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意大利语区高等专业学院

从贝林佐纳Bellinzona出发到卢加诺Lugano只要半小时的车程，小编和朋友来到卢加诺之前，一直以为这里只是个乡下小城镇。殊不知，到了卢加诺才发现，不但是个有规模的城市，而且卢加诺湖也美得让你不搭船游湖一下说不过去。卢加诺在瑞士国土的东南方，虽然只是瑞士的第九大城市，但却是瑞士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另两个是苏黎世和日内瓦。既然是金融大城，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小编和朋友搭火车到这里之后，第一个印象是~这里满热闹的。所以，这一篇小编想带大家逛逛卢加诺。

卢加诺（意大利语：Lugano，意大利语发音：[luɡano]；德语：Lauis）是瑞士提契诺州的一个意大利语区城市，也是最南端的城市。人口63.583（2015年10月），面积26.2平方公里，是瑞士第九大城市，也是提契诺州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意大利之外最大的意大利语聚集区。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以瑞士芝士火锅闻名于世。城市地处卢加诺湖，被卢加诺山脉所包围。

在我们下了火车，正打算要出站的时候，等等，这是什么？我没看错吧！这是一台会笑的火车，可爱程度也太爆表了吧！看到这台会笑的火车，整个心情都大好，赶快来拍下它可爱的模样给大家看。

出了卢加诺的火车站后，我们其实很快就看到卢加诺湖了。车站的位置是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所以往下看就是卢加诺湖。

小编和朋友，又开始我们一贯的随兴乱走作风，反正知道卢加诺湖就是往下走，那我们就照这个方向随意走啰！在往卢加诺湖走的途中，会看到教堂，这个教堂很特别，想不看到都难。高塔建筑，从许多角落都能看见，而高塔上的蓝色半圆屋顶也和其他地方看到的教堂不太一样。

走到了卢加诺湖边后，我们毫不考虑的就决定要去搭船游湖了。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卢加诺湖很美，第二个则是拿 Swiss Travel Pass搭船不用钱。既然是免费的，怎么可以浪费这种好事。

于是，拿了我们的通行证，排队上船去。

卢加诺湖连接了瑞士和意大利，所以从卢加诺湖是可以到意大利的！不过，在这边游湖当然只有游瑞士的这一边，是不会超过边界的啦！

游湖的船其实满大的，有分室内座位和甲板上的户外座位。因为这天天气还算不错，所以小编和朋友就跑去甲板上吹风晒太阳了。这样很有度假风啊！卢加诺游湖，基本上是站站停，每开个一小段就会靠岸边停。想下船的人都可以自由下船，而同时，每一站也都会有人上船。(如果你下船了，下一次要再上船就是大概1.5小时左右，得自己抓好时间)

很多来卢加诺游湖的人，都会推荐从冈德亚Gandria这个小渔村上岸去走走。原来小编和朋友也是这样打算，不过，等船靠近冈德亚时，我们两个对看一眼就决定不下船了。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不怎么美，也不怎么可爱，没有想进去走走晃晃的欲望。所以，我们就乘着船，继续游湖的行程。

游湖的过程中，除了可以享受湖面的风光之外，湖边美丽的建筑物也是很值得一看的。

在湖边，有很多独栋的房子，盖得美轮美奂，据说房价都是很恐怖的天价。前面一开始说过了，卢加诺是瑞士的三大金融重镇之一，所以有钱人是肯定不会少的，而这些房子，则是一些瑞士的富豪们买来度假用的。(有钱真好~)

虽然，这些房子我们买不起，不过可以看看当作欣赏也很不错，就幻想一下将来中了大奖后，也来这买一间度假别墅吧！哈哈~

整个游湖的过程大概是1.5小时，船开了一圈之后会回到原来上船的地方。

回来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坐在湖边享受湖面风光，或者走进卢加诺市区逛逛。

比利时没有比利时语，佛拉芒人讲荷兰语，瓦隆人讲法语。这样的情况，在瑞士同样存在。

在瑞士，你是听不到瑞士人讲瑞士语的，因为压根就没有什么瑞士语。

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拉丁罗曼语。瑞士总人口846万，讲拉丁罗曼语的只占0.6％，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瑞士主要还是“三足鼎立”——讲德语的瑞士德国人、讲法语的瑞士法语人、法意大利语的瑞士意大利人，各玩各的，类似比利时的“南北朝”。

德国，就是瑞士的“曹魏”，实力最强。1980年，讲德国的瑞士德国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74％。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65％，依然是全国第一。瑞士面积4.1万平方公里，而讲德语的人群，就占了74％。瑞士总共有26个一级行政州，讲德语的就占了17个。这点类似曹魏，地广人稠。

法语瑞士人有点像三国的吴，人口和实力都占三国第二位。瑞士人中讲法语的占全国人口将近23％。靠近法国的四个州都讲法语，和法国更为亲近。

意大利语区实力较弱，类似蜀汉。

为什么瑞士会以讲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人为主，看地图就明白了。瑞士正北是讲德语的德国，正西是讲法语的法国，正南是讲意大利语的意大利。夹在三大国中间，瑞士想不受三大国的影响都难。至于正东的奥地利（包括列支敦士登），倒是个比瑞士大不了多少的小国。可是，奥地利（包括列支敦士登）讲的也是德语。

瑞士靠近德国的区域讲德语，靠近法国的区域讲法语，靠近意大利的区域讲意大利语。这和比利时差不多，靠近荷兰的佛拉芒人讲荷兰语，靠近法国的瓦隆人讲法语。

德国是欧洲工业领头羊，法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意大利也是经济强国。面对三大国，瑞士就像个小不点，三位大佬哪个也惹不起。怎么办？干脆把德语、法语、意大利并列为官方语言，三不得罪。至于拉丁罗曼语也成为官方语言，这是瑞士出于保护小语种的考虑。

不过，并不能因此把瑞士的德语区当成德国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德国人去瑞士德语区，未必能听说讲德语的瑞士人说的是什么，有点鸡同讲鸭。

瑞士德国语还有一个名字，叫阿勒曼尼语，和德国的德语并非一个概念。甚至是在瑞士的德语区，各个地区的德语互相听着都有些费劲。在瑞士，德国的德语被称为标准德语（Hochdeutsch），以区别瑞士的德语（Schweizerdeutsch）。很多时候，标准德语可能更像是瑞士的官方德语，比如在电视广播或公共教育中，用的都是标准德语。

你可能会注意这种情况：瑞士和法国的关系，多少要比瑞士与德国的关系好一点。为什么呢？和语言也有关系。

瑞士的法语，和法国的法语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二者是可以轻松进行交流的，无论是说话或是书面。打个可能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是辽宁人和黑龙江人都说东北话，虽然略有差异，但听懂是没问题的。

法语有这个优势，导致法语在瑞士的德语区，甚至比瑞士德语更受欢迎。所以，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更为流行一些，这也在客观上增进了瑞士与法国的关系。

当然，为了避免外界不必要的联想，瑞士还是做了点技术处理。在瑞士，讲法语的地区被称为Ia Suisse romande，刻意避开了法国名称。

那么问题来了，来自不同语区的人们如果在一起，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怎么交流？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选择——讲英语。如果对方来自另一个语区，那就讲国际通行的英语，大家都能听得懂。

不过呢，为了保持各个语种在国内地位的平等，瑞士会在国内很多地方同时用三种语言进行标注。比如瑞士很多火车站会有缩写，放在别国，自然要用本国的主体语言写。可瑞士有三大官方语言，为了照顾各方，火车站“瑞士联邦铁路”的缩写用三种语言，也就是德语的SBB，法语的CFF，意大利语的FFS，按人口使用语言的比率排列前后。

面积不大的瑞士，竟有三种主要官方语言，交流确实是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反而能促进各地区的相安无事。有个瑞士官员曾开玩笑地说：知道我们瑞士为什么这么安静了吗？就是因为法语区、德语区、意大利区语的人互相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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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接受瑞士意大利语广播电视台（Radiotelevisione Svizzera Italiana，RSI）驻京记者采访，围绕新冠疫情传播、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回答。

瑞士意大利语广播电视台RSI https://www.rsi.ch/

周晋峰博士表示，虽然目前对于新冠疫情的起源尚无确切的科学定论，但不可否认野生动物与疫情爆发存在密切联系。人畜共患病是源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这一点已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为了避免此类人为灾难再次发生，我们呼吁并鼓励各国尽早关闭“生鲜市场（wet markets）”（即存在野生动物交易、活禽现场宰杀的市场），相关部门出台支持性政策。

疫情之后的华南海鲜市场 （图源/新华社记者熊琦）

早在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爆发之际，中国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和国家工商总局严禁违法捕猎和经营野生动物。然而，随着非典疫情结束，禁令随即取消。此次早在疫情初期，我们便积极建言国家相关部门采取严格措施。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聚焦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旨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在《决定》指导下，中国正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野生动物非法犯罪。

周晋峰博士认为，人们需要做出改变，倡导更加绿色、生态友好的生活生产方式。全面摒弃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坚决取缔所有野生动物交易场所，保障公众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不乏有人认为当场宰杀的禽畜或其他动物更加新鲜，但鉴于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人畜共患病传播的风险，建议大众选择更加“安全”的商品。

整理/Cyan 审/Linda 编/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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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王文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0年2期，注释从略。

1949年以前法国的清史研究

巴斯蒂 著 王文婧 译

本文中“法国的清史研究”指的是在法国出版的法文著作，以及法国籍作者用外文在外国出版的著作。这里不讨论在其他国家以法语进行的研究，比如比利时、瑞士或加拿大研究者在各自国家出版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在进行的海外清史研究出版工作主要集中在 1912 年清朝灭亡后的研究作品。然而，如果不参考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法国人着意搜集积累的清代文献和研究， 就很难理解 1912 年以后出版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法语论著。正因为目前并没有 1644 年至 1912 年法国在清朝知识方面的总体研究，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法国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关于清朝研究的主要体制框架和发展方向。

法国的清朝研究最初源于 17 世纪中期法国知识界、受教育民众和国家上层人士普遍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不过，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他们唯一关注的对象，非洲、穆斯林世界、印度或是美洲也在他们的兴趣范围当中。这种探索异国的热情也并不仅限于法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它较早开始于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但在法国和英国更为盛行。到了 17 世纪末，这种热情更是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囊括其中，并推进了这些国家间的文艺和学术交流。

17、18 世纪，法国的清史研究已凸显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们系统搜集了一手的汉文甚至是满文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得到法国王室政府资助维持并由一些学者——尤其是有中国文人帮助的耶稣会传教士——推动的研究中心在巴黎和中国的活动。

这一时期积累的涉及清朝历史的文本、翻译资料、实地观察报告和论著，直至 19 世纪末仍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前半期，法国与中国的学术来往中断，欧洲学者很难得到新的史料。

在法国，清朝研究从 19 世纪初开始进入大学体系，1814 年，法兰西公学院就设立了汉、鞑靼和满族语言与文学教授座席。法国清朝研究的独特性可见一斑。因为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巴黎，职业汉学研究发展起来；而与此同时，由于外交关系建立而出现的研究者向中国本土的回归也引发了重要的革新。传教士一直是中国研究的信息来源，但与上个世纪相比，他们的优越性日减，学术抱负也不复远大。继传教士之后，政府官员、军官、商人、记者和政论家被当时清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吸引，在中国本土形成了新的实践型专家群体。

1885 年，法国对越南东京（Tonkin，即越南北部，中国亦称北圻）的征服有力地推动了这场运动的发展。与中国接壤的印度支那归属法国也使得对清帝国感兴趣的公众和社会活动者有了快速增长。与之相关的岗位、刊物和专门机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也来到法国，参与到知识的传播中。人们的认识同样出现了变化。清帝国的对外关系史成为学术热点，对清朝制度、文学和艺术发展的考证与批判性研究也开始进行。不过，当时学者的首要关注点却在于这个帝国的多样性以及它从另一个时代承袭的政治结构的脆弱和缺陷。

从 1912 年清朝覆灭直到 1949 年，法国涉及清朝历史研究的体制框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虽然 1920 年索邦大学创立了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36年北京（北平）设立了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études sinologiques），但这两项重要的创制主要惠及对古代中国的研究。

1912 年帝制的废除催生了许多充斥着大量新讯息的著作，以帝国最后几年的发展演变和革命运动的形成、发动及认知为主题的分析评论也相继出现。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大部分是内行且熟知情况的记者，不过从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占据时事焦点后，他们也转向了其他主题。在法国，本地清史研究主要由留法的中国学生接续，1912-1949 年间有一百多篇论文都涉及这一主题。

这些论文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有些已经开始探索新的领域，如研究著名的小说，探讨地方管理和机构运行等问题。其中最好的成果要归功于汉学研究所爱德华·梅斯特（Edouard Mestre）的帮助。而法国本土的研究者——除了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最后的几部作品外——都放弃了对清朝政治史的研究，转而关注这个王朝宗教人类学方面的问题，深入探究那里的艺术发展演变，试图从技术层面理解某些法律和医学问题。

不过，1914-1949 年间，在法国甚至中国出版的关于清代数量最多也最具原创性的法语著作其实都出自身居海外的法国人之手。它们是研究的一些基础工具书：文本的译注合集、传记汇编、书目索引和词典。此外，还有对艺术和文学遗产、城市和地方历史、各少数族群、对外交往和天主教福音传教历史的学术调查研究。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由于中国政府不再允许学者到中国进行科学研究，法国学界对中国尤其对清史的研究又变得非常困难。但尽管有这重障碍存在，各项调查研究并未就此停止，反而重新启航。一些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利用法国、欧洲、日本和美国图书馆及档案馆积累的丰富文献，借鉴法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对清朝进行了更加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赖于国家科学院和各大学机构开放的职位，以及能够在台湾——1980 年后主要在中国大陆——补充资料和完成他们的培养，这批专业研究者的数量逐渐增加，能力得到了肯定，研究主题也愈发细化。在法国汉学界，清代研究成为一个无论在学术还是技术层面都十分独特的领域，其强项在于对国家建构及国家治理的研究，对中国与欧洲交往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与宗教运动的研究，以及对知识、思想及其传承和方式的研究：教育、书籍和视觉文化。不仅如此，这些法国研究者的著作也十分国际化，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在法国境外直接以其他语言出版的。

一、17、18 世纪：学者的兴趣

从 1644 年清军入关开始，对于这个当时仍被称为鞑靼的新兴王朝以及中华世界在其统治下所发生转变的研究已经在法国引起了学者、官方和广大文人的极大兴趣。出于这样的兴趣，官方和私人都在搜集能够提供有关清帝国人物和事件信息的所有文献。1647 年，向公众开放的马扎然首相图书馆有 4 套中文书籍，共计 19 册。同时，该图书馆还购得了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物。该馆第一任管理员诺德（Naudé）订立了一条为全法学术图书馆沿用的规则，即同时要搜集原文文献和这些文献的最好译本。

第一本记载满人征服战争的欧洲著作出自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之手，它的法文译版于 1654 年在巴黎出现，同一时间安特卫普也出现了这本书的拉丁语第一版。这本书后来历经多次修订再版。与之情况相同的，还有这位作者的中国地图集以及帕莱福（Palafox y Mendoza）与聂仲迁（Greslon）分别在 1670 年和 1671 年出版的关于鞑靼征服史的论著。自 1650 年开始，法国作者所著或从其他文字翻译过来的与清帝国相关的游记、回忆录以及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著作大受欢迎，填满了私人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

1. 巴黎的研究中心：国王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Roi）与克莱蒙学院（Col ège de Clermont）

对清朝的研究首先是以国王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坐落于维埃纳大街，后迁至马扎然旧宫，即目前的所在地）为中心开展的。1668 年，图书馆接收了马扎然收集的中文书籍，1692 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此时的图书馆已经配备了带薪馆员以便进行学术活动。

1684 年，来自中国的天主教年轻学者沈福宗与柏应理（P. Couplet）一道觐见了国王路易十四并成为其座上宾。他协助柏应理和图书馆员泰弗诺（Thévenot）编写了汉文读写课本《汉语初步》（Clavis sinica），对解读皇家图书馆（即国王图书馆）悉心搜集的中文书籍助益良多。从 1687 年开始，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寄回国的文献越来越多，极大促进了资料的积累。

到 1722 年，皇家图书馆已经收集了数百套汉语书籍，近 6000 册，其中文收藏已经是欧洲之最。除此之外，图书馆还保存着派驻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报告，尤其是耶稣会士定期向法国科学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寄送的记录文档（mémoires）。不过，皇家图书馆在清代研究方面的促进作用更多在于它搜集到大量以欧洲各种语言撰写的与中华帝国相关的作品和译著的印刷版或手稿，而较少在于搜集中文资料，因为那个时期能读中文的法国学者极少。

巴黎另一个研究清帝国的重镇是克莱蒙学院（即现在索邦大学旁边的路易大帝中学）。这座属于耶稣会的大型建筑在那时不仅容纳了一座非常著名的中学，还是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隶属的耶稣会法国修会省的驻地。

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官方或私人报告、信件、教会文档都会寄送并保存到这里的图书馆，其文献非常丰富，且向学者开放。另一部分来往信件——一般以年为单位，有时也不定期汇总——会被送到圣安托万街的修院（即如今的查理曼中学），由那里的耶稣会神父（通常是曾经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择选整理，并定期在《教化奇事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上发表以飨广大民众。

这里的另一些耶稣会神父则致力于使用来自北京的著作和汉语文献，编著具有普及性质的博学之作，比如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 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及鞑靼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风物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又译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自然之描述》，或简译为《中华帝国全志》）。

这本书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极大反响。然而，随着 1764 年耶稣会在法国被取缔，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克莱蒙学院图书馆的书籍和手稿也被查封，甚至经过拍卖进而散失，使得法国学人痛失这一宝贵资源。保存在圣安托万街的大量手稿先是被转移到圣莫尔（Saint-Maur）的本笃会，放置在向学者开放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l’Abbay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图书馆。1794 年，部分手稿被大火焚毁，剩余部分则在 1795 年由刚刚从皇家图书馆更名而来的国家图书馆收藏，并保存至今。

1764 年耶稣会在法国被镇压以后，所有来自中国的讯息开始由国务秘书贝尔坦（Bertin）接收。而格鲁贤修道院长（l’abbé Grosier, 1743-1823）正是在圣日耳曼德佩图书馆、皇家图书馆和贝尔坦府邸进行他的研究。这位前耶稣会士还在主持冯秉正（De Mailla）神父于北京编译，从1737 年开始陆续寄回法国的《中国通史或帝国年鉴》（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的出版工作。

1777 年至 1783 年，这套从汉文或满文翻译而来的书籍在巴黎出版了十二卷四开本，并附有许多地图和插图。它的前十卷译自《通鉴纲目》，第十一卷则根据《通鉴纲目》续著和其他材料叙述清朝历史。为使用最新的信息增补冯秉正的著述，格鲁贤亲自撰写并于 1785 年出版了这套书的第十三卷（798 页），题为《根据北京传道团记录编写的中国或中华帝国通史全志，内容包含：

1. 中华帝国、鞑靼地区和其他附属国共 15 个行省地志，城市数量等等；

2. 欧洲得到的关于中国政制、宗教、法律、风俗、科学以及艺术所有情况的报告》（De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 rédigée d’après les Mémoires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ouvrage qui contient : 1° la 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 des quinze provinces qui composent cet empire, celle de la Tartarie, des lieux et des tats tributaires qui en dépendent; le nombre de villes, etc. ; 2° l’exposé de toutes les connaissances acquises et parvenues jusqu’en Europe sur le gouvernement, la religion, les lois, les murs,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

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快就被译为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分别重新修订出售。1818 年至 1820 年，格鲁贤又重新对这本书做了审阅和增补，形成七卷八开本（3450 页）出版。正是因为格鲁贤所做的这些工作，欧洲民众在此之后才得以直接接触到众多涉及清帝国历史、政治思想、管理模式和社会状况的中文文献。

2. 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和广州领事馆

法国第三个关于清帝国研究的中心在北京，由路易十四创立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主导。1685 年，路易十四在巴黎接见柏应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出资向中国派遣六名法国耶稣会士，成为法国科学院的通讯人。

其中五名于 1688 年 2 月到达北京。康熙皇帝为答谢他们在各项工作中为宫廷提供的出色服务，尤其在用金鸡纳霜救了自己之后，将皇城中的一块土地赏赐给了他们。1693 年，耶稣会士开始在此修建教会驻地，其中包括一座占地极广的图书馆，此后又兴建了被称为“北堂”的教堂，于 1703 年开放。

1699 年，其他的法国耶稣会士应康熙皇帝邀请陆续到达中国。至 1775 年耶稣会在世界各地被罗马教廷解散的消息传入中国为止，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共计 114 人，他们的旅行费用由法国王室财政支付，此外每人还能获得一份年金（每年约 470 两白银）和各类津贴。早在 1700 年，教皇已认可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独立于葡萄牙传教团，并同意其完全隶属于上级的法国修会省。为了服务朝廷，传教团开展了大量多样的科学活动，且一直与法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学术界保持联系。教团不仅搜集传递了各国进行清朝研究所用的大部分资料，还编著了许多重要著作，比如前面提及的冯秉正所著的《中国通史》。

虽然 1764 年耶稣会在法国遭到了查禁，但法王对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资助却并未中断。不过自此之后，向他们询问中国各方面情况并接收他们传回的资料、信息、相关著作和信件等事务就被纳入国务秘书贝尔坦的工作范围。作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贝尔坦对中国颇为着迷，也尽力使他所知情况能够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

这不仅有赖于他个人在欧洲极为广阔的学术关系网络，还得益于 1776 年至 1789 年间陆续出版的十五卷《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见闻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3 年，教皇决定取缔耶稣会后，法王路易十六虽继续对留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支持，但法国在京传教团却由他派遣的遣使会会士（les Lazaristes）接手主持。不仅如此，1776 年，路易十六在广州设立领事馆，由此，中国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广州领事馆的领事往往常驻澳门，但他仍需要学习中文，传递讯息。从 1783 年开始，定期向贝尔坦汇报中国情况的是年轻的领事德基涅（de Guignes）。

然而，法国大革命、1792 年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对抗整个欧洲的战争将法国人在中国开创的学术事业毁于一旦，巴黎和北京的珍贵收藏或被销毁或遭散失。而在法国，君主制的中国也不再为开明之士关注。1789 年以后，在中国的传教士和领事再也得不到任何来自法国的钱款。

英国切断了法国和中国的海上联系。1811 年，最后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在北京去世。1827 年，清政府收回并拆除北堂。德基涅于 1801 年回到巴黎，1813 年在拿破仑的资助下出版了他的《汉法拉丁辞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ais et latin）。这位皇帝也曾萌生重新恢复中法联系的想法，却被战争阻住了脚步。

二、1814 年至一战前：国家和学院层面中国研究的新体系，及以实地与时事考察为先的研究进展

对中国的重新关注和研究始自波旁王朝复辟，由法王路易十八开启。这位国王将关于满汉的研究纳入到大学体系中，于 1814 年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为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创设了汉语、鞑靼语 - 满语语言文学教席。之所以选择雷慕沙，一方面是基于法兰西公学院阿拉伯语教授西尔维斯特·德·沙西（Silvestre de Sacy）的推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雷慕沙的父亲曾忠心耿耿为路易十六服务。

1. 法国的职业汉学

整个 19 世纪，中国研究——包括清朝研究——在法国的发展主要是在公共教育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有赖于一些教授中国知识的专门教席的设立，其次则归功于一些学术团体和杂志对相关研究的定期发表和传播。

《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和法国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于 1822 年成立，由西尔维斯特·德·沙西任主席，雷慕沙担任秘书。1829 年，它们的创立得到国王法令的确认。从1824 年开始，雷慕沙还担任了皇家图书馆东方善本书室的管理者。

他对这里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将古代历史文献翻译成法文，出版了涉及诸多领域的著作，如汉语语言、古典文学，以及清代中国的行政设置、地理和经济等。除此之外，他还培养了一批专业学生。七月王朝继续为汉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基础。1839 年，为满足与中国人交流的需求，法国政府建议东方语言学院（l’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设立“通用汉语”教席，培养翻译和口语人才。但被学院教授拒绝。1841 年，雷慕沙的学生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首开这一课程，“通用汉语”教席继而于 1843 年得以设立。然而，学院的课程旨在书面的学术，而不在于为学生能够直接接触中国或中国人做相关准备。

1832 年，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9-1873）接替雷慕沙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职位。此人坚决反对教授他终其一生也未能掌握的汉语口语。虽然儒莲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学识渊博，令人敬佩，但他性格糟糕，妒忌心重，虚荣自负，爱施手段，且为人贪婪专横。

他设法垄断了所有职位，并在学术团体中排挤所有潜在的竞争者。为了招募汉语翻译，外交部只能绕过这一障碍，任用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或是马尼拉混血儿，从 1860 年开始他们甚至派遣极为年轻的法国人到中国本土去学习。

直到 1871 年 12 月，法兰西铭文与文学学院（Académie des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才与公共教育部和外交部采取强硬措施，扶持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外交部翻译哥士耆（Kleczkowski，又译作哥士奇）接替八年前上任的儒莲，成为东方语言学院通用汉语讲席教授。而事实上，直到 1872 年儒莲去世之前，东方语言学院才得以开设关于远东国家地理、历史和法律的课程，由颇节（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讲授。1881 年，高第接手这一课程，1888 年这一独立教席最终得以设立。可以说，巴黎直到 1872 年才出现了能够为研究古代和当代中国提供所有必需的语言和科学技能的完整的专业汉学研究培养体系。

2. 中国本土的法国研究者

自 1844 年起，因为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本土重新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中心，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且与之前的形式有所不同。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仍然是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先是在上海，1860 年后也在献县），还有北京的一些遣使会会士。然而与 18 世纪相比，这些传教士无论在物质条件、时间还是学术联系方面都较为欠缺，因此学术研究无以为继。

不过他们开办的学校却在向年轻的中国人教授法语，后者不久就参与到了法国汉学家的研究当中。此外，传教士们的信件——内容多是他们在中国见证的人们的生活和一些事件——会定期发表在传播甚广的天主教刊物上，例如季刊《传信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或月刊《圣婴善会年鉴》（Annales de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这些著述使得清后期的中国为更多法国民众熟知。其中一些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记述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历史证据，如翁毅阁（Broullion）关于太平军到达江南的记载。

此外，法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军事、行政甚至是商务人员也参与到研究当中，并得到法国文化和学术群体的高度关注，这是法国人在中国本土研究的一个新现象。不少法国常驻人员汉语很好，对中国和中国人感兴趣。他们搜集、传递信息和文献档案，与中国不同领域的人士有私交，有些人还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一些见识广博的旅行者也对此做出了贡献。法国“广大民众”对清末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普遍了解以及知识界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认知均由此而来。尤其到了1860 年以后，法国的日报、图文报纸及文学、文化和政治刊物都会定期发表文章传递关于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各类信息，登载一些汉语诗歌、故事、新闻的翻译。1873 年 9 月，第一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在巴黎召开，法国学者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后，这样的盛事每两年举办一次，为组织和增强欧洲汉学界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助益和便利。

3. 法属印度支那的重要作用

1885 年东京征服事件打破了法国汉学的现状，加快了汉学界的研究步伐。征服东京使法国的殖民统治扩展到整个越南及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法属印度支那从此与中国毗邻，殖民体制在越南常常需要倚赖的文人文化和这个国家过去的行政架构，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政府希望能够赢得新殖民地不同地区重要且活跃的中国群体的支持，因此就需要有懂得汉语、了解华人世界，且能清晰准确把握中国现实状况的人员提供服务。这些对理论和实践专业技能的新需求在议会和媒体上被广泛讨论，催生了新的志愿和主动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1886 年，刚刚进入高等师范学院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就在院长的建议下开始学习汉语。1889 年，他成为第一个得到公共教育部资助到中国进行长期研究的学者。作为法国驻北京公使团随员，他每月寄回一封通讯发表在主流报纸《时报》（LeTemps）上。1893 年，沙畹击败对手著名学者、日本问题专家莱昂·德·罗斯尼（Léon de Rosny,1837-1914）成功入选法兰西公学院，担任汉语、鞑靼语 - 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席教授。

罗斯尼在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是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创始人。他在 1886 年创办的以培养殖民地官员为宗旨的殖民学院教授“书信汉语”，同时还负责高等研究实践学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宗教科学分部 1886 年开设的新科目“远东和印第安美洲宗教”。这是该著名学府开设的第一门东亚研究课程，不过罗斯尼在这里主要讲授日本佛教思想。

1908 年，罗斯尼退休，沙畹接替他成为远东宗教（印第安美洲领域此时已不再包含在内）讲席教授。他一边继续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一边还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古代中国宗教、中国佛教起源和道教等内容。1912年，沙畹辞去了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职位，以确保他刚从北京回国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能够在第二年接替他的位置。然而，葛兰言于 1914 年应召入伍，直到 1919 年才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古代和当代文本放在一起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式进行解读——训练年轻学者。

一份重要的专业学术期刊和新机构的出现进一步增强和拓宽了东亚研究科学培养和活动范围。高第与他的荷兰同事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于 1890 年共同创立了《通报》（T’oung-pao），或称《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档案》（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langues, la gé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Chine, Japon, Corée, Indo-Chine, 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 成 为 欧 洲 汉 学主要的科学研究刊物。

1898 年，根据法兰西铭文与文学学院的计划，法国远东学院（l’Ecolefran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其章程于 1900 年制定，总部设在河内。它的使命主要是进行考古勘察、手抄本搜集、文物保护以及研究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各地区的语言遗产，但它也十分广泛地参与到从印度到日本所有亚洲文明历史的研究当中。

学院的成员都是一些定居当地、游历甚广、精通多种语言的年轻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去中国，与中国知识界来往密切，能够搜集到大量资料。每个季度的《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都会刊登他们关于当代或古代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

不仅如此，法国殖民政府还在河内开办了各种学院（1886 年设立翻译学院，1904 年建立巴维学校（Ecole Pavie），1907 年建立河内大学），为年轻的越南人和中国人提供欧洲教育或是让殖民地官员接受中国语言与文化培训。这些学院真正成了思想交流的场所，师生之间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现况研究领域建立了持久且富有成效的联系。而在法国本土，进行汉学研究的大学机构也在发展壮大。1900 年，里昂商会（la Chambre de Commerce）为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在里昂大学设立汉语教席。1911 年，法兰西公学院为伯希和设立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教席。

4. 法国在清帝国进行的重要科学考察

法国在清帝国进行的第一轮长期科学考察跨越了新疆和西藏，首批考察队员于 1889 至 1890年成行，由邦瓦洛（Gabriel Bonvalot）和奥尔良家族的亨利（Henri d’Orléans）带领，1891 到1894 年的探险则由迪特勒伊·德·兰斯（Dutreuil de Rhins）主持进行。此轮考察为当时风靡欧洲知识界的中亚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1895 年到 1897 年，由里昂商会发起，14 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并发布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信息详述了中国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直到今天，这份报告一直是外国学者研究清末中国经济的参考文献。

1902 年到 1914 年是重要的学术考察遍及中国的时期：沙畹（1907）、勒让德（Legendre,1902-1912）、多洛纳（d’Ollone, 1906-1909）、伯希和（1906-1908）、巴科（Jacques Bacot, 1906-1908, 1909-1910）、葛兰言（1911-1913）、谢阁兰（Segalen, 1909-1910, 1914, 1917）。这些考察均涉及不同地区的多个省份，带回了各种出版物上发布的大量文献、考察报告、资料、拓本和照片，也使得法国研究者能够与中国学者实地接触交流。

当时，清政府的新政吸引了众多法国工程师、技师、军士、医生和教师，他们被各个企业公司及各省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聘请。海上和陆地运输的增多，特别是能够到达北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于 1907 年通车，使得记者、政论家（publicistes）和各类旅行者可以更容易到达中国。在中国短期或长期居留的法国人也急剧增加。这些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但与外交人士和学院派的汉学家小群体没什么关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懂汉语或是有中国朋友协助。这些人与中国各界来往密切，在法国出版相关著作，尤其在法国的期刊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各方面发展的文章。

5. 与巴黎的中国年轻学人的合作

在巴黎，汉学家们的合作者是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年轻学人。与沙畹一起工作的是张翼枢（字骥先，1885-194 ？）和唐在复（1878-1962）。1869 年东方语言学院出现了第一位汉语辅导教师，但此时这里的中国文人均学识庸常，对法语一知半解。1862 年与翻译卡勒里（Callery）一同到达的丁敦龄，以及此后不久和一位外交官一起来到法国的李少白，这两人的法语很好，但只有一些文学功底，缺乏真正的学识。

1878 年开设的中国公使馆在中国知识的传播方面几乎毫无建树，除了陈季同 1884 年至 1891 年任公使馆武官那段时间。陈季同的法语极好，因此朋友很多，与法国有影响力的阶层往来频繁，出版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法语著作。从 1900 年开始，大量中国学生到法国学习，与大学学术界和上流社会人士有了交流。虽然各人情况不同，但他们都为法国民众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

6. 出版物：对清帝国民族多样性的兴趣

总的来说，从 1832 年雷慕沙去世到 1911 年，涉及清朝的法语出版物中，记载 1644 年到 1840 年清朝内部历史的著作极少。那些关于雍正和乾隆皇帝的论著，以及中国通史里对清朝早期统治者的记述，均由一些并非汉学家的大学教授撰写，它们只是对之前著作的简单删节，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

沙畹在 1894 年到 1902 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la Grandeencyclopédie）中所写的清朝各位皇帝的传记起到了重要的知识普及作用。但最具创见的工作是由法国公使团的两位年轻翻译于雅乐（Camille Imbault-Huart）和莫里斯·冉默德（Maurice Jametel）完成的，他们翻译评注了魏源的《大清圣武记》（les Saintes guerres des Qing）。1878 年到 1890 年间，这本书的各个章节被发表在一些期刊（尤其是《亚洲学报》）或文集里。对这本书的翻译表明法国 19 世纪的清朝研究与其对之前的时代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是不同的：此时在法国，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清帝国的民族多样性。

事实上，这一时期有一大部分学术考察都是针对非汉族民众和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当时的欧洲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整体性、理论性和评论性的运动，要在全面准确了解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及它们各自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文科学，而这些法国学者的研究就是此次运动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由于殖民地，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存在，法国的管理就需要面对这些地区众多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因此研究清朝及之前各朝代对异族民众的治理方法，了解这些民众——通常与印度支那的族群类型相同——的具体情况，对法国而言是非常有用的。这是法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另一思想原因。这些研究者通常是长期在当地进行调查，搜集最新文献，并向当地文人和士绅显贵请教的领事、翻译官、传教士和武官。他们尤其关注穆斯林民众以及南方省份和西藏边界的各民族。

继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和安邺（Francis Garnier，又译作晃西士加尼、安业或嘎业）溯湄公河而上的第一次探险后，出现了德格定神父（l’abbé Desgodins）、埃米尔·罗舍（Emile Rocher，又译作弥乐石）、德韦里亚（Devéria）和邓明德（Paul Vial）的大量研究著作。前翻译阿诺德·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在回到法国后任职东方语言学院，成为汉语教授，并于 1908 年到 1914 年出版了专深的《汉学 - 伊斯兰研究》（études sino-mahométanes）论丛。其合作者是管理昆明法语学校且著书研究云南伊斯兰教的乔治·科尔迪埃（Georges Cordier）。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它们注重从深刻的历史角度观察理解当前事实，并尽可能深入地进行文献、碑铭和考古研究的搜寻工作。

7. 清帝国对外关系、人口及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研究

法国学者偏爱的另一个主题是清朝的对外关系。高第仔细梳理欧洲档案后，详细描述了清朝中法关系各个阶段发生的事件、当时的环境和相关人物。此外，他还探讨了中国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关系以及在华各国关系情况。德韦里亚描绘了中越关系。这些研究中最出色的要数精通汉语、俄语的加斯东·加恩（Gaston Cahen, 1877-1944）1911 年在巴黎答辩通过的国家博士论文，其主题是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这篇论文是加恩搜集大量文献，进行广泛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是长期以来研究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参考著作。

为了满足法国在中国外交和贸易活动的需要，一些以汉学为业的作者研究了中国的人口数据，以及政治、法律和商业制度。毕瓯（douard Biot, 1803-1850）从 1836 年开始陆续发表了第一批关于中国人口和货币体系的重要成果。

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论著深入探讨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在书中，毕瓯从评论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式教育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成就及其在思想层面的缺陷。1841 年，颇节为补全欧洲现有关于清朝的统计数据，对 1812 年版《大清会典》（Recueil des statuts administratifs de l’empire Qing）第十一卷（户部）——包含赋税体制和收入的说明——进行了考证翻译。传教士罗类思（Louis de Besy）则为相关研究增添了译自 1843 年《大清缙绅全书》（Annuaire des fonctionnaires de l’empire Qing）的信息。1854 年，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在外交官哥士耆带至巴黎的一位中国文人的帮助下，在《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了细致探讨中国行政体制的最新研究成果。自 1839 年，他还开启了针对学校教育的全新研究。

以上研究都是在法国有限的文字资料基础上完成的，但很快，它们就被在中国进行的研究所替代，外交官汉学家、耶稣会或遣使会传教士所做的实地考察和更为全面的文献搜集是第一步。顾随（De Courcy）于 1867 年出版了一部资料丰富的大部头书籍。

1885 年，领事欧仁·西蒙（Eugène Simon, 1829-1896）向读者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图景。古恒和微席叶分析了宫廷运转和帝王周围的宠臣显贵，德韦里亚探讨的则是皇帝的婚礼仪式和接见礼仪。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分别关注律法和军事。对中国研究最多也最深入的是中法耶稣会士，他们的成果都发表在上海的“汉学文集”（Variétés sinologiques）以及法语报纸《中法新汇报》（cho de Chine）“东方系列（论丛）”（Série d’Orient）。

这些研究涉及财产法、家庭法、政治与行政组织形式、盐政、科举制度和宗教活动。传教士们对戊戌变法诏书等当代重要的政治文本进行翻译和解析，还编写了一些大省会和省份的学术方志。1893-1911 年间，“汉学文集”共有34 期出版。遣使会传教士樊国梁（Alphonse Favier）于189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北京历史的巨著，包含许多清朝的图片和文献。在外方传教会中，档案管理者、神父陆南（Adrien Launay）在巴黎完成的历史研究是独一无二的。这位作者以巴黎的档案和他在罗马与中国一年（1898 年）游历期间收集的文献为基础，撰写并出版了众多内容丰富的杰出著作，讲述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工作，尤其是区域传教史和传教士传记。

8. 对清代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翻译和研究

从 1832 年雷慕沙去世到清朝覆灭，法国学者对清代纯文学作品的关注极少。只有儒莲和莱昂·德·罗斯尼翻译出版过一些小说故事。巴黎的图书馆藏有许多其他的清朝文学作品，但这两位学者主要选择的是被称为“才子书”的著作，他们认为此类作品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人的文学偏好。

不过，与前人更关注风俗习惯稍有不同，他们在评注翻译作品的同时，还注意从纯文学和美学层面分析其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也因此，这些译作才能在法国文学界引发重要反响。此外，儒莲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继任者德里文（D’Hervey de Saint-Denys）和中国驻巴黎公使馆随员陈季同翻译的《聊斋志异》选段也大获成功。

法国领事、翻译于雅乐发表了关于袁枚的全新研究，并附对袁枚所作诗歌的精美翻译。他还编著了一本诗集来介绍和赏评最新的诗歌。在书中，作者不仅解释了诗歌的风格，翻译了曾国藩的诗词，甚至还翻译了一首反对法国侵犯东京的挽歌译作。以德韦里亚为代表的其他外交官译员，也通过论著和在重要文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描述了他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满怀热情不懈观察到的戏院生活，以及文学、音乐作品的创作情形。这些报道受到巴黎文学和艺术界的欣赏和追捧，引发了新的创作潮流。

从 18 世纪开始，巴黎和法国各大城市的收藏家、业余爱好者及艺术品商人就一直对中国艺术品抱持热情。他们甚至已经可以在重要的销售目录里为这些艺术品提供鉴定。1856 年，一心希望普及物质文明有用知识的儒莲将 1815 年版的《景德镇陶录》翻译为法文，以《中国瓷器制造及历史》（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为名出版。这本译著对 1843-1846年拉萼尼（Lagrené）陪同出访中国的科学贸易考察团所作的细致的中国艺术科技报告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1861 年 3 月，法国军队从圆明园劫掠并呈献给拿破仑三世及皇后的 300 件中国艺术品在杜伊勒里宫（Palais des Tuileries）公开展览。汉学家颇节悲叹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尤其为那里的图书馆被烧毁感到惋惜。在他看来，这些收藏的唯一价值就是展示了当代中国艺术品“令人惊叹”的技艺，且让国人看到了迄今为止流传到欧洲的最大规模的中国艺术作品展。但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艺术品的铭文或它们的汉语标记来看，这些都是 18 世纪的作品，甚至有些制成不过 20 年，因此品质不高，从中“远不能完全了解中国艺术”。

而成群的观展者在欣赏这些艺术品时也是“好奇大过赞叹钦佩”。颇节做这样的判断所依据的，是他自己存有以及委托格罗男爵（baron Gros）的翻译从北京买到的有关艺术的汉语书籍。这些新资料使得他能在之后发表相关研究，准确勾勒出下至清朝的中国艺术沿革史。

与颇节一样，那时的很多收藏家都希望能够收集到代表真正中国艺术的物品。其先锋是探险家欧内斯特·格朗迪迪耶（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1870 年，他在亚洲游历时迷上了中国的制瓷术。在艺术品商人和专家的帮助下，他将一生及所有财产都用在了此类收藏上。但充斥着欧洲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出口”瓷器（专门为外国市场制作）很快就已不再是他购买的目标。

他的甄选过程采纳了中国行家遵循的普遍标准。在挑选时，他会首先寻找在材料纯度、形制完善程度、图样活力、色彩强度或一些微妙的差别方面符合这些标准的器物。因而，他的 6000 多件艺术品展示了中国，尤其是清代中国制瓷术的水平，构成了欧洲独一无二的收藏。

1894 年，格朗迪迪耶把他的收藏献给国家。它们在卢浮宫的水边画廊形成了新的远东艺术展区。成为展区主管的格朗迪迪耶继续以个人购买和接受朋友捐赠的方式丰富着展区的藏品。以这些个人藏品为基础，他出版的《中国制瓷术》（La céramique chinoise）更新了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开创了一种能够被西方艺术专家和艺术史家使用的真正的科学方法。卢浮宫还保存着伯希和与沙畹到中国考察（1900、1907、1908 年）带回的包括七幅清代画卷在内的绘画作品及一些小雕像。这些画作 1904 年在一次特别展览中展出，反响极大。1907 年，卢浮宫艺术品部（由米戎创立的远东艺术品展区就由这个部门管辖）主管加斯通·米戎（Gaston Migeon, 1861-1930）在他任教的卢浮宫学院（l’Ecole du Louvre）开始了中国艺术教育。

1876 年，里昂痴迷艺术的工业家埃米尔·集美（Emile Guimet, 1836-1918）与画家菲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一起进行了一场为期两年的环球旅行。不过他在中国只停留了几个星期，而且带回的多是日本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收藏在集美于 1879 年在里昂建立的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1884 年，由于不受关注，失望的他将这些藏品交给了国家。

它们被安置于集美自费在巴黎建造的新博物馆里，1889 年开始对外开放。这座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1880 年，集美还为它创立了一份远东艺术专门杂志，《集美博物馆年鉴》（Le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1896 年，银行家亨利·塞努奇（Henri Cernuschi）去世，他把自己的府邸和异常丰富的远东艺术收藏——包括他自 1871 年第一次在中国游历以来收集到的大量中国绘画作品——都赠给了巴黎市，由此形成了塞努奇东方艺术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 des arts de l’Asie）。

收藏家们不再只是将手中代表中国艺术的藏品和信息留给学术圈，而是与社会大众分享它们。这一创举大获成功，并激发了一些新的文学艺术潮流及实践，比如那比派（les Nabis）。1887 年，驻北京的年轻外交官莫里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他的同事、翻译官德韦里亚和微席叶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解释中国艺术美学理论和现存形式的综合性书籍。这本书写得极好，图文并茂，读者众多。

从 1885 年起，由于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征服，中国文化在法国人的想象中也就显得更为亲近，也更有意思。于是佩初兹（Raphael Petrucci）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关于中国绘画和审美观的书籍——在书中，作者拒绝以所谓衰落的名义贬低清朝的绘画——受到了热烈追捧。在他翻译的《芥子园画传》里，这位作者甚至直言，这幅画作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和技术水平丝毫不逊于欧洲最好的绘画作品。

9. 对时事的评论与探究

1835 年到 1911 年间关于清帝国的大部分法语出版物都不属于学术研究，而是时事调查和评论讯息的报告。它们均是法国人对他们所见或亲身参与的大事件的见证和记述。由是，鸦片战争、拉萼尼使团和他之前的法国海军使团、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起义、日俄战争等所有这些事件，特别是 1899 年至 1901 年间发生的事情，吸引目击者发表了许多论著和文章。

这些通常比较完整的法语作品文献价值丰富，有时甚至超过其他外国文献和中文记录。一些在中国居住或是单纯游历的法国人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回忆录，但信息量通常不大且互相抄袭严重，不过其中也不乏一些准确而有价值的观察。义和团起义之后，许多人真正开始在中国游历。为此，克罗迪于斯·马德罗勒（Claudius Madrolle）从 1904 年开始出版了两本旅游指南：《中国北方》（Chine du Nord）和《中国南方》（Chine du Sud）。它们是关于清帝国的小百科全书，书中还附有中国最好的研究者沙畹、古恒或微席叶对中国地理、历史、考古及社会所做的简要介绍。

自 1895 年开始，尤其是 1900 年以后，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与国际形势相关联的对中国时事的常规调查、分析和评论——愈加普遍。包括沙畹、伯希和在内的新一代汉学家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带薪学者，以及研究东亚的记者和政论家，都在实践这类写作。他们中的一些会定期从巴黎来到中国，如让·罗德（Jean Rodes）；另一些，如费尔南·法尔热内尔（Fernand Farjenel）只是偶尔才来，却与在巴黎的中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还有一些则索性在研究地长居，如埃德蒙·罗达什（Edmond Rottach）在中国，查理·迈邦（Charles Maybon）在印度支那，查理·迈邦的兄弟阿尔贝·迈邦（Albert Maybon）在日本。他们与立场各异的中国报界和政界人士关系紧密，而他们的文章也会定期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上，如巴黎和法国各省的主要报纸，以《蓝皮杂志》（Revue Bleue）为典型的信息类期刊，《法属亚洲委员会通报》（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aise）之类东亚专业领域的期刊，以及查理·迈邦在 1907-1925 年主持的《印度支那杂志》（Revue indochinoise）或《中法友好协会通报》（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amicale franco-chinoise）等。不仅如此，这些刊物还会刊登中国最新的重要政治文本的法语翻译。

三、1912-1949 年：对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演变的研究

1. 变化不大的研究体制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 1949 年，法国中国研究的体制设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20 年 4 月 13 日，在叶恭绰的倡议下，巴黎大学设立汉学研究所，中国政府为其提供资助并捐赠了一些书籍。葛兰言定期在这里授课，并为此邀请多位讲座学者。汉学研究就这样进入了索邦大学，不过相关大学学位却还没有出现。

而且此时的课程、讲座和出版物的关注点都在古代中国或是中华民国，几乎不涉及清代。1928-1948 年，汉学研究所的八名中国学生在爱德华·梅斯特——这位学者原是越南牢该省（Lao-Kay）的海关稽查，后成为研究该地区山区民众的杰出社会学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们关于清代中国的论文。其中的两篇研究法律，一篇以 1842-1911 年清朝海关为主题，一篇讨论《儒林外史》，剩余的则分别研究新疆的开发、1881-1924 年的中俄关系、清朝对蒙古和西藏的政策以及直到 1842 年中国在对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思索与实践。不过，汉学研究所最重要的贡献是搜集了极为丰富的汉语著作，尤其是各种丛书、方志、奏议、文集、文存、传记、纪略、笔记和年谱，还有伯希和在北京为图书馆买回的各类刊物及工具书，这些都为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文献与历史科学分部也在进行汉学研究。雅克·巴科从 1919 开始在这里讲授藏语文本，1936 年成为藏语文献讲席教授。1927 年，伯希和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席之外还兼任这里的汉语文献教授，但并没有课程安排，只是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1945 年伯希和去世，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接替他成为“佛学文献”教授，开设清代之前的研究课程。培养博物馆负责人的卢浮宫学院 1907 年设置远东艺术课程，1955 年设立远东艺术史讲席。

1936 年，中法汉学研究所（中文全称为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北京（时称北平）成立，吸引了一些法国年轻汉学家来此学习，直到 1953 年被中国政府下令关闭。研究所刊物《法国研究》（Etudes franaises）自 1939 年 11 月在北京发行，直到 1943 年 11 月停刊，几乎从未登载过关于清朝的文章。

1942 年，研究所组织了第一届中国民俗肖像绘画展览，其中的许多仪式画像都是清朝作品；然而无论是展览的规划还是发布的目录，都是从宗教人类学和民族学——而非历史或历史人类学——维度出发设计的。除了所长安德烈·铎尔孟（André d’Hormon）从事的《红楼梦》翻译工作外，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活动都与清朝无关。但是在研究所关闭后，其图书馆藏的大量汉语著作和刊物——其中的很大部分都体现了清朝的渊博学术——都被运回巴黎，极大地丰富了汉学研究所的收藏。

被誉为“帝国明珠”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在法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些探讨过去三个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杰出研究者均出自这个地区或是移居中国的法国人。他们中有军官、海员、传教士、外交人士、行政人员、法官、记者以及中国政府雇佣的专家学者，这些人要么居住在中国，要么经常到中国来。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他们著作的读者多是外国人。而在法国，则主要是需要处理中法关系的行政人员、政界和商界人士、上层社会和有学问的人士。在某些情况下，普通民众也会关注这些书籍，但极少有学院派汉学家对其留意。

2. 辛亥革命后对帝国崩溃的反思

1912 年清朝覆灭使得学者们重新审视清朝末年的历史，以此来分析革命运动的形成、革命的迅速胜利、革命者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规划以及他们成功的可能性。记者让 · 罗德不仅对他十余年间来往密切并多次访问的重要人物有着精辟的见解，还详细描绘了他在中国多地游历时所见所闻中的民众对革命的各种反应。让读者看到了清王朝在最后十年进行改革的真实深度，以及当时被称为“少年中国”（la “Jeune Chine”）运动的活力。

他以同情的态度将这场运动描绘为反满的民族主义运动，指出革命者渴望的是以日本为榜样在各个领域实现现代化。不过，这场运动的成员差别很大，既有新式学校培养的学生和青年军官，也有关注在华外国人活动和外部世界演变的旧式学者和文武官员。致力于前沿社会学科理论和实践的自由社会科学学院（Collègelibre des sciences sociales）教授法尔热内尔能够读讲汉语，他在发表或出版的文章论著中讨论的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和道德。

从 1911 年 9 月到 1912 年 12 月，他应一些议员的要求进行了一次学术之旅，从云南历经上海、武汉，最后到达北京。回到法国后，法尔热内尔出版的专著不仅对中国过去 20 年的政治演变进行了概述，而且凭借他的实地考察、与中国众多政治领袖（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袁世凯）及各界知名人士的访谈所获得的丰富信息和一手材料，分析了这一共和体制的基础和开端。这本书要比阿尔贝·迈邦处理同一主题的论著出色很多，后者直到皇帝退位后的 1912 年 3 月才来到中国。实际上，法尔热内尔以许多具体准确的细节讲述了中国各个省区各领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

另一方面，他还清醒客观地揭示了各国使团和给中国贷款的四国银行国际金融财团所施加的压力导致新成立的中国议会体制几乎马上崩溃及其向军事独裁迈进的过程。而这一点，迈邦则完全没有提及。不仅如此，法尔热内尔坚持认为是新的崇高的信念激励着革命者，并在广大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而在迈邦看来，摧毁这个帝国的不是共和思想，而是各种特殊利益因情势所需结成的联盟。与迈邦相似，罗达什在他的著作中描述的是一场发生在极少数重要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普通民众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或冷漠以对，或只是趁着公共秩序的混乱松弛烧杀劫掠。

他强调外国，尤其是法国外交和金融势力应为中国由于帝制垮台而引发的政权软弱无力负责，但中国革命在他眼中仍只是“一场可鄙的革命，缺乏激情且并不高尚”。在他看来，“新萌芽”存在于南方知名人士和富裕商人领导的以经济为基础的地方政治运动中，然而“活力不足”。年轻的藏学家雅克·巴科对准备摆脱中国控制的藏人的精神状态给出了有创见性的分析，并讲述了 1908 年陪他到巴黎且在两年后与他一起回到西藏的一位受过教育的藏人对中国各种事件的反应。此外，1909 年到 1910 年在中国游历期间，他还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对从未得到关注的摩梭族（如今称为纳西族）进行了实地的细致研究，并发表了摩梭族民族志。

1912 年初到 1914 年 8 月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探讨清朝覆灭的公开讲座，其内容随后被发表在期刊上。参与讨论的有汉学家和普通学者，有新闻记者，也有政界或商界游历者。他们观点各异，有些人强调辛亥革命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混乱无序，另一些人则对新的社会力量摆脱束缚、日益显现信心十足。

3. 在法中国学生的学业论文对法国清史研究的新贡献

在涉及清朝的法语出版物中，还应加入逐渐增多的以法语写作的中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在这其中，有些人关注的只是中国的内政，但那些选定主题的中心议题则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这些中国年轻人以法语写作并在法国或是上海（如果研究是在震旦大学进行的话）发表的学术成果，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都是法国体制框架内清朝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些论文所体现的学术水平却并不均衡，其中的大多数都出自大学博士之手（而相比之下，国家博士的要求要更严格些）。但也有一些中国学生的论文使用了从未用过的文献且提出了新颖的解释，如李雄飞关于督察院研究，萧金芳关于开明专制，陈宗蓥和何昌炽关于新疆，以及魏英邦关于蒙古和西藏的论文。

此外，有学生描述新闻业的发展等新的文化现象，也有人根据最新的人种学方法进行少数民族研究。还有几篇论文讨论的是法国人对清朝的看法。而在文学方面，王琡瑛关于纳兰性德、贺师俊关于《儒林外史》、郭麟阁和李辰冬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是以法语进行清代小说和诗歌名著研究的第一批成果。陈绵探讨的则是清朝戏剧并给出了一份曲目的分析目录。此外，郑毓秀和盛成的自传体著作——盛成的著作甚至由著名作家、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作序——在法国知识界真正取得了成功，对法国人理解清朝从君主制走向革命的转变极有助益。

4. 1914 年后在法国进行的研究：政治史的衰退以及文化和制度史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人在法国进行清朝研究的情况十分罕见。法国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普及性著作，其中有对清朝的概述，不过其关注点均在清朝的对外关系上。1893-1897 年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很有意思，因为施阿兰不仅见证了危机期间的清朝宫廷状况，还对此做出了一些评断。

高第将他的文章收入到数册论文合集中，并出版了巨著《中国通史及其从最早直到满族王朝崩溃的对外关系》（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这部著作主要是对各个事件的描述，只在少数问题上提供了深入的历史解释，其重要价值在于全文引用了大量常人很难接触到的原始文献。经常到中国旅行的哲学家、共产党员费利西安·沙莱耶（Félicien Challaye）的书籍其实是新闻报道。

其他如关于慈禧的论著，则是使用二手材料，且错漏百出的通俗作品。1925年高第去世后，法国唯一真正重要的清史研究是毕诺（Virgile Pinot）关于中国在启蒙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的国家博士论文。伯希和出版了一本很薄的专著，讨论 18 世纪初第一艘法国商船到达中国的情况。此外，还需提到的是稍晚出版的一些关于 19 世纪法国对中国军事远征的珍贵文献证据，比如蒙托邦将军回忆录。

新的研究也在向着传统历史主题之外的其他领域发展。学者们深入研究了科学、法律、宗教和艺术，但对文学的关注较少。1915 年，欧仁·樊尚（Eugène Vincent）医生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医学状况的综合性著作，使用文献极为丰富，内容包括医学实践、治疗、保健和中国的卫生情况。驻华副领事博代（Baudez）考察了外国人在华司法制度。

马塞尔·特鲁什（Marcel Trouche）在他于巴黎答辩的论文里研究了北京使馆区的历史与司法制度。1928 年，马伯乐（Henri Maspero, 又译作亨利·马斯佩罗）出版了极具创新性的宗教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神话》（Mythologie de la Chine moderne），实际涉及的是清朝的民间信仰。在这本书中，马伯乐考察了那些依然存在的神话，讲述了当时信仰中的诸神，探讨了这些信仰的历史源流、崇拜仪式以及各神庙的地理分布和面貌。

另一些新研究出现在艺术史领域，其中也有对清朝艺术的探讨。这是汉学大家沙畹、伯希和对清朝唯一加以关注的领域，不过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极少，且选择的都是比较不太重要的主题。关于清朝艺术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个人或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藏、展览的名录以及针对某些类型艺术品——雕塑、绘画、瓷器、漆器和地毯——的专著，注重的是技术、风格及其象征意义的演变。

作者大多是专注于亚洲艺术的塞努奇和集美博物馆的负责人或下属，或是 1945 年成为集美博物馆前的卢浮宫亚洲艺术展区的负责人或下属。那些中国艺术通史的普及读物都在解释中国艺术的独特美学原则及其价值，比如最畅销的摩伦（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 又译作苏理耶德摩朗）的著作。这位先前的翻译和领事曾身处著名女性文人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的交往圈并由此开始学习汉语，但从其作品来看，摩伦是个多面手。他从法律的角度撰写过关于治外法权的重要综述，也研究过在华耶稣会士的事业。他翻译过古代文学作品；1929 年后还翻译了一些科学著作，得益于这些翻译，中国的针灸术才能在 1932 年被引入到法国常规的医疗和医院实践中。

第一位对清代文学进行整体概述的学者是汉学家、东方语言学院教授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他在晚些时候出版了研究中国文学通史的专著。

5. 1912-1949 年在华法国人研究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社会自由度的相对提高有利于在华外国人士或游历者与中国知识界进行更为广泛便利的交流。在所有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中外知识界成立了协会，定期在各种聚会中碰面，互邀至家中做客，在工作中频繁接触，相互交流信息、书籍、文献和意见看法

。知识分子间建立起来的友谊使得一些从未见之于世的资料得以被了解和使用。外国人与中国人这种新的交往方式极为深刻地改变了懂汉语的法国人的研究环境。在中国，这样的人仍然相对较少，但即使这样，其数量也比在法国本土要多。

所以，1912 年到1949 年间，法国关于清朝最优秀的研究都出自移居中国的法国人之手，且多数在中国出版。事实上，在中国出现的法语报纸和刊物也在出版论著和丛书。有些致力于为当地懂法文的读者服务的法国出版社和书店甚至拥有数千潜在客户。与之相似，在河内的法国知识精英和讲法语的越南及外国文人学者也会经常与在华法国知识界联系，尤其是通过查理·迈邦的《印度支那杂志》（Revue indochinoise）。

在中国居住和游历的法国人也发表了一些涉及古迹、清朝建筑以及艺术品的研究。他们翻译了清代文人的出游札记。其中最出色的要数铁路工程师普意雅（Georges Bouillard, 1862-1930）关于历史建筑的系列论著《北京及其周边》（Péking et ses environs）。书中介绍了各建筑物的建造及其用途沿革，详细描绘了它们的当前状态，辅以相关文献的翻译、照片、插图、地图、平面图和测绘地形图。驻扎在中国二十年之久的殖民军步兵上尉莫里斯·法布尔（Maurice Fabre）1937 年在天津出版的《北京及其皇宫、寺庙与周边》（Pékin, ses palais, ses temples et ses environs）则是完整的北京历史和情况指南，且附有大量插图。

1921-1924 年，一个中法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编订出版了期刊《中国》（La Chine）。这份杂志主要翻译评介清代的文学著作，尤其是蒲松龄的故事集以及一些戏剧作品。《北京政闻报》也在丛书合集中出版蒲松龄的作品。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学体裁的评析研究也相继发表。

迪博斯克和法夫尔（Favre）等在华学者大胆勾勒了清朝社会史。乔治·科尔迪埃在云南生活了二十年，他在离滇赴任印度支那司法服务翻译部门的负责人之际，发表了对云南穆斯林的原创性考察和综合研究。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主事西居雷（Siguret）出版了清朝不同学者对云南北部边地问题研究报告汇编的法语译本，并附有注解、索引和地图，从而为法国学者细致研究过的这个省份增添了历史人类学维度的考察。

查理·迈邦和让·弗雷代（Jean Fredet）撰写了上海法租界至 1875 年的历史（预定出版的第二卷未问世），掺杂众多细节和轶事，但主要是行政事务和事件描述，最有用的还是其中转录的当地文献。身在中国的其他学者或致力于出版涉及中欧关系史的未刊法文文献，或是进行中国本国史和反映当时中国人思想的文本的翻译，如《石达开日记》的翻译，及中国政府的法国顾问让·埃斯卡拉（又译作让·爱斯嘉拉）（Jean Escarra）和乔治·巴杜（Georges Padoux）出版的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专论。这两位专家长期在华为历届中国政府服务，帮助其进行法律和财政改革。

他们在北京和法国都发表了许多研究著作，不仅向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揭示了清朝法律演变和实践的重要原则，以及它们与欧洲法律史相比所展现出的一致性和差异，还指出了清朝律法在许多领域丰富法学普遍理论的潜在可能性。这些著作很快就有了英文和中文译本。

法国耶稣会、遣使会传教士和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以他们的期刊和印书馆为支撑，继续在北京、上海、献县和香港出版关于清代的学术型历史著作。其中一些研究探讨的是城市，特别是清朝城市的历史和地形地貌。另外一些则是清帝国历史地理工具书。

有些作者将他们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实际观察和研究汇集成书，比如萨维纳（Savina）对苗族的探讨。还有一些作品则是思想史——清代研究的新领域——方面的文献翻译和注释汇编，或对新近思想演变的新颖综述。在这当中，布莱斯神父（P. Guy Boulais）翻译并解释清朝法典和判例的《大清律例便览》（Manuel du code chinois）贡献极大。耶稣会士禄是遒（Henri Doré）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系列基于作者长期的实地考察，配以插图和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原始文本及其翻译），从民族志和历史角度对中国各地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了详细描述。这部书一直都是清朝宗教实践和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此外，管宜穆神父也对中国对外宗教事务的文献进行了翻译和评述。

得益于在中国定居的细心学者和杰出汉学家的论著，在华天主教传教史成为极受欢迎的研究主题。这种研究的成果多是意在以皈依人数突出传教事业成效的编年史，但其贡献在于对大量地方保存档案和文献的援引使用。原始资料往往很快消失不见，只剩下这些研究中引用的片段向后人述说着当地丰富多样却缺乏记载的民众生活。它们涉及的不仅有早期耶稣会传教团，如在江南、献县的耶稣会群体，还包括广西、广东和四川的外方传教会以及镇江、正定、宣化和北京的遣使会传教团。

其中，布鲁（Brou）以文集的形式发表了关于传教团重组的研究以及 19 世纪以来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的传记。费赖之（Pster）则撰写了一部记录 19 世纪之前来华耶稣会士生活和传教成果的工具书。不过这部著作有一部分在 1891 年芜湖传教团遭遇火灾时被焚毁，直到作者去世很久之后才在孔道明神父（de Lapparent）和徐家汇传教团汉学部的支持下得以增补出版。

遣使会所做的是为他们的传教士及其在华出版物建立索引目录，一同被收入的还有1870年到 1900 年间各个大事件的相关记载和文献资料。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遣使会史家包世杰（Jean-Marie Planchet, 1870-1948, 又译作包士杰）连同方立中（van den Brandt）、于纯璧和迪维尼奥（Duvigneau）一道，以笔名 A. 托马斯（A. Thomas）出版了两本北京传教史，使用丰富详尽的文献对耶稣会进行了猛烈抨击。1939 年，于纯璧的著作对其进行了补充。

外方传教会在档案管理员陆南（Adrien Launay）的倾力推动下出版了 1658 年以来教团传教士传略及著作目录汇编。一些杰出传教士的传记也得以发表，这些类似于圣徒传记的写作使用了大量文献，比如由光若翰（de Guébriant, 1860-1935）的亲信传教士撰写的这位主教的传记就属于这种类型。天主教女修会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不过，外方传教会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对《李安德日记》（Journal d’André Ly）的再版。

这部以拉丁文撰写、长达 831 页的手稿保存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馆，作者是一位曾在暹罗传教士神学院接受过教育，后在四川工作近四十年的中国神父。陆南发现了这部手稿，认为它语言生动，内容异常丰富，趣味十足。书稿最终于 1906 年在巴黎出版，陆南还用当时传教士的书信为其做了注解，且加入了注释和索引。这部书的再版引起外方传教会主教阿尔芒·奥利琼（Armand Olichon）的注意。他出版了一本通俗历史书籍，引发了公众对这位中国神父的关注，奥利琼主教以此参与到天主教内部的激烈争论中，倡导在中国建立教会等级体系来代替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李安德这位中国神父在当时知识背景下所接受的的信仰教育和神学思想也成为学者的研究主题。

在 1912 年到 1949 年间所有与清代相关的传教士著作中，最具创新性的要数耶稣会士、数学家与哲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tre, 1889-1975）的研究，其主题是 17 世纪中国人与耶稣会士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交流。

这位作者在中国和欧洲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献，并将之翻译、加注和出版。他试图藉此说明，起源于中国近代时期的思想批判运动并非如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认定的那样始于 1917 年的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发端于戊戌变法或 19 世纪改革的失败尝试。它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至更早，人们能够从 17 世纪开始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欧洲科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中发现端倪。中国的决定性转变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裴化行的众多著作和文章都在竭力论证这一重要的基础，但并不触及中国批判思想直到 20 世纪的发展演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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