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麦克尼尔高中

按：据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12日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这一新闻在短时间内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通常在啮齿动物之间流行，偶尔能引起人间流行。近年来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中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1至10例左右。

鼠疫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种令人恐慌的传染病，清代文人师道南所著的《死鼠行》这样描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也曾饱受鼠疫疫情之苦。有历史记载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有三次。第一次起源于公元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导致东罗马帝国全国人口死亡近半，并几乎蔓延至当时所有的知名国家。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开始于14世纪的中亚，到1800年左右才停止，导致欧洲人口四分之一死亡，史称“黑死病”，它给世界造成的混乱、恐慌与损失不亚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大流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源于1855年的云南，于1894年在广东爆发，传至香港后，经过航海交通散布至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期间全球先后死于鼠疫者达数千万。

奥地利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三次鼠疫流行激发了每个受威胁地区研究鼠疫的渴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医学工作者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人类开始对鼠疫有了真正的认识，研究科学的防治措施，使得疫情得到控制。在下面这段书摘当中，《瘟疫与人》一书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探讨了19-20世纪的源于中国的鼠疫大流行，他看到，人类真正了解鼠疫是从1894年的香港开始的，虽然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但鼠疫大流行也得到了医生团队的有效遏制，是现代医学中“最富戏剧性的胜利”。

《关于中国等地的鼠疫》（节选）

文 |[美]威廉·麦克尼尔 译 | 余新忠 毕会成

故事开始于中国腹地。早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抑或更早时代，鼠疫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就已作为地方病扎下根来。19世纪早期，萨尔温江上游构成了感染区与未感染区的分界线。后来，1855年云南爆发了起义，中国军队跨过萨尔温江前往镇压，由于未意识到鼠疫传染的危险，染病后的军人就把它带往各地。此后，鼠疫接连暴发于中国内地各处，但未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1894年该病传至广州和香港，给当地的欧洲居民带来了恐慌。

《香港治疫章程》，《申报》，1894年5月22日，第47册，155页。

1894年，细菌学说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鼠疫在中国的出现，激活了欧洲梦魇般的民间记忆，受业于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法国细菌学家）和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德国细菌学家）的弟子们急切地要去揭示其传播的秘密，国际研究小组于是被派往现场。仅在他们到达香港的几周内，一名日本和一名法国的细菌学家（译者注：分别是北里柴三郎和耶尔辛），就分别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即鼠疫杆菌（1894年）。在随后10年间，从事这项研究的国际医疗特遣队在香港、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众多地区展开研究，杆菌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随之逐渐浮出水面。

在鼠疫出现在香港的10年里，世界所有的重要海港都经历了这一可怕疫病的袭击。这一事实，也不断强化了国际社会对鼠疫的关注。在大多数地方，传染很快被遏制了；但在印度，鼠疫却深入内地，在它到达孟买（1898年）的10年中造成大约600万人的死亡。

鼠疫接连不断的小规模暴发，以及有可能给欧洲、美洲和非洲带来重大灾难的风险，激发了每个受威胁地区研究鼠疫的渴望。最具意义的发现之一便是，在美国、南非和阿根廷，穴居的野生啮齿类动物群落甚至比人更容易感染鼠疫杆菌。1900年加利福尼亚的地鼠最先被发现感染了鼠疫，同年，该病局部地流行于旧金山的华人当中。鼠疫在人群当中很快消失了，但杆菌仍兴盛地存活于地鼠之中，并一直持续至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类似的传染病在感染了南非的德班（Durban）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又很快在德班以外的南非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阿根廷的穴居啮齿类动物群落中被发现。

上述啮齿动物在种类上存在区域性差异，与亚洲穴居的啮齿动物群落也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啮齿动物的洞穴里，不管混居着哪些种群，对杆菌的态度都被证明是友好的。事实上，自从这种传染病在旧金山外围地区首次出现后，北美受感染的地区逐年增加，到1975年，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疫源地，并且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如此广阔的感染区域，事实上不比旧大陆任何长期的疫源地逊色。

考虑到穴居啮齿类动物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疫病从一个地下“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地下“城市”的条件，鼠疫在北美的地理扩张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当啮齿类动物的幼崽稍稍长大时，它们就被父母逐出老洞穴，到处乱闯，甚至干脆远离群落，漫游几英里寻找新家。这些盲目的漫游者，一旦发现新的啮齿动物群落就会企图加入。这种生活方式给它们提供了交换基因的绝佳途径，也使它们从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进化优势；但也为群落间的疫病传播创造了条件，这种传播速度高达每年10～20英里。此外，人类活动亦加快了鼠疫在北美啮齿动物中的传播。牧场工人把生病的啮齿动物装进卡车，以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目的是让它们把致命的鼠疫传染给那里的草原松鼠，尽可能地消灭它们，为牲畜留出更多的牧草。然而，北美鼠疫的传播在受这类行为影响的同时，却并不限于人类的干预。结果，到1940年，美国全部穴居啮齿动物至少有3/4的种类都携带鼠疫杆菌，各类跳蚤中也有3/5被感染。

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而生活在美国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场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使他们远离杆菌流行的啮齿—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区，人类鼠疫的发作次数不多，且尚未引起社会注意，特别是地方当局面对辖区内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应往往是遮掩事实。

19世纪的香港，街上店面。

然而，1911年（译者注：实际应为1910年，宣统二年冬），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暴发于满洲，又复发于1921年。新的国际行动被迅速组织起来以遏制疫情。随后的调查表明，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与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它们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杆菌的幸福家园。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但到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长期禁止关内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官方规定不再被遵守，毫无经验的大批关内移民追随土拨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移民对土拨鼠一律设陷阱捕杀，结果鼠疫最先在他们中间暴发，并使哈尔滨市迅速成为鼠疫中心区，然后从这里出发，沿新建的铁路向外扩散。

1894—1921年的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具有职业敏感的医学小组的眼皮底下，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鼠疫，也的确成功地弄清了鼠疫的传染途径和传播路线。没有这些研究和随后的预防性措施，20世纪的地球就可能任由鼠疫蹂躏，由此造成的死亡将令那些查士丁尼时代留下的记录相形见绌，甚至14世纪肆虐欧洲和旧大陆的黑死病，也无法与之相比。

《瘟疫与人》[美] 威廉·麦克尼尔 著 余新忠、毕会成 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8-5

审视已知的19—20世纪人类与鼠疫的对抗过程，有必要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汽船航线网是将鼠疫扩散到全球的便利渠道。事实上，一旦鼠疫出现于广州和香港，其传播的速度就只受限于轮船把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带到新港口的速度。传染链如果能从一个港口延伸到另一港口而不被切断，速度显然是关键。既然鼠疫杆菌会使幸存者产生免疫力，它在船上的老鼠、跳蚤和人类宿主中的存活就很难坚持数周以上。在航海时间太长、大洋太宽的过去，鼠疫杆菌无法在船上长期存活，更谈不上登陆美洲和南非的港口，在那里找到安身之处了。但是，当汽船更大、更快，或许还携带了更多的老鼠，便将传染链拉得更长，跨越大洋顿时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了。

其二，船上感染的老鼠及其跳蚤，不仅把鼠疫传染给港口上的人，还传染给它们在半干旱地区的野生远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阿根廷和南非，野生状态的鼠疫潜在宿主种群已经存在了无数代。要产生新的疫源地，所需的只是杆菌赖以跨越地理障碍（此处指海洋），蔓延至已有适量穴居啮齿动物的新地区的途径。穴居的啮齿动物，尽管在种类和习性上存在很大地域性差别，但它们既易于感染又能维持传染链永不中断。自从医务工作者开始观察到这类现象，重要疫病就未再发生地理上的意外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类似的突变没有发生过。相反，19—20世纪的鼠疫史提供了这种变化的范例和模式，一旦阻碍鼠疫杆菌扩散的既有障碍被突破，它就会极其迅速地占据新的领地。实际上，无论变化看起来多么突然，鼠疫的最新胜利也依然是一种正常的生态现象。因为某个生态龛一旦空出，通常很快就会被某种人类或非人类的有机体占领，并据以繁衍生息。

其三，在中国云南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当地人当中同样存在的古老习俗，似乎相当有效地阻止了鼠疫对人类的感染。尽管这些地区的啮齿动物洞穴中始终存在着鼠疫杆菌，但只有当新来者不再遵守当地的“ 迷信”做法时，鼠疫才成为人类的问题；而且对传染病一无所知的外来者对当地的侵扰，还经常伴随着军事—政治动荡，这类动荡在过去也经常引发疫病灾难。

从云南和东北的民间习俗在鼠疫防范的有效性上，我们可以看出，1894—1924年成功发展起来的医学预防措施，不过是人类应对疫病危机的正常反应，只是更为迅速和科学有效而已。在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容许神话和习俗通过试错法，来确定一套可接受的人类行为方式，把疫病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但科学的医学不再如此，而是就新的行为规则达成共识，并动用“国际检疫规则”这一全球性的政治框架，来强制推行新规则。就这一角度而言，20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的辉煌成就，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富有创意；尽管这个世纪应对鼠疫的医学措施的有效性，远远超过了以前限制疫病肆虐的那些方式。事实上，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可以事先制止这些流行病，而这些流行病本来可能抑制甚至扭转人口大量增长的趋势。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瘟疫与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略有删节。

约翰·麦克尼尔（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这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就以一本《西方的兴起》赢得大名。2003年，他与其子著名环境史研究者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人类历史》(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2011年引进此书，2018年推出的中文修订版，则更名为《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值此新书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小麦克尼尔，请他谈谈撰述此书的初衷与经过，以及他们父子对全球史的理解。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

您的祖父是一名历史老师，您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又是一名蜚声全球的历史学家，是世界史研究的先驱性人物。您选择从事历史研究是否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在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您觉得这种家学渊源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威廉·麦克尼尔，摄于2004年

麦克尼尔：

没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历史学家。我祖父研究的主要是基督教会史，他是加拿大人；我父亲研究世界史（全球史），他们都很成功，写了很多书，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成为历史学家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家学渊源是一种优势，我比大部分其他孩子能耳濡目染更多。但也有一些劣势，因为我父亲很成功很有名，我常常被拿来跟他比较，可以说我还没有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但这也没关系。

我曾经努力学习其他学科，我在本科一开始学的是数学和物理，我也尝试过工程方向，但学得不太好，所以我直到本科最后一年才转向历史方向，因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你一开始不需要选定本科专业方向，你可以在中途选择，你可以改变主意。我就改变了主意，因此我较晚才决定要成为历史学家，但我很庆幸自己做出的选择。

如果说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他们的专注投入和勤奋。他们工作都十分努力，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职业道德方面的榜样。这大概是我从他们那里受益最多的，但肯定不止如此，因为我父亲是世界史学家，这影响了我的观念，有时使我也想成为世界史学家。

我们知道，写作全球史对历史学家的知识面的要求非常高。《麦克尼尔全球史》不仅涉及西方世界，还涉及诸多非西方世界。这让我们很好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您和您的父亲是如何进行知识上的准备的？

麦克尼尔：

我们所做唯一的准备就是多年来的历史阅读和教学。我们合写这本书时，我父亲的阅读积累和教学经历已逾五十年，我也有二十年的经验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准备。我也努力学习了我父亲不太熟悉的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洲史，他不太了解非洲史，我的优势在于我曾在大学教过几年非洲史，这增进了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这就是准备工作了。

我们能够读到的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历史著作，有不少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您和您父亲写作的这部世界史来说，你们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来写人类历史的呢？现在回看这部已经完成的著作，您觉得你们对这一点完成得怎么样？

麦克尼尔：

我不确定，我尽力规避了，但是很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偏见，因此尽管我尽力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但也许在某些方面并未做到，肯定有一些非洲、亚洲的历史学家会反对我或我父亲所写的内容，觉得这本书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也是事实，但同时我要说，我和父亲都做出了努力。如果你将这本书中涉及欧美历史的页数与涉及非洲、南亚和东亚历史的页数相比，就会发现此书并未过分强调西方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自己数过每一页，但我认为情况大致如此。我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努力在于尽力公平分配读者的注意力，使世界上的各个地区所占篇幅大致平衡。

您父亲在其回忆录《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中说：“40年后，我的儿子和我编制了一部修订的、校正的和浓缩版本的人类历史。不论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一生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并心满意足地实现了。”可见，您的父亲对《麦克尼尔全球史》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也是他世界史著述的封笔之作。他曾说起，这本书的写作缘自您的提议，那么，您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呢？您觉得这本书与其他世界史著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您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

麦克尼尔：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这一想法，我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即将迎来第三个，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我需要更多的钱，所以我就想，如何赚更多钱呢？我可以写本畅销书。我之前写过几本书，但它们是学术专著，《人类之网》不是学术专著，更像普及读物，这是我写书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与我的家庭环境也有关，那时候家里有小孩，我无法继续写之前那类作品。之前我写作时会在海外待一年到一年半，泡在档案馆里。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在四个国家的档案馆里工作过，耗时约一年。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去了六个国家，离家一年半。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得写另一种可以在家完成的书，我不能去档案馆，只能参考二手来源、出版资料。写这本书时，我的研究是在图书馆完成的，没有离开家乡。这就是我制定这一计划的两个原因，都与我的家庭情况有关。

我可以跟你聊聊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我父亲住的地方离我有五百公里远，我们每周通过邮件联系，不是电邮，是传统纸邮，因为我父亲更喜欢写信，虽然他后来学会了发电子邮件，但他还是更喜欢写信，我保留了所有往来信件。我们的通信持续到2000年，那时我们基本完成了全书。他先写完了他的部分，因为我还要照顾家庭和上课，没法写得像他那么快。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全天都有空写作，所以他比我早完成，然后我们交换所写部分，对对方的部分进行修订，有时我们会争论最后的呈现方式。我一年至少去看望父母三次，每次去就会和父亲长时间讨论写作计划，也会具体到某一句话的遣词造句，这就是我们的写作过程。最后一部分是与出版商交涉，这一块基本是我在负责，因为谈这些事情用电邮更方便，但我父亲不喜欢用电邮。

关于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的篇幅几乎短于任何一本世界史书籍。其次，它有一个主题，即标题中的“人类之网”，对人类社群不断增强的联系的探讨贯穿了每一章节，所以这本书并非想要详细阐释某地的历史，而是试图表现地区之间的联系史，所以我认为它有多数世界史没有的主题。

我对这本书整体来说挺满意的，其中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些妥协。我们写作时争论过，并且各有胜负，有时互相让步，有一些部分我并非全然满意。我现在在写另一本世界通史作品，已经快完成了，我是唯一的作者，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不用妥协。但我对这本书的满意程度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了。

您和您的父亲选择以“网络”（web）作为贯穿整部书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能否请您谈谈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您的父亲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种比旧有方法的解释更好地理解人类过去的方式”，我们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麦克尼尔：

因为我觉得“网络”一词展现了地区和社群间的交互联系，我选择该词后，我父亲也立即同意了这一选择，因为我们写作时，电子互联网还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新事物。互联网象征着人群和社群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所以该词在当时十分恰当，现在我仍然认为它展现了这种联系关系。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变革来自这种联系，所以当个人和群体接触到新的思考方式、新技术，可能还有新的疾病时，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思维和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联系常常是人类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因此这本书和我写的所有史学文本都强调联系。

The Rise of the West（《西方的兴起》）

我父亲的那句话是指他自己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书，即《西方的兴起》，这是他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同意，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西方的兴起》很少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尤其是前哥伦布时代的拉丁美洲，即西班牙人到达那里之前，我们合写的这本书对这些地区的阐释要好得多，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更好的原因之一。第二，这本书对网络和联系的探讨更明确、更清晰、更有力，《西方的兴起》就略逊一筹，尽管我父亲在《西方的兴起》中就思考过社群联系，但比起这本书还是有不足。

具体到“网络”这个概念本身，您觉得推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有哪些？

麦克尼尔：

有好几种，有些是无意识的人类行为，带有偶然性，一些社群间的联系是偶然形成的，并非人为，一个例子是生物交流，比如天花怎么就传到了日本，没有人有意这么做或想要如此，但天花就传到了日本，这是偶然事件，是网络构建的途径之一。此外，人类也有许多有意建立起来的社群联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商业联系，为了经济利益寻找贸易伙伴，所以历史上很多网络是由商人建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丝绸之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此外还有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例子，有海上的、陆上的，它们共同组成了社群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在扩展联系网的背后也有政治动因，比如帝国的建立，随时间流逝建立更牢固的统治，但也有僧侣和传教士建立的独立的文化联结，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五百年前访问印度的僧侣。佛教的引入改变了中国，这与政治扩张无关，与商贸也只有微弱的联系。这些是网络构建的其他方式：经济、政治和文化。

更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个文明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麦克尼尔：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被提及很多次的汤因比，他写《历史研究》时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几类不同的文明，我记得他一开始列出了二十一种，后来这个数字又有增长。我认为这不是了解人类历史最好的方法，如你所知，我强调联结性，否认文明之间是独立分离的，至少一般来说是这样，因此“独立的单个文明”这一概念在这本书中出现得很少。如果完全按我的想法来写，它的比重还会更少，实际上我完全不会使用这一概念。我自己并不将历史看作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等的集合，我认为它是一系列人类社群的联结，所以我也不太接受“文明”这样的概念，它们常常限于精英文化，很少提及普通的村民、牧人等等，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印度或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只是进行无意义的分类。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觉得这种分类很有用，但它们主要用于理解精英文化，社会最上层百分之一的人，他们能识文断字，了解宗教传统等等，这一分类对理解大众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倾向于弱化单个文明的重要性，很少使用这一术语。

如果不使用这一概念，那您在书中如何区分不同的文明？

麦克尼尔：

我会用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等表达，避免“文明”这一概念，但我父亲对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就比我高得多，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不是在说日本文化就跟印度文化一样，远非如此，两者差异很大。在本书中，我们首先会从地理和生态方面描述某一地区，然后很快涉及更多方面，如经济、宗教。有人可能会说你综合了这些方面，就是在描述某一文明，但我不会这么想，这本书的网络联结视角没有忽视不同社群和文化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史学专门化和碎片化的时代，您怎么评价《麦克尼尔全球史》这种史学上的宏大叙事对历史学、历史学家乃至历史读者的意义

？

麦克尼尔：

我倾向于这么想：所有历史学家应该从事不同规模的研究，这包括了细节化的地方研究，有历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其他历史学家从事更宏观的研究或是全球研究也很重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应该覆盖所有地理规模。我常说这跟地图制图很相似，描绘北京中心城区的地图很有用，能展现很多有效信息，比如每条街道；但它无法展现北京与其他亚洲地区的关系。这时就需要另一幅地图，有时甚至需要地球仪来展现大洲之间的关系、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巨大的地图，因此我眼里历史跟地图类似。我们需要小范围的地图，也需要大范围的地图，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宏观历史学家，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成为微观历史学家，但作为整体，我们要研究所有规模的历史。

您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够读懂这本书吗？对世界史而言，您是否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

麦克尼尔：

是的，更多的普通人读懂这本书，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说这对我，比对我父亲要重要得多，部分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她不是学者，喜欢阅读流行小说，她总是对学者式的自负不屑一顾，包括我父亲的，她更像个普通人。我在写了两本学术专著后，希望其他作品都通俗易懂，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懂里面的用语、概念和论点，我觉得这样更“民主”。我觉得每个人都懂一点世界史很好，如果懂很多就更好了。但事实上，我也知道这不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历史，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学，所以这不会很快实现，但若实现，世界会变得更好。

您现在将更多精力放在环境史的相关研究上，世界史研究对您的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麦克尼尔：

我研究环境史差不多三十年了，环境史和全球史是我的两个专业领域，这两个领域有许多交叉共通的部分。我有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全球环境史的，试图全面地梳理地球上的环境变化问题。其中一本书针对二十一世纪，另一本研究的时间段则是1945-2015年，我很快就会再出版一本全球环境史的专著，范围是十九世纪。这两个学科有很多交互的机会，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气候变迁的进程常常发生在全球性的范围内，几乎不会仅限于单个国家，因此环境史在性质上往往是跨国的，甚至全球的。例如，你想充分了解大气层的历史变迁，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含量的上升，你只能将它视为全球性的现象，否则无法理解。

那么，目前仍有很多学者研究世界史吗？世界史的前景如何？您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吗？

麦克尼尔：

我只能从美国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太了解。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且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映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史研究越来越热的主要原因。尽管没法下定论，但我认为这一趋势仍将继续，我也认为在某些方面全球史研究会越来越简单，因为现在通过电子媒体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二十年前，你要撰写全球史专著的话，必须接触到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现在这一点就没那么重要了，因此现在研究全球史的门槛降低了，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

在《人类之网》中译本修订版中，书名翻译为“全球史”，您如何区别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概念？

麦克尼尔：

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我用这两个术语表达同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有一些人坚持两者的差异，认为全球史针对的只是现代时期，学术界意识到“全球”的概念之后。比如说，两千年之前中国没人知道南美洲的存在，南美洲也没人知道中国的存在，有些人就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有“全球史”。因为人们需要意识到“全球”的存在，“全球史”才得以成立。但我不同意，我认为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术语可以相互代替。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您父亲说这是一部全球范围的“极其简短的历史”，您为什么希望它尽可能地简短呢？

麦克尼尔：

一开始我想将此书命名为《全球简史》，但出版商说，这个题目不好，你得换个题目。我希望它尽量简短主要是因为我希望更多人来读这本书，我想效仿刚去世的英国学者史蒂芬·霍金。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时间简史》，那是一本宇宙史。我想如果霍金能用两百页写了一部跨度达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史，那我也能用两百页写一部世界史、人类史。它的跨度最多也就二十五万年，但我没能成功，这本书超过了两百页，部分原因是我“聘用”了我父亲跟我合写，他写的一些章节比我们预想的长，所以这不是一本“极其简短的全球史”，但它是一本“全球简史”。

体坛周报全媒体原创

还记得游泳世锦赛第二比赛日的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吗？名不见经传的19岁加拿大新星麦克尼尔一举战胜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世锦赛及奥运会双料冠军舍斯特伦爆冷夺冠。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冠军麦克尼尔、亚军舍斯特伦以及季军麦基昂一起为身患白血病的池江璃花子送上祝福，同样也成为本届世锦赛的难忘瞬间。

虽然黑马麦克尼尔有一个非常西方的名字——玛格丽特·麦克尼尔，但这位昵称为“麦琪”的姑娘实际上则是华裔。

在一位加拿大研究者的家谱项目网站上也收录了麦克尼尔家庭的情况，麦克尼尔的父亲爱德华和母亲苏珊在2001年6月时从中国收养了她。

麦克尼尔还有一个小她四岁的妹妹克拉拉，同样也由麦克尼尔的父母从中国收养。麦克尼尔的父母在工作之余还经常陪伴她四处参赛，对她和妹妹所喜欢的游泳及芭蕾投入不少精力。

凭借出色的游泳成绩，麦克尼尔于去年入读密歇根大学，并且加入了校队，中国香港自由泳好手何诗蓓则是她的校队队友。今年的首次世锦赛之行，麦克尼尔就一举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还和队友协力拿下了女子4x100米接力铜牌。

麦克尼尔其实还并不是唯一一位有如此特殊背景的世界冠军。早在2017年体操世锦赛上，华裔姑娘摩根·赫尔德曾在女子全能项目上斩获冠军，她是在两岁时被养母从中国广西领养。赫尔德的队友、2018体操世锦赛女团冠军成员卡拉·伊克则出生在中国江西，同样也是被来自美国的家庭领养。

文/肥柴

在传统历史观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被海洋、高山或沙漠等地理屏障隔开，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文明岛屿组成的。汤因比曾经论断，“世界文明是相互隔绝发展”。但麦克尼尔父子在《全球史》中否定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文明生长的关键在于人们彼此之间结成的各种交往网络。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王侯将相以及天才人物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关键。在新史学看来，社会生活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关注民众的生活才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而麦克尼尔父子更进一步，将人类发展的历史描述为一部文明克服野蛮、技术创造福祉的进步史。

因此，我们在书中难觅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抑或历史人物生平的踪影。可以说，这是一部刻意“去政治化”的历史著作。在麦克尼尔看来，交往网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为什么是人类，而非其他物种占据万物之灵的地位？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具备在各种新环境中发现食物和栖身能力的，只有人类。这应归功于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进行商讨交流的语言的发现。拥有这一基础，人类得以持续不断地同相邻的共同体交换各种技术、知识。

又如，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探寻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麦克尼尔的解答却不涉及政治人物及体制。作者认为，1688年的英国的各种内部特征（大量的煤炭和钢铁）同正在增强的世界性网络结合为一体，从而为工业化创造了各种必要的条件。

简而言之，作者在本书中秉持的观点是，社会群体的接触和文化传播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离开了交往网络，人类终将一事无成。

在写到乾隆对前往北京寻求贸易协定的英国使节不感兴趣时，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这是“这位年迈皇帝的失策，他没有意识到1793年正是海洋将整个世界都联结为一个单一网络的时刻。”

作者的潜台词很清楚：没有能加入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网络，使中国走向了衰落。可是，每一种文化是否必须遵循西方的脚步，是否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也许，这正是麦克尼尔的作品为我们带来的深刻问题。

当然，谁都无法否定，不同文明确实已经共存于同一个网络。这一趋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亦无法被逆转。正因此，本书必将给广大读者与整个学界带来启发。事实上，没有一种学说是完美的。但世界历史的书写，已经从麦克尼尔笔下启程。

李勤余

球之家体育11月8日讯，曼联希望把伯恩利年轻的边锋麦克尼尔带回到老特拉福德—在5年前他离开老特拉福德之后，但是伯恩利年轻的边锋德怀特·麦克尼尔坚持说他没有注意到关于他将在一月份以高价转会曼联的传闻。

在14岁时被曼联青年队裁掉后，麦克尼尔加入了伯恩利，在那里他已经成长为肖恩·戴奇一线队不可或缺的一员。19岁的麦克尼尔，本赛季参加了伯恩利的11场英超联赛，打进了一个球，他的表现给曼联老板索尔斯克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消息称，挪威主帅本赛季多次命令曼联球探观看这位英格兰u21国脚的比赛。然而麦克尼尔坚持他的重点是为肖恩·戴奇效力，他说：“我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足球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迟早会发生的。这里的小伙子们和教练都试图让我保持冷静，帮助我保持脚踏实地。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我的足球，看看它会把我带向何方。你不能超越自己太多，因为我还19岁，我还年轻，我还在学习，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球员，我还在不断成熟。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我的目标是保持每周比赛。我只想为伯恩利踢足球。我只想继续比赛，不断进步。”

曼联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名高评价的边锋，尽管五年前因为他没有达到标准而将他释放，而青年队的主管们也对他的定位球能力有所保留。据了解，伯恩利没有心情出售他们宝贵的资产，他们对这些资产的估值约为3500万英镑。

参考消息来源：每日镜报

（作者：球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