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移民西班牙政策

原标题：美新移民数量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拉美裔超出亚裔

中新网11月1日电 美国侨报网刊文称，美国移民研究中心10月31日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175万新移民在2016年合法或非法到达美国，人数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文章摘编如下：

报告指出，移民数量增加是经济危机反弹过程的一部分，正在迅速改变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

当地时间6月26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支持特朗普2017年颁布的移民限制令后，民众在最高法院门口抗议。中新社记者 邓敏 摄

新到达的移民包括新的绿卡持有者（永久居民）和长期“临时访客”，其中许多人最终成为永久居民。他们还包括新的寻求庇护者，以及潜入美国或逾期居留签证的新非法移民。

“定居美国新移民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合法移民体系，包括长期临时性签证（比如海外劳工和留学生）和新的永久居民。”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史蒂芬 卡马罗塔指出。卡马罗塔使用的计算数据来源于美国社区调查，2016年是最新的数据。

但有证据表明，新的非法移民的到来也可能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反弹。2011年至2016年，新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西班牙裔移民人数增加了76%。然而，这一水平仍远低于大衰退前的水平。

美国上一次有如此多新移民到达是在1999年—科技泡沫破灭前夕。175万也是历史最高纪录。这一数据在2015年是162万，在2011年经济处于谷底时是108万。

报告称，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自2010年以来，亚洲一直是赴美移民最大的输出地区。

2011年以来，来自南亚（印度次大陆）的新移民人数大幅增加，2016年增加了54%，达到24.4万人；来自东亚的新移民人数，2016年增长30%，达到35.5万人；来自中东的新移民人数则上升78%，至13.7万人。

此外，报告还指出，目前，新移民增长主要由拉丁美洲移民推动，其数量从2011年的33.5万，增长到2016年的66.8万。拉丁美洲也超越亚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新移民来源地。

此前说了很久的移民改革政策将在2019年11月16日开始实施。全新偏远地区签证也终于出炉，以及公布了修正案的具体细节及新签证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1、新偏远地区雇主担保签证

新签证将于2019年11月16日实施，但已提交签证并等待签证申请的申请人不适用新的修正案。也就是说，只要在2019年11月16日前提交有效的187签证申请，PR转账的要求仍然与原件相同。

关闭接受489申请，新的491签证取代489

关闭接受187申请，新的494签证取代187

引入新的打分系统，将影响所有技术移民类别签证

即持有491和494的签证申请人，可以通过转191来获得PR，即新偏远地区签证491和494实施后的3年。因此，有可能在新的偏远地区确定3年的2级签证，然后才能最终获得PR。

2、新的打分系统

随着新签证的推出，旧的计分系统将被抛弃，新的计分系统将出现。然而，新的加号适用于现有189签证、190签证和489签证，以及将在以后实行的491偏远地区的技术签证。

*“skilled“：移民职业的职业评估+ Competent English或等同

*“Competent English” ： 雅思4个6或等同

*“STEM” ： 在澳洲留学2年 + 学历为研究生硕士或者PHD学历 + 计算或者工程师领域

可以看到加分最亮点的一部分就是对单身群体的额外加分，也就是“单身狗们”可以笑傲江湖，无需再被嘲笑了，当然也有很多当初为了加分而同居的情侣们悔不当初了。

如果移民局审查了这些移民中介机构中有意共同居住点的存在，那么即使申请人获得了PR和入籍， 那么一旦查出材料作假也将一并取消。

3、过渡期的实施

在新政策出台实施之际，总是会有部分人是旧政策的申请过程，因此夹在新旧政策交替当中，显得高不成低不就。不过这次澳洲政府依然提供了一段过渡期给政策交替期的申请人来缓解压力。

第一，申请489和187签证的申请人，只要在2016年11月19日提交的有效签证申请，仍将按照旧政策接受，不会受到新政的影响。在此日期之前提交但尚未批准的申请人不受新政策的影响。

第二，根据旧政策的要求，只要在2016年11月19日前提交的489签证申请，只要4年内满足2年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887签证仍然可以在不受新政策3年期限影响的情况下转移，最终获得PR。此外，申请187签证的申请人在一个步骤中被授予PR。

第三，新的协议的新评分系统将适用于所有189, 190和491签证申请人，以及约489签证申请人和187现有申请人在2016年11月19日之前被邀请。如果在2019年11月16日前无法提交签证申请，移民局将酌情退还培训费。

第四，如果491和494签证，需要做好在偏远地区呆三年的准备，不仅需要工作、生活在3年，工资也不能很低。所以申请491和494签证的人应该仔细考虑。即使他们后来得了8分，也不能申请189分，或者等3年才申请191分。

不难看出澳州目前的移民政策越来越严格，而且“上山下乡”的政策也是让许多人纠结是否还要留在澳洲，但是要知道澳洲的偏远地区其实并不偏远，或许就能把握机遇成功移民澳洲。

中国侨网1月14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新数据显示，在2016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每年美国新增合法移民数量从118万下降至109万人。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

福布斯13日报道，“在排除难民后，2018财年成为永久居民的合法移民数量比2016财年下降了122412人，下降幅度达到11.5%。”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NFAP的分析显示。而特朗普政府一些当下遭到联邦法院阻止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合法移民减少。

归因于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

NFAP的分析指出，大部分下降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该类别包括了美国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总体而言，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成为永居移民的数量，从2016财年的566706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478961人，减少了87745人，或15.5%。其中，美国公民的配偶减少36209人(下降了11.9%)，子女减少了21700人(下降了24.5%)，父母减少了29836人(下降了17.2%)。

按国家来看，墨西哥、中国、越南和韩国是人数减少最明显的国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从2016财年的174534人下降到2018财年的161858人，下降了7.3%。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减少了20%以上。

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数下降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成为永居人数的下降。“在2016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从墨西哥获得绿卡的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人数减少了14002人(11.7%)，中国的减少了7636人，或24.1%。”NFAP表示，其他国家在这一类别上，多米尼加共和国下滑17%，菲律宾下滑24.1%，印度减少14.8%，韩国下降17.3%。越南下降了12.7%。

合法永久居民的配偶、子女和未婚子女方面，新增永居人口从2016财年的121267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109841人，减少11426人或9.4%。

多项行政政策延误绿卡申请

这些直系亲属获得绿卡人数下降，可能是处理延迟，以及阻止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政策变更所导致的。

包括要求对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进行面试的多项行政政策，都导致了绿卡申请的延误，而2017年3月6日总统发布的“加紧检查和审查”的命令可能同时导致了申请延误以及签证被拒。

基于221(g)理由(申请不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或相应颁布的法规)而遭确定的移民申请不符合资格的数量，从2017财年的254478人增加为2018财年的341128人，增加86650人或34%。

Berry Appleman & Leiden律所的高级顾问，也是前国务院签证办公室法律咨询意见部门主管的杰弗里高斯基(Jeffrey Gorsky)表示，221(g)通常会导致领事官员寻求更多材料，或让申请进入“行政处理”时所使用的，大多数此类案件最终会通过。然后，增加的数目太过巨大，大多数案件的结果不得而知，尤其是在白宫加紧审核的指示下。

高斯基说，“行政处理”可能包括安全许可在内的多种情况，许多案件不会在同一财年内被批准或结案，或者有一些永远不会被批准。

未来每年或减少数十万合法移民

特朗普政府的另外两项行政政策可能还会导致每年数十万的合法移民减少，包括总统2019年10月4日宣布，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12(f)条，禁止新移民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进入美国。此外，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基于公共负担理由的不予受理的规则，该规则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领事官员或裁定人员阻止那些被预测会在未来12个月内使用某些公共福利的移民。

联邦法官已经搁置了这两项法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规定生效，就可能导致进入美国合法移民数量明显的和潜在永久性减少。(曹同庆)

中国侨网1月14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新数据显示，在2016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每年美国新增合法移民数量从118万下降至109万人。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

福布斯13日报道，“在排除难民后，2018财年成为永久居民的合法移民数量比2016财年下降了122412人，下降幅度达到11.5%。”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NFAP的分析显示。而特朗普政府一些当下遭到联邦法院阻止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合法移民减少。

归因于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

NFAP的分析指出，大部分下降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该类别包括了美国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总体而言，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成为永居移民的数量，从2016财年的566706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478961人，减少了87745人，或15.5%。其中，美国公民的配偶减少36209人(下降了11.9%)，子女减少了21700人(下降了24.5%)，父母减少了29836人(下降了17.2%)。

按国家来看，墨西哥、中国、越南和韩国是人数减少最明显的国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从2016财年的174534人下降到2018财年的161858人，下降了7.3%。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减少了20%以上。

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数下降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成为永居人数的下降。“在2016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从墨西哥获得绿卡的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人数减少了14002人(11.7%)，中国的减少了7636人，或24.1%。”NFAP表示，其他国家在这一类别上，多米尼加共和国下滑17%，菲律宾下滑24.1%，印度减少14.8%，韩国下降17.3%。越南下降了12.7%。

合法永久居民的配偶、子女和未婚子女方面，新增永居人口从2016财年的121267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109841人，减少11426人或9.4%。

多项行政政策延误绿卡申请

这些直系亲属获得绿卡人数下降，可能是处理延迟，以及阻止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政策变更所导致的。

包括要求对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进行面试的多项行政政策，都导致了绿卡申请的延误，而2017年3月6日总统发布的“加紧检查和审查”的命令可能同时导致了申请延误以及签证被拒。

基于221(g)理由(申请不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或相应颁布的法规)而遭确定的移民申请不符合资格的数量，从2017财年的254478人增加为2018财年的341128人，增加86650人或34%。

Berry Appleman amp; Leiden律所的高级顾问，也是前国务院签证办公室法律咨询意见部门主管的杰弗里高斯基(Jeffrey Gorsky)表示，221(g)通常会导致领事官员寻求更多材料，或让申请进入“行政处理”时所使用的，大多数此类案件最终会通过。然后，增加的数目太过巨大，大多数案件的结果不得而知，尤其是在白宫加紧审核的指示下。

高斯基说，“行政处理”可能包括安全许可在内的多种情况，许多案件不会在同一财年内被批准或结案，或者有一些永远不会被批准。

未来每年或减少数十万合法移民

特朗普政府的另外两项行政政策可能还会导致每年数十万的合法移民减少，包括总统2019年10月4日宣布，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12(f)条，禁止新移民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进入美国。此外，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基于公共负担理由的不予受理的规则，该规则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领事官员或裁定人员阻止那些被预测会在未来12个月内使用某些公共福利的移民。

联邦法官已经搁置了这两项法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规定生效，就可能导致进入美国合法移民数量明显的和潜在永久性减少。

作者：Lucas Chancel

来源：WID.world WORKING PAPER.2019/15

编译：王嫄，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

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重拾兴趣，凭借方法论的突破（指调动税收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不平等指标序列），基于全球与历史视角跟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成为可能。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均未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大趋势，与之相随的是社会流动性连年下滑，国内不平等问题抬头。近几十年来，尽管薪资差距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程度，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尤其是财富累积的顶层群体中，种族与性别间收入的不平等问题突出，愈发引起学术界、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及决策者的极大关注。

本文原名“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围绕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10个关键事实展开：（1)即便我们身处数字时代，不平等数据仍然稀缺；(2）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卷土重来；（3)当富国变得更为富裕时，其政府却日益贫穷；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指基础设施）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重要动因；(4)伴随私人财富回流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5）大衰退以及各国颁布的后续政策均未改变不平等的长期趋势；（6）当前，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阶层信息（如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国别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7）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8）性别与种族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虽在20世纪有所缓和，但仍处高位；（9）对于提升税前收入的底层人群而言，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以及高薪岗位十分关键；（10）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群体的不平等动态。

（正文约1.1万字，阅读时间15-20分钟，请耐心阅读）

1. 即便在数字时代，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的相关数据仍属稀缺品

用于追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无法忽视严重的跨国可比性与跨时间可比性的问题。

官方统计部门公布的不平等数据主要依赖家庭调查，尽管家庭调查能够为社会经济不平等调研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但这些调查倾向于误报顶层群体的收入与财富水平。研究发现，家庭调查记录中收入前1%的欧洲人年税前收入约为2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81万元），仅为通过税收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测得的34万欧元的六成（见图1）。换言之，官方调查数据往往会低估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且在不平等趋势预测上也不能发挥前瞻性作用。

图1. 欧盟间不平等程度：1980-2016年间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红线)与调查数据 (蓝线)，按收入分布前20%人群份额对后20%人群份额的比率计算

在美国，根据“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在1980到2014年间，税前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上升了约三成。而通过结合税收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与家庭调查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Piketty、Saez和Zucman 三人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发现，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在同一时期的涨幅超过50%。

尽管基于行政税收数据的估算也能为衡量不平等程度提供帮助，但依然存在局限性——各国税制不同，对财政收入的定义也因国别或政策变迁而异。在美国，纳入宏观经济增长统计的资本收入约有三分之二不在所得税统计中。这些收入来源（包括估算的租金、未分配利润以及支付给养老金和保险的收入）在过去20年中在美国和许多富裕国家变得异常重要（见附录图表1）。从外，税收数据也存在相对的底层分布覆盖不足，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很明显，在新兴经济体内更是如此。最后一点关乎逃税，它对税收数据的完整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其程度随各国标准规范、政治制度与税收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俄罗斯，不考虑避税做法的前提下，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为5%，而在计入离岸资产（至少部分计入）的情况下，这一数字飙升至逾12%。在英国，这一数字从不到3%升至4.5%；在法国，从3.5%升至5.5%（见图2）。

图2 富裕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中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

（蓝色：不计离岸财富的部分，红色：离岸财富，从左—右依次：西班牙、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俄罗斯）

国民账户分配（即前文DINA）法，旨在一个概念统一的框架中，对国民收入与财富总量进行分配，以解决不平等数据源的局限性问题。DINA的估算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有机组合，并将逃税数据纳入到考量范畴。总之，尽管在衡量不平等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譬如前面提到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但是相关不平等数据仍旧十分稀缺。在少数国家（如瑞典），家庭调查会与行政税收登记对照开展，使得对收入分布自下而上不平等程度的全盘考察能够有相对高的准确度；但遗憾的是，这在全球范围内只是个例。

至于修订国民核算体系（预计在2022-24年）的项目，目前正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主持下进行讨论，预计将根据Stiglitz, Sen Fitoussi 委员会（2009年）的建议，纳入分配经济增长的新准则，从而有助于加快协调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数据集建立方法的标准化。然而，欲要从中获取信息还为时尚早。

2. 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卷土重来，欧美趋势出现分歧

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组合结果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最富有的1%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7-20%。这一比例在1970-80年代下降到8%，随后在2010年末回升至10.5-20%（见图3）。其他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遵循大致相似的轨迹(见附录图3）。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富有的前1%的收入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初的10-12%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5%左右，到2010年回升到近10%。日本在20世纪初，其最富裕的1%群体收入占比与同时期的欧美非常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部分顶级收入群体下降到不足8%，但近期又回升到10%左右。

图3. 1900-2018年：按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前1%的群体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黄线：印度，绿线：俄罗斯，橙线：美国，蓝线：西欧，红线：中国）

20世纪中叶，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的历史性下降主要是由资本收入的下降所致。Piketty，Saez（2014）以及Alvaredo（2018）等人的研究已就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危机和非殖民化进程在通过资本损失和有形资本的削减来减少头部富人群体资本收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展开过充分的论证。与此同时，军事和经济冲击对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我们不应低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和平时期政策的重要性:高税收累进制，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政策（如租金管制，租赁条例，限制股东在管理委员会中的权利）也影响了一战期间富裕人群收入的动态分布。此外，对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及社会流动率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提升，均对收入分配最底层群体的收入的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于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不平等轨迹与20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演变轨迹十分相似（可参考印度和俄罗斯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和俄罗斯的不平等程度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跟随一条中位路径，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代的7%升至近期的约15%（见图3）。

自1980年以来，在欧洲与美国，收入分布底层人群的增长动态出现分歧。从1980到2017年，美国最底层50%人群的收入份额经历了大幅萎缩（从20%下滑至12.5%，见图4），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演变趋势则完全相反（从1980年的近10%上升到2017年的20%以上）。在欧洲，收入水平处于最底层的50%群体，其收入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降至1980年代末的17.5%，随后稳定于此，图4a面板蓝线）。在此期间，欧洲最贫困的50%群体其收入增长了40%，而美国最贫困的这部分群体已“无缘”经济增长（在近40年中仅收获了3%的总体收入增长）。

图4. 1980-2017年：大分水岭—美国与欧盟的不平等与收入增长情况

而在收入分配的顶端，美国的富人群体收入猛增:1980年至2016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0.001%的人群，其收入暴涨650%（图4b面板红线）；而在欧洲，同一人群的收入也增长了200%（b面板蓝线）。

在富裕的国家里，国内不平等的抬头并非由人口老龄化所致：如果仅关注适龄劳动人口，你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最底层的50%美国人的收入实际呈负增长。

欧盟和美国的不平等和增长轨迹上的分歧表明，政策与制度变化在上述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人口、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西欧和美国是大致可比的地区。尽管贸易与技术或能解释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可观察到的欧美差异主要归因于政策选择和体制变化（将在第9和10条中进一步探讨）。

3. 富国变得越来越富，但其政府却越来越穷

考察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将净国民财富分解为净私人财富（所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私人参与者持有的净额）和净公共财富（政府持有的净资产）。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在于，在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private wealth-income ratios）相对较低的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和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如今天的英国）：个人之间类似的财富集中程度并不具备相同的意义。诸如挪威这样公共财富水平较高的国家，私人财富的不平等可以被更加平等的公共财富分配所抵消。长远来看，在公共财富水平低（甚至为负）的国家，政府对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更小，难以实现包容性与可持续经济增长（如教育、医疗、气候保护）；同时，由于财富积累过程的本质就是资本不断积累与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更高的私人财富水平往往映射出更为严重的个人财富不平等。

21世纪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现状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私人财富的回流（Piketty，Zucman，2014）。20世纪初，富裕国家的国民财富收入比（净私人财富和净公共财富之和）高达500-700%。二战后下降到200-350%，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稳定在400%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已恢复到400-600%（国别差异很大）。在20世纪，国家财富的减少与收入不平等动态相呼应: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击，非殖民化进程均导致富国财富所有者资产的流失；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资本管制政策也使长期财富收入比有所下降。

图5. 富裕国家私人财富的上升与公共财富的下滑，1970-2015，按净私人与公共财富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计（黄线：西班牙、橙线：英国、粉线：日本、红线：法国、蓝线：美国，绿线：德国）

关于总财富动态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资本回流是因为私人财富回流。在1970年代末，私人财富收入比率约为200-300%，近来已攀升至400-600%。与之相对的是，发达经济体中公共财富/国民收入比率的下滑：公共财富从占国民收入的50-100%降至接近0%。有些国家（包括美国与英国）公共财富净额甚至已经跌入负区间（见图5）。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出售）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动因。在这方面，与新兴经济体的比较颇具启发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引致该国公共财富崩溃；而中国的公共财富净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负公共财富往往意味着公共债务总额超过公共资产（如学校，道路，医院等）的总价值。换言之，公债所有人（主要是被富国国民扣留的）通过其金融资产坐拥本国的全部公共基础设施和金融资产。在实际案例中，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给予公共债务的私人所有者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以影响财政和预算政策。总之，公共财富的低水平和负水平可能会限制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投资于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的能力。

4. 资本回归了，但只是针对极少数人而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私人财富回归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接近镀金时代(GildedAge) 的水平，而彼时（1870-1900）最富有1%的人群财富份额达到45%左右。在1930和1940年代后因罗斯福新政中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开始出现下滑。到1970年代末，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逐步下降至25%左右。如今，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已回升至40%（见图6）。

图6. 1910-2014年：富裕国家里最富有的1%群体的个人财富份额（蓝线：法国、橙线：美国、绿线：英国，黑线：瑞典）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在美国，财富增长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0.1%的人推动的--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79年的7%增长到如今的20%左右（见图7）。

图7. 1913-2012年：攀升的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

（蓝线为最富裕的1%-0.1%群体，绿线为TOP0.1%群体）

投资组合构成在解释各国财富不平等动态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法国和英国，房地产价值的上升或能缓解财富分布顶层群体与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事实上，中产阶级财富往往以房产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为特征——与主要由金融资产组成的顶层人群财富相反（见附录图4法国案例）。

长远来看，财富集中度取决于财富回报率 (r) 、平均收入增长率 (g) 以及储蓄率 (s) 的不平等程度；大型金融投资组合的报酬率，通常与那些对小额存款开放的银行关系不大。1987年至2017年间，福布斯500名欧洲人和北美人的财富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平均财富增长率（2.7%），相比之下，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见表1）。

储蓄率的变化是后90%人群财富份额萎缩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前1%和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在1960-70年代相同，约为30%。然而，前1%人群的储蓄率今天已接近35%，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期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下滑至15%。而后90%人口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下滑至今天的0%。如果最贫穷的90%人口的储蓄率保持不变（即3%），Saez和Zucman(2016)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处于财富分配底层90%的财富份额将大致稳定。

特别是在欧洲和法国，各个群体间储蓄率不平等程度地加剧也促成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Garbinti，Goupille，Piketty，2018）。欧洲财富不平等上升的速度一直慢于美国，但简单的模拟表明，当前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使财富集中度逐步回升至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水平（见附录图5）。只要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发生微小的变化，就会对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度造成长期的影响。

5.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大衰退并未阻止不平等加剧步伐

紧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是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下滑，以及多项旨在将金融市场纳入更为严格监管框架的政策举措。大衰退和随后的政策反应是否改变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十年来的证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高收入国家私人财富的长期增长似乎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富裕国家的私人财富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图6）。美国的下降尤为明显（几乎跌去了国民收入的90%），英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较小（10%至20%）。然而，这些国家的私人财富水平恢复得也快。同样，在日本（1985-1995年）和西班牙（2000-2010年代）可观察到的实际资产上涨与下跌似乎也没有对财富收入比的长期上升产生影响，这表明除了周期性波动之外，私人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很强的结构性因素。

个体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长期趋势大体上没有改变。在美国，收入分配顶层人群的财富份额增长趋势既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受随后政策反应的影响。201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净财富比2006年高10%，比2000年高20%。与此同时，收入最低99%的人仍未恢复至危机前的财富水平。（见图8右面板和附录图6）。

图8. 大衰退（虚线）前后法国与美国的净财富增长

(红线为最富裕的1%群体，黑线为后99%群体，设1980年的收入水平为100)

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财富不平等动态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在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于财富的破坏尤为严重，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处于顶层的群体，其财富水平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将投资组合从房地产转为金融资产（Toledano，2017）。总而言之:我们应重点关注那些拥有足够高质量数据的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情况，且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危机改变了财富集中度的长期上升或危机前集中度的下降趋势。此外，顶层财富群体的财务韧性与抗逆力均较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回血，并继续保持高速的财富积累。

金融危机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提供了一幅更为微妙的图景，但并没有出现新常态的明确迹象。在德国和法国，顶层财富分配人群的收入份额比危机前略有下降，其收入的极大值仍未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7）。在北欧（特别是丹麦和瑞典），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当前收入水平远超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8）。

6. 阶级间的不平等现象比国别间的不平等水平更为显著

高收入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叠加国家间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对于重塑全球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自1980年以来，全球增长分布一直高度倾斜。尽管全球底层人群收入增长迅速（并不均衡），但全球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要快得多。

在1980年代初，衡量国家间税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时至今日仅能解释其中的四分之一（见图9）。换言之，在1980年代初，国别比阶级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但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种情况得到了逆转。当前，要想预测个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了解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其国别信息更加有用。这一发现可能对有关移民、国家间转移支付和国家层面不平等政策相对重要性的公共辩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仍旧存在，但富国的收入分布情况已映射于全球不平等现状中。

图9. 1980-2018年间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别之间（红）， 国家内部（蓝）

7. 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

试问自19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的加剧是否被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所抵消？广义上来讲，有以下两种方式来考察社会流动性：跨代流动性（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个体一生中的流动性（代内流动性，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在给定时间点上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代际流动率通常更低。这种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的关系也揭示出：高收入不平等国家并不能通过更高的代际流动率做出“补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绝对代际流动性不仅没有增加，而是进一步恶化。在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标准中，区分相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父母与孩子的收入或教育之间的相关性来衡量）和绝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比父母收入更高或获得更高学历的子女比例来衡量）是有用的。过去二十年来，相对流动性停滞不前，而绝对流动性更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下降；倘若向前追溯到1940年代，其下降程度要更大。Chetty 等人 (2017) 研究发现，收入高于父母的子女比例从1940年代的约90%，下降到如今的50%左右（见图10）。研究表明，所有收入人群的绝对流动率都有所下降，但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最大。

图10. 1970-2014年间：美国的绝对社会流动率

现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有所下降，而欧洲的代际教育流动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体保持稳定。此外，代内不平等的加剧与总体不平等的衡量结果相一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代内流动性的衡量结果已基本稳定，但也掩盖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异质轨迹。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男性的代内流动性在不断恶化（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甚至是从1950年代起），女性的代内流动性急剧增加，这是由于长周期内，劳动力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叠加性别薪资差距的不断缩小，正如下节所述。

8. 性别与种族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有所下降，但仍处高位

过去几十年来，富裕国家就业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在2010年代末的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超过46%。且该份额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1），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

图11. 1990-2017年间：高收入国家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20世纪下半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增长带来了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减少——这对整个人口收入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来，男女之间的总收入差距仅略有缩小。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美国薪资差距的缩小，美国男女税前收入比率从1960年代的350%，下降到1980年代的约250-200%。自1980年代以来，进展变得缓慢了许多：这一比例在2014年仍接近180%(见图12)。

图12. 1962-2014年：美国20-64岁的男女税前收入比率

女性在最高收入和财富群体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中，仅有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且越是沿着收入分布向上攀升，性别比例上的差距也就越大。在收入最高0.1%的人群中，女性仅占到10%（见附录图10）。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意大利和丹麦）也呈现相类似的数据。在法国，依照目前的趋势，要在最高收入人群中实现性别平等，大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见图13）。

图13. 1970-2012年：法国收入前列群体中的女性份额

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种族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种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80-1990年代中，种族贫富差距（用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除以黑人家庭的财富衡量）约为500-600%，而近来攀升至700%以上（附录图11）。种族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由于分布顶层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激增所驱动：在中位数黑人家庭和中位数白人家庭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歧视，往往是这种收入不平等背后的成因。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其他高收入移民国家，同样存在持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但相关数据鲜少。

9. 平等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和高薪岗位对于提升税前收入分布的底层人群非常关键

本文讨论的各种不平等趋势表明，不平等存在不同维度，具体取决于观察的是哪一个收入和财富人群。这对不平等政策辩论的安排颇具意义，换言之，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有针对不同人群施行的不同政策工具。

富国不平等加剧的解释之一是受到来自技术变革与开放的影响。技术的演变和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或将提高富裕国家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生产率，继而提高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从而抬高对熟练工人的相对薪酬水平。当然，这种纯技术派的解释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一个广泛的现象，除去劳动收入的分配，它还涉及资本收入和财富动态。其次，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是由教育水平所决定的，而教育又取决于政策；即教育的渗透和深化导致技能供应的上升，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会进一步抬升富裕国家对技能的需求。

尽管贸易和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这些驱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分布顶层或底层群体的增长轨迹及其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欧和美国在低收入/新兴国家进口货物的渗透率、技术变革水平相似（见图14），但税前和税后不平等程度的轨迹却完全不同。

图14. 1980-2015年：欧洲和美国对新兴国家的贸易与不平等程度

对于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群而言，教育和医疗体系或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不同选择，或会对税前收入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比较税前和税后的收入趋势，可以发现的是，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并且设法在收入底层群体中带动更多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能够影响税前收入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见图15）。

图15. 1980-2017年：美国和西欧后收入分配中，处于底部50%人群的税前与税后平均收入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的群体的税后收入增长中，大部分来自医疗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但是，这些转移支付中的绝大部分很可能与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相抵消，而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数量（见图17）。

图17.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人群的收入增长与医疗转移支付

除教育和医疗外，劳动力市场制度也可以在影响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最低工资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美国在1960年代的不平等程度，但此后最低工资的下滑很可能导致了底层人群的收入停滞。在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且没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通常兼备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能够在产业部门层面敲定薪资水平。企业治理机构中的权力分配，即工人代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治理决策，对于分布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也相当重要。

10.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人群中的不平等动态

曼昆 (Gregory Mankiw) 曾在2013年指出，高收入人群（前1％）财富份额的增长可以归因于高收入群体的高教育程度，以及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仔细观察不同富裕国家中前0.01％人群的收入，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很大，而这与生产率水平和最高薪资却几乎毫无关联（(Alva等人，2018）。

最高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另一个解释，是罗森 (Sherwin Rosen) 1981年提出的所谓“超级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那些跻身顶层的人更容易收获更高的增长份额。鉴于超级巨星效应，其禀赋（议价能力和其他品质）的微小差异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异。这些全球“超级巨星”虽不一定比40年前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出色的禀赋，但他们确实受益于更广阔的市场潜力。超级巨星效应很可能能够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是，在不同富裕国家中分布最顶层群体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再次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变化在顶层收入分配人群的税前和税后收入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进税率通过其当中的最高边际税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分布顶层群体的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最高边际税率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其降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可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渠道是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时，高收入者用于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钱就会减少，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长期资本收入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渠道，涉及富人的议价激励；当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时，高收入者有很强的动机议价获得更高的报酬。反之，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通常会阻碍该议价尝试。此外，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的薪酬策略。因此，最高税率的降低往往将加剧税前与税后的不平等。

上世纪70年代后，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大幅降低，其变化与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顶层人群税前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诸如德国、西班牙、丹麦，瑞士这样最高税率没有显著降低的国家，也就没有经历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而其前收入分配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也随之攀升（见图18）。

图18. 富国税收累进率的下降

要知道，我们所能够掌握的，用以衡量税收累进性变化对不平等和福利影响的数据仍然不完善。当然，历史趋势和计量经济学证据的结合，并不能代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公共审议和政治决策。但是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影响了富裕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分布，这种影响有时甚至相当严重。因此，是时候重启对于顶层收入分配人群征收级距陡峭的累进所得和财富税的相关讨论。（一言以蔽之，累进税收既可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又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急需的财政资源）。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蓬佩奥的满嘴谎言，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1.蓬佩奥：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

错！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党99年来，从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拥有近亿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党员9191.4万名，入党申请人1899.2万名，是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帕尔默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信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流民意。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蓬佩奥声称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并不同心同德，然而现实却是，每年有大量中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只有少数申请人会被吸纳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在美国压力下崩溃的政党，它有着14亿人民支持的牢固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到120元增长到2019年的7万余元，解决了近14亿人的温饱，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为7.7亿人提供就业，为2.5亿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和6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实现了近14亿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社保体系、最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上到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都全力救治。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增长3.2%，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协会、瑞银集团等多家知名国际机构专家和媒体均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不分昼夜，460多万基层党组织高效运转，近400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实践证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2018年8月发布的题为《令世界担忧的事》的报告显示，中国领衔“全球乐观国家”，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位居所有28个被调查国家榜首，远高于美国。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而美国名列倒数第二，被评定为“不信任”等级。

◆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高达93.1%。

◆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近期发布在线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人对其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持续上升，疫情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截至2020年5月，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升至8.87（满分10分），83%的受访者同意和强烈同意“更愿意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569万，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约63倍；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7万多，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约540人，分别是中国有关数据的约37倍和16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2.蓬佩奥：中国不是自由国家，14亿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中国重复了苏联曾犯的错误，拒绝赋予人民财产权和可预测的法治社会。

错！

◆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强调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切实尊重和充分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2020年5月28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对国内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实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

◆中国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中信仰各种宗教的公民近2亿人，有38万多宗教教职人员和14万多处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西藏自治区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群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教职人员2.93万人，学生可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出版发行达176万余册。

◆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任何自由都有边界，即便所谓的“自由国家”，也为自由划定了明确禁区和限制内容，绝不允许突破法律制度的底线。中国政府采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各项举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保护绝大多数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所在，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密法律体系，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方面毫不手软。

3.蓬佩奥：美国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自由灯塔。

错！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但这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对美国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为近几年来最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美国人对国家现状满意，87%的人不满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运行方式不满意。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美国人自豪感跌至20年最低，仅有20%的受访者对美国当前走的道路感到满意。美国白人的“极度”自豪感在过去20年里首次降至50%以下，而非白人则仅为24%。

◆美在全球范围非常不受欢迎，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赞成美领导地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正在消失。调查人员访问了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1.1万人，其中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各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变差了。美国声誉在法国和德国下降得尤其严重。46%的法国受访者和42%的德国受访者表示，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因疫情危机“严重恶化”。2020年“最佳国家”报告显示，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自2016年来下降了50%，降幅居世界首位。

◆7月27日，美国盖洛普公司网站发布年度调查报告，表示“美国的领导力在世界继续不受欢迎”。美国眼中的“自由世界”尤其不认可美国的领导力。美国的欧洲传统盟友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率最低，其中，61%的受访者不满意美国的表现，仅有24%的人赞同；在英国，不认可美国的比例为65%；法国的数据也类似；在德国，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率甚至更糟，78%的人不认可美国表现。在政府紧跟美国的澳大利亚，民众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深表怀疑，67%的受访者不认可美国表现。

◆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员塔拉·索南夏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开始跌至谷底，正在被盟国所抛弃。在过去数年里，美国推出的许多关键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不受欢迎，尤其是“美国优先”的原则引发了不少盟国不满。皮尤研究中心在37个国家调查发现，认同美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

◆美国公民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达拉斯晨报》2019年12月6日报道，美国联邦、州、地方执法部门仅在得克萨斯州就设立8个秘密监视中心，共享情报监控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论坛。美国审计署2019年6月4日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的人脸识别办公室可以在无合法许可的情况下，任意检索包括6.41亿张照片的数据库。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美国内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20世纪初，美国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492年的500万骤减至25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总人口的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开枪射杀行为并不鲜见，仅2019年就达到1004起。在2018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7036起因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在涉及种族族裔身份的仇恨犯罪案件中，高达46.9%的针对非洲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5155名受害者中，非洲裔高达47.1%。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并通过决议，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呼吁美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989年至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受疫情影响，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雇主裁员数千万名，低薪工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就业率比疫情暴发以前低了35%左右。

◆美国粗暴打压媒体，限制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4月报道，美国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美国共有38名记者遭到袭击，发生记者被拒绝参加公开政府活动的事件28起，9名记者被捕或面临刑事指控。美国《纽约时报》《国会山报》和英国《卫报》等媒体频频披露记者在报道美国弗洛伊德抗议活动过程中遭袭和被捕的新闻，仅2020年5月26日至6月2日期间，就有148名记者被殃及，其中40名记者遭子弹射击，34名记者遭警察人身攻击，33名记者被逮捕或拘留，甚至一名女摄影记者左眼被橡胶子弹击中导致永久性失明。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报道指出，本届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

◆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动用国家资源抹黑攻击、围追堵截包括华为、字节跳动、腾讯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粗暴禁止国内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打压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违反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甚至明火执仗，强取豪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灯塔？！

◆美国《大西洋月刊》7月25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题为《蓬佩奥有关中国的超现实演讲》的文章称，蓬佩奥说美国将组织“自由世界”，却在疏远并从根本上破坏“自由世界”；蓬佩奥鼓吹民主，却在（美国）国内支持并煽动破坏民主；蓬佩奥赞扬中国人民，却一概而论地称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心怀叵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对一场全面的美中冷战感到恐惧，蓬佩奥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将败坏（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名声。

4.蓬佩奥：中国渴望建立全球霸权，威胁国际条约，将国际条约作为主导世界的工具。

错！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之志。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相比之下，美国从未作出过像中国这样的政策宣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维护在联合国框架内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始终做国际关系准则的捍卫者、多边体系的维护者、国际秩序的稳定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始会员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契约精神和国际法治，有诺必践，有章必循，有约必守，反对未经授权使用武力、毁约“退群”等有损国际法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行为。此外，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积极履行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

◆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中国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装机、发电和消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一半以上。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美国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已经退出了十多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严重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1982年，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拒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仍未加入该公约。

1985年，美国因遭到尼加拉瓜申诉其武装干涉侵犯主权，宣布拒不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

1995年，美国宣称由于“国内预算困难”，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拒交拖欠会费。

2001年，美国宣称由于履行环保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至今。

2001年，美国在未能阻止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之后，宣布退出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2002年，美国为发展全球反导系统，正式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2002年，美国认为对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2017年，因所谓“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因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有碍于美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7年，美国政府认为《巴黎协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称全球气候变化为“伪命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因所谓“美国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由且仅由美国人决定”，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

2018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证实伊朗履行了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且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坚持宣布退出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全面协议，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并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极力阻挠其他国家履行协议。

2018年，因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法有效保护人权”等，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作为对巴勒斯坦因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一事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美国宣布退出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2019年，为不受束缚地发展先进力量，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2020年，美国不顾盟友反对，宣布自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程序，将在6个月后完成。

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讨论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此广泛批评，认为美若重启核试验将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引发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损害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2020年，美国政府为本国抗疫不力寻找“替罪羊”，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目前仍拖欠超过2亿美元的会费，需在退出正式生效之前缴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还曾多次威胁退出包括美韩自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甚至是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随意“退群”毁约，既违反契约精神，也违背国际道义。遵守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双向的，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2月一项国际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这个世界的重大威胁，在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大约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力量和影响力对他们的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近期一些美国媒体和美国专家学者公开表示，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自己。

5.蓬佩奥：中国破坏自由世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自由国家需要成立新的民主联盟应对中共，选择美国的国家不是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错！

◆随意给他国贴上“自由”或“暴政”的标签是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傲慢与偏见。20世纪的旧偏见无法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彼此合作的互利共赢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蓄意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有违历史潮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外交》杂志刊文表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感到担忧，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应有意无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门外，破坏现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对立集团，或迫使各国选边站。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中国通过加入1945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新获得了发展。中国无意推翻这一秩序，愿同美国合作。总之，一个繁荣的中国可以与一个繁荣的美国和平共处，但这在当前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似乎难以想象。

◆7月25日，一场由多国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拒绝新冷战”的在线视频研讨会在多个平台上同步直播。活动发起人、英国学者罗思义表示，这不是一份“亲华”声明，美国挑起的“新冷战”完全违背全人类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威胁，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府将自身政策强加于全世界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的企图。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西方许多战略界人士指出，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打着“自由”的旗号多次策动政变支持外国军政府上台，多次发动“颜色革命”把其他国家搞乱。根据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林赛·奥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密冷战》，美国在1947年至1989年之间总共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2019年9月报道，过去10年内，美国入侵了20多个国家或策动了有关国家政权更迭。直到今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人民仍然深受战乱动荡之苦，实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遥遥无期。美国鼓吹“自由”的真实目的，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23日刊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题为《如何毁掉一个超级大国》的文章指出，美国在单极时代采纳了自由霸权大战略，寻求广泛传播民主、市场和其他自由价值观，企图将整个世界带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自由秩序”，是美国犯下的几个大错误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摆出了一副要和中国进行一场“民主政权保卫战”的样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胁来自中国，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主本身的危机只能来自自身内部，而非外在的挑战。

◆7月25日，4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召开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指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行越来越激进，这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将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支持中美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

6.蓬佩奥：尼克松总统说：“直到中国有所改变，全球才能安全。”多年来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做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引发的改变，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策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促使中国改变。

错！

◆美国与中国并非“盲目接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其目的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尼克松总统1972年首次访华期间，对中国领导人坦言他“是为美国利益而来”。他还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

◆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40多年来总体相安无事，没有兵戎相见，没有尖锐对抗，反而是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中美接触的最大成果。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中文翻译傅立民表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接触政策的意图，蓬佩奥断言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表示，蓬佩奥正试图让美国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美国没有能力决定中国的未来，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所有涉及中国的事情，都应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来决定。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希尔指出，蓬佩奥声称美方50多年的对华接触一无所获，但事实上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美对苏冷战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中战略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美中两国经济文化联系，中国向美出口廉价商品的同时成为美农民和制造商的出口市场，中国逐渐接受多边主义并成为负责任的防扩散国家，中国社会也呈现巨大进步和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惊讶，一个不足250年建国史的国家居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政治文明的大国。这种认为全世界都会走上西式发展道路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中国和美国有根本不同：美国认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其他国家只要照搬它就能变得更好。但我们在过去一些年里看到，让一个社会转型是多么难。当美国把所谓民主输往伊拉克后，那里以灾难结束。中国人有不同的立场，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成为中国人；你们选出对你们好的制度，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中国现在变得更强大，当然也更有执行力。这就是现实。

7.蓬佩奥：美国无法再漠视美中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正如同中国共产党从未忽略过此差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创造性、更果敢的方式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行为。

错！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中国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无意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谋求改变美国的制度。美国现政府却不敢作出像中国这样的坦荡宣示。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实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稳妥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两国在朝鲜半岛甚至兵戎相见，随后陷入22年的对抗。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打开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两国和平共处、共谋繁荣之路。这段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为了两国和世界，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明确承认中美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并没有影响中美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

◆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2011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广泛领域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好分歧，加强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合作应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世人，双方共同作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4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实证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

8.蓬佩奥：要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

错！

◆蓬佩奥所谓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霸凌作风，也暴露了对中国的无知。中美两国的确存在互信赤字，根子在于美方一些政客固守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理念，误读误判甚至刻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

◆国之相交，以诚信为本、平等相待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目标。两国关系是双向的，不能只要你对我负责，而我却不一定对你负责；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顾对方的利益和安全。如果设定中国是“潜在敌人”，最终势必要“制造一个敌人”。中美只有把对方看成合作伙伴，才能避免对抗，成为朋友。

◆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

◆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美国本届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最应该被实施“不信任并要验证”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9.蓬佩奥：中国未能信守对世界的承诺，全球疫情死亡人数节节升高。

错！

◆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统计显示中国输出病例很少，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上述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只有1例。2月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3月13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是1896例。4月8日，中方解除对武汉“封城”措施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达40万。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从1人到100万人，用了不到100天。目前，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69万，死亡人数高达17万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700多亿只口罩。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美东北大学研究显示，该州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并非来自中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专家研究证实，纽约疫情主要传入来源并非亚洲。

◆加拿大几个大省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病毒系由美国旅行者传入加拿大。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法国当地传播病毒毒株来源不明。俄罗斯输入病例无一例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东北亚输入病例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3月以后在日本扩散的疫情并非源自中国。

◆《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4月末，危地马拉政府报告显示，该国将近五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与被美国驱逐出境者有关，76名被驱逐者中有7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0.蓬佩奥：中国武汉的医生如能获准对新冠肺炎疫情示警，全球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错！

◆8月3日，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作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进行的是一场闭卷考，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才能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中方对疫情的应对公开透明、迅速且有效，不存在任何隐瞒和延误。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了她接诊的可疑病例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中国及时对外提供信息，自2020年1月3日起，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中国积极开展合作，第一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美国忽略了中国发出的疫情警示，现在却反过来进行政治操弄，无端质疑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透明度，这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争分夺秒抢救患者，与病魔进行殊死较量，展开生命大救援，创造一个个医学奇迹。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精神和意志品质受到中国社会各界高度肯定。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对他们授予一系列嘉奖和荣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和第一个报告疫情病例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获得记大功奖励。许多医护人员和医疗团体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李文亮等8名医护人员被追授有关荣誉。日前，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所作杰出贡献。

◆美国政客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无视自身抗疫不力现实，频频抨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疫情防控建议，福奇近日透露其家人甚至受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近日，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华盛顿邮报》7月20日评论称，在美政府引导下，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家和主流媒体夸大了疫情严重程度甚至捏造疫情，对科学专家的抵触成为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吹哨人”海伦医生及其团队经历报道称，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美国疾控中心官网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11.蓬佩奥：过去数十年里，中美关系呈现极不平衡态势，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把供应链从美国“吸走”，导致美失去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受挫。

错！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美已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深度联接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关系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中国并不亏欠美国什么。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中国从美国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则获得了中国的市场，也占据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两国从彼此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家庭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企业更获取了丰厚利润。中国与美国都实现了大发展，实现了相互成就，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地。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5月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年均增速6.3%，累计增长73.2%，远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金额731.7亿美元，中国在美国投资为促进当地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5月份双边贸易额增至465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08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苹果公司全球营收中占比超过10%的单一国家市场只有两个，一个是营收966亿美元的美国本土，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2017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其全球销量42%，比美国本土市场还多出100万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57%。2020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84%的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38%的美国企业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最青睐的市场。

◆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过去40多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0多倍，支持美国内就业岗位约260万个，累计7.25万家美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获益颇丰。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5月1日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46个州，为美国内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家庭收入的1.5%。根据美旅游协会统计，包括机票和食宿费用在内，每位中国游客平均在一趟赴美行程中要花费7000美元。

◆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美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瑟·克罗博接受亚洲学会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就业受到冲击问题在于美方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国内政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报告也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和工人失业同中国进口关联度不大。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布报告称，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2004年至2015年，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产品使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降低0.19%，有效缓解通货膨胀。中美贸易是帮助而非伤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据估算，2018年美国人每在“中国制造”产品上花费1美元，就有56美分流向美国企业和员工，并且通过进口中国产品，帮助美国制造业提高了竞争力、投资力度和创新力度。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其自身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评估指出，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减少19.5万个就业岗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算，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528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414美元。近日，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联名信中称，由于对华加征关税，2019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500亿美元，每个家庭平均多支出1277美元，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1.7万亿美元。

◆美国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搅乱全球经贸格局，才是对两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前助理国务卿戈登认为，特朗普政府忽视了两代美国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即进口负担得起的消费品、对高端制造业的低成本投入和在服务业、农业方面的出口盈余。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和“脱钩”严重损害美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据穆迪公司统计，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户家庭因价格上涨损失约600美元。

12.蓬佩奥：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错！

◆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直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研发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9677.9亿元，年均增长17%，世界排名从第6位上升至第2位。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发展也很快，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出台了多项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举措，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强调要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保护整体水平。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2019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78.98分。欧盟商会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美国商会2019年3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专门指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29日举行反垄断听证会。在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政府从美国公司盗取技术”时，苹果、谷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纷纷表示，未遇到此类案例。

◆雅虎新闻网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密令授予中央情报局（CIA）更多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这项秘密授权使中情局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秘密网络行动，无须得到白宫批准。自从密令签署以来，中情局已实施了至少12次行动。今年3月3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发现美国中情局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攻击渗透。在此期间，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13.蓬佩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

错！

◆美国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旨在推动中美“脱钩”，是其打压中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遭到绝大多数美国理性人士强烈反对。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41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友好合作。针对美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分别向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捐赠口罩，并积极协助上海市、山东省、深圳市分别向休斯敦捐助防疫物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人员构成和数量对美方是公开的，把该馆说成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有违外交常识，十分荒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休斯敦纪事报》、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指出，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特朗普在选举前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支撑其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国成为其最易攻击和用来拉抬选情的目标。《纽约时报》质疑有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有从事“颠覆活动”的历史、是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心”说法，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休斯敦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表示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感到震惊，希望美中和平解决分歧，重启驻休斯敦总领馆。

◆《休斯敦纪事报》报道，中国是休斯敦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地区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受益良多，驻休斯敦总领馆已成为休斯敦地区同中国开展旅游、贸易和文化合作的桥梁。

14.蓬佩奥：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员工来美国剽窃知识产权。

错！

◆美方对中美正常的科学、人文交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罗织“莫须有”罪名，所作所为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和美领导人公开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给中美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4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文交往广泛深入，中美之间每年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教育科研交流合作更是成果丰硕，双方都从中受益。40多年间，有33万多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是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中国也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仅2018至2019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总数就达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3。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互依赖远超其他国家。

◆中美加强科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罗”智库6月中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学为美国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人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威廉·克尔在其著作《全球人才的礼物》中介绍，如今美国超过10%的发明是由华裔科学家创造的。以2018年为例，在美中国留学生达37万，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200亿美元。美国政客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美国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无视很多本国学者的反对，一意孤行，损害的正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针对美国土安全部发布通告表示仅上网课的留学生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提起诉讼案，认为不对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发签证无正当理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违反了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美国各地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纷纷加入两校提起的诉讼或自行提起诉讼。许多美国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用“最糟糕的政策制定”“残酷和不计后果”“极大的误导”等来形容美国政府出台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不断监控、骚扰甚至任意扣押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对中国学者进行有罪推定式指控，公然罗织所谓“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罪名。美方做法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违背道义，也在自毁形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2019年就在一封致全校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华人“不公平的审查”会“造成一种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毒气氛”，对这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和美国造成伤害。

15.蓬佩奥：中国将其宣传分子派至美国的新闻发布会、学校、研究机构等。

错！

◆美方有关言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偏见。判断媒体的标准不应是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应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客观真实和公平公正。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不应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国媒体。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一向遵守美国法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在美正常地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从不干预美国内政，多年来为增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客观了解和友好感情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限制中国媒体新闻自由。2018年12月，美司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北美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国务院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提交工作人员、所拥有不动产等信息。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将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削减60人，削减比例达40%，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

◆长时间以来，美方在签证等方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对所有中方记者只发一次入境签证，记者回国或赴第三国后，需重新申请签证，其中9名常驻记者离美后无法再次入境。而美方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记者多次入境签证。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美方常以行政审查为由延长签证审批时间、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2018年以来共有20余名中国媒体记者遭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部分中国媒体记者自去年12月中旬申请赴美签证，至今未得到美方任何反馈，护照也未退还。今年5月，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包括常驻联合国记者签证停留期缩短为90天，这意味着每90天就要申请一次签证延期，如果延期申请得不到批准，记者将被迫离开美国，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目前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中方一直积极为外国驻华记者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外国记者申请常驻记者证延期，通常都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长期以来，美国驻华记者凭其有效证件可以多次往返中国，无需申请新的签证。2019年一年，美国在华常驻记者出入中国超过700次。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

◆截至2020年7月，共有28家美国媒体在中国内地常驻，在北上广深共设机构34个，其中有美籍记者29名，非美籍记者34名，雇员135名。此外还有20多家美国媒体在香港运营，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美国记者可以自由来去外交部记者会，不受限制地提问。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歪曲事实，炮制了诸多假新闻，对新疆和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不遗余力抹黑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中方反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16.蓬佩奥：中国企业不归独立董事会管理，多为国家所有，也不追求利润。华为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错！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共有私营企业1561.4万个，国有控股企业24.2万个。私营企业数量比2013年末增长178.6%，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由68.3%提高到84.1%。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的1.3%。

◆创造财富、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然基因，也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355.5亿元；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283.9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580.0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181.9亿元。

◆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华为是一家优秀的民营企业，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不持有华为的股份，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104572人，参与人仅为公司员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权。

17.蓬佩奥：华为不是清白的电信公司，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错！

◆30多年间，华为从一家小微企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以优质服务造福全球17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获得各国民众高度评价，也为世界通信行业提供巨大商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华为每年在全球采购量近800亿美元，覆盖13000家供应商，140多个国家。其中在美国的采购量就接近190亿美元。

◆华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华为早就公开表示，愿同所有国家签署“无后门、不监听”协议，也愿在任何国家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接受外方检测。这足以证明华为的清白和透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和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华为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华为出资在英国设立网络安全检测中心，接受英国专家检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企业能做到像华为这么光明磊落。

◆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IPlytics的最新数据显示，华为是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占到总申请数量的15.05%。欧洲专利局发布2019年专利指数显示，华为2019年在欧洲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其中5G必要专利数量超越所有美国企业。

◆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华为，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行径。对美国而言，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霸权的代名词。

◆2020年7月20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国际政治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发表署名文章《华为与安全问题的老生常谈》提到，反复强调华为技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唯一真正明显的事实是，华为的技术极具竞争力，并将中国置于领先地位。这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将华为归类为‘安全’威胁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目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捏造华为是全球性威胁的观点，并且试图破坏其盟友与华为的关系。美国失去了在5G上的领先地位，而这是新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算，25%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了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花费8亿至10亿美元，一些美国农村地区可能会立即失去基本通讯网络。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本国农村电信运营商从华为和中兴公司购买设备或服务，损害的最终还是本国企业和本国消费者的利益。

18.蓬佩奥：各国在5G问题上要成为“干净国家”，防止本国公民信息流入中国。

错！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有罪推定，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违背了其多年来在国际上鼓吹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也严重影响了全球5G和数字产业发展前景，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政府从未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中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

◆“9·11”之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网络公司定期提供用户信息。根据“棱镜门”事件曝光情况，在美国情报部门监控下，美国人的通话、通信、文件、语音等数据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美国曾经特别亲密的盟友国家领导人的通话也长期遭到美国窃听。事实表明，恰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网络监控和网络窃密行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帝国”。联合国为此通过了欧洲国家提出的有关“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决议。

◆2019年5月德国《每日镜报》报道称，经过多年审查，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而在美国思科提供的设备中，却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2013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起，更符合所谓的“后门”描述。

◆美国思科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曝出很多起“后门”事件。思科故意向政府销售包含严重安全漏洞的视频监控套件，并被思科经销商NetDesign的视频监控专家提起诉讼。思科这一“留后门”的行为最终导致其于2019年赔付860万美元。

◆苹果公司早在2014年就承认可通过苹果手机系统“后门”提取手机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公开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苹果公司与其开展安全合作，而美国中情局却这么做了。“脸书”公司也被曝出用户账号有“后门”。

19.蓬佩奥：中国在新疆设立“集中营”进行压迫。

错！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它们与美国推行的“社区矫正”、英国设立的DDP项目（“断念与脱离”课程）、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

◆用“集中营”来称呼新疆教培中心是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做法。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仅凭对8个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所谓‘集中营’”的荒谬结论。美国“灰色地带”新闻网站的调查显示，伪学者郑国恩根据一家总部位于土耳其的流亡媒体组织——Istiqlal TV的一篇报道编造了“新疆在押人员总数超过100万”的耸人谣言。据“灰色地带”揭露，Istiqlal TV根本不是一家公正的新闻组织，它一边推进分离主义，一边接待各种极端分子，连郑国恩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估算“没有确定性”。

◆一段时期以来，新疆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之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已连续3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教培中心针对学员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低、缺乏法治意识和就业技能、不同程度感染宗教极端思想等问题，开展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教培中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保障学员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同民族学员风俗习惯，提供各项生活设施，设有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所有学员均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免费参加全民健康体检。目前，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生活。

◆2019年10月，60多个国家在联大发言支持中国的治疆政策，其中30多个是伊斯兰国家。而在少数批评中国治疆政策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2018年12月底以来，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组、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赴疆参访。他们普遍表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很多亲身参观过新疆教培中心的外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媒体均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因地制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民生措施，造福了这里的各族人民，令社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到新疆之前以为教培中心是“集中营”，亲眼目睹学员在教培中心的学习生活之后，才发现学员是在接受技能培训，还能参加各种兴趣爱好课题，所谓“集中营”都是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传播的谎言。

20.蓬佩奥：中国违背在香港事务上对世界作出的承诺。

错！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已全部履行完毕。《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中方有关政策都没有改变，中方会继续坚持。

◆2020年6月30日至7月17日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就涉港等问题攻击诬蔑中方，共有70余国一致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从1997年到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37万亿港元增至2.87万亿港元。多年来，香港作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未改变。截至2019年末，香港股市总市值接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上海和东京。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回归以来排名总体逐年上升，2015—2020年间，有4次荣登世界前两名位置。

◆截至2019年，香港已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最自由经济体。

21.蓬佩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港管控，香港民主自由受到压制。

错！

◆回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没有民主，没有一任港督是由港人民主选举产生，绝大部分时间立法机构成员更是直接由港督任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人依法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前所未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事实。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各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近一年多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无从谈起。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暴徒公然鼓吹“港独”，到处打砸抢烧，肆意攻击无辜平民，破坏公共设施，挑战政府管治，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非法干预有恃无恐，使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也极大影响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出现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安全根基不牢。国安立法目的就是堵上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香港国安法仅针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而会让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影响，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受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立法将更好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更好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为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创造条件；也将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消除商界人士对社会乱象的担忧，为世界各地愿意在香港工作、投资和生活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香港国安法是民心所向。短短八天，有近300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立法，各界发起的“反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全港网上签署行动在半个月时间里即有165万人支持。香港总商会等香港多个商会发布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指出立法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利社会回稳。在港运营的4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办事处，没有出现离开香港的情况，香港恒生指数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的情况下连续高开高走，直观反映出金融市场把香港国安法视为利好。

22.蓬佩奥：中国军力不断提高，威胁性大大增强。

错！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自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2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30年来，一批批中国维和军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冲突地区和当地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今年，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410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中上百名官兵得到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嘉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老挝、柬埔寨等4国派遣军队抗疫专家组，通过空军运输等方式向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与俄罗斯、南非等10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召开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霸凌行径挑战国际关系准则，是当前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国2019年军费预算超过7160亿美元，占各国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相当于美国后面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2019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3.5%，而中国近30年每年国防开支占GDP比例不到2%，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也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军费支出更低，仅占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

◆美国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美国强行推行“政权更迭”、煽动“颜色革命”，动辄极限施压，造成地区动荡和人民苦难。2001年以来，美国非法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师出无名，花费财政开支超过6.4万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80万，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23.蓬佩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

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爱民为民的人民之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为人民而战。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洪抢险，或是抗击疫情，人民子弟兵始终冲锋在前，日夜奋战，义无反顾地用血肉之躯筑就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军民鱼水情”已经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因和血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陆、海、空三军军医大学抽调450余人的解放军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一线，全军一万余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疫，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6月以来，中国南方部分省份发生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闻汛而动”，紧急出动2.9万名官兵赶赴抗洪一线，抢筑堤坝，救援被困群众，安置受灾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作用，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为党分忧、为国兴利、为民造福。到今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29.3万户贫困户、92.4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解放军亮眼的扶贫答卷上，书写的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时代新篇章。

24.蓬佩奥：中国非法主张南海主权权益，在南海问题上践踏国际法。

错！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南海有关岛礁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管辖已达上千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许多外国文献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中国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事实。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1925年美国海军航道测量署发行的《亚洲领航》（第四卷）、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献《暴风之岛》等均记载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情况。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长期开发经营和主权管辖历来为周边国家所承认，已具有习惯国际法基础；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确定的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安排，恢复了对南海有关岛礁及海域行使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维护和巩固了二战以来南海区域的国际法秩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二战后，中国收复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持续有效管理。

◆1948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南海断续线，重申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质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包括南海沿岸国家从未就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质疑。后来，由于南海发现石油，一些国家才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有关当事国开始派军队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目前，中国南沙群岛42个岛礁被他国非法侵占。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正在生产作业的众多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中国在南海进行的油气开发、渔业捕捞等活动均是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当事国商谈搁置海上争议，推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同意早日达成COC，展现了地区国家齐心构筑地区规则、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信念。

◆关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裁决，中方早已郑重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上述立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对于海洋划界争议，中国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排除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同意为基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强行管辖国家未予同意的事项，严重违背主权原则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成立缺乏合法性，组成缺乏公正性，对案件审理缺乏管辖权；其“裁决”政治偏向露骨，法律适用牵强附会，事实认定漏洞百出，挑战国际法基本准则，损害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兹瓦特教授称，“仲裁庭的裁决在东亚必将被视为‘毒树之果’，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有近120个国家表示支持。

◆美国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基于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的考虑，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海洋霸权地位。

◆《南华早报》今年7月28日以“是美国正在南海搅局”为题刊文认为，美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没有资格却自认为可以妄评他国之间的争议，这难道不奇怪吗？蓬佩奥劫持有关争议以推进其自身意图的居心昭然若揭。

25.蓬佩奥：中国导致全球海上贸易的安全性降低。

错！

◆恰恰相反，中国为保障全球海上贸易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和人道主义行动，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海运安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反恐、反海盗护航行动，迄已派出了35批护航编队，为6800多艘商船提供护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商船和国际组织船只。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赢得了世界各国商船的信赖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中国海军护航。巴拿马籍“圣箭”号商船船长维尔吉利奥向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发来的邮件中写道：“衷心感谢你们为我船提供的护航帮助。”

◆中国始终通过海洋开展国际合作。作为我国第一艘制式远洋医院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十多年来，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此外还多次参加台风等灾害的救援行动以及国际军事演习。这艘承载着中国道义的“生命之舟”“友谊之船”在全球留下了温暖航迹。

◆中国为国际航运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交通运输部编制、发布了《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指导全球航运业加强疫情防控。国际海事组织先后数次向174个成员国推荐这些海运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分享抗疫经验，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疫情给国际航运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又一具体实践。

◆仅2013年至2016年，中国就在南海海域发生的船舶遇险事故中成功救助中外籍遇险人员至少3396人。针对南海海域特点和实际情况，中国在广东、海南设置了3个救助站点，并长期部署专业救助船舶进行值守。2018年7月以后，“南海救115”轮、“南海救117”轮和“南海救116”轮在南海南部海区轮换值守，圆满完成17起救助任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37名、遇险船舶5艘，获救财产价值约3900万元人民币。路透社2016年1月报道，一些船东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更多存在有利于这片海域的安全。一名新加坡船东说，如果中国搜救力量部署在有关岛屿，响应时间可能会更短，会增加营救机会。

◆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陆续在南沙岛礁建成5座大型灯塔，并提供综合导航助航服务，承担着服务航海保障、海上搜寻救助、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海洋防灾减灾等功能，大大提高该水域的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能力。2018年10月，中国在南沙有关岛礁启用岛礁海洋观测中心、气象观测站、南沙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等，提供更多公益服务，为南海航行安全和沿岸国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979年美国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前推出“航行自由计划”，就是要在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维护美国军事力量横行各大洋的“自由”，挑战新的海洋秩序。所谓“航行自由计划”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无视众多沿海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其实质是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向遭到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美国是全球海上安全的最大破坏性因素，动辄截停、扣押他国商船、油轮，频繁威胁对他国及重要航道实施海上封锁，不断在“争议水域”组织军事演习，挑动局势升温。美军方部分学者甚至叫嚣使用“私掠船”攻击中国商船。

26.蓬佩奥：美国应该通过强化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自由巡航行动、组建太空部队来防止中国侵略扩张。

错！

◆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对外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中国一贯严肃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从未扩大自己的主权声索，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积极维护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事实上，南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50%的商船和1/3的海上贸易航经该海域，每年10多万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是问题。但美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把“航行自由”等同于军事行动自由，已在南海地区搞了20多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今年以来，美国军机在南海活动近3000架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5日发布消息称，当天21时许，美国空军1架E—8C“联合星”监视飞机进行抵近侦察，曾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近海的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处。7月，该型飞机曾在两周内六次进入南海地区侦察。美还把双航母舰队开到南海大搞军事演训，鼓动其盟友和伙伴也把军舰开到这片海域，唯恐南海不乱。美方举动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安宁，不符合所有南海沿岸国的利益。

◆外空是全球公域。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不仅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也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宁，反对把外空作为新的战场。与此相反，美将外空定位为“新的作战疆域”，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导拦截器，刺激外空军备竞赛，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来源：新华网

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没有赢得美国民意调查投票。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众多民意调查中，曾经在美国少数裔居民中，获得的支持很高。而目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是如此。

据美国2016年进行民意测验人员公布的最终数据称，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亚裔美国人大约三分之二（65％）的选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仅获得了四分之一以上（27％）的选票。不过，在亚裔美国人法律防卫和教育基金会进行的推出民意调查中，亚裔美国人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甚至更为明显。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当时美国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接近赢得五分之四的亚裔美国人选民（79％），而特朗普只有18％。

美国民意调查人员对近14,000名亚裔美国人选民进行了调查，爱迪生研究中心以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民意调查时，使用以英语和11种亚洲语言（包括中文，孟加拉语，韩语，他加禄语和越南语）编写的问卷，以及会说23种亚洲语言和方言的志愿者。而在年轻选民的推动下，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选择民主党人，特别是少数裔。根据早前公开民意测验，特朗普在亚裔美国人投票中的表现略逊于米特·罗姆尼和约翰·麦凯恩，后者在2012年获得21％的选票，而后者在2008年获得23％的选票。

但是，去年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裂与前几次总统选举相比仍然相当相似，再次证明了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大选中投票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似乎已经得到了南亚裔美国选民的最有力支持，这些选民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海和印度裔。

与2012年（13％）和2008年（17％）相比，亚裔美国人中共和党选民中有较大比例的人，他们已经开始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特朗普还看到越南裔美国人选民对他支持的下降，这在历史上是首次，越南亚裔美国人选民是共和党支持的基础。但是在2012年，54％的人支持罗姆尼，67％的人支持麦凯恩，而特朗普仅赢得了32％的越南裔美国人投票。这一趋势在今年将会有更大的差距，但是至今没有公布过详细的调查数据。

负民意调查的杰里·瓦塔玛拉将这些转变归因于特朗普针对移民和伊斯兰教徒的竞选言论。瓦塔玛拉说：“几十年来，已经确立的政党立场与现行政策大相径庭。然后，针对印度、越南、中国等亚洲国家。”瓦塔玛拉说，显然特朗普失去了亚裔选票，而随着美国黑人被残杀引发的美国种族主义示威和暴动，特朗普还失去了美国黑人的选票。

来源：互联网金融

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重拾兴趣，凭借方法论的突破（指调动税收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不平等指标序列），基于全球与历史视角跟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成为可能。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均未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大趋势，与之相随的是社会流动性连年下滑，国内不平等问题抬头。

近几十年来，尽管薪资差距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程度，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尤其是财富累积的顶层群体中，种族与性别间收入的不平等问题突出，愈发引起学术界、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及决策者的极大关注。

本文原名“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围绕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10个关键事实展开：（1)即便我们身处数字时代，不平等数据仍然稀缺；(2）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卷土重来；（3)当富国变得更为富裕时，其政府却日益贫穷；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指基础设施）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重要动因；(4)伴随私人财富回流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5）大衰退以及各国颁布的后续政策均未改变不平等的长期趋势；（6）当前，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阶层信息（如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国别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7）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8）性别与种族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虽在20世纪有所缓和，但仍处高位；（9）对于提升税前收入的底层人群而言，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以及高薪岗位十分关键；（10）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群体的不平等动态。

1. 即便在数字时代，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的相关数据仍属稀缺品

用于追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无法忽视严重的跨国可比性与跨时间可比性的问题。

官方统计部门公布的不平等数据主要依赖家庭调查，尽管家庭调查能够为社会经济不平等调研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但这些调查倾向于误报顶层群体的收入与财富水平。研究发现，家庭调查记录中收入前1%的欧洲人年税前收入约为2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81万元），仅为通过税收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测得的34万欧元的六成（见图1）。换言之，官方调查数据往往会低估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且在不平等趋势预测上也不能发挥前瞻性作用。

图1. 欧盟间不平等程度：1980-2016年间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红线)与调查数据 (蓝线)，按收入分布前20%人群份额对后20%人群份额的比率计算

在美国，根据“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在1980到2014年间，税前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上升了约三成。而通过结合税收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与家庭调查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Piketty、Saez和Zucman 三人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发现，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在同一时期的涨幅超过50%。

尽管基于行政税收数据的估算也能为衡量不平等程度提供帮助，但依然存在局限性——各国税制不同，对财政收入的定义也因国别或政策变迁而异。在美国，纳入宏观经济增长统计的资本收入约有三分之二不在所得税统计中。这些收入来源（包括估算的租金、未分配利润以及支付给养老金和保险的收入）在过去20年中在美国和许多富裕国家变得异常重要（见附录图表1）。从外，税收数据也存在相对的底层分布覆盖不足，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很明显，在新兴经济体内更是如此。最后一点关乎逃税，它对税收数据的完整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其程度随各国标准规范、政治制度与税收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俄罗斯，不考虑避税做法的前提下，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为5%，而在计入离岸资产（至少部分计入）的情况下，这一数字飙升至逾12%。在英国，这一数字从不到3%升至4.5%；在法国，从3.5%升至5.5%（见图2）。

图2 富裕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中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

（蓝色：不计离岸财富的部分，红色：离岸财富，从左—右依次：西班牙、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俄罗斯）

国民账户分配（即前文DINA）法，旨在一个概念统一的框架中，对国民收入与财富总量进行分配，以解决不平等数据源的局限性问题。DINA的估算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有机组合，并将逃税数据纳入到考量范畴。总之，尽管在衡量不平等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譬如前面提到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但是相关不平等数据仍旧十分稀缺。在少数国家（如瑞典），家庭调查会与行政税收登记对照开展，使得对收入分布自下而上不平等程度的全盘考察能够有相对高的准确度；但遗憾的是，这在全球范围内只是个例。

至于修订国民核算体系（预计在2022-24年）的项目，目前正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主持下进行讨论，预计将根据Stiglitz, Sen Fitoussi 委员会（2009年）的建议，纳入分配经济增长的新准则，从而有助于加快协调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数据集建立方法的标准化。然而，欲要从中获取信息还为时尚早。

2. 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卷土重来，欧美趋势出现分歧

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组合结果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最富有的1%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7-20%。这一比例在1970-80年代下降到8%，随后在2010年末回升至10.5-20%（见图3）。其他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遵循大致相似的轨迹(见附录图3）。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富有的前1%的收入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初的10-12%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5%左右，到2010年回升到近10%。日本在20世纪初，其最富裕的1%群体收入占比与同时期的欧美非常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部分顶级收入群体下降到不足8%，但近期又回升到10%左右。

图3. 1900-2018年：按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前1%的群体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黄线：印度，绿线：俄罗斯，橙线：美国，蓝线：西欧，红线：中国）

20世纪中叶，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的历史性下降主要是由资本收入的下降所致。Piketty，Saez（2014）以及Alvaredo（2018）等人的研究已就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危机和非殖民化进程在通过资本损失和有形资本的削减来减少头部富人群体资本收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展开过充分的论证。与此同时，军事和经济冲击对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我们不应低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和平时期政策的重要性:高税收累进制，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政策（如租金管制，租赁条例，限制股东在管理委员会中的权利）也影响了一战期间富裕人群收入的动态分布。此外，对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及社会流动率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提升，均对收入分配最底层群体的收入的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于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不平等轨迹与20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演变轨迹十分相似（可参考印度和俄罗斯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和俄罗斯的不平等程度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跟随一条中位路径，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代的7%升至近期的约15%（见图3）。

自1980年以来，在欧洲与美国，收入分布底层人群的增长动态出现分歧。从1980到2017年，美国最底层50%人群的收入份额经历了大幅萎缩（从20%下滑至12.5%，见图4），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演变趋势则完全相反（从1980年的近10%上升到2017年的20%以上）。在欧洲，收入水平处于最底层的50%群体，其收入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降至1980年代末的17.5%，随后稳定于此，图4a面板蓝线）。在此期间，欧洲最贫困的50%群体其收入增长了40%，而美国最贫困的这部分群体已“无缘”经济增长（在近40年中仅收获了3%的总体收入增长）。

图4. 1980-2017年：大分水岭—美国与欧盟的不平等与收入增长情况

而在收入分配的顶端，美国的富人群体收入猛增:1980年至2016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0.001%的人群，其收入暴涨650%（图4b面板红线）；而在欧洲，同一人群的收入也增长了200%（b面板蓝线）。

在富裕的国家里，国内不平等的抬头并非由人口老龄化所致：如果仅关注适龄劳动人口，你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最底层的50%美国人的收入实际呈负增长。

欧盟和美国的不平等和增长轨迹上的分歧表明，政策与制度变化在上述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人口、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西欧和美国是大致可比的地区。尽管贸易与技术或能解释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可观察到的欧美差异主要归因于政策选择和体制变化（将在第9和10条中进一步探讨）。

3. 富国变得越来越富，但其政府却越来越穷

考察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将净国民财富分解为净私人财富（所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私人参与者持有的净额）和净公共财富（政府持有的净资产）。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在于，在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private wealth-income ratios）相对较低的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和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如今天的英国）：个人之间类似的财富集中程度并不具备相同的意义。诸如挪威这样公共财富水平较高的国家，私人财富的不平等可以被更加平等的公共财富分配所抵消。长远来看，在公共财富水平低（甚至为负）的国家，政府对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更小，难以实现包容性与可持续经济增长（如教育、医疗、气候保护）；同时，由于财富积累过程的本质就是资本不断积累与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更高的私人财富水平往往映射出更为严重的个人财富不平等。

21世纪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现状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私人财富的回流（Piketty ，Zucman，2014）。20世纪初，富裕国家的国民财富收入比（净私人财富和净公共财富之和）高达500-700%。二战后下降到200-350%，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稳定在400%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已恢复到400-600%（国别差异很大）。在20世纪，国家财富的减少与收入不平等动态相呼应: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击，非殖民化进程均导致富国财富所有者资产的流失；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资本管制政策也使长期财富收入比有所下降。

图5. 富裕国家私人财富的上升与公共财富的下滑，1970-2015，按净私人与公共财富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计（黄线：西班牙、橙线：英国、粉线：日本、红线：法国、蓝线：美国，绿线：德国）

关于总财富动态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资本回流是因为私人财富回流。在1970年代末，私人财富收入比率约为200-300%，近来已攀升至400-600%。与之相对的是，发达经济体中公共财富/国民收入比率的下滑：公共财富从占国民收入的50-100%降至接近0%。有些国家（包括美国与英国）公共财富净额甚至已经跌入负区间（见图5）。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出售）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动因。在这方面，与新兴经济体的比较颇具启发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引致该国公共财富崩溃；而中国的公共财富净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负公共财富往往意味着公共债务总额超过公共资产（如学校，道路，医院等）的总价值。换言之，公债所有人（主要是被富国国民扣留的）通过其金融资产坐拥本国的全部公共基础设施和金融资产。在实际案例中，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给予公共债务的私人所有者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以影响财政和预算政策。总之，公共财富的低水平和负水平可能会限制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投资于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的能力。

4. 资本回归了，但只是针对极少数人而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私人财富回归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接近镀金时代 (Gilded Age) 的水平，而彼时（1870-1900）最富有1%的人群财富份额达到45%左右。在1930和1940年代后因罗斯福新政中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开始出现下滑。到1970年代末，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逐步下降至25%左右。如今，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已回升至40%（见图6）。

图6. 1910-2014年：富裕国家里最富有的1%群体的个人财富份额（蓝线：法国、橙线：美国、绿线：英国，黑线：瑞典）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在美国，财富增长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0.1%的人推动的--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79年的7%增长到如今的20%左右（见图7）。

图7. 1913-2012年：攀升的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

（蓝线为最富裕的1%-0.1%群体，绿线为TOP0.1%群体）

投资组合构成在解释各国财富不平等动态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法国和英国，房地产价值的上升或能缓解财富分布顶层群体与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事实上，中产阶级财富往往以房产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为特征——与主要由金融资产组成的顶层人群财富相反（见附录图4法国案例）。

长远来看，财富集中度取决于财富回报率 (r) 、平均收入增长率 (g) 以及储蓄率 (s) 的不平等程度；大型金融投资组合的报酬率，通常与那些对小额存款开放的银行关系不大。1987年至2017年间，福布斯500名欧洲人和北美人的财富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平均财富增长率（2.7%），相比之下，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见表1）。

储蓄率的变化是后90%人群财富份额萎缩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前1%和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在1960-70年代相同，约为30%。然而，前1%人群的储蓄率今天已接近35%，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期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下滑至15%。而后90%人口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下滑至今天的0%。如果最贫穷的90%人口的储蓄率保持不变（即3%），Saez和Zucman(2016)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处于财富分配底层90%的财富份额将大致稳定。

特别是在欧洲和法国，各个群体间储蓄率不平等程度地加剧也促成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Garbinti，Goupille，Piketty，2018）。欧洲财富不平等上升的速度一直慢于美国，但简单的模拟表明，当前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使财富集中度逐步回升至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水平（见附录图5）。只要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发生微小的变化，就会对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度造成长期的影响。

5.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大衰退并未阻止不平等加剧步伐

紧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是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下滑，以及多项旨在将金融市场纳入更为严格监管框架的政策举措。大衰退和随后的政策反应是否改变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十年来的证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高收入国家私人财富的长期增长似乎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富裕国家的私人财富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图6）。美国的下降尤为明显（几乎跌去了国民收入的90%），英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较小（10%至20%）。然而，这些国家的私人财富水平恢复得也快。同样，在日本（1985-1995年）和西班牙（2000-2010年代）可观察到的实际资产上涨与下跌似乎也没有对财富收入比的长期上升产生影响，这表明除了周期性波动之外，私人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很强的结构性因素。

个体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长期趋势大体上没有改变。在美国，收入分配顶层人群的财富份额增长趋势既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受随后政策反应的影响。201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净财富比2006年高10%，比2000年高20%。与此同时，收入最低99%的人仍未恢复至危机前的财富水平。（见图8右面板和附录图6）。

图8. 大衰退（虚线）前后法国与美国的净财富增长

(红线为最富裕的1%群体，黑线为后99%群体，设1980年的收入水平为100)

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财富不平等动态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在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于财富的破坏尤为严重，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处于顶层的群体，其财富水平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将投资组合从房地产转为金融资产（Toledano，2017）。总而言之:我们应重点关注那些拥有足够高质量数据的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情况，且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危机改变了财富集中度的长期上升或危机前集中度的下降趋势。此外，顶层财富群体的财务韧性与抗逆力均较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回血，并继续保持高速的财富积累。

金融危机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提供了一幅更为微妙的图景，但并没有出现新常态的明确迹象。在德国和法国，顶层财富分配人群的收入份额比危机前略有下降，其收入的极大值仍未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7）。在北欧（特别是丹麦和瑞典），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当前收入水平远超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8）。

6. 阶级间的不平等现象比国别间的不平等水平更为显著

高收入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叠加国家间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对于重塑全球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自1980年以来，全球增长分布一直高度倾斜。尽管全球底层人群收入增长迅速（并不均衡），但全球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要快得多。

在1980年代初，衡量国家间税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时至今日仅能解释其中的四分之一（见图9）。换言之，在1980年代初，国别比阶级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但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种情况得到了逆转。当前，要想预测个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了解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其国别信息更加有用。这一发现可能对有关移民、国家间转移支付和国家层面不平等政策相对重要性的公共辩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仍旧存在，但富国的收入分布情况已映射于全球不平等现状中。

图9. 1980-2018年间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别之间（红）， 国家内部（蓝）

7. 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

试问自19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的加剧是否被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所抵消？广义上来讲，有以下两种方式来考察社会流动性：跨代流动性（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个体一生中的流动性（代内流动性，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在给定时间点上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代际流动率通常更低。这种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的关系也揭示出：高收入不平等国家并不能通过更高的代际流动率做出“补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绝对代际流动性不仅没有增加，而是进一步恶化。在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标准中，区分相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父母与孩子的收入或教育之间的相关性来衡量）和绝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比父母收入更高或获得更高学历的子女比例来衡量）是有用的。过去二十年来，相对流动性停滞不前，而绝对流动性更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下降；倘若向前追溯到1940年代，其下降程度要更大。Chetty 等人 (2017) 研究发现，收入高于父母的子女比例从1940年代的约90%，下降到如今的50%左右（见图10）。研究表明，所有收入人群的绝对流动率都有所下降，但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最大。

图10. 1970-2014年间：美国的绝对社会流动率

现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有所下降，而欧洲的代际教育流动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体保持稳定。此外，代内不平等的加剧与总体不平等的衡量结果相一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代内流动性的衡量结果已基本稳定，但也掩盖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异质轨迹。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男性的代内流动性在不断恶化（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甚至是从1950年代起），女性的代内流动性急剧增加，这是由于长周期内，劳动力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叠加性别薪资差距的不断缩小，正如下节所述。

8. 性别与种族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有所下降，但仍处高位

过去几十年来，富裕国家就业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在2010年代末的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超过46%。且该份额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1），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

图11. 1990-2017年间：高收入国家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20世纪下半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增长带来了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减少——这对整个人口收入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来，男女之间的总收入差距仅略有缩小。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美国薪资差距的缩小，美国男女税前收入比率从1960年代的350%，下降到1980年代的约250-200%。自1980年代以来，进展变得缓慢了许多：这一比例在2014年仍接近180%(见图12)。

图12. 1962-2014年：美国20-64岁的男女税前收入比率

女性在最高收入和财富群体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中，仅有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且越是沿着收入分布向上攀升，性别比例上的差距也就越大。在收入最高0.1%的人群中，女性仅占到10%（见附录图10）。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意大利和丹麦）也呈现相类似的数据。在法国，依照目前的趋势，要在最高收入人群中实现性别平等，大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见图13）。

图13. 1970-2012年：法国收入前列群体中的女性份额

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种族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种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80-1990年代中，种族贫富差距（用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除以黑人家庭的财富衡量）约为500-600%，而近来攀升至700%以上（附录图11）。种族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由于分布顶层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激增所驱动：在中位数黑人家庭和中位数白人家庭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歧视，往往是这种收入不平等背后的成因。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其他高收入移民国家，同样存在持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但相关数据鲜少。

9. 平等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和高薪岗位对于提升税前收入分布的底层人群非常关键

本文讨论的各种不平等趋势表明，不平等存在不同维度，具体取决于观察的是哪一个收入和财富人群。这对不平等政策辩论的安排颇具意义，换言之，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有针对不同人群施行的不同政策工具。

富国不平等加剧的解释之一是受到来自技术变革与开放的影响。技术的演变和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或将提高富裕国家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生产率，继而提高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从而抬高对熟练工人的相对薪酬水平。当然，这种纯技术派的解释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一个广泛的现象，除去劳动收入的分配，它还涉及资本收入和财富动态。其次，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是由教育水平所决定的，而教育又取决于政策；即教育的渗透和深化导致技能供应的上升，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会进一步抬升富裕国家对技能的需求。

尽管贸易和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这些驱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分布顶层或底层群体的增长轨迹及其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欧和美国在低收入/新兴国家进口货物的渗透率、技术变革水平相似（见图14），但税前和税后不平等程度的轨迹却完全不同。

图14. 1980-2015年：欧洲和美国对新兴国家的贸易与不平等程度

对于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群而言，教育和医疗体系或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不同选择，或会对税前收入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比较税前和税后的收入趋势，可以发现的是，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并且设法在收入底层群体中带动更多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能够影响税前收入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见图15）。

图15. 1980-2017年：美国和西欧后收入分配中，处于底部50%人群的税前与税后平均收入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的群体的税后收入增长中，大部分来自医疗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但是，这些转移支付中的绝大部分很可能与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相抵消，而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数量（见图17）。

图17.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人群的收入增长与医疗转移支付

除教育和医疗外，劳动力市场制度也可以在影响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最低工资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美国在1960年代的不平等程度，但此后最低工资的下滑很可能导致了底层人群的收入停滞。在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且没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通常兼备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能够在产业部门层面敲定薪资水平。企业治理机构中的权力分配，即工人代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治理决策，对于分布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也相当重要。

10.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人群中的不平等动态

曼昆 (Gregory Mankiw) 曾在2013年指出，高收入人群（前1％）财富份额的增长可以归因于高收入群体的高教育程度，以及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仔细观察不同富裕国家中前0.01％人群的收入，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很大，而这与生产率水平和最高薪资却几乎毫无关联（(Alva等人，2018）。

最高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另一个解释，是罗森 (Sherwin Rosen) 1981年提出的所谓“超级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那些跻身顶层的人更容易收获更高的增长份额。鉴于超级巨星效应，其禀赋（议价能力和其他品质）的微小差异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异。这些全球“超级巨星”虽不一定比40年前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出色的禀赋，但他们确实受益于更广阔的市场潜力。超级巨星效应很可能能够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是，在不同富裕国家中分布最顶层群体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再次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变化在顶层收入分配人群的税前和税后收入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进税率通过其当中的最高边际税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分布顶层群体的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最高边际税率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其降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可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渠道是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时，高收入者用于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钱就会减少，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长期资本收入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渠道，涉及富人的议价激励；当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时，高收入者有很强的动机议价获得更高的报酬。反之，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通常会阻碍该议价尝试。此外，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的薪酬策略。因此，最高税率的降低往往将加剧税前与税后的不平等。

上世纪70年代后，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大幅降低，其变化与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顶层人群税前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诸如德国、西班牙、丹麦，瑞士这样最高税率没有显著降低的国家，也就没有经历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而其前收入分配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也随之攀升（见图18）。

图18. 富国税收累进率的下降

要知道，我们所能够掌握的，用以衡量税收累进性变化对不平等和福利影响的数据仍然不完善。当然，历史趋势和计量经济学证据的结合，并不能代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公共审议和政治决策。但是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影响了富裕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分布，这种影响有时甚至相当严重。因此，是时候重启对于顶层收入分配人群征收级距陡峭的累进所得和财富税的相关讨论。（一言以蔽之，累进税收既可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又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急需的财政资源）。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蓬佩奥的满嘴谎言,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1.蓬佩奥: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

错!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党99年来,从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拥有近亿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党员9191.4万名,入党申请人1899.2万名,是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资深编辑帕尔默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信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流民意。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蓬佩奥声称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并不同心同德,然而现实却是,每年有大量中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只有少数申请人会被吸纳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在美国压力下崩溃的政党,它有着14亿人民支持的牢固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到120元增长到2019年的7万余元,解决了近14亿人的温饱,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为7.7亿人提供就业,为2.5亿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和6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实现了近14亿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社保体系、最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上到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都全力救治。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增长3.2%,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国际金融协会、瑞银集团等多家知名国际机构专家和媒体均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不分昼夜,460多万基层党组织高效运转,近400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实践证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2018年8月发布的题为《令世界担忧的事》的报告显示,中国领衔“全球乐观国家”,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位居所有28个被调查国家榜首,远高于美国。

◆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而美国名列倒数第二,被评定为“不信任”等级。

◆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高达93.1%。

◆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数据实验室”近期发布在线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人对其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持续上升,疫情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截至2020年5月,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升至8.87(满分10分),83%的受访者同意和强烈同意“更愿意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569万,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约63倍;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7万多,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约540人,分别是中国有关数据的约37倍和16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2.蓬佩奥:中国不是自由国家,14亿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中国重复了苏联曾犯的错误,拒绝赋予人民财产权和可预测的法治社会。

错!

◆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强调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切实尊重和充分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2020年5月28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对国内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实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

◆中国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中信仰各种宗教的公民近2亿人,有38万多宗教教职人员和14万多处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西藏自治区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群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教职人员2.93万人,学生可在伊斯兰教经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出版发行达176万余册。

◆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任何自由都有边界,即便所谓的“自由国家”,也为自由划定了明确禁区和限制内容,绝不允许突破法律制度的底线。中国政府采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各项举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保护绝大多数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所在,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密法律体系,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方面毫不手软。

3.蓬佩奥:美国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自由灯塔。

错!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但这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对美国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为近几年来最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美国人对国家现状满意,87%的人不满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运行方式不满意。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美国人自豪感跌至20年最低,仅有20%的受访者对美国当前走的道路感到满意。美国白人的“极度”自豪感在过去20年里首次降至50%以下,而非白人则仅为24%。

◆美在全球范围非常不受欢迎,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赞成美领导地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多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正在消失。调查人员访问了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1.1万人,其中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各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变差了。美国声誉在法国和德国下降得尤其严重。46%的法国受访者和42%的德国受访者表示,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因疫情危机“严重恶化”。2020年“最佳国家”报告显示,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度自2016年来下降了50%,降幅居世界首位。

◆7月27日,美国盖洛普公司网站发布年度调查报告,表示“美国的领导力在世界继续不受欢迎”。美国眼中的“自由世界”尤其不认可美国的领导力。美国的欧洲传统盟友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率最低,其中,61%的受访者不满意美国的表现,仅有24%的人赞同;在英国,不认可美国的比例为65%;法国的数据也类似;在德国,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率甚至更糟,78%的人不认可美国表现。在政府紧跟美国的澳大利亚,民众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深表怀疑,67%的受访者不认可美国表现。

◆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员塔拉·索南夏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开始跌至谷底,正在被盟国所抛弃。在过去数年里,美国推出的许多关键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不受欢迎,尤其是“美国优先”的原则引发了不少盟国不满。皮尤研究中心在37个国家调查发现,认同美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

◆美国公民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达拉斯晨报》2019年12月6日报道,美国联邦、州、地方执法部门仅在得克萨斯州就设立8个秘密监视中心,共享情报监控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论坛。美国审计署2019年6月4日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的人脸识别办公室可以在无合法许可的情况下,任意检索包括6.41亿张照片的数据库。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美国内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20世纪初,美国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492年的500万骤减至25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总人口的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开枪射杀行为并不鲜见,仅2019年就达到1004起。在2018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7036起因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在涉及种族族裔身份的仇恨犯罪案件中,高达46.9%的针对非洲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5155名受害者中,非洲裔高达47.1%。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并通过决议,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呼吁美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商业内幕》网站2017年1月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989年至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受疫情影响,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雇主裁员数千万名,低薪工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就业率比疫情暴发以前低了35%左右。

◆美国粗暴打压媒体,限制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4月报道,美国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美国共有38名记者遭到袭击,发生记者被拒绝参加公开政府活动的事件28起,9名记者被捕或面临刑事指控。美国《纽约时报》《国会山报》和英国《卫报》等媒体频频披露记者在报道美国弗洛伊德抗议活动过程中遭袭和被捕的新闻,仅2020年5月26日至6月2日期间,就有148名记者被殃及,其中40名记者遭子弹射击,34名记者遭警察人身攻击,33名记者被逮捕或拘留,甚至一名女摄影记者左眼被橡胶子弹击中导致永久性失明。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报道指出,本届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

◆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动用国家资源抹黑攻击、围追堵截包括华为、字节跳动、腾讯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粗暴禁止国内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打压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违反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甚至明火执仗,强取豪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灯塔?!

◆美国《大西洋月刊》7月25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题为《蓬佩奥有关中国的超现实演讲》的文章称,蓬佩奥说美国将组织“自由世界”,却在疏远并从根本上破坏“自由世界”;蓬佩奥鼓吹民主,却在(美国)国内支持并煽动破坏民主;蓬佩奥赞扬中国人民,却一概而论地称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心怀叵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对一场全面的美中冷战感到恐惧,蓬佩奥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将败坏(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名声。

4.蓬佩奥:中国渴望建立全球霸权,威胁国际条约,将国际条约作为主导世界的工具。

错!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之志。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相比之下,美国从未作出过像中国这样的政策宣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维护在联合国框架内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始终做国际关系准则的捍卫者、多边体系的维护者、国际秩序的稳定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始会员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契约精神和国际法治,有诺必践,有章必循,有约必守,反对未经授权使用武力、毁约“退群”等有损国际法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行为。此外,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积极履行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

◆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中国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装机、发电和消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一半以上。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美国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已经退出了十多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严重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1982年,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拒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至今仍未加入该公约。

1985年,美国因遭到尼加拉瓜申诉其武装干涉侵犯主权,宣布拒不接受联合国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

1995年,美国宣称由于“国内预算困难”,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拒交拖欠会费。

2001年,美国宣称由于履行环保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至今。

2001年,美国在未能阻止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之后,宣布退出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2002年,美国为发展全球反导系统,正式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2002年,美国认为对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不利,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2017年,因所谓“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因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有碍于美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7年,美国政府认为《巴黎协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称全球气候变化为“伪命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17年,因所谓“美国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由且仅由美国人决定”,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

2018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证实伊朗履行了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且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坚持宣布退出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全面协议,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并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极力阻挠其他国家履行协议。

2018年,因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法有效保护人权”等,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作为对巴勒斯坦因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一事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美国宣布退出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2019年,为不受束缚地发展先进力量,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2020年,美国不顾盟友反对,宣布自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程序,将在6个月后完成。

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讨论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此广泛批评,认为美若重启核试验将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引发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损害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2020年,美国政府为本国抗疫不力寻找“替罪羊”,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目前仍拖欠超过2亿美元的会费,需在退出正式生效之前缴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还曾多次威胁退出包括美韩自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甚至是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随意“退群”毁约,既违反契约精神,也违背国际道义。遵守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双向的,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2月一项国际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这个世界的重大威胁,在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10个国家,大约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力量和影响力对他们的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近期一些美国媒体和美国专家学者公开表示,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自己。

5.蓬佩奥:中国破坏自由世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自由国家需要成立新的民主联盟应对中共,选择美国的国家不是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错!

◆随意给他国贴上“自由”或“暴政”的标签是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傲慢与偏见。20世纪的旧偏见无法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彼此合作的互利共赢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蓄意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有违历史潮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外交》杂志刊文表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感到担忧,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区域安排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不应有意无意地把任何一方拒之门外,破坏现有的合作安排,制造对立集团,或迫使各国选边站。大国竞争在所难免,但合作能力才是对治国之道的真正考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中国通过加入1945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新获得了发展。中国无意推翻这一秩序,愿同美国合作。总之,一个繁荣的中国可以与一个繁荣的美国和平共处,但这在当前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似乎难以想象。

◆7月25日,一场由多国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拒绝新冷战”的在线视频研讨会在多个平台上同步直播。活动发起人、英国学者罗思义表示,这不是一份“亲华”声明,美国挑起的“新冷战”完全违背全人类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威胁,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府将自身政策强加于全世界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的企图。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西方许多战略界人士指出,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打着“自由”的旗号多次策动政变支持外国军政府上台,多次发动“颜色革命”把其他国家搞乱。根据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林赛·奥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密冷战》,美国在1947年至1989年之间总共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2019年9月报道,过去10年内,美国入侵了20多个国家或策动了有关国家政权更迭。直到今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人民仍然深受战乱动荡之苦,实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遥遥无期。美国鼓吹“自由”的真实目的,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23日刊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题为《如何毁掉一个超级大国》的文章指出,美国在单极时代采纳了自由霸权大战略,寻求广泛传播民主、市场和其他自由价值观,企图将整个世界带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自由秩序”,是美国犯下的几个大错误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摆出了一副要和中国进行一场“民主政权保卫战”的样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胁来自中国,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主本身的危机只能来自自身内部,而非外在的挑战。

◆7月25日,4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召开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指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行越来越激进,这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将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支持中美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

6.蓬佩奥:尼克松总统说:“直到中国有所改变,全球才能安全。”多年来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做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引发的改变,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策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促使中国改变。

错!

◆美国与中国并非“盲目接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其目的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尼克松总统1972年首次访华期间,对中国领导人坦言他“是为美国利益而来”。他还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

◆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40多年来总体相安无事,没有兵戎相见,没有尖锐对抗,反而是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中美接触的最大成果。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中文翻译傅立民表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接触政策的意图,蓬佩奥断言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表示,蓬佩奥正试图让美国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美国没有能力决定中国的未来,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所有涉及中国的事情,都应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来决定。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希尔指出,蓬佩奥声称美方50多年的对华接触一无所获,但事实上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美对苏冷战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中战略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美中两国经济文化联系,中国向美出口廉价商品的同时成为美农民和制造商的出口市场,中国逐渐接受多边主义并成为负责任的防扩散国家,中国社会也呈现巨大进步和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惊讶,一个不足250年建国史的国家居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政治文明的大国。这种认为全世界都会走上西式发展道路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中国和美国有根本不同:美国认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其他国家只要照搬它就能变得更好。但我们在过去一些年里看到,让一个社会转型是多么难。当美国把所谓民主输往伊拉克后,那里以灾难结束。中国人有不同的立场,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成为中国人;你们选出对你们好的制度,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中国现在变得更强大,当然也更有执行力。这就是现实。

7.蓬佩奥:美国无法再漠视美中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正如同中国共产党从未忽略过此差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创造性、更果敢的方式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行为。

错!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中国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无意同美国进行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谋求改变美国的制度。美国现政府却不敢作出像中国这样的坦荡宣示。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现实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稳妥处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两国在朝鲜半岛甚至兵戎相见,随后陷入22年的对抗。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打开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两国和平共处、共谋繁荣之路。这段曲折历程充分说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为了两国和世界,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明确承认中美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并没有影响中美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

◆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2011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广泛领域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好分歧,加强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合作应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世人,双方共同作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4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实证明,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

8.蓬佩奥:要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

错!

◆蓬佩奥所谓采取“不信任并要验证”的做法与中国打交道,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霸凌作风,也暴露了对中国的无知。中美两国的确存在互信赤字,根子在于美方一些政客固守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理念,误读误判甚至刻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

◆国之相交,以诚信为本、平等相待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目标。两国关系是双向的,不能只要你对我负责,而我却不一定对你负责;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顾对方的利益和安全。如果设定中国是“潜在敌人”,最终势必要“制造一个敌人”。中美只有把对方看成合作伙伴,才能避免对抗,成为朋友。

◆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

◆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美国政府连续“退群”毁约,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美国本届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最应该被实施“不信任并要验证”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9.蓬佩奥:中国未能信守对世界的承诺,全球疫情死亡人数节节升高。

错!

◆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统计显示中国输出病例很少,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上述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只有1例。2月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3月13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是1896例。4月8日,中方解除对武汉“封城”措施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达40万。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从1人到100万人,用了不到100天。目前,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69万,死亡人数高达17万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700多亿只口罩。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美东北大学研究显示,该州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并非来自中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专家研究证实,纽约疫情主要传入来源并非亚洲。

◆加拿大几个大省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病毒系由美国旅行者传入加拿大。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法国当地传播病毒毒株来源不明。俄罗斯输入病例无一例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东北亚输入病例所占比重极小。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3月以后在日本扩散的疫情并非源自中国。

◆《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很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4月末,危地马拉政府报告显示,该国将近五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与被美国驱逐出境者有关,76名被驱逐者中有7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0.蓬佩奥:中国武汉的医生如能获准对新冠肺炎疫情示警,全球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错!

◆8月3日,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作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进行的是一场闭卷考,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才能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中方对疫情的应对公开透明、迅速且有效,不存在任何隐瞒和延误。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了她接诊的可疑病例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中国及时对外提供信息,自2020年1月3日起,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中国积极开展合作,第一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美国忽略了中国发出的疫情警示,现在却反过来进行政治操弄,无端质疑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透明度,这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争分夺秒抢救患者,与病魔进行殊死较量,展开生命大救援,创造一个个医学奇迹。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精神和意志品质受到中国社会各界高度肯定。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对他们授予一系列嘉奖和荣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和第一个报告疫情病例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获得记大功奖励。许多医护人员和医疗团体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李文亮等8名医护人员被追授有关荣誉。日前,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所作杰出贡献。

◆美国政客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无视自身抗疫不力现实,频频抨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疫情防控建议,福奇近日透露其家人甚至受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近日,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华盛顿邮报》7月20日评论称,在美政府引导下,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家和主流媒体夸大了疫情严重程度甚至捏造疫情,对科学专家的抵触成为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吹哨人”海伦医生及其团队经历报道称,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美国疾控中心官网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11.蓬佩奥:过去数十年里,中美关系呈现极不平衡态势,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把供应链从美国“吸走”,导致美失去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受挫。

错!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中美已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深度联接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关系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中国并不亏欠美国什么。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中国从美国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则获得了中国的市场,也占据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两国从彼此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收益。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家庭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企业更获取了丰厚利润。中国与美国都实现了大发展,实现了相互成就,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地。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5月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年均增速6.3%,累计增长73.2%,远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金额731.7亿美元,中国在美国投资为促进当地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作出了积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5月份双边贸易额增至465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08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的。苹果公司全球营收中占比超过10%的单一国家市场只有两个,一个是营收966亿美元的美国本土,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2017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其全球销量42%,比美国本土市场还多出100万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57%。2020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84%的美国企业不愿撤离中国,38%的美国企业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最青睐的市场。

◆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过去40多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0多倍,支持美国内就业岗位约260万个,累计7.25万家美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获益颇丰。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5月1日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46个州,为美国内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家庭收入的1.5%。根据美旅游协会统计,包括机票和食宿费用在内,每位中国游客平均在一趟赴美行程中要花费7000美元。

◆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美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瑟·克罗博接受亚洲学会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就业受到冲击问题在于美方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国内政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报告也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和工人失业同中国进口关联度不大。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布报告称,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2004年至2015年,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产品使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降低0.19%,有效缓解通货膨胀。中美贸易是帮助而非伤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据估算,2018年美国人每在“中国制造”产品上花费1美元,就有56美分流向美国企业和员工,并且通过进口中国产品,帮助美国制造业提高了竞争力、投资力度和创新力度。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其自身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评估指出,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减少19.5万个就业岗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算,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528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414美元。近日,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联名信中称,由于对华加征关税,2019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500亿美元,每个家庭平均多支出1277美元,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1.7万亿美元。

◆美国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搅乱全球经贸格局,才是对两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前助理国务卿戈登认为,特朗普政府忽视了两代美国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即进口负担得起的消费品、对高端制造业的低成本投入和在服务业、农业方面的出口盈余。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和“脱钩”严重损害美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据穆迪公司统计,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户家庭因价格上涨损失约600美元。

12.蓬佩奥: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错!

◆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直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研发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9677.9亿元,年均增长17%,世界排名从第6位上升至第2位。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发展也很快,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中国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出台了多项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举措,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强调要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保护整体水平。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2019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78.98分。欧盟商会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美国商会2019年3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专门指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29日举行反垄断听证会。在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政府从美国公司盗取技术”时,苹果、谷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纷纷表示,未遇到此类案例。

◆雅虎新闻网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密令授予中央情报局(CIA)更多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力”。这项秘密授权使中情局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秘密网络行动,无须得到白宫批准。自从密令签署以来,中情局已实施了至少12次行动。今年3月3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发现美国中情局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攻击渗透。在此期间,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13.蓬佩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

错!

◆美国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旨在推动中美“脱钩”,是其打压中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遭到绝大多数美国理性人士强烈反对。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41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友好合作。针对美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分别向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捐赠口罩,并积极协助上海市、山东省、深圳市分别向休斯敦捐助防疫物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人员构成和数量对美方是公开的,把该馆说成是中方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有违外交常识,十分荒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休斯敦纪事报》、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指出,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特朗普在选举前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支撑其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国成为其最易攻击和用来拉抬选情的目标。《纽约时报》质疑有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有从事“颠覆活动”的历史、是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心”说法,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休斯敦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表示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感到震惊,希望美中和平解决分歧,重启驻休斯敦总领馆。

◆《休斯敦纪事报》报道,中国是休斯敦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地区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受益良多,驻休斯敦总领馆已成为休斯敦地区同中国开展旅游、贸易和文化合作的桥梁。

14.蓬佩奥: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员工来美国剽窃知识产权。

错!

◆美方对中美正常的科学、人文交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罗织“莫须有”罪名,所作所为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和美领导人公开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给中美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4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文交往广泛深入,中美之间每年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教育科研交流合作更是成果丰硕,双方都从中受益。40多年间,有33万多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是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中国也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仅2018至2019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总数就达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3。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互依赖远超其他国家。

◆中美加强科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罗”智库6月中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学为美国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人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威廉·克尔在其著作《全球人才的礼物》中介绍,如今美国超过10%的发明是由华裔科学家创造的。以2018年为例,在美中国留学生达37万,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200亿美元。美国政客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美国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无视很多本国学者的反对,一意孤行,损害的正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针对美国土安全部发布通告表示仅上网课的留学生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提起诉讼案,认为不对只上网课的国际学生发签证无正当理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违反了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美国各地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纷纷加入两校提起的诉讼或自行提起诉讼。许多美国高校和高等教育团体用“最糟糕的政策制定”“残酷和不计后果”“极大的误导”等来形容美国政府出台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不断监控、骚扰甚至任意扣押在美中国学生学者,对中国学者进行有罪推定式指控,公然罗织所谓“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罪名。美方做法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不仅违背道义,也在自毁形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2019年就在一封致全校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华人“不公平的审查”会“造成一种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的有毒气氛”,对这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和美国造成伤害。

15.蓬佩奥:中国将其宣传分子派至美国的新闻发布会、学校、研究机构等。

错!

◆美方有关言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偏见。判断媒体的标准不应是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应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客观真实和公平公正。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不应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国媒体。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一向遵守美国法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在美正常地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从不干预美国内政,多年来为增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客观了解和友好感情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限制中国媒体新闻自由。2018年12月,美司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北美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国务院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提交工作人员、所拥有不动产等信息。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自3月13日起,将作为“外国使团”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削减60人,削减比例达40%,变相驱逐中国驻美记者。

◆长时间以来,美方在签证等方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对所有中方记者只发一次入境签证,记者回国或赴第三国后,需重新申请签证,其中9名常驻记者离美后无法再次入境。而美方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记者多次入境签证。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美方常以行政审查为由延长签证审批时间、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2018年以来共有20余名中国媒体记者遭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部分中国媒体记者自去年12月中旬申请赴美签证,至今未得到美方任何反馈,护照也未退还。今年5月,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包括常驻联合国记者签证停留期缩短为90天,这意味着每90天就要申请一次签证延期,如果延期申请得不到批准,记者将被迫离开美国,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目前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中方一直积极为外国驻华记者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外国记者申请常驻记者证延期,通常都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长期以来,美国驻华记者凭其有效证件可以多次往返中国,无需申请新的签证。2019年一年,美国在华常驻记者出入中国超过700次。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

◆截至2020年7月,共有28家美国媒体在中国内地常驻,在北上广深共设机构34个,其中有美籍记者29名,非美籍记者34名,雇员135名。此外还有20多家美国媒体在香港运营,有400多名工作人员。美国记者可以自由来去外交部记者会,不受限制地提问。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歪曲事实,炮制了诸多假新闻,对新疆和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不遗余力抹黑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中方反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16.蓬佩奥:中国企业不归独立董事会管理,多为国家所有,也不追求利润。华为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错!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共有私营企业1561.4万个,国有控股企业24.2万个。私营企业数量比2013年末增长178.6%,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由68.3%提高到84.1%。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的1.3%。

◆创造财富、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然基因,也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355.5亿元;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283.9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580.0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181.9亿元。

◆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华为是一家优秀的民营企业,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不持有华为的股份,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104,572人,参与人仅为公司员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权。

17.蓬佩奥:华为不是清白的电信公司,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错!

◆30多年间,华为从一家小微企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以优质服务造福全球17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获得各国民众高度评价,也为世界通信行业提供巨大商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华为每年在全球采购量近800亿美元,覆盖13000家供应商,140多个国家。其中在美国的采购量就接近190亿美元。

◆华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华为早就公开表示,愿同所有国家签署“无后门、不监听”协议,也愿在任何国家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接受外方检测。这足以证明华为的清白和透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和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华为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华为出资在英国设立网络安全检测中心,接受英国专家检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企业能做到像华为这么光明磊落。

◆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IPlytics的最新数据显示,华为是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占到总申请数量的15.05%。欧洲专利局发布2019年专利指数显示,华为2019年在欧洲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其中5G必要专利数量超越所有美国企业。

◆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华为,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行径。对美国而言,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霸权的代名词。

◆2020年7月20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国际政治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发表署名文章《华为与安全问题的老生常谈》提到,反复强调华为技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唯一真正明显的事实是,华为的技术极具竞争力,并将中国置于领先地位。这就是他们试图通过将华为归类为‘安全’威胁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目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捏造华为是全球性威胁的观点,并且试图破坏其盟友与华为的关系。美国失去了在5G上的领先地位,而这是新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算,25%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了华为或中兴公司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花费8亿至10亿美元,一些美国农村地区可能会立即失去基本通讯网络。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本国农村电信运营商从华为和中兴公司购买设备或服务,损害的最终还是本国企业和本国消费者的利益。

18.蓬佩奥:各国在5G问题上要成为“干净国家”,防止本国公民信息流入中国。

错!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有罪推定,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违背了其多年来在国际上鼓吹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也严重影响了全球5G和数字产业发展前景,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政府从未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通过安装“后门”等形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中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

◆“9·11”之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网络公司定期提供用户信息。根据“棱镜门”事件曝光情况,在美国情报部门监控下,美国人的通话、通信、文件、语音等数据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美国曾经特别亲密的盟友国家领导人的通话也长期遭到美国窃听。事实表明,恰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网络监控和网络窃密行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黑客帝国”。联合国为此通过了欧洲国家提出的有关“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决议。

◆2019年5月德国《每日镜报》报道称,经过多年审查,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而在美国思科提供的设备中,却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2013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起,更符合所谓的“后门”描述。

◆美国思科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曝出很多起“后门”事件。思科故意向政府销售包含严重安全漏洞的视频监控套件,并被思科经销商NetDesign的视频监控专家提起诉讼。思科这一“留后门”的行为最终导致其于2019年赔付860万美元。

◆苹果公司早在2014年就承认可通过苹果手机系统“后门”提取手机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公开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苹果公司与其开展安全合作,而美国中情局却这么做了。“脸书”公司也被曝出用户账号有“后门”。

19.蓬佩奥:中国在新疆设立“集中营”进行压迫。

错!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它们与美国推行的“社区矫正”、英国设立的DDP项目(“断念与脱离”课程)、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

◆用“集中营”来称呼新疆教培中心是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做法。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仅凭对8个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所谓‘集中营’”的荒谬结论。美国“灰色地带”新闻网站的调查显示,伪学者郑国恩根据一家总部位于土耳其的流亡媒体组织--Istiqlal TV的一篇报道编造了“新疆在押人员总数超过100万”的耸人谣言。据“灰色地带”揭露,Istiqlal TV根本不是一家公正的新闻组织,它一边推进分离主义,一边接待各种极端分子,连郑国恩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估算“没有确定性”。

◆一段时期以来,新疆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之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已连续3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教培中心针对学员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低、缺乏法治意识和就业技能、不同程度感染宗教极端思想等问题,开展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教培中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保障学员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同民族学员风俗习惯,提供各项生活设施,设有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所有学员均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免费参加全民健康体检。目前,参加“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生活。

◆2019年10月,60多个国家在联大发言支持中国的治疆政策,其中30多个是伊斯兰国家。而在少数批评中国治疆政策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2018年12月底以来,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组、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赴疆参访。他们普遍表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很多亲身参观过新疆教培中心的外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媒体均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因地制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民生措施,造福了这里的各族人民,令社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到新疆之前以为教培中心是“集中营”,亲眼目睹学员在教培中心的学习生活之后,才发现学员是在接受技能培训,还能参加各种兴趣爱好课题,所谓“集中营”都是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传播的谎言。

20.蓬佩奥:中国违背在香港事务上对世界作出的承诺。

错!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续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已全部履行完毕。《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中方有关政策都没有改变,中方会继续坚持。

◆2020年6月30日至7月17日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就涉港等问题攻击诬蔑中方,共有70余国一致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从1997年到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37万亿港元增至2.87万亿港元。多年来,香港作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未改变。截至2019年末,香港股市总市值接近5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上海和东京。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回归以来排名总体逐年上升,2015-2020年间,有4次荣登世界前两名位置。

◆截至2019年,香港已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最自由经济体。

21.蓬佩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港管控,香港民主自由受到压制。

错!

◆回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没有民主,没有一任港督是由港人民主选举产生,绝大部分时间立法机构成员更是直接由港督任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人依法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前所未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事实。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接受公开审判等各项权利都可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原因受到必要限制。《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近一年多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无从谈起。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暴徒公然鼓吹“港独”,到处打砸抢烧,肆意攻击无辜平民,破坏公共设施,挑战政府管治,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非法干预有恃无恐,使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也极大影响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出现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安全根基不牢。国安立法目的就是堵上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香港国安法仅针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而会让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影响,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受影响。“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立法将更好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更好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为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创造条件;也将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消除商界人士对社会乱象的担忧,为世界各地愿意在香港工作、投资和生活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香港国安法是民心所向。短短八天,有近300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立法,各界发起的“反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全港网上签署行动在半个月时间里即有165万人支持。香港总商会等香港多个商会发布声明支持香港国安法,指出立法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利社会回稳。在港运营的4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办事处,没有出现离开香港的情况,香港恒生指数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的情况下连续高开高走,直观反映出金融市场把香港国安法视为利好。

22.蓬佩奥:中国军力不断提高,威胁性大大增强。

错!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自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需要,也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2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30年来,一批批中国维和军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冲突地区和当地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今年,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410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中上百名官兵得到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嘉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老挝、柬埔寨等4国派遣军队抗疫专家组,通过空军运输等方式向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与俄罗斯、南非等10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召开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霸凌行径挑战国际关系准则,是当前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国2019年军费预算超过7160亿美元,占各国军费总开支的40%以上,相当于美国后面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2019年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3.5%,而中国近30年每年国防开支占GDP比例不到2%,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也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军费支出更低,仅占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

◆美国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美国强行推行“政权更迭”、煽动“颜色革命”,动辄极限施压,造成地区动荡和人民苦难。2001年以来,美国非法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师出无名,花费财政开支超过6.4万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80万,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23.蓬佩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

错!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爱民为民的人民之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永远为人民而战。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洪抢险,或是抗击疫情,人民子弟兵始终冲锋在前,日夜奋战,义无反顾地用血肉之躯筑就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军民鱼水情”已经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因和血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陆、海、空三军军医大学抽调450余人的解放军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一线,全军一万余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疫,全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6月以来,中国南方部分省份发生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闻汛而动”,紧急出动2.9万名官兵赶赴抗洪一线,抢筑堤坝,救援被困群众,安置受灾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作用,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为党分忧、为国兴利、为民造福。到今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29.3万户贫困户、92.4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解放军亮眼的扶贫答卷上,书写的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时代新篇章。

24.蓬佩奥:中国非法主张南海主权权益,在南海问题上践踏国际法。

错!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南海有关岛礁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管辖已达上千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许多外国文献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中国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事实。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海指南》、1925年美国海军航道测量署发行的《亚洲领航》(第四卷)、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献《暴风之岛》等均记载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情况。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长期开发经营和主权管辖历来为周边国家所承认,已具有习惯国际法基础;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确定的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安排,恢复了对南海有关岛礁及海域行使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维护和巩固了二战以来南海区域的国际法秩序,得到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二战后,中国收复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持续有效管理。

◆1948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南海断续线,重申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质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包括南海沿岸国家从未就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过质疑。后来,由于南海发现石油,一些国家才开始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有关当事国开始派军队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目前,中国南沙群岛42个岛礁被他国非法侵占。

◆目前南海争议海域正在生产作业的众多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中国在南海进行的油气开发、渔业捕捞等活动均是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当事国商谈搁置海上争议,推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同意早日达成COC,展现了地区国家齐心构筑地区规则、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信念。

◆关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裁决,中方早已郑重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方上述立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对于海洋划界争议,中国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排除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同意为基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强行管辖国家未予同意的事项,严重违背主权原则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成立缺乏合法性,组成缺乏公正性,对案件审理缺乏管辖权;其“裁决”政治偏向露骨,法律适用牵强附会,事实认定漏洞百出,挑战国际法基本准则,损害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完整性。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兹瓦特教授称,“仲裁庭的裁决在东亚必将被视为‘毒树之果’,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有近120个国家表示支持。

◆美国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基于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的考虑,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海洋霸权地位。

◆《南华早报》今年7月28日以“是美国正在南海搅局”为题刊文认为,美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没有资格却自认为可以妄评他国之间的争议,这难道不奇怪吗?蓬佩奥劫持有关争议以推进其自身意图的居心昭然若揭。

25.蓬佩奥:中国导致全球海上贸易的安全性降低。

错!

◆恰恰相反,中国为保障全球海上贸易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和人道主义行动,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海运安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反恐、反海盗护航行动,迄已派出了35批护航编队,为6800多艘商船提供护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商船和国际组织船只。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赢得了世界各国商船的信赖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中国海军护航。巴拿马籍“圣箭”号商船船长维尔吉利奥向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发来的邮件中写到:“衷心感谢你们为我船提供的护航帮助。”

◆中国始终通过海洋开展国际合作。作为我国第一艘制式远洋医院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十多年来,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此外还多次参加台风等灾害的救援行动以及国际军事演习。这艘承载着中国道义的“生命之舟”“友谊之船”在全球留下了温暖航迹。

◆中国为国际航运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疫情期间,中国交通运输部编制、发布了《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指导全球航运业加强疫情防控。国际海事组织先后数次向174个成员国推荐这些海运疫情防控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分享抗疫经验,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疫情给国际航运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又一具体实践。

◆仅2013年至2016年,中国就在南海海域发生的船舶遇险事故中成功救助中外籍遇险人员至少3396人。针对南海海域特点和实际情况,中国在广东、海南设置了3个救助站点,并长期部署专业救助船舶进行值守。2018年7月以后,“南海救115”轮、“南海救117”轮和“南海救116”轮在南海南部海区轮换值守,圆满完成17起救助任务,成功救助遇险人员37名、遇险船舶5艘,获救财产价值约3900万元人民币。路透社2016年1月报道,一些船东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更多存在有利于这片海域的安全。一名新加坡船东说,如果中国搜救力量部署在有关岛屿,响应时间可能会更短,会增加营救机会。

◆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陆续在南沙岛礁建成5座大型灯塔,并提供综合导航助航服务,承担着服务航海保障、海上搜寻救助、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海洋防灾减灾等功能,大大提高该水域的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能力。2018年10月,中国在南沙有关岛礁启用岛礁海洋观测中心、气象观测站、南沙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等,提供更多公益服务,为南海航行安全和沿岸国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979年美国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前推出“航行自由计划”,就是要在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维护美国军事力量横行各大洋的“自由”,挑战新的海洋秩序。所谓“航行自由计划”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无视众多沿海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其实质是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向遭到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美国是全球海上安全的最大破坏性因素,动辄截停、扣押他国商船、油轮,频繁威胁对他国及重要航道实施海上封锁,不断在“争议水域”组织军事演习,挑动局势升温。美军方部分学者甚至叫嚣使用“私掠船”攻击中国商船。

26.蓬佩奥:美国应该通过强化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自由巡航行动、组建太空部队来防止中国侵略扩张。

错!

◆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对外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中国一贯严肃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从未扩大自己的主权声索,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积极维护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事实上,南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50%的商船和1/3的海上贸易航经该海域,每年10多万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是问题。但美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把“航行自由”等同于军事行动自由,已在南海地区搞了20多次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今年以来,美国军机在南海活动近3000架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5日发布消息称,当天21时许,美国空军1架E-8C“联合星”监视飞机进行抵近侦察,曾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近海的领海基线59.27海里(约109.77公里)处。7月,该型飞机曾在两周内六次进入南海地区侦察。美还把双航母舰队开到南海大搞军事演训,鼓动其盟友和伙伴也把军舰开到这片海域,唯恐南海不乱。美方举动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安宁,不符合所有南海沿岸国的利益。

◆外空是全球公域。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不仅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也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宁,反对把外空作为新的战场。与此相反,美将外空定位为“新的作战疆域”,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导拦截器,刺激外空军备竞赛,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

来源：参考消息

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时代财经 覃毅

深圳城区新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是万物的尺度——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曾提出这样一个跨时空概念的命题。人类历史进程中，个体命运常与时代发展不断交融，形成特有的潮流与个性。他们的故事，是一代人的青春与抉择，也是人们回首一段历史时的参照。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四十年来的发展速度可谓举世瞩目：从只有3万人口的无名海边小城，到人口过千万、城区面积2000多平方千米、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一的国家代表城市。深圳四十年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奇迹。

四十年发展历程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不断涌入深圳，寻找各自人生的诸多可能。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是各地年轻人涌入深圳的内心写照。

据“南方+”援引相关统计数据，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2.5岁，各地年轻人选择来此奋斗、扎根。现在，深圳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移民城市，近5年来，深圳每年保持新增常住人口40万~50万人。

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入是深圳经济的发动机，让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不断获得前进动力。几位来自深圳代表性科技产业的受访者，作为深度参与了深圳发展浪潮的个体，向时代财经讲述了他们在变革时代中的拼搏。

推动深港科技合作的“摆渡者”

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无数人的青春汗水在此浇灌，对于深圳市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张克科来说，这座年轻的城市亦布满了自己奋斗的足迹。

1988年5月，张克科带着调函从湖南来到深圳，先后在深圳图书馆、市政协、市外资办、高新办、市科技局、市科协和深港产学研基地等地方工作。在28年的工作生涯里，参与深圳科技产业发展、推动深港科技合作成为他最宝贵的记忆。

在深圳工作的第十年（1998年），张克科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报到。在那之后，张克科便开始参与深圳科技产业发展的一线工作。彼时，张克科还同时兼任深圳经济特区促进深港经济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关注深港合作。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1996年深圳市政府向国家科技部申请的国家级高新区，是深圳经济特区内的首个国家级新型园区。该区域范围包括深圳大学、南山第五工业区，当然也包括深圳科技园、高新技术工业村和京山科技园等。目前，该产业园区已经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先锋阵地。

在深圳工作后二十年，张克科主要参与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与深圳市政府的合作，筹备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调研策划虚拟大学园等。

但最值得记忆和骄傲的事件，张克科认为，是给高新区道路命名这样一个最普通又最有影响力的经历。

张克科回忆起当时高新区规划和开发的过程：“那是1998年底，方案还在纸上，土地整备问题特别突出。深南大道以南只有2平方公里多一点可以规划，大部分还在填海滩涂的沉降期。北环大道以北的南山第五工业区，除了松坪山住宅配套外，大多是菜篮子工程相关的企业，像做啤酒瓶的华晶玻璃等。”

此前，高新办建设监督处的处长在工作岗位上累倒住院，领导便让张克科代理监管和服务高新区的建设现场。“我们清理规范户外广告，统一高新区形象标识体系，完善园区绿化和公共道路。整天和园区的各家各户、管理市区街道的各个部门打交道。”张克科说。

“现在深圳高新区的街道名称就是完全按照我们提交的方案公布实施的。每每有企业说他们在哪个道、哪个路，我都清楚的知道这个坐标。根据当时道路命名方案，东西走向叫高新X道（如高新七道、高新中一道），南北走向叫科技X路（如科技北四路、科技南八路）；约定俗成的主干道科苑路、涉及社区的铜鼓路、玉泉路，涉及许多企业的朗山路等保留，不要让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深圳高新区城市新貌 图片来源：图虫网

张克科笑称，自己也遇到过几次迷路，思考当时规划路线时的失误，遇到熟悉的路段标识，自己也会很兴奋的拍下晒图。

2000年，张克科又兼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主要联系高新区，并直接担任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的创始主任，开始着手全新技术领域和公共基础平台的建设。直至2005年，张克科重新回到高新办做专职副主任，全力以赴投入和香港科技园、香港数码港的合作，推进深港创新圈的建设。

“2005年夏，中央有关部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来深圳调研。深圳市政府提出发挥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共建‘深港创新圈’的设想。”张克科回忆道，在推动深港合作方面，其参与创建了深港产学研基地，推进深港创新圈建设，和香港科技教育界建立广泛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入住高新区，在突破重重困难后，最终促成香港首次在境外开办独立分校。

于张克科而言，高新区是深圳日新月异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当年为了改善建筑工地不美观进行绿化，现在的高新南四道已经绿树成荫。大冲深南路段树立的120米大幅广告‘创新的沃土、创业的家园’虽已不在，但这十个大字成为深圳创新发展的标志和创新文化的符号，深深烙在一代代继往开来的南山人心中。”张克科在自己的笔记上如此写道。

从深圳走向世界的跑马达人

在各类以深圳为城市背景的早期影视作品里，这是一座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城市。无数热血青年到此，在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面前开启他们的创业生涯。

1999年林震东来到深圳时，深圳的电子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产业形态尚且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但彼时商业政策宽松友好，深圳周边聚集着大量从事电子产业的人，加上拥有毗邻香港国际市场的优势，“深圳必将成为全国无可替代的电子产品的高地与集散地。”林震东想。

决定留在深圳后，林震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深圳华强北租了一间商铺做电子产品贸易，产品包括传呼机、对讲机、手机等。

“当时的产品主要都是传统国际品牌，而国产手机还没见身影。我们就这样做了两三年的进口及内销生意，积累了一些资本。2002-2003年期间，我们看到国内手机企业逐步开始集成生产和进行探索式自主研发。”林震东介绍道。

深圳华强北路 图片来源：图虫网

深圳电子产业的崛起，正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华强北”奇迹。2005年，林震东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天珑移动。目前，天珑移动业务涵盖手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以及5G毫米波技术的研发。

“台湾联发科（MTK）的整机设计方案开启了我们团队的手机事业。当时MTK芯片及设计方案降低了手机设计的门槛。”林震东向时代财经介绍，“我们不甘只做国际品牌的贸易商，决定在自主设计上谋求发展。所以我们开始物色团队，前期的设计从结构外观开始，后来逐步组建软硬件研发团队，走的是从贸易到研发的路子，慢慢发展成了今天的样子。”

天珑移动以海外为主要市场，客户包括AT&T、Sprint和Orange等美国、欧洲一线电信运营商以及Motorola、Nokia以及LG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目前公司业务已遍布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泰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研发方面，天珑移动拥有海归高级人才团队和超过1000人的研发技术队伍。截至2019年底，公司专利申请量3000余项，其中5G毫米波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达30项。“公司目前正在全力攻坚5G毫米波传输技术，并与联发科技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在5G毫米波及物联网技术相关的芯片开发方面，展开紧密合作。”林震东说。

对于林震东而言，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深圳科技企业获得研发人才和技术的关键。“相关优惠补贴政策吸引众多海内外人才与资金来到深圳创业，极大地推动了深圳科技产业发展，让人更具备国际性视野。”

活跃的创业环境，为深圳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每天都有大量的新加入者。作为深圳早期的创业者，林震东创业至今已有15年。对于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电子产业，林震东也在不断寻求自身企业差异化市场。

“比如我们曾经做商业客户市场，成功了，又尝试开拓了直接面对消费者的ToC类市场。”林震东表示，电子及通讯行业是没有天花板的一个行业，行业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延展能力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尤其是企业落点在深圳这个科创氛围活跃的城市，可以和创新型企业合作，也可以做投资。“机会非常多，所以说深圳的确是创业的沃土。”

随着深圳科技企业发展不断加快，中国企业也必然从普通设计制造走向中高端科技智造。林震东向时代财经介绍，随着5G和物联网时代到来，天珑移动近些年也在加大相关产品线的技术与研发投入。

大多数创业者集热血、自律、坚韧等特点于一身，林震东也不例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对马拉松的爱好。“林总跑遍了全球大部分马拉松，也带动了很多公司员工爱上这种需要持久耐力和毅力的运动。这不仅是公司文化的体现，也是创业精神的一部分。”一名业内人士评价道。

2019年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中的林震东 图片来源：受访者

“恰同学少年”，来了就是深圳人

四十年改革开放，让深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座中国南边滨海小城，正在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向更多年轻人敞开怀抱。

与早期来深青年不同的是，随着国际化大都市逐渐成型，更多掌握知识和技术的高学历人才带着他们的梦想在此生根发芽。在科技创新的各个产业和岗位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6年研三毕业前，陈明（化名）在各类招聘中六神无主，直到收到深圳某金融科技公司的offer，陈明来到了深圳。刚来到深圳的他面临着房租贵、工资低的现实问题，几次搬家辗转后，公司帮忙申请到了公租房，才算稳定了下来。

对陈明来说，深圳金融科技企业本身就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因为深圳中小企业日益增多，当前公司业务主要是普惠金融。一些真正急需资金周转的客户，需要获得一笔资金解燃眉之急。公司的业务前景和发展空间都不错。”陈明表示，深圳科技企业的工作氛围非常融洽，身边同事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没有太多的勾心斗角和内耗，让人感到舒心。

在陈明看来，科技产业在深圳的蓬勃发展给个人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包括薪水、职位、企业文化。“有的人不喜欢加班，有的人认为赚钱最重要，不在乎996。正是因为这种多元化的共存，深圳才有了活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陈明表示。

同样硕士毕业后，习惯了南方气候的宋煜（化名），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南方。到深圳后，宋煜在一家无人机企业就职，主要参与无人机技术在行业应用方面的工作。

“因为深圳卓越的地理位置，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供应链，科创企业在此的发展更加如鱼得水，企业发展好了，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对于年轻人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宋煜向时代财经讲述，这几年自己很多朋友都从全国其他城市陆续到深圳发展。

在无人机行业工作，宋煜也切身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入职以来感受到，公司在坚持技术研发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技术能力能够被应用在传统行业中，能够帮助各个行业改善现状，提产增效。”宋煜表示。

宋煜介绍，除了产业自身升级，深圳市相关政策扶持也让无人机行业获得持续增长动力。早在2013年，深圳市制定了《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并每年分批次进行扶持，其中无人机就是重点支持领域。扶持的领域包括无人机设计测试、总装集成、人机交互等。

“在深圳科技企业工作，整体而言还是挺幸福的。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平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做一件对社会、对公司、对个人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事业，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宋煜说。

不过，置身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陈明和宋煜均向时代财经表示保持学习的重要性。业余爱好方面，他们喜欢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徒步爬山，“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能塑造自己不断积极向上的心态。”陈明表示。

随着深圳人才引进政策不断升级，更多高新技术知识人才也在深圳安居落户，并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好处。

中科院高分子化学专业的李晓（化名）博士毕业后跟随老公南下深圳，加入了TCL从事改善TV面板性能的相关工作。根据深圳光明区的鸿鹄人才政策补贴，她一年能拿到22万元补贴。加上博士后留深，李晓也能拿到政府方面提供的一些科研经费补贴。

“这样的补贴是我工资之外的收入。相比较于我在其他地方就业的同学，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李晓笑称。

结尾

深圳经济特区四十而不惑，在时间长河的某个节点驻足回首，有奋斗者的底色，也有继往开来的勇气。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在这座开放包容的南方城市寻找他们人生的答案。下一个四十年，深圳科技名片将由无数个他们共同打磨。可以预见，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航班继续航行，科技加速度也将继续助其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