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浸会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创立于1956年，与香港大学并立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两所高等学府，是一所由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资助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更荣登“亚洲第一”宝座，被拥有超过300万读者的知名新闻网站AsianCorrespondent评选为亚洲学生首选的“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新闻学院、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学院等老牌知名学府比肩。

本期学姐邀请到了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的cidy同学，分享她的学习和生活。

香港虽小，却拥有八所世界知名的公立大学（我们称为“八大”）。这八所大学各有所长，对于浸会而言，传理学院应该是它当之无愧的王牌。

传理学院创立于1968年，现时共分为三个学系。传播系提供广告及品牌、组织传播、公关专修；电影学院提供动画及媒体艺术、电影电视专修；新闻系提供中文新闻、数据与媒体传播及国际新闻专修，其中中文新闻及国际新闻同学可专修广播新闻、财经新闻或综合组别范畴。

我就读的是传理学文学硕士(M.A. in Communication)，这个专业相对于其他几个专业更有“学术”的味道，我们修读的课程多以从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理解传播在人际、组织和大众层面的角色和影响，比如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和传播与信息技术等等。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以英文授课，当时这对我来说是蛮有挑战性的，但是老师们都很耐心，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很快的进入了状态。

浸会大学坐落于九龙塘和观塘，校园分为五部分，分别为位于窝打老道启用的“善衡校园”、位于联福道的“逸夫校园”及“浸会大学道校园”，以及位于观塘为前皇家空军军官俱乐部的“启德校园”。此外，持续进修学院在新界沙田石门设有“石门校园”。

学生宿舍位于浸会大学道校园，于2002年3月落成启用，由两座建筑物组成，提供1632个宿位。两座学生宿舍内有四个舍堂，分别是杨振宁堂——位于南座单数楼层，纪念当代科学家杨振宁；蔡元培堂——位于南座双数楼层，纪念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周树人堂——位于北座单数楼层，纪念现代文学家周树人（鲁迅）；宋庆龄堂——位于北座双数楼层，纪念现代政治家宋庆龄。

学生舍堂楼高21层，分南北两翼，设有双人间及三人间，每两个房间共享一个洗手间和浴室，内设有空调且已联网。其它设施包括浸大食坊、楼层休息室、洗衣/干衣房、电视室、健身室、多用途室等。

最后来讲一下我们学校教育一个很大的特色吧--全人教育（whole-person education）。所谓全人教育，落到实处其实就是几乎占了毕业要求一半学分的通识课（General-Education Course）。每一个本科生都被要求上其他学院开设的通识课，每个学院至少一门。

浸会对于不少内地的学生和家长来说确实很陌生，而且浸会的国际排名不高，亚洲40－70都有过，香港的排名最近也一直徘徊在5－6名左右。对于有名校情结的人来说，确实不太会看得上浸会，但是这并不代表浸会实力不行。

这里同样有亚洲一流的师资、丰富的教学资源、健全的学生事务制度和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校内设。我以为，这是一所好大学可以带给你的全部。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 ——施耐庵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建国以来，中国女排始终是中国体育各个团队中最为优秀的体育团体之一。作为一支“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体育队伍，女排的历史上不乏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然，也更不乏那些为了中国女排精神而奉献自己美好青春年华的女排战将。

这些可爱可敬的女排战将中，不仅有郎平、朱婷这样的为了女排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当然也有像李月明这样的气质型女排选手。

初识排球，天赋凛然

1968年，李月明出生在中国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小时候的李月明也在学校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本以为以后的人生会和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那样，以后就是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然而，在19岁那年，她的人生迎来第一次转折，凭借自己卓越天赋入选中国女子排球队。

当时的李月明，虽然只有19的年龄，但是其1米88的身高却是当时现役女排中最高的。再加之其身材纤细，面庞清秀，于是李月明便有了“女排第一气质美女”之称。李月明一到中国女子排球队，其惊人的排球天赋便展现了出来，而这也给当时青黄不接的女排队伍带来久违的希望。

后继有人，李月明给“五连冠”后的女排带来了曙光

在1987年，也就是李月明刚进女排队伍的那一年，中国女排的几个得力战将都纷纷退居二线。一时之间，中国女排没有了往日的战斗力，这就直接导致接踵而至的几场比赛都没有取得比较好的成绩。青黄不接的囧境是当时女排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新一代女排人才的加入就显得格外重要。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李月明的排球素质是比较高的。作为当时女排中身高最高的队员，李月明的弹跳力非常的惊人，各种技术动作也非常的熟练。再加上她后天的刻苦训练，在她的整个排球的职业生涯中，可以说是取得了不少优异的成绩。

但是后面因为训练强度过高，对李月明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于是，在她24岁那年，李月明便早早的结束了自己的女排生涯。

退役前5年的排球生涯中，李月明是作为“五连冠”后中国女排中的主力存在的。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中，李月明带领中国女排一举夺得铜牌，这让更多的国人看见了中国女排后继有人。但是，任何事情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女排跌入了历史低谷，只以第七名的成绩结束了这场比赛。职业生涯的首次败北，让精心准备了4年时间的李月明备受打击。沉重的心理压力，再加上以往高强度的训练对自己造成的背部创伤，于是，在1992年，李月明无奈宣布退出中国女子排球队。

东山再起，终创佳绩

虽然巴塞罗那的那场比赛给中国女排的光辉历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但放眼整个体育竞技界，一次的失败确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其次，失败乃成功之母，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又如何能够品尝到胜利来之不易的喜悦。

于是，在1996年，怀着对排球的无限热爱，李月明又一次站在了中国女排上海队的队伍中。而较长时间的疗养，让再次归队的李月明看上去也更加地自信了。满含着必胜的信心，李月明带领着上海队在全国锦标赛中获得了金牌。在排球高手云集的中国，李月明可以带领队伍夺得冠军，足见其实力不凡。

情感之路坎坷，二婚终获幸福

作为中国女排历史上曾经的气质第一美女，姣好的容颜让她的婚姻状况也颇受社会关注。但是，正如她的排球生涯那样，她的情感之路也是曲曲折折，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由于有着漂亮的容颜，李月明在中国女子排球队服役期间，也有着不少的追求者。面对众多的追求者，李月明对同为职业排球队员的张坚卫芳心暗许。于是，在短暂的接触之后，李月明和张坚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这段婚姻最终没能让李月明携手一人到白头，而是给了她一段痛苦的回忆。在结婚后不久，他们两个便由于性格不合、工作等各种原因走到婚姻的尽头。

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在李月明心中始终是个打不开的心结，于是，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都会去刻意地回避这方面的事情。失败的婚姻对一个人的伤害，由此可见一斑。为了能让自己从前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中恢复过来，于是，从女排退役下来的李月明，便继续了之前由于女排而中断的学业，李月明赴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开始深造。

美好的大学生活，让李月明暂时忘却了失败的婚姻和退役带给她的痛苦。同时，更加专注的学习氛围也让她感受到了大学的魅力，于是开始以饱满的精神来迎接自己人生的第二段经历。事实证明，当一个人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之后，余下的好运气便会接踵而来。

在美国求学路上，李月明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这位美国丈夫为了将李月明从上一段失败的婚姻中拉出来，对李月明在学习生活上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

于是，李月明与丈夫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开启了自己的一段新的恋情。已经52岁的她，婚后生活依旧很是甜蜜。在经历了自己的人生低谷后，李月明终于等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希望她日后的生活也能够继续幸福，毕竟她将自己最为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所以，晚年的她也应该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其实，纵观李月明的前半生，会发现，她有过挫折也有过荣光。这不那么顺利的人生，正是社会上很多普通人一生的写照。人的一生，不会一直一帆风顺，也不会一直低迷不前，有的只是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所以，坚持自己，在一个人一生的旅途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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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楠溪月

杨绛先生曾说：“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语言虽然平淡，却道出生而为人的无奈和辛酸。

古人也曾说：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大家对人生的看法大抵一致。

滚滚红尘，人来人往，除过少数看破红尘的人之外，大多数人一生都要被现实和欲望裹挟，痛苦可想而知。有些人不堪面对现实从此妥协，停下了前进的脚步；有些人直面惨淡人生，上演了一出绝地反击的故事。人生实苦，但他们却活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01

前几天，49岁的马浚伟因论文查重率仅为0.77%登上微博热搜。要知道他的毕业院校可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时间，马浚伟的传奇人生事迹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开来。

大家被他的勤奋、自律、好学打动，纷纷留言和他微博互动。

可能你要问马浚伟何许人也？如果看过陈小春版的《鹿鼎记》，相信你一定会记得那位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而他的扮演者就是马浚伟。

马浚伟演过许多电视剧，如《鹿鼎记》、《洛神》、《突围行动》、《铁血保镖》等，由他塑造的许多角色也都成为荧屏经典形象。

马浚伟还出过多张音乐专辑，他曾获得第三届Pioneer雷射Karaoke大赛冠军。他和歌手关菊英在马来西亚云顶举行过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唱会。

作为一个多栖型知名艺人，马浚伟称得上多才多艺，他还曾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生前约死后》。

多项技能加持的他，还先后出版过6本图书。刚刚从北大光华毕业的他还表示，今年9月份将攻读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的两年课程。

一个49岁的人，比许多年轻人都活得热烈。

拥有如此成就的他，其实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6岁那年母亲罹患癌症，他初中读完便走上社会打工以补贴家用；成年后事业刚起步却又患上抑郁症……虽然经历诸多挫折和磨难，马浚伟却从未放弃对人生的追求。他不仅挺了过来，还活成了现在熠熠生辉的样子，成为真正的偶像。

02

日本导演北野武曾说：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让人感到生之快乐！

其实有许多人，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努力，然后突然一天惊艳所有人。前段时间被各大媒体转发的周亚松励志故事也像一针强心剂给慵懒怠惰的年轻人上了一课。

今年7月，56岁的周亚松顺利拿到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授予的研究生学位。不仅如此，她还收到了韩国大学院音乐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而当年的她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只有高中学历的她通过个人不懈努力一步步通过函授、自考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

2015年，51岁的周亚松陪女儿吴悠一起备考研究生，第一年女儿落榜她却被录取。

周亚松曾说自己享受学习的过程。她说学习的过程渗透着一种仪式感。取得博士文凭，既是一种阶段性的认可，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标签。

03

美国有一位摩西奶奶，也堪称世人的榜样。

摩西奶奶出生于纽约北部一个偏僻农村，是一个穷苦农夫的女儿。长大后她在别人的农场打工，27岁嫁给一个农夫，此后毕生都在农场度过。

她一生共养育了10个孩子。年轻时候的她，双手被擦地板、挤牛奶、装蔬菜罐头等琐碎的杂事所占有，辛苦操劳可想而知。

摩西奶奶75岁开始作画，80岁首次举行个人画展。她101岁去世，2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摩西奶奶共计创作了1600副作品。她的许多作品成为艺术市场中的热卖点，并且赢得了很多奖项。她被称为美国著名和多产的原始派画家，并且闻名全球。

说到摩西奶奶，其实中国也有一位传奇奶奶，她的名字叫姜淑梅。老人家60岁开始识字，75岁学习写作。82岁的时候，已经写下近60万字，出版了5本书，其中有的书还入选了“中国好书”。

八十岁高龄，还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和她的勤奋刻苦分不开。为了写好一个故事，姜奶奶有时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凌晨四时的夜，漆黑冷寂，姜奶奶趴在桌前一笔一划书写着一个个故事。姜奶奶的好学上进、乐观开朗影响了很多人，带给很多人温暖和力量。

姜奶奶之所以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得益于她丰富的人生经历。年幼时，在山东巨野老家，姜淑梅经历过战乱，忍受过饥饿；后来一家人闯关东，来到东北，辗转到一家砖厂打零工养家；再后来为家操劳，处理周身一切家长里短……年轻时候经历的波折和苦难，成为日后的宝贵财富。

一切经历都是生活馈赠的礼物，而人的潜能也会在岁月里沉淀和酝酿。

04

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含泪活着》，鼓舞和激励了无数人。主人公丁尚彪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女儿以及整个家庭的命运，看罢让人备受感动和鼓舞。

丁尚彪一家三口本来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的一户，在上海过着平淡温馨的生活。然而，这家的命运在丁尚彪35岁那年发生了巨变。

为了理想，35岁的丁尚彪带着整个家庭的积蓄以及从亲戚那里借来的人民币，共计3万元去日本留学。那时候的3万元，相当于他们一家三口15年的家庭收入。

然而到了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丁尚彪傻眼了。他发觉自己被骗了。祸不单行，他失去了合法滞留日本的签证，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回国的机会。

为了还钱，为了不被亲戚耻笑，他选择以“黑户”的身份留在日本打工赚钱。他这一待就是整整15年。

他住最便宜的一居室，吃最简单的饭菜，一天打三份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凌晨十二点步行回家。

丁尚彪在日本为一家人的未来拼命，上海的妻子和女儿也过着缩衣节食的生活。

丁尚彪把打工赚来的所有钱都寄回家，偿还欠债、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最终，女儿不负众望考上美国一所大学，并且本硕博连读。

2005年，丁尚彪女儿博士毕业成为美国休斯敦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这时候的丁尚彪才结束15年的异国生涯，飞往美国和妻女团聚。他们一家三口最终定居美国。

纪录片中一段旁白特别感人，至今读来仍然叫人潸然泪下。

“这个黑户，在日15年，按时缴纳税款，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拼命靠着双手，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为他的女儿和家庭，拼出了一个未来”。

丁尚彪一个童年时代赶上3年自然灾害的人；一个读书时不得不上山下乡的人；一个自学完了所有高中课程，却因为年龄过大而不能参加高考的人；一个透支了家庭未来15年收入，却被现实狠狠“欺骗”的人；一个想要用双手改变命运，却不得不在异国打了15年黑工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平凡，也没有人比他的人生更悲惨。

但他用坚强、勤奋、拼命为家庭拼出了一个美好未来。这是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两代人接力改变命运的阶层跃迁故事。

今天再次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送给千万平凡却奋斗着的生命。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写在最后：

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一帆风顺，没有挫折和坎坷。面对磨难和考验，我们要做的是：保持乐观，耐心做事，静候运来。

乾坤未定，皆是黑马！

2013年10月10日，为期10天的“《先生回来》致敬展”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 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10位民国时期教育大家的图文、手迹和影像资料，以及民国时期的书籍和老课本等珍贵史料。图/新华

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

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本刊记者/李静

“许先生的大历史著作，我一向喜欢看。”2015年许倬云出版《说中国》时，葛兆光曾在书中做解说。

今年7月，许倬云出版了《许倬云说美国》。尽管这次说的是美国大历史，但在葛兆光看来，这仍然来自许倬云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

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的葛兆光出生于1950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学生。从《中国思想史》《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到《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见证了葛兆光40年来逐渐成为国际学者的历程。2009年，葛兆光被评为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

和许倬云一样，葛兆光也体察过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他说：“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带着这样的经历研究历史，更了解到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也让他“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

6月23日，刚刚在东京大学忙完了两场讲座的葛兆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离散者”和“在地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许倬云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你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许倬云先生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那个时期你们是否常常见面？

葛兆光：其实，我和许倬云先生并不算特别熟，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许先生大名，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吧。那时候，从朋友的介绍中知道，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西周史》，都是很杰出的学术著作。后来，读到了这两本书的中文版，这两部书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但是，和许先生第一次见面却很晚，大概是1990年代的台北。记得那一次，我是在史语所六楼报告厅演讲，那场演讲由邢义田先生主持。演讲到一半，偶尔抬头看，才注意到报告厅最后一排靠门处，许先生坐在轮椅上听。到演讲结束后，王汎森兄拉着我去见许先生，这才有机会和他打了招呼，这应该是初次见面吧。不过，正如你所说，2000年之后，因为我有五六次在香港浸会和城市大学客座，恰好一度许先生也在香港，就有机会见面了。那时候，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经常组织各种活动，那些活动上总是高朋云集。记得在那个场合见过几次面，但可惜的是，那个场合人多嘴杂，我们谈得并不多也不深。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的许倬云。

特别的机缘是在2014年。那一年，我的新书《何为中国》日文版和中文版在东京和香港出版，恰好我又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4月里，王德威教授和欧立德教授在费正清中国中心特意组织了一个叫作Unpacking China的闭门会议，专门讨论“中国”这个话题，并且让我主讲。记得那时来参加的，有好几十个人，除了主持者王德威和欧立德以及哈佛的包弼德教授之外，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UBC的杜迈可和丘慧芬教授等也来了。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许倬云先生就把他未完成的新书《华夏论述》也就是大陆出版的《说中国》前面一大半初稿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们，让我们大家提意见。会议开始的那天，他又通过skype给我们讲了二十分钟他的看法。也许，这就是后来他让王德威教授转达，希望我给他的《华夏论述》写序的缘起？不过，写序我可不敢，我觉得他是前辈，我岂能给前辈的书写序，那不成了老话说的“佛头着粪”吗？所以，我按照日本学界的规矩，以后辈身份给他这部书写了一个《解说》，附在台湾版的《华夏论述》和大陆版的《说中国》的后面。

也许是因为这个机缘吧，此后，许先生和我有了不少电子邮件往来。到了2019年，我和梁文道在“看理想”开始策划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许先生特意为我们的节目讲了题为《带着宏阔的眼光，回访过去思考未来》的开篇，里面讲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从族群的移动看世界性现象”和“愿有志者共同开启一份事业”等，对我们策划的这个节目寄予很大期待，甚至还表示愿意推动很多学者一道参与，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许倬云先生的书作过解读，许先生也为你策划的课程作过推荐，看得出你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支持。你们的观点总是相似吗？有没有争论的时候？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在许倬云先生的书中，我总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的留恋，是否农业文明寄托着他幼年时代的故国印象？

葛兆光：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我们大家都很敬佩，说实在话，只能用一句套话来说，就是受益良多。我和许倬云先生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思路和观念，这一点没有问题，否则我也不会写那篇《华夏论述》的《解说》。特别是，我非常佩服他宏大的视野和清晰的表述。大家都知道，许先生多年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融合，也在先秦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要特别推重他近些年的《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和《华夏论述》这几本书，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但是，这不光是要把大历史写得流畅清晰，而且大历史要有大判断，所以我说，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你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你看许先生这几本书，把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内外你我、中国的形成和认识，这几大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这真是不容易。大家要想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究竟是那些可以折合成某种“数字”的论文著作重要，还是让大众获得真正的正确的历史理解重要？

当然，我和许倬云先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史的观点，坦率说也有一些小小的差异。不过，我想这是难免的，不仅仅是因为许先生长我20岁，算是两代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许先生和我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总有一些“位置”和“角度”上的差异。我想到的首先是“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异。你一定读过苏东坡的这首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可能可以说身处山中的我们，对历史中国虽然体会亲切，然而又缺乏跳出来的视角，因而有看不清的地方；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也可能是可以用来说，身在山外的许先生，对现实中国经验感受并不那么亲切，可能只看到某一侧的地方。因而就像你说的，不免对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也有过度的依恋和遥远的同情。其次反过来，对于作为中国的“他者”，像欧美或西方，我们的评价也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差异。

经验和体会这个事儿很奇特，它常常会影响你的理性和判断，这次出版许先生谈美国，我觉得非常精彩，身处美国数十年，许先生有很多近距离的洞察和洞见。但是，我们在远距离的观看，也略有不同意见，因为作为文化理解的象征，还是作为身处其中的语境，各自的判断还真是不一样。身处美国或者过度现代的城市，你说许先生对过去的“旧时代”有感情，但这不只是“田园牧歌”的问题，陶渊明在中古农耕时代也唱田园牧歌。对于身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我者/中国”是我的现实语境，而对远赴美国的许先生来说，“他者/美国”却是他的现实语境。各自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当秉持的。再次我想到的是“离散者”和“在地者”的差异。你知道“认同”这个词很重要，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作为在美国常常感到受压抑的少数族群，许先生当然会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敏感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华人不是“傅满洲”就是“陈查理”的观念，这是正常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也许没有这种感受和经验。不过，也正因有这种经验和感受，许先生反过来谈“中国”，也会有点儿不一样。

你知道，王赓武先生刚刚获得第四届“唐奖”，他和许先生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他也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裔，也是站在中国之外谈世界和中国。所以，他补足了世界学界有关“中国”认识的一块短板，他的研究对我们多侧面理解中国很重要。但是，我在评论他的《王赓武谈世界史》时，也一样说到，由于身处现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外，王先生并没有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那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纠缠和焦虑，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区隔开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

我想，许先生也一样，有时候确实会有“理想主义的善良想象”，这一点大概和我们不太一样。其实，我在给许先生的《华夏论述》写《解说》的时候，就委婉地表达过一些有关中国史的不同意见，他也看到了，并且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许先生对历史的有些看法，其实正是来自他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在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中国）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大家可以注意，这次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为什么说了半天美国的事儿，最后一节又回到《中国向何处去》，显然，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用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相互对比，作为对中国的警示”。但是中国究竟怎么办？我也注意到他的另一句话，就是“种种利弊之间，如何加减乘除，实在令人困惑难解”，这一感慨真是意味深长。

李济在察看刚出土的文物。

中国新闻周刊：许倬云先生年少时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他是否跟你提起过那段经历？那段经历是否许倬云先生作品中始终带有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因？在他的书中，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你认为这种感情是否会影响他的观点和他思想的价值？

葛兆光：毫无疑问，许先生有关家国身世的回忆，尤其“二战”时期颠沛流离的记忆，非常让人感动。我没有缘分亲耳听到他讲这段历史，但是，我看过台北出版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和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谈话录》，尤其是前者，厚厚一大册呢。我总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我见过的余英时先生、王赓武先生、何兆武先生等，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都曾经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记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他们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过，我也相信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情感虽然很重要，但他未必会把这种情感作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和唯一起点，以至于历史研究的理性和家国情怀的感性纠缠在一起，如果这样，我们的历史观很容易回向单一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无论是许倬云先生、王赓武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都还是理性的、专业的、学院的判断在主导的，所以，许先生曾经在回忆录里面也讲到，五十岁以后，他已经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这个（舍弃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尽管那种家国情怀还是会不自觉地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流露，但是毕竟历史学者的学术理性还是主流。

1959年，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寓所。

外国的中国学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经历过一个动荡的年代，特有年代的特殊经历是否对你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许倬云笔下虽然是大历史，但他非常关注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你自己的研究似乎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例如你认为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优选法”筛出来的历史，那些“没有出息的、落后的、消失的思想”被减掉了。

葛兆光：说实在话，我们这一代学者，现在也都已经七十上下了，我们大多曾经经历“文革”和上山下乡，这些人生经验，对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有很大的意义。首先，我们会体察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其次，我们也会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抽象的文本；再次，我们也了解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并且特别能体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

如果从学术史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也受惠于两方面前辈的影响。一方面是纵的，晚清民国时代从梁启超到胡适，从王国维到陈寅恪，由于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关键时期，他们使得中国学术一下子变了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观察，在观念大变革之中，对历史和传统的重新评价，在史料大发现的契机中，对中国与四裔历史的重新认识，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问题，使得我们仍然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我在《余音》那本书里面，再三向他们致意，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是横的，就是海外学界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学术界的，逐渐能够进来的海外中国学，给我们很多刺激，包括从杨联陞、余英时、何炳棣、林毓生以及许倬云先生他们这批华裔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他们有一批学者，虽然同为华人，但站在那个位置上观察中国，与我们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许倬云先生的研究算不算你说的“外国学”呢？

葛兆光：我确实曾经说过，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但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误会。其实，称其为海外中国学并不是贬义，恰恰是我对海外中国学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研究的“中国”和我们研究的“中国”一样，他们的意识和动机和我们的意识和动机一样，他们的论述方式和我们的论述方式一样，那么，我们能从海外中国学里学到什么？正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重要。他们研究中国背后的问题意识、比较背景和方法路径，对我们有启发呀。也许，这和他们要通过中国这个“他者”反观自己，要通过一个不同传统来重新绘制世界历史拼图，通过异文化的梳理缓解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有关。不过应该说，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些学者不同，他们不完全是纯粹的海外中国学，这与他们身处的“位置”有关，也和他们理解中国的“背景”有关。

什么是“位置”？这是我最近琢磨的一个说法，就是海内外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果把研究者粗粗地分成三大块，即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甚至武断的分类），那么，应当看这些研究者的四个指标，即“所处的位置”“比较的背景”“研究的方法”和“关怀的问题”。这三大块学者的研究领域大体上有共同性，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研究途径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在位置、背景、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上有差异，所以，在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三类学术群体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当然，我要再次郑重声明，这只是极为简单化的分析和分类，事实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1949年，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室。

从“所处的位置”上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海外学者，无论是海外华裔学者，还是欧美日本学者，都有点儿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山中人”和“山外人”。在中国研究中国，在日本研究中国，在欧美研究中国和在东南亚研究中国，位置不同肯定会带来观察角度的差异。从“比较的背景”上看，你知道歌德的老话，“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对中国的理解必须有背景，我们有关历史中国的心情、感受和经验，对现实中国理解的背景，可能和海外华裔学者不一样。海外华裔学者用来观察中国的背景，也就是比较背景。有人背靠东南亚，有人背靠欧洲，有人背后比较的甚至是全球，可能也不一样。甚至海外华裔学者又和纯粹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也不一样，他们毕竟有与历史和现实中国的某种连带感。但欧洲学者可能有欧洲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日本学者可能有日本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因此，大家对某些历史评判上可能有点儿微妙的不一样。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虽然似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国际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应当不分彼此。然而，从“关怀的问题”上看，可能又很不一样了。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而不关心那些问题，背后自有中国学者身处其中的考虑；而海外华裔学者虽然可能和我们不同，但因为有着与中国难以割舍的那种关怀和情感，这一点和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分，海外华裔学者各自位置不同、背景不同，关怀的问题也会呈现出某些差异。所以，如果你用位置、关怀、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倬云先生，他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样用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先生他们这些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研究和欧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可以发现他们也不一样。

即使是同为华裔学者，身处新加坡的王赓武和身处美国的许倬云两位同龄九十的前辈，由于位置不同，背景不同，问题不同，一个在东南亚通过离散和边缘的视角来关注中国，一个在美国通过东西对比来讨论中国，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恐怕也有微妙差异。当然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最杰出的学者。我也感觉到，正如你问到的，许先生“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这种感情是否影响了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追问的是，王赓武先生常常感受到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处境和他们对中国的期待，是否也影响到他的观点？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当今世界的困境某种程度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以你对中国思想史多年的研究，你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内与对外的观念，是否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姿态？

葛兆光：我当然同意你所说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内与对外的观念，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姿态”。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真的像基因一样，复制着或重复着某些价值、思想和逻辑，但说实在话，基因在后世的复现，也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虽然都在试图通过对过去的研究，回答现在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经验作为现实问题的药方。我觉得“历史经验”这个词，一方面说明追溯历史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经验只是经验，经验不是万能的，历史和现实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最好记住“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历史最重要的要素是变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研究并不能直接给现实以答案或者方案，它只是一种提神醒脑的思考资源。

唐安琪 （TT老师），世界钢琴协会（中国区)副主席，活跃于中国、美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现就读于美国罗格斯大学师从Stephanie Cronenberg攻读音乐教育博士学位并担任在校助教。2013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获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获学士学位。曾先后师从著名钢琴家、钢琴教育家陈曼春教授、陈漪涟教授及Edna Golandsky教授学习钢琴演奏及钢琴教学法。曾师从瑞士籍Dalcroze学院院长Silvia Del Bianco教授学习体态律动；师从德国 Wolfgang Hartmann教授学习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曾赴匈牙利柯达伊音乐研究所师从Laszlo Norbert Nemes 院长学习柯达伊教学法及合唱指挥；于2015年12月应邀赴美国参加Alfred Music出版公司交流研讨儿童钢琴基础教程教学法并获美国Alfred Music官方认证培训讲师。

自2007年起多次担任外教翻译；自2015年起多次邀请国外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及讲学。曾发表论文数篇，于2012年出版了由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王震亚教授指正，著名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周广仁先生写序的钢琴曲集：《龙船调的故乡—中国.恩施土家族传统民歌钢琴小曲 65 首》；于2019年出版了中国首套节奏创意书籍：《杯子游戏@节奏探索》系列丛书；于2020年出版音乐点读绘本《TT老师全能趣味音乐》系列教程。

一、音乐学习之路

记者：介绍一下你自己学习音乐的一个经历过程

唐安琪 ：提到音乐学习经历，我觉得要从音乐天赋说起。我从小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地跟着音乐动起来，我从小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熏染，也非常喜欢跳舞。我觉得我的音乐兴趣就是这样日积月累，慢慢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4岁开始学电子琴，5岁正式学钢琴。那时，我家离老师家的路很远，我记得我父母都会轮流背我去老师家里，妈妈每周都会作为我的陪练，帮我记笔记，回到家里陪我一起练习。我记得我的启蒙老师—以为慈祥的老爷爷，他会要求我边弹边唱，我想这就是训练固定音高的方法吧。每周会有一定量的弹奏、视奏作业，久而久之也培养了学习和练习钢琴的好习惯。

刚开始我没想着会考音乐学院，“大山顶“的孩子虽然也有梦想，但是不敢想。我只是把学琴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初中之后我发现自己会越来越喜欢音乐，我觉得我的生活中离不开它了。机缘巧合加上大胆地尝试，我在200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跟随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陈曼春教授学习钢琴，随后于200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并跟随陈漪涟教授继续学习钢琴。毕业之后我去了从北向南，去往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硕士，在那里，我学习了我喜欢的方向“儿童音乐教育”和“合唱指挥”，毕业后我没有继续读书，而是选择了工作，我选择了我喜欢的“教书”，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慢慢的，我又摄入到互联网音乐教育、教师培训的领域。

在工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工作4年后，我顺利被美国罗格斯大学音乐学院录取，成为当年音乐教育系唯一一个中国学生，我认为这是我的新的开端，未来必须更努力才能够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自己毕生的贡献。

记者：父母都是少数民族，那作为少数民族的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钢琴？父母有建议你学习民族乐器吗？

唐安琪 ：我爸爸是侗族，妈妈是土家族，我是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大的。家乡的民族乐器主要以大鼓、铜锣和唢呐为主。

我会选择学习钢琴，因为我有十个斗，哈哈~当时我妈妈就在想，女孩子嘛，应该学一门乐器，提升自我修养，那什么乐器可以把十个斗都用上呢？于是选择了学习钢琴。在我那个年代的恩施，只有极个别的人学钢琴，算的上是稀有乐器吧。另外，学习钢琴是妈妈从小的梦想，她曾幻想在桌子上弹奏，但是那会儿她都没见过钢琴，直到我开始学钢琴的时候她才近距离见钢琴、触摸钢琴。

当然了，父母也有建议我学古筝，觉得古筝比较适合女孩子，但可能由于师资方面的欠缺，并没有继续学下去。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音乐教育专业？

唐安琪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一直都是音乐教育专业。读高中的时候，我了解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系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音乐教学体系（达尔克罗兹、柯达伊、奥尔夫），我感觉非常有趣，很吸引我，觉得可以让我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这也是国内现在比较欠缺的一块，于是我就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当我真正接触音乐教育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更有意义了。

其实音乐教育主要是在学校进行的活动，是一门研究教育和音乐的边缘学科，包括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等各个阶段的教育，涵盖面很广，是普及中国音乐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专业。

本科学习的过程坚定了我对音乐教育方向的探索和研究，研究生阶段集中于儿童音乐教育，攻读博士期间又回归到儿童音乐教育和成人音乐教育，将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分享给其他音乐教育者一起学习，这也是我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小小贡献。音乐教育将是我一生的工作。

二、音乐启蒙小知识

记者：音乐启蒙这个阶段，中美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

唐安琪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美对音乐教育的关注度都越来越高，音乐教育特别是音乐启蒙教育已经成为义务教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课外的音乐教育也成为必不可少的补充。

对于中美音乐启蒙教育存在的差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就我而言，我想从这四个方面来说一下：

第一、师资。启蒙教育非常关键，启蒙阶段的老师非常重要。在美国教孩子的老师都很重视、很热爱音乐启蒙事业，在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音乐教育硕士、博士甚至是资历很深的教授都会去从事音乐启蒙教育，他们真的是热爱孩子、热爱教育，我感觉他们是用尽全身心去钻研教学，投入到教学中，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都值得去学习。

第二、班级人数。美国多为小班教学，精准教育针对性强；而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课堂，大部分地区人数会相对多一些。小班教学的好处是老师可以关注到每一位学生，但是人数太多的话，在一节40分钟的课堂很难把注意力投给每一位学生。

第三、教学内容。中国的音乐教材相对固定，教学内容单一。美国的音乐教育内容更加灵活，学校音乐教育非常丰富，每一位音乐老师会在遵循国家和各个州的音乐教育大纲基础上，设计自己的教学内容，并根据学生的不同进行调整，为每个班的学生设置专门的教学内容。

第四、教学方式。中国的音乐教学方式比较传统，以歌唱为主，结合律动、游戏或者其他小乐器（如直笛、奥尔夫乐器）比较少；美国的教学方式更自由一些，老师也会在课上让学生玩各种小乐器，而不只是教唱歌，整个课堂气氛的参与感和互动感会更强。

记者：你认为几岁开始进行音乐启蒙比较合适？家长应该做些什么？

唐安琪 ：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音乐启蒙应该从胎教开始，在6岁以前都可以进行音乐启蒙。当然，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启蒙方式，越早进行音乐启蒙教育对孩子的大脑发育、肢体协调、思维等方面是越好的，那么每个阶段具体的音乐启蒙内容也是循序渐进，由简至难的。

0-1岁以聆听音乐为主，爸爸妈妈可以帮助他跟随音乐进行一些简单的律动。小朋友会走路之后，就可以慢慢加入一些大肌肉的体态律动、还有唱歌。

2-3岁时小朋友的肢体发展越来越好，可以进行更多的音乐律动，跳跳小的集体舞。在美国，小朋友们会从两岁开始进行话剧课的表演，让孩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展示自我。如果小朋友手指机能发展比较完善的话，可以让孩子们做空中手指操，为学习钢琴等乐器做铺垫。到了4岁就可以开始钢琴的学习了。

4-6岁是乐器学习的初级阶段，认知乐器的基础知识。通过学习乐器，小朋友会越来越喜欢音乐，用乐器来表达和表现音乐。

在孩子的音乐启蒙阶段，家长更多的是需要陪伴孩子，关注到孩子的成长，你会发现陪伴孩子一起学习、一起发现身边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切记学习音乐不要功利性太强，而是让孩子觉得音乐很美好、很快乐就可以了。同时，我也特别鼓励家多多参与到孩子的音乐学习中，和孩子一起唱唱歌，做一些小游戏，甚至一起演奏，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

记者：对于国内音乐教育尤其启蒙阶段，你认为我们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

唐安琪 ：在国内音乐教育，尤其是启蒙阶段，音乐老师可以尝试根据必教知识点去设计属于自己的教学内容，多一些创造性思维，而杜绝生搬硬套；多关注音乐教育类书籍，以理论指导实践，又需要在不断地实践中发现不足，总结经验，成为一名富有创造性的音乐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中总结教学方法，不断提升老师的自身能力，以达到更高的层次。

三、揭秘音乐启蒙教学法

记者：能介绍一下三大教学法 及其不同之处吗？

唐安琪 ：三大教学法包括：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学、柯达伊教学法和奥尔夫教学法

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学所涉及的教学内容与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大致相同，但在教学手段上有很大区别。它不以讲授为主，而是让学生直接通过身体动作来表现音乐，把音乐的音响和音乐的符号联系起来，体验节奏感，从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柯达伊教学法以集体歌唱为主要教学形式，以五声音阶、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节奏为视唱教学的基础，教材大多取材于匈牙利民歌或以本民族风格创作的多声部合唱；节奏名以及可移动do为视唱练耳教学为教师提供了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培养学生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奥尔夫教学法提倡“回归自然”“原本性”，采取音乐与舞蹈结合的新思路，注重培养节奏感和创造力（即兴性）。“元素性音乐教育”是该体系的独创的风格和特色，人们不是作为听众，而是作为表演者参与到音乐中去。

在了解了三大教学法之后，更重要的是根据教学知识点设计教学内容，将教学法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之中。

记者：如何看待集体课？集体课的有哪些益处？

唐安琪 ：我认为集体课是非常有必要的。集体课可以让小朋友避免孤单胆怯的童年生活，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增进友谊，锻炼孩子身心与思想的发展，提高集体互动性、主动性以及学习效率。

想看集体课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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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游戏化玩音乐的方式适用于什么阶段的学生？

唐安琪 ：首先说一下“玩音乐”，英文叫play music，也就是说我们的初衷是“我要玩音乐”，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

“游戏化”是指用游戏的形式去教学，看似在玩，但是其教学目的是—教音乐知识。游戏的设置要根据学生心智和身体能力来进行安排，根据不同的知识点设置不同难度系数和不同内容的游戏。它适用于各个阶段，但是具体如何使用，我认为这是老师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出版一套游戏化用来玩音乐的教材？初衷是什么？

唐安琪 ：出版这套教材的初衷，是想把我学到的一些知识以及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我认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参加的真实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所以音乐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儿童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知识。

节奏是音乐的核心，是音乐的基本要素,

是音乐的骨骼, 是掌握旋律的基础！

任何音乐都离不开节奏，

无论学习任何一门乐器，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节奏。

节奏的学习不只是记住“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等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运用！

节奏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到音乐的教学和创新。

本套书叫做：《杯子游戏@节奏探索》系列教程，这是中国首套节奏创意书籍，共分为上、中、下三册，是继我原创的“杯子游戏”之后，推出的一套节奏专项训练书籍。本套书使用国际先进的“节奏名教学法”和“游戏化”教学方法，系统性、科学性地进行节奏教学，以闯关的形式呈现每一单元。书中的节奏名是基于国际先进的“rhythm syllable”教学法，然后我选择了适合中国人发音的音节，循序渐进地带领大家进入节奏的课堂。

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节奏感、音乐感。创意杯子游戏可以让“游戏化”真正融入到节奏学习中，使整个课程都在“玩”的过程中进行。它的使用人群可以是初学的孩子、成人，也可以是已经有音乐基础的人群。该套书在节奏学习的安排上循序渐进，从最简单的基本拍开始，杯子的玩法也是由简至难，让使用者容易接受，并且享受“挑战”的乐趣。另外，每一条练习都会配有三种速度的背景音乐，让使用者良好的掌握恒拍，感受音乐的律动。

课程优势：

1. 原创背景音乐、帮助孩子稳定恒拍

2. 为钢琴学习做铺垫、快速掌握节奏、牢记不忘

3. 集体课教学、寓教于乐

4. 让你的音乐会节目更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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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老师小贴士】欢迎大家多多创编节奏、创编杯子的玩法，一起快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