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法国移民

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在如今是二十一世纪发展速度可以说到了一个极致，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有发展特别快的，也有发展相对缓慢的，当时也有没什么“名气”但是经济收入非常高的国家。

如果问你，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最高？那么肯定会有人想到欧洲的一些国家，像是瑞士、挪威或者是卢森堡这些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但实际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不是我们熟知的几个，反而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全球哪个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瑞士还是挪威？此国家：都往后稍稍，这个国家就是“摩纳哥”，是世界上领土最小的国家之一，仅有2.02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国中国，被法国三面包围，人口将近4万。

摩纳哥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没有贫民的国家，根据2018年的数据显示，摩纳哥的人均GDP为18.58万美元，排在第二的卢森堡仅为11.67万美元，相差了非常多，2019年摩纳哥的人均应该是超过了19万美元，可以说这个国家只有富豪。

这个国家得益于免个人税的政策，导致世界各地的富豪移民到这里进行合理的“避税”而在这里的博彩业、赛车业与网球比赛也是全球有名的，在这里你能看到的十个人里面起码有7个是富豪，剩下的三个可能就是超级大富豪，豪车更是遍地。

当然，这里人多地少，房价更是为世界之最，据悉一平方最少都得五万欧元的价格了，相比之下，瑞士挪威这些国家确实得往后稍稍了，如果有机会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国家旅游一下，看看世界著名的网球公开赛，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高物价”，本期结束，下期再见。

刚刚过去的七夕节，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在过节的问题上，全世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女性更喜欢节日。移民西班牙后发现，除了2月14日之外还另有一个情人节—4月23日的圣乔治节(Sant Jordi Festival)，在这一天情人们互换礼物表达情谊。我们来看一看，与其他国家女性相比，西班牙女性还有什么特点？

在获得同等工作机会方面，西班牙女性领先全球

女性的弱势地位是全球议题，而西班牙女性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更能得到平等的工作机会。

小编查询了相关资料，咨询公司Grant Thornton发布的最新国际报告Women in Business 2020《2020商业女性》显示，西班牙约有34％的女性在公司中担任高管职位，员工人数从50到500不等，位列世界上女性高管比例最高的国家，领先全球和欧盟，超过法国、美国、德国等。

另外，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西班牙两性平等综合排名第八，位列北欧各国及新西兰之后。

这项排名通过几项指标得出：经济机会及参与度、受教育程度、健康和政治权利。报告还具体指出，达到全面平等西欧预计还需54年，南亚需要71.5年，东欧、中亚需要107年。

推进两性平等，西班牙政府功不可没

在2007年，西班牙出台了《男女平等法》。例如其中规定各级选举候选人中女性比例如低于40％，这个政党将失去参与选举的资格。

2018年西班牙现任首相上台时，新内阁的17名大臣中有11名女性，包括财政、国防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保障女性工作地位方面，政府进行有效监督，有性别歧视的企业面临高额罚款。

保护女性权益，西班牙人各种标新立异

去年年底，全球首家女性酒店在西班牙开业。调查显示女性更喜欢独自旅行，而旅行时在酒店遇到危险的情况也层出不穷，针对这方面问题，西班牙开设了全球首家仅供女性入住的酒店—Som Dona Hotel，这家四星级酒店可以为独自旅行的女性提供安全保障。

在国际权威旅游博客Asher& Lyric发布的《最适合女性单独旅行的国家2019》排名中，西班牙的确是高居榜首。

两性平等程度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体系制度和人民思想意识的先进程度。西班牙是一个对女性极为友善的国家，各种各样的政策保护下，女性自信、独立、阳光，如果你是一位热爱生活和事业的现代女性，移民西班牙必定可以给你带来一片广阔天地，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如果你想要在西班牙定居，喜欢当地的生活和文化，那么目前金乐移民向您推荐西班牙非盈利移民项目。西班牙非盈利移民花费较低，每年住满183天可一直维持身份，满足居住要求后转为西班牙永居或入籍。

西班牙非盈利移民项目不需要申请人购房或进行任何投资，而移民局会着重考察申请人是否真的有意愿在西班牙长期居住，以及是否有在西班牙生活的足够资金。因此申请材料的准备尤为重要。

(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

【环球网报道 记者 王战涛】据法国《欧洲时报》11月7日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6日在国民议会介绍2019年移民预算时表示，2018年法国驱逐非法移民数量大大增加，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层面实现转折性突破。

据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政府驱逐了14859名非法移民，同比增长14%，2018年增长率更是达到20%。卡斯塔内强调，有关部门会更加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并采取强硬手段。

报道称，法国前任内政部长科隆推出的移民法案于2018年9月中旬正式实施，该法案将难民庇护的审核时间从此前的11个月降低到6个月，并将他们滞留关押时间由45天延长至90天，以便严格控制非法移民，同时便于将他们驱逐。

报道还称，法国政府认为，2015年移民潮之前实行的移民法同现状不相匹配，2017年在法国申请庇护的人数达到10万人，比同期增长17%，严重影响移民接待和安置工作。

卡斯塔内强调，内政部将会采取一切措施，延续当前移民驱逐率不断增加的趋势。 他表示，2017年10月份以来，行政拘留中心(CRA)增加了200个安置位置，2019年政府将会提供48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用于发展拘留中心。

最终，法国国会一读通过了移民预算，共计15.8亿欧元，同比增加了13%。

（原标题：法国2018年驱逐非法移民人数猛增 政府称仍将加强举措）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蓬佩奥的满嘴谎言，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1.蓬佩奥：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

错！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党99年来，从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拥有近亿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党员9191.4万名，入党申请人1899.2万名，是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帕尔默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信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流民意。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蓬佩奥声称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并不同心同德，然而现实却是，每年有大量中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只有少数申请人会被吸纳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在美国压力下崩溃的政党，它有着14亿人民支持的牢固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到120元增长到2019年的7万余元，解决了近14亿人的温饱，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为7.7亿人提供就业，为2.5亿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和6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实现了近14亿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社保体系、最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上到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都全力救治。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增长3.2%，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协会、瑞银集团等多家知名国际机构专家和媒体均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不分昼夜，460多万基层党组织高效运转，近400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实践证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2018年8月发布的题为《令世界担忧的事》的报告显示，中国领衔“全球乐观国家”，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位居所有28个被调查国家榜首，远高于美国。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而美国名列倒数第二，被评定为“不信任”等级。

◆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高达93.1%。

◆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近期发布在线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人对其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持续上升，疫情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截至2020年5月，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升至8.87（满分10分），83%的受访者同意和强烈同意“更愿意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569万，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约63倍；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7万多，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约540人，分别是中国有关数据的约37倍和16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2.蓬佩奥：中国不是自由国家，14亿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中国重复了苏联曾犯的错误，拒绝赋予人民财产权和可预测的法治社会。

错！

◆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强调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切实尊重和充分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2020年5月28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对国内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实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

◆中国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中信仰各种宗教的公民近2亿人，有38万多宗教教职人员和14万多处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西藏自治区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群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教职人员2.93万人，学生可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出版发行达176万余册。

◆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任何自由都有边界，即便所谓的“自由国家”，也为自由划定了明确禁区和限制内容，绝不允许突破法律制度的底线。中国政府采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各项举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保护绝大多数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所在，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密法律体系，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方面毫不手软。

3.蓬佩奥：美国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自由灯塔。

错！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但这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对美国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为近几年来最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美国人对国家现状满意，87%的人不满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运行方式不满意。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美国人自豪感跌至20年最低，仅有20%的受访者对美国当前走的道路感到满意。美国白人的“极度”自豪感在过去20年里首次降至50%以下，而非白人则仅为24%。

◆美在全球范围非常不受欢迎，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赞成美领导地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正在消失。调查人员访问了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1.1万人，其中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各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变差了。美国声誉在法国和德国下降得尤其严重。46%的法国受访者和42%的德国受访者表示，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因疫情危机“严重恶化”。2020年“最佳国家”报告显示，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自2016年来下降了50%，降幅居世界首位。

◆7月27日，美国盖洛普公司网站发布年度调查报告，表示“美国的领导力在世界继续不受欢迎”。美国眼中的“自由世界”尤其不认可美国的领导力。美国的欧洲传统盟友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率最低，其中，61%的受访者不满意美国的表现，仅有24%的人赞同；在英国，不认可美国的比例为65%；法国的数据也类似；在德国，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率甚至更糟，78%的人不认可美国表现。在政府紧跟美国的澳大利亚，民众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深表怀疑，67%的受访者不认可美国表现。

◆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员塔拉·索南夏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开始跌至谷底，正在被盟国所抛弃。在过去数年里，美国推出的许多关键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不受欢迎，尤其是“美国优先”的原则引发了不少盟国不满。皮尤研究中心在37个国家调查发现，认同美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

◆美国公民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达拉斯晨报》2019年12月6日报道，美国联邦、州、地方执法部门仅在得克萨斯州就设立8个秘密监视中心，共享情报监控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论坛。美国审计署2019年6月4日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的人脸识别办公室可以在无合法许可的情况下，任意检索包括6.41亿张照片的数据库。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美国内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20世纪初，美国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492年的500万骤减至25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总人口的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开枪射杀行为并不鲜见，仅2019年就达到1004起。在2018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7036起因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在涉及种族族裔身份的仇恨犯罪案件中，高达46.9%的针对非洲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5155名受害者中，非洲裔高达47.1%。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并通过决议，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呼吁美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989年至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受疫情影响，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雇主裁员数千万名，低薪工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就业率比疫情暴发以前低了35%左右。

◆美国粗暴打压媒体，限制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4月报道，美国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美国共有38名记者遭到袭击，发生记者被拒绝参加公开政府活动的事件28起，9名记者被捕或面临刑事指控。美国《纽约时报》《国会山报》和英国《卫报》等媒体频频披露记者在报道美国弗洛伊德抗议活动过程中遭袭和被捕的新闻，仅2020年5月26日至6月2日期间，就有148名记者被殃及，其中40名记者遭子弹射击，34名记者遭警察人身攻击，33名记者被逮捕或拘留，甚至一名女摄影记者左眼被橡胶子弹击中导致永久性失明。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报道指出，本届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

◆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动用国家资源抹黑攻击、围追堵截包括华为、字节跳动、腾讯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粗暴禁止国内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打压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违反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甚至明火执仗，强取豪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灯塔？！

◆美国《大西洋月刊》7月25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题为《蓬佩奥有关中国的超现实演讲》的文章称，蓬佩奥说美国将组织“自由世界”，却在疏远并从根本上破坏“自由世界”；蓬佩奥鼓吹民主，却在（美国）国内支持并煽动破坏民主；蓬佩奥赞扬中国人民，却一概而论地称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心怀叵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对一场全面的美中冷战感到恐惧，蓬佩奥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将败坏（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名声。

4.蓬佩奥：中国渴望建立全球霸权，威胁国际条约，将国际条约作为主导世界的工具。

错！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之志。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相比之下，美国从未作出过像中国这样的政策宣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维护在联合国框架内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始终做国际关系准则的捍卫者、多边体系的维护者、国际秩序的稳定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始会员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契约精神和国际法治，有诺必践，有章必循，有约必守，反对未经授权使用武力、毁约“退群”等有损国际法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行为。此外，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积极履行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

◆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中国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装机、发电和消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一半以上。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美国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已经退出了十多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严重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1982年，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拒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仍未加入该公约。

1985年，美国因遭到尼加拉瓜申诉其武装干涉侵犯主权，宣布拒不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

1995年，美国宣称由于“国内预算困难”，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拒交拖欠会费。

2001年，美国宣称由于履行环保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至今。

2001年，美国在未能阻止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之后，宣布退出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2002年，美国为发展全球反导系统，正式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2002年，美国认为对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2017年，因所谓“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因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有碍于美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7年，美国政府认为《巴黎协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称全球气候变化为“伪命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因所谓“美国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由且仅由美国人决定”，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

2018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证实伊朗履行了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且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坚持宣布退出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全面协议，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并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极力阻挠其他国家履行协议。

2018年，因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法有效保护人权”等，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作为对巴勒斯坦因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一事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美国宣布退出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2019年，为不受束缚地发展先进力量，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2020年，美国不顾盟友反对，宣布自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程序，将在6个月后完成。

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讨论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此广泛批评，认为美若重启核试验将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引发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损害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2020年，美国政府为本国抗疫不力寻找“替罪羊”，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目前仍拖欠超过2亿美元的会费，需在退出正式生效之前缴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还曾多次威胁退出包括美韩自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甚至是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随意“退群”毁约，既违反契约精神，也违背国际道义。遵守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双向的，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2月一项国际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这个世界的重大威胁，在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大约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力量和影响力对他们的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近期一些美国媒体和美国专家学者公开表示，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自己。

5.蓬佩奥：中国破坏自由世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自由国家需要成立新的民主联盟应对中共，选择美国的国家不是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错！

◆随意给他国贴上“自由”或“暴政”的标签是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傲慢与偏见。20世纪的旧偏见无法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彼此合作的互利共赢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蓄意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有违历史潮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外交》杂志刊文表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感到担忧，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应有意无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门外，破坏现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对立集团，或迫使各国选边站。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中国通过加入1945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新获得了发展。中国无意推翻这一秩序，愿同美国合作。总之，一个繁荣的中国可以与一个繁荣的美国和平共处，但这在当前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似乎难以想象。

◆7月25日，一场由多国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拒绝新冷战”的在线视频研讨会在多个平台上同步直播。活动发起人、英国学者罗思义表示，这不是一份“亲华”声明，美国挑起的“新冷战”完全违背全人类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威胁，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府将自身政策强加于全世界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的企图。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西方许多战略界人士指出，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打着“自由”的旗号多次策动政变支持外国军政府上台，多次发动“颜色革命”把其他国家搞乱。根据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林赛·奥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密冷战》，美国在1947年至1989年之间总共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2019年9月报道，过去10年内，美国入侵了20多个国家或策动了有关国家政权更迭。直到今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人民仍然深受战乱动荡之苦，实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遥遥无期。美国鼓吹“自由”的真实目的，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23日刊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题为《如何毁掉一个超级大国》的文章指出，美国在单极时代采纳了自由霸权大战略，寻求广泛传播民主、市场和其他自由价值观，企图将整个世界带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自由秩序”，是美国犯下的几个大错误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摆出了一副要和中国进行一场“民主政权保卫战”的样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胁来自中国，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主本身的危机只能来自自身内部，而非外在的挑战。

◆7月25日，4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召开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指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行越来越激进，这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将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支持中美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

6.蓬佩奥：尼克松总统说：“直到中国有所改变，全球才能安全。”多年来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做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引发的改变，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策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促使中国改变。

错！

◆美国与中国并非“盲目接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其目的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尼克松总统1972年首次访华期间，对中国领导人坦言他“是为美国利益而来”。他还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

◆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40多年来总体相安无事，没有兵戎相见，没有尖锐对抗，反而是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中美接触的最大成果。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中文翻译傅立民表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接触政策的意图，蓬佩奥断言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表示，蓬佩奥正试图让美国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美国没有能力决定中国的未来，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所有涉及中国的事情，都应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来决定。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希尔指出，蓬佩奥声称美方50多年的对华接触一无所获，但事实上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美对苏冷战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中战略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美中两国经济文化联系，中国向美出口廉价商品的同时成为美农民和制造商的出口市场，中国逐渐接受多边主义并成为负责任的防扩散国家，中国社会也呈现巨大进步和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惊讶，一个不足250年建国史的国家居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政治文明的大国。这种认为全世界都会走上西式发展道路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中国和美国有根本不同：美国认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其他国家只要照搬它就能变得更好。但我们在过去一些年里看到，让一个社会转型是多么难。当美国把所谓民主输往伊拉克后，那里以灾难结束。中国人有不同的立场，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成为中国人；你们选出对你们好的制度，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中国现在变得更强大，当然也更有执行力。这就是现实。

7.蓬佩奥：美国无法再漠视美中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正如同中国共产党从未忽略过此差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创造性、更果敢的方式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行为。

错！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中国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无意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谋求改变美国的制度。美国现政府却不敢作出像中国这样的坦荡宣示。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实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稳妥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两国在朝鲜半岛甚至兵戎相见，随后陷入22年的对抗。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打开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两国和平共处、共谋繁荣之路。这段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为了两国和世界，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明确承认中美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并没有影响中美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

◆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2011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广泛领域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好分歧，加强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合作应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世人，双方共同作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4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实证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

8.蓬佩奥：要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

错！

◆蓬佩奥所谓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霸凌作风，也暴露了对中国的无知。中美两国的确存在互信赤字，根子在于美方一些政客固守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理念，误读误判甚至刻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

◆国之相交，以诚信为本、平等相待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目标。两国关系是双向的，不能只要你对我负责，而我却不一定对你负责；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顾对方的利益和安全。如果设定中国是“潜在敌人”，最终势必要“制造一个敌人”。中美只有把对方看成合作伙伴，才能避免对抗，成为朋友。

◆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

◆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美国本届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最应该被实施“不信任并要验证”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9.蓬佩奥：中国未能信守对世界的承诺，全球疫情死亡人数节节升高。

错！

◆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统计显示中国输出病例很少，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上述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只有1例。2月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3月13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是1896例。4月8日，中方解除对武汉“封城”措施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达40万。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从1人到100万人，用了不到100天。目前，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69万，死亡人数高达17万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700多亿只口罩。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美东北大学研究显示，该州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并非来自中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专家研究证实，纽约疫情主要传入来源并非亚洲。

◆加拿大几个大省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病毒系由美国旅行者传入加拿大。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法国当地传播病毒毒株来源不明。俄罗斯输入病例无一例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东北亚输入病例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3月以后在日本扩散的疫情并非源自中国。

◆《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4月末，危地马拉政府报告显示，该国将近五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与被美国驱逐出境者有关，76名被驱逐者中有7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0.蓬佩奥：中国武汉的医生如能获准对新冠肺炎疫情示警，全球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错！

◆8月3日，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作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进行的是一场闭卷考，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才能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中方对疫情的应对公开透明、迅速且有效，不存在任何隐瞒和延误。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了她接诊的可疑病例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中国及时对外提供信息，自2020年1月3日起，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中国积极开展合作，第一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美国忽略了中国发出的疫情警示，现在却反过来进行政治操弄，无端质疑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透明度，这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争分夺秒抢救患者，与病魔进行殊死较量，展开生命大救援，创造一个个医学奇迹。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精神和意志品质受到中国社会各界高度肯定。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对他们授予一系列嘉奖和荣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和第一个报告疫情病例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获得记大功奖励。许多医护人员和医疗团体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李文亮等8名医护人员被追授有关荣誉。日前，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所作杰出贡献。

◆美国政客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无视自身抗疫不力现实，频频抨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疫情防控建议，福奇近日透露其家人甚至受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近日，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华盛顿邮报》7月20日评论称，在美政府引导下，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家和主流媒体夸大了疫情严重程度甚至捏造疫情，对科学专家的抵触成为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吹哨人”海伦医生及其团队经历报道称，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美国疾控中心官网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11.蓬佩奥：过去数十年里，中美关系呈现极不平衡态势，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把供应链从美国“吸走”，导致美失去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受挫。

错！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美已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深度联接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关系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中国并不亏欠美国什么。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中国从美国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则获得了中国的市场，也占据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两国从彼此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家庭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企业更获取了丰厚利润。中国与美国都实现了大发展，实现了相互成就，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地。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5月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年均增速6.3%，累计增长73.2%，远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金额731.7亿美元，中国在美国投资为促进当地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5月份双边贸易额增至465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08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苹果公司全球营收中占比超过10%的单一国家市场只有两个，一个是营收966亿美元的美国本土，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2017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其全球销量42%，比美国本土市场还多出100万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57%。2020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84%的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38%的美国企业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最青睐的市场。

◆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过去40多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0多倍，支持美国内就业岗位约260万个，累计7.25万家美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获益颇丰。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5月1日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46个州，为美国内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家庭收入的1.5%。根据美旅游协会统计，包括机票和食宿费用在内，每位中国游客平均在一趟赴美行程中要花费7000美元。

◆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美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瑟·克罗博接受亚洲学会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就业受到冲击问题在于美方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国内政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报告也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和工人失业同中国进口关联度不大。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布报告称，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2004年至2015年，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产品使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降低0.19%，有效缓解通货膨胀。中美贸易是帮助而非伤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据估算，2018年美国人每在“中国制造”产品上花费1美元，就有56美分流向美国企业和员工，并且通过进口中国产品，帮助美国制造业提高了竞争力、投资力度和创新力度。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其自身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评估指出，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减少19.5万个就业岗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算，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528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414美元。近日，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联名信中称，由于对华加征关税，2019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500亿美元，每个家庭平均多支出1277美元，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1.7万亿美元。

◆美国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搅乱全球经贸格局，才是对两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前助理国务卿戈登认为，特朗普政府忽视了两代美国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即进口负担得起的消费品、对高端制造业的低成本投入和在服务业、农业方面的出口盈余。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和“脱钩”严重损害美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据穆迪公司统计，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户家庭因价格上涨损失约600美元。

12.蓬佩奥：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错！

◆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直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研发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9677.9亿元，年均增长17%，世界排名从第6位上升至第2位。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发展也很快，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出台了多项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举措，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强调要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保护整体水平。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2019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78.98分。欧盟商会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美国商会2019年3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专门指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29日举行反垄断听证会。在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政府从美国公司盗取技术”时，苹果、谷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纷纷表示，未遇到此类案例。

◆雅虎新闻网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密令授予中央情报局（CIA）更多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这项秘密授权使中情局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秘密网络行动，无须得到白宫批准。自从密令签署以来，中情局已实施了至少12次行动。今年3月3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发现美国中情局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攻击渗透。在此期间，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13.蓬佩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

错！

◆美国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旨在推动中美“脱钩”，是其打压中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遭到绝大多数美国理性人士强烈反对。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41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友好合作。针对美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分别向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捐赠口罩，并积极协助上海市、山东省、深圳市分别向休斯敦捐助防疫物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人员构成和数量对美方是公开的，把该馆说成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有违外交常识，十分荒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休斯敦纪事报》、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指出，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特朗普在选举前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支撑其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国成为其最易攻击和用来拉抬选情的目标。《纽约时报》质疑有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有从事“颠覆活动”的历史、是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心”说法，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休斯敦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表示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感到震惊，希望美中和平解决分歧，重启驻休斯敦总领馆。

◆《休斯敦纪事报》报道，中国是休斯敦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地区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受益良多，驻休斯敦总领馆已成为休斯敦地区同中国开展旅游、贸易和文化合作的桥梁。

14.蓬佩奥：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员工来美国剽窃知识产权。

错！

◆美方对中美正常的科学、人文交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罗织“莫须有”罪名，所作所为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和美领导人公开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给中美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4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文交往广泛深入，中美之间每年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教育科研交流合作更是成果丰硕，双方都从中受益。40多年间，有33万多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是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中国也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仅2018至2019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总数就达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3。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互依赖远超其他国家。

◆中美加强科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罗”智库6月中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学为美国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人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威廉·克尔在其著作《全球人才的礼物》中介绍，如今美国超过10%的发明是由华裔科学家创造的。以2018年为例，在美中国留学生达37万，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200亿美元。美国政客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美国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无视很多本国学者的反对，一意孤行，损害的正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针对美国土安全部发布通告表示仅上网课的留学生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提起诉讼案，认为不对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发签证无正当理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违反了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美国各地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纷纷加入两校提起的诉讼或自行提起诉讼。许多美国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用“最糟糕的政策制定”“残酷和不计后果”“极大的误导”等来形容美国政府出台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不断监控、骚扰甚至任意扣押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对中国学者进行有罪推定式指控，公然罗织所谓“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罪名。美方做法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违背道义，也在自毁形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2019年就在一封致全校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华人“不公平的审查”会“造成一种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毒气氛”，对这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和美国造成伤害。

15.蓬佩奥：中国将其宣传分子派至美国的新闻发布会、学校、研究机构等。

错！

◆美方有关言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偏见。判断媒体的标准不应是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应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客观真实和公平公正。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不应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国媒体。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一向遵守美国法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在美正常地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从不干预美国内政，多年来为增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客观了解和友好感情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限制中国媒体新闻自由。2018年12月，美司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北美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国务院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提交工作人员、所拥有不动产等信息。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将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削减60人，削减比例达40%，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

◆长时间以来，美方在签证等方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对所有中方记者只发一次入境签证，记者回国或赴第三国后，需重新申请签证，其中9名常驻记者离美后无法再次入境。而美方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记者多次入境签证。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美方常以行政审查为由延长签证审批时间、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2018年以来共有20余名中国媒体记者遭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部分中国媒体记者自去年12月中旬申请赴美签证，至今未得到美方任何反馈，护照也未退还。今年5月，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包括常驻联合国记者签证停留期缩短为90天，这意味着每90天就要申请一次签证延期，如果延期申请得不到批准，记者将被迫离开美国，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目前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中方一直积极为外国驻华记者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外国记者申请常驻记者证延期，通常都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长期以来，美国驻华记者凭其有效证件可以多次往返中国，无需申请新的签证。2019年一年，美国在华常驻记者出入中国超过700次。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

◆截至2020年7月，共有28家美国媒体在中国内地常驻，在北上广深共设机构34个，其中有美籍记者29名，非美籍记者34名，雇员135名。此外还有20多家美国媒体在香港运营，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美国记者可以自由来去外交部记者会，不受限制地提问。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歪曲事实，炮制了诸多假新闻，对新疆和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不遗余力抹黑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中方反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16.蓬佩奥：中国企业不归独立董事会管理，多为国家所有，也不追求利润。华为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错！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共有私营企业1561.4万个，国有控股企业24.2万个。私营企业数量比2013年末增长178.6%，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由68.3%提高到84.1%。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的1.3%。

◆创造财富、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然基因，也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355.5亿元；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283.9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580.0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181.9亿元。

◆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华为是一家优秀的民营企业，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不持有华为的股份，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104572人，参与人仅为公司员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权。

17.蓬佩奥：华为不是清白的电信公司，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错！

◆30多年间，华为从一家小微企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以优质服务造福全球17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获得各国民众高度评价，也为世界通信行业提供巨大商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华为每年在全球采购量近800亿美元，覆盖13000家供应商，140多个国家。其中在美国的采购量就接近190亿美元。

◆华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华为早就公开表示，愿同所有国家签署“无后门、不监听”协议，也愿在任何国家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接受外方检测。这足以证明华为的清白和透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和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华为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华为出资在英国设立网络安全检测中心，接受英国专家检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企业能做到像华为这么光明磊落。

◆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IPlytics的最新数据显示，华为是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占到总申请数量的15.05%。欧洲专利局发布2019年专利指数显示，华为2019年在欧洲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其中5G必要专利数量超越所有美国企业。

◆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华为，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行径。对美国而言，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霸权的代名词。

◆2020年7月20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国际政治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发表署名文章《华为与安全问题的老生常谈》提到，反复强调华为技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唯一真正明显的事实是，华为的技术极具竞争力，并将中国置于领先地位。这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将华为归类为‘安全’威胁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目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捏造华为是全球性威胁的观点，并且试图破坏其盟友与华为的关系。美国失去了在5G上的领先地位，而这是新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算，25%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了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花费8亿至10亿美元，一些美国农村地区可能会立即失去基本通讯网络。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本国农村电信运营商从华为和中兴公司购买设备或服务，损害的最终还是本国企业和本国消费者的利益。

18.蓬佩奥：各国在5G问题上要成为“干净国家”，防止本国公民信息流入中国。

错！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有罪推定，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违背了其多年来在国际上鼓吹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也严重影响了全球5G和数字产业发展前景，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政府从未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中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

◆“9·11”之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网络公司定期提供用户信息。根据“棱镜门”事件曝光情况，在美国情报部门监控下，美国人的通话、通信、文件、语音等数据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美国曾经特别亲密的盟友国家领导人的通话也长期遭到美国窃听。事实表明，恰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网络监控和网络窃密行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帝国”。联合国为此通过了欧洲国家提出的有关“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决议。

◆2019年5月德国《每日镜报》报道称，经过多年审查，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而在美国思科提供的设备中，却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2013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起，更符合所谓的“后门”描述。

◆美国思科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曝出很多起“后门”事件。思科故意向政府销售包含严重安全漏洞的视频监控套件，并被思科经销商NetDesign的视频监控专家提起诉讼。思科这一“留后门”的行为最终导致其于2019年赔付860万美元。

◆苹果公司早在2014年就承认可通过苹果手机系统“后门”提取手机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公开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苹果公司与其开展安全合作，而美国中情局却这么做了。“脸书”公司也被曝出用户账号有“后门”。

19.蓬佩奥：中国在新疆设立“集中营”进行压迫。

错！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它们与美国推行的“社区矫正”、英国设立的DDP项目（“断念与脱离”课程）、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

◆用“集中营”来称呼新疆教培中心是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做法。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仅凭对8个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所谓‘集中营’”的荒谬结论。美国“灰色地带”新闻网站的调查显示，伪学者郑国恩根据一家总部位于土耳其的流亡媒体组织——Istiqlal TV的一篇报道编造了“新疆在押人员总数超过100万”的耸人谣言。据“灰色地带”揭露，Istiqlal TV根本不是一家公正的新闻组织，它一边推进分离主义，一边接待各种极端分子，连郑国恩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估算“没有确定性”。

◆一段时期以来，新疆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之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已连续3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教培中心针对学员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低、缺乏法治意识和就业技能、不同程度感染宗教极端思想等问题，开展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教培中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保障学员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同民族学员风俗习惯，提供各项生活设施，设有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所有学员均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免费参加全民健康体检。目前，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生活。

◆2019年10月，60多个国家在联大发言支持中国的治疆政策，其中30多个是伊斯兰国家。而在少数批评中国治疆政策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2018年12月底以来，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组、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赴疆参访。他们普遍表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很多亲身参观过新疆教培中心的外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媒体均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因地制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民生措施，造福了这里的各族人民，令社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到新疆之前以为教培中心是“集中营”，亲眼目睹学员在教培中心的学习生活之后，才发现学员是在接受技能培训，还能参加各种兴趣爱好课题，所谓“集中营”都是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传播的谎言。

20.蓬佩奥：中国违背在香港事务上对世界作出的承诺。

错！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已全部履行完毕。《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中方有关政策都没有改变，中方会继续坚持。

◆2020年6月30日至7月17日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就涉港等问题攻击诬蔑中方，共有70余国一致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从1997年到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37万亿港元增至2.87万亿港元。多年来，香港作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未改变。截至2019年末，香港股市总市值接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上海和东京。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回归以来排名总体逐年上升，2015—2020年间，有4次荣登世界前两名位置。

◆截至2019年，香港已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最自由经济体。

21.蓬佩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港管控，香港民主自由受到压制。

错！

◆回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没有民主，没有一任港督是由港人民主选举产生，绝大部分时间立法机构成员更是直接由港督任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人依法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前所未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事实。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各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近一年多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无从谈起。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暴徒公然鼓吹“港独”，到处打砸抢烧，肆意攻击无辜平民，破坏公共设施，挑战政府管治，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非法干预有恃无恐，使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也极大影响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出现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安全根基不牢。国安立法目的就是堵上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香港国安法仅针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而会让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影响，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受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立法将更好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更好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为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创造条件；也将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消除商界人士对社会乱象的担忧，为世界各地愿意在香港工作、投资和生活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香港国安法是民心所向。短短八天，有近300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立法，各界发起的“反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全港网上签署行动在半个月时间里即有165万人支持。香港总商会等香港多个商会发布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指出立法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利社会回稳。在港运营的4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办事处，没有出现离开香港的情况，香港恒生指数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的情况下连续高开高走，直观反映出金融市场把香港国安法视为利好。

22.蓬佩奥：中国军力不断提高，威胁性大大增强。

错！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自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2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30年来，一批批中国维和军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冲突地区和当地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今年，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410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中上百名官兵得到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嘉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老挝、柬埔寨等4国派遣军队抗疫专家组，通过空军运输等方式向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与俄罗斯、南非等10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召开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霸凌行径挑战国际关系准则，是当前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国2019年军费预算超过7160亿美元，占各国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相当于美国后面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2019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3.5%，而中国近30年每年国防开支占GDP比例不到2%，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也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军费支出更低，仅占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

◆美国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美国强行推行“政权更迭”、煽动“颜色革命”，动辄极限施压，造成地区动荡和人民苦难。2001年以来，美国非法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师出无名，花费财政开支超过6.4万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80万，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23.蓬佩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

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爱民为民的人民之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为人民而战。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洪抢险，或是抗击疫情，人民子弟兵始终冲锋在前，日夜奋战，义无反顾地用血肉之躯筑就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军民鱼水情”已经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因和血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陆、海、空三军军医大学抽调450余人的解放军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一线，全军一万余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疫，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6月以来，中国南方部分省份发生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闻汛而动”，紧急出动2.9万名官兵赶赴抗洪一线，抢筑堤坝，救援被困群众，安置受灾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作用，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为党分忧、为国兴利、为民造福。到今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29.3万户贫困户、92.4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解放军亮眼的扶贫答卷上，书写的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时代新篇章。

24.蓬佩奥：中国非法主张南海主权权益，在南海问题上践踏国际法。

错！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南海有关岛礁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管辖已达上千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许多外国文献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中国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事实。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1925年美国海军航道测量署发行的《亚洲领航》（第四卷）、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献《暴风之岛》等均记载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情况。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长期开发经营和主权管辖历来为周边国家所承认，已具有习惯国际法基础；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确定的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安排，恢复了对南海有关岛礁及海域行使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维护和巩固了二战以来南海区域的国际法秩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二战后，中国收复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持续有效管理。

◆1948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南海断续线，重申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质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包括南海沿岸国家从未就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质疑。后来，由于南海发现石油，一些国家才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有关当事国开始派军队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目前，中国南沙群岛42个岛礁被他国非法侵占。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正在生产作业的众多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中国在南海进行的油气开发、渔业捕捞等活动均是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当事国商谈搁置海上争议，推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同意早日达成COC，展现了地区国家齐心构筑地区规则、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信念。

◆关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裁决，中方早已郑重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上述立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对于海洋划界争议，中国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排除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同意为基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强行管辖国家未予同意的事项，严重违背主权原则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成立缺乏合法性，组成缺乏公正性，对案件审理缺乏管辖权；其“裁决”政治偏向露骨，法律适用牵强附会，事实认定漏洞百出，挑战国际法基本准则，损害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兹瓦特教授称，“仲裁庭的裁决在东亚必将被视为‘毒树之果’，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有近120个国家表示支持。

◆美国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基于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的考虑，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海洋霸权地位。

◆《南华早报》今年7月28日以“是美国正在南海搅局”为题刊文认为，美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没有资格却自认为可以妄评他国之间的争议，这难道不奇怪吗？蓬佩奥劫持有关争议以推进其自身意图的居心昭然若揭。

25.蓬佩奥：中国导致全球海上贸易的安全性降低。

错！

◆恰恰相反，中国为保障全球海上贸易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和人道主义行动，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海运安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反恐、反海盗护航行动，迄已派出了35批护航编队，为6800多艘商船提供护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商船和国际组织船只。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赢得了世界各国商船的信赖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中国海军护航。巴拿马籍“圣箭”号商船船长维尔吉利奥向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发来的邮件中写道：“衷心感谢你们为我船提供的护航帮助。”

◆中国始终通过海洋开展国际合作。作为我国第一艘制式远洋医院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十多年来，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此外还多次参加台风等灾害的救援行动以及国际军事演习。这艘承载着中国道义的“生命之舟”“友谊之船”在全球留下了温暖航迹。

◆中国为国际航运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交通运输部编制、发布了《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指导全球航运业加强疫情防控。国际海事组织先后数次向174个成员国推荐这些海运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分享抗疫经验，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疫情给国际航运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又一具体实践。

◆仅2013年至2016年，中国就在南海海域发生的船舶遇险事故中成功救助中外籍遇险人员至少3396人。针对南海海域特点和实际情况，中国在广东、海南设置了3个救助站点，并长期部署专业救助船舶进行值守。2018年7月以后，“南海救115”轮、“南海救117”轮和“南海救116”轮在南海南部海区轮换值守，圆满完成17起救助任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37名、遇险船舶5艘，获救财产价值约3900万元人民币。路透社2016年1月报道，一些船东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更多存在有利于这片海域的安全。一名新加坡船东说，如果中国搜救力量部署在有关岛屿，响应时间可能会更短，会增加营救机会。

◆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陆续在南沙岛礁建成5座大型灯塔，并提供综合导航助航服务，承担着服务航海保障、海上搜寻救助、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海洋防灾减灾等功能，大大提高该水域的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能力。2018年10月，中国在南沙有关岛礁启用岛礁海洋观测中心、气象观测站、南沙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等，提供更多公益服务，为南海航行安全和沿岸国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979年美国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前推出“航行自由计划”，就是要在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维护美国军事力量横行各大洋的“自由”，挑战新的海洋秩序。所谓“航行自由计划”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无视众多沿海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其实质是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向遭到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美国是全球海上安全的最大破坏性因素，动辄截停、扣押他国商船、油轮，频繁威胁对他国及重要航道实施海上封锁，不断在“争议水域”组织军事演习，挑动局势升温。美军方部分学者甚至叫嚣使用“私掠船”攻击中国商船。

26.蓬佩奥：美国应该通过强化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自由巡航行动、组建太空部队来防止中国侵略扩张。

错！

◆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对外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中国一贯严肃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从未扩大自己的主权声索，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积极维护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事实上，南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50%的商船和1/3的海上贸易航经该海域，每年10多万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是问题。但美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把“航行自由”等同于军事行动自由，已在南海地区搞了20多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今年以来，美国军机在南海活动近3000架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5日发布消息称，当天21时许，美国空军1架E—8C“联合星”监视飞机进行抵近侦察，曾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近海的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处。7月，该型飞机曾在两周内六次进入南海地区侦察。美还把双航母舰队开到南海大搞军事演训，鼓动其盟友和伙伴也把军舰开到这片海域，唯恐南海不乱。美方举动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安宁，不符合所有南海沿岸国的利益。

◆外空是全球公域。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不仅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也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宁，反对把外空作为新的战场。与此相反，美将外空定位为“新的作战疆域”，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导拦截器，刺激外空军备竞赛，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来源：新华网

文/李津逵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证明对外开放的方向正确，同时也证明放手让广东福建先行一步的正确，前所未有地揭示了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潜力和宝贵的价值。如今国家布署深圳建设海洋中心城市，支持深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先行示范，意味着将海洋文化带的作用从战术层次提升到战略层次，以陆海统筹、海洋先行应对全球大变局。

从希罗多德“希腊~波斯”而不仅是修昔底德“雅典~斯巴达”的视角看待中美博弈，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大湾区和香港深圳的未来使命。世界舞台的追光灯正从今日之海的太平洋向明日之海的印度洋缓缓移动，处在两大洋过渡带南海中心位置的香港和大湾区又将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

一、为什么让广东福建“先行一步”？

授予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中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中央之国对闽粤文化的一次特殊授权，是两千年里前所未有的举措。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请示中央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邓小平说“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特殊政策给“广东福建两省”？为什么四个经济特区设在广东福建？因为闽粤两省是中国海洋文化带，其开放进取和与世界对话的能力，对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无限潜力。事实上，四十年间广东福建所做出的改革所开创的事业已经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在《经济特区条例》中规定的正面清单，证明了梁启超的预言：中国一旦对外开放，“彼两省人，其犹有可用也。”授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设立四个经济特区，让海洋文化率先与世界接轨，进而沿海、沿江、沿边带动全国的开放，这是中国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主动回应。

在以往全球化涨潮的四十年中，亚欧大陆许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陆国家，都拥有类似于中国闽粤这样的海洋文化地带，如面向地中海的土耳其安纳托里亚，面向印度洋的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印度的东西海岸，面向大西洋的俄罗斯圣彼德堡芬兰湾，可见中国能够抓出这个历史机遇并非水到渠成。从面向南海太平洋的闽粤两省率先开放，到沿海、沿江、沿边，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同时改变了国家地缘格局，开始着手建设海洋强国。这实在是把握住国运的伟大决策。

闽粤海洋文化带由南岭与武夷山脉与中原隔开，与草原游牧文化带、中原农耕文化带相比长期处在边缘地位。但是，正如中原农耕文化连绵数千年从未中断一样，海洋文化也同样连绵数千年从未中断。只是中国史书“重陆轻海”，于海洋落墨甚少且多为中原视角、大陆本位。西方学者无论黑格尔、马克思，还是近世的汤因比、韦伯也都将中国看做单一文化体。只有少数人关注到中国的海洋文化带与中原的差异，例如费正清，也只认为沿海是中国“一种次要传统”。

探究中国的海洋文化必须着眼于大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造就的“长时段历史”，才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过去曾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今天的事件往往就是历史的重演。从长时段的大历史出发，找寻那一代又一代传承的底层精神、文化基因，从跨越数千年的视角，才会发现闽粤文化带的特点：

自由进取的文化基因

一个族群的文化基因深植于底层精神，表现为行为本能。北方人只有来到广东和广东人合作交流，就会诧异地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看问题，还可以这样来做事情。

人多地狭无法自给自足，必然依靠与外界的商品交换，所以广东在农业时代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顺德南海的桑基鱼塘，种的养的都是商品。深圳历史上的主导产业是盐业，也是要通过交换才能获得衣食住用。商品经济使重商务实成为广东传统。由于地处交易市场，远离政治中心，交易以平等的身份按契约完成，因此假大空的忽悠不仅成本高，而且收益低，这就促使人们更多务实，更少务虚，更善于在市场中找机会，更不善于在官场中谋位置。广东干部做群众工作必须讲本地方言，一位诗人说：“广东从来不是道貌岸然的人占上风的地方”。

广东人的行为逻辑、面对挑战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北方，北方干部看红头文件，只要不提倡的都不敢干；广东人看文件，只要不禁止的都大胆干抓紧干。顺德人说：“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绕道走”，这种主动进取的行为本能自古有之。广州陈家祠是典型的“硬山顶”建筑，是帝国时代建筑形制最低一等。北方的硬山顶规规矩矩简简单单，而陈家祠的硬山顶，石湾陶瓷将房梁和屋脊装饰得争奇斗艳，绚丽多彩。让广东先行一步就是发挥广东海洋文化精神，率先闯出对外开放的局面。

1984年国家取消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北方农村不仅取消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建制，而且“清财撤队”，集体经济完全拆散。而同一年，珠三角的农村开始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深圳出现了万丰模式、横岗模式，分股不分田，村民自主择业，村庄统一规划，耕地水田向种养专业户发包，工业区招商引资，全体村民按股分红。土地股份合作方式不仅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农民在城市化中的参与度和分享度，从根本上避免了失地农民现象。1997年，中央布署第二轮土地承包，按要求应当分田到户，珠三角的村长们如何应对上级的检查？他们说我们这里都是水田，怎么分田到户呢？

自由进取从来与开放包容共存，一个英国人在博客上说，在上海他处处遇到羡慕的目光，在广州则没有多少人关注他，相比之下他感到在广州更自在。梁启超道出了其中原因：“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广东的包容与千年间的移民分不开，美国人文地理学者享丁顿发现，“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内各地的人文进步，似乎没有一处比得上南中国。”其原因，享氏认为是“自然淘汰与自然选择”。东亚千年以来，草原游牧民族屡屡对中原农耕地带展开征服，不愿屈从于异族统治的北方华族不断“衣冠南渡”，汇入了江南、岭南的百越社会，并将儒家文化和精耕细作的传统带到岭南，印度、阿拉伯、波斯的宗教、商业也渐次西来，在广东既出了东晋宝安大孝子黄舒，出了韩愈苏东坡带出的“海滨邹鲁”，也有光孝寺这样的阿拉伯文化，和葡萄牙式中世纪城市澳门。梁启超说：“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华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特别是当大英帝国胜出于欧洲、战败了清朝，在香港营建了一个现代西方式的先进城市，更激起广东人救亡图存的热血。孙中山曾说“从前人人问我，你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从香港而来，从香港此一殖民地而来”，可以说中国人在站起来之前首先从广东“醒过来”。率先醒过来的广东等待着为中华民族复兴打先锋的使命。

超越版图的文化网络

其他沿海省份有什么不同？最大不同在于闽粤文化带是侨乡社会。侨乡是遍布世界闽粤文化网在中国大陆的节点，闽粤文化网络在空间上超越了国家版图而具有世界性。亚洲四小龙中，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三个都是华人社会，并且与福建广东文化同源。南洋华人的祖籍也都是闽粤两省，语言和心理完全同构，近代以来海外华人社区受西方文明的充分洗礼，给中国对接西方文明搭建了天然桥梁。闽粤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基因，放手让这种有别于中原的外向进取的文化在改革开放中打先锋，是四十年来中国冲破束缚走向世界的一把钥匙。

在这张巨大的文化网络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商业都会，其高度的法治环境、发达的港口物流、高超的金融贸易、特别是在城市管理中体现的文明风范，是最佳的学习范例，深圳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绝大多数是源自香港新加坡的启发与示范。香港新加坡的普通法系是海洋世界法律的底层逻辑，由此在国际上的信誉使之成为改革开放后吸引FDI的主要渠道。

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香港和南洋华侨帮助广东找到了突围的方向。广东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储蓄能力和出口能力都很有限，存在经济起飞的两大缺口。如果等待储蓄来支持投资，经济发展不可能提速。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正是利用外资来平衡这两个缺口。袁庚提出招商局在广东建设工业区，吴南生向省委建议出口加工区，都是香港和南洋华侨们的建议。在深圳珠海设立特区，等于放开香港和整个海外华人世界的作用，其效应是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无法达成的。

在顺德说到解放思想离不开两件事：香港人和香港电视。顺德一位学者还清楚记得，改革开放后不少港澳乡亲得以回乡探亲，当时有一位气质不俗的长者回到村里，待人礼貌和气。客人走后母亲告诉他：这位乡亲就是资本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1987年应广东省之邀到广东开展调查，在专著《先行一步》中他写道，“你的电视机从哪里来的呢？”一些广东人问道，“南风吹来的”，他的朋友这样回答，这就是说，是通过香港的关系弄来的。南风不但带来了物质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天地。“对一般公众而言，外部世界曾被看作是另一个星球，而电视使他们对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直观感受。”

香港对于广东和中国的贡献决不仅限于经济，在中国大陆教育、文化、公益、扶贫等领域里都留下了香港人的身影。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会长林伟生和一群企业家、专业人士在汶川地震后发起名为“站起来”的公益项目，为截肢伤残者安装义肢，十年中帮助大批截肢患者重新站起来。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投资两亿多元援建一座川港康復中心，作为首批香港援川重建20个项目之一。医院协助上万名地震伤者安装义肢，其中数百人得到香港支援费用全免。我问林先生为什么这个项目坚持十年，他说我从小读书就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做公益不是给别人看，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告诉他们身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根在哪里。

邓小平曾说，要在内陆再造几个香港。今天当香港受到美国无理打压的时候，小平“一国两制”的远见会让我们更加清楚认识香港的价值和贡献。

一群以天下为已任的人

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的过程中，广东福建和海外华侨是先行者。而成长于这片热土中的共产党人，就象历史上那些以天下为已任的先贤一样，担起了改革开放的闯关任务。

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有人说办出口加工区是要杀头的罪，他说“要杀头就杀我好了”；老市长梁湘是深圳最累也最苦的官，离开深圳的时候他说“假如能够活1000次，我要活在这个地方；假如要死1000次，我要死在这个地方。”李灏书记来深圳的时候，许多人都说你应该平安退休，上那里干什么去？但是李灏书记对国务院领导说：如果是改革我就去，如果深圳不改革我去干什么？我多次听李灏书记说，什么是改革？就是把合理不合法的事变成合法，这就叫改革。换句话说，深圳要做的许多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合理不合法的。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一生为国家在秘密战线、外交战线，做了那么多贡献却含冤入狱，顶着巨大压力开创蛇口工业区还被告状。有人问他你这是何苦来呢？袁庚说：“为了入党的初衷。”

袁庚出身海员之家，军校毕业，小学校长。是为了追求进步、建设一个文明民主新中国而加入共产党和东江纵队的，东江纵队所有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来自港澳和南洋华侨的支持，他们为中国的海洋文化赋予中华民族解放进步的内涵。1979年党中央授予“广东福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半年前，交通部和广东省已联合请示中央在蛇口建工业区。招商局董事长和交通部长是华侨海归和中菲双重国籍的将军，广东省主管副省长是东纵战友，这样一群海洋文化带成长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可以唤发出浑身的力量。

来自中国北方的干部，只要是为了人民幸福、为了民族复兴，而且敢做敢当的人，来到广东这片充盈着自由、开放精神的沃土就会转变立场调整观念，做出正确的判断。习仲勋，一个北方的干部来到广东，发现广东的香港、澳门发展得这么好，而鱼米之乡的广州还要凭票买鱼，老百姓拿票买不到鱼把票寄给省委书记，习仲勋收到这种鱼票什么感觉？当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时，当时的中央领导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什么权？他说我们什么权都没有，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早就发展起来了。老一辈的改革者，他们是中华民族一群以天下为已任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二、广东为改革开放贡献了什么？

历史上，每当大分裂时代，南方政权象孙吴、东晋、南宋因为割断与内亚陆路联系，就会倚重海洋贸易。每当大统一，例如唐、元之际，就会主动向南海、印度洋打通海上丝路。然而无论是一口通商、还是广交会，广东都只是赚取外汇的工具，从来没有授命为国家变革、变法先行。梁启超说：“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价值者也……崎岖岭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故就中国史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但是，“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其一焉，斯亦奇也。”果然40年前，当中央支持广东“先行一步”的时候，广东就非常清楚地冲向他认定的路。

以市场经济对外开放

广东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外开放，而是以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曾经三次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50年代从苏联东欧引进的“156项”、7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四三方案”（因为要花四十三亿美元）、1978年引进宝钢等“22项”重大工程，这些都是对外开放。这些技术引进是中央决策、财政投资、各部实施、成立国营企业承接、产品纳入国家计划。三次大规模引进对于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重要，但为什么却无助于国民经济摆脱崩溃边缘？因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对外开放。以“156项”为例，我的同事高宇航做过一个分析，将全国各省引进“156项”的数目与改革开放后各省经济发展的速度做比较，两者正好成反比。关键原因是计划经济引进项目的载体是传统的国企，而传统国企并不是独立经营自负赢亏的市场主体。我曾请教深圳首任体改委主任徐景安先生，一个多年就职于马列学院的学者何以不遗余力推动股份制？徐先生说：马克思是说要消灭私有制，但没说要建这种国企啊。

相反再看广东的深圳和珠三角，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下的对外开放。市场主体从哪里来？增量上，深圳以“一份红头文件”给民营科技企业发出了准生证。存量上，深圳通过“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化改造出万科、发展这样的市场主体；顺德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集体所有制暴露严重弊端时勇敢进行产权改革，改造成独立于政府财政的市场主体。今天佛山市的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美的、碧桂园，就是当年顺德北滘镇的两家乡镇企业。与此同时，成千上万港资台资的“三来一补”项目，为珠三角积累了无需政府投资的加工贸易产能，打造出世界工厂的产业大军，培养了无数企业家。

可见，计划经济不等于闭关锁国，但计划经济下政府垄断了对外开放，锁住了民间创业的手脚。广东先行一步，就是先行放开民间的活力，向全国率先示范了市场经济才是对外开放的正途。科斯、王宁在《变革中国》中发现，“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诸多边缘革命中，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广东获得特殊政策的一个背景，是国家正处在“22项”带来的财政压力，1980年总投资200亿的宝钢在反对声中一时下马。此时中央对广东的态度很明确：“没有钱，给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放手让广东通过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等方式，中方出地、出人、不出钱，外商投资管理、拿订单，以此扩大出口赚取外汇、增加投资。

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竞争，墨守成规的企业出局，技术管理上不断创新、不断优化、环保上不断投入的企业脱颖而出。香港铸造协会会长蔡子芳的顺景园，多年来铝合金模具不断突破，别人的模具一托二，他可以一托四、一托八。行业厚度最薄0.8mm，他可以做到0.54mm。产业链不断细分优化，同行之间你追我赶，把一个个蓝海变成了红海，形成了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供应链。一位海归民营企业家惊叹：“在东莞长安可以找到任何一种材料，在黄江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加工，而且是24小时接单、加工、供货”。依靠珠三角供应链优势服务全球创客的“大公坊”创始人丁春发说：“离我越远的人越需要我”。广东先行的市场经济让对外开放的国策落地生根，不仅造福中国人，而且助益于全世界。

解放人的创造性

同样的机遇下，广东人最敏捷。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半个月后东莞太平镇的太平服装厂就与港商签订了来料加工的协议，两个月后顺德容奇镇的大进制衣厂已经开工。珠三角的乡镇岂止是听到发令枪跃身而起，简直就是抢跑。国家在“四五方案”、“22项”中引进成套设备，是部长对外谈判，上马一个宝钢要十个部级干部组建公司。而在珠三角，成百上千个村长镇长和港商谈判，数以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青年变成了产业工人、技术能手、大国工匠，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在东莞出现了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高埗大桥，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为投资者高效服务的“一站式服务”。

同样的思想解放，广东人最彻底。一九七九年一月全国范围内对四类分子摘帽，中国公民从此没有阶级成份与出身差别一律平等。但是在广大内陆地区以前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进入乡镇企业、村支两委的依然不多。1979年广东南海从摘帽的“五类分子”中起用了620多名有经济头脑、懂生产技术的人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社队企业中工作或担任领导。这些人往往能“带起一支队伍，管好一条战线，办活一个企业，搞富一个大队、生产队”。文革中顺德曾经有2600多干部因为港澳海外关系被限制使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顺德县委召开大会当众烧毁干部海外关系表，转过年来李兆基等顺籍港商就敢于回乡扫墓了。我曾问深圳一位村长“五类分子”的后代如今怎样，他笑着说我就是出身地主啊。

长期生活在广东，感受着广东人积极的人生态度，有时会遐想，按广东人的方式想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原地区的农村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求的是吃饱钣，而广东说“恭喜发财”，主张求富的正当性。80年代初南海县委书记带上鞭炮和烧猪到致富的村子“贺富”，中山县委开大会表彰万元户，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震撼全国，原来祈盼发财就象祈盼丰收一样具有正当性，于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位曾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说，最怀念在深圳“火热的日子”；一位毕业就到广州工作的设计师说，在内地即使是省城也依旧是一个熟人乡土社会；一位曾经在多个一线城市工作创业的企业家说在深圳的感觉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蛇口创始人袁庚始终关注人的解放。他不仅勇敢地向邓小平汇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还勇敢地争取党中央领导支持蛇口民主选举和评议领导的试验。蛇口的住房改革其深意在破除人身依附，蛇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为的是解除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干预。蛇口因此培育出当代中国第一批真正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袁庚欢迎媒体的舆论监督，为使干部远离贪腐和官僚主义，提倡建设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这些试验如同爱迪生那只最初亮了8分钟的灯泡，告诉我们今天中国仍然严重的诸种问题并非无解。随着广东文化的“北伐”，更多国人告别了空洞无谓的说教，走上主动、自强、创造财富的道路。

积极进取的广东为创业者搭建登上人生巅峰的舞台，位于石岩的深圳打工者博物馆记述了蓝思科技的创办者周群飞的故事：15岁辍学打工，每天上18小时的班。20岁毛遂自荐，将一个面临撤资的小加工厂做成初具规模的工厂，她从手表玻璃丝网印刷起步，首创玻璃屏幕手机。如今已是苹果等名牌手机的供应商。许多北上的港商台商、许多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起步创业，发展到千人万人的规模。当下，一家从深圳转移到江西吉安的工厂每当中午下班要有交警来门前疏导交通，这家为苹果代工起步的企业已经是拥有数万工人的上市公司。从五湖四海来到广东来到深圳的人们，人生跃迁到更高的能级，几乎无一例外都做出了在家乡难以成就的业绩。广东为改革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解放了人的主动性，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生命的潜能。

推动中国的地缘转型

霍尔木兹海峡与迪拜隔海相望的地方，是一片伊朗的自贸区。2019年春我来到这个格什姆商城感受到当地商人的热情友善。他们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无一例外地点赞。说中国的企业交货及时、产品性价比高，能够按客户的要求修改优化。他们中很多人都来过中国，所到最多的地方不是北京西安，而是广州、晋江、义乌这三座城市。这说明曾经是农业地带的珠三角、闽东南和江浙地带如今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人口和生产力正在移山填海向海岸线转移，对外开放重塑了中国的地缘格局。走出国门的中国制造、中国施工重塑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仅十年就跃居全国第一省并一直保持到现在。以2017年中国各省财政来看，自给率超过60%的省市，除京津沪之外，只有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省份。说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海洋化程度息息相关。说明对外开放才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只要给海洋文化带一个机遇，定会带领中国还给世界一个奇迹。

大国的国运与海洋息息相关。正如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的衰落是失去了地中海一样，大清帝国专注于“海禁”、“迁界”、寄望于“海不扬波”，其实早在元明之交已是中国海洋的“历史分水岭”，十六世纪初东亚海商时代与欧洲大航海同时发端，不见了王直、郑成功这样掌控东亚国际贸易的海商力量之后，失去海洋的中国只有待海上西来的欧洲文明挑战下再迎来复兴的契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沿海崛起了全球前列的集装箱港，中国的港口吞吐量稳居全球榜首。华为、中兴的员工走遍世界，在那些以当年欧洲航海家名字命名的地方开疆拓土。数千年里重陆轻海的中国，开始了陆海统筹，海洋先行的地缘转型。

一个区域的航海能力可以在开放中复兴，也可以在封闭中荒废。日本学者上田信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发现，蒙古征日失败后朝鲜半岛船只锐减，中式帆船出现在黄海不到百年，中国人便掌握了横渡黄海的本领。反之在长江口的浏河镇，“明末禁止出海近百年后，当地掌舵之人已经死绝”。今天，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十九大更提出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着海洋文化先行的方略已从“试验”的战术层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必将义无反顾转身融入海洋世界，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贡献。

三、经济特区“特”在哪里？

建设经济特区是广东向中央争取的，按国际惯例对外开放是广东的行为本能。这一点如果跳出特区看珠三角，特别是没有特区名头但在改革开放中争先恐后的顺德、东莞、南海、中山“广东四小虎”，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国际惯例的常识区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此经济特区具有法律授权。条例规定的权限拿到世界来看，都是常识。比如说企业经营应该依法纳税、企业用地要交地租、用工要跟工人签合同。《经济特区条例》为什么要写进这些常识？因为当时在全中国，企业经营不要纳税，用地无偿无限期，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建设特区反过来说明计划经济时代是个特殊国家。特区之“特”在国际惯例则是常识。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新中国按照市场经济建设的城市。特别是深圳珠海，在基本上一片农业区域里建设起的海洋文明的城市。袁庚和蛇口创业者们不是移民到蛇口人民公社，他们是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定居者”；梁湘非常明确，深圳不是搞计划经济而是搞市场经济；李灏在深圳提出“深圳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把深圳弄成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地方。”“但球队是按社会主义组织的”。按市场经济建设城市，借鉴资本主义之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布罗代尔提出“文化”与“文明”两者区别，“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就超越了海洋产业而以市场的规则、金融价格手段来建设城市。中国城市传统是因官而兴，各级城市都是帝国权力金字塔中的结点。即使沿海的泉州、广州、潮州，历史上也都是中原中央政权自上而下设立的州郡治所。尽管这里有港口、有番坊、市舶司，但整个城市运行的逻辑是官场不是市场。明清之际，闽粤华侨在南洋组织了一些守望相助的社团，其中有“王国”也有“公司”，但是在西方大国崛起、中华文明衰落的背景下，这些社团不可能长久。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沿海、沿江、沿边出现了上海天津汉口等被动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称“约开商埠”，1896年之后清朝政府从主动参与商战的考虑开放了秦皇岛、三都澳、岳州等港口城市，称“自开商埠”。到民国年间中国已有70多座约开商埠、50多座自开商埠，为今天的改革开放留下宝贵遗产。经济特区，特别是在一片农田渔塘中崛起的深圳珠海，就是共产党人建设的海洋文明城市。是从海洋文化向海洋文明跃升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新建了许多城市，但这些都是国企城市。城市的经济主体是一个个国家重点项目，行政级别高于本地市县的大单位，看上去很象19世纪英国阳光之港、伯恩维尔那样的公司城，确实是本地就业、本地生活。但这些大院里亲戚套亲戚，盘根错节的人身依附关系，一切听命于上级机关，完全不具备自主经营带来的创新动力。有这种官本位的国企，民营企业不要能获得公平对待，国企城市的体制恰恰与海洋文明城市南辕北辙。

毗邻香港是深圳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在制度上的创新绝大多数都参照了香港现成制度，变换一种令内陆地区和上级部门听得懂、听接受的表述方式。比如说“股份制”叫做“现代企业制度”；“卖楼花”叫做“房地产预售”；“土地批租”叫做“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在一个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城市的示范下，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深圳节省了太大的试错成本。蛇口已不仅是“剽悍活泼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已经是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海洋文明，而蛇口在城市文明上更可以比肩众多的世界名城。

深圳精神是企业家精神

工业革命后崛起的产业中心城市，往往会有优秀企业家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精神走向。比如说福特对于底特律，卡耐基对于匹兹堡，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对于硅谷，都是扮演了这样的作用。钢铁大王卡耐基认为富人有光荣的也有可耻，拥巨富而死是可耻的。穷人中有勤劳也有懒隋，能够帮助勤劳的穷人就是光荣的富人。比尔·盖茨的名气不仅来自微软更来自盖茨基金。这次新冠疫情后盖茨的反思与西方各国政要们的境界高下立判。

深圳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四十年里企业家英雄辈出，今天代表深圳文化精神的就是华为，任正非。今天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量已经嵌套到全世界，深圳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圈，在这个时候，优秀企业家是着眼全球化还是主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对国家的文化贡献。

任正非说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最终我们要到山巅上拥抱，共同为人类做贡献。华为和任正非使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影响了很多华为系的企业家，影响了很多非华为系的深圳的企业家，影响了大湾区的很多企业家，影响了众多的市民。华为有一个优秀的供应商安科讯，这家企业推崇华为的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他们提出要焕发员工的体力、智力和心力这“三力”，换取企业、员工和顾客的“三赢”。

海洋文明城市因商而兴，尊重企业家就是必然。最早出现在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城市推罗，圣经上说“它的商人是王子，它的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人”；这个传统在一系列海洋中心城市间接力，如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安特卫普城市广场周围是各大商会的建筑；阿姆斯特丹城市广场上的“王宫”完全没有王者风范，这座市政厅建筑的名字只因为住过法国统治时期的所谓国王。海洋城市没有帝国都城那种以轴对称、大尺度造成的仪式感，城市生活围绕交易，市场、市民广场是城市的中心；城市空间丰富紧凑、功能混合，便于人们交流。其赏心悦目方便舒适的人性化场所令人流连忘返，如今多数都成为世界名城。

企业家的竞争力在于创新，因此海洋文明城市都是创新接力的选手。不仅材料、工艺、技术的创新，在物流、商业、财务上也创新，例如财务会计中的复式薄计；保护发明创造的专利法；海上贸易中的贷款、股权、保险，银行和交易所的创立及其一整套规则。这些硬件和软件都是海洋城市在不同时代里走向法治、效率、公正的标志。所积淀下来的成就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特区是城市而不是工业园

为什么“BAT”，移动互联龙头企业百度、阿里、腾讯会出现在北京、杭州、深圳，而不是任何一个经开区、高新区？可以想见工业4.0革命中颠覆性创新企业也同样不会出在以招商引资为动力的工业园区。深圳与这些园区不同，她是一座具有完整生命的城市，因此成为中国创新之都，国际专利（PCT）申报数几乎占到全国一半。

1984年中央在设立特区之后进一步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建设了14个经开区。这些城市都是百年前曾经开放过的城市，其中11个是约开商埠，3个是自开商埠。而1984年建设开发区则是按照“三为主一致力”的原则建设的加工制造功能区。如今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如果你问任何一位朋友，是愿意到这些城市生活工作，还是到这些开发区？答案会很清楚。

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建设中，中外规划师工程师和工匠吸取了自古希腊以来经过上千年城建实践的手法，城市中不仅有生活区、商业区、并完整配置了教育、医疗、新闻、出版、艺术设施，空间紧凑多样、丰富多彩，20世纪初的中国沿海呈现了万国城市博览会，历百年而不断生长、历久弥新，显示了人类文明的在城市建设上的高度，14个沿海城市就是那一轮对外开放的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消灭商品经济为指向的苏联城市规划标准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模板，稀疏的路网、宽大的道路、巨大的街区，成为五十年代城市建设的共同风景，这种呆板、无趣的城市肌理压抑了人们在街道上交流的愿望，扼杀了城市的魅力。好在沿海地区除广东茂名之外再没有“156项”的项目，苏联式的城市规划在沿海的影响远没有内陆城市大，因此14个沿海城市核心区风采依旧。

相反，开发区的发展严格锁定在“三为主一致力”，即“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和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针。这曾是一条对计划体制的“防线”，却变成了此后千万经济功能区的“地平线”。七通一平之后所有入园项目都是招商引资进来的，引进成熟的加工制造能力最好是当年投资当年达产。为了增加工业产值必然服务业不足，医疗教育不足，上下班钟摆车流，产业缺少自发成长的空间，缺少在新技术革命中创新创业的力量。二三十年的周期之后，遭遇产业衰退的局面。这样的环境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呢。

相反，深圳珠海发育成为城市。什么是“城市”？大规模、高密度、陌生人群聚集之地。什么样的城市是美丽城市？不仅有比例协调、赏心悦目形式美，而且有完美、到位、出色、“会心”的内涵美。当中那些能够激发人们友善的情感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力的城市就成为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因为是城市，深圳具有创新的不竭动力。因为是城市，深圳成为继北上广之后能够吸引人、留住人的地方。

发挥市场的自发秩序

城市不同于开发区，还在于发挥市场的自发秩序。深圳从1970年代末的30万人目前管理人口2千万人，城中村是深圳的“落脚城市”，住房面积超过2亿平米的深圳城中村，是全球大都市中最好的低成本生活区，从城中村走出了深圳的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创客、公益领袖。深圳城中村的“一村一品”很象顺德南海中山东莞的“一镇一业”，城中村内的工业区产业自发升级，不断有新的蓝海。

自发秩序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工业街区，美国纽约的曼哈顿、芝加哥的卢浦区都曾经是工业街区。深圳的华强北就是这样密网、窄街的工业街区，在致密的城市路网中布局多层工业楼宇，前街首层破墙开店成为商业街，背街是物流作业，二层以上是流水线，发展与城市生活共存的工业，如服装、印剧、食品、包装等都市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二传手，让市场发挥产业选择的决定作用。

华强北的每一栋工业楼宇内部，业态都不是政府规划而是自发成长的。这种自由创造的沃土才会出现BAT，出现层出不穷的创新企业。

四、大湾区的使命是什么？

世界舞台的追光灯正从今日之海的太平洋向明日之海的印度洋缓缓移动，南海处在两大洋过渡带，南海的中心位置在哪里？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史塔莱迪从航海者的眼光来看：“位于南中国海汪洋世界核心的香港，或许是全球最优良的天然港”。香港和大湾区又将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

四十年间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突破了南岭阻隔，制冷技术冲抵了难耐的暑热，工业化将农业时代的劣势转变成优势，五湖四海的移民南下广东让珠三角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我曾经问过不下千人，谁能在四十年前想象到自己今天所拥有的财富和便利。至今没有一个人给我肯定的答复。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所有人都已达到，这说明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之外有一个其能量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存在，这就是灿烂的人类文明。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有人超出四十年前预期的财富都是分享人类文明的红利，而大湾区的成长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结出的果实。因此，她必然肩负一个使命就是要面对和解决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

坚信全面开放的方向

2019年国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继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然而风云变幻，美国反华政客将贸易战扩展到疫情、科技、外交、军事、国际组织领域，地缘上从香港、台海、南海全方位向中国施压，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遭遇极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说到中美博弈，很自然联想“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兴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的关系，其实以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视角也会有另外的启示：2600年前，地中海沿岸有数百个希腊和腓尼基城邦，为什么雅典成为其中佼佼者？亚洲大陆有众多集权帝国，为什么波斯成为荦荦大者？就是因为雅典与波斯恰恰处在众多地中海城邦与几个亚洲大陆帝国相互对峙的最前沿，双方绝非此后罗马与汉朝那样相隔万里，而是面对面地对峙，这必然带来制度的比较和竞争。双方都不可能改变对方，因为地中海不可能变成亚洲大陆，亚洲大陆也不可能变成地中海。这就迫使双方在竞争中做成了“最好的自己”：雅典是民主制，但伯里克利为建设卫城在决策中适度集中，避免了民粹的陷阱；波斯是集权制，但却是没有奴隶的集权制。居鲁士大帝解放了巴比伦之囚，至今躺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圆柱——居鲁士文书，被誉为“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中美对峙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迟早会明朗，只是遇到川普这位能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对手而来得过急。

象“脱钩”这样的话就如“圆的方”一样根本是伪命题，要牢记的是顺德人的话：“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今天的中美已近在咫尺，两个超大体量的国家也如海洋与大陆一样难以被对方改变。所不同的时当代的资本是跨国公司，当代的交流靠互联网，双方的资源、能力深深地相互嵌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在制度上属于西方，主权上隶属中国；深圳示范着中国当下，未来又要先行；两者同属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的海洋文化带，与海洋世界关系千万重。美国制裁香港就是在制裁中国，大湾区先行一步中国就可以拉开战略纵深。香港深圳和大湾区未来在中美之间所能扮演的角色有无限可能，当下的所有推演都会受想象力的局限。应当坚信国家全面开放的方向，大湾区要随时准备好为改革再出发先行一步。应当坚信大湾区的广东文化基因，不媚洋、不恐洋、不仇洋，确保以理性立场代表中国对话世界，拓展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四十年的开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开放，要象经济领域那样在教育、科研、文化、艺术、公益慈善、社会治理等方面对外开放，也就是形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所说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珠三角曾在工业、贸易、城市建设等众多领域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全国第一。但迄今为止没有贡献过一个诺贝尔奖，没有产生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没有出现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影响的学派，大湾区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必须更加开放，只有全面开放才是大湾区最大的内需。

以实践追问发展的方向

深圳曾经强调速度，之后强调质量，看上去“马快车好”，唯独没有强调发展的方向。在计划经济下突围，速度就是生命。在粗放竞争中胜出，质量就是生命。如今全球化退潮，人类进入了失去路标的行程。福利国家陷入懒人剥削勤人、笨人剥削聪明人的困境；美国政客为争夺选票迎合民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没有解决，而中国对外开放的道路正遭遇半渡之击。大湾区这个中国对外开放的首发的阵容，只有直面人类问题才有可能实现自我，深圳必须追问方向才不负国家使命。

70年代以来国际上有识之士疾呼关注地球承载力、贫困问题和社会活动的公众参与，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和《21世纪议程》。但是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犹如疾驶的列车很难降速。即便新冠疫情这一“伟大的纠错者”，各国政要依然专注于经济、就业，鲜有从根本反思人类文明的走向。未来中国，收入增加提升的幸福空间一定收窄。如何既控制资源消耗又获得持久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

顺德一群本土企业家组织了“榕树头村居保育基金会”，支持学校师生开展社会乡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启蒙教育和设计扶贫；是广东教育先进镇南海里水镇，在所有公办小学普及针对中国人学外语特点的“原典英语”，他们找到一条美育之路：在中小学普及合唱艺术，建设全国第一座“合唱小镇”。在深圳，30多年前股份制的主要推动者如今创办了幸福研究院，系统提出“共享深圳，幸福中国”的理论并亲力实践；曾经的市委办公厅负责人、综合开发研究院负责人组织“智库百人会”，连续七年开展“民间评议政府”工作。从深圳出发的“古村之友”公益组织，发现了中国大地上巨大的善能，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善事”而创办社会企业“爱乡宝”，以互联网平台帮助众多进城的人们反哺家乡，帮助众多新乡贤造福桑梓，汇聚乡村精神振兴的力量。太多的人在拷问着人生的意义、社会的意义、城市的价值、深圳的方向、大湾区的使命，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在不断地追问和探究，不断在火热实践中回答。

把自发活力还给社会

从英国开始，一个个工业化国家爆发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财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创造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幸福。四十年中所有伟大的创造都不是贯彻落实出来的，世间所有的幸福都以“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为前提。

任何人类的共同体都具有三个维度：政府、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将市场从政府独立出来，由企业家自主依法承担风险整合资源创造财富，前四十年的广东珠三角和深圳就是这样，因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在短缺时代提高收入能带来明显的幸福感，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获得感与幸福感边际递减，社会建设的滞后也会令精神的紧张焦虑渐次提升。“先行示范”从从何处先行？

社会不等于政府，就象市场不等于政府一样。政府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社会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行政管理的本能是将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宗教团体都纳入体制管理，将居民视作服务对象，一方面增加行政成本，一方面削弱社会的自发活力。

其实受助者也可以成为助人者。几年前在香港灵实社区，一个“爱心献社区”的颁奖会深深教育了我。上台领奖的是一些坐轮椅拄拐杖的人，原来他们都是脑中风患者。社工在帮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带他们去探望社区内的孤寡老人，与老人家聊天。这样在语言能力恢复的同时，也排遣了老人的寂寞。他们不仅是“残有所助、病有所医”的受助者，还是“光有所发、热有所放、情有所系、爱有所施”的助人者。一个美好的社会就是这样令每个人都能发光发热获得助人的成就感。

“磨房深圳百公里”是深圳民间自发举办的一年一度大型户外徒步活动，每年会有不同的户外主题，“驴子”们、志愿者自发组织、参与，至今已经组织了20届。每一年他们都会提出一个主题，例如2001年“用双脚丈量深圳”；2004年“回归自助、团结协作、体验徒步”；2013年“走过不留痕”；2018年“美好生活、幸福深圳”。类似的社会公益活动还有蛇口无车日等。社会自发、政府各部门支持、公众参与成为最佳组合。

如果说，以往四十年是将自发的活力还给市场，企业自主经营、政府引导监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财富，那么未来的几十年里，大湾区把自发的活力还给社会，社会自我成长，政府指导监管，一定会创造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幸福，中华的复兴就确保成为人类的福音。

#深圳特区40年#

来源：互联网金融

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重拾兴趣，凭借方法论的突破（指调动税收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不平等指标序列），基于全球与历史视角跟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成为可能。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均未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大趋势，与之相随的是社会流动性连年下滑，国内不平等问题抬头。

近几十年来，尽管薪资差距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程度，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尤其是财富累积的顶层群体中，种族与性别间收入的不平等问题突出，愈发引起学术界、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及决策者的极大关注。

本文原名“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围绕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10个关键事实展开：（1)即便我们身处数字时代，不平等数据仍然稀缺；(2）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卷土重来；（3)当富国变得更为富裕时，其政府却日益贫穷；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指基础设施）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重要动因；(4)伴随私人财富回流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5）大衰退以及各国颁布的后续政策均未改变不平等的长期趋势；（6）当前，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阶层信息（如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国别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7）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8）性别与种族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虽在20世纪有所缓和，但仍处高位；（9）对于提升税前收入的底层人群而言，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以及高薪岗位十分关键；（10）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群体的不平等动态。

1. 即便在数字时代，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的相关数据仍属稀缺品

用于追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无法忽视严重的跨国可比性与跨时间可比性的问题。

官方统计部门公布的不平等数据主要依赖家庭调查，尽管家庭调查能够为社会经济不平等调研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但这些调查倾向于误报顶层群体的收入与财富水平。研究发现，家庭调查记录中收入前1%的欧洲人年税前收入约为2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81万元），仅为通过税收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测得的34万欧元的六成（见图1）。换言之，官方调查数据往往会低估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且在不平等趋势预测上也不能发挥前瞻性作用。

图1. 欧盟间不平等程度：1980-2016年间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红线)与调查数据 (蓝线)，按收入分布前20%人群份额对后20%人群份额的比率计算

在美国，根据“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在1980到2014年间，税前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上升了约三成。而通过结合税收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与家庭调查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Piketty、Saez和Zucman 三人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发现，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在同一时期的涨幅超过50%。

尽管基于行政税收数据的估算也能为衡量不平等程度提供帮助，但依然存在局限性——各国税制不同，对财政收入的定义也因国别或政策变迁而异。在美国，纳入宏观经济增长统计的资本收入约有三分之二不在所得税统计中。这些收入来源（包括估算的租金、未分配利润以及支付给养老金和保险的收入）在过去20年中在美国和许多富裕国家变得异常重要（见附录图表1）。从外，税收数据也存在相对的底层分布覆盖不足，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很明显，在新兴经济体内更是如此。最后一点关乎逃税，它对税收数据的完整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其程度随各国标准规范、政治制度与税收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俄罗斯，不考虑避税做法的前提下，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为5%，而在计入离岸资产（至少部分计入）的情况下，这一数字飙升至逾12%。在英国，这一数字从不到3%升至4.5%；在法国，从3.5%升至5.5%（见图2）。

图2 富裕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中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

（蓝色：不计离岸财富的部分，红色：离岸财富，从左—右依次：西班牙、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俄罗斯）

国民账户分配（即前文DINA）法，旨在一个概念统一的框架中，对国民收入与财富总量进行分配，以解决不平等数据源的局限性问题。DINA的估算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有机组合，并将逃税数据纳入到考量范畴。总之，尽管在衡量不平等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譬如前面提到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但是相关不平等数据仍旧十分稀缺。在少数国家（如瑞典），家庭调查会与行政税收登记对照开展，使得对收入分布自下而上不平等程度的全盘考察能够有相对高的准确度；但遗憾的是，这在全球范围内只是个例。

至于修订国民核算体系（预计在2022-24年）的项目，目前正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主持下进行讨论，预计将根据Stiglitz, Sen Fitoussi 委员会（2009年）的建议，纳入分配经济增长的新准则，从而有助于加快协调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数据集建立方法的标准化。然而，欲要从中获取信息还为时尚早。

2. 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卷土重来，欧美趋势出现分歧

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组合结果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最富有的1%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7-20%。这一比例在1970-80年代下降到8%，随后在2010年末回升至10.5-20%（见图3）。其他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遵循大致相似的轨迹(见附录图3）。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富有的前1%的收入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初的10-12%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5%左右，到2010年回升到近10%。日本在20世纪初，其最富裕的1%群体收入占比与同时期的欧美非常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部分顶级收入群体下降到不足8%，但近期又回升到10%左右。

图3. 1900-2018年：按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前1%的群体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黄线：印度，绿线：俄罗斯，橙线：美国，蓝线：西欧，红线：中国）

20世纪中叶，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的历史性下降主要是由资本收入的下降所致。Piketty，Saez（2014）以及Alvaredo（2018）等人的研究已就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危机和非殖民化进程在通过资本损失和有形资本的削减来减少头部富人群体资本收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展开过充分的论证。与此同时，军事和经济冲击对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我们不应低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和平时期政策的重要性:高税收累进制，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政策（如租金管制，租赁条例，限制股东在管理委员会中的权利）也影响了一战期间富裕人群收入的动态分布。此外，对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及社会流动率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提升，均对收入分配最底层群体的收入的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于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不平等轨迹与20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演变轨迹十分相似（可参考印度和俄罗斯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和俄罗斯的不平等程度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跟随一条中位路径，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代的7%升至近期的约15%（见图3）。

自1980年以来，在欧洲与美国，收入分布底层人群的增长动态出现分歧。从1980到2017年，美国最底层50%人群的收入份额经历了大幅萎缩（从20%下滑至12.5%，见图4），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演变趋势则完全相反（从1980年的近10%上升到2017年的20%以上）。在欧洲，收入水平处于最底层的50%群体，其收入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降至1980年代末的17.5%，随后稳定于此，图4a面板蓝线）。在此期间，欧洲最贫困的50%群体其收入增长了40%，而美国最贫困的这部分群体已“无缘”经济增长（在近40年中仅收获了3%的总体收入增长）。

图4. 1980-2017年：大分水岭—美国与欧盟的不平等与收入增长情况

而在收入分配的顶端，美国的富人群体收入猛增:1980年至2016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0.001%的人群，其收入暴涨650%（图4b面板红线）；而在欧洲，同一人群的收入也增长了200%（b面板蓝线）。

在富裕的国家里，国内不平等的抬头并非由人口老龄化所致：如果仅关注适龄劳动人口，你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最底层的50%美国人的收入实际呈负增长。

欧盟和美国的不平等和增长轨迹上的分歧表明，政策与制度变化在上述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人口、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西欧和美国是大致可比的地区。尽管贸易与技术或能解释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可观察到的欧美差异主要归因于政策选择和体制变化（将在第9和10条中进一步探讨）。

3. 富国变得越来越富，但其政府却越来越穷

考察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将净国民财富分解为净私人财富（所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私人参与者持有的净额）和净公共财富（政府持有的净资产）。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在于，在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private wealth-income ratios）相对较低的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和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如今天的英国）：个人之间类似的财富集中程度并不具备相同的意义。诸如挪威这样公共财富水平较高的国家，私人财富的不平等可以被更加平等的公共财富分配所抵消。长远来看，在公共财富水平低（甚至为负）的国家，政府对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更小，难以实现包容性与可持续经济增长（如教育、医疗、气候保护）；同时，由于财富积累过程的本质就是资本不断积累与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更高的私人财富水平往往映射出更为严重的个人财富不平等。

21世纪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现状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私人财富的回流（Piketty ，Zucman，2014）。20世纪初，富裕国家的国民财富收入比（净私人财富和净公共财富之和）高达500-700%。二战后下降到200-350%，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稳定在400%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已恢复到400-600%（国别差异很大）。在20世纪，国家财富的减少与收入不平等动态相呼应: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击，非殖民化进程均导致富国财富所有者资产的流失；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资本管制政策也使长期财富收入比有所下降。

图5. 富裕国家私人财富的上升与公共财富的下滑，1970-2015，按净私人与公共财富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计（黄线：西班牙、橙线：英国、粉线：日本、红线：法国、蓝线：美国，绿线：德国）

关于总财富动态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资本回流是因为私人财富回流。在1970年代末，私人财富收入比率约为200-300%，近来已攀升至400-600%。与之相对的是，发达经济体中公共财富/国民收入比率的下滑：公共财富从占国民收入的50-100%降至接近0%。有些国家（包括美国与英国）公共财富净额甚至已经跌入负区间（见图5）。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出售）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动因。在这方面，与新兴经济体的比较颇具启发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引致该国公共财富崩溃；而中国的公共财富净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负公共财富往往意味着公共债务总额超过公共资产（如学校，道路，医院等）的总价值。换言之，公债所有人（主要是被富国国民扣留的）通过其金融资产坐拥本国的全部公共基础设施和金融资产。在实际案例中，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给予公共债务的私人所有者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以影响财政和预算政策。总之，公共财富的低水平和负水平可能会限制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投资于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的能力。

4. 资本回归了，但只是针对极少数人而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私人财富回归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接近镀金时代 (Gilded Age) 的水平，而彼时（1870-1900）最富有1%的人群财富份额达到45%左右。在1930和1940年代后因罗斯福新政中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开始出现下滑。到1970年代末，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逐步下降至25%左右。如今，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已回升至40%（见图6）。

图6. 1910-2014年：富裕国家里最富有的1%群体的个人财富份额（蓝线：法国、橙线：美国、绿线：英国，黑线：瑞典）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在美国，财富增长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0.1%的人推动的--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79年的7%增长到如今的20%左右（见图7）。

图7. 1913-2012年：攀升的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

（蓝线为最富裕的1%-0.1%群体，绿线为TOP0.1%群体）

投资组合构成在解释各国财富不平等动态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法国和英国，房地产价值的上升或能缓解财富分布顶层群体与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事实上，中产阶级财富往往以房产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为特征——与主要由金融资产组成的顶层人群财富相反（见附录图4法国案例）。

长远来看，财富集中度取决于财富回报率 (r) 、平均收入增长率 (g) 以及储蓄率 (s) 的不平等程度；大型金融投资组合的报酬率，通常与那些对小额存款开放的银行关系不大。1987年至2017年间，福布斯500名欧洲人和北美人的财富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平均财富增长率（2.7%），相比之下，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见表1）。

储蓄率的变化是后90%人群财富份额萎缩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前1%和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在1960-70年代相同，约为30%。然而，前1%人群的储蓄率今天已接近35%，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期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下滑至15%。而后90%人口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下滑至今天的0%。如果最贫穷的90%人口的储蓄率保持不变（即3%），Saez和Zucman(2016)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处于财富分配底层90%的财富份额将大致稳定。

特别是在欧洲和法国，各个群体间储蓄率不平等程度地加剧也促成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Garbinti，Goupille，Piketty，2018）。欧洲财富不平等上升的速度一直慢于美国，但简单的模拟表明，当前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使财富集中度逐步回升至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水平（见附录图5）。只要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发生微小的变化，就会对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度造成长期的影响。

5.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大衰退并未阻止不平等加剧步伐

紧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是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下滑，以及多项旨在将金融市场纳入更为严格监管框架的政策举措。大衰退和随后的政策反应是否改变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十年来的证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高收入国家私人财富的长期增长似乎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富裕国家的私人财富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图6）。美国的下降尤为明显（几乎跌去了国民收入的90%），英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较小（10%至20%）。然而，这些国家的私人财富水平恢复得也快。同样，在日本（1985-1995年）和西班牙（2000-2010年代）可观察到的实际资产上涨与下跌似乎也没有对财富收入比的长期上升产生影响，这表明除了周期性波动之外，私人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很强的结构性因素。

个体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长期趋势大体上没有改变。在美国，收入分配顶层人群的财富份额增长趋势既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受随后政策反应的影响。201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净财富比2006年高10%，比2000年高20%。与此同时，收入最低99%的人仍未恢复至危机前的财富水平。（见图8右面板和附录图6）。

图8. 大衰退（虚线）前后法国与美国的净财富增长

(红线为最富裕的1%群体，黑线为后99%群体，设1980年的收入水平为100)

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财富不平等动态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在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于财富的破坏尤为严重，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处于顶层的群体，其财富水平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将投资组合从房地产转为金融资产（Toledano，2017）。总而言之:我们应重点关注那些拥有足够高质量数据的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情况，且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危机改变了财富集中度的长期上升或危机前集中度的下降趋势。此外，顶层财富群体的财务韧性与抗逆力均较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回血，并继续保持高速的财富积累。

金融危机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提供了一幅更为微妙的图景，但并没有出现新常态的明确迹象。在德国和法国，顶层财富分配人群的收入份额比危机前略有下降，其收入的极大值仍未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7）。在北欧（特别是丹麦和瑞典），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当前收入水平远超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8）。

6. 阶级间的不平等现象比国别间的不平等水平更为显著

高收入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叠加国家间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对于重塑全球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自1980年以来，全球增长分布一直高度倾斜。尽管全球底层人群收入增长迅速（并不均衡），但全球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要快得多。

在1980年代初，衡量国家间税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时至今日仅能解释其中的四分之一（见图9）。换言之，在1980年代初，国别比阶级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但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种情况得到了逆转。当前，要想预测个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了解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其国别信息更加有用。这一发现可能对有关移民、国家间转移支付和国家层面不平等政策相对重要性的公共辩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仍旧存在，但富国的收入分布情况已映射于全球不平等现状中。

图9. 1980-2018年间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别之间（红）， 国家内部（蓝）

7. 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

试问自19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的加剧是否被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所抵消？广义上来讲，有以下两种方式来考察社会流动性：跨代流动性（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个体一生中的流动性（代内流动性，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在给定时间点上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代际流动率通常更低。这种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的关系也揭示出：高收入不平等国家并不能通过更高的代际流动率做出“补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绝对代际流动性不仅没有增加，而是进一步恶化。在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标准中，区分相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父母与孩子的收入或教育之间的相关性来衡量）和绝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比父母收入更高或获得更高学历的子女比例来衡量）是有用的。过去二十年来，相对流动性停滞不前，而绝对流动性更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下降；倘若向前追溯到1940年代，其下降程度要更大。Chetty 等人 (2017) 研究发现，收入高于父母的子女比例从1940年代的约90%，下降到如今的50%左右（见图10）。研究表明，所有收入人群的绝对流动率都有所下降，但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最大。

图10. 1970-2014年间：美国的绝对社会流动率

现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有所下降，而欧洲的代际教育流动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体保持稳定。此外，代内不平等的加剧与总体不平等的衡量结果相一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代内流动性的衡量结果已基本稳定，但也掩盖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异质轨迹。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男性的代内流动性在不断恶化（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甚至是从1950年代起），女性的代内流动性急剧增加，这是由于长周期内，劳动力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叠加性别薪资差距的不断缩小，正如下节所述。

8. 性别与种族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有所下降，但仍处高位

过去几十年来，富裕国家就业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在2010年代末的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超过46%。且该份额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1），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

图11. 1990-2017年间：高收入国家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20世纪下半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增长带来了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减少——这对整个人口收入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来，男女之间的总收入差距仅略有缩小。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美国薪资差距的缩小，美国男女税前收入比率从1960年代的350%，下降到1980年代的约250-200%。自1980年代以来，进展变得缓慢了许多：这一比例在2014年仍接近180%(见图12)。

图12. 1962-2014年：美国20-64岁的男女税前收入比率

女性在最高收入和财富群体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中，仅有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且越是沿着收入分布向上攀升，性别比例上的差距也就越大。在收入最高0.1%的人群中，女性仅占到10%（见附录图10）。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意大利和丹麦）也呈现相类似的数据。在法国，依照目前的趋势，要在最高收入人群中实现性别平等，大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见图13）。

图13. 1970-2012年：法国收入前列群体中的女性份额

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种族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种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80-1990年代中，种族贫富差距（用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除以黑人家庭的财富衡量）约为500-600%，而近来攀升至700%以上（附录图11）。种族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由于分布顶层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激增所驱动：在中位数黑人家庭和中位数白人家庭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歧视，往往是这种收入不平等背后的成因。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其他高收入移民国家，同样存在持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但相关数据鲜少。

9. 平等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和高薪岗位对于提升税前收入分布的底层人群非常关键

本文讨论的各种不平等趋势表明，不平等存在不同维度，具体取决于观察的是哪一个收入和财富人群。这对不平等政策辩论的安排颇具意义，换言之，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有针对不同人群施行的不同政策工具。

富国不平等加剧的解释之一是受到来自技术变革与开放的影响。技术的演变和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或将提高富裕国家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生产率，继而提高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从而抬高对熟练工人的相对薪酬水平。当然，这种纯技术派的解释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一个广泛的现象，除去劳动收入的分配，它还涉及资本收入和财富动态。其次，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是由教育水平所决定的，而教育又取决于政策；即教育的渗透和深化导致技能供应的上升，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会进一步抬升富裕国家对技能的需求。

尽管贸易和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这些驱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分布顶层或底层群体的增长轨迹及其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欧和美国在低收入/新兴国家进口货物的渗透率、技术变革水平相似（见图14），但税前和税后不平等程度的轨迹却完全不同。

图14. 1980-2015年：欧洲和美国对新兴国家的贸易与不平等程度

对于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群而言，教育和医疗体系或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不同选择，或会对税前收入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比较税前和税后的收入趋势，可以发现的是，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并且设法在收入底层群体中带动更多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能够影响税前收入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见图15）。

图15. 1980-2017年：美国和西欧后收入分配中，处于底部50%人群的税前与税后平均收入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的群体的税后收入增长中，大部分来自医疗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但是，这些转移支付中的绝大部分很可能与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相抵消，而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数量（见图17）。

图17.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人群的收入增长与医疗转移支付

除教育和医疗外，劳动力市场制度也可以在影响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最低工资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美国在1960年代的不平等程度，但此后最低工资的下滑很可能导致了底层人群的收入停滞。在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且没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通常兼备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能够在产业部门层面敲定薪资水平。企业治理机构中的权力分配，即工人代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治理决策，对于分布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也相当重要。

10.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人群中的不平等动态

曼昆 (Gregory Mankiw) 曾在2013年指出，高收入人群（前1％）财富份额的增长可以归因于高收入群体的高教育程度，以及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仔细观察不同富裕国家中前0.01％人群的收入，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很大，而这与生产率水平和最高薪资却几乎毫无关联（(Alva等人，2018）。

最高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另一个解释，是罗森 (Sherwin Rosen) 1981年提出的所谓“超级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那些跻身顶层的人更容易收获更高的增长份额。鉴于超级巨星效应，其禀赋（议价能力和其他品质）的微小差异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异。这些全球“超级巨星”虽不一定比40年前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出色的禀赋，但他们确实受益于更广阔的市场潜力。超级巨星效应很可能能够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是，在不同富裕国家中分布最顶层群体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再次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变化在顶层收入分配人群的税前和税后收入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进税率通过其当中的最高边际税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分布顶层群体的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最高边际税率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其降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可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渠道是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时，高收入者用于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钱就会减少，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长期资本收入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渠道，涉及富人的议价激励；当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时，高收入者有很强的动机议价获得更高的报酬。反之，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通常会阻碍该议价尝试。此外，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的薪酬策略。因此，最高税率的降低往往将加剧税前与税后的不平等。

上世纪70年代后，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大幅降低，其变化与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顶层人群税前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诸如德国、西班牙、丹麦，瑞士这样最高税率没有显著降低的国家，也就没有经历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而其前收入分配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也随之攀升（见图18）。

图18. 富国税收累进率的下降

要知道，我们所能够掌握的，用以衡量税收累进性变化对不平等和福利影响的数据仍然不完善。当然，历史趋势和计量经济学证据的结合，并不能代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公共审议和政治决策。但是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影响了富裕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分布，这种影响有时甚至相当严重。因此，是时候重启对于顶层收入分配人群征收级距陡峭的累进所得和财富税的相关讨论。（一言以蔽之，累进税收既可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又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急需的财政资源）。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其他大国，稳居全球第一。比如，美国的GDP高达21.43万亿美元，大约是全球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2019年美国的财政收入约7万亿美元，财政支出高达8万亿美元。

还有世界首富是美国人，世界500强排名第一的企业也是美国的……，总之美国经济实力非常强大，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这么厉害，那美国人口又是多少呢？在全球排第几呢？

按人口总量来看，咱们中国无疑是要排第一名的。在2019年突破了14亿，并且是当前唯一一个人口高达14亿的国家。其中，其中城镇人口为84843万，农村人口为55162万，城镇化比例首次突破60%。

按照世行的数据，2019年印度人口约为13.664亿，在全球排第二名。但印度人口增量却更高——2018年印度人口约为13.526亿，一年新增人口近1400万。而2019年中国新增人口却不断下滑至467万。

由于印度人口增量仍保持较高水平，咱们中国的新增人口趋势却是不断缩减，按此趋势推算：今年中国人口或将为14.04亿，而印度人口可能达到13.8亿，两国人口差距或将缩减至2400万左右。

按照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报告中的预测，在2025年到2027年间，印度人口有望实现对中国的赶超，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对于这种预测，网友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人口过多并好，有人则担心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将逐渐消失。

第三名则是美国，2019年人口约为3.282亿，比2018年新增了约150万，再度成为发达国家中“新增人口数量最多的”。据报道，当前美国新增人口分两大来源。其一是新增的出生人口，即人口自然增长。其二就是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

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人口自然增长数不到100万人，几十年来首次跌破百万“关口”，剩下的约59.5万新增人口则是移民。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加上特朗普修建“隔离墙”，移民数量或将大幅缩减。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里，美国人口最多，每年的新增人口也最多，其经济增速也最高。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口要么停滞（日本还负增长），要么增长很慢。

并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普遍低于美国。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科技导致的工作效率提升，一方面取决于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当前全球科技并未出现特别重大的突飞猛进，因此人口增长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前不久，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对外呼吁：疫情使得移民新增人口停滞，为了发展经济敦促澳大利亚人“多生孩子”。感兴趣的网友可以搜索相关新闻，这个案例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人口增长，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四名是印度尼西亚，2019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7亿。此外巴基斯坦、巴西和尼日利亚的人口也都超过了2亿，也都属于全球人口大国。但他们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佳，在人口不断攀升的时候，有必要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本文由【南生】整理并撰写，无授权请勿转载、抄袭！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蓬佩奥的满嘴谎言,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1.蓬佩奥: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

错!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党99年来,从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拥有近亿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党员9191.4万名,入党申请人1899.2万名,是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帕尔默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信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流民意。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蓬佩奥声称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并不同心同德,然而现实却是,每年有大量中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只有少数申请人会被吸纳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在美国压力下崩溃的政党,它有着14亿人民支持的牢固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到120元增长到2019年的7万余元,解决了近14亿人的温饱,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为7.7亿人提供就业,为2.5亿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和6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实现了近14亿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社保体系、最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上到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都全力救治。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增长3.2%,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协会、瑞银集团等多家知名国际机构专家和媒体均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不分昼夜,460多万基层党组织高效运转,近400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实践证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2018年8月发布的题为《令世界担忧的事》的报告显示,中国领衔“全球乐观国家”,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位居所有28个被调查国家榜首,远高于美国。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而美国名列倒数第二,被评定为“不信任”等级。

◆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高达93.1%。

◆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近期发布在线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人对其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持续上升,疫情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截至2020年5月,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升至8.87(满分10分),83%的受访者同意和强烈同意“更愿意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569万,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约63倍;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7万多,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约540人,分别是中国有关数据的约37倍和16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2.蓬佩奥:中国不是自由国家,14亿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中国重复了苏联曾犯的错误,拒绝赋予人民财产权和可预测的法治社会。

错!

◆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强调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切实尊重和充分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2020年5月28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对国内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实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

◆中国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中信仰各种宗教的公民近2亿人,有38万多宗教教职人员和14万多处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西藏自治区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群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教职人员2.93万人,学生可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出版发行达176万余册。

◆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任何自由都有边界,即便所谓的“自由国家”,也为自由划定了明确禁区和限制内容,绝不允许突破法律制度的底线。中国政府采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各项举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保护绝大多数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所在,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密法律体系,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方面毫不手软。

3.蓬佩奥:美国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自由灯塔。

错!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但这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对美国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为近几年来最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美国人对国家现状满意,87%的人不满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运行方式不满意。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美国人自豪感跌至20年最低,仅有20%的受访者对美国当前走的道路感到满意。美国白人的“极度”自豪感在过去20年里首次降至50%以下,而非白人则仅为24%。

◆美在全球范围非常不受欢迎,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赞成美领导地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正在消失。调查人员访问了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1.1万人,其中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各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变差了。美国声誉在法国和德国下降得尤其严重。46%的法国受访者和42%的德国受访者表示,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因疫情危机“严重恶化”。2020年“最佳国家”报告显示,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自2016年来下降了50%,降幅居世界首位。

◆7月27日,美国盖洛普公司网站发布年度调查报告,表示“美国的领导力在世界继续不受欢迎”。美国眼中的“自由世界”尤其不认可美国的领导力。美国的欧洲传统盟友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率最低,其中,61%的受访者不满意美国的表现,仅有24%的人赞同;在英国,不认可美国的比例为65%;法国的数据也类似;在德国,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率甚至更糟,78%的人不认可美国表现。在政府紧跟美国的澳大利亚,民众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深表怀疑,67%的受访者不认可美国表现。

◆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员塔拉·索南夏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开始跌至谷底,正在被盟国所抛弃。在过去数年里,美国推出的许多关键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不受欢迎,尤其是“美国优先”的原则引发了不少盟国不满。皮尤研究中心在37个国家调查发现,认同美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

◆美国公民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达拉斯晨报》2019年12月6日报道,美国联邦、州、地方执法部门仅在得克萨斯州就设立8个秘密监视中心,共享情报监控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论坛。美国审计署2019年6月4日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的人脸识别办公室可以在无合法许可的情况下,任意检索包括6.41亿张照片的数据库。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美国内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20世纪初,美国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492年的500万骤减至25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总人口的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开枪射杀行为并不鲜见,仅2019年就达到1004起。在2018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7036起因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在涉及种族族裔身份的仇恨犯罪案件中,高达46.9%的针对非洲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5155名受害者中,非洲裔高达47.1%。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并通过决议,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呼吁美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989年至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受疫情影响,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雇主裁员数千万名,低薪工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就业率比疫情暴发以前低了35%左右。

◆美国粗暴打压媒体,限制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4月报道,美国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美国共有38名记者遭到袭击,发生记者被拒绝参加公开政府活动的事件28起,9名记者被捕或面临刑事指控。美国《纽约时报》《国会山报》和英国《卫报》等媒体频频披露记者在报道美国弗洛伊德抗议活动过程中遭袭和被捕的新闻,仅2020年5月26日至6月2日期间,就有148名记者被殃及,其中40名记者遭子弹射击,34名记者遭警察人身攻击,33名记者被逮捕或拘留,甚至一名女摄影记者左眼被橡胶子弹击中导致永久性失明。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报道指出,本届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

◆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动用国家资源抹黑攻击、围追堵截包括华为、字节跳动、腾讯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粗暴禁止国内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打压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违反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甚至明火执仗,强取豪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灯塔?!

◆美国《大西洋月刊》7月25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题为《蓬佩奥有关中国的超现实演讲》的文章称,蓬佩奥说美国将组织“自由世界”,却在疏远并从根本上破坏“自由世界”;蓬佩奥鼓吹民主,却在(美国)国内支持并煽动破坏民主;蓬佩奥赞扬中国人民,却一概而论地称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心怀叵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对一场全面的美中冷战感到恐惧,蓬佩奥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将败坏(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名声。

4.蓬佩奥:中国渴望建立全球霸权,威胁国际条约,将国际条约作为主导世界的工具。

错!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之志。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相比之下,美国从未作出过像中国这样的政策宣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维护在联合国框架内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始终做国际关系准则的捍卫者、多边体系的维护者、国际秩序的稳定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始会员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契约精神和国际法治,有诺必践,有章必循,有约必守,反对未经授权使用武力、毁约“退群”等有损国际法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行为。此外,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积极履行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

◆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中国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装机、发电和消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一半以上。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美国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已经退出了十多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严重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1982年,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拒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仍未加入该公约。

1985年,美国因遭到尼加拉瓜申诉其武装干涉侵犯主权,宣布拒不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

1995年,美国宣称由于“国内预算困难”,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拒交拖欠会费。

2001年,美国宣称由于履行环保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至今。

2001年,美国在未能阻止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之后,宣布退出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2002年,美国为发展全球反导系统,正式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2002年,美国认为对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2017年,因所谓“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因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有碍于美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7年,美国政府认为《巴黎协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称全球气候变化为“伪命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因所谓“美国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由且仅由美国人决定”,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

2018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证实伊朗履行了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且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坚持宣布退出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全面协议,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并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极力阻挠其他国家履行协议。

2018年,因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法有效保护人权”等,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作为对巴勒斯坦因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一事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美国宣布退出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2019年,为不受束缚地发展先进力量,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2020年,美国不顾盟友反对,宣布自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程序,将在6个月后完成。

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讨论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此广泛批评,认为美若重启核试验将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引发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损害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2020年,美国政府为本国抗疫不力寻找“替罪羊”,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目前仍拖欠超过2亿美元的会费,需在退出正式生效之前缴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还曾多次威胁退出包括美韩自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甚至是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随意“退群”毁约,既违反契约精神,也违背国际道义。遵守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双向的,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2月一项国际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这个世界的重大威胁,在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大约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力量和影响力对他们的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近期一些美国媒体和美国专家学者公开表示,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自己。

5.蓬佩奥:中国破坏自由世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自由国家需要成立新的民主联盟应对中共,选择美国的国家不是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错!

◆随意给他国贴上“自由”或“暴政”的标签是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傲慢与偏见。20世纪的旧偏见无法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彼此合作的互利共赢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蓄意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有违历史潮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外交》杂志刊文表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感到担忧,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应有意无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门外,破坏现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对立集团,或迫使各国选边站。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中国通过加入1945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新获得了发展。中国无意推翻这一秩序,愿同美国合作。总之,一个繁荣的中国可以与一个繁荣的美国和平共处,但这在当前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似乎难以想象。

◆7月25日,一场由多国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拒绝新冷战”的在线视频研讨会在多个平台上同步直播。活动发起人、英国学者罗思义表示,这不是一份“亲华”声明,美国挑起的“新冷战”完全违背全人类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威胁,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府将自身政策强加于全世界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的企图。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西方许多战略界人士指出,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打着“自由”的旗号多次策动政变支持外国军政府上台,多次发动“颜色革命”把其他国家搞乱。根据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林赛·奥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密冷战》,美国在1947年至1989年之间总共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2019年9月报道,过去10年内,美国入侵了20多个国家或策动了有关国家政权更迭。直到今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人民仍然深受战乱动荡之苦,实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遥遥无期。美国鼓吹“自由”的真实目的,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23日刊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题为《如何毁掉一个超级大国》的文章指出,美国在单极时代采纳了自由霸权大战略,寻求广泛传播民主、市场和其他自由价值观,企图将整个世界带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自由秩序”,是美国犯下的几个大错误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摆出了一副要和中国进行一场“民主政权保卫战”的样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胁来自中国,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主本身的危机只能来自自身内部,而非外在的挑战。

◆7月25日,4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召开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指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行越来越激进,这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将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支持中美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

6.蓬佩奥:尼克松总统说:“直到中国有所改变,全球才能安全。”多年来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做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引发的改变,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策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促使中国改变。

错!

◆美国与中国并非“盲目接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其目的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尼克松总统1972年首次访华期间,对中国领导人坦言他“是为美国利益而来”。他还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

◆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40多年来总体相安无事,没有兵戎相见,没有尖锐对抗,反而是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中美接触的最大成果。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中文翻译傅立民表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接触政策的意图,蓬佩奥断言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表示,蓬佩奥正试图让美国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美国没有能力决定中国的未来,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所有涉及中国的事情,都应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来决定。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希尔指出,蓬佩奥声称美方50多年的对华接触一无所获,但事实上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美对苏冷战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中战略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美中两国经济文化联系,中国向美出口廉价商品的同时成为美农民和制造商的出口市场,中国逐渐接受多边主义并成为负责任的防扩散国家,中国社会也呈现巨大进步和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惊讶,一个不足250年建国史的国家居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政治文明的大国。这种认为全世界都会走上西式发展道路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中国和美国有根本不同:美国认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其他国家只要照搬它就能变得更好。但我们在过去一些年里看到,让一个社会转型是多么难。当美国把所谓民主输往伊拉克后,那里以灾难结束。中国人有不同的立场,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成为中国人;你们选出对你们好的制度,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中国现在变得更强大,当然也更有执行力。这就是现实。

7.蓬佩奥:美国无法再漠视美中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正如同中国共产党从未忽略过此差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创造性、更果敢的方式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行为。

错!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中国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无意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谋求改变美国的制度。美国现政府却不敢作出像中国这样的坦荡宣示。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实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稳妥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两国在朝鲜半岛甚至兵戎相见,随后陷入22年的对抗。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打开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两国和平共处、共谋繁荣之路。这段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为了两国和世界,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明确承认中美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并没有影响中美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

◆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2011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广泛领域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好分歧,加强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合作应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世人,双方共同作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4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实证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

8.蓬佩奥:要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

错!

◆蓬佩奥所谓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霸凌作风,也暴露了对中国的无知。中美两国的确存在互信赤字,根子在于美方一些政客固守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理念,误读误判甚至刻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

◆国之相交,以诚信为本、平等相待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目标。两国关系是双向的,不能只要你对我负责,而我却不一定对你负责;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顾对方的利益和安全。如果设定中国是“潜在敌人”,最终势必要“制造一个敌人”。中美只有把对方看成合作伙伴,才能避免对抗,成为朋友。

◆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

◆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美国本届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最应该被实施“不信任并要验证”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9.蓬佩奥:中国未能信守对世界的承诺,全球疫情死亡人数节节升高。

错!

◆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统计显示中国输出病例很少,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上述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只有1例。2月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3月13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是1896例。4月8日,中方解除对武汉“封城”措施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达40万。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从1人到100万人,用了不到100天。目前,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69万,死亡人数高达17万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700多亿只口罩。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美东北大学研究显示,该州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并非来自中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专家研究证实,纽约疫情主要传入来源并非亚洲。

◆加拿大几个大省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病毒系由美国旅行者传入加拿大。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法国当地传播病毒毒株来源不明。俄罗斯输入病例无一例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东北亚输入病例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3月以后在日本扩散的疫情并非源自中国。

◆《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4月末,危地马拉政府报告显示,该国将近五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与被美国驱逐出境者有关,76名被驱逐者中有7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0.蓬佩奥:中国武汉的医生如能获准对新冠肺炎疫情示警,全球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错!

◆8月3日,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作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进行的是一场闭卷考,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才能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中方对疫情的应对公开透明、迅速且有效,不存在任何隐瞒和延误。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了她接诊的可疑病例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中国及时对外提供信息,自2020年1月3日起,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中国积极开展合作,第一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美国忽略了中国发出的疫情警示,现在却反过来进行政治操弄,无端质疑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透明度,这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争分夺秒抢救患者,与病魔进行殊死较量,展开生命大救援,创造一个个医学奇迹。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精神和意志品质受到中国社会各界高度肯定。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对他们授予一系列嘉奖和荣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和第一个报告疫情病例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获得记大功奖励。许多医护人员和医疗团体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李文亮等8名医护人员被追授有关荣誉。日前,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所作杰出贡献。

◆美国政客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无视自身抗疫不力现实,频频抨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疫情防控建议,福奇近日透露其家人甚至受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近日,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华盛顿邮报》7月20日评论称,在美政府引导下,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家和主流媒体夸大了疫情严重程度甚至捏造疫情,对科学专家的抵触成为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吹哨人”海伦医生及其团队经历报道称,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美国疾控中心官网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11.蓬佩奥:过去数十年里,中美关系呈现极不平衡态势,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把供应链从美国“吸走”,导致美失去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受挫。

错!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美已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深度联接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关系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中国并不亏欠美国什么。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中国从美国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则获得了中国的市场,也占据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两国从彼此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家庭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企业更获取了丰厚利润。中国与美国都实现了大发展,实现了相互成就,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地。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5月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年均增速6.3%,累计增长73.2%,远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金额731.7亿美元,中国在美国投资为促进当地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5月份双边贸易额增至465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08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苹果公司全球营收中占比超过10%的单一国家市场只有两个,一个是营收966亿美元的美国本土,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2017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其全球销量42%,比美国本土市场还多出100万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57%。2020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84%的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38%的美国企业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最青睐的市场。

◆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过去40多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0多倍,支持美国内就业岗位约260万个,累计7.25万家美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获益颇丰。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5月1日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46个州,为美国内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家庭收入的1.5%。根据美旅游协会统计,包括机票和食宿费用在内,每位中国游客平均在一趟赴美行程中要花费7000美元。

◆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美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瑟·克罗博接受亚洲学会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就业受到冲击问题在于美方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国内政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报告也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和工人失业同中国进口关联度不大。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布报告称,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2004年至2015年,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产品使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降低0.19%,有效缓解通货膨胀。中美贸易是帮助而非伤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据估算,2018年美国人每在“中国制造”产品上花费1美元,就有56美分流向美国企业和员工,并且通过进口中国产品,帮助美国制造业提高了竞争力、投资力度和创新力度。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其自身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评估指出,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减少19.5万个就业岗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算,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528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414美元。近日,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联名信中称,由于对华加征关税,2019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500亿美元,每个家庭平均多支出1277美元,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1.7万亿美元。

◆美国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搅乱全球经贸格局,才是对两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前助理国务卿戈登认为,特朗普政府忽视了两代美国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即进口负担得起的消费品、对高端制造业的低成本投入和在服务业、农业方面的出口盈余。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和“脱钩”严重损害美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据穆迪公司统计,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户家庭因价格上涨损失约600美元。

12.蓬佩奥: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错!

◆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直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研发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9677.9亿元,年均增长17%,世界排名从第6位上升至第2位。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发展也很快,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出台了多项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举措,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强调要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保护整体水平。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2019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78.98分。欧盟商会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美国商会2019年3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专门指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29日举行反垄断听证会。在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政府从美国公司盗取技术”时,苹果、谷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纷纷表示,未遇到此类案例。

◆雅虎新闻网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密令授予中央情报局(CIA)更多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这项秘密授权使中情局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秘密网络行动,无须得到白宫批准。自从密令签署以来,中情局已实施了至少12次行动。今年3月3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发现美国中情局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攻击渗透。在此期间,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13.蓬佩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

错!

◆美国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旨在推动中美“脱钩”,是其打压中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遭到绝大多数美国理性人士强烈反对。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41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友好合作。针对美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分别向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捐赠口罩,并积极协助上海市、山东省、深圳市分别向休斯敦捐助防疫物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人员构成和数量对美方是公开的,把该馆说成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有违外交常识,十分荒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休斯敦纪事报》、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指出,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特朗普在选举前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支撑其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国成为其最易攻击和用来拉抬选情的目标。《纽约时报》质疑有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有从事“颠覆活动”的历史、是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心”说法,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休斯敦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表示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感到震惊,希望美中和平解决分歧,重启驻休斯敦总领馆。

◆《休斯敦纪事报》报道,中国是休斯敦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地区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受益良多,驻休斯敦总领馆已成为休斯敦地区同中国开展旅游、贸易和文化合作的桥梁。

14.蓬佩奥: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员工来美国剽窃知识产权。

错!

◆美方对中美正常的科学、人文交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罗织“莫须有”罪名,所作所为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和美领导人公开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给中美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4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文交往广泛深入,中美之间每年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教育科研交流合作更是成果丰硕,双方都从中受益。40多年间,有33万多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是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中国也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仅2018至2019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总数就达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3。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互依赖远超其他国家。

◆中美加强科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罗”智库6月中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学为美国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人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威廉·克尔在其著作《全球人才的礼物》中介绍,如今美国超过10%的发明是由华裔科学家创造的。以2018年为例,在美中国留学生达37万,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200亿美元。美国政客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美国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无视很多本国学者的反对,一意孤行,损害的正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针对美国土安全部发布通告表示仅上网课的留学生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提起诉讼案,认为不对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发签证无正当理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违反了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美国各地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纷纷加入两校提起的诉讼或自行提起诉讼。许多美国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用“最糟糕的政策制定”“残酷和不计后果”“极大的误导”等来形容美国政府出台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不断监控、骚扰甚至任意扣押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对中国学者进行有罪推定式指控,公然罗织所谓“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罪名。美方做法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违背道义,也在自毁形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2019年就在一封致全校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华人“不公平的审查”会“造成一种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毒气氛”,对这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和美国造成伤害。

15.蓬佩奥:中国将其宣传分子派至美国的新闻发布会、学校、研究机构等。

错!

◆美方有关言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偏见。判断媒体的标准不应是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应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客观真实和公平公正。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不应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国媒体。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一向遵守美国法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在美正常地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从不干预美国内政,多年来为增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客观了解和友好感情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限制中国媒体新闻自由。2018年12月,美司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北美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国务院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提交工作人员、所拥有不动产等信息。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将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削减60人,削减比例达40%,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

◆长时间以来,美方在签证等方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对所有中方记者只发一次入境签证,记者回国或赴第三国后,需重新申请签证,其中9名常驻记者离美后无法再次入境。而美方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记者多次入境签证。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美方常以行政审查为由延长签证审批时间、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2018年以来共有20余名中国媒体记者遭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部分中国媒体记者自去年12月中旬申请赴美签证,至今未得到美方任何反馈,护照也未退还。今年5月,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包括常驻联合国记者签证停留期缩短为90天,这意味着每90天就要申请一次签证延期,如果延期申请得不到批准,记者将被迫离开美国,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目前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中方一直积极为外国驻华记者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外国记者申请常驻记者证延期,通常都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长期以来,美国驻华记者凭其有效证件可以多次往返中国,无需申请新的签证。2019年一年,美国在华常驻记者出入中国超过700次。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

◆截至2020年7月,共有28家美国媒体在中国内地常驻,在北上广深共设机构34个,其中有美籍记者29名,非美籍记者34名,雇员135名。此外还有20多家美国媒体在香港运营,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美国记者可以自由来去外交部记者会,不受限制地提问。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歪曲事实,炮制了诸多假新闻,对新疆和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不遗余力抹黑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中方反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16.蓬佩奥:中国企业不归独立董事会管理,多为国家所有,也不追求利润。华为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错!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共有私营企业1561.4万个,国有控股企业24.2万个。私营企业数量比2013年末增长178.6%,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由68.3%提高到84.1%。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的1.3%。

◆创造财富、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然基因,也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355.5亿元;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283.9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580.0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181.9亿元。

◆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华为是一家优秀的民营企业,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不持有华为的股份,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104,572人,参与人仅为公司员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权。

17.蓬佩奥:华为不是清白的电信公司,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错!

◆30多年间,华为从一家小微企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以优质服务造福全球17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获得各国民众高度评价,也为世界通信行业提供巨大商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华为每年在全球采购量近800亿美元,覆盖13000家供应商,140多个国家。其中在美国的采购量就接近190亿美元。

◆华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华为早就公开表示,愿同所有国家签署“无后门、不监听”协议,也愿在任何国家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接受外方检测。这足以证明华为的清白和透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和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华为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华为出资在英国设立网络安全检测中心,接受英国专家检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企业能做到像华为这么光明磊落。

◆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IPlytics的最新数据显示,华为是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占到总申请数量的15.05%。欧洲专利局发布2019年专利指数显示,华为2019年在欧洲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其中5G必要专利数量超越所有美国企业。

◆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华为,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行径。对美国而言,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霸权的代名词。

◆2020年7月20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国际政治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发表署名文章《华为与安全问题的老生常谈》提到,反复强调华为技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唯一真正明显的事实是,华为的技术极具竞争力,并将中国置于领先地位。这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将华为归类为‘安全’威胁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目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捏造华为是全球性威胁的观点,并且试图破坏其盟友与华为的关系。美国失去了在5G上的领先地位,而这是新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算,25%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了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花费8亿至10亿美元,一些美国农村地区可能会立即失去基本通讯网络。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本国农村电信运营商从华为和中兴公司购买设备或服务,损害的最终还是本国企业和本国消费者的利益。

18.蓬佩奥:各国在5G问题上要成为“干净国家”,防止本国公民信息流入中国。

错!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有罪推定,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违背了其多年来在国际上鼓吹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也严重影响了全球5G和数字产业发展前景,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政府从未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中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

◆“9·11”之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网络公司定期提供用户信息。根据“棱镜门”事件曝光情况,在美国情报部门监控下,美国人的通话、通信、文件、语音等数据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美国曾经特别亲密的盟友国家领导人的通话也长期遭到美国窃听。事实表明,恰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网络监控和网络窃密行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帝国”。联合国为此通过了欧洲国家提出的有关“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决议。

◆2019年5月德国《每日镜报》报道称,经过多年审查,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而在美国思科提供的设备中,却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2013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起,更符合所谓的“后门”描述。

◆美国思科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曝出很多起“后门”事件。思科故意向政府销售包含严重安全漏洞的视频监控套件,并被思科经销商NetDesign的视频监控专家提起诉讼。思科这一“留后门”的行为最终导致其于2019年赔付860万美元。

◆苹果公司早在2014年就承认可通过苹果手机系统“后门”提取手机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公开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苹果公司与其开展安全合作,而美国中情局却这么做了。“脸书”公司也被曝出用户账号有“后门”。

19.蓬佩奥:中国在新疆设立“集中营”进行压迫。

错!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它们与美国推行的“社区矫正”、英国设立的DDP项目(“断念与脱离”课程)、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

◆用“集中营”来称呼新疆教培中心是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做法。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仅凭对8个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所谓‘集中营’”的荒谬结论。美国“灰色地带”新闻网站的调查显示,伪学者郑国恩根据一家总部位于土耳其的流亡媒体组织--Istiqlal TV的一篇报道编造了“新疆在押人员总数超过100万”的耸人谣言。据“灰色地带”揭露,Istiqlal TV根本不是一家公正的新闻组织,它一边推进分离主义,一边接待各种极端分子,连郑国恩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估算“没有确定性”。

◆一段时期以来,新疆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之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已连续3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教培中心针对学员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低、缺乏法治意识和就业技能、不同程度感染宗教极端思想等问题,开展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教培中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保障学员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同民族学员风俗习惯,提供各项生活设施,设有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所有学员均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免费参加全民健康体检。目前,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生活。

◆2019年10月,60多个国家在联大发言支持中国的治疆政策,其中30多个是伊斯兰国家。而在少数批评中国治疆政策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2018年12月底以来,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组、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赴疆参访。他们普遍表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很多亲身参观过新疆教培中心的外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媒体均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因地制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民生措施,造福了这里的各族人民,令社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到新疆之前以为教培中心是“集中营”,亲眼目睹学员在教培中心的学习生活之后,才发现学员是在接受技能培训,还能参加各种兴趣爱好课题,所谓“集中营”都是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传播的谎言。

20.蓬佩奥:中国违背在香港事务上对世界作出的承诺。

错!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已全部履行完毕。《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中方有关政策都没有改变,中方会继续坚持。

◆2020年6月30日至7月17日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就涉港等问题攻击诬蔑中方,共有70余国一致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从1997年到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37万亿港元增至2.87万亿港元。多年来,香港作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未改变。截至2019年末,香港股市总市值接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上海和东京。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回归以来排名总体逐年上升,2015-2020年间,有4次荣登世界前两名位置。

◆截至2019年,香港已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最自由经济体。

21.蓬佩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港管控,香港民主自由受到压制。

错!

◆回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没有民主,没有一任港督是由港人民主选举产生,绝大部分时间立法机构成员更是直接由港督任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人依法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前所未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事实。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各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近一年多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无从谈起。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暴徒公然鼓吹“港独”,到处打砸抢烧,肆意攻击无辜平民,破坏公共设施,挑战政府管治,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非法干预有恃无恐,使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也极大影响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出现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安全根基不牢。国安立法目的就是堵上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香港国安法仅针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而会让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影响,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受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立法将更好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更好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为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创造条件;也将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消除商界人士对社会乱象的担忧,为世界各地愿意在香港工作、投资和生活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香港国安法是民心所向。短短八天,有近300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立法,各界发起的“反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全港网上签署行动在半个月时间里即有165万人支持。香港总商会等香港多个商会发布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指出立法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利社会回稳。在港运营的4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办事处,没有出现离开香港的情况,香港恒生指数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的情况下连续高开高走,直观反映出金融市场把香港国安法视为利好。

22.蓬佩奥:中国军力不断提高,威胁性大大增强。

错!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自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2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30年来,一批批中国维和军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冲突地区和当地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今年,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410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中上百名官兵得到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嘉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老挝、柬埔寨等4国派遣军队抗疫专家组,通过空军运输等方式向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与俄罗斯、南非等10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召开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霸凌行径挑战国际关系准则,是当前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国2019年军费预算超过7160亿美元,占各国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相当于美国后面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2019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3.5%,而中国近30年每年国防开支占GDP比例不到2%,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也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军费支出更低,仅占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

◆美国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美国强行推行“政权更迭”、煽动“颜色革命”,动辄极限施压,造成地区动荡和人民苦难。2001年以来,美国非法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师出无名,花费财政开支超过6.4万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80万,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23.蓬佩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

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爱民为民的人民之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为人民而战。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洪抢险,或是抗击疫情,人民子弟兵始终冲锋在前,日夜奋战,义无反顾地用血肉之躯筑就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军民鱼水情”已经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因和血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陆、海、空三军军医大学抽调450余人的解放军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一线,全军一万余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疫,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6月以来,中国南方部分省份发生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闻汛而动”,紧急出动2.9万名官兵赶赴抗洪一线,抢筑堤坝,救援被困群众,安置受灾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作用,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为党分忧、为国兴利、为民造福。到今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29.3万户贫困户、92.4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解放军亮眼的扶贫答卷上,书写的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时代新篇章。

24.蓬佩奥:中国非法主张南海主权权益,在南海问题上践踏国际法。

错!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南海有关岛礁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管辖已达上千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许多外国文献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中国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事实。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1925年美国海军航道测量署发行的《亚洲领航》(第四卷)、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献《暴风之岛》等均记载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情况。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长期开发经营和主权管辖历来为周边国家所承认,已具有习惯国际法基础;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确定的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安排,恢复了对南海有关岛礁及海域行使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维护和巩固了二战以来南海区域的国际法秩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二战后,中国收复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持续有效管理。

◆1948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南海断续线,重申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质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包括南海沿岸国家从未就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质疑。后来,由于南海发现石油,一些国家才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有关当事国开始派军队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目前,中国南沙群岛42个岛礁被他国非法侵占。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正在生产作业的众多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中国在南海进行的油气开发、渔业捕捞等活动均是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当事国商谈搁置海上争议,推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同意早日达成COC,展现了地区国家齐心构筑地区规则、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信念。

◆关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裁决,中方早已郑重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上述立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对于海洋划界争议,中国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排除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同意为基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强行管辖国家未予同意的事项,严重违背主权原则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成立缺乏合法性,组成缺乏公正性,对案件审理缺乏管辖权;其“裁决”政治偏向露骨,法律适用牵强附会,事实认定漏洞百出,挑战国际法基本准则,损害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兹瓦特教授称,“仲裁庭的裁决在东亚必将被视为‘毒树之果’,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有近120个国家表示支持。

◆美国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基于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的考虑,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海洋霸权地位。

◆《南华早报》今年7月28日以“是美国正在南海搅局”为题刊文认为,美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没有资格却自认为可以妄评他国之间的争议,这难道不奇怪吗?蓬佩奥劫持有关争议以推进其自身意图的居心昭然若揭。

25.蓬佩奥:中国导致全球海上贸易的安全性降低。

错!

◆恰恰相反,中国为保障全球海上贸易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和人道主义行动,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海运安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反恐、反海盗护航行动,迄已派出了35批护航编队,为6800多艘商船提供护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商船和国际组织船只。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赢得了世界各国商船的信赖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中国海军护航。巴拿马籍“圣箭”号商船船长维尔吉利奥向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发来的邮件中写到:“衷心感谢你们为我船提供的护航帮助。”

◆中国始终通过海洋开展国际合作。作为我国第一艘制式远洋医院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十多年来,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此外还多次参加台风等灾害的救援行动以及国际军事演习。这艘承载着中国道义的“生命之舟”“友谊之船”在全球留下了温暖航迹。

◆中国为国际航运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交通运输部编制、发布了《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指导全球航运业加强疫情防控。国际海事组织先后数次向174个成员国推荐这些海运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分享抗疫经验,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疫情给国际航运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又一具体实践。

◆仅2013年至2016年,中国就在南海海域发生的船舶遇险事故中成功救助中外籍遇险人员至少3396人。针对南海海域特点和实际情况,中国在广东、海南设置了3个救助站点,并长期部署专业救助船舶进行值守。2018年7月以后,“南海救115”轮、“南海救117”轮和“南海救116”轮在南海南部海区轮换值守,圆满完成17起救助任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37名、遇险船舶5艘,获救财产价值约3900万元人民币。路透社2016年1月报道,一些船东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更多存在有利于这片海域的安全。一名新加坡船东说,如果中国搜救力量部署在有关岛屿,响应时间可能会更短,会增加营救机会。

◆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陆续在南沙岛礁建成5座大型灯塔,并提供综合导航助航服务,承担着服务航海保障、海上搜寻救助、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海洋防灾减灾等功能,大大提高该水域的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能力。2018年10月,中国在南沙有关岛礁启用岛礁海洋观测中心、气象观测站、南沙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等,提供更多公益服务,为南海航行安全和沿岸国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979年美国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前推出“航行自由计划”,就是要在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维护美国军事力量横行各大洋的“自由”,挑战新的海洋秩序。所谓“航行自由计划”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无视众多沿海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其实质是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向遭到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美国是全球海上安全的最大破坏性因素,动辄截停、扣押他国商船、油轮,频繁威胁对他国及重要航道实施海上封锁,不断在“争议水域”组织军事演习,挑动局势升温。美军方部分学者甚至叫嚣使用“私掠船”攻击中国商船。

26.蓬佩奥:美国应该通过强化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自由巡航行动、组建太空部队来防止中国侵略扩张。

错!

◆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对外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中国一贯严肃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从未扩大自己的主权声索,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积极维护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事实上,南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50%的商船和1/3的海上贸易航经该海域,每年10多万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是问题。但美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把“航行自由”等同于军事行动自由,已在南海地区搞了20多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今年以来,美国军机在南海活动近3000架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5日发布消息称,当天21时许,美国空军1架E-8C“联合星”监视飞机进行抵近侦察,曾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近海的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处。7月,该型飞机曾在两周内六次进入南海地区侦察。美还把双航母舰队开到南海大搞军事演训,鼓动其盟友和伙伴也把军舰开到这片海域,唯恐南海不乱。美方举动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安宁,不符合所有南海沿岸国的利益。

◆外空是全球公域。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不仅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也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宁,反对把外空作为新的战场。与此相反,美将外空定位为“新的作战疆域”,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导拦截器,刺激外空军备竞赛,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

来源：参考消息

一、全球视野：灵活用工发展前景广阔

1.1全球万亿市场空间，受经济、人口、制度影响

据WorldEmploymentConfederation（WEC），2016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规模4909亿欧元（折合人民币3.5万亿，不包含在线招聘），同比增速17.7%。根据人员在企业受雇佣的不同阶段产生的需求，人力资源服务业可分为灵活用工服务、直接招聘、在线招聘、企业信息管理服务、招聘流程外包服务、职业生涯管理等细分子行业。其中，灵活用工（AgencyWork）规模占比最高，达到70%。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用工市场，根据WEC，2016年美国用工市场规模达到1220亿欧元，全球占比超过30%，排名第二的日本市场规模437亿欧元，我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330亿欧元。

从岗位分布来看，灵活用工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2016年全球制造业、服务业的岗位占全球灵活用工行业比重达到73%。

灵活用工主要用来解决突增、巅峰期、季节性的人员需求，以及在内部资源无法满足业务需求时获得特殊专业性人才、替代缺席员工等工作场景。在海外，灵活用工业务涵盖内容较广泛，包含劳务派遣、外包用工、非全日制用工、退休返聘、实习生等劳务用工，以及其他招用短期或临时性人员的用工方式，用工方式受到各个国家政策规范、实施细则的影响，例如在日本，灵活用工被称为劳动者派遣（LaborDispatch，其模式与我国的灵活用工更为类似），美国为就业服务（Staffing/Work/Employment），欧洲为中介服务（AgencyWork）。

对于求职者，灵活用工满足了更多样化的就业要求。据StaffingIndustryAnalyst发布的2016年灵活用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人认为灵活用工是帮助自己找到永久性工作的一种手段；12%的人认为灵活用工是自己在寻找永久性工作过程中的主要收入来源；11%的人认为灵活用工能让自己学习新技能、获得工作经验。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用工供需失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驱动行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政策层面，为缓解劳动力不足、促进就业，各国政府不断放开相关政策限制，劳动力流动性提升，促使行业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完善的财税体制奠定规范发展的土壤。招聘、用工等涉及企业员工成本、用人风险、员工福利待遇，财税、薪酬体系越复杂，企业越倾向于通过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商寻求用工服务。此外，规范化、法制化的财税体系建立起明晰的制度框架，有助于人服企业合规化、市场化发展。

1.1.1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劳务派遣法不断放宽

195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遵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路径。日本真正的战后复兴开始于1950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时就业人口为4000万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林业和渔业的人口为1500万。1964年，日本从事制造业的人口首次超过农林业人口。此后30年间，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制造业成为日本人最大的就业领域。伴随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加大公共设施投资力度，劳动力从制造业、农林业向土木工程业转移。1990年代末，日本财政困难，公共工程费用难以为继，土木就业人口持续下降，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提升。2000年以来，伴随产业升级，日本信息和通讯以及医疗保健就业人数占比则有明显提升。

为缓解产业结构变化下的劳动力不足，日本对劳务派遣的限制不断放开。明治维新之后，劳动力整体供应不足，为保留企业员工，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从业者雇佣限制令》(1939)、《从业者移动防止令》(1940)等，通过立法确立终生雇佣制度。196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量迅速提升，对翻译员、打字员、话务员等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需求明显增加，但有偿职业介绍仍被法律禁止。1986年日本颁布实施《劳务派遣法》，承认劳务派遣合法地位，此后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对于灵活用工的政策规定在适用岗位、派遣期限等方面不断放宽。

2017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非正式就业人数达到237万（包含兼职、临时工、灵活用工等），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达到35%，其中通过中介机构就业的灵活用工人数为13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2.5%。据日本劳动厚生省，制造行业派遣人数占比在30%以上，批发零售、信息通信占比分别在10%以上。

1.1.2美国：雇佣自由为原则，劳动力流动性较高

在美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产生大量用人需求。很多美国城市的中小企业开始雇佣家庭妇女作为上班族从事兼职工作，凯利女孩（KellyGirlServices）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应运而生，提供专门的用人服务，并伴随经济增长快速扩张。1980年以来，美国管理、专业类以及服务业岗位就业人数占比提升，销售和办公室岗位以及生产运输搬运类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

美国以“雇佣自由”为原则，具有较高劳动力流动性。美国一直游离于国际劳工组织之外，从来没有禁止过私营职业介绍所的发展，只是针对其弊端做一些必要的管制，总体上为私营职业介绍所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针对灵活用工这一用工形式，美国以“雇佣自由”为原则，缺乏专门的全国性法律体系，部分州制定单独的法律对灵活用工进行规范管理。

据美国劳工局（AmericanStaffingAssociation），2017年美国用工行业中，灵活用工（Tempoary以及Contract）占比83%，正式招聘（SearchandPlacement）占比17%。岗位分布来看，2017年灵活用工中制造业人数占比在37%，其次为办公室行政岗位，占比28%，其余为专业、管理岗位（13%），工程、信息技术及科学岗位（13%）以及健康医疗岗位（9%）。

1.1.3欧洲：劳动力流动性提升，政策不断放开

二战后，因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欧洲各国经济迅速复苏，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表现为：1）第一产业占经济比重下降，如德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0.2%下降至1980年的2.1%。瑞典的农林牧渔业占比则从1965的7%下降至1979年的4%。

2）二战后，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为特点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在欧洲盛行，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提升，1970年代后，以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成本提升为导火索，西方经济进入长期的低增长状态，第二产业占比有所下降。3）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

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欧洲各国就业结构随之出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情形，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了结构性失业，为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力供给，各国针对此出台了很多劳动力服务政策，开始注重劳动力培训、健全劳动力保护政策及法律、合法化营利性职业介绍中介、放开对灵活用工的限制。

服务业存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较低以及工资较低的特点，因欧洲各国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业对劳动者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并不强，外来移民成为服务业就业的主要群体。据WEC，1958-1972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西德等欧洲国家向外国人颁发了超过800万工作许可。超过1/3的外国工人来自欧共内部国家，其中意大利在工业化方面落后、饱受高失业率困扰，成为输出就业人口最多的国家。

灵活用工方面，因存在劳工剥削等问题，欧盟国家为主的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公布《失业公约》，禁止一切形式的营利性职业中介机构运营。伴随二战后用人需求兴起，1948年出台《就业服务公约》，此后逐渐放松对营利性中介机构的限制。1960-1970年代，荷兰、爱尔兰、德国、法国及英国等陆续建立起针对灵活用工的政策法规体系，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意大利等国则在1980-1990年开始陆续建立完善，截至目前，欧盟成员国基本均已针对灵活用工出台相应政策，规范灵活用工的适用场景、合同签订、员工福利待遇、雇主及中介机构责任。

据WEC数据，2016年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等8国灵活用工行业规模总额达到1209亿欧元，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达到35%，其中，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四国行业规模在100亿欧元以上，整体欧洲国家灵活用工渗透率（通过中介机构就业的灵活用工人数/总就业人数）2000-2013年维持在1.4%-1.9%之间。岗位分布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人员密集，占比较高。

海外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较大。参考美国、欧洲、日本灵活用工渗透率变化情况，在经济衰退期，灵活用人人数、时长同比大幅下滑，占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同时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期，灵活用工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均高于整体就业市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灵活用工整体渗透率较低，绝对规模远低于正式就业人口，经济变化时体现在表观数据上有较大波动；同时结合美国、日本就业数据来看，可能存在以下情形：经济复苏期，企业用人需求提升，但为避免用人风险，会率先招聘灵活用工；经济衰退期，因灵活用工通常为临时性、替代性的非核心岗位，合同签订期限通常较短，企业更易通过灵活用工进行人员压缩、成本管控。考虑我国灵活用工行业仍处快速发展期，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也有一定区别，灵活用工对当前经济变化的敏感性仍待进一步观察。

据厚生劳动省数据，2008年10月-2009年3月，日本共有1806个用人单位解聘及计划解聘124802人，派遣劳动者占比68.7%，正式工的失业率维持在约2%，而派遣劳动者的失业率达到了10%。

1.2龙头份额相对稳定，并购、国际扩张驱动成长

1.2.1业务模式类似，市占率较低保持稳定

德科、任仕达为行业前两位龙头企业，分别成立于1950-1960年代（德科集团由1957年成立的法国埃科和1964年成立的瑞士阿迪亚公司合并而成），发展历史较为悠久。17年公司收入分别达1846/1816亿元人民币，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从增长情况来看，两家公司近5年收入增速分别在3%/6%，增长趋缓，步入成熟期。

从业务模式来看，龙头公司提供涵盖低端蓝领、中端白领、高端专业人才的全面用工服务，包括正式用工（Permanent）以及临时用工（Tempoary），并提供外包供应商管理（MSP）、招聘流程外包（RPO）、职业生涯规划等综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从岗位分布来看，龙头公司灵活用工岗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办公室岗位以及专业技术岗位。伴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劳动力需求迅速转移至第三产业，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专业技术岗位贡献的收入占比整体提升，德科从04年的14.7%提升至17年的22.4%。

据任仕达年报数据，17年德科、任仕达市占率合计约为12%。另据WEC数据，06-14年前十大人资龙头市场份额从33%以上降至25%，人资行业偏向同质化服务，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大型人资企业资本实力更强，在兼并收购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业务层面区域分布广，服务全面，流程更加专业化，前三大龙头市场份额06-16年则保持相对稳定。

人资服务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龙头企业优势在于提供全面服务解决方案，服务网络覆盖广泛，规模效应凸显，并有较强资本实力进行收购兼并，行业竞争加剧背景下，依然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1）龙头企业通常提供涵盖灵活用工、直接招聘、招聘流程外包、托管服务计划等全面的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案，多业务布局有助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客户粘性，各个业务条线之间亦有助于相互引流、形成协同效应。2）服务网络广泛，业务覆盖全球，对全球各个区域市场的劳动法规政策、企业客户需求均有全面把握，综合产品服务实力突出。3）积累庞大客户及候选人资源，新进入者难以快速复制，且行业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小型企业因缺乏技术解决方案而难以应对市场变化，。

推测因经济、人口、劳动政策等各方面影响，各区域市场集中度有所差异。据公司公告，2017年任仕达在美国排名第二，但其市场份额仅3%；在德国排名第一，市占率为9%；在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排名第一，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18%/24%/31%。

1.2.2并购扩大版图，业绩快速增长期较长

龙头发展早期主要通过内生增长实现快速扩张。以任仕达为例，任仕达于1960年成立，至1970年收入规模仅为2400万美元，1970-1980年，公司主要通过业务线拓展、异地扩张驱动早期内生高速增长，收入复合增速达到26%（任仕达在发展初期的首次收购发生在1974年，公司当时在德国成立清洁部门，负责向飞机、火车及办公楼等提供清洁或维修服务，次年公司为了在比利时拓展同类业务收购了当地的Belglas）；1980-1989年，公司收入复合增速亦达到17%，依然维持较高水平。

我们认为，龙头公司发展早期的快速增长驱动主要来自于：1）经济增长、企业扩张带来的用人需求提升，面对产业结构转型，企业逐渐提升临时员工比例应对用人成本变化；2）此前各地限制临时用工政策不断放开，劳动力流动性提升；3）企业跨国业务迅速发展，为龙头企业异地扩张奠定客户资源基础。

90年代之后，龙头公司不断通过整合做大规模、提高市占率。1980年代，法国Ecco、瑞典AdiaSA均位列全球人资前三龙头，1996年法国Ecco、瑞典AdiaSA合并成为Adecco，一跃成为规模最大的人资企业。2000年德科继续收购美国的OlstenStaffing，拓展美国市场规模。

1982年任仕达竞争对手Tempoteam因经济衰退影响产生大额债务，被任仕达以12.5万欧元收购；2007年任仕达以现金+股票的方式收购荷兰的Vedior，收购完成后二者合计收入达173亿欧元，成全球第二大公司（Vedior亦主要通过兼并重组成为行业龙头，其前身为1909年成立的荷兰清洁服务公司，1996年整合法国职业介绍中介机构BisSA，后陆续通过收购英国的SelectAppointments、美国的Acsys等成为全球第四大人资服务提供商）。2011年任仕达继续收购北美的SFNGroup，成为美国市场的第三大服务商。13-16年公司又陆续收购欧洲的USGPeople、ObiettivoLavoro、Proffice，巩固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瑞士、卢森堡以及奥地利的市场份额。

外延并购有助实现市场份额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增强、技术水平提升，并能够通过业务整合实现一定协同效应。

收购标的的业务通常被整合到现有业务条线，有利于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以任仕达为例，2008年任仕达完成收购Vedior后，将其旗下的专业用工服务（entrepreneurialprofessionalsbusinesses）整合到原有的灵活用工业务中，使得灵活用工业务的综合实力与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11年收购SFNGroup后，将其旗下的SourceRightSolutions业务组合为RandstadSourceright，使得公司在北美招聘流程外包（RPO）市场取得领先地位。整体而言，任仕达在进行收购后，基本会将标的旗下的业务统一整合到Randstad与Tempo-Team两个品牌以巩固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财务层面，业务层面的整合、协同、引流以及融资和税收架构的优化驱动，08年公司因收购Vedior产生税前成本节约2200万欧元，2011因收购SFNGroup产生税前成本节约3000万欧元；从投资回报看，13-16年任仕达并购加速，协同效应显现叠加全球经济形势转好，公司净利率水平提升，ROE亦整体上扬。

风险主要来自于频繁收购对于现金流的压力以及商誉大幅减值（特别在经济衰退期）。收购方式现金为主，大型收购会对当年现金流造成一定压力。1998-2017年，任仕达公布具体收购方式的21次收购中，现金收购17次。1998年，公司以现金8.5亿欧元收购美国的灵活用工服务提供商StrategixSolutions，2007，公司以35亿欧元收购Vedior，造成当年投资现金净流出明显高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德科公司在1997/2000/2010年亦因大型收购造成一定现金流压力，故在大额收购的第二年，企业并购活动通常大幅缩减，主要进行内部业务条线的整合以实现内生增长。

从资产状况来看，我们所选取的四大人资服务公司外延并购产生的商誉占总资产的比例基本在10%以上，其中任仕达、德科公司商誉占比更是在30%以上。2008年因金融危机造成业绩下滑，任仕达收购的Vedior商誉减值5亿欧元，任仕净利润从07年的3.84亿下降至08年的1820万欧元。

1.2.3成长期估值相对较高，成熟期估值有所回落

任仕达、德科19年3月11日PE（TTM）分别为14/9倍，因行业发展成熟，收入增速趋缓，估值水平较低。1980年代以来，剔除因盈利大幅下滑带来的虚高估值，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收入及盈利维持一段时期较快增长，估值水平相对较高，其余阶段估值水平基本在20倍以下。

伴随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复苏、整体就业人数增长以及灵活用工行业的迅速发展，罗伯特哈夫国际公司将业务线从财会金融向办公室行政、IT技术等领域不断延伸，1993-2000年收入从3.06亿美元提升至26.99亿美元，GAGR36.47%，净利润从1993年的1170万美元提升至2000年的1.86亿美元，GAGR48.43%，PE整体维持较高水平，期间PE（TTM）中枢在34倍。

1990年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向好叠加欧盟国家对灵活用工政策的不断放开，任仕达从荷兰向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市场扩张，业务线亦从基础的话务员、清洁工等向机械设备、电子、保险、建筑等领域拓展，1994-1999年公司收入从17.05亿提升至55.65亿美元，GAGR26.69%，净利润从5100万提升至1.98亿美元，GAGR31.31%，同期公司PE（TTM）从94年的18倍最高提升至1998年的33倍，中枢水平在31倍。

二、龙头巡礼：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品牌优势彰显

2.1任仕达：发力技术，转型数据驱动供应商

任仕达集团是世界第二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1960年在荷兰创立，1990年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现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任仕达业务遍及全球39个国家，拥有4858家分支机构，企业员工数量37930人，2017财年，公司收入233亿欧元，5年GAGR6.37%。17财年归母净利润6.3亿欧元，5年GAGR28.6%。

任仕达的发展历程可主要划分为以下几大阶段：

1）成立之初，任仕达主要为保险业，银行和医疗保健部门提供人员招聘服务且人员基本为打字员，会计师，行政人员和秘书等支持性工作者。

2）20世纪70年代，任仕达开始拓宽业务范围，覆盖从医疗到工业的所有类型的人员。

3）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经济复苏时期正确选择了注重业务增长而非控制成本的策略，业绩大幅上升。从1982年开始，欧洲从政策上放松了对临时人员编制机构的限制，这对任仕达来说成为了临时人员招聘业务发展的契机和助力。

4）1990年代，任仕达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国际化的战略上，先后在比利时匈牙利德国法国美国等地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布局。进入21世纪，任仕达逐步进入亚太市场并于2006年进入中国。

从收入构成来看，公司的人力中介业务（Staffing）专注蓝领及白领招聘，专家业务（professional）专注中高级领导职位，驻场服务（InhouseService）则专注于为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2017年人力中介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为集团主要的收入来源，05-17年以来该业务收入占比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专家业务、驻场服务的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

从区域构成来看，05-17年任仕达欧洲地区收入占比基本在70%以上，在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法国，公司市场份额均在15%以上，市占率均排名前三。美国地区收入占比约在20%，2009年起公司业务开始向其他区域扩张，其他区域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5%提升至2017年的9%。

从每员工创造毛利（GP/FTE）、毛利成本比（GP/PE）、每员工招聘候选人数量（Temps/FTE）三个指标来看，2017年每员工创造毛利同比提升3%，明显改善，其余两个指标则保持相对平稳。14-17年，公司毛利率从18.42%提升至19.64%，生产效率略有提升。

积极推进技术发展，从传统人资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HR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2014年，公司推出了任仕达创新基金（RIF），专门投资人力资源技术初创公司。2015年，任仕达收购提供就业安置分析服务的RiseSmart，2016年收购在线招聘平台Monster。17年底，公司建立了数字工厂，通过内生研发与外延收购相结合，快速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2.2罗伯特哈夫：专注金融财会领域，盈利能力突出

公司1948年创立于纽约，主要提供财务会计领域人员招聘服务及风险咨询服务。1986年以前，公司主要以加盟方式发展业务，为企业客户提供金融和财会领域临时及全职专业人员。从1986年开始，公司开始收购加盟商，以便提供更高标准的服务，并开始快速扩张服务网点，还通过推出OfficeTeam，RobertHalfTechnology，RobertHalfManagementResources，RobertHalfLegal和TheCreativeGroup等新产品线不断丰富业务范围。1987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2017年公司收入52.67亿美元，5年复合增速5%，归母净利润2.9亿美元，5年复合增速7%。

2008年之前，公司收入维持快速增长，根据罗伯特哈夫历年营业收入（公司公告）及美国人力资源行业规模（美国用工协会）计算，公司市占率（占美国市场）从2002年的2.4%提升至2008年的4.1%，09-10年公司收入增速慢于行业，市占率有所下滑，11年之后市占率维持在3.2%-3.4%之间。

公司旗下有八大品牌提供分领域业务：通过Accountemps、RobertHalfFinance&Accounting和RobertHalfManagementResources三个部门提供会计和金融领域的灵活用工和人才招聘咨询服务。OfficeTeam则专注于提供高技术人才的灵活用工服务。RobertHalfTechnology专注于提供IT领域服务，包括人员招聘及信息技术系统的开发应用等。RobertHalfLegal为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法律部门内提供临时项目的用工及全职人员的招聘服务。CreativeGroup在数字，营销和创意领域提供项目人员。Protiviti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专注于企业风险咨询管理和内部审计。

从罗伯特哈夫业务结构来看，17年灵活用工收入占比达到78%，为主要收入构成。永久用工（PermanentPlacementStaffing）收入变化的弹性高于灵活用工（TemporaryStaffing），经济下行期收入降幅更高，经济上行期收入增幅更高。而据前文，美国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期，灵活用工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均高于整体就业市场。我们推测这一差异主要在于，16年美国整体灵活用工渗透率仅2.1%，而公司灵活用工收入达到78%，业务结构的差异使得在报表上体现为公司的永久用工业务对经济变化的敏感度更高。

从收入驱动来看，灵活用工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每小时服务费以及灵活用工工作时长。永久招聘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推荐候选人数量以及单个候选人的服务费。风险咨询管理及内部审计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来自于派驻的咨询工作人员工作时长以及每小时服务费。综合而言，人员数量的增加和产出水平的提升是主要增长驱动。

从毛利率来看，2011-2017年，公司永久招聘业务的毛利率在99%-100%，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以净服务费计入收入，主要营业成本仅包含少量的补偿费用。2011-2017年，公司灵活用工业务毛利率约在35%-37%，风险咨询管理及内部审计业务的毛利率约在26%-31%，主要营业成本均为员工工资、工资税、灵活用工人员的福利成本及补偿费用等。

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用工业务在美国42个州及海外17个国家拥有323个办事处，由当地办事处负责本地市场的销售、宣传推广、市场营销以及招聘。公司通过Protiviti开展的风险控制管理业务则在美国23个州及海外11个国家拥有56个办事处。从区域来看，美国业务占公司收入比重在70%以上，贡献主要收入来源。

据公司公告，截至2017年，公司拥有约17200名全职员工，其中约3600名为Protiviti的员工，提供审计业务。同时，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的灵活用工人数为211400人，并为此承担相应的保险金、失业税、社保及社会福利等人员成本。

以中小企业为核心客户基础。公司企业客户覆盖广泛，其中中小企业是公司核心客户群体。中小企业客户通常缺乏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相较大企业亦缺少招聘及后续管理能力，对公司而言更易深度挖掘人资服务需求。

专注金融财会+IT领域，提供人资+风险控制综合解决方案，提升客户粘性。据美国劳工部数据，在20个职业领域中，2017年美国金融财会领域工作职位增速最高，同时失业率显著低于全国整体3.9%的水平（金融机构经理/金融分析师/会计审计失业率分别为0.5%/0.7%/1.9%）。而据公司公告，IT就业市场同样就有较低失业率，市场规模是金融财会的3-4倍。同时公司2002年通过收购ArthurAndersen前雇员成立Protiviti子公司提供风险咨询业务，相较传统人资服务公司及传统咨询公司，罗伯特哈夫公司可提供人资+咨询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并专注于细分业务领域发展，有助打造专业化竞争优势，提升客户粘性。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服务能力。公司自有线上平台具有先进匹配算法，实现候选人数据库的精准搜索匹配，企业客户可通过公司平台发布职位需求、统计工作时长等；候选人可在线搜索、申请职位并进行岗位管理跟踪。

三、国内现状：龙头畅享行业红利

3.1行业起步阶段，规范度提升利好龙头

我国灵活用工处于发展初期，模式单一，主要包含劳务派遣和岗位外包，但本质与海外一致，即人才租赁：由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向企业（用工单位）提供用人服务，并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可按项目、按小时、按人次）。

据人社部数据，2016年人力资源服务全行业营业总收入11850亿元（含服务外包等业务的代收代付部分8792亿元），同比增长22.4%，2017年全行业收入达到1.44万亿元，同比增速21.87%，维持较快增长。另据灼识咨询数据，17年中国大陆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市场中，人才寻猎、招聘流程外包及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分别占比63%/1.8%35.2%，其中灵活用工业务市场份额有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沃土。中国经济正加快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23%）自199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7%）以来，比重逐年增加，截至201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44.9%，高出第二产业16.8pct，第三产业人力密集，人员流动较快，有望产生更多岗位需求，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人口红利消退，人力成本攀升，企业对灵活用工需求有望增加。国内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在消退，新增人口在减少，同时，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扬，企业通过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现人员招聘、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提升。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发展，有助龙头做大做强。2017年10月11日人社部印发《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为实现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明确规划到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2万亿元，培育形成100家左右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

“一带一路”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培育新增长点。据领英发布的《“一带一路”人才白皮书》，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人才布局方面面临三大挑战：难以触及高级别海外人才、缺乏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渠道，和缺乏全球范围内的雇主品牌认知度。2016年，在受访的国有企业中，66%的企业表示难以找到高级别的人才，40%企业寻找特殊技能人才困难，并且在吸引人才时薪酬福利竞争力不足，另外对于海外市场的双向陌生导致36%的企业缺乏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渠道。据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构建全球服务网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承接国际服务，提供特色化、精细化人力资源服务，有望迎来新发展机遇。

劳务派遣政策管控趋严，灵活用工模式下企业和服务机构权责划分明晰，迎来快速发展。劳务派遣模式诞生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外企进入中国，通过这种方式聘用中国劳动人员，至2007年我国颁布新《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为合法化业务形态，2008-15年是劳务派遣快速发展发展期。

因企业与中介签订派遣协议而非劳务合同，派遣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风险划分不明确，劳工权益难以保障，2014年3月，人社部公布《劳务派遣法》，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比例不能超过用工总量的10%，倒逼行业重新规范用工模式。相比传统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的中介企业全面承担用工风险，提供招聘、培训、管理、薪酬发放等各环节全风险服务外包，有助满足企业突发性、临时性的用人需求，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契合政策发展方向。

社保征管2019年1月起由税务部门统一进行，有助人资服务行业规范度提升。前期由各地区根据各自情况自行规定征缴方式，随意性较强，同时社保档案资料（劳动部门）、资金使用（财政部门）、征缴标准（统计部门）、实际征缴（地税部门）等各环节由不同部门负责。

根据2018年7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社会保险的征收工作自9月1日起将逐步转至税务部门统一进行，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因税务掌握的社保费缴费基数信息比较全面，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有助于人资行业规范度、透明度增强，有助于龙头市占率提升。

3.2龙头并购拓展业务版图，份额有望持续提升

国内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多、规模小，同质化程度高，外资占据主导地位。据灼识咨询，2017年中国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市场CR5为4%，行业集中度较为分散。据HRoot发布的2017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品牌10强榜单，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前十品牌排名中，外资企业占据8席，其中中智CIIC排名第三，科锐国际排名第七。具有全球化视野和更加全面服务体系的外资企业仍然占据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国内民营企业在部分细分领域亦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能够提供全面解决服务方案、具备国际扩张潜力、加强技术投入、具备品牌及客户积累优势的头部企业有望胜出。1）人资服务企业业务精细化、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大势所趋。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中的企业多数多从某一个细分角度，例如从猎头或招聘、劳务派遣、人事代理等环节切入，但是单个环节发展的空间较为有限。伴随企业对职能部门外包服务需求的增加，从单一环节服务向全方位解决方案转型是行业龙头成长的必然趋势。2）政策鼓励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国际市场带来新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对于本地化人力资源服务需求在不断提升，同时国内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竞争，衍生海外人才需求。一带一路等政策支持国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参照海外龙头德科公司、任仕达等外延并购、全球业务布局做大规模，国际市场有望为国内人资服务企业带来新业务增长点。3）加强技术投入助推效率提升。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社交化等新技术已经开始运用在人力资源的各个领域，通过技术投入加强服务效率、扩大覆盖半径有助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竞争优势。4）行业规范度提升，具备品牌口碑、客户积累、业务运营优势的龙头企业更易脱颖而出。

3.3科锐国际：民营灵活用工龙头，步入高速成长期

亚洲领先的整体人才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迅速拓展。公司1996年成立，截至2017年已与2000余家跨国集团、国内上市公司、快速成长性企业及非盈利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7年6月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登陆A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据公司公告，截至2018H1，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拥有93家分支机构，1800余名专业招聘顾问，在超过18个行业及领域为客户提供中高端人才访寻、招聘流程外包、灵活用工、招聘培训等解决方案。

从过往成长来看，13年公司收入增速7.84%，14年增速达25.53%，15-16年增速16.93%/18.54%，17年成长加速，同比增长30.75%，18年公司提出investigo并表影响，实现内生收入增速45.25%，增长进一步加速，主要系：1）猎头业务方面，因13年公司进行业务梳理及调整，人员流失影响业务扩张速度，14年业务调整完毕并收购安拓奥古、安拓咨询各51%股权，内生/外延分别贡献收入增量2500/1995万元；猎头收入增长24.95%。15/16年猎头收入增速7.25%/5.74%，主要依赖内生；3）招聘流程外包方面，13-14年变动同样受组织架构调整影响，15年因拓展大客户收入增速达17.80%，16年因营改增、大客户外包需求降低收入下降8.84%；3）灵活用工方面，收入持续较快增长，5年收入GAGR29.37%，为增长的主要驱动。

从业务构成来看，截至18H1，灵活用工/猎头/招聘流程外包收入占比分别达58.99%/26.51%/10.17%，灵活用工贡献主要收入。因猎头业务以净服务费计入收入，毛利率水平较高（38.1%），灵活用工营业成本则包含外派员工薪酬及自有员工成本，毛利率水平偏低（9.5%，若不考虑自有员工成本，毛利率水平超18%，与净服务费率水平吻合）；灵活用工/猎头/招聘流程外包毛利占比分别达25.85%/46.79%/22.41%，猎头业务对公司利润影响更大。

3.3.1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企业客户高粘性

不断拓展服务产业链，提供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初步奠定中高端人才访寻业务的行业领先地位后，公司率先在国内推出招聘流程外包业务；借鉴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内市场特点，公司进而推出了国际通行的灵活用工业务；在招聘流程外包和灵活用工等细分领域成功树立行业标杆的同时，围绕市场需求，公司陆续推出了校园招聘、培训、招聘咨询等服务，进一步拓展服务产业链，从而成为国内少数能提供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构建跨区域服务网络，服务多行业、覆盖多岗位，快速相应客户需求。截至18H1，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地相继设立了93家分支机构，在中国苏州、西安及印度的班加罗尔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候选人访寻中心；公司拥有1,800余名专业招聘顾问，服务超过18个细分行业的研发、工程、制造、供应链、市场、销售、财务、法律、人事等多种职能职位。公司跨区域的强大服务网络及全面岗位覆盖有助于以客户为中心快速集中优质资源，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交叉销售，进一步巩固公司的领先优势。

中高端客户资源优势明显，企业粘性较高。据公司公告，公司客户数量从2010年的800家左右上升到18H1的3,000多家，其中60%为外资企业，30%为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10%为国有企业，当中不乏佳能、霍尼韦尔、苹果、赛诺菲、强生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平安、华为、联想等中国细分行业领军企业，中高端客户资源优势明显。同时公司客户合作期限长、粘性强和复购率高，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截至2017年，公司75%为重复购买客户，大量客户的服务期超过十年。15-18H1，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在26%-31%，贡献收入占比在25%以上。

从行业分布来看（据招股说明书），2016年消费品、高科技、医药、工业行业客户收入占比分别为22%/21%/18%/11%，其余为汽车、现代服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全行业覆盖有助分散风险，提高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抵御能力。

3.3.2外延深化产品服务，拓展国际业务

科锐国际先后收购北京亦庄国际拓展蓝领灵活用工，收购无锡智瑞推动制造业灵活用工业务、收购融睿诚通拓展延伸金融板块灵活用工、整合安拓国际加强中高端访寻；收购香港Aurex将业务拓展到澳洲和美国；并购Investigo，拓展英国市场并辐射欧洲。2017年又投资了上海客汗和才到强化技术平台。

总结来看，我们认为科锐国际主要遵循两条并购思路：1）并购有业务拓展空间和客户粘性的线下企业，实现业务协同、规模效应，深化产品和服务组合。2）投资技术驱动型企业，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来对线下业务条线赋能，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和业务流程闭环，从而提升人均产出和运营效率。

与经济技术开发带及一带一路沿线政府及企业加强合作，加速区域扩张。18年公司在河北雄安、新疆乌鲁木齐、广东东莞新设三家分支机构，支持当地政府及企业的人才全面引进，为区内产业发展、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奠定人才基础。在新疆，公司与乌鲁木齐国资委实际控制的新疆火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科锐新疆”，拟共同建设与运营中国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产业园，致力于以服务新疆为核心，影响和辐射一带一路全地域，从而带动周边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和人才聚集。

现金收购英国Investigo52.5%股权，国际化布局再下一城。2018年4月27日，科锐国际公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AP以现金方式向Fulfil(2)购买其所持有的Investigo52.5%股权。本次交易价格确定为2200万英镑，将以英镑现金方式支付。本次收购已于2018年6月30日完成，18年三季度investigo实现并表。2017年Investigo实现收入9.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6%，占上市公司17年收入的81%，实现净利润3323万人民币，贡献权益利润占上市公司17年归母净利润的23%，我们预计18年有望贡献800万左右权益利润，显著增厚公司盈利能力。

Investigo专注于财务、金融等领域招聘工作，中高端寻访及灵活用工为主要业务构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主要为英国、欧洲的蓝筹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提供中高端人才访寻和灵活用工服务。据公司公告，Investigo公司拥有超过140名专业的招聘顾问，为超过1,000家企业提供中高端岗位及专业性岗位的人才招聘服务，2016-2017年Investigo的招聘顾问人均净服务费高于同期主要竞争对手瀚纳仕公司（Hays）、米高蒲志（PageGroup）和Hydrogen集团。

收购Investigo有助实现业务协同、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本次交易完成后，Investigo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有望在国际化业务拓展，市场、产品及数据等层面的业务互补、人才培养与设施提升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与标的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协同效应，有望实现双赢。

3.3.3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效率有望提升

公司坚持一体两翼战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一体，同时针对B端（企业）与C端（人才）实施广泛聚合，提升业务效能。具体体现为1）通过技术和平台，公司不断聚合更多的企业和人才；2）通过深入的服务与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人才与企业岗位的撮合匹配；3）通过大数据的积累与分析，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企业和人才在职业、工作之外的更多场景深度整合。据2017年年报，公司目前积累了600万人的数据库，客户数量超过3000家，庞大人才数据库到B端客户转化率较低。通过AI技术与专业顾问赋能，公司有望提高匹配效率，持续保障领先的管理运营水平。

我们认为灵活用工行业处渗透率长期提升的黄金发展期。科锐国际客户合作期限长、粘性强和复购率高，候选人数据资源优势突出；收购investigo切入欧洲市场，不断深化延伸产品服务；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效率有望提升，并有望持续外延整合提升市占率。预测18-20年EPS0.65/0.89/1.10元，维持增持评级。

作 者：典小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如果你喜欢唐嫣，或者她的影视剧，一定能够回想起这样一幕：

2018年，“糖糖”（唐嫣的粉丝们对她的称呼）婚礼的地点，选在了音乐之城维也纳，一个风景优美、风情独特的城市，婚礼场地租用了奥匈帝国的皇宫——美泉宫。

整个现场雍容华贵，唯美又浪漫。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唐嫣所佩戴的几款首饰珠宝。

结婚照中的一款长耳坠的耳环，出自柏林电影节红毯系列，上面镶满了钻石；还有双人合照中戴的一顶王冠，非常符合唐嫣的小公主气质。

这些珠宝的背后，都出自一个拥有165年历史的比利时品牌——莱绅通灵。

莱绅通灵，在今年全行业暴跌的情势下，二季度净利润却同比增长43.82%。

缔造这一亮眼成绩背后的人叫——沈东军。整个珠宝界，都在悄悄地，抢着阅读他写的文章。

01、传奇沈东军：从一家小店，到风靡全国

沈东军，1969年。

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在珠宝界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997年，沈东军在南京太平南路珠宝一条街的一个22平米写字楼里，放了两截柜台，销售翡翠。

但是生意很惨淡，于是沈东军每天骑着摩托车，到保龄球馆、一些大的珠宝店门口、大商场门口等，专门去发传单，搞得满城风雨。

他当时提出两条承诺：假一罚十，七天无理由退款。

其实就是低价策略。但这个策略，为他吸引了大量顾客，引起了同行的强烈嫉恨。一天早上，他去公司，发现大铁门上，被刷上了“滚出珠宝一条街”的标语。

沈东军一想，觉得自己会有危险，想要去报警。但再一想，觉得自己不应该报警，于是给所有的媒体挨个打电话，南京的电视台立刻来报道，全国的媒体也随后跟进。

于是，通灵珠宝，风雨了整个南京城。

这是沈东军的第一次危机，也是他的第一次转机。

尽管遭受失败，但为了鼓舞员工士气，沈东军告诉大家，将来我们在南京一定会超过XX麟珠宝。XX麟是香港一个著名珠宝品牌，当时正如日中天，尽管沈东军只说在南京超越他们，但这仍是一个胆大包天的想法。

在随后的几年里，通灵珠宝越做越大，沈东军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2012年，沈东军从ETD手中接过“新一代钻石蓝色火焰切割专利”。2014年，唐嫣主演的《克拉恋人》风靡全国，其中的通灵珠宝CEO沈东军，在剧中是一个成熟稳重、帅气多金的暖男大叔。

再后来的《归还世界给你》上映，又把莱绅通灵推上了一个台阶。

因为对比利时钻石推广的杰出贡献，2015年，沈东军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比利时王室授予他“利奥波德军官级国王勋章”。

利奥波德勋章是比利时三大国家骑士荣誉勋章之一，是纪念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最高级别勋章，由国王亲自签发。这也是比利时王室首次将该级别勋章授予中国工商界人士。

尽管风光无限，然而在这背后，沈东军却始终觉得内心孤独、痛苦和焦虑。

究竟为什么？

02、变革：沈东军和他的“无限思维游戏”

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永远不会被打倒。

——《乔布斯传》

沈东军是一个极具商业前瞻思想的人，百度百科上这样介绍他：

南京大学博士后、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EMBA。

曾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研究生导师，著有畅销管理书籍《组织智慧：21世纪企业盛衰的秘密》。

随着通灵的做大，尽管从表面上看，业绩在增长、整体发展不错，但“知子莫如母”，通灵珠宝由沈东军亲手带大，企业的长处和短板他了然于心。

沈东军认为，通灵若要和其它品牌竞争，必须要有独特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品牌遇到了“成长上限”，如果不突破这个上限，未来很可能逐渐衰落。

中国珠宝市场主要分为三大阵营：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国际高端奢侈品珠宝品牌，如卡地亚、宝格丽、蒂凡尼；

处在金字塔中端的，如香港几大黄金珠宝品牌和少数不甘平庸的内地品牌；

处在金字塔底座的，如国内一些以黄金销售为主的黄金珠宝品牌。

当时的通灵珠宝，处于中间地带的所谓“轻奢定位”。

但这个所谓“轻奢”地带，在沈东军看来，有两大“痛点”：

第一，该地带已成为竞争红海，香港各大品牌，国内几家品牌都在此，各种款式和理念，都非常趋同。

第二个“痛点”，说起来是“轻奢”，实际品牌内涵、文化底蕴、设计能力、营销思路和珠宝市场顶端的国际高端奢侈品差距太大。不是平缓过度、而是一个断崖式的落差。

沈东军想要变革，并且内心打好了一份腹稿。此时，他还无法对外人说，但他自己对未来的路，已经十分清楚。

事情总要一步一步来。2011年，沈东军谋划通灵珠宝上市的事情，然而时运不济，他用了整整6年时间，直到2016年才上市成功。因为中间国家停了2次IPO。

这期间，沈东军变革的理想，始终没能实现。因为IPO是第一要务，变动必定会导致人员流失，业绩停滞。

上市后，紧接着通灵珠宝就收购了诞生于1855年的比利时王室珠宝LEYSEN。这次收购，让沈东军开启了他梦想中的一场传奇变革。

LEYSEN在欧洲市场上，主要为王室和一些贵族服务，以高级定制为主，业务模式是先接单，后设计生产。

引入LEYSEN之后，沈东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其先前在比利时的定制模式，把款式、供应链流程全部重新设计规划，以符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用王室品位赋能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沈东军把公司名字改为“莱绅通灵”，定位于“欧洲百年王室珠宝”。

这一决定遭到了公司高管和经销商的各种反对，大家都觉得，莱绅在中国知名度不够，而通灵本身却有一定的名气，备受消费者认可。

但沈东军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且十分坚定。

在品牌升级过程中，通灵品牌过去的客户丢失了，原来的管理人员不适应了，销售大幅下降了，股价大幅跳水了……通灵连续2年，每年下跌30%左右。

这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是灾难性事件。投资人开始抱怨，外人也看不懂，很多媒体这时候也开始说风凉话，说顶着一个王室品牌，实际上根本做不起来……

就连通灵自己的员工，也完全看不懂，更不相信。

那段时间里，质疑声不断，高管离职、员工离职，沈东军遭受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这种痛苦并不是来自于对未来的迷茫，实际上，即使经历挫折，沈东军对自己要变革的道路，依然坚定且清晰。

沈东军认为，继续经营通灵珠宝，短期内确实可以保持利润增长，投资人会很开心。但从长期角度，品牌缺乏核心竞争力，会慢慢被竞争对手打败，如同温水煮青蛙，品牌逐步陨落。这是“有限游戏思维”。

但是作为创始人，沈东军的梦想是带领企业成为“中国市场镶嵌珠宝品类销售第一的品牌”。所以，他想玩一套“无限思维游戏”。

对于高端奢侈品来说，“血统”很重要。大牌竞争，本质就是“血统”战争。

比如，当年香港珠宝品牌在内地攻城掠地，就是因为当年香港经济高于内地。而随着这几年香港经济的衰落，其珠宝品牌也逐渐褪去光环。

国际高端奢侈品品牌，没有见过哪个是从第三世界国家诞生的，它们绝大部分都出生在欧洲，少数诞生在美国；且绝大部分拥有百年历史，并且和欧洲王室有深厚渊源。比如，卡地亚就不断宣传是“皇帝的珠宝，珠宝的皇帝。”

并且，欧洲奢侈品品牌是高度附着在欧洲文化上的，它的基因里融入了欧洲的哲学、艺术、历史、文化，这些奢侈品品牌已经成为西方的文化符号之一，就如中国的茅台酒、云南白药。

沈东军认为，通灵珠宝最大的成长上限就是缺乏“贵族血统”，这是奢侈品品牌的硬核。

虽然说品牌的出身和历史不能改，但是不代表品牌不能“嫁接”。

沈东军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LEYSEN的“贵族血统”，嫁接在通灵之上。

（注：LEYSEN品牌在比利时拥有为王室服务上百年的历史，比利时四代王后加冕时所佩戴的王冠，均选择由LEYSEN设计制作的比利时国宝“九省王冠”。比利时王室成员出席重要活动，经常佩戴LEYSEN设计制作的珠宝首饰和王冠。）

这就好比你开一辆旧车，你明知道这个发动机排污严重，将来很快就要报废了，或者即使不报废，耗油量也越来越大。你该怎么做选择？

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吉利发动机，换成沃尔沃发动机”。但是在“换发动机”的时候，你是不能营业的，一定是要亏损的。

外人不会理解他的心境。

所以说，沈东军的痛苦，来自于他“想得太透彻了”。他需要放慢时间，等等他的合作伙伴，等等他的员工。

03、“沈布斯”的“爆品战略”与“降维打击”

伟大的艺术品不必追随潮流，他本身就能引领潮流。

——乔布斯《乔布斯传》

为了在公司贯彻这些想法，沈东军开始宣讲他的思维和理念。

我们都知道，信息的传递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因为背景知识不同、记忆遗漏等，很容易出现偏差。

今天你开会讲的事情，一级一级传到基层员工，很可能完全“走样变形”。而且，这里面还会夹杂着各级领导的“私货”。

如何能够精准表达？沈东军开始写文章，他不会打字，就在手机或者pad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

从一个专业记者角度看，沈东军的每一篇文章，都十分干净。沈东军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考虑了读者的感受，采用的是‘奥卡姆剃刀法则’，一些可有可无的，坚决要去掉。否则，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就像这个碎片化时代，15秒的抖音视频，就要有剧情、有高潮，传统的方式早已经不再使用，沈东军的文章，就是要把知识反过来。

沈东军有一篇文章叫《要么成为爆款，要么被爆款消灭》，全面阐释了莱绅通灵的“产品主义”。这也是自2016年起，莱绅通灵逐渐火爆起来的“底层密码”。

颇具沈氏风格的“莱绅通灵”，设计是这样子的：

第一，首饰造型是王室或者欧洲文化符号；

第二，高辨识度；

第三，简约风；

第四，熟悉的陌生感；

第五，做工精致，强存在感。

如果你关注商业，“超级符号”这个概念就一定不陌生，最近这两年已经成为了商业大竞争的经典。

所谓的“超级符号”，就是一种超级创意，它能够让亿万消费者，对一个陌生的新品牌，只看一眼，听一声，就能够记住它、熟悉它、喜欢它，并乐意掏钱购买它，甚至逢人就爱谈论它。

“超级符号”还是一种千年不衰的文化载体。比如中国的龙图腾、中国长城、西方的十字架、王冠造型、巴黎埃菲尔铁塔、埃及金字塔等，这些符号世界知名，人人都知道它的意思。

沈氏风格的“莱绅通灵”，第一款产品“王室马车”，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符号”。

这是一款以“欧洲王室马车车轮造型”为元素的首饰，目标消费群定位为18到28岁都市年轻消费人群，产品主要是项链、手链。价格在5000元—10000元区间，非婚庆首饰，使用场景是恋人间礼品、父母给女儿礼品、节日礼品和职场白领自我奖赏。

因为产品定位准确，价格合理、辨识度高，王室理念传达清晰，产品推出后大卖，上市几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千万，至今仍是一个经典畅销爆品。

此后，沈东军还设计出了“王后婚戒”“鸢尾钻石项链”等高辨识度的产品，一次一次火爆。

火爆的秘密就在于“超级符号的高辨识度”。

中国珠宝有一个最大的通病，如果你逛商场，就会发现，无论是香港品牌、还是内地品牌——你去掉LOGO，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产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沈东军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产品主义者”。就像乔布斯一样，跳出无数手机样式，设计出独具特色、简洁干净的iPhone。

沈东军对于产品的理解，还在于“熟悉的陌生感”：

美国广告大师詹姆斯·韦伯·扬说：创意，就是旧元素的新组合。

什么叫“旧元素的新组合”？

旧元素让人有熟悉感，新组合让人有陌生感。

旧元素的新组合，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因此激发“居然还可以这样”的惊叹，引发传播。

熟悉的陌生感可以说是所有艺术创作的第一性原理。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作品，无论电影、音乐、建筑、小说、雕塑、服饰，甚至最好吃的菜肴都遵循着“熟悉的陌生感”的创作原则。

就拿刚刚说的“王后婚戒”举例，沈东军挑选出欧洲王室符号鸢尾花，作为设计元素。

鸢尾花图腾自公元496年克洛维一世加冕时，就成为法国国王的象征。而且，古埃及人还认为它是权力的象征，狮身人面的额头和法老的权杖上都有这个标记。基督教也把鸢尾花视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

所以，这个鸢尾花图腾，就是一个“超级符号”。

这个产品推出去后，立即成为热销爆款，上市几个月销售就达到1.3亿元，2019年销售更达3亿元。

当然，要想真正实现“品牌区隔”，不仅仅是产品的设计。在沈东军看来——“所有接触点都是媒介”。

所以，沈东军不仅仅设计产品，他把“人、货、场”都当成媒介，让顾客能接触到的所有渠道，包括商品、礼品、员工服务、着装、礼仪、客户经营广告、公关等所有接触点，都感受到“莱绅王室珠宝故事”。

如果你逛商场珠宝区，能够明显感受到莱绅通灵的与众不同——用高品位的香槟配色，1855加王冠造型的放大图案等，诉说着这个品牌自1855起的悠久历史，让人过目不忘。

沈东军的这篇《要么成为爆款，要么被爆款消灭》，全面阐释了这些方法论。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又讲了如何做增长、如何做管理等真问题。

这些文章一经发布，员工读完瞬间觉得提高了好几个段位。

而更意外的是，久而久之，竞争对手也开始偷偷想办法搞到这些文章，偷偷学习。甚至开出高价，去挖莱绅通灵的员工。

我问沈东军：“你难道不担心，对手比你资本强大，比你人多，用你的方法打败你吗？”

沈东军对这个问题，想得非常通透。他讲了三个维度：

第一，从企业和行业的维度来看，每个行业都需要代言人，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他不断地发声，引领着整个行业发展。

第二，从进化论的角度上讲，任何一个生物，都要把他的基因传播出去。为什么苹果的果子是甜的，就是让鸟儿觉得特别好吃，鸟儿吃果子，把会把籽一起吃进去，然后飞到很远的地方，排出来。让种子传播出去，在更远的地方生长。

“莱绅通灵”的文化，不也是一种基因吗？我去写微博、刘东华去创办正和岛、正和岛出版《本质》，都不单单是为了钱，而是一种“基因传播”。

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够启发到别人，帮助别人成长，不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更何况，如果竞争对手都看你的文章，不也就拜你为师了吗？

第三，文章传播出去，其实也是在跟顾客、经销商、投资人沟通。当别人看到你如此通透的文章，自然也会对你多一份理解和信任。

沈东军其实并不担心对手用他的方式打败他。他早已跳出了赚更多钱的狭隘观念，他更像是一个布道者，希望能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行业。

因为如果是同样的知识，沈东军没有做好，那应该反求诸己；如果对手用了有效，那更说明这些知识的价值。

更何况知识都是成体系的，如果别人模仿刘东华就能创建正和岛，那说明刘东华还不够刘东华，同样如果别人能够模仿沈东军打败沈东军，那说明“沈东军还不够沈东军”。

实际上，沈东军在奢侈品珠宝界掀起的浪，远远不是一个品牌那么简单。“莱绅通灵”对其他品牌，简直是“降维打击”式的存在。

之所以这么说，沈东军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莱绅通灵”定位于“王室珠宝”，而不是定位于爱情。

如果你去看，会发现，绝大多数珠宝品牌、钻石品牌，都定位于爱情。沈东军不一样，他认为，钻石本身就是代表爱情的，如果还定位于爱情，那就无法突出商业品牌的价值。

“莱绅通灵”等于是在爱情基础上，附加了一层“王室品位”。这对其他品牌，形成了“降维打击”。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你可以做个试验，现在立即打个电话给你女朋友或者太太，问对方：

今年七夕节想买一个珠宝首饰送她，有三个选择：

第一，国内珠宝品牌。

第二，香港珠宝品牌。

第三，欧洲百年王室珠宝品牌。

问她选哪个？

当你得到答案的时候，就明白“降维打击”的真正威力了。

沈东军把原本一个和卡地亚、路易威登一样“根正苗红”的王室奢侈品，拉到中国市场与香港品牌竞争，这就好比让NBA球队去参加CBA联赛。

在中国，顶级奢侈品是红海，国内中高端市场也是红海，他把莱绅拉低一点，避开顶级奢侈品的锋芒，又对国内珠宝品牌形成“优势”，他在“国内中高端和国际奢侈品中间”，找到了一片蓝海。

这就是沈东军的产品思维。

正如乔布斯所说：“伟大的艺术品不必追随潮流，他本身就能引领潮流。”

对于产品和市场的理解，沈东军堪称“沈布斯”。

04、“请叫我沈老师”

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史蒂夫·乔布斯

行业内很多人，称呼沈东军为珠宝界的乔布斯，或者叫他“沈布斯”。“沈布斯”之所以被称为“沈布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于他是整个“莱绅通灵”的布道者。

在公司里，沈东军喜欢别人叫他“沈老师”，而不是沈总裁。

沈东军面向全体员工，在自己家里，开办了一个像古代私塾一样的学堂——“东塾堂”。

“东塾堂”每一期挑选20个学员，每两个月上一次课，一次两天，沈老师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

现在第1、2期已经开课，9月上旬还将开展第3、4 期的学习。目前陆续已有80人进入到了东塾堂的学习中。 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这里，成为莱绅通灵强大的后备军。

这个课程不讲业务，也不讲营销，而是讲思维模型和底层架构的知识。

比如，有一门课叫《古希腊哲学与底层认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到牛顿、达尔文，再讲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中国的“阴阳学说”等。

还有一门课专讲《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本书虽然大名鼎鼎，但却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很多人都读不下去。沈东军把它拆解开来，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让最普通的员工，都能够深刻理解。

比如说，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想减肥，但总也减不下去，好不容易强迫自己瘦下来，一不小心“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就又回去了。

从目标管理角度来讲，成功是要靠意志力，但是人的意志力又是有限的。

如果你在工作中，消耗了大量意志力，那么在生活中就很可能放纵自己。比如一些明星，演艺很精彩，但私生活却很混乱。再比如，工作很辛苦，回家看见伴侣和孩子，稍微有点不顺眼，就容易发脾气。

减肥也是一样，制定一个可行的短期目标，月度减肥5斤，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是消耗意志力来换取短期目标。

这样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目标一旦达成，坏习惯就会立即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减肥总是反反复复的原因。

那怎么办呢？

按照“无限游戏思维”，你要做的是——把习惯变成目标，而不是把结果当目标。

我们应该转变减肥策略，不把减轻体重作为目标，而是直接把“健康生活习惯养成”作为自己的目标。

目标变，行为即变。这样，我们就可以既重视饮食健康，也重视身体锻炼，还重视心理健康和睡眠质量。

其实，消耗的意志力差不多，但我们还把珍贵的意志力用在“习惯养成”上。而行为习惯一旦养成，所有行为都不是对自己的挑战，而是“自然而然”的事。

沈东军的一个学员，先前减肥总是反反复复，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渐渐形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对高盐、高糖、高脂等食品已经有了身体本能的排斥，有了这些习惯，体重自然降了下来。

努力永远比不过习惯，厉害的人是把努力培养成了习惯。

在外界看来，学习哲学是很务虚的东西，是一种“没有用的知识”。

但其实，哲学是世界观的底层逻辑，是万物的第一性原理。对沈东军来说，要真想把自己对于产品和管理的理解传递到位，他的员工就越需要这些底层的思维逻辑。

什么叫“底层思维逻辑”呢？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在沈东军看来，认知其实分为5个层次：

最表面的层次，就是一般人所看到的人和物、房子等，我们把它称之为“流变的大千世界”。

第二个层面是技术层面，比如我们的家用电器，我们用手机打电话。

第三个层面更进一步，是基础科学，比如数学、物理等基本原理，就像华为任正非现在呼吁的，走到无人区就要去探索基础科学。

科学再往下走，就到了第四个层面——哲学。哲学有3个属性：

1. 追求终极。

2. 哲学是科学的前瞻。科学强调验证性，但在没有验证之前，它只能是一个思想的实验，这个时候就叫哲学。

3. 哲学是反思。就是对你的思考，再一次进行思考。反思自己的思考方式对不对，思维模式对不对。

哲学的下一层，是宗教（神学）。

也就是说，哲学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一块地方。是指导你做事情的“底层思维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沈东军这么重视哲学的原因。因为你每次往底层探索，都是一次认识升级。

给员工学习哲学知识、科学知识，底层逻辑就打通了。那么你就不再是支离破碎地简单执行任务，而是系统性成长。

这个“东塾堂”一期的课程长达2-3年，“沈老师”全程陪伴。因为“沈老师”的想法，还要更进步——那就是，把同事变成同学。

你仔细想想，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除了家人，其实就是同学了。同学超越了功利，而同事要往后排的。

所以说，东塾堂2年课程下来，大家的“底层思维逻辑”一致，又是同学关系，日后的工作自然会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猜忌。

因为同学是一个高粘度、高信任的关系，他能够跨部门、跨级别、跨新老员工、跨性别而存在。

这也破解了一个部门间不协调的管理难题。

其实不仅是沈东军，日本稻盛和夫，就是那个创造了3个世界500强的经营之神，一辈子都在强调一件事——经营管理是要有哲学的。

他的思想被整理成“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全世界流传。

稻盛和夫有一点讲的非常透彻，企业经营其实就是“要攀登什么样的山”，目标不同，经营公司需要的哲学、思想也就不同。

沈东军要攀登一座什么样的山呢？

在“莱绅通灵”的南京雨花台区总部，阳光洒进来，映照着满是书架的办公室，明亮干净。沈东军穿着300块钱买一送一的衬衣，不到200块钱的休闲鞋……

他早就看破了物质上的享受。那些过去创业遭受的磨难，也早已成了浮光掠影。

4个小时里，我们聊起了温家宝总理曾经给企业家推荐过的《道德情操论》。

沈东军说，在更高的维度上，人类永远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你的善，二是竞争，人之所以是善良的，在于这二者的统一。但最终，我们是要回归到社会价值，“利他就是利己”，利他才是真正的社会价值。

沈东军是一个布道者，就像乔布斯是苹果的教父，每一个产品都被打上了他深刻的印记。

乔布斯说，活着就为了改变世界。

沈东军说，就像提起酒人们会分成茅台和其他酒，提起手机，人们会分成苹果和其他手机一样，未来人们提起珠宝，只会想起“莱绅通灵”和其他珠宝，这是他的梦想。

这是“沈布斯”要攀登的一座山。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了攀登这座山，沈东军要求全体员工背诵格言，比如“人才裂变，首先把自己变为人才”、“做对，而不是没做错”等。

我问他说，你不怕员工说你洗脑吗？

其实，在沈东军看来，这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因为在莱绅通灵，有35%的员工都没有大学文凭，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够。

怎么去帮助他们呢？让他们回到学校再去学习不太可能，经典文著的长篇大论一时也很难消化理解。通过这种短句子的格言学习，能够快速提高。

其实越是优秀的知识，越是生活中常用的哲理，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很愿意接受的。少数抵触的人，往往也不是公司要找的人。

“沈老师”一步一步的努力付出，用事实回应了外界质疑。

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势下，很多奢侈品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一是因为，珠宝相对来说，并非像食品、医疗、通讯、汽车等，珠宝站在消费链的最顶层，经济压力越大，消费者越减少支出。

二是，珠宝这个行业是一个偏重线下的行业，几十万贵重的东西，线下的体验感非常重要。而今年疫情，线下大量门店闭店。

三是，珠宝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来自于第一季度，其中有两个重要节日——中国的春节、西方的情人节。

所以，对珠宝业来说，整个行业都陷入困境。

但是莱绅通灵今年上半年的财报，却很抢眼：

莱绅通灵第一季度利润损失了90%，但仍略有盈利。第二季度开始了强势反弹，4月达到去年同期水平，5、6月份持续增长，整个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3.82%。

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业内非常难得，也很有力的回应了外界和投资人的质疑。

05、真正的高手胜在“底层逻辑”

1969年出生的沈东军，如今已50多岁，但精力十分充沛，每天7点就到公司，总是很晚才回去。

50岁是知天命的年纪，我问沈东军，如果用一句话，来回顾自己的过去，应该是什么？

“是勤奋和独立。”

勤奋无需多解释。“独立”这个词，对沈东军来说却十分与众不同。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牛人，其实可以分为2类——一类人的底层思维是“归纳法”，另一类人是“演绎法”。

这两种人都能成事，只是程度不同。

“归纳法”其实就是经验论，比如：

前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昨天太阳从东边升起，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得到的结论：明天太阳也会从东边升起。

一个企业家看到别人做这件事赚钱，他也去模仿学习，也能够赚到钱。

演绎法则完全不同，它的核心是“逻辑先行”。做任何事情之前，大脑中已经有了一个逻辑推导，比如乔布斯做出了无与伦比的iPhone，自然火爆全球；马斯克要去火星移民，自然要探索火箭技术。

最后所谓的成功，其实不过是逻辑推演的一个现实版。

沈东军也是这样一类人，他对于莱绅通灵的掌舵，对于“王室品位”的定位，早就已经做过很多思想实验。

所以，平日里沈东军在做出很多成绩、获得了无数荣誉时，甚至包括像被比利时王室授予“利奥波德军官级国王勋章”时，都没有表现得极端惊喜和开心。

因为这些结果，不过是他逻辑推演的一个现实版。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在它推演出来的那一刻。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长期主义。关注对的事情，自然会有好的结果。真正的高手，都胜在了“底层思维逻辑”上。

从这个角度上讲，不仅仅是财报让人惊喜。更重要的是，在可见的未来，沈东军正带着“莱绅通灵”这颗冉冉升起的珠宝巨星，登上这片王国的最高峰。

一切，都值得期待和审视。

以上就是，“沈布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