表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居民比存款更愿意结汇。

5、美元价值的变化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反映了人民币与美元在当期的购买力。在一定的名义汇率水平下，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币值将相对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很大。如果美元升值，人民币币值将相对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将下降。例如，在最近美元持续走强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不断贬值。

6、通货膨胀的变化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人民币的相对价值，即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减轻。相反，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中国，美元的价值就会下降，人民币的价值就会相对上升，人民币就会面临升值的压力。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虽有下降趋势，但仍高于美国。人民币币值相对下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有所缓解。

来源：不执著财经

2020年1月1日，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受到央行降准利好，预计短期内人民币在岸、离岸、中间价都会上扬。

就在201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43个基点，报6.9762。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9805。据权威机构测算，2019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调贬1130个基点，调贬幅度约为1.65%（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8632），较2018年收窄3.4个百分点。

面对央行今天（1月1日）的全面降准8000亿，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很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将会怎么走？

首先，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反弹还可能继续。因为央行降准8000亿后，国内资本市场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人民币汇率在重回7关口后，可能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市场相信央行降准8000亿后，国内经济会快速复苏。

再者，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来回收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2019年，央行在香港发行了12期人民币央行票据，期限品种日益丰富。从发行节奏看，5月份以后明显加快，分别在5月、6月、8月、9月、11月及12月累计发行10期离岸央票。通过发行央行离岸市场票据，就是收紧离岸市场人民币的流动性，抬高做空成本，打击投机势力。

最后，美元指数也在近期走势较为疲弱，从而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反弹。美元指数方面，2019年一季度美元指数相对平稳；4月下旬-5月中旬，美元指数小幅调升，期间累计上调1%，后走势较平稳；下半年，由于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美元指数震荡走弱，指数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调贬幅度达2.3%。美元指数走弱，在很大程度上也推高了人民币汇率。

以上是我们所説的，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是“箱体震荡，小幅反弹”的趋势。那么，中长期内人民币汇率该怎么走呢?第一，国内的经济能否持续向好，因为降准并不代表经济就会走好，经济好不好，关键要看疗效。如果降准再配以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无法剌激经济马上复苏，那么人民币汇率也贬值风险。

第二，美联储会否在2020年继续降息？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向好，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那么，美联储有可能会将降息变为升息。届时，美元指数会升值，人民币等非美货币将会受到压制。同样，如果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了，美联储今年继续降息，那么，人民币汇率会进入一段升值空间。

第三，中国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态度。未来央行将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将更加市场化。不过，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非理性波动时，我国央行会通过逆周期工具予以调节，力争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按照中国进出口形势，人民币汇率应该是“宽幅震荡，稳中有贬”。人民币汇率要尽可能避免出现单边下跌的趋势。

央行降准，人民汇率该往哪儿走？短期内受到各种利好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有可能会出现升值行情。但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能否长期走好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回暖、美联储是否继续降息，以及中国央行调控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如果不出意外，人民币汇率将会在“整7关口”上下波动。正如央行行长所言，“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时高一些，枯水期时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宏观札记”为联讯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张德礼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最近几个月，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一直有较高的关注度。8月5日美元兑人民币跌破7，是2015年“811”汇改后的首次。8月8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7.0039，此后维持在7以上直到11月7日。11月8日、11日和12日这三个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短暂在7之下后，11月13日又开始跌破7，至今的这几个交易日中间价还呈现上升趋势，似乎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在增加。

人民币汇率，向上还是向下？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又多了起来。笔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相对乐观些，认为未来升值的可能性更大，即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回到7以下的概率更高。

第一，中美经贸关系总体在朝着改善的方向前进。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和谈判进展，成为影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最核心因素。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也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视作是观察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指标。

中美经贸谈判，中间经历了多次波折，目前处于第一阶段文本的制作过程中。笔者认为，两国都有达成阶段性协议的诉求，这有利于提振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对美方而言，2020年举行总统大选，参考以往经验，首个任期最后一年经济有良好表现，是美国总统成功连任的必要条件。目前美国国内的需求尚可，主要风险在于出口订单，如果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会影响出口企业的利润，进而拖累资本开支需求和消费。加之特朗普需要应对弹劾程序，短期和中国达成阶段性协议，可能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对中方而言，经济仍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10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数据显示供需两弱，经济内生性企稳的动力并不足。在国内逆周期调控加码的同时，也需要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中方已经承诺将加大从美国进口商品，近期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可以看作是一个信号。

退一步讲，即使是未来再出现波折，但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反应程度正在减弱，贸易谈判反复也难以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较大压力。

第二，中美利差给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安全垫。10年期中国国债和美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之差，反映了两国无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对情况，利差越大持有人民币无风险资产的动力越足，资本流出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贬值压力也越小。

目前10年期中美利差在1.4%左右，明显高于0.9%左右的舒适区。短期来看，中美利差大概率将处于高位。

中国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上升的可能性更大。一是猪肉引起的CPI通胀，仍会限制货币政策宽松空间。猪肉价格事关民生，而且有向其它肉类扩散的风险，预计短期会减少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缓解通胀预期。二是目前债券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偏悲观，这种悲观预期已经反映在债券收益率上了，如果稳增长力度超预期，债券市场有调整压力。三是2020年新增专项债的额度，能否在今年使用尚未明确，目前主流观点是年内不再发行新增专项债，一旦使用2020年的额度发债，将会给债券市场带来预期修正和供给增加的双重压力。

美联储目前执行的是“暂停降息+资产负债表扩张”政策组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继续维持低位。今年10月15日开始，美联储每月将购买6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10月30日美联储降息后，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将不再降息。这样的政策组合是，美联储将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尽管是最长到期期限为52周的短期国债，但市场流动性增加后，有助于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传导，美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可控。

第三，国内逆周期调控将加码，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通常而言，一个经济体增长越快，资产回报率也会越高，经济表现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资本流动又会影响到汇率。

2020年是完成两个翻一番的最后一年，如果不考虑第四次经济普查的影响，今明两年的GDP复合增长率需要达到6.1%，而今年三季度GDP增速已经跌至6.0%，后面需要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

近期政策已经加码稳增长。1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降低部分基建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要求，并允许发行股权型和权益型金融工具募集资本金。11月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领导表示要稳住汽车消费等大头，大力促进更新消费。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中写过，消费稳增长需要汽车和地产竣工产业链上的消费发力。从国家发改委领导的表态看，笔者之前预判的相关政策，后续可能将逐步落地。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助于修正对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也会间接影响到人民币汇率。

总的来看，尽管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近期又回到7之上，但往后看，由于中美经贸关系改善、中美利差处于高位和国内稳增长力度加码，人民币贬值压力得到缓解，趋势上看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升值到、并维持在7以下的概率更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zhoujing@jiemian.com)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到目前为止，市场谈及人民币汇率普遍还沿袭着惯性——特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确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少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方面，对于中国外汇市场参与者而言，“常规性的参考作用”有限。

从定义出发，人民币汇率最大的决定因素应当是市场供求，这也是中国央行经常强调的“让人民币汇率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原因。

外需决定出口，内需决定进口。如果一个国家外需相对稳定(出口数量稳定)，而内需不断疲弱(进口数量萎缩)，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经济基本面越差、内需越是疲弱，贸易顺差反而会加大。进一步而言，贸易顺差加大导致市场供求因素推高货币，从而引发货币高估，而货币高估进一步压制经济发展。简单说，这是一种“经济越疲弱，货币越升值；货币越高估，经济越惨淡”的恶性循环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市场供求关系看，中国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是“双顺差”，按说市场供求应当推动人民币升值。但从实际市场看，人民币还是有不小的贬值压力，并且有所贬值。

这其实是一对严重的矛盾，一方面，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要求人民币贬值；另一方面，“双顺差”所表达出的市场供求关系要求人民币升值。

实际市场人民币有所贬值的现实，说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简单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是还受更多其它因素影响。在笔者看来，比市场供求更为基本的影响汇率的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因素。

这是中国央行必须认真对待的棘手问题。长期容忍“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推高人民币币值并存”，不仅会对中国经济构成更大下行压力，还可能给金融大鳄攻击人民币留下机会。尽管中国外汇储备还较充裕，但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汇率问题本来就是一柄“双刃剑”，任何汇率制度都是利弊权衡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笔者建议：第一，加大“逆周期因子”的作用，将中国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币值需求列入“逆周期因子”考量范畴，弱化上述矛盾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二，让货币政策更多依从于中国内需状况，该宽就得宽，不要让货币政策过多受制于“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第三，在强化人民币汇率浮动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放开人民币浮动区间，尽快让人民币汇率依据中国经济新情况找到可以相对稳定的“均衡点”。

编辑：周琦

编审：姚冬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背后 多空博弈加剧 谁在趁势加仓中国债券避险

数据显示，3月16日从A股撤离的北向资金达到约70亿元。其中不少海外机构都是抛售A股筹资，救急欧美市场投资组合保证金缺口。

随着美联储大幅降息100个基点且启动7000亿美元QE计划，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背后，却暗潮汹涌。

截至3月16日20时，境内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徘徊在7.0105附近，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约18个基点。

“事实上，当天人民币汇率波动平稳背后，多空博弈却在升级。”一位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一方是美股剧烈波动下跌导致部分海外投资机构不得不紧急抛售人民币债券与A股头寸筹资，将资金返回欧美市场救急，令人民币汇率承压；另一方是美联储大幅降息导致中美利差再度趋于扩大，吸引不少资金宽裕的海外长期投资机构加仓人民币资产，抵消了前者抛售对汇率下跌的冲击。

记者多方了解到，这种多空博弈在离岸远期外汇交易市场相当激烈，不少海外投资机构在抛售人民币资产筹资救急同时，买入1个月期执行价在7.05下方的人民币看跌期权；海外长期投资机构在加仓人民币资产同时，则买入6个月期执行价在6.95-7之间的人民币看涨期权“相抗衡”。

在上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看来，尽管16日多空博弈相当激烈，但当前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最大驱动因素，仍是美元指数——在美元指数经历过山车行情后，当前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的负相关性正悄然恢复到以往的平均水准。

数据显示，受美联储大幅降息与启动QE影响，16日美元指数一改此前触底反弹走势，回落至98附近徘徊。多家海外投资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与此对应的合理估值区间在7-7.03之间。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宏观策略主管刘立男认为，尽管当前美元流动性紧张令一些机构下调了人民币债券配置，但这反而给更多海外投资者带来加大长期人民币资产配置的机遇。何况多国央行接连降息令全球资产收益率下调，加之中国货币政策趋于宽松，都将推动人民币债券市场看涨情绪升温，带动人民币汇率平稳反弹。

多空博弈加剧

上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透露，16日开盘伊始，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上涨突破7整数关口，达到日内高点6.9917，但随着海外机构抛盘涌现，人民币汇率回落后整天基本都在7-7.01之间小幅波动。

“海外机构之所以抛售人民币，主要原因是在美联储大幅降息后，美国股指期货反而应声下跌逾4%触及熔断，导致不少海外投资机构不得不抛售新兴市场头寸筹资，迅速返回欧美市场填补交易保证金缺口。”前述交易员分析说。

数据显示，3月16日从A股撤离的北向资金达到约70亿元。其中不少海外机构都是抛售A股筹资，救急欧美市场投资组合保证金缺口。这位外汇交易员看来，这导致当日人民币外汇市场表面平静之下，多空博弈却升级。与海外机构抛盘涌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不少长期投资型机构却担忧美联储大幅降息与启动QE，导致美元美债资产趋于下跌，转而积极加仓人民币资产避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16日流入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机构资金略高于流出额，但人民币汇率之所以走势平稳未见强劲上涨，主要原因是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负相关性正得到有效修复。

“这也与海外大型长期投资机构的操作策略息息相关，他们不会追逐短期超额收益，更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在合理均衡估值波动，从而降低汇率异常波动所造成的投资损失。”上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指出。目前按照多家海外大型长期投资机构的人民币汇率估值模型，在美元指数触及98附近时，人民币均衡估值理应在7-7.03附近。

在他看来，正是海外长期投资机构的加仓人民币资产，令人民币境内外汇差随之收窄至100个基点以内，令投机资本无法利用境内外汇差套利交易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套利，反而有助于人民币汇率走势平稳。

　人民币资产投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联储大幅降息未能助推人民币汇率跳涨，但它也给人民币汇率长期平稳波动奠定了新的基础。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联储大幅降息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0.98%骤跌至0.769%，令中美利差（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之差）扩大至198个基点，有助于吸引更多海外投资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避险，带动人民币需求与汇率双双趋于上涨。

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透露，尽管中美利差相当可观，但受制于当前美元流动性紧张，不少海外投资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无风险利差收益反而不涨反跌。

他算了一笔账，美元流动性紧张令美元拆借利率较两周前上涨了逾50个基点，导致海外机构借入美元，转而兑换人民币买入人民币债券的无风险利差收益回落至90个基点，较1个月前反而低了20个基点。

“若美联储释放的7000亿美元QE资金能有效缓解美元流动性紧张并压低美元融资成本，那么海外投资机构肯定不会错失中美利差套利机会。”他指出。

刘立男表示，尽管美元流动性紧缩令部分海外投资机构暂时下调了人民币债券配置力度，但考虑到2月底人民币国债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以及中国货币政策趋于宽松等因素，未来每月海外资金流入人民币债券的规模仍将达到25亿-30亿美元，甚至不少海外长期投资机构认为目前是他们加大长期人民币资产配置的最佳机遇，进而带动人民币汇率持续平稳波动。

记者获悉，目前不少资金宽裕的海外长期投资机构已计划加仓人民币债券等新兴市场资产，原因是美联储大幅降息与启动QE计划，一旦令美国资本市场度过美元流动性紧张状况，大量热钱将迅速涌入新兴市场，有助于提振人民币资产等新兴市场优质资产估值提升。

来源：中国经营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上）

文/余永定

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羊群效应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大量增加，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

为了抑制汇率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由2001年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高涨。“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成为2003—2005年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

次贷危机 “战略贬值”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整体比较低，平均利润率大约只有2%，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而政府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将会下降，进而导致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夭折。于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钉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便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持续、缓慢的升值过程。

汇率低估和缓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热钱涌入。中国的经常项目（贸易和劳务）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加，而双顺差又转化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事实上，自2002年2月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指数一路下跌。2009年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国得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好像有麻烦了。他们虽然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仍不太在乎，但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资产。减持美元势在必行，但有一个障碍，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贬值，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的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将受你摆布。”

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特别提款权）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早在1980年，美联储就推出过所谓替代账户。外国持有者可将国别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转化为以SDR计价的储备资产并存入替代账户，以后可根据需要再将SDR储备资产转换为国别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账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其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是改是留 “用脚投票”

可能与用SDR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受到冷遇有关，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此后人民币进口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长。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乐观。一些人预测，此后两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超过3万亿元。

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为人民币资产的潜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币的问题。美国是通过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果希望通过进口结算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中国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但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减少由于持有美元资产而遭受的损失，靠进口结算为海外提供人民币，显然是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并未相应推动人民币计价。显然，当时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的负债），是因为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演进也证实了这种推断。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推进，如像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那样进行货币互换，为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路线，似乎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等）。无论如何，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过程，应该由市场来推动。揠苗助长式的人为推动，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则不达。

进入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缓慢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失去了耐心，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突然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国内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声音，21世纪初以来，这种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大多数学者支持此举的主要理由是，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倒推国内改革：“你不改，我就用脚投票了。”

2012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兑换管制难以为继，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与利率、汇率改革协调推进。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遵循国际上公认的时序，即先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再谈资本账户开放（这里实际上是指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当务之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定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此时，围绕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是否要设定路线图与时间表问题，展开了新一波争论。许多官员和学者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完全可兑换。

2014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2014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之下。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811汇改” 方向正确

为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此次“811汇改”之前，多数人预期当年年内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可能达到贬值2%或3%的每日下限。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普遍飙升，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急剧增加，资本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贬值压力。

尽管启动汇改的时间没有选择好，但“811汇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央行在面对汇率大幅度下调时，没有沉住气。或许再坚持一两周，汇率就可能稳定下来，根据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经验，以中国当时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暴跌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执行了类似“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力图把汇率贬值预期按回“潘多拉盒子”。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明确，做市商的报价要参考前日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之内的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张明新著《穿越周期》推荐序，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刊发时文字略有删节。

金钱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慢慢增强，人民币也在不断的升值，在世界货币系统中逐渐变得重要。众所周知，人民币的价值提升，对于很多喜欢投资人来说会有很大的好处。

例如，人民币的购买力将会增加，同样币值的人民币，在人民币升值后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变成1:1，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汇率是双向，如果真的有一天，人民币以汇率为1:1的规定兑换美元，不是美元贬值，就是人民币升值了。一旦美国的经济市场出现问题，那么美元的价值也会面临贬值，如果同一时间人民币的环境良好，那么人民币的价值很可能超越美元。

如今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汇率是1:7左右，如果人民币的地位不断提高，直到与美元兑换的汇率为1:1，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目前美元的汇率还是依然稳定，花100元人民币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如果花100美元就不一样了，100美元相当于70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消费的时候还是需要慎重考虑一下的。

如今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市场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但是政府将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即使现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平时的收入也在适当的提高，这样对生活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影响。

这就是普通人感觉不到如今现在生活中的变化，但是因为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较高，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觉得美元有着更加高的购买力。

事实上，美国当地的购买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因为美国当地的总体经济水平比较高，美元与其实际价值相差的也不是很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会促进中国去海外进行投资。

日本曾经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日元与美元的兑换汇率是240:1，日本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日本楼市出现泡沫现象，日本的经济有迅速衰退至几十年以前，直到现在还有恢复。

短暂的汇率升值并不是好的，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需要稳步前进，国家货币价值突然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国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最后只能受美国的“宰割”。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何，与本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4亿，在人口消费力方面中国自然是强的，超越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经济实力虽然很强，但是人口也仅仅有3亿多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什么时候会达到1:1呢？

昨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报告2019》正式发布，报告指出：货币市场全年交易规模再创新高，利率中枢整体下移。离岸市场上，人民币交易区域不断扩展，2019年人民币在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和全球支付中的份额分别位列全球第八位和第五位。

去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取得一定进步，但风险和挑战一直存在，例如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发表了对香港的不当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在本周末之前宣布对中国涉港国安立法的回应措施，并扬言那些措施将“非常有力”。

受美方威胁言论影响，在27日白天，离岸人民币在交易时间跌破7.15、7.16、7.17关口后，晚间跌幅进一步扩大，加速走低并跌破7.18和7.19关口，盘中一度跌破7.19至7.1963，日内最高跌幅为500个基点，稍后跌幅收窄至不到400点。

离岸人民币走势图

在岸人民币持续贬值月线图

在岸人民币疫情以来持续贬值周线图

本文着重梳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六个热门问题

1.人民币汇率波动将加大？

昨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跌超200个基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亦跌逾200个基点。人民币会否再次形成阶段性贬值趋势？从外资流动来看，目前这种可能性不大，本周以来，北向资金已累计净流入60.31亿元，5月以来已累计净流入208.97亿元。参考之前的经验看，北向资金的流出通常同步或领先于汇率的贬值，目前未有任何迹象。海通证券认为，短期美国仍将维持超低利率政策，预计美元指数趋势上会向联邦基金利率靠拢，美元币值难以长期坚挺，预计未来人民币将有序升值，而人民币资产价值将有所凸显。

2.央行连续三天放量逆回购呵护资金面，后续货币政策怎么走？

光大证券固收分析师张旭张旭指出，当前开展逆回购操作的意义，一是熨平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短期波动；二是在有突发事件时，进行逆回购操作并降低中标利率。当前并无足以促使逆回购利率降低的突发事件，显然近几日逆回购操作是为了熨平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短期波动。

对于逆回购利率保持不变的原因，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指出，汇率也是一大制约因素。明明说，利率和汇率是人民币的天平两端。近期避险情绪下美元强势使得人民币汇率承压。尽管货币政策大方向不变，但近期可能近期操作可能偏谨慎。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报告认为，预计央行下一步将采取综合措施引导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下行。

3.如何看待当前人民币汇率贬值而利率抬升的现象？

在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同时，资金利率近期却悄然走高。目前，经济基本面有所回暖在一定程度对债市有所压制，而人民币走弱，令市场对央行后续宽松力度也愈发关注。光大证券表示，央行的逆回购操作表明未来政策不具备大幅收紧的可能性，政策松仍是大概率事件，对A股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汇率作为影响国内政策宽松的重要因素，汇率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将影响到国内政策宽松的节奏和力度，后期仍需持续关注政策松与稳汇率之间的平衡。

4.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从受关注到被“遗忘”的戏剧性变化？

温斌：今年3月以来，疫情在海外加速传播，恐慌情绪加剧一度导致美元指数快速升破100。在其他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有所下跌但跌幅有限，而兑一篮子货币则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人民币汇率出现这种从受关注到被“遗忘”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近年来，从“8·11”汇改到确定“收盘价+一篮子货币”的中间价报价机制，又到一篮子货币扩容、权重优化，再到新增“逆周期调节因子”，这些改革举措使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有助于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双向波动。

二、我国具有较为充裕的外汇储备，对于调节汇率、稳定币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疫情防控趋势向好，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形成了有力支撑。随着国内复工复产逐渐完全恢复，经济出现积极改善，信心逐渐增强，相信下阶段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区间保持双向波动。

5.有哪些原因支撑力人民币汇率？

徐奇渊：与1998年和2008年两个时期相比，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几年以来的弹性显著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成熟。

以下原因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第一，我国服务贸易项目的逆差预估将有大幅缩减。过去多年，我国服务贸易的旅游项目逆差一直在2000亿美元以上。疫情冲击下，服务贸易项的逆差将大幅收缩。

第二，第一季度末以来，中国率先复工复产，其他国家生产则仍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其中一些疫情重灾区国家需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医护用品、基本生活用品等。

第三，由于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同时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对空间在明显上升，因此，资本和金融账户项下的资金流动也较为稳定。

6. 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而中国虽然在提出六稳、六保之外，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也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显著。对此，一些人主张推行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还是要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

温斌：疫情至今，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导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疫情冲击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资金链条变得脆弱，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提高了0.05个百分点达到1.91%。在较宽松的政策下，宏观杠杆率也有所提升。

下阶段，宏观政策要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稳定经济发展大局提供坚实保障。要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继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住市场主体，逐渐改善银行资产质量；要加强政策的前瞻性，尽早发现金融风险点，实现精准拆弹。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专业性，强化风险意识和风控能力，特别是要提升市场异常波动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徐奇渊：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开始对存量地方债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矛盾还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的一些比较现实、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而我们恐怕还是需要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