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三大

两千多年的罗马人，绝对比你想象中得还会享受人生。在征战打仗和集会选举之余，泡澡、看戏和角斗，是古罗马人的三大爱好。泡澡要去在各个城镇修建的公共浴池，看戏和看角斗士竞技，则要去专门的露天剧场（amphitheater），也成为斗兽场和竞技场（arena）。

罗马露天剧场结构

好马配好鞍，好戏得去好地儿看。第一个罗马露天剧场，也是竞技场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由木头盖成。罗马人不辞辛劳，让露天剧场在帝国的疆域内遍地开花。现今被发现的古罗马竞技场有230多个，从意大利的罗马到突尼斯的埃尔杰姆，到处可见帝国遗风。

7、Roman Arena in Arles——法国阿尔勒的罗马竞技场

这是法国南部久负盛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建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上下三层能容纳2万多名观众。从1830年开始到现在，竞技场已经变成斗牛场。相信古罗马人如果知道了，也会很欣慰，毕竟斗牛和角斗士、战车比赛性质类似，但是血腥味儿少了不少。

法国阿尔勒的罗马竞技场

阿尔勒罗马竞技场内部

6、Amphitheatre Nimes——法国尼姆的露天剧场

这是古代高卢（Gaul），也就是如今的法国地区最大的罗马圆形露天剧场，建于公元1世纪末期，能容纳2万4千名观众。大到在中世纪的时候，居然能在剧场内建起一座宫殿的地步；后来剧场内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居住700多人、拥有两个教堂的小社区。从1863年开始，竞技场改建成了斗牛场。时至今日每年仍定期举办两次斗牛比赛，还有其他不定期的公共活动。

法国尼姆的露天剧场

5、Pompeii Spectacula——意大利庞贝的露天剧场

建于公元前70年，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古罗马露天剧场之一。而它得以完整保存，竟得益于公元79年8月24日那天的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大剧场可以接纳约2万名观众，相当于当年庞贝古城的全部人口。

意大利庞贝的露天剧场

意大利庞贝露天剧场内部

4、Pula Arena——克罗地亚普拉的古罗马竞技场

这是现存于世的第六大罗马竞技场，也是克罗地亚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迹。普拉竞技场建于公元1世纪，能容纳2万6千多名观众。可能是因为古罗马人当初的用料实在，在15世纪的时候，周围的民众盗用竞技场的石料来修建房屋，一时间竟蔚然成风。所幸的是，这个风气被及时制止了，大竞技场的整体结构才没有破坏。现今，大竞技场仍是克罗地亚人举办各种节日和夏季表演的场地。

克罗地亚普拉古罗马竞技场

克罗地亚普拉古罗马竞技场内部

3、Verona Arena——意大利维罗纳的古罗马竞技场

小城维罗纳不光有著名的朱丽叶阳台，还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三大古罗马竞技场的家乡。竞技场建于公元30年，可以容纳3万名观众；在1117年的大地震中，外圈的白色和粉红色相间的石灰石几乎毁于一旦，所幸的是内圈的结构得以完整保留。竞技场的作用也在与时俱进，从古罗马时代的角斗士比武，到中世纪的骑士格斗，再到现在的意大利歌剧演出。

意大利维罗纳古罗马竞技场

意大利维罗纳古罗马竞技场内部

2、Amphitheater of El Djem——突尼斯埃尔杰姆的露天剧场

埃尔杰姆从前是罗马帝国的重要城池—Thysdrus，这是迦太基之后的北非重镇。大剧场修建于公元前3世纪，能够容纳3万5千名观众，是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古罗马剧场。一直到17世纪之前，大剧场都保存得相当完整。17世纪，许多石头被搬去修建了凯鲁万（Kairouan）大清真寺。这里也是著名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角斗士》的取景地之一。

突尼斯埃尔杰姆露天剧场

突尼斯埃尔杰姆露天剧场内部

1、Colosseum——意大利罗马的斗兽场：这是古罗马时代最大和最著名的露天剧场

它的建设始于公元72年，由弗拉维王朝的Vespasian下令修建，在公元80年，由他的儿子Titus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幕典礼，持续了100多天，有5千多只动物和2千多名角斗士丧生。斗兽场能容纳5万名观众，有80多个入口，还有当时极为现今的遮阳挡雨的“天幕”。罗马斗兽场早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和罗马的城市标志。

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意大利罗马斗兽场内部

我看过很多古罗马露天剧场，土耳其的以弗所古城、约旦安曼城堡山脚下的古罗马剧场、安曼北边的杰拉什古城、罗马斗兽场、突尼斯北部的杜迦古城、迦太基古城遗址……我们从马特马他一路驱车往东北部的海边行进，路上在杰姆停下，徒步穿过曲折的小路，恍然间一座巨型古罗马露天剧场展现在眼前，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埃尔杰姆斗兽场，突尼斯必打卡的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竞技场

古罗马时代的斗兽场修建了很多，遍及地中海周边沿岸城市，但是留存下来保存完整的屈指可数。四层的斗兽场全世界只有一座，就是提到斗兽场人们条件反射出的意大利罗马的古罗马竞技场，俗称罗马斗兽场。但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斗兽场却不是它，正是眼前这座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突尼斯“杰姆的圆形竞技场”，El Jem Colosseum。

埃尔杰姆竞技场的规模仅次于古罗马斗兽场，与意大利维罗纳竞技场并称为世界三大古罗马竞技场。站在它的墙外抬头望去，巍峨壮观，36米高的石墙是故宫城墙的五倍。因为它太大了，从人的渺小角度看以为是个圆形，其实是个椭圆形。沿着游人的行进路线前行，穿过层层叠叠的拱廊石门，走进大操场似的竞技场中央，我并没有感受到突如其来的震撼，因为时值午后，阳光刺眼，加之局部角度不能领略它的全部风貌。待到我走完全场，逡巡于各个角落，我用憎恶和同情，悲哀与怜悯，惶恐与绝望，何种词汇也尽述不了我的心情。

这座建有500个门，最多可容纳近4万人的罗马大剧场，可不是看戏的地方，不论是观众还是“表演者”也都无心欣赏与赞叹它的精美雕刻、几何设计和典雅构造。庞大的无情石墙内坐着的是几万比石头更无情的“人”，这里的引号使用了否定了意思。也有的说可容纳5-7万观众，但不管容纳多少，这些人的血恐怕都是冷的，无论他们观看表示时多么“热血沸腾”。

古罗马人好征战，不然也不可能有称霸亚非欧的版图，不征战的时候他们还要好观战。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的将近600年间，罗马统治了突尼斯，同时也将欧洲文明、他们的习俗带到了这片净土。罗马人在突尼斯修建了无数古城、竞技场、神殿、露天剧场……在之前的内容中我写到过突尼斯古国迦太基与古罗马的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古罗马攻破了迦太基城，古迦太基自此灭亡。而这座斗兽场的建立年份很多资料都写着公元前三世纪初期，也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就开始建造了。

建造竞技场的巨石并非来自本地，因为杰姆并不生产巨石，这些沉重的建筑材料都来自于30公里外的萨拉塔，也有人说是靠奴隶从200公里外的加贝斯开采并运来的。最终建造成了长轴188米、短轴156米，总占地16万平方米的庞大竞技场。

后来蒂斯杜斯就是现在的杰姆，成为了罗马帝国在北非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公元238年发生反叛后，忠于马克西米努斯皇帝的军队摧毁了这座城市，杰姆一蹶不振，就再没恢复。竞技场失却了它的功能，有一些巨石被拆下去修筑造别的建筑了，其中就包括凯鲁万的奥克巴大清真寺，其余基本保存完好。直到17世纪（也有说19世纪），无知的人们炮轰了竞技场，为了将被土耳其统治者驱赶出来不同政见者，炸出了一个大洞……

19世纪中叶，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将称埃尔杰姆斗兽场为“罗马帝国在非洲存在的标志和象征”。不少法国著名作家，像莫泊桑就曾专程来此参观。突尼斯独立后，在外国专家帮助下，政府对竞技场进行了修复。除供游人参观外，每年夏天还用于艺术节演出。历经风雨的竞技场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上演着一场接一场的音乐会，歌声悠扬，旋律在剧场上空盘旋回荡，它见证了人类由野蛮迈向文明的进程。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古罗马竞技场成为人间炼狱

这种竞技场最初只是人们用来观看兽与兽斗的场所，直到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的出现。他在研究中发现，一些特殊宗教场合原本只是让动物与动物厮杀来祭祀，后来居然让人来替代动物，觉得太不人道，就找了一个社会学家朋友讨论下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谁知，我原以为是好心的初衷，却带来了后世多少人的人间地狱。

李维记起曾经在一本记录古代军事史的书上看到古代处置战俘的方法，就想，反正这些人都是死，还不如用他们来替代那些“仅仅是因为欠富豪的钱还不上而被迫参加角斗的健壮青年”。社会学家朋友也点头称是，并且建议把罪犯也列进去作为角斗的候选。他们就选了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像什么暴力杀人犯、小偷、纵火犯等，在帕埃斯图姆一个富商的葬礼上“表演”角斗。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人们相当喜欢这种表演活动，到罗马帝国时期，一场角斗甚至涉及数百人，持续长达100天之久。人们津津乐道地观看着场内的厮杀，反正死的不是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王公贵族、冷血人民，居然要拿别人的生死作为娱乐，作为赚钱的工具。埃尔杰姆竞技场有数以万计的观众包间，许多地下机关，为了身份高贵的观众能更好地观看决杀，让这些身份和行为不匹配的人们更好地享受。

我们走进了当年关押动物和人的“房间”和坑道内，现在的人们为了地下采光，将原本的地面用一条玻璃代替，可以想见原来是多么暗无天日。角斗士们就是在这样阴暗又狭长的坑道中备战，在像窑洞一样的土窝中生存，数着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他们并不知道将要到来的对手是谁，直到打开门的刹那，可能是猛兽、猛将，也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父亲或亲兄弟。

观众的呼声和意见可以决定是否杀死战败者，即使是观众不愿意战败者死，也只是让他多活两天而已……结果都是一样的惨绝人寰。这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话：果实成熟了，腐烂是它唯一的命运。当上了角斗士，结果就是死。

有关罗马角斗士格斗的最早纪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当时是将战俘作为角斗士。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意大利考古学家发现了古罗马战功赫赫的将军马库斯·诺尼乌斯·马里努斯的大理石坟墓。马里努斯正是好莱坞影帝拉塞尔·克劳在史诗巨片《角斗士》中所饰演的马克西默斯的原型。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2000年上映的荣获73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角斗士》，温情的硬汉，超人生父罗素·克劳主演的古罗马将军所向披靡，老国王托国于他，却被儿子杀害，将军也被下令处死，所幸逃脱，而妻儿难逃蹂躏灭杀……马克西姆斯被当做逃兵卖到了突尼斯，与在迦太基找到的黑奴Juba一起被买作角斗士，又回到罗马为篡位皇帝表演的戏剧性轮回。

这部电影太深入人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误解。角斗士是不会跟动物对战的，跟动物搏斗的表演者叫“斗兽士”。在罗马人眼中，斗兽士和角斗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角斗士有时可以在战斗中投降，失败者也不一定会被杀死。电影里康茂德皇帝伸出大拇指来水平放置，最后通过指向上或下来决定角斗士的生死，而现实中则应该是皇帝希望角斗士活下去时会用四个手指遮住拇指，希望角斗士死时露出拇指。

千年轮转，依旧荡气回肠

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可以轻松自在地以参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小猫悠然自得地睡在竞技场的土地上晒太阳，小商贩们利用竞技场的盛名招徕的游客售卖纪念品，学生们在此创作临摹这座建筑奇迹……曾经的历史，好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想如果那时的人们能够穿越到和平年代，再返回头去看他们当时的处境会是怎样的心情。很多年前一档广播节目的片花说过这么一段话：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英雄？当历史还原为岁月，当英雄还原为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复杂的世界其实很简单。

即便是战争俘虏，在这个社会畸形产物中上演的人生最后的表演，也是英雄悲情主义绽放的最灿烂的生命之花。复杂的生活只化作一个词：生存。

记得2010年看过的一部俄罗斯电影叫《古墓迷途》，讲四个年轻人挖出了二战时的一个保险柜，里边的士兵证写着他们的名字还贴着他们的照片。当他们跳到附近的湖中再潜出时，已身处1942年的前线地带……其实，在21世纪的艳阳天刨出来了就是自己的遗骸。

“我们会再见的，只是时候未到”。马克西姆斯和他的难兄难弟朱巴说着这句话，影片最后朱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悼念着给他活下去希望的将军，笑着，学会了说这句：Not yet……

钢铁侠在为自己录制的最后一段影像中说道：

“Everybody wants a happy ending, right?But it doesn't always roll that way. "

是的，我就是这种人，我喜欢美满的大结局，在我心里，马克西姆斯杀死了篡权弑父的禽兽皇帝康茂德，与露西亚公主结婚，登上本应属于他的皇位，仁爱地治理国家……

而现实，我不愿再多看一眼这部电影，即便它荡气回肠。

参考文献：《这群社会畸形产物，为何令古罗马人如此疯狂与痴迷？》石亚明

作者：那敢情好了

文艺范儿独立摄影师，旅行、美食、生活方式撰稿人

多平台认证、签约旅行家，美食达人

双微：那敢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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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欧洲的皇帝还需要教皇的加冕？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欧洲的皇室、宗教、百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十字军东征和文艺复兴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你一头雾水，不妨读一下《极简欧洲史》这本书，它将以非常轻松又清晰的方式告诉你所有的答案。

《极简欧洲史》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约翰·赫斯特。该书以清晰、幽默、发人深省的笔调，杂以活泼的插图，叙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文明，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冲击与巨大贡献。

作者从三大元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以及日耳曼战士文化开篇，描述了这三大元素如何彼此强化，又相互对立，最终形塑为欧洲文明的内核；继而在诸多世纪以来催生帝国与城邦，激发征服与十字军东侵，造就出许多性格截然分明的人物──如仁慈的皇帝、好斗的教皇、侠义的骑士，乃至世上第一批享受繁荣和启蒙果实的公民。哲学思维与民主制度的渊源、政治权力的传递，甚至是医学、生物学使用拉丁文的源始，这种种欧洲因素不断形塑了现代文明的各种特质，使欧洲遥遥走在现代世界的前列。

欧洲由谁说了算，是国王，还是教皇？

答案：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普及，教皇接受百姓乃至国王的信仰。虽然教皇一般不插手世俗社会的事务，但作为王权和教权两大权力中心，国王和教皇往往是一起协商，共同管理欧洲的。

直到21世纪的今天，教皇仍然存在，但是他实际管理的地方只有位于意大利境内的“国中国”梵蒂冈了。教皇不但是那里的宗教领袖，还是国家元首，这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本有见地、理解深入、值得好好读一读的书。

——钱文忠教授

该书的作者约翰·赫斯特以极其简练的文字，从宏观上完整地介绍了欧洲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透彻地述说出欧洲历史的精要。

极简作品不好写，它不是一种节略版，而是对事物真相的高纯度提炼，没有烂熟于心的对材料的熟悉，没有对世事洞明的识力，根本是无法把握到事实的真相的。《极简欧洲史》篇幅不大，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对欧洲史进行一次概略般的描述。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把欧洲历史简化为一个公式般的套路，套在了所有的欧洲历史进程中，把纷繁荣复杂的历史现实删繁就简成寥寥的几行筋骨，就像《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的关系图能够被认为是小说的内在的“纲领”一样，在《极简欧洲史》中，作者抽出了三个关键的概念，作为通贯欧洲历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要素。

影响欧洲的最重要的三大因素：

1.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文化上，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源。提供了欧洲的精神元素。

2.基督教的发展

信仰上，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化表面看起来是反对希腊罗马精神的，但实际上却促进和保存了希腊罗马的文化，虽然用自身的教义断章取义了部分地希腊罗马文化，从而导致中世纪长达千年的黑暗，但希腊罗马的文化，一直被基督教传承下来，并没有完全熄灭，一旦机缘来到，便能引起传统文化的复兴。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复兴。因此看起来，造成欧洲停滞不前的基督教也变相地成为了欧洲文明昌盛的一个动力。

3.日耳曼民族对罗马的入侵

种族上，是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

《极简欧洲史》认为日耳曼不仅仅是今天的德国的民族。但希特勒发起世界大战，其中有一个动机就是为日耳曼民族向东扩张生存空间，那些空间此时被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俄国人之类的劣等斯拉夫人占据。

赫斯特认为法国、英国等国家，都属于日耳曼民族。这样，我们从整个欧洲史的线轴上进行鸟瞰的话，会发现，今天德国所拥有的日耳曼民族、德意志内在特质，一直是欧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主导力量，德国在欧洲的举足轻重地位，往往在欧洲历史中不请自来地凸显出来。甚至我们可以说，一部欧洲史，更像是德意志与日耳曼合成的历史。虽然德国的出现，在欧洲国家中是偏晚的一个，但是德国所涵容着的内在骨干，却傲然屹立在欧洲的历史轴线上。

蛮族对欧洲的入侵，包括对罗马的毁灭，是欧洲的一个机遇。日耳曼人是今日西方文明、西方民族的主体，但在历史中，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拥有一个负能量的名字——蛮族。正是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帝国的侵蚀，导致了罗马帝国大厦的最后坍塌崩溃，但也正是这些蛮族，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作者认为，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并没有带来自己的文明，而是全盘接受了侵占土地上的原有文明，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就是接受了在罗马领地上的信仰基础，即日耳曼蛮族不加剔除地全部支持基督教。

影响欧洲文明的三大因素中内存的逻辑关系：

以这三个因素为线索，赫斯特将时间轴划分为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继而从战争、民主、语言、皇权与教权、百姓生活等多个分支切入，先总后分地分析欧洲现代文明形成的种种因素，最后总结出欧洲文明为什么可以如此先进的原因。

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与精髓，这是不能动的，而基督教虽然铲除希腊罗马文化，但并没有灭绝它，而日耳曼蛮族也是支持基督教的。这样，表面上看是杀伐而来的日耳曼通过保护了基督教文明，变相地支持了希腊罗马文化。

在赫斯特的眼里，这三大关键因素是环环相扣的，先有什么后有什么，为何如此，似乎冥冥之中早有注定。通过梳理和静观，我们得以看到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在历史中的表现为何不同，所展现出的巨大差异在哪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这就是此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意义。

结语：

十五万字的薄薄小书，却能够帮助我们在极简的篇幅内了解欧洲历史最简约的路线，而且还能够烛照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迥异之处，确实是一本言简意赅且对我们有所教益的历史书籍。赫斯特凭借《极简欧洲史》为敲门砖为我们打开了欧洲历史的繁复大门，提供了一个极富个性的管窥之孔，能让我们沿着作者的观察目光，看清欧洲历史的一个“斑”，一本薄书做到这一点，证明它没有陷落在材料的深坑中，而拥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提炼出了作者自身所想要向读者表达的核心内容。这是一本让人有所收益的历史书最应该具有的品质。

而且此书虽薄，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语言通俗易懂，小故事的穿插让整本书轻松、有趣，书中还配有插图帮助读者理解记忆，确实值得反复阅读，认真思考。

中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三大拉丁教父对未来教义和教派的影响

君士坦丁大帝改宗之后，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的交融便加快了。在他之后，有三位伟大的基督教学者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约339—397）、圣哲罗姆（St. Jerome，约340—420）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继续致力于这项工作。帝国正在迅速地基督教化，而在古典文化的学术力量消失之前，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希腊—罗马哲学来诠释基督教信仰。他们三人都是政务繁忙的执政官，每天都有许多政治要务和教会事务要处理，因此他们的教义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产物，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他们对后世的基督徒有决定性的影响，后人尊称他们为“拉丁教父”。

安布罗斯是米兰主教。这座城市在4世纪末期代替罗马，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安布罗斯执政得力，又富于雄辩能力，还是一名阿里乌斯派的坚定的反对者。他精通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因此在他的布道中，处处引述过去异教时代的伟人，如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等。非常重要的是，在位居要职的教士里，他第一个坚持皇帝必须在道德上达到作为神职人员的要求。在狄奥多西皇帝屠杀了萨洛尼卡的反叛者之后，安布罗斯禁止他进入米兰大教堂，直到他正式公开忏悔之后才放行。后人在处理教会高层在信仰和道德方面的事务时，安布罗斯的鲜明立场和皇帝的公开让步一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先例。

圣哲罗姆是同时代的圣经学者中最有名的一位。他生性不安好动，说话还常常尖酸刻薄；他曾对一个反对者说：“好心的先生，您想要撒谎，但您却没这个水平。”哲罗姆在帝国四处游历。他在罗马住过一阵子，之后却在伯利恒建了一所修道院。他的僧侣们投身于抄写拉丁语手稿，这项事业之后被无数的修士延续下去。一些本来可能失传的古希腊—罗马典籍——比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就此保存下来。哲罗姆生前却被一个梦吓到过。他梦见耶稣将他从天堂驱逐出来，说道“你是西塞罗主义者，不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将异教的作品奉为圭臬到底合适不合适，哲罗姆对此犹疑不决；但是他实在太热爱古典文学了，不可能放弃它。最终，他决定用古希腊—罗马文学来为上帝效劳。

哲罗姆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研究和翻译了基督教的经文。他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本译出了《圣经》的拉丁文定本，即《拉丁文圣经》。中世纪及以后的天主教会一直将此定为标准文本，后来各种语言的《圣经》译作都以此为原本。对西方文明而言，哲罗姆的《圣经》翻译是一项无价的功绩。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是古罗马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信仰基督教的经历将在后面的“人物传略”中细说。希波是北非的一座大城市，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每天忙于解决那里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他著作颇丰，与各个异教和邪端教义不停地笔战。在笔战中，他讨论了许多至今仍困扰着神学家的关键问题：圣三一的本质、善而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为什么会有恶、教徒生活中婚姻和性的角色、基督教教职的特殊性，以及自由意志和宿命的本质。从他的著作诞生出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理性基础。直到今天，神学学生仍需谨记：一篇好的布道文必须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

和圣哲罗姆一样，奥古斯丁也害怕基督教的灵魂被异端思想给玷污。同样和圣哲罗姆一样，他也最终认为，好的基督教徒不应该“喜爱”异教著作，但可以“利用”这些著作为基督教服务。于是，奥古斯丁利用柏拉图的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建立了新的基督教哲学框架。奥古斯丁认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现实世界没有精神世界重要，但现实世界也是博爱的上帝一直辛勤创造的产物。奥古斯丁利用基于犹太教的传统基督教教义，详细阐述了一个道理，也就是上帝创造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是为了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永远生活在自己的注视之下，以此获得拯救；但是上帝不愿让人类成为他的牵线木偶，就赐予人类选择的自由。人类可以选择善（即接受他的爱），也可以选择恶（即拒绝他的爱）。由于亚当和夏娃作了错误的选择，人类就不再无罪，变得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人类和上帝的关系便由此中断了。但上帝为了重新联结起人类，就化作人形，以耶稣的面貌来到人世，受苦、被处死，而后复活。亚当和夏娃背负的原罪由化身为人的上帝——基督的受难而被赦免，人类获得拯救再次成为可能。

因此，对奥古斯丁而言，基督徒的生命，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获得由基督的牺牲换来的拯救。但是奥古斯丁断言，人类自身是无力的，只有通过神的恩惠，才可能被拯救。换言之，他认为，人类自己没有能力走向通往天堂的路，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赐予。既然这样，在奥古斯丁看来，没有人注定得到拯救；有些人可以被拯救，只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由于上帝的恩惠而得到指引和加强。

神的恩惠在人类的拯救中不可或缺，这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书的主题之一。在这本书里，奥古斯丁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且全面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影响很大。他否认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关于历史不断循环重复的说法，而是认为，历史是在上帝和人类的交互作用之下的有目的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上帝创造人类开始，经过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最后在世界末日结束。奥古斯丁认为，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因素是人的道德力量，其唯一目标就是人的拯救；因此，真正的历史与政治、统治者、国家的关系，不如与善和恶的斗争来得密切。善和恶的斗争不仅存在于每一个国家，更存在于每一个人。奥古斯丁相应地将人分为相对的两种：不是按异教徒的分类法，分作罗马人和野蛮民族两类；而是一类人承蒙上帝的恩惠，另一类人没有。第一类人居住于“上帝之城”，第二类则居住于“尘世之城”。奥古斯丁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个城市在此生此世永远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而城市的居民会在死亡之时受到审判：到底是得到永恒的救赎，还是遭受永久的诅咒。因此，人类的历史有着让上帝之城发展、繁荣的目的。

奥古斯丁关于婚姻和性的教诲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也很有影响力。从基督教诞生以来，就有教徒拒绝结婚，信奉贞洁。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耶稣的激励。《马太福音》第19节29句：“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不仅如此，他们还仿效圣徒的行径，比如居住在埃及沙漠深处的虔诚的隐士圣安东尼（St. Anthony，约250—355）。他和其他早期的男女独身主义者因为他们严守教律而备受敬仰，他们的行为被视作活生生的殉道；在313年之后，这一点格外难得，因为在这一年，帝国政府不允许殉道以死亡形式出现。基督教早期的这种苦行主义是完全正统的行为，并且由此产生出修道院里的隐修生活。逃避现世，投身于宗教冥想，完全不受干扰，这种行为并不只见于基督教。别的宗教——例如佛教——也有类似的修行。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隐修生活是一种特别有力的表达宗教信仰的方式。

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主张隐修生活的教徒才刚刚开始形成团体。其中一些人效法圣安东尼的苦行主义，另一些人则非常极端，他们主张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过独身的生活。奥古斯丁虽然自己也是独身者，但依然在《论婚姻之益处》一文中严厉抨击了那些极端者。奥古斯丁承认，修士、修女献身于独身生活，献身于祷告和自我否定，他们的身体力行能够说明“理想的”修行生活确实需要独身。但是他也指出，这种理想并不适合每一个人。而婚姻生活正是普通的教徒除苦行以外的另一个很好的选择。奥古斯丁赞美婚姻，一是因为婚姻能产生后代，二是因为夫妇之间的爱情和性生活方面的彼此忠诚，三是因为婚姻本身即是神的恩惠的产物。奥古斯丁为婚姻所作的辩护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的教会法典里关于成婚、离婚和生育控制的条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教会法典制定者接受了奥古斯丁“婚姻的基本益处之一在于生育后代”这条教诲，因此他们就反对控制生育。当然，奥古斯丁为婚姻的辩护保证了基督教的基本生存。试想，如果极端苦行主义者占了上风，那基督徒们就不可能生出孩子来传承他们的信仰了。

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在很根本的几方面促成了西方哲学的成形。他的“两座城市”理论尽管有后世学者的再诠释，但影响了西方的政治观念长达千年。他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到12世纪中叶为止一直主宰着西方哲学；至今仍是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着重强调的神的恩惠，后来成为16世纪新教领导的思想源泉。他关于婚姻和性的论述至今影响着基督教的几个教派。

罗马帝国的边界

古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公元753年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之时，罗马城邦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家，仅仅占据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一隅之地。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之中却征服了地中海附近的广阔欧洲地区，在屋大维成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极盛。

因此，最初的罗马很难说有明确的边界。由于罗马军队在扩张时期所奉行的策略不是防守而是进攻策略，因此他们倾向于使用暴力来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叛乱和抵抗，因此罗马军队入侵不列颠群岛之后，一位蛮族酋长这样哀叹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人使用暴力创造了一片荒地，却将其称之为‘和平’。”

然而在罗马帝国初期，罗马帝国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帝国漫长的边境线随之成为了巨大的压力线。伴随着古日耳曼人、古斯拉夫人蛮族对罗马帝国边境的骚扰，罗马皇帝意识到，帝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对外扩张的态势，维持现有疆域的稳定才是重中之重。那么，古罗马帝国的防御体系是如何构成的呢?

罗马防御体系之源：简单有效的罗马城墙

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以城墙防守游牧民族的入侵似乎都是一种共识，在这一方面秦始皇所修筑的万里长城可以说是杰出之作，《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这样评价长城对于游牧民族防御的有利之处：“修筑长城有五大益处：第一，防止游牧民族的长驱直入;第二，居民放牧不会受到抢掠;第三，减少平时不必要的军事防备;第四，登上长城可以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打击游牧民族;第五，长城经年累月都可以作为永备工事来防御入侵。”

而在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长墙(长城)也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不列颠北部的哈德良长墙了。罗马帝国入侵不列颠群岛之后，很快征服了不列颠南部地区，但是对于北部的苏格兰人却毫无办法。对此，著名的哈德良皇帝曾经亲自前往不列颠北境巡视，随后动用了罗马帝国三个军团的兵力，花费了6年时间完成了这堵长达120公里的长墙。

从建筑格局来看，哈德良长墙的人工防御体系可以说十分完备：长墙外围是高达160余米的石制瞭望塔，用于监视苏格兰人的动向;在瞭望塔的脚下，是一条宽约9米、深约3米的壕沟，在壕沟的后面是一堵高达6米、厚为3米的石质城墙，正是它将瞭望塔和壕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哈德良长墙坚固的防御体系。

当然，再严密的防御体系也需要有军队的支持和维护。哈德良长墙的背后就是罗马军队的驻地，他们通过瞭望哨来严密监视苏格兰人的入侵方向，并且通过哨兵、道路巡逻等方式加强情报联系，可以说是古罗马城墙防御体系的典范之作、

那么古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防御体系是不是也和哈德良长城一样坚不可摧呢?这一点就值得商榷了。举个例子，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帝国莱茵河附近的人工防御体系十分简陋，由于条件有限，罗马军队在当地使用杉木栅栏、禁牧区以及简陋的木质塔楼来防御日耳曼人的入侵。

直到马克·安东尼担任高卢总督之后，这里的简陋防御工事才被强制要求“哈德良长墙化”，对此安东尼还在原先的防御工事外修筑了60公里的安东尼城墙，但是随着安东尼在后三头争霸之中的落败，这段新修的城墙也很快就被罗马军队所废弃了。除此之外，在北非占领地，罗马军队的城墙防御也是使用木栅栏和木质哨塔所组成的线性防御工事，这些简陋的防御工事被罗马军队称之为“墙”。

虽然修筑得越坚固的工事，其所能达到的军事防御能力越好，然而当时罗马帝国漫长边境线上所采用的大部分城墙模式却十分简陋。不过从实际情况上来说，它们所发挥的军事作用也简单有效：由于当时马上游牧民族的军事发展水平并不高，因此只需要木质栅栏以及少量的罗马军队就能有效威慑入侵者;与此同时，这些简陋的防御城墙能够很好地限制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使得罗马军队在面对蛮族的小型骚扰时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罗马帝国防御体系之基：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典故，出自于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公元407年，西罗马皇帝霍诺冤杀名将斯提里科之后，阿拉里克兴奋之下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谚语：“All Roads Lead to 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见当时的罗马帝国内部有着极其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而罗马帝国宽阔的大道也对罗马边境防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由于罗马帝国的不少地区的防御体系都是以道路、栅栏和瞭望塔所构筑的，驻扎在防御工事之中的罗马军队需要强大稳定的后勤供给，因此当时的罗马帝国十分重视对商业和军事道路的基础建设。从罗马道路的修建方式上来说，罗马帝国对于道路的设计要求十分之高，其设计之精密也在世界古代历史上首屈一指。在设计道路之前，古罗马军队的测路员需要使用复杂的仪器测量道路，比如说使用日晷是用来确定道路方位的，还需要使用地层仪和量角仪来测量地形下面的剖面，以此来确定地基的深度。

而在确定基本的架构之后，罗马人修筑道路的材料和过程也十分精细，首先工人们要照着事先已经刻画好的基线，使用深犁在土地挖出一个深约1.5米的路基;随后，罗马工人们要在路基填充4种路基材料：首先最下面需要使用碎石混合砂浆作为基础，而第二层使用砂浆混合鹅卵石做成不透水的隔层，确保地下水和地上水不会破坏路基;第三层使用石灰和沙土混合，确保路基的平整，并且随后还要使用重物压实;而最后一层更是体现了罗马人高超的修路水平，他们使用碎石块将整座道路铺成中间略微凸起的路面，使得雨水能够沿着石块流向路边的排水道。正是这样的道路保证了罗马军队辎重运输和情报传输的效率，并且其中一些道路直到今天也依然被欧洲国家沿用。

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已经形成了以29条主干道为主、320条联络道路为辅、全长7.8万公里的完备道路体系。发达的交通运输不仅保障了罗马军队边防的后勤供应，还使得罗马帝国与各个行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更为密切，无形之中巩固了罗马帝国的稳定。

罗马帝国防御体系之本：罗马军团的部署方式

如果说罗马道路是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基础，那么骁勇善战的罗马军团就是罗马帝国线性体系的防御根本，因为在古代欧洲军事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没有什么基础设施能够完全取代人在战争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古罗马帝国初期，帝国已经扩张至版图领域的极限，因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开始修筑线性防御工事使让长期征战在外的罗马军团的士兵们在边境上稳定下来，因此罗马军队全部被统治者部署在帝国边境，国内只剩下了禁卫军和少量城市军团。

固然，这种将军队全部部署在边境的方式使得罗马帝国能够维持后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这样的防御模式也并非无懈可击。在帝国兴盛的前提条件下，这种防守模式无疑是最为科学合理的，罗马军团长期遏制着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使得罗马帝国的统治维持了数百余年的时间。然而一旦帝国内部爆发起义，或者遭遇统治危机，这样的防御模式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其实早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这种防御模式的弊端就已经彰显出来：在斯巴达克斯起义之时，由于罗马军团的大部分兵力全部被部署在边境，因此罗马元老院只能让两位没有带兵经验的执政官带着不满2万人的罗马军队去镇压12万人的起义军队，如果不是斯巴达克斯的决策出现问题的话，就连罗马城鹿死谁手也尚未可知。

由斯巴达克斯起义对罗马防御体系的影响我们可以得知，这种依靠城墙体系，将大部分军队部署在帝国边境的防御模式，只有在帝国稳定时才能依靠强大的国家财政得以维持，而一旦罗马帝国内部出现衰落和分裂时，这种防御模式就会迅速失效。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内部爆发了“五十年内乱”，连续更换了26位皇帝，在内乱之中罗马帝国内部消耗了大部分的力量，，北方的日耳曼人趁机对发动多次入侵战争，使得罗马帝国很快丢失了高卢等广大领土。

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罗马军队进行了地方化改革，给予了边境上的军团更大的权力，使得他们拥有了在当地募集士兵的权力。虽然有学者指出，罗马军团的蛮族化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军团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借助蛮族士兵的力量可以立竿见影地提升罗马军团的战斗能力。

不过从长远方面来看，罗马军队的改革也加速了罗马帝国原先以“城墙、道路和军团”为核心的线性防御体系的崩溃，因为这只军队一来不能很好的保护平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来他们只为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确切的说是罗马元老院以及罗马皇帝服务，而帝国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得罗马军队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罗马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需求。在吏治败坏、贪污成风的罗马帝国后期，这种改革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罗马帝国财政体系的彻底破产，失去了财政支持的帝国防御体系也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而迅速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