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趋势

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贬值没有形成贬值预期－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人民币汇率波动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经济层面对人民币汇率具备一定支撑因素。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2019年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一、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从6．5贬值至6．86，贬值幅度达到5．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战触发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1月，央行宣布暂停逆周期因子操作，开始逐步退出常规性外汇市场干预。此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出乎市场意料之外。在1月份，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会保持强势，甚至有交易员担心人民币汇率会升值破6。彼时，欧央行加息预期较强，美元走势偏弱，中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强，经济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人民币汇率。而且，中美贸易摩擦还在初级阶段，为了释放谈判的善意，投资者认为央行不会让汇率贬值。5月底，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人民币汇率开始迅速贬值。8月，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并且重启了逆周期因子，仍然没有阻止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趋势。直到12月5日，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决定暂时中止贸易战后，人民币汇率才止跌反弹。

中国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2018年，在整体平稳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力度显著加强，非标融资大幅收缩。为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央行实施了三次定向降准。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对冲了强监管的信用收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出现两次分化。从现象上来看，这一次贬值有些与众不同，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相关性显著减弱。6月20日－8月3日，短短32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达到6％，美元指数维持在95左右，基本没有波动。人民币汇率走势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战紧张情绪引导，短期内打破了过去依赖美元指数的定价机制。9月份，人民币与美元指数再度出现分化，由于美联储主席发布偏鸽派言论，美元指数再度大跌。然而，在贸易战的威胁下，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随之上涨，反而进一步从6．82贬值至6．87。

二、货币政策分化和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与主观感受相反，事实上，2018年，无论观察出口形势还是资本流出的指标，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压力都在逐步缓解。然而，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基本面走势并不一致。

中国贸易顺差收窄主要源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18年1－11月，我国贸易顺差为3000亿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8．2％，进口同比增长14．6％。进口增速远超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油价高涨。2018年1－10月，WTI原油价格从57暴涨至70，带动南华商品指数上涨20％，极大推升额进口价格成本。这一情形在2009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时也曾出现。从出口份额的变化来看，中国外贸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并没有对汇率造成强烈冲击。

中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显著下降。2018年1－11月，中国银行结售汇逆差从去年同期1200亿美元收窄至489亿美元。从全球资金流向数据来看，根据EPFR数据库，1－12月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187亿美元和13亿美元。1－12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基金资金净流量和债券基金资金净流量分别为544亿美元和－85亿美元。10月份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拐点，10月初，美联储主席提出“美国利率水平距离中性利率还有一段长路”的论断，美股开始持续调整，跨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

全球资本流动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原本应对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支撑。然而，2018年9－11月，当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持续升值时，人民币汇率反而从6．82继续贬值至6．9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悲观预期。

面对中美贸易战压力，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对冲市场压力。2018年1月，央行让做市商暂停实施逆周期因子，但是并没有停止调整中间价。我们将每日中间价分解为收盘价＋篮子货币＋中间价调整，对各个成分做20个工作日平滑处理。结果表明，1－5月，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一直处于升值空间，“中间价调整”则在小幅对冲收盘价的升值幅度，避免CFETS指数升值过快。6月下旬，人民币收盘价出现显著贬值压力，平均每天贬值接近300个基点。对比1月份升值压力，央行在面对贬值压力时，运用“中间价调整”对冲贬值的力度更大，表明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8月3日，央行调整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表明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关心汇率稳定问题。8月24日，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此后强调稳定汇率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中美贸易战和美联储加息冲击。

逆周期因子与“811汇改”之前央行调整中间价的措施，没有本质的区别。中间价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央行手中。逆周期因子的本质，只是为央行提供了市场供求信息。究竟如何使用信息，取决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判断。如果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就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升人民币汇率。如果认为市场升值的压力脱离了基本面，央行则会使用逆周期因子调降人民币汇率。无论是那种情况，中间价原本蕴含的市场供求信息都会被逆周期因子对冲。

三、2019年人民币汇率存在阶段性升值机会

从2017年的经验来看，当央行出台逆周期因子等措施之后，外汇市场各个交易主体通常会跟随央行的指挥棒行动，直到累积的不均衡重新打破并形成新一轮的剧烈波动。中美贸易战由于涉及太多政治动向，金融市场难以对其定价，引发了较大的波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特朗普并不希望继续在贸易领域与中国纠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果贸易摩擦没有进一步恶化，人民币汇率会获得一定支撑因素。从其他国家对华进口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对华进口增速最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韩台、以及东盟六国等东亚经济体。也就是说，今年出口扩张并非完全缘于中美贸易战引发的“抢出口”（除了10月数据外），而是海外经济扩张引发的进口需求。一旦贸易战警报解除，中国出口增速并不会出现市场担忧的坠崖式下跌。

当人民币汇率接近7．0的关键心理位置时，政策决策者的空间十分有限。一般而言，当人民币汇率逼近7．0这个点位时，会有大量短期资本涌入外汇市场做空人民币汇率。如果国内外形势比较严峻，做空资金借助“破7”这个信号引导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那么“破7”之后，可能会严重影响市场情绪，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为了避免“破7”引发被动局面，央行会提前入市，稳定汇率。G20双方首脑会晤后，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出现拐点。中方在明确拐点方向之前，不会轻易打出汇率这张牌。

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又会重新进入“窄幅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中。由于中间价主要反映篮子货币的信息，人民币汇率制度事实上成为窄幅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此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重新和美元指数挂钩。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汇率会出现贬值压力，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汇率会出现升值压力。在美股波动以及美国经济指标走弱背景下，美元指数会有所回落，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双向波动情形，在个别季度会呈现较强的升值压力。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27日电 题：《周景彤等：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与趋势》

作者 周景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李赫(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汇率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也将会影响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但一些新因素将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波三折”、总体贬值，而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2018年人民币汇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贬值态势，从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续贬值和2017年的持续升值，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呈现“先强—后弱—再稳”的特点。2018年2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态势，并在2月7日达到6.2596的年内高点；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币由强转弱、由升转贬，并于6月14日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因素变化后出现加速贬值；在8月份中国央行相继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跌势，稳定在6.80—6.98区间。

与此同时，2018年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增强，结售汇行为总体保持理性。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559.58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汇改后，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相对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较大。但2018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较小，说明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比较一致。

2018年人民币汇率总体贬值主要因素如下：

一是经济基本面差异。经济增长对汇率会通过“GDP增长—投资利润率上升—资本流入增多—汇率升值”的路径产生影响。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而美国经济当年预计增长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中美宏观经济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币整体贬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货币政策方向。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8年中、美货币政策操作“一松一紧”，即中国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美联储加息缩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四次降准，美联储则实施了四次加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美利差持续缩小，10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147个基点缩小到年末的56个基点。

三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资本流动角度分析，中国贸易顺差缩小造成了外汇储备少增、汇率持续承压。2018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8.3%。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汇储备则由2017年末的3.14万亿美元减少到2018年末的3.07万亿美元。

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

2019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既有贬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预计整体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

贬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国内，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趋松、贸易盈余缩小等。

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宏观经济方面，预计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较为明显。

第二，货币政策继续放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别实施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未来还有降准的可能，预计全年降准在3到4次，货币政策料将比2018年更为宽松一些。

第三，贸易盈余减少。2018年12月，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7.6%，预计未来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美国经济增长减速、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2018年，美元指数从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续走强，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荡盘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处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为96.32)。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数在90左右，而现阶段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将有技术性回调。美元指数回落，会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的波动压力。

第二，美国经济见顶放缓。与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国的消费、企业利润、投资等数据都相对疲弱，预示美国经济有放缓迹象。同时，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上限和对外贸易紧张的情况，都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利剑。2018年12月，美国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仅为499万套，创三年来新低。

第三，美联储放缓加息缩表步伐。从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债“双杀”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政策颇有微词。近期，美联储官员也频繁释放鸽派信号，2019年预计加息次数降为2次。美联储减少加息频率，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利差缩小的趋势。

整体来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虽然既有促进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也有促进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总体上是稳定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对未来预期会起到转变影响的事件和因素。

对汇率应保持调控力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波动幅度过大既不利于进出口贸易，也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需要对汇率保持调控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第一，对人民币汇率保留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由于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会首先造成进口商品计价的变化，即造成进口支出相对增大，从而导致短期内贸易差额恶化。而汇率大幅度升值也会在中长期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有关部门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让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汇率稳定，作为对国际炒家的威慑力量，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第二，顺势而为，避免过度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巨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篮子以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内外直接参与者有31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高达695家，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在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时进行。现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明显、欧洲政治局势不稳、新兴市场信心不足等内外部环境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应提高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入流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2018年6月，受美国加息等因素影响，市场上恐慌情绪加剧，“羊群效应”严重，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如果再遇此类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汇市出现过度波动。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一定要释放出足够清晰的信号，政策应具有预测性，只有这样政策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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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了！”6月中旬以来，在经历前期短暂波动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有升。

“对企业来说，不希望汇率忽上忽下大幅波动，平稳运行对我们拿订单、签合同最有利。”深圳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资金总监潘达说。

“现在汇率有涨有跌，但幅度有限，买进卖出意义不大，拿着外汇也不一定有好投资渠道。不如淡定点，需要用汇时再去换。”在山东济南工作的万霖娟认为。

人民币汇率事关百姓“钱袋子”，事关企业生产经营，甚至影响世界经济运行态势，全球关注度与日俱增。

“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掷地有声，表明了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责任担当。

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怎么看？保持长期稳定的基础牢不牢？未来市场走向会有什么变化？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预期稳——

告别单边模式，有弹性双向浮动逐渐成为新的常态

“5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6.9，身边一些人议论会不会‘破7’，我当时也有点坐不住，打算去换些外汇。”说起前段时间的汇率波动，北京东城区外企职员高敏印象深刻。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总体平稳，却也有波折。从年初到4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8518上升至6.7366，小幅升值。进入5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现较大波动，短期内快速贬值3％，6月中旬后则峰回路转，重回小幅攀升状态。

曾经，人们习惯了人民币持续多年的升值，视之为常态。近几年，有关人民币贬值的声音却不断出现。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起起落落？

——关注短期波动，更要着眼长期趋势。

市场短期走势很难预测，但从长期视角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贬有升”，这八个字没有疑问。

“以2015年‘811汇改’为分水岭，人民币汇率已彻底告别单边升值的模式，有弹性的双向浮动逐渐成为新的常态。2017年以来，这种双向波动的特征更显著，运行模式更多样。”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说。

放眼近十几年，人民币总体升值幅度仍然可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9年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22.92％。

“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基本面良好，人民银行将保持广义货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

——关注美元，更要参考一篮子货币。

受访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望美元而动”的思维需要调整。

2005年，人民币告别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0多年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明显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2019年一季度，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总体走强。3月末，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日元汇率中间价分别为1欧元兑7.5607元人民币、1英镑兑8.7908元人民币、100日元兑6.0867元人民币，分别较2018年末升值3.79％、贬值1.3％和升值1.68％。

“社会舆论比较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事实上，对于宏观经济更有意义的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

——立足现实，更要重视预期。

银行结售汇数据的变化，是观察市场预期的一个窗口。

简单说，结汇就是客户卖出外汇，拿回人民币。售汇则相反。“5月，我们网点累计为客户办理结汇业务100余万美元，购汇业务40余万美元。同比看，结汇业务量显著增长，购汇业务量有所下降。从结汇的客户类型看，主要有技术服务类企业、制造出口型企业、高新科技企业以及文化传媒类企业。”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网点负责人郝宏坤告诉记者。

当前，市场预期总体稳定，主要渠道的跨境资金流动呈现积极变化。5月，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上升，购汇意愿平稳。其中，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70％，环比上升4个百分点；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8％，环比基本持平；远期结售汇签约顺差192亿美元，环比增长33％。

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逆差332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窄52％；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上半年顺差312亿美元，扭转了去年下半年的逆差局面，外汇市场供求呈现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外汇收支数据的变化，体现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日益成熟和理性。”

“虽然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买卖外汇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将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

有担当——

不搞竞争性贬值，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多作用

不少受访企业表示，汇率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利润，他们平时非常关注汇率的变化和汇率相关政策的变动。“如果说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时，全球市场动静还不大，那么现在中国汇率政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管涛说。

汇率，本质上是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一国汇率政策的选择自然会对其他国家有影响，而且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国际化水平越高，汇率政策产生的影响往往也越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期人民币汇率出现短暂贬值时，有人猜测这是有意为之，背后的逻辑是已多次被证伪的“贬值促出口”。真相究竟如何？

看历史，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贬值，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犹记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国家货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贬值，有的贬值50％以上甚至超过100％，中国则坚守人民币不贬值，为世界经济尽早走出泥淖发挥了重大作用。

“无论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都没有采取汇率贬值的方式谋得额外贸易优势，反而是采取有力手段稳住汇率，为国际大局做出了巨大贡献。”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说。

看现实，人民币汇率已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近期汇率波动源于市场力量推动。

梳理我国汇率制度演进，可以看到清晰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目前央行已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多发挥。我们不会搞竞争性贬值，更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应对外部变化的工具。

“过去十几年里，凡是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而非我们有意为之。”郭树清表示。

支撑强——

人民币汇率有实现长期稳定的坚实基础

受访专家纷纷表示，前期人民币汇率出现阶段性波动，是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市场预期的结果，在可控范围之内。人民币汇率支撑强劲、基础坚实，其长期走势将保持基本稳定。

——经济基本面良好，人民币汇率走稳有底气。

汇率走势，说到底取决于发展大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9％。6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5％，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0.9％……一长串亮眼的经济数据，是分析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参考。

王春英认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韧性强、潜力大，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宏观政策空间充足，市场信心良好，这些为外汇市场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支撑。

“汇率是比价，大国间经济基本面的相对变化，是影响汇率变化的重要变量。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在大国中仍稳居前列。”赵庆明说。

——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完善，市场吸收汇率风险的能力持续提升。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以前一交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价，并参考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作为每日开盘价。人民币在岸价格与离岸价格的差距不断缩小，套利空间不断收窄，汇率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和外汇市场供求，投机性因素得到显著抑制。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持续增强，有效消除了风险积聚并集中爆发的隐患。

——金融市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今年4月起，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明晟公司（MSCI）日前也提升了中国A股在其指数的权重，更多外国资本有望流入中国市场。此外，相关部门正积极推进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改革，简化准入管理、扩大投资范围，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将更加强烈。

——政策工具丰富，该出手时能出手。

“中国宏观政策空间充足，政策工具箱丰富，有能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易纲说。

连平认为，近年来，我们管理汇率、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预期的工具逐渐完善，还有许多工具没有使用。“遇到较大冲击时，这些工具都可以打出来，保持汇率稳定。”

首先是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约为3.1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随着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汇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正在逐渐增强，央行已基本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不过在特殊时期，外汇储备仍能发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汇率以及金融体系稳定等作用。

“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并不一定会大规模消耗外汇储备。但庞大外汇储备是保持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赵庆明说。

离岸人民币央行票据也是重要工具。6月26日，央行在香港成功发行200亿元1月期和100亿元6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这是继去年11月、今年2月和5月后，第四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

“在离岸市场发行央票，可以回收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打击做空和套利行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说。

——监管经验日益丰富，应对能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相关部门重拳打击跨境套利、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活动，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取得显著成效。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我们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充足政策工具，根据形势变化将采取必要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打击外汇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的良性秩序。

——企业抵御风险能力也在提升。

今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注重增强前瞻性、灵活性，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部门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种种举措，让企业在面对汇率波动风雨时，脚跟能站得更稳。

“短期来看，外部环境变化会对一些企业带来影响，可能使竞争力差的企业被淘汰，大浪淘沙，留下真正优秀的企业。”福州东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剑说，“应对汇率波动等市场风险，我们逐渐积累了经验，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向家莹　张莫）《经济参考报》8月6日刊发题为《人民币汇率“破7”不改长期平稳态势》的报道。文章称，8月5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后跌破整数关口“7”，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225元，下调229个基点，这也是去年12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首次跌破6.90关口。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在外部风险出现较大变化背景下，汇率市场情绪出现一定波动是正常现象，人民币“破7”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也体现出当前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基本面以及货币当局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决心和信心，能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破7”受短期市场力量驱动

8月5日上午9点16分，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举达到7.0315，在9点40分左右突破7.1。此后，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开盘后迅速“破7”。5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日盘收报于7.0352，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936点。

大部分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破7”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也体现出当前人民币汇率更加具有弹性。

对于人民币汇率“破7”的原因，央行有关负责人5日早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5日晚间，央行行长易纲再次就汇率问题发声。易纲表示，近期，国际经济形势和贸易摩擦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市场预期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受此影响，8月以来许多货币对美元出现了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波动是市场驱动和决定的。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表示，上周受美联储降息等消息面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美元指数冲高回落。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跌破“7”关口，是市场情绪变化的反映。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知名外汇专家韩会师也表示，“破7”本身并不可怕，作为一个双边汇率的具体点位，没必要赋予其特别丰富的内涵。他强调，7作为数字本身不重要，其背后的结售汇格局才是根本。

人民币不会持续大幅贬值

诸多市场人士表示，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会失控，在现有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有能力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基本稳定。

易纲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展现出了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市场上套期保值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差处于合适区间，能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还是从市场供求平衡看，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都处于合适水平。虽然近期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有所波动，但我对人民币继续作为强势货币充满信心。人民银行完全有经验、有能力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易纲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当前人民币出现下跌，更多地体现为市场情绪的快速释放，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仍是监管层的核心政策目标，且当前央行政策工具箱丰富，接下来央行或将通过市场沟通、逆周期因子调节等方式，适度调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他说，综合考虑当前外部风险演化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监管层对外汇市场的调控能力，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并不存在持续大幅贬值基础。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也表示，当前人民币汇率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从成因上看，出于调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功能本位，汇率的适时调整十分正常。从结果上看，由于当前中国经济依然保有韧性，因此汇率的调整空间相对有限，同时，汇率的适度调整也有助于充分缓冲经济压力，加速基本面和汇率自身的企稳。

汇率变化实际影响有限

业内人士表示，整体来看，汇率变化对个人和企业的影响均在可控和预期范围之内，也不会改变外资流入我国债市、股市的整体趋势。

尽管短期内，中国居民出国旅游、留学、购物的确面临成本上涨的局面，不过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贬的时候少，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受到最好的保护，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风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值，双向浮动是常态，不仅是企业，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央行有关负责人建议，企业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要将精力过多用在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要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叙做外汇衍生品应以锁定外汇成本、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而不应以外汇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为目的。

王青也认为，人民币“破7”短期来看会让我国出口商品价格更具竞争力，但考虑到贬值过程难以持续，因此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整体有限。王青预计，监管层接下来将会适时出手，稳定市场预期，由此“破7”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将处于可控状态，也不会改变外资流入我国债市、股市的整体趋势。（完）

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逐步演进至现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1994年汇改、2005年“7.21汇改”和2015年“8.11汇改”这三次重要的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强。回顾人民币汇率数十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在曲折中吸取了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要始终坚持汇率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选取合适的改革时间窗口并做好前瞻性指导。未来汇率市场化改革还将继续深入，我们需要从当前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循序渐进地进行调整，最终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更大弹性。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演变轨迹

从1953年我国建立统一的外汇体系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演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到双重汇率再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回顾几十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演变轨迹，期间虽有曲折和反复，但始终坚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和双向浮动的弹性显著加强。以1994年汇改、2005年“7.21汇改”和2015年“8.11汇改”这三次重要的汇率制度改革为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1994年之前，从单一汇率制度到双重汇率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3年，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外贸和外汇体系，人民币实行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2.62。两年后，经过币制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调整至2.46，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续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我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对各国的贸易量计算相应篮子货币的权重。从1973年到197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步从2.5上升至1.5左右。但在实际市场中，出口企业获得1美元所对应的换汇成本大约为2.75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被严重高估。在这种情况下，外贸企业出口以及外资进入的意愿都受到打击，从而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量难以增加，甚至到1980年降为负值。

为了鼓励外贸企业出口创汇、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于1981年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与贸易体系内部结算价并存的双重汇率模式，前者适用于非贸易部门，对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按一篮子货币计算的1.5左右，而后者用于贸易部门结算，汇率根据市场实情调整至2.8左右。这样一来，外贸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带动外汇储备增至1983年的89亿元。但与此同时，未被纳入外贸体系的企业出口面临的亏损日益严重，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在1984年不升反降，外汇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1985年，我国取消了贸易体系内部结算价的设置，同时实施外汇留成制度，为企业出口提供便利，最初企业可保留10%左右的外汇。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企业或个人可以在该市场上将自己留成的外汇进行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商定，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官方汇率+调剂市场汇率”两轨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

(二)1994年汇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开端

随着外汇调剂市场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这种汇率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民间调剂市场的外汇交易量逐步超过官方市场，到1993年，80%以上的外汇交易都发生在调剂市场，外汇储备更多集中在了私人部门手中，“藏汇于民”的情况使得政府对外汇市场的控制力受到挑战。此外，两市场间汇差显著拉大，1993年，官方汇率基本维持在5.8左右，而调剂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一度超过了11。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两市场间巨大的汇差使得寻租腐败现象日益猖獗。事实上，伴随着当时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决心和力度的加大，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酝酿。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如期而至，成为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这次汇改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实现汇率并轨，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随之从原先的5.7跳贬至8.7，并在之后的十年里维持在8.3左右的水平。第二，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转为实行强制结汇制度，中资企业需要将出口所得外汇悉数到银行进行结汇。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性的外汇市场。不同于此前的外汇调剂市场，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是银行，“私人部门—银行—央行”这样的结售汇闭环形成，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与贸易、汇率等因素的关联得以加强。

1994年汇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首先，经常账户逆差得以逆转，汇改当年我国经常账户就实现54亿美元的顺差；其次，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增加，经常账户与外商直接投资顺差之和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4.8%增长至1995年的8.2%，由此带动外汇储备规模的显著增长，到1997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存量已至1050亿美元。这为我国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加入WTO提供了强有力的储备基础。

(三)2005年“7.21汇改”，人民币汇率制度开始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迈进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贸易出口量随之大规模增长，经常账户顺差由2000年的205亿美元增长至2005年的1324亿美元，国内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GDP平均增速在10%以上。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受到“9.11”事件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灭的冲击，美联储在2001年一年间连续降息11次，此后一直维持低利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境内外利差拉大，外资开始大举进入我国市场，导致我国金融账户顺差显著增加，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带来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而此时，人民币汇率却依旧维持在8.27的水平，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2005年上半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美联储稳步加息、国内经济运行平稳，我们迎来了新一轮汇率改革的时间窗口。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改革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是单一盯住美元，人民币汇率从8.27一次性升值2.1%至8.11。第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参考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但维持汇率0.3%的日浮动区间不变。第三，为配合汇率制度改革，我国进一步丰富了外汇市场的交易品种和主体，包括增加外汇远期和互换业务，扩大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试点范围。到2006年1月4日，我国对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引入询价模式和做市商制度，即做市商在每日开市之前，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报价，当日汇率中间价由去掉做市商报价中的最高、最低报价后加权平均得到。由于各做市商所报的价格及其在中间价形成过程中所占权重等信息是非公开的，这就意味着在汇率中间价形成过程中央行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2005年“7.11汇改”使得人民币汇率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模式，但市场整体平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此后进入上升通道，但从启动汇改当天到2005年末，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未出现大规模的波动。此外，在单边升值预期下，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并未出现恶化反而有所改善，2005年下半年，金融账户产生52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增加1262亿美元。

(四)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逐步实现双向浮动

汇率制度改革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增强汇率浮动的弹性，二是强化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2005年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逐步扩大：2007年5月，汇率浮动区间从0.3%小幅扩大至0.5%；2012年4月21日，央行宣布将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至1%，2014年4月，汇率的日波幅进一步扩大至2%。相较汇率弹性的增强，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改革则相对滞后。与此同行，从2014年开始，我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2013年底，美国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美元随之走强，并带动人民币相对于全球其他主要货币有效汇率升值。而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走强的人民币汇率和走弱的实体经济出现矛盾，使得市场对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交易价差距大幅走扩。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优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做市商在对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时主要参考上一交易日的汇率收盘价；第二，8月11日当天央行一次性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1136个BP。“8.11汇改”对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此后人民币汇率进入了近一年半的贬值区间，并伴随着资本的大规模流出。

面对“8.11汇改”引发的市场剧烈波动，央行在此后及时调整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以稳定市场。央行于2016年2月正式发布新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定价公式，即“中间价=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要求做市商在对中间价报价时，适度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维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2016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再度抬升，2017年5月26日，央行宣布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逆周期因子由反映市场供需情况的汇率变动经过逆周期系数调整后得到，至此形成了现行的“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三因素共同决定的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此后至今，人民币汇率的单边贬值预期逐步化解并逆转，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开启双边浮动模式，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弹性也在逐步加大。

“8.11汇改”的启动是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在市场对人民币由升值转向贬值预期的状况下，启动汇率改革，下调人民币汇率，是纠正被高估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缓解贬值预期的合理选择。此外，“8.11汇改”重点优化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使得中间价的形成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决定，做市商报价来源更为透明，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央行对汇率中间价的操控空间。同时“8.11汇改”也是促进人民币加入SDR、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助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汇改后引发的一系列市场震荡并非偶然，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需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经验

回顾人民币汇率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历程，有以下两点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坚持汇率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汇率作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价格指标，在调节市场供求、资源配置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路径整体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进行的，从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到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在逐步拓宽的波动区间内实现双向浮动。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政府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干预、转为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深化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形成过程中市场的决定作用，有利于市场形成合理的预期，减少因预期变化而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此外，提高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有助于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压力通过汇率变动被及时、自发消化，平滑市场波动，使汇率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二)改革要选取合适时机并做好前瞻性指导

历史上每次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汇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升值或贬值预期，但是与此前几次汇改后相对平稳的市场反应不同，“8.11汇改”后市场表现震荡。究其原因，除改革的内容本身外，在推行时间和前期铺垫工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改革选择的时间窗口有待商榷。2015年6月，中国股市遭遇暴跌，汇率贬值叠加了股市低迷。其次，汇改超出市场预期。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波幅维持在2%左右，离岸市场人民币的互换利率也基本维持在150点的低位，说明市场对此次汇改没有准备，政策发布后出现恐慌。因此，政策制定要选取合适时机并做好前瞻性指导，降低政策调整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未来趋势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将是长期的路径选择，最终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政府仅在特殊情况下加以适度调节。我国金融开放程度正在日益加深，需要更为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与之相匹配，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做的是从当前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由浅入深，逐步扩大汇率波动弹性，增强汇率形成过程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

在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下，汇率实现自由浮动尚存障碍。第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未完全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对于中间价报价这一机制而言，中间价作为外汇市场的每日开盘价，本身并非直接由市场交易产生，并未真正反映市场状况。特别是逆周期因子的引入，实质上进一步加大了央行对汇率中间价的调控空间。第二，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仍然存在。目前国际收支项下的金融项目仍实行一定的管理，使得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市场主体对外汇的供求关系。虽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在逐步扩大，但是受到汇率波动区间的限制，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受到较大的制约。第三，外汇市场避险工具的缺失使微观主体承受较大的外汇风险。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浮动区间加大使从事国际贸易的市场主体所承受的外汇风险呈现加大之势，在我国目前外汇期货等衍生交易工具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会增加微观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第四，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非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决定了这两个条件的实现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中国实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将无法享受到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好处而可能要承担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剧烈造成的损失。

尽管短期内中国不太可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但是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这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未来进一步渐进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考虑适当延长形成收盘价的时点。当前人民币外汇市场运行时间已延长至北京时间9:30-23:30，而收盘价形成时点仍为北京时间16:30未变。根据汇率中间价的公式，中间价由汇率的日间波动和隔夜波动共同决定，日间波动反映市场供求变化，而隔夜波动则是央行为维持一篮子货币稳定而做的调整。适度延长收盘价的形成时点，就可以增加日内波动，提升市场因素在汇率中间价形成过程中的比重。第二，以市场形成的定盘价取代中间价。中间价对市场行情的反映程度不高，后期随着人民币外汇市场的逐步发展，待到人民币外汇交易可以实现近乎24小时不间断运行时，可考虑取消汇率中间价的定价机制，以定盘价作为基准汇率，这样更能反映市场的供求情况。第三，央行应当结合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的发展状况，逐步丰富外汇期货、扩大外汇期权种类等适应市场投资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为微观主体提供对冲风险的工具。第四，政府需要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建立全面有效的外汇风险监控体系，根据外汇不同期限、不同币种的净头寸以及外汇资产与负债期限状况等方面，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最后，央行需要减少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除了直接干预方式以外，诸如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汇率、信号宣示效应等间接干预方式也可以逐渐采用。

(谭小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梁雅慧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批准号71850005］的资助。)

来源: 中国金融新闻网

原标题：人民币汇率完全能够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金融日报》记者提问。

记者：人民币汇率为何“破7”？

答：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由这一机制决定的，这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应有之义。从全球市场角度观察，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波动也是常态，有了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块钱以上。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总体是升值的。过去20年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升值了3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0%，是国际主要货币中最强势的货币。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保持着稳定地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是走强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了0.3%。2019年初至8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0.53%，小于同期韩元、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跌幅，是新兴市场货币中较为稳定的货币，而且强于欧元、英镑等储备货币。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7”后走势会如何？

答：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短期内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在宏观上起到调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善，出口部门竞争力强，进口依存度适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有很强的调节作用，外汇市场自身会找到均衡。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增长韧性较强，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财政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特别是在目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稳定性相应更强，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近年来在应对汇率波动过程中，人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并将继续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打击短期投机炒作，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7”对企业和居民有何影响？

答：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汇管理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破7”后这一政策取向不会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贬的时候少，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受到最好的保护，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风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值，双向浮动是常态，不仅是企业，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

因此我们建议，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要将精力过多用在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要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叙做外汇衍生品应以锁定外汇成本、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而不应以外汇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为目的。

来源：央行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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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展望2020：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山西太原，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经济观察）展望2020：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夏宾）2019年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是破除“心魔”的一年。

人民币去年最为吸睛的时刻无疑是在8月份：先是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双双“破7”，后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并创下2008年4月以来最低值，离岸人民币在“破7”后的几天内发生了单日涨超1200个基点的情况，重返6.9区间。

人民币汇率经过“破7”和“返6”，市场预期仍保持稳定，企业和机构对于汇率波动风险已有清醒全面认识，而非抱着一种恐慌心理盯住汇率走势来押注单边升值或贬值，告别羊群效应和投机想法，“风险中性”的理念正让中国外汇市场愈加平稳。

“破7”之外，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关键词还有哪些？

一方面，贬值幅度收窄。从全局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2019年全年贬值1.65%，相比前一年的贬值幅度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双向波动明显。从拐点来看，人民币即期汇率在2019年出现了“两升两贬两平稳”的阶段性走势，走势图上有多处明显转折，最高值和最低值间的差距超5200个基点。

山西太原，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张云 摄

“破7”之后，2020年人民币汇率将怎么走？

“不管是贬值‘破7’还是升值‘返6’，人民币在2020年将延续近几年来双向波动的局面，这是一种正常表现，人民币汇率基本会保持在均衡合理水平上下波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社记者说。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直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将持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早已摆脱过去的“死板”，双向波动已是常态，未来会比现在更具有“弹性”。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走势将贯穿2020年，那今年全年的表现能否一改此前连续两年走贬的局面呢？

中银国际宏观研究团队认为，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呈偏强双向波动。而从资本项目看，预计海外资金将继续流入中国，资本项目有望继续维持顺差，并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支撑作用。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预测，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中国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均有上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而投资组合流入也随资本市场开放出现大幅增长，且预计上述趋势在2020年仍将持续。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新闻发言人管涛指出，展望2020年，人民币汇率利好因素有所增多。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已有两年时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趋于减弱，尤其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市场信心得到部分修复。

二是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且在全球负利率资产扩容背景下，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境外投资者持续增持境内金融资产。

三是未来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回宽松，均加大了美元指数走弱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韧性较强以及逆周期外汇管理政策的持续发力，有利于防止大幅单边贬值预期的形成。

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则给出了不同看法：目前人民币汇率仍处在技术性贬值周期的通道中。从长周期看，贬值区间还没有完全修复好，技术周期的调整还会继续。“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双边波动、以稳为主、偏向贬值的趋势。”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此前撰文称，下一阶段，中国央行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保持汇率弹性，并在市场出现顺周期苗头时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

□ 盛刚

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曾令人忧心“底”在何方？事实却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在近日重回6.8时代。这意味着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而春节将至，对于打算出境旅游、购物和住宿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划算和开心的事儿。还不止于此。人民币汇率走强，资本流入趋势性增长，同样有利于国内资产价格，因此，股市和债市向好也在情理之中。

人民币当前走势缘何如此强劲？接下来又将去向何方？

人民币汇率走强并非始于现在。事实上，自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幅已超过4%。但近期表现格外抢眼。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月13日至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续4日上调；其中，1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954，较前一交易日上调309个基点，创2019年6月21日以来最大升幅，并创2019年8月1日以来新高。虽然，1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比上日下调下行71个基点，但仍报在6.8878。

最近人民币汇率格外强劲，既和基本面有关，也受消息面影响。基本面与消息面共振，再叠加年底结汇需求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平稳增长和市场情绪向好等多重因素，推升了人民币升值预期。

从基本面来看，经济企稳势头愈加明显。2019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已经公布：GDP增长6.1%，总量逼近100万亿元；人均GDP更是首破1万美元大关。尤其四季度经济显露企稳向好迹象，PMI连续两个月站在荣枯线之上，其他各主要数据也多有好转，对人民币升值构成支撑。

消息面上，国际贸易形势有所缓和，美国取消中国“汇率操纵国”认定，中方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减少了不确定性，令市场避险情绪回落，同时提升了人民币升值预期。

除了基本面和消息面因素之外，外资流入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全球性低利率和风险偏好上升的环境下，低估的中国股市和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人民币债券对外资吸引力明显增强。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又为此增添了助力。从债券市场看，2019年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中国债券1.1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权益市场上，2019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达351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截至1月13日，北向资金又累计净买入420亿元。外资流入与人民币升值互为因果：外资流入越多，对人民币的需求越多，人民币升值预期越高。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攀升，又促进更多外资流入。

受中美贸易不确定性影响，2019年8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举突破7水位，最高贬值到接近7.2。“破7”后人民币汇率将下滑到何处曾令人担心。实际上，人民币汇率超调和失控非但没有出现，而是在2019年9月初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新低后便峰回路转，此后持续波动反弹，又在近期走出一轮升值行情。恰如央行负责人曾经说过的，人民币汇率“破7”，不是指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而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双向波动，已成为平衡国际收支和增强宏观经济韧性的自动稳定器。

展望未来，尽管短期内多空因素交织会对人民币走势带来一定扰动，但当前贸易形势缓和、经济增长预期改善、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升、结汇增加和市场情绪向好等诸多因素，均有助于支撑人民币汇率偏强趋势的延续，汇率走强也会对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起到促进作用。全年看，中美贸易关系难免会有反复，第一阶段协议执行中的摩擦及后续谈判的波折，也会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但中国经济企稳预期很强，国际收支平衡，内地金融市场的大门越开越大，门槛越来越低，会带来资本和金融项下外资的持续流入，则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总起来看，在国内外形势不发生超预期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将会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弹性也会明显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双向波动是大概率。

文/谈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经贸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焦点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真实反映了人民币的价值。21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在时隔25年之后再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背景下，于2020年1月13日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博弈已经结束，相反这一问题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存在。在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需妥善应对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的影响。

一、中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演变

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人民币汇率关注的重点存在差异，但一个共通点是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且正是这一原因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拉大。

（一）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关注重点，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转变为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被人为操纵

1. 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被认为低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逐渐增强，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中国向国际市场倾销了大量廉价商品并导致一些国家出现通货紧缩（林毅夫，2007）。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人民币汇率如果继续盯住美元，可能会破坏中国国内货币体系的功能，并在中国引发通货膨胀。即在美国政府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待改进，中国政府采取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机制，低估了人民币真实汇率水平，没有真实反映人民币市场供求变化情况。2006年，美国财政部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定性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并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 市场化程度不足是奥巴马政府评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结论

奥巴马政府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之前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不足，市场因素在人民币汇率水平形成中没有发挥足够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国际市场上人民币真实的供求关系，人民币汇率应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即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不充分，为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提供了便利。为了对中国政府施压，2010年3月，奥巴马表示将在当年4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10年全年，虽然人民币汇率升值约25%，但美国政府依然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2016年，奥巴马公开表示，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序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体系”，而不是通过汇率操纵使中国公司获得相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3. 特朗普政府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则违背美财政部的判定标准

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阶段即表示，若当选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将实施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当选总统后，特朗普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中国政府人为降低了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特朗普稍有不同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持有一定保留态度，认为中国在特定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度干预具有合理性，但他同时认为，如果干预后人民币出现升值，则这种干预不属于汇率操纵，反之，如果干预后人民币出现贬值，则这种干预即属于汇率操纵。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违背其自身判定标准，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针对一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的判断问题，美国于1988年出台了《全面贸易和竞争法》。美国财政部可以根据这一法律相关条款，认定某个国家是否为汇率操纵国，并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予以说明。2016年，美国财政部开始依据2015年出台的《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认定一个国家是否进行汇率操纵，并提出三条可操作量化标准：一是该国对美国存在较大规模贸易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二是该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3%，三是该国持续单边对汇率进行干预，在12个月中购买外国资产的规模占本国GDP比重达到2%。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标准，则会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而如果同时满足上述两项标准，则会被作为观察对象。此外，如果只满足第一项标准且该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较大，也有可能被作为观察对象。

从中国实际来看，对于量化标准一，近些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规模持续超过200亿美元，且顺差规模较大。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230亿美元，美国对华跨境服务贸易顺差为405亿美元，对华商业存在顺差为468亿美元，扣除上述两项顺差后，美国对华实际贸易逆差为2357亿美元 ，高于标准一的200亿美元规模。

对于量化标准二，2010年至今，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整体上逐步收窄，除2010年为3.89%超过3%的水平外，其他年份均低于这一标准，特别是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仅为0.39%（图1）。未来发展趋势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GDP规模也将继续稳步增加，同时，我国对外部服务需求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呈较快增长态势，由此而来的经常账户顺差规模预计将继续逐步缩小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也将有望在一个较窄的幅度内波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难以满足量化标准二。

对于量化标准三，我国亦难以符合。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不断完善，市场供求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不断提升，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也日益明显，加之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我国具有实现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良好经济基础，因而出现一年内持续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单边干预的可能性较低。另一方面，美国主要担心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意味着我国存在资本的持续性流出。为避免人民币过度贬值，我国主要通过使用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当干预，当干预所需资金达到GDP的2%时，则意味着我国在一年时间内为干预汇率而动用的外汇储备约3000亿美元，占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约10%，持续动用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也不大。

（二）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关注重点演变的原因

1. 缩小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随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逐步提高，其国内要求减小这一逆差的呼声也逐渐加大，除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外，希望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以减少甚至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成为美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其背后原因在于：

一是美国曾经成功通过汇率施压的方式一定程度缩小其与部分经济体贸易逆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作为韩国、日本等经济体最主要贸易对象，其经常账户顺差很大一部分来自对美国出口。1990年前后，美国政府针对本国日益增长的经常账户逆差，认定韩国、日本等经济体存在汇率操纵行为，受此影响，韩国、日本等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有所缩小，个别经济体甚至出现经常账户逆差。例如，1988年至1990年韩国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期间，其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显著缩小，从1988年的145亿美元快速下降至53.4亿美元，1990年进一步转变为逆差20.1亿美元；1988年至1993年，美国政府将中国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名单，期间中国台湾经常账户顺差从1988年的102.66亿美元减少至1993年的70.42亿美元，且在中国台湾被移出美国财政部汇率操纵名单后，其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仍呈现出下降趋势。我国在1994年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从1994年7月至1996年1月对美出口增速出现连续18个月下降，期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从1.5%下降至0.2%。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旨在通过将中国再次列为“汇率操纵国”以缩小对华贸易逆差可以视为一种历史经验的延续。

二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美国总统将能够获得新的权力对中美贸易进行干预。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个国家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将启动与该国的谈判，敦促其改变做法。如果一年后该国被继续认定为存在操纵汇率行为，美国总统则可以采取以下行动，包括禁止该国任何项目获取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融资，将该国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供应地之外，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该国监督，以及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评估是否与该国签订贸易协定，或启动、参与贸易协定谈判时须考虑该国操控汇率行为。对于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的国家来说，上述第一和第二项举措能够在短期内对该国企业经营产生较为显著影响，第三项中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国加强监督更多是一种间接影响，因而约束力相对较弱，第四项从签署贸易协定角度强调汇率操纵，可以认为是一种施加长期压力的举措。

此外，由于特朗普在其竞选阶段明确承诺当选后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在违背汇率操纵判定标准的背景下强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的体现。

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使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关注的重点出现相应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沿着市场化方向稳步推进。在一系列改革举措中，有三项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别为1993年12月提出的“汇率并轨”改革，建立了全国性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2005年7月21日推出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变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的“8·11”汇改，优化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提升了中间价市场化程度和基准地位。上述三次改革实施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征可以分别概括为：逐步形成以美元为货币锚的间接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供求发挥基础性作用以及市场供求作用进一步增强，这与美国政府在上述时期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重点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关注重点的转变。

二、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发展趋势

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出发点是美国对华存在较大规模贸易逆差，但这种逆差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与美国国内消费与储蓄失衡、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美方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等密切相关（曾培炎，2019），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扭转。因此，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预计美国政府仍将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施压，但质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可能性不大，对汇率水平的关注将成为重点。

（一）《美墨加贸易协定》有望成为美国政府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要参照

2018年11月底，《美墨加贸易协定》生效，正式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将成为美国未来贸易协定的模板，这将给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带来影响。剖析《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关于汇率的相关条款，有助于把握未来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重点。

《美墨加贸易协定》更加突出汇率问题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不同的是，《美墨加贸易协定》中专门增加了宏观政策与汇率问题一章，进一步突出了汇率问题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协定规定，任一缔约方都应该确立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避免人为干预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平衡，或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如果确实有必要干预，需要提前通知其他各方。此外，协定还对外汇和头寸信息的透明性及通知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包括及时公布成员国每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化、每月干预外汇市场情况、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变化情况等。

（二）汇率操纵仍将成为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焦点

《美墨加贸易协定》专门提出禁止成员国进行货币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条款，具体包括：实现并维持由市场决定汇率的体制；限制竞争性贬值，包括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达成这一目标；强化经济基本面因素以促进宏观经济和汇率稳定等。从这里可以看出，未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方关注的重点将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中国是否存在竞争性贬值，以及信息披露是否全面及时等方面。

对中国来说，我国目前已经及时公布外汇储备规模月度变化、国际收支平衡表季度变化以及相关头寸信息，中美在这一领域立场预计不会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预计中美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的难度也不大。对于货币操纵，预计双方将存在较大分歧。在各国金融当局的日常业务中，通过一定程度干预以实现本国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或避免出现大幅波动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中美来说，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在干预汇率升值的同时对美国存在大规模贸易顺差。如果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无法得到显著扭转，即使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程度升值，美国仍有可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此外，美国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不会仅仅依据既有的判定标准，也会考虑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后，竞争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关键词，在中美长期博弈过程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将起伏不定，反映在汇率问题上，美国预计会视现实需要决定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即未来中美博弈加剧时，美国可能会再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当中美博弈出现暂时缓和时，则会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

（三）未来美国可能针对人民币汇率而放松汇率操纵判定标准

在美国财政部目前的三项汇率操纵判定标准中，中国仅满足判定标准一，判定标准二和判定标准三均不满足，这也是2019年8月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引致多方批评的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来看，上述三项汇率操纵判定标准在决定一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行为中发挥的作用有所降低，但美国不会完全抛弃上述标准，而是通过调整和放松上述判定标准使判定人民币是否存在汇率操纵更加符合法律规定，可能的途径包括：

一是提高判定标准一的同时放松判定标准二和判定标准三。对于判定标准一，201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仍然较大，达到3456亿美元，其中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4192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显著高于其对墨西哥（逆差1018亿美元）、日本（逆差690亿美元）、德国（逆差672亿美元）以及爱尔兰（逆差527亿美元）等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逆差。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美国旨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未来可能将“对美贸易顺差规模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的标准提高至每年超过500亿美元。对于判定标准二和判定标准三则可能分别降低经常账户顺差和汇率干预规模占GDP的比例，如将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降至2.5%，将12个月中购买外国资产的规模占本国GDP的比重降至1.5%。

二是放松判定汇率操纵需要同时满足的条件。目前，美国判定一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需要同时满足现有三项判定标准，未来可能放松这一约束条件，如规定同时满足其中两项判定标准即可将一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

三、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潜在影响

在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可能对我国的国际收支、金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产生潜在影响。

（一）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部分商品国际竞争力

美国认定某一经济体存在汇率操纵后，通常会对该经济体汇率水平产生较直接的影响。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影响更多表现为该经济体货币相对美元出现升值，而汇率升值又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该经济体商品出口的相对成本，从而降低其国际竞争力。例如，上世纪韩国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期间，韩元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6%；日本在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也出现一定幅度升值。韩元和日元汇率升值成为其经济体出口放缓，并引起经常账户顺差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甚至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旨在避免出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在其他国家对美元汇率出现贬值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原有水平乃至相对美元出现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相对升值，这会削弱我国部分可替代性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部分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二）给我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带来压力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状态，但同时呈现出一些结构性变化趋势。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整体呈下降态势，从2008年最高的4206亿美元下降至2018年的491亿美元，同时期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也从最高的4394亿美元转变为2018年的顺差1111亿美元，且2016—2018年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呈现出双顺差。预计未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将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甚至在某些年份会出现逆差。

美国对人民币施压或者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可能使我国经常账户出现持续性逆差。对此我国相应需要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近三年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顺差的重要原因是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力度加大，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但当前资本与金融账户项下资本流入的快速增加更多体现了开放政策实施带来的短期性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其可持续性受到我国金融市场广度、深度以及体制机制建设等的制约，加之金融领域资本风险敏感性相对较强，易导致资本与金融账户波动性较大，从而加大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

（三）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产生冲击

汇率作为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之一，其波动将对包括股市、债市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产生一系列影响，汇率的大幅波动往往会冲击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引发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相继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和“沪伦通”，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资本跨境流动便利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但资本流动渠道拓宽也便利了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同时，我国金融市场上利率、汇率等重要价格指标的变化，也会引起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频率的相应变化，并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施压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将在短期内提升我国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风险预期，引起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而短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和放大作用，特别是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经过杠杆的放大作用，能够使局部性金融风险快速扩散至整个金融系统，使金融市场因短期流动性短缺而出现大幅波动，进而可能引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一定程度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汇率和信誉度是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汇率的长期基本稳定和较高的货币信誉度有助于扩大一国货币国际使用范围，而一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该国货币汇率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货币政策和信息披露透明度则对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度具有重要影响。历史地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镑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下降与英镑贬值密切相关，虽然当时英国已经因经济增长乏力和国际收支问题日益突出而难以有效支撑英镑的国际地位，但1967年英国当局宣布英镑对美元贬值加剧了英镑国际地位的下滑，导致英镑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加速下降（巴里·艾肯格林等，2019）。

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得到稳步提升。如2019年8月底，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为2.22%，稳居全球第五位；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达到2.01%等，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汇率稳定性方面。虽然我国经济平稳发展能够支撑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加强磋商，有助于减少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可能出现长期趋势性贬值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加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从而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二是人民币信誉度方面。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相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上积极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沟通，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信誉度不断提升。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仍会引发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对我国汇率政策和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人民币是否存在竞争性贬值的担忧，从而降低使用和储备人民币的意愿。

四、应对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建议

应对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总体上应坚持以我为主原则，在根据我国经济改革发展需要和充分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稳妥应对。

（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人民币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外汇市场准入，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各类参与主体，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工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便利市场主体借助外汇类金融衍生产品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减少政府对外汇市场直接干预，更多通过间接调控方式引导外汇市场价格信号变化。为防止人民币汇率在短时期内出现大幅波动，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汇率干预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一定区间内。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汇率问题上与市场的沟通，提升决策透明度和政策延续性，避免出现政策大幅转向，稳定外汇市场预期。

（二）加大国际交流，减少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误判

借助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契机，就其中涉及的汇率问题条款与美国建立人民币汇率问题联合磋商机制，视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与美方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水平、信息披露等议题进行沟通，表达我方诉求，避免双方出现误判。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沟通及合作，借鉴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进行汇率等相关信息披露，对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大事项，及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相关国家阐明我国立场及政策出发点，减少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信息披露等的疑虑。

（三）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进一步深化股市、债市等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完善金融领域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增强中国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稳妥有序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可兑换，全面监测不同期限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频率，综合把握跨境资本流动态势，采用逆周期调控工具调节资本与金融账户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避免出现大幅波动，促进国际收支维持在基本平衡的水平。

（四）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

科学制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划分标准，适度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相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增强其风险吸收能力；控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杠杆率水平，限制其借助高金融杠杆扩大自身风险资产规模，提升其资产经营稳健性；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避免境外风险通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渠道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来源：时代周报

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市场关注。5月27日晚，离岸人民币汇率下跌约500个基点创下去年9月以来最低值7.196。进入5月份，人民币汇率走势就以贬值为主。以离岸为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从5月3日的7.087贬值至27日最高的7.176，贬值幅度为1.34%。而在岸人民币从4月30日开盘价的7.065至今，贬值了1.2%。

币值是投资者信心的一个标志，受到疫情影响，国际资本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信心有所挫伤，出于避险的考虑，转换投资标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同时，从国内来看，为了刺激和提振经济，政府债务增加和央行的宽松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预期到的，再加上一系列的降准降息，汇率下行也是必然的。另外，国际形势起伏不定也加大了我国出口的不确定性，这也是造成汇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1?3月我国贸易顺差仅为129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超过了700亿美元。即便4月份我们的贸易顺差数据有所回升，但这还是停留复工复产之后对于存量订单的消化，出口的需求依然疲弱。

通过这些现状的分析，人民币汇率下降是有迹可循的，而汇率的下降对于我们经济社会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从进出口方面来说，本币贬值，会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出口品的价格，因而是有利于我们的外贸恢复，但是也会提高我们的进口成本，这会促使我们的外贸企业将原材料、中间产品的进口更多地国内化，以便规避币值下降对进口的冲击。

不过，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只是短期的趋势，在一定时间的下行之后，长期来看，它依然还会回归稳定和坚挺。

首先，虽然货币贬值有助于出口贸易，但是细观我们的外贸发展历史，我们从未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这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在国际生产中，我们依然是具备成本优势的。当疫情过去，国际贸易逐步好转，我们的外贸创汇能力将会快速复苏，币值上扬水到渠成。

其次，看一个国家货币的长期形势必然要关联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如今，国际疫情蔓延，许多国家社会生产停滞，而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复工复产，再加上政府的一系列提振经济措施，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当疫情逐步过去，投资者信心恢复，中国依然将是海外资本青睐的重要投资绿地。

与一般的本币贬值情况相比较，我国的形势不尽相同，试观目前的国际经济状况，在几个主要的经济大国里，恐怕只有中国的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情况是最为乐观，因而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在短期恐慌之后，还是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所以，我们也并不会陷入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再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里。

综上所述，从短期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会进入一个向下波动状态，但是综合分析长期因素，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与坚挺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