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历史走势图

鉴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双方大概率延续“边打边谈”的态势，近期人民币汇率在“7”附近震荡的可能性较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将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主要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经济下行和美元处于高位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未来，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常态，因此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汇率在某个点位。

从中长期来看，受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外利差收窄等多因素影响，人民币不存在单边大幅波动的基础。近期多因素引起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波动

年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先升后降”走势，整体上贬值2.46%左右。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初至4月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由6.8482升至6.7286，升值幅度为1.78%左右；第二阶段，从2019年5月初至今(截至8月12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由6.7286降至7.0211，贬值幅度达4.17%。自8月5日后，人民币离岸和在岸汇率双双破“7”，美国财政部又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这些事件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主要是受以下事件的驱动。

一是中美贸易战。5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再度升级。5月10日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6月底至7月，两国元首会晤，双方重启经贸磋商。但进入8月后，摩擦再次升级。8月2日，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将自9月1日起对中国输美的另外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8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表消息称，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中美经贸摩擦的一波三折是影响短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因。

二是中国经济下行。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6.3%，其中二季度GDP为6.2%，低于一季度的6.4%。从需求端看，三大需求均表现不佳。消费、投资增长双双放缓，前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8.3%，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5.7%，增速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1个和0.2个百分点。受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性影响显现、全球经济减速等多种因素影响，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1.8%，与去年全年10%左右的增长相比出现了大幅回落。未来出口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供给端看，工业生产波动较大，总体呈放缓态势，前7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其中7月当月工业增加值仅增长4.8%,创近年同期新低。企业经营效益降低，上半年企业利润累计下降2.4%。

近期美元处于高位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上半年美国宏观经济表现相对强劲，英镑、欧元等主要非美元货币表现疲弱的影响下，今年以来美元整体表现偏强，美元指数基本在96以上运行。8月美联储宣布降息，但由于鲍威尔发言偏鹰派，称降息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开启宽松周期，美元指数再度上涨，一度触及98.6的高位。美元强势给人民币带来了一定的贬值压力。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驱动力增强，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常态，因此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汇率在某个点位。一直以来，市场上就有汇率保“7”是底线的说法，其实人民币汇率在某个点位并不重要。正如相关机构负责人所言，“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在人民币破“7”之后，更多的是需要关注中国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变化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的情况。

人民币不存在单边持续变化的基础

进一步分析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需要我们“拨开云雾见明月”。归根结底，汇率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和宏观政策等因素决定了汇率的基本走势；从短期来看，资本流动、市场情绪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影响(图1)。

短期来看，人民币仍将承压。这主要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情绪的干扰以及近期资本流动呈净流出状态等方面的影响。2018年以来，中美已进行12轮贸易谈判，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将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我们假设了未来三种可能情形：情形一，摩擦趋于缓和，中美双方在未来谈判中达成新的协议，这种情况下市场情绪修复将助推人民币汇率升值；情形二，摩擦维持现状，双方将进一步谈下去，则人民币汇率可能在新中枢比如“7”附近波动；情形三，摩擦走向恶化，并从贸易领域向金融、科技领域蔓延，这种情况下市场预期将延续悲观走势，人民币则可能继续贬值。

当然，鉴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双方大概率延续“边打边谈”的态势，所以近期人民币汇率在“7”附近震荡的可能性较大。此外，从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来看，一季度的净流入转变为二季度的净流出，今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差额为-332.18亿美元，但整体可控。

中长期看，人民币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中国经济韧性较强、国际收支稳定、宏观政策工具丰富等因素均有利于保障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运行。

一是中国经济运行韧性依然较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动力切换、结构转变和阶段更替的关键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外部环境变化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这不会阻止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经济平稳增长整体态势并未出现趋势性转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仍然很强。巨大的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升级、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等都为经济基本面的平稳运行创造了条件。

二是中国国际收支形势整体稳定。从经常账户角度看，尽管出口增速放缓，但进口降幅更大，经常项目顺差实际上在扩大。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为1811.6亿美元，同比增长33.9%。

三是中国宏观政策工具丰富，未来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这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此外，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美联储已开启降息进程，中美利差收窄，这也有助于人民币保持稳定。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出现“羊群效应”

针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笔者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出现“羊群效应”引发过度波动。增大对监管机构政策意图的宣传及解读力度，使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认识到人民币贬值是可控的，并在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范围内，避免客户跟风购汇。同时，应进行密切监控，增强沟通，必要时进行适当的窗口指导，逐步疏导市场贬值预期。加强对市场情绪的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通过新闻答问、专家解读、高层发声、媒体评论等多种途径进行预期管理，培养市场主体理性认识和决策的能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与其他涉外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提升管控合力。制定有效措施加强对跨市场、跨机构和跨产品资本流动的监管，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境交易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强调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采取市场化的资本管制工具，主要包括数量型和价格型措施，并对相关监管参数进行动态监测调整。严厉打击恶意做空套利行为，加强贸易、投资背景审查，市场剧烈波动时酌情限制资本流出渠道，防控短期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守住底线，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三，加快“六稳”政策落地，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与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根本。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弥补相关领域短板，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稳定就业，加强民生保障，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多元化、多渠道增加居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第四，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提高形势前瞻性与业务灵活性。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新情况下，商业银行要在汇率波动过程中根据居民资产配置偏好的变化，做好相关金融服务，加大外汇理财产品创新，满足客户外币资产配置需要。强化海外机构业务能力，拓展外汇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空间。关注相关虚假贸易、违规购汇等行为，加大合规性检查，降低违规风险。密切跟踪内外部形势变化，应对流动性波动加剧的挑战，合理安排到期资金，防范流动性风险。

(作者周景彤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范若滢为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来源: 财经网

中国人民银行8月5日表示，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块钱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文章来源：东方财富研究中心）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

【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内容大类目之一

“人民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

第一部分：人民币的诞生

第二部分：人民币货币统一进程中的三大挑战

第三部分：人民币通胀史：上涨的物价和缩水的购买力

本文为“人民币”系列 第 四 部分

格物者说：汇率问题牵涉到一国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外贸（进出口）、关税、跨境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物价、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对外战略等。要透析复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应清晰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基本历史脉络——人民币汇率史。

从人民币诞生至今，人民币汇率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2年的汇率大波动，1953-198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1981-1993年经济体制转轨期的探索改革，1994年至今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

1949-1952：汇率大波动

人民币诞生之时（1948年12月1日），我国境内当时流通着许多外币（如美元、英镑等）。在解放区内，外币被强制要求兑换成人民币，不得流通，外币全部汇集至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当时建国前后，我国外汇极端短缺，人民银行对外汇资金的管理也极为严格，外汇的收支，严格服从国家政策目标和计划安排。

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被解放，全国渐渐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外汇管理模式：一，所有外汇收入（出口收入、侨汇）必须出售给人民银行，所有外汇的使用（进口或其他用途）都要经批准后向人民银行购买；二，由人民银行设立外汇交易所，并指定一些银行机构（包括外资银行）参与外汇交易，同时指定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管理机构、代理人民银行参与外汇交易（当时中国银行被并入人民银行体系中，专职外汇管理业务），严禁一切场外交易（外汇黑市交易）；三，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汇率制定原则是“国内外物价对比法”（根据国内外物价对比水平来制定汇率，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购买力平价”原则），汇率随物价变化而调整，盯住美元的进行浮动。

人民币汇率的制定工作起始于天津解放。平津战役胜利后，华北地区基本都解放，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在天津设立外贸局，以对华北所有进出口贸易事务进行统筹管理。要发展对外贸易，当然必须先得制定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1949年1月15日，天津正式解放，次日，人民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两天后（1月18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挂出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牌价——这是最早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时，先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再以美元为基础来套算人民币对其他外币（如英镑）的汇率。

此后，随着上海、厦门、广州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银行也快速在当地设立了分行，并在当地公布各自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其他各地均以天津口岸的汇率牌价为参照标准，再结合当地具体物价情况，来制定各自的汇率牌价（上海解放后，上海港口被封锁，这客观上促成了天津港口地位的上升）。

在1949年1月18日到1950年7月8日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两大特点：一，各地不同的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并存，无全国统一汇率。由于天津、上海、广州等各地的物价情况不一样，因而各地人民银行分行报出的汇率牌价也不一样，存在差价，形成分散式的汇率制度，和分割式的外汇交易市场。二，人民币汇率因国内恶性通胀、物价飞涨而大幅调贬。从1949年1月19日到1950年3月13日，人民币汇率调贬共52次，以天津挂出的牌价来看，从“1美元/600旧人民币”调贬至 “1美元/42000元旧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1950年3月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化，此后物价渐渐稳定，人民币汇率小幅回调。

建国前后，人民币汇率的飞速贬值，是由当时的汇率制定原则（国内外物价对比法）和外贸外汇政策（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照顾侨汇）决定的。

以上海为例，我们从下图中可明显看出“上海的物价上涨曲线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曲线的高度相关性”，物价上涨和汇率调整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期（大约为一个月），即物价上涨一段时期后（时滞期），人民币汇率会随之调贬。由此可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根据国内物价来调整的（当期美国物价非常稳定，可视作固定不变）。

▼图：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上海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物价指数。1949.8上海月均汇率是2246.77，到1950.4月均汇率达到峰值39516.67。制图丨格物·资本。

1950年3月后，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开始展开，经济秩序和物价重归稳定，人民币汇率统一也被提上日程。同年7月8日，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 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由此结束了多个并存、分散式的人民币汇率时期。

另外，全国财经统一后，国内物价稳定，而美国物价上涨，我国外贸外汇政策也发生变化（转为“兼顾进出口有利，照顾侨汇”），由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人民银行不断调升，到1951年5月23日时，已升至1美元/22380旧人民币（全国统一汇率）。

1953-1980：可调整固定汇率

1953-1980年这段时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也打上了深刻的“计划”烙印：人民币汇率定价完全由政府决定，高度服从于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目标，市场机制完全失效。

从1953年起，计划经济时代开启，物价被高度管制，长期保持稳定（除1960-1962年物价大波动之外），物价和汇率定价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被行政之手所“掐断”；货币政策也是被高度计划，因而货币政策也并不影响汇率定价。同时，所有外贸业务也均由国营外贸公司统一计划经营，外贸盈亏由财政收支统一安排调剂，这样一来，汇率对外贸的调节作用也就失效了。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币汇率定价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方针是 “坚持稳定”：在1953-1971年间，将人民币钉住英镑，对英镑汇率基本固定不变；在1972-1980年间，将人民币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整体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图：1953-1980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和英镑），数据为官方的外汇牌价（区别于外贸所用换汇价）。制图丨格物·资本。

在1953-1971年间，国际上正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实行的是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主要货币（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日元等）和美元之间保持着长期固定汇率关系。国际汇率机制的固定化，间接地为人民币汇率固定化创造了条件。

我国政府将人民币钉住英镑，实际上是在间接地钉住美元。当英美货币汇率调整时，人民币汇率也跟随调整，并重新固定钉住。

还须注意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人民币对前苏联卢布的汇率才是最受重视的汇率。

50年代为中苏蜜月期，我国经济发展得到苏联有力支持，双边经贸活动扩大。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我国因朝鲜战争受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同时，我国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贸关系快速升温。因而，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关系，才是当时最受重视的汇率关系。当时，中苏均为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币对卢布的汇率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进入60年代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双边经贸活动急剧萎缩，人民币对卢布汇率重要性下降。1970年后，中苏间贸易不再用卢布，改用瑞士法郎。

1972年后，由于一些国际因素的重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和方法也发生一些调整。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同年12月，美国政府与“十国集团”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每金衡盎司黄金从35美元调整至38美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名义上依然保留着固定汇率制。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升温。接着1973年2月，美国政府再度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从38美元调整为42.22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彻底崩溃，西方国家普遍转入无序的自由浮动汇率制。

面对国际汇率机制的大变局和外交政策的大转变，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依据和方法做出了调整，从原先的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相对稳定。

所谓“钉住一篮子货币”，即根据“篮子中货币”的浮动情况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及其权重，完全由政府决定，而且会根据不同时期情况而进行调整。“篮子货币”选取的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并按其重要程度和对外政策的需要，确定相应权重，最终计算出人民币加权汇率。

▼图：1968-1979人民币汇率“一篮子货币”中的外币变化。 “货币篮子”的范围逐步扩大，到 1979 年时扩大到 20 种货币，其中，英镑、西德马克 、瑞士法郎、美元、日元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图片来源：《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贺力平。

不过，“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详细制定依据和具体计算方法，我国当局从未公布过，至今仍是谜，因而，我们无法得知这一时期 “钉住一篮子货币”的真实定价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钉住一篮子货币”方法实施后，秉承着“坚持稳定”的方针，人民币汇率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对比其他各货币浮动情况），整体保持在中间偏上的水平。其中，1972-198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因美元的贬值而相对调升。而且，随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升温，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1979年后，人民币汇率名义上虽是“钉住一篮子货币”，但实际上，是以美元为中心钉住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是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完全服从的是计划经济思维，按行政指令来制定汇率，是一种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期间钉住的对象发生变化，1953-1972为英镑——1972-1979为一篮子货币——1979后为美元）。人民币汇率不受市场供求影响，也无法起到调节外贸的作用，制定的合理性也失去保证，汇率严重偏离均衡水平，人民币汇率仅沦为了一个记账和核算工具。

1981-1993：转轨期的探索改革

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外贸部门走在改革的前列，外贸经营权下放，各地外贸公司纷纷成立，这些外贸公司试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对外贸公司的利润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原本不合市场逻辑的、被行政之手严重扭曲的人民币汇率，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出口贸易企业因汇率扭曲而蒙受不合理的亏损。外贸体制的改革，倒逼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比如：在1979年时，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为2.41（即我国的外贸出口公司，以2.41元人民币的成本，出口商品赚取1美元，相当于用2.41元人民币换了1美元），而当时的银行牌价汇率（即官方汇率）为1.555，这意味着，出口企业赚回1美元后，从银行只能换到1.555元人民币，无法抵消成本2.41元。因而，出口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相反，进口企业却是赚钱的。

为了改变出口企业因人民币汇率扭曲而亏损的局面，我国1979年8月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出口企业把赚取的一部分外汇卖出国家，另一部分可留成给自己（在此以前，出口企业所有的外汇收入都必须卖出国家，不得自留），留成的部分可自由支配。

“外汇留成制度”衍生出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外汇调剂市场”。由于外汇留成制度的存在，出口企业保留着一些外汇，而同时一些进口企业需要外汇、但不一定能申请得到，还有一些其他潜在的外汇需求者也存在（如黑市外汇交易者），为了调配这种外汇余缺关系。国家外汇局于1980年10月开始尝试，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展外汇调剂业务，由中国银行充当中介，由此形成的最初版的“外汇调剂市场”。不过80年代上半期，该市场因受到种种审查和限制，而发展缓慢，并不成熟。

此外，从1981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出口企业按“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汇率，而官方汇率则变成非贸易结算汇率，我国进入了“双轨汇率制”时期（贸易汇率和非贸易汇率，都由政府控制）。官方汇率，即我国对外公布的外汇牌价，主要用于侨汇、旅游、外国领事馆、我国驻外机构、出国代表团等一切非贸易外汇收付的兑换。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即限于进出口贸易所用的结算汇率。

▼图：1980-199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官方汇率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1981-1984年间，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一直都是1：2.8，没有变动过，这一汇率明显低于官方汇率。制图丨格物·资本。

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之所以定在“1：2.8”的水平，主要目的是为服从于当时的外贸政策“出口创汇”。从实施效果来看，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也确实起到积极作用——解决了当时出口企业亏损的问题，贸易收支好转，外储增加。

不过，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在实施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由于贸易和非贸易的双重汇率存在，造成了外汇管理混乱；而且，双重汇率引入后一直被国际社会所诟病（双重汇率是对出口的补贴，是不公平贸易的手段），IMF多次建议我国政府改变汇率双轨制。因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注定只能是经济转轨初期的一个过渡性临时政策，它既不代表汇改的方向，也无法阻挡人民币汇率走贬的倾向。

从上图还可看出，1981-1984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非贸易汇率（官方汇率）在不断调贬。1981-1983年调贬主要是因为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才相对调贬。1984年时，我国接受了IMF建议，同意取消汇率双轨、进行并轨，于是大幅调贬人民币官方汇率，以让其接近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并轨做铺垫。

到1984年底时，官方汇率已经接近2.8。1985年1月1日，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正式被取消，同时将官方汇率定为2.8，汇率实现并轨。

1985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官方汇率一路调贬，一直到1993年（见上图）。此期间的汇率调贬，是由于国内物价上涨较快，出口换汇成本也快速上升，迫使人民币汇率调贬，而且整个80-90年代的外贸政策一直推崇“出口创汇”的宗旨，汇率调贬正好契合此宗旨。

在贸易和非贸易汇率并轨之际，还有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人民币汇改探索实践正在如火如涂地进行——外汇调剂市场。前文中提到，80年代上半期，外汇调剂市场发展缓慢，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外贸企业外汇留成比例不断提高，外商投资的引入，外汇调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汇调剂资金量快速增长。

到1988年3月时，为了配合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外汇局制定了《关于外汇调剂的规定》，依此，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93年时，全国共有18个外汇调剂公开市场）。

同年9月，上海率先设立了“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会员制、公开竞价交易和集中清算制度，允许外汇调剂价格在一定限价内按公开市场供求浮动，并且这种汇价形成机制很快就被其他调剂中心所采纳。这种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以往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汇率定价机制，拉开了我国市场化汇率定价的序幕。当时的“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上的汇价，就是我国最早的市场化汇率。

在1988年9月至1993年底期间，人民币汇率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双轨制”时期：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官方汇率是政府定价的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上市场定价的汇率。

▼图：1979-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月平均汇率。 “新的双轨制”时期，人民币的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一直低于官方汇率，这说明当时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存在贬值压力的（被高估了）。图片来源：《过于强调汇率稳定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管涛。

1988年后，外汇调剂市场发展迅猛，到1993年底时，受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来调节的外汇收支活动占到80%作用，政府定价汇率调节活动仅占20%。此时，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机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由外汇调剂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政府官方定价实际上是以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参照依据。

“新的双轨制”在运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利用汇差套利、寻租腐败，调剂市场分散不统一，导致地区不正当竞争，政府背负巨额的外贸补贴，阻碍加入WTO），客观上要求人民币汇率实现再次“并轨”。同时，“新的双轨制”运行时期，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轨已成为必然趋势。

1994年至今：市场化汇改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市场化汇改，由此正式定调。

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宣布1994年1月1日起实施重大汇改——人民币市场化汇改迈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1994年汇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原先的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单一的（钉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设定汇率波动幅度，并通过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对汇率进行浮动管理）；二，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持续了14年的外汇留成制度和外汇支出行政审批制，允许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有限制条件），外汇管理由原先的外汇局直接管理变为依靠银行间接管理；三，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当年4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由此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也初步形成。

1994年后，我国继续推进外汇管理体制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定价机制改革，先后出台许多放松汇率管理的改革举措，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

不过，市场化汇改进程并不顺利，历经波折。1997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钉在8.28附近，持续了七年之久，回到了政府管制的固定汇率制，这意味市场化汇改中断；同样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钉在6.83，持续了两年，市场化汇改再次中断。2015年突如其来的“8·11汇改”，激起汇市大波动，人民币急剧贬值，央行为了稳住预期，又出手干预（抛美元稳人民币、严控资本外流、引入逆周期因子），8·11汇改这种“闷雷一声响”的操作遭致很多人的批评（央行没有与市场提前沟通，没有制造充分的市场预期，过于唐突；而且，央行因干预汇率而流失了大量的外储，且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8·11汇改”后，央行不再指导制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而是将定价权交给了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由市场的供求决定。但实际上，由于央行的频繁干预（出于稳定目的），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而且，与汇改紧密配套的人民币可兑换性也被严格控制。市场化汇改仍在路上，挑战依然很大。。。

▼图：1994年1月至2019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月度汇率，以及1994年至今人民币汇改历程。数据来源：CEIC DATA，中国人民银行。制图丨格物·资本。

历年汇率波动

回顾历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49-1952年，人民币汇率因国内恶性通胀而不断走贬，主要是由当时历史环境（新中国刚建立，社会还未稳定，经济凋敝）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也没有连贯且完整的制度安排。

1953-1980年，人民币钉住英镑或“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固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

1981-1993年，人民币名义上钉住“一篮子货币”，实际上以钉住美元为主、且对美元汇率不断走贬。这段时期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大背景下，当局尝试人民币汇率定价改革探索（两次“双轨制”），并根据不断升高的出口换汇成本，而不断调贬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

1994年至今，大背景是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人民币汇改，具体分两个阶段：1994-2015.8，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且对美元汇率不断走升（持续21年单边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基础；2015.8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见上图1994-201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汇率波动弹性扩大，央行也会视情况干预，遏制单边走向。

另外，2015年11月后，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也开始受到关注，如下图，人民币汇率指数整体是在走贬的。（这里的“一篮子货币”，和1972-1993年期间的“一篮子货币”不一样）

▼图：2015.11-2019.8，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是参考CFETS货币篮子、参考SDR货币篮子、参考BIS货币篮子计算。数据来源：CEIC DATA，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参考资料

《人民币汇率研究》（第二版），吴念鲁 陈全庚，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8

《1949~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史》，徐少强 朱真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人民币内外均衡论》，卜永详 秦宛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人民币汇率升值：历史回顾 、动力机制与前景展望，张明，金融评论，2012年第2期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杨 帆，中国经济史研 究， 2005 年第 4 期

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吴念鲁 陈全庚 鄂志寰，财经科学，2005年第1期

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贺力平，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4期

人 民币汇率变化历史回顾及其影响分析，张米良，工业技术经济，1993年第5期

过于强调汇率稳定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管涛，新浪专栏，201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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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界网站

从1953年我国建立统一的外汇体系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演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到双重汇率再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回顾几十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演变轨迹，期间虽有曲折和反复，但始终坚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和双向浮动的弹性显著加强。以1994年汇改、2005年“7.21汇改”和2015年“8.11汇改”这三次重要的汇率制度改革为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994年之前，从单一汇率制度到双重汇率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外贸和外汇体系，人民币实行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2.62。两年后，经过币制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调整至2.46，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续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我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对各国的贸易量计算相应篮子货币的权重。从1973年到197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步从2.5上升至1.5左右。但在实际市场中，出口企业获得1美元所对应的换汇成本大约为2.75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被严重高估。在这种情况下，外贸企业出口以及外资进入的意愿都受到打击，从而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量难以增加，甚至到1980年降为负值。

为了鼓励外贸企业出口创汇、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于1981年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与贸易体系内部结算价并存的双重汇率模式，前者适用于非贸易部门，对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按一篮子货币计算的1.5左右，而后者用于贸易部门结算，汇率根据市场实情调整至2.8左右。这样一来，外贸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带动外汇储备增至1983年的89亿元。但与此同时，未被纳入外贸体系的企业出口面临的亏损日益严重，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在1984年不升反降，外汇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1985年，我国取消了贸易体系内部结算价的设置，同时实施外汇留成制度，为企业出口提供便利，最初企业可保留10％左右的外汇。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企业或个人可以在该市场上将自己留成的外汇进行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商定，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官方汇率+调剂市场汇率”两轨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

记者 陈鹏

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谓跌宕起伏，中美经贸摩擦继续成为主导因素。

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对美元走出一波“小阳春”行情，累计升幅达1.9%，但随后由于贸易摩擦出现反复而回吐全部涨幅，全年整体呈小幅下跌态势。2019年全年（截至12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下跌约1.8%。

图1 2019年以来美元对人民币走势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8月初，第十二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突然宣布拟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市场情绪迅速转换之下，人民币汇率十年来首次跌破“7关口”。

“7”在过去十年一直被看作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心理关口。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一旦破7，市场恐慌情绪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购汇潮。

过去几年，即便是在2015年“8·11”汇改到2016年间出现较强顺周期效应时期，央行也通过抛售外汇储备等措施，花大力气让人民币汇率守住了“7关口”。2018年下半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全年跌幅超5%，最低报6.978，与7仅相差22个基点。

图2 2015年、2018年、2019年美元对人民币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尽管如此，当2019年“破7”真正来临之际，恐慌并未出现，市场表现出的是出奇的平静。没有单边贬值预期，如2016年一般的居民购汇潮也未再重演。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全年跌幅还较上年有所收窄。

市场情绪从银行结售汇数据中可见一斑。2019年以来，银行代客结售汇多数月份表现为逆差，反映客户购汇需求强于结汇需求，但是，与2015-2016年间相比，逆差规模明显偏小。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以来，银行代客远期始终保持净结汇，反映企业对未来人民币汇率预期偏乐观。

图3 银行代客结售汇差额和银行代客远期净结汇表现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外汇储备规模也有小幅回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55.91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约229亿美元，而2018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下降672亿美元。

图4 201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从国际收支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保持双顺差局面，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比上年全年多884亿美元（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常项目17年来首次出现逆差，逆差规模341亿美元）。

净误差与遗漏项较上年全年规模略有扩大，这常被外界理解为资本流出增多。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汇率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净误差与遗漏项目长期为负，“既可能是少记了资本外流，也可能是多记了经常账户收入。但具体是怎么分布的，缺少可信的实证方法。”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强调，“净误差与遗漏”是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过程中的一个统计问题，不能等同于相关的跨境资本流动。

图5 201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变动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界面新闻从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情况来看，外资流入趋势更为明显，特别是2019年通过债券市场流入增幅较大。

图6 2015年以来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之所以能够“破7不慌”，背后既有近年来政策层在外汇管理与加大对外开放等方面不断改革完善提供基础，有人民币上一轮由2016年单边贬值到2017年企稳回升的变化对市场起到的教育作用，也有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多变对市场适应性的磨炼之功。

从政策层的举措来看，此次“破7”之后，人民银行除及时通过喊话方式稳定市场预期以及常态化发行人民币离岸央票外，更多时间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表1 2019年中国央行发行离岸央票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界面新闻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谈判进程的影响仍不可忽视，但一些积极因素的显现让人民币有望告别连续两年的跌势，重回7以内。

界面新闻采集的14家机构预测显示，人民币明年有望企稳回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延续双向宽幅波动，不同机构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看至6.25，最低看至7.5。

表2 14家机构对2020年美元对人民币走势的预测

数据来源：界面新闻梳理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对界面新闻表示，201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多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密切相关，磋商顺利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磋商遇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展望明年，考虑到特朗普关注重心可能向大选转移，中美经贸磋商相关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有所削弱，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年最高可能达到6.4左右。

此外，“弱欧元、强美元”的局面有望在明年发生转变。赵庆明说，结合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来看，欧洲经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明年有望好转，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预示了较为明朗的脱欧前景，给欧元、英镑回升提供支撑。美国财政赤字上升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则将逐渐显现，美元指数大概率下行，有跌破90的可能。这些都有助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也指出，2020年，人民币有转强趋势，回到7以内的可能性更大，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为（6.25，7.19）。

2月13日，中美先后宣布，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汇率问题是内容之一。

“尽管从文本上看是比较原则性的内容，但我倾向于认为中美之间围绕汇率问题会有框架性的协议。”谢亚轩说，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可能进一步提升、中美可能都会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这两方面都对人民币汇率有支持。

他认为，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也可能向国际领域扩展，进而推动欧元回升。“过去一年，弱欧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美会不会共同倡导在国际领域达成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也是比较重要的。”

来源：对冲研投

近期人民币汇率表现抢眼，出现多次日内快速升值的情形，加之昨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取消人民币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我们认为随着汇率走强，资本流入趋势性增长，对于国内的资产价格利好明确，股、债有望走出双牛。

近期人民币走势：

具体来看，人民币升值趋势实际自去年9月份便已开始产生，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当前人民币出现了和美元同时升值？

股票市场方面，股市自12月份开启了上涨行情，我们早在去年年初的报告便指出了当前人民币汇率与A股市场的联动增强，汇率上涨带来的风险偏好提升和资本流入，将推高股指。

对于债券市场，在三元悖论要求下，汇率走强将减少外部对货币政策的约束，国内货币政策宽松更加有力，利多债券市场。

人民币为什么升值？

自去年9月开始，经历了破“7”贬值之后的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当前在岸人民币汇率已位于6.90左右，本周中美将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完成签署，中美贸易的边际改善是近来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动力之一。

除贸易方面的影响之外，美元走势也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弱同样直接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从陆股通北向资金的流入情况来看，北向资金的加快流入使得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也起到推高人民币汇价的作用。

股汇联动：在人民币汇率走高的同时，进入12月份股市同样一路攀升，我们早在去年年初便提出股市与汇率的联动现象及机制，并提出汇率是股市的领先指标。汇率与股市之间联动机制，一方面有二者面对的影响因素重叠部分较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一致的风险情绪也会对股汇产生影响增加联动性。

从人民币汇率与上证50、中证500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性上来看，人民币汇率与中证500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性更强，反映出中小企业受到基本面以及风险情绪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

为何当前人民币与美元同时升值？

从历史情况来看，美元和人民币汇率大多数时间是一致变动，近一周来看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同时升值值得关注。在新兴市场货币走势的大背景下，风险情绪的提振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大，美元指数的上涨或为短期现象。

债市策略：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为货币政策的宽松提供了空间，而当前国内无论从基本面稳增长角度还是降成本角度，货币政策都有进一步宽松的必要，而降息无论从效果还是政策空间而言都支持降息的落地。当前债市面临的整体环境较为友好，年初配置资金充足，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降低市场风险偏好，流动性整体宽松，我们继续看好长端利率下行。

来源：经济日报

原标题：国家统计局：2019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4.1%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8日讯 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9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07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52亿美元。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8985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4.1%。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原标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回顾与展望

中国外汇市场在2019年更具韧性，并与经济金融的开放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局面应当保持下去。

本刊特约作者 王子实/文

2019年，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走势颇不平凡，USDCNY从2019年一季度最低的6.6695一度贬至7.1850，虽然年底回落至6.9620，但年内贬值幅度仍达4.4%，全年最大波幅达7.7%。虽然内外部环境都很艰难，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看到汇率市场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仅市场参与者变得更为成熟理性，市场监管环境也更加宽松和开放，同时人民币汇率在面临外部风险事件冲击时也更具韧性。这些悄然出现的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市场正朝着更加稳定、开放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基本面推动贬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

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4月，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市场一度预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USDCNY也一度升至6.66的阶段性低点。

第二阶段：5-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市场避险情绪暴涨，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一度接近2018年6.96的高位。由于市场对7的整数关口仍存敬畏之心，加之中美首脑大阪会议达成一致，USDCNY回落后，保持高位震荡。

第三阶段：8-9月，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在岸、离岸美元人民币汇率双双破7，USDCNY价格最高一度涨至7.1850上方。

第四阶段：9月开始，双方重启贸易磋商，并最终于12月就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一致，人民币兑美元也逐渐升至7的下方。

从上述各阶段的走势来看，基本面是人民币走贬的基础，贸易摩擦是人民币波动的推手。

贸易冲突带来的汇率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冲突双方经济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2018年年底的数据测算，对华出口只占美国GDP的约0.6%，但对美出口占到中国GDP总量的3.5%左右。中美双方在贸易依赖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了人民币在贸易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人民币跟随贸易战升级而大幅贬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市场情绪看，贸易摩擦消息推动人民币大幅波动。2019年，USDCNY的趋势性走向依旧与2018年一样，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推动明显；短期的大幅波动更是如此，如5月和8月的跳涨均是受中美贸易战升级所致， 12月中旬的跳空下挫则是受到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文本达成一致的消息鼓舞。

人民币与“篮子”的相关性增强

自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逐渐放松对美元的盯住，转而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波动而波动。虽然在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波动暂时脱钩的现象，但笔者认为，并不能根据这种暂时性的背离就得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一篮子货币波动相关性在下降的结论。

实际上，2018年和2019年，人民币汇率同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远高于2015年汇改以来0.6的平均水平。但不同于2018年的是，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水平相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水平大幅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只有美元指数波动率的1/6左右，但2019年，这一比率几乎接近1/2，显示相对于外部事件，市场在2019年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程度更高。

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继续提升。7之前作为人民币汇率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关口，在2016年，2018年市场最动荡的时候都没有被突破，市场普遍预测这一位置上，市场参与者做空人民币会相对谨慎，同时央行也会有意无意维持这一价格。但市场刚性预测区间被打破之后，市场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USD/CNY的汇率。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及这之后的走势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人民币波动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破7”不仅打破之前市场对央行干预市场的预期，也从侧面反映出央行对人民币波动的容忍度更高，并不准备通过设置硬区间来干预市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让市场放弃对央行干预市场的期待，价格的变动还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来完成。

第二，“破7”之后，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依然明显，这表现为人民币中间价连续开在市场交易区间下方，并与市场交易区间有较大差距（图1）。在这一点上，应该理解为央行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既要让市场放弃央行直接干预市场的预期，又要令市场对汇率波动的稳定性有一定预期，不要出现恐慌情绪，毕竟汇率的稳定对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

市场更趋理性，汇率有韧性

2019年，人民币汇率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银行结售汇客户交易方式的转变。2019年之前市场的大幅波动时能够明显看到一些客户会有“观望-忍耐-恐慌性交易”的情况，但2019年这种情况明显减少，随之能够看到客户跟随市场变化逢低购汇、逢高结汇。从数据上来看，可以明显看到，2019年较2018年相比，结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多同向变动，而售汇率与USDCNY汇率更多逆向变动（图2）。另一方面，从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化来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逾3.1万亿，较2018年底增长350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374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205亿美元。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外储规模的稳定以及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市场对于事件驱动贬值的反应更为理性，而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稳定也更具信心。

除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转变令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具韧性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因令2019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水平较2018年有所下降。

一是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加上A股和国内债券被纳入全球性的指数，令外资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2019年，MSCI三次调整A股纳入因子，调整之后中国A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分别达到12.1%和4.1%，2019年生效的富时罗素6月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列，2019年4月，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正式纳入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之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根据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股市北上资金累计流入3519亿元，较2018年增长20%。根据中央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投资者债券托管量达1.88万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长3637亿元，增幅达24.55%。外资的进入既反映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逐步提高，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2019年，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平均为25%左右，较2018年20%的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图3）。

汇率升中趋稳，国际化还需提速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笔者认为，人民币短期有可能走强，汇率波动水平进一步降低，但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短期内中美贸易对抗的强度有可能有所下降。2020年作为美国的大选之年，特朗普为寻求连任，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大选上，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可能作为其竞选筹码之一，如果考虑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艰难程度，很难预期短时间内会有进一步的协议达成，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特朗普还是会维护双方第一阶段的协议成果，而将第二阶段的协议作为竞选纲领的内容。因此人民币面临的贸易争端带来的贬值压力将会大大缓解，进而有可能进一步走升。

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变化是市场对于贸易摩擦的反应变得更为不敏感，比较2018年和2019年，2018年12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500亿美元×25%+2000亿美元×10%，2012年9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15%，我们可以看到虽然2019年9月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强度变大，但相应的汇率波动却有所降低，这其中的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方式更为理性；二是中国多方面的开放政策给人民币波动带来了重要的缓冲。笔者预计，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会继续朝着稳定、开放的方向演化，因此，人民币波动变缓的趋势将继续延续，即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波动的边际影响效果会进一步减弱，在贸易摩擦减缓的趋势下，人民币波动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

虽然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的概率增加，但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人民币的涨幅：一是中国国内的基本面并未有大幅改善，加之全球经济增长依旧疲软，人民币尚无大幅走强的基础；二是中美对抗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缓和，但中长期来看，双方在科技、金融、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争端升级将是一个大趋势，人民币始终会受到中美冲突的影响难以大幅升值；三是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从政策利率的调整节奏上看，最新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将在2020年维持目前的利率，而2020年伊始，人民银行就调降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开始放松，未来LPR有可能进一步下调，2020年中美利差可能加速收窄，在利差收窄加速的情况下，人民币涨幅会受到限制。

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但在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结构转型升级、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的中长期背景下，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框架下实现相对的汇率稳定，就需要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自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改革，但近几年来这一进程有所放缓，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商品计价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从中美贸易争端来看，如果未来想要在外部风险事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还是应该尽可能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在通过不断开放的经济金融政策来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减少中美贸易冲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美元在支付结算、计价、外汇储备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无法撼动，未来政策还是应该着眼于加速去美元化，比如加大人民币支付的比重，加强人民币同其他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建立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价格发现机制，开发相应的衍生产品等，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独立性越高，人民币汇率受到单一事件的影响才能越小。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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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展望2020：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山西太原，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经济观察）展望2020：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夏宾）2019年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是破除“心魔”的一年。

人民币去年最为吸睛的时刻无疑是在8月份：先是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双双“破7”，后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并创下2008年4月以来最低值，离岸人民币在“破7”后的几天内发生了单日涨超1200个基点的情况，重返6.9区间。

人民币汇率经过“破7”和“返6”，市场预期仍保持稳定，企业和机构对于汇率波动风险已有清醒全面认识，而非抱着一种恐慌心理盯住汇率走势来押注单边升值或贬值，告别羊群效应和投机想法，“风险中性”的理念正让中国外汇市场愈加平稳。

“破7”之外，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关键词还有哪些？

一方面，贬值幅度收窄。从全局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2019年全年贬值1.65%，相比前一年的贬值幅度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双向波动明显。从拐点来看，人民币即期汇率在2019年出现了“两升两贬两平稳”的阶段性走势，走势图上有多处明显转折，最高值和最低值间的差距超5200个基点。

山西太原，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张云 摄

“破7”之后，2020年人民币汇率将怎么走？

“不管是贬值‘破7’还是升值‘返6’，人民币在2020年将延续近几年来双向波动的局面，这是一种正常表现，人民币汇率基本会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社记者说。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直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将持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早已摆脱过去的“死板”，双向波动已是常态，未来会比现在更具有“弹性”。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走势将贯穿2020年，那今年全年的表现能否一改此前连续两年走贬的局面呢？

中银国际宏观研究团队认为，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呈偏强双向波动。而从资本项目看，预计海外资金将继续流入中国，资本项目有望继续维持顺差，并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支撑作用。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预测，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中国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均有上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而投资组合流入也随资本市场开放出现大幅增长，且预计上述趋势在2020年仍将持续。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新闻发言人管涛指出，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已有两年时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趋于减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市场信心得到部分修复。

二是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且在全球负利率资产扩容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境外投资者持续增持境内金融资产。

三是未来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回宽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数走弱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韧性较强以及逆周期外汇管理政策的持续发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单边贬值预期的形成。

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则给出了不同看法：目前人民币汇率仍处在技术性贬值周期的通道中。从长周期看，贬值区间还没有完全修复好，技术周期的调整还会继续。“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双边波动、以稳为主、偏向贬值的趋势。”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此前撰文称，下一阶段，中国央行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保持汇率弹性，并在市场出现顺周期苗头时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

来源：中国经营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上）

文/余永定

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羊群效应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2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大量增加，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

为了抑制汇率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由2001年年底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年底的2864亿美元。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高涨。“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成为2003—2005年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政策问题。

次贷危机 “战略贬值”

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外贸企业的盈利水平整体比较低，平均利润率大约只有2%，如果让人民币小幅升值，大批外贸企业就会破产。而政府当时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将会下降，进而导致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夭折。于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钉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便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左右的持续、缓慢的升值过程。

汇率低估和缓慢升值，一方面使中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热钱涌入。中国的经常项目（贸易和劳务）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加，而双顺差又转化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2009年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事实上，自2002年2月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指数一路下跌。2009年年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国得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好像有麻烦了。他们虽然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仍不太在乎，但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的70%是美元资产。减持美元势在必行，但有一个障碍，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贬值，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的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将受你摆布。”

2009年3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他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特别提款权）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早在1980年，美联储就推出过所谓替代账户。外国持有者可将国别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转化为以SDR计价的储备资产并存入替代账户，以后可根据需要再将SDR储备资产转换为国别货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在美元贬值压力严重的时候，替代账户可以使美元储备资产持有者减少损失，从而减轻其抛售美元资产的压力。

是改是留 “用脚投票”

可能与用SDR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受到冷遇有关，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此后人民币进口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额迅速增长。学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普遍乐观。一些人预测，此后两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超过3万亿元。

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为人民币资产的潜在持有者提供人民币的问题。美国是通过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果希望通过进口结算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中国就不得不增加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但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一是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减少由于持有美元资产而遭受的损失，靠进口结算为海外提供人民币，显然是南辕北辙。更何况，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并未相应推动人民币计价。显然，当时非居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的负债），是因为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非居民很可能就会抛售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演进也证实了这种推断。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推进，如像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那样进行货币互换，为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路线，似乎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等）。无论如何，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过程，应该由市场来推动。揠苗助长式的人为推动，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欲速则不达。

进入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缓慢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失去了耐心，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突然被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国内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支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声音，21世纪初以来，这种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大多数学者支持此举的主要理由是，用资本项目自由化倒推国内改革：“你不改，我就用脚投票了。”

2012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兑换管制难以为继，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与利率、汇率改革协调推进。央行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主流的支持。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遵循国际上公认的时序，即先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再谈资本账户开放（这里实际上是指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当务之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定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此时，围绕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是否要设定路线图与时间表问题，展开了新一波争论。许多官员和学者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完全可兑换。

2014年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转折点。2014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长期“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之下。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811汇改” 方向正确

为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此次“811汇改”之前，多数人预期当年年内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可能达到贬值2%或3%的每日下限。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普遍飙升，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急剧增加，资本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贬值压力。

尽管启动汇改的时间没有选择好，但“811汇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央行在面对汇率大幅度下调时，没有沉住气。或许再坚持一两周，汇率就可能稳定下来，根据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经验，以中国当时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暴跌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8月13日以后，央行基本上执行了类似“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力图把汇率贬值预期按回“潘多拉盒子”。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明确，做市商的报价要参考前日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之内的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央行的“收盘价+篮子货币”定价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张明新著《穿越周期》推荐序，小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刊发时文字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