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默奥大学

最近几十年中，它的高等教育发生变化，国际学生对其体系至关重要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关于瑞典的独立学校和高等教育以及公立高中和成人教育。自1992年起，一种相对于公立学校的有趣但有争议的独立学校出现了。当时的非社会主义卡尔·比尔特政府通过议会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可以通过申请和国家教育权威的审查程序，建立与所在社区没有直接联系或不受其管理的学校。新法律得到了回应，个人、父母合作社、教区、意识形态组织、经济组织和经营性公司纷纷参与。这类学校的增长非常显著，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对很少的几个增加到2008年的约750个，其中既包括基础教育学校也包括高中。尽管主要集中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在瑞典的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类学校。根据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超过一半以上的独立学校由经营性公司(主要是维特拉和昆斯卡斯考兰)经营。2009年，这两家公司各经营约30所学校，招收了800到10000学生。

这类选择性的学校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呢？对一些父母来说，意味着可以选择而不是被迫将孩子送到当地公立学校。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邻近、家庭传统、学校或班级大小、典型较低的学生一教师比率、使用的教学方法(蒙台梭利和华德福教育都是独立学校所使用的)、创办者或经营者的宗教或伦理、特殊课程等因素才会选择这些学校。这类学校最常宣称的似是他们比公立学校做得更好。例如，维特拉网站所使用的语言隐含了这种观念：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知识和学习争取越来越多的生活机会。我们的教育模式根源于三个基本原则：个人发展、可行的工作文化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我们用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预备知识向所有学生提供成为独立、好问的个体的可能性。在一所维特拉学校中，您的孩子将会产生成功所需的动机，渴望和判断力。昆斯卡斯考兰更直接，它宣称：旧的学校制度基于每个人以相同方式在教室里学习的观念，从1842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研究出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个性化教育”的方法，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学习方法也不同。

总之，独立教育的业绩非常好。有证据表明，这些学校的学生在义务教育考试中表现更好，他们按时上学，总体上有更好的学校体验。另一方面反对者(通常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精英主义，由中上阶层操控。它们鼓励了年轻人按照伦理和宗教进行隔离。平心它们也从国家获取和公立学校一样的支持，因此它们剥夺了公立学校的资源。它们在宗教、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是带有偏见的，并且按照这些偏见培养学生。它们的老师不像公立学校的老师那样有能力。办学校贏利是不正确的。它们不太执行国家的标准和管理。

可以确定的是，独立学校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倡导者和诽谤者，关于它们的争论无疑会继续。然而，不论这些讨论是对是错，有一点很明显：它们和公立学校一样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不会在将来某个时候消失。最近几十年中，瑞典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非常迅速而广泛的变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瑞典大学和职业学校的数量相对较少，正如下列学校中的最初几所机构的创建时间所示：乌普萨拉大学(1477) 隆德大学(1666) 皇家音乐学校(1771) 凯若琳学院(1810) 查尔莫斯理工大学(1829) 艺术、手工和设计学院(1844) 哥德堡大学(1954) 斯德哥尔摩大学(1962） 于默奥大学(1965) 皇家理工学院(1970) 林雪平大学(1975)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1996） 吕勒奥理工大学(1997) 卡尔斯塔德大学(1999) 韦克舍大学(1999)(从2010年1月起与卡尔马大学合并为林尼厄斯大学) 厄勒布鲁大学(1999) 瑞典中部大学(2005)。

2009年，瑞典共有49个高等教育机构，其中36所是公立的，13所是私立的。9所是艺术专业(视觉艺术、舞蹈、戏剧、音乐)，6所是医学类院校。21所院校是得到许可可以颁发毕业学位的机构。尽管许多院校位于大斯德哥尔摩地区，但全国的总体分布较均匀。2006年和2007年的本科生报名人数为32000,研究生报名人数略微超过17000人。学生的一些特征值得一提：女生人数虽然超过男生，但是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她们集中在一些传统上妇女主导的课程，如医疗保健和教育。约1/10的学生是国际学生。这被看作一种好现象，因为“国际学生能够重新振作高等教育机构的氛围并且引入新的力量。”

考虑到瑞典人口的老龄化和相对低的出生率，国际学生对高等教育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来自工人阶级的年轻人比率在上升，但是这些学生往往选择花较少时间就可以完成的课程。2006和2007年，稍低于1/5的进入高等教育课程的学生是在外国出差的瑞典人或其父母是外国出生的。在这类学生中，有很多伊朗人、北欧人和有欧洲背景的人，而非洲人很少。

总的来说，这些数字和变化都指向好的结果。瑞典有充足的高等教有机构，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点和优势；学生选择的机会非常多，而且在近几十年中有所增加。由于大多数课程免费，而且学生津贴有助于支付生活费，所以高等教育费用较低。许多设备都是最新技术水准的；瑞典培训的主要产物是强化教师队伍；研究水平很高—通常集中于主题、重大问题或有中高级学者和团体参与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高等教育没有问题，有些人认为，瑞典有太多相互竞争的学校，尤其是在2004年后潜在的学生数量开始下降的情况下。另有一些人指出了不断下降的教育标准或各样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然而，这些问题和批评并不是瑞典所独有的。

最后，在对瑞典教育体系做出回顾之前必须要介绍的是瑞典的公立中学和大量的成人继续教育。两者主要基于丹麦牧师格龙维(N.F.S. Grundtvg)在19世纪中期明确表达的理念。他强烈批评当时的丹麦学校，并且认为它们是注重已死的语言(拉丁语)和无用科目的“死亡学校”。格龙维认为教育应该是“有益于生活的”，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学会做一个公民和民主社会构建的成员，并且获得丰富生活所需的技能。教学应该基于分享观点、对话和尊重每个个体和他或她的生活经历。以下是瑞典人提出的公立中学和成人继续教育背后的哲学：假设所有公民都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享有参与民主社会各方面的权利。所有活动必须提供一个全面的方法，激发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并且成为终生教育这个关键过程的一部分。(这)为人们自由地追求知识创造了必要条件，并且有助于为人们提供改变他们生活的机会。

丹麦于1844年在罗定( Rodding)开办了第一所公立中学，而瑞典的第所公立中学是1868年建立的。今天，瑞典约有150所这样的学校。它们也获取了国家的支持，但是不像义务教育和高中，公立中学不受国家的干预，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不受国家控制。三分之二的公立中学与所谓的协会或组织相联系，如工会、节制社团、妇女运动团体等。几乎所有学校都提供与国家课程平行的普通教育课程，并且有某种侧重(如艺术、产业关系、民间传统或某种工艺)。学校至少给部分学生提供住宿，每年有30000学生入学。成人教育主要由约10个国家协会群体组织，这些协会与工党、节制社团、体育运动团体或诸如人口普查研究联盟等特殊兴趣团体相联系。它们实际提供成千上万个课程，许多课程只是一次性的文化活动。其他课程可能包括图书俱乐部或长期的研究项目，它们经常围绕着各种学习圈来组织。2003年的32万个学习圈使250万人参与了成人教育。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大家订阅我们，和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资讯。

东南大学国际战略智库首席研究员 周远

位于北欧的瑞典，春天姗姗来迟。法新社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街头拍摄了一张照片，显示一些瑞典人独自或几人成群地坐在一个五层阶梯式平台上，或悠然自得地浏览手机，或相互亲切交谈，似乎没有半点儿COVID-19病毒疫情在这个国家蔓延的紧张感觉。

美籍瑞典人回国大吃一惊

一位在美国西部生活、工作了10年的美籍瑞典人，因为美国疫情肆虐，当局要求人们"宅家不出"、保持社交距离，而感到心情紧张焦虑，加上想回老家探望自己年过70的老父，于是以"逃离死亡险境"的心态回到了斯德哥尔摩，没曾想下飞机后见到的一幕幕人们自由自在的景象，把他顿时吓傻了。机场几乎没有检测，也没有提醒，斯德哥尔摩的咖啡店里照样人群扎堆，人们谈笑风生。他万万没有想到，疫情下的瑞典防疫竟是如此宽松，与美国相比简直在另一个"宇宙"。犹豫再三，他留了下来，但每天忐忑不安，内心不断发问：瑞典坚持冒险式的"群体免疫法"，究竟是真聪明还是犯傻？

此人虽瑞典土生土长，对瑞典人的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和公共卫生安全习惯非常熟悉，也深知瑞典人通常把生命和身体健康看得高于一切，但离开瑞典已久的他，感到这个国家变得陌生了。他困惑害怕，但又无奈。4月29日，这个美籍瑞典人通过美国媒体，表达了他对当下瑞典防疫的困惑疑虑、惶恐不安，甚至愤慨恼怒。"我刚回到瑞典。我被这里对于冠状病毒的反应吓坏了"，埃里克·奥古斯丁先生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他的返乡文章。

其实，有此感慨的远不只是奥古斯丁一人。其他不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以及国际舆论、瑞典的一些医学科学家也有同感，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如力主瑞典继续采取"群体免疫"的瑞典人和瑞典医学科学家多。他们势单力薄，除非设法逃离这个国家，否则只能在瑞典"舍命陪君子"。因为瑞典每遇大事都需要投票，少数人说了不算，而所谓多数人的倾向和意见又往往受到更有权势和更有煽动力者好恶的直接影响。

在北欧四国中，瑞典是大国，人口1000万出头，相当于芬兰、挪威人口的近一倍(芬兰人口552万，挪威人口532万)，其综合国力和经济产业也要发达得多，因此决定了瑞典具有更多更强的地区和国际话语权。

瑞典盛行"例外主义"

从政治、军事、安全到艺术、设计、流行文化和科学技术，"瑞典例外主义"从来都是瑞典的标识和国际行销的良好概念。瑞典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士，他们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包括奥古斯特·斯特林德伯格、英格玛·伯格曼、瑞典流行组合乐队ABBA的成员、罗宾·索德林、路德维格·朗森、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声田）成员和即时通讯软件的创始人等。同时，瑞典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常被令人羡慕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作为模仿的榜样来支撑"。瑞典的这一切，造就了瑞典和瑞典人特有的自信与高傲，而其中不无广泛的偏执与保守。

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瑞典同样不可避免地早就"中枪"。但当北欧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因疫情加剧蔓延，纷纷采取严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封国的情势下，瑞典依然我行我素，坚持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法。

这个世界，当前至少有20多亿人处在不同程度的封闭隔离或"社交疏远"的抗疫严控之中，总人数比二战时全世界的人口还多，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像瑞典这样基本一切照旧的国家，可谓屈指可数。

图片说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瑞典"群体免疫法"的总设计师和坚决维护者是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和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顾问约翰·吉斯凯（Johan Giesecke），前者是目前瑞典最高流行病官员和政府的首席医学专家，后者曾在欧洲疾控制中心任职。按照瑞典法律，在涉及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权力和权威性凌驾于首相和政府之上。泰格内尔的自信令人不可思议，即便瑞典首相勒文也无可奈何。泰格内尔坚称"群体免疫法"适合瑞典，是目前瑞典最有效的防疫办法。而吉斯凯则在公开谈论中充斥着诸如"'我对此有直觉'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抗疫方式）都是错误的'自我至理名言"，两人一唱一和，在瑞典颇有地位和权势。

瑞典的所谓"群体免疫法"抗疫，简单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生活一切基本照常，当局虽也提倡"社交疏远"，但工厂企业继续开工，除少数例外，瑞典的酒吧、咖啡馆、餐馆、俱乐部和商店一直开放到了今天；学校照常上课，孩子们不用呆在家里，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感觉舒服了随时可以回校；原则上不搞病毒检测，即便是对医护人员也不进行病毒检测，除非本人有要求；对年轻一些的人基本放任自流，仅对养老院等老人实行相对隔离。面对疫情，"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们自愿的社会疏散措施来吸引和增强公众的自我约束感"。

结果怎样？据截至4月30日午夜的全球疫情统计，瑞典的疫情严重度排名全球第21位，已报告确诊病例20,302例，死亡病例2,462例。瑞典最初的病例很少，死亡病例更少，与周边的丹麦、挪威和芬兰几国大致相同，但现在与这些相继采取严控措施的国家的疫情相比已经严重很多。丹麦确诊病例为9,158例，死亡仅443例；挪威确诊病例7,710例，死亡207例；芬兰的确诊病例仅4,995例，死亡仅206例。

瑞典政府与民众紧张吗？目前看既紧张也不紧张，主张继续保持"群体免疫法"的瑞典政府官员、卫生专家和民众，依然占多数。也有不少人和团体在呼吁政府和医学专家加强防控，包括所谓的人权积极分子、外来移民、女权主义者和老年人保护组织等，但他们的声音很小。

"群体免疫"设计师心态复杂

实际上，泰格内尔的心态也很复杂。如果取消目前的政策，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错了；如果继续目前的防疫方式，则瑞典无疑要冒更大的民众死亡和被感染的危险。舆论注意到，泰格内尔虽是卫生官员和抗疫专家，但很有"责任头脑"。奥古斯丁先生发现，在讨论泰格内尔的抗疫应对计划已经付出和将要付出惨痛代价时，泰格内尔虽然"几乎陷入了恐惧"，但他"拒绝为该计划的最坏结果承担责任"，而是将瑞典养老院的众多死亡病例归咎于政府在养老院方面的不当做法。

视频截图：疫情下的瑞典街头。（来源于央视）

泰格内尔最近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实现我们打算实现的目标。"他解释说，瑞典公共卫生局和他的医学团队"正在做两个主要的调查。我们可能在4月底或5月下旬才能获得调查结果。通过建模和一些数据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结果，但这些结果数据有些不确定。可能几周前疫情在斯德哥尔摩达到了传播高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感染高峰。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多达25％的人已经暴露于冠状病毒并且可能免疫。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医院的最新调查发现，那里有27％的员工免疫。几周内我们可以在斯德哥尔摩实现群体免疫"。

在被问到瑞典应对"COVID-19病毒疫情的战略究竟是什么"时，泰格内尔回答英国广播公司称，"我们正在努力将病毒传染率保持在斯德哥尔摩卫生系统可以维持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卫生系统受到了压力，但他们很努力，他们已经为所有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包括那些没有COVID-19的人。那是我们的目标。在过去的两到三周中瑞典的病例数量一直保持着稳定。我们认为从长远看群体免疫当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正在对此进行讨论"。

泰格内尔暗示，瑞典公共卫生当局和政府也在采取其他的疫情应对措施。"如果我们仅仅获得群体免疫力，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有可能让冠状病毒在整个社会肆虐。我们已采取合理措施，但并未真正损害医疗保健或学校。我们正在寻求可持续的战略；我们可以继续做几个月的事情，冠状病毒不是将要消失的东西。任何相信自己通过关闭边界，关闭企业等可以将这种病毒拒之门外的国家，在某个阶段很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学会忍受这种疾病"。

这番话意味着瑞典的抗疫以"群体免疫法"为主，但也没有排除其他防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典的固执抗疫法其实并不固执，也没有真正犯傻，它是在尽量冒险的同时，设法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保持社会稳定与公众生活的正常。

瑞典经济无法独善其身

至于瑞典人"自愿的社会隔离对瑞典的经济意味着什么？" 泰格内尔回答说："您需要问我们的经济学家。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在我看来，目前瑞典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我们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因为医疗保健仍在起作用。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措施"。

视频截图：春天来到瑞典，但往年的外国农民工不见了。（来源于央视）

据报道，瑞典的COVID-19应对战略可能最终会让瑞典在经济损失上付出最小的代价，瑞典2020年度的GDP可能缩减10％，这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好得多。全球化的时代，瑞典经济各领域与外国都有很多联系，瑞典虽然基本放开，但外国游客和外国农民工因为不能出境，所以也无法来到瑞典。瑞典的酒店业、农业和餐饮业等都遭受了打击。

尽管泰格内尔在国际上受到批评，但他在瑞典仍受到"很大欢迎"。瑞典于默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罗克洛夫和丹德尔代德医院的医生詹森等3位医学专家，对瑞典的抗疫模式持批评态度，但最近这三位专家与另外19位瑞典专家一起参加主题为"公共卫生局失败，现在政客必须采取行动"的活动时，发现瑞典2000多名专家学者中仅有22人愿意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改变目前的防疫方式，很多瑞典专家"积极捍卫瑞典的COVID-19应对模式"。

一些国际评论指出，瑞典人在疫情中显露出对政府和医学权威的"超级信任"，有一种听从政府的被动主义和道德优越感。奥古斯丁先生指出，许多瑞典人对瑞典的COVID-19反应作出了批判性反应，而且越来越多，这一时期似乎"很可能成为瑞典历史上的耻辱，就像当年瑞典让德国人进军挪威一样可耻"。但是，又有更多的瑞典人认为目前的病例和死亡数字虽"令人遗憾，但这是可以接受的"。瑞典文化对国家专家的无限信任以及内在的特殊主义意识，很大程度上继续在为瑞典服务。

黄莹的留学生活很精彩

莫豪为加拿大学生表演川剧

留学经历对满超（左一）的成长帮助不小

背单词、练听力，这是重庆理工大学药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的研二学生梁敏这段时间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做的事。

去年底，梁敏在学校的官网上看见“2017年秋季日本山口大学公费交换项目”，觉得机会难得的她便进行了申请。“今年10月就要去日本了，得多在语言方面下功夫。”对于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活，梁敏很期待。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54.45万人，较2012年增长了14.49万人，增幅为36.26%，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成左右。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选择出国留学。目前各高校的留学途径和政策有哪些？留学生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又有哪些收获？记者近日走访了市内的部分高校。

世界那么大，哪些途径可以出去看看？

“世界那么大，得出去看看。”这是不少小伙伴出国留学的初衷，但究竟有哪些走出去？

“目前在高校，大学生（含本、硕、博）留学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国家公派、校级交流以及自主申请。”重庆理工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工作人员魏颖莹介绍。

国家公派一般是指通过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项目出国。根据项目的不同，公派留学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学校会综合学生的外语水平、在校表现等方面进行筛选，成功申请留学的学生还可获得数额不等的基金资助。

校级交流项目可来自于国外友好学校提供的交换名额，或各个学院争取来的交流项目、或留学中介提供的名额等。这些留学项目时间长短不一。“西南大学2016年有700多名学生申请校级项目进行交换，学校也会根据交流项目的国别、时间长短、性质等，对大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资助。”西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张发均介绍。

申请校级交流项目的“门坎儿”也不低。西南大学大四学生黄莹去年申请了赴瑞典于默奥大学的交流项目。“要求申请人的成绩要在全年级排名前20%，英语达到四级，才能进入面试环节。”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自主申请也是留学的重要途径。

重庆理工大学的汪文彬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工程学院的一名留学生。

确认要自主申请留学后，汪文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墨尔本大学的官方网站查询申请要求，以及需要哪些相关认证材料。“雅思考试、成绩认证、个人陈述和推荐信……这些材料都很重要。”汪文彬说。

而对于学费，不同的国家对于学生不同学习阶段，所学专业，所在学校与城市，学校的等级的收费都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申请到奖学金，以汪文彬为例，他在澳洲每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大约需要人民币20万元左右。如果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则只需要7万多元的生活费。

尽管每年学费+生活费高达数十万，但不少家长和小伙伴都觉得还是应该“尽量出去看一看。”

“如今大学生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如果拥有国际教育的背景，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有利于未来发展。”汪文彬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小伙伴的心声。

留学生活很精彩 也有困难和挑战

留学能学到什么？回忆起在瑞典一年的留学生活，黄莹感慨颇多。

“最大的区别是在课堂上。”黄莹回忆，在国内上实验课时，老师会把所有仪器都组装好，然后将详细的步骤教给学生，再让学生操作。

而在瑞典于默奥大学，从实验仪器的组装到设计实验步骤，一切都要学生自己动手。“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需要哪些仪器？如何操作？这些全都要自己思索，这就特别考验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黄莹在瑞典的课余生活同样精彩。她第一次进入北极圈，看到了美丽的极光；去了瑞典的森林，见到成群结队的鹿和狍子……一年时间里，她穷游了瑞士、法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留学生活也提高了她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前从不下厨的她，留学期间会自己做烤蛋糕、做饼干、卤猪肘子等。

不少“走出去”的小伙伴认为，与外国朋友的文化交流也是留学的一大收获。

西南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莫豪，去年到加拿大的温莎大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短期留学。加拿大注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育方式让他大开眼界，他也为当地学生表演了川剧变脸，令对方大为赞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不过，留学生活虽然精彩，但期间也不乏各种困难和挑战。其中，语言障碍就是第一道难关。

西南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大二学生马黎艳记得，自己刚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留学时，“老师全英文授课，整节课我只能听懂1/3。”。此外，大家在课堂圆桌会议讨论时，由于涉及种族、社会等级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词汇，自己没办法准确表达出意思，特别着急。

国外陌生的生活环境和当地的文化习俗，也是对留学生适应能力的考验。程俪（化名）是我市某所高校的大三学生。去年9月，她自主申请来到美国一所学校留学。但由于英语不好，也不爱主动与人交流，因此认识的人不多，大多数时间都和中国同学在一起。

久而久之，程俪就“缩”在留学生的小圈子里，日子浑浑噩噩就过了。“结果期末好几科挂科。一年下来除了浪费了时间和钱，感觉什么都没学到。”程俪非常沮丧。

“‘海龟’（归）成‘海带’（待），说的就是出国留学却没有学到真本事的这类学生。”家住南岸区的一位家长感叹，自己花了近百万送儿子到美国留学，结果孩子学无所成，回国后辗转一年也没找着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海带”。

“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超强的适应能力，盲目跟风留学很可能一无所获。”对此，魏颖莹认为，如果大学生缺乏相应的准备和基础，出国留学弊大于利。

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得到成长

毋庸置疑，国外一些良好的平台和资源，会让小伙伴们收获不小。毕业于重庆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如今在一家车企上班的满超就觉得，留学经历对自己现在的发展帮助不小。

研究生期间，满超到日本东北大学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一个中日韩三国共同开发智能机器人的项目。”满超回忆，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大家都非常严谨、认真。有时为了优化一个小小的传感器，有的同学会通宵查找资料，进行数十次的实验。“这种‘一根筋’的态度也影响了我。”

正因为优秀的专业基础和对工作的投入，满超目前在单位发展得很不错。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300多个，入园企业2.4万家，有6.7万名留学人才在园创业。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是海归，大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海归。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拥有国际视野、扎实专业背景的人才需求会越来越大。”张发均建议，大学生做好留学的相关准备非常重要。

记者了解到，许多高校也为学生提供了留学的相关培训。“我们会对准备出国的学生进行行前教育，介绍当地的文化习俗、安全知识等，并帮助学生明确留学目标。”魏颖莹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大家做好准备，达到更好的效果。

“家长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张发均认为，良好的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也是出国留学的小伙伴们必须具备的能力。“如果性格比较内向，缺乏积极、包容的心态，可能就不能很好地适应留学生活。”

“出国留学有利也有弊，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满超表示，出国留学确实有很多好处，但前提是小伙伴们必须有清晰的规划和目标，而不是想着“镀层金”而已。

如何规避中介陷阱

首先，选择中介时，应当了解该机构是否合法，以及其办事风格和效率，择善选之。也可访问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该网将400家合法留学机构、法人代表及办公地点等都列举清楚了。

其次，针对中介提出的他们推荐的学生能百分之百录用的说法，同学们一定要对自己的实际水平、能力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理性分析自己能够申请到什么档次的学校，培养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选择留学机构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有哪些收费环节，总共要交多少钱，并在合同中明确。同时，在申请过程中，自己一定要关注海外院校的官网、留学动态等信息，实时跟进，以便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

（记者卢波整理）

各国奖学金一览

美国：奖学金丰厚重视综合素质

美国的奖学金种类繁多、条件多种多样，也是众多留学国家中奖学金最丰厚的国家。但是申请者要想申请到奖学金，除了要考虑自己是否学习成绩优秀外，还要检验自己有无其他方面的能力素质，如体育、艺术、竞赛成绩等。

英国：层次分明优秀生拿全奖

英国是一个奖学金层次十分分明的国家。在英国读本科，只有个别学校会给比较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只有不到1%的学生能拿到。但在英国读硕博连读及研究生课程，较易申请到奖学金，金额往往为学费的30%到50%不等。不过，知名高校如牛津、剑桥等，则会根据学生的优秀程度来衡量是否提供奖学金，特别优秀的学生在申请名校时甚至可以获得学费和生活费全免的奖励。

新加坡：政府提供但要求较高

进入新加坡三所国立大学和五所政府理工学院学习的学生，新加坡政府通常为他们提供学费80%的助学金，但要进入这八所学校就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要是学生读自费项目，要求相对低一点，但没有助学金，学费要全部自己负担。

日本韩国：鼓励招收中国学生

一般来说，日本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有免学费30%、50%、80%及100%四个层次。在日本读语言阶段一般是没有奖学金的，读本科大概能获得学费30%的减免，而读硕士则可达到学费全免，甚至有的学校还为硕士生提供生活费补贴。韩国有约七成的学校会给中国学生减免第一年的一半学费，但从第二年起就开始根据学生成绩决定是否继续提供奖学金，成绩好的能拿到约80%的减免。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4日报道，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表示，怀疑自己感染过新冠病毒，而她的父亲症状更明显。但他们在瑞典却无法接受病毒检测。

桑伯格在社交网站发帖称，几周前她曾和父亲一起乘坐火车前往布鲁塞尔旅行。大约十天前，开始感觉到一些症状，她说她感到很累，浑身发抖，喉咙痛，还咳嗽。她还说，父亲也很可能染病，有同样的症状，症状更明显，而且还发烧。

这位17岁的女孩补充说，她和父亲在几周前旅行归来后，决定自我隔离。然而，他们都没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桑伯格说，因为在瑞典，除非需要急诊，否则你不能检测自己是否感染新冠病毒。每个生病的人都被告知呆在家里自我隔离。但考虑到症状和环境的综合因素，她认为自己极有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

她还说，现在自己已经基本康复了，几乎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延伸阅读：

瑞典专家批评该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是“俄罗斯轮盘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瑞典的防疫措施遭到了该国一些专家的批评。

据英国《卫报》3月23日报道，瑞典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该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专家警告称，瑞典政府关于建立广泛的免疫力来保护高风险群体的策略，实质上类似于英国最初提出的“群体免疫”，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最终可能酿成灾难。

报道称，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曾否认瑞典的策略是“快速培养对新冠病毒有免疫力的群体”，但他上周对《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承认，这种策略和政府的核心策略并不矛盾。他说，政府的策略是“减慢感染的传播速度，并且合理安排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量”。

另在3月22日，特格内尔亦称，可以通过“群体免疫，或者免疫与疫苗接种相结合”的方式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瑞典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未强制关闭。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曾表示，学校不停课可以让医护人员正常工作，不必担心照顾孩子的问题。

瑞典此前已宣布，不再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转而将重点放在保护最易感的人群身上。不过，The Local新闻网站瑞典版20日报道指出，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症状以及高风险群体仍会接受检测。

美国彭博社24日的报道借用经济学术语“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来形容瑞典的疫情应对措施。

瑞典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担心，政府可能更重视经济健康多于公众的健康。“我深感担忧。”瑞典于默奥大学病毒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埃尔格（Fredrik Elgh）对瑞典国家电视台SVT表示，“我宁愿斯德哥尔摩‘封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尽一切努力遏制病毒感染的国家。这真是太严重了。”

于默奥大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约阿西姆·洛克勒夫（Joacim Rocklv）也称，“这是否意味着，这是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计算出来的可接受的后果？”“他们准备牺牲多少生命，以免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瑞典隆德大学的数学家马库斯·卡尔森（Marcus Carlsson）则称，没有证据表明“群体免疫”方法可以控制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他将瑞典政府的做法描述为“对1000万人进行的疯狂实验”，并称特格内尔和勒文“正在与瑞典民众玩俄罗斯盘赌”。

不过，当地时间3月22日晚，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fven）呼吁所有瑞典人要承担起遏制新冠病毒迅速传播的个人责任，因为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重症监护病房人数继续急剧增加。24日，瑞典推出了一项新的限制：禁止在餐馆、酒吧等场所内的吧台消费，仅允许向坐在餐桌旁的顾客提供服务。

截至3月24日，瑞典卫生部门宣布，瑞典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2272例，其中36例死亡。

来源：北晚新视觉综合 环球时报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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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侯立安就是这样的人。

高天风雨散，清气在园林。荡浊神自激，向荣更欣欣。

这是侯立安在疫情期间为湖北十堰写的诗。诗中的气势，让我们很难想象这首诗出自一位“60后”笔下。他希望风雨快点散去，希望十堰早日恢复往日欣欣向荣的生机，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精气神”来荡浊满天风雨。为此，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像个激越的小伙子一样，一边进行应急科研攻关，一边四处奔波筹集物资捐赠给疫区。

侯立安，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我国特种污染防控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环境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在饮用水安全保障、分散点源生活污水处理和人居环境空气净化等方面，率先提出并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处理及空气净化技术和系列装备，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和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成就，为探索和构建我国特种污染防控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教学成果奖27项；出版专著8部，编写国家军用标准5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得国家专利34项；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4次。曾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科研攻关，助推疫情防控

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前两项传播方式均以空气作为介质，寄附在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上进行传播。病毒的这种传播方式使得在疫情初期疫区医护人员与患者交叉感染的问题突出，给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再加上疫情期间大部分人每天几乎都在室内度过，使得加强室内空气污染与传播阻断工作，变得既重要又紧迫。

针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征，作为室内空气净化领域的工程院院士，侯立安带领团队积极投身抗疫，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几经波折研发出了多种抗疫“神器”，在环境安全保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狡猾”的病毒无处不在，但在侯立安院士等环境工程专家和钟南山院士等传染病学专家的共同协作攻关下，病毒的“克星”不断出现，空气净化器就是其中之一，其主要功能就是将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进行有效阻断，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空气净化器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钟南山院士曾多次指出，空气净化器对保持室内良好空气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他本人也喜欢使用空气净化器，他认为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考虑安装。

针对疫区新冠病毒气溶胶传播的特征，侯立安表示，最重要的也是最紧急的是加强室内空气污染与传播阻断工作。为解决疫区病区空气污染问题，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感染，侯立安提出了应对不同防疫需求的医院空气质量保障解决方案，为实现疫区医院空气中致病微生物的全时段彻底消杀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撑。他带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安桂教授、上海大学吴明红教授、天津大学陈冠益教授、浙江大学张林教授、兰州大学王博教授等科研团队开展病区空气净化和消杀技术紧急科研攻关，将已成熟应用、具有创新性的技术进行集成，研发出“室内空气消杀—新风系统保障—负压出风灭活”全流程空气净化技术及装备——“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并投入抗疫一线使用，该技术为有效阻断病毒和细菌在病区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作为特殊时期入驻新冠肺炎病区的空气净化装备，它强大的功能足以刷新我们对以往的空气净化器的认知。该空气净化器以侯立安团队自主研发的“云式技术”为主，二氧化氯消毒和紫外线消毒等技术为辅，将多项技术合理结合，以双重消杀技术保证病原体被彻底灭活处理，弥补了单项技术存在的缺陷。不仅如此，这种净化器无需滤料，净化精度高，可去除空气中灰尘、PM1、PM2.5、飞沫等细颗粒物，净化技术达到了尖端的技术高度。

“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设备

除了空气净化器，侯立安还提出“民房改负压病房新技术”，该技术利用先进的“源头新风净化—室内功能材料除菌—空气消毒—排放乏气消杀”集成理念，可在极短时间内以常见装备、低成本将一间民房改造为具有负压和消毒功能的病房，可有效解决病区容量不足等问题。

在取得一系列科研攻关成果之后，侯立安还带领团队将他们基于新冠病毒防控研究的结果，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报告，并参与编制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办公、居住及医疗环境防疫设计及疫情期环境保障运行指南》，为公共建筑的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及疫情期间室内空气安全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疫情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另一部环境防疫指南《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与安全保障指南（试行）》，也由侯立安领衔，他和李安桂教授、吴明红教授、高然教授等就是该《指南》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该《指南》由中国工程院组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持编制，火箭军工程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机构和单位参与编制，是我国首部针对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制定的全国性应急设计与管理指南。

《指南》包括总则、术语及定义、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疫情期间空气环境防疫应急技术措施、管理规章制度等5个部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规范标准，总结了新冠病毒防控实践经验，研究制定了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及应急技术措施，为有效保障重大疫情期间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安全，减少呼吸道传染病在疫情期间的传播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月 11 日，住建部组织召开专家审查会，审查组专家一致认为，该《指南》内容翔实，操作性强，对我国今后的民用建筑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抗疫形势，侯立安团队成员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担当为出发点，将《指南》与瑞典和德国的学者分享，《指南》中提到的传染病房环境保障技术和经验深受瑞典和德国学者的青睐。瑞典于默奥大学（Umea University）Thomas Olofsson教授和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教授、下萨克森州能源研究中心Zhengmeng Hou主任，分别将该《指南》翻译成瑞典语和德语，并分别发送给瑞典能源署（Swedish Energy Agency）和瑞典供热通风空调协会（the Swedish HVAC organization），且在瑞典学术期刊作了专题介绍，为瑞典、德国政府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参考。

捐赠物资，爱心驰援湖北

山高水长，一往情深。疫情爆发后，侯立安始终牵挂着湖北同胞。他一边进行应急科研攻关，一边操心医疗物资的筹集和捐赠，双管齐下，忙得不亦乐乎。无论多么忙碌辛苦，他的初衷只有一个：疫情早退，湖北安好，祖国安好！

为方便物资捐赠，侯立安团队第一时间主动与长江日报长江公益取得联系，商讨技术服务、捐赠等相关事宜。疫情期间，他们多次向武汉、十堰等抗疫一线捐出多批价值不菲的物资，其中包括1000余套空气净化器、新风机等装备，这批装备是侯立安团队联合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捐赠，经长江公益牵线，通过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定向捐给新冠肺炎指定医院使用的空气净化设备。

饮水思源，作为一位有着50年军龄的老兵，侯立安个人还捐赠了60台空气净化器，定点应用在部队临时接管的医院。

研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学必以服务人民为荣光。侯立安以中国科学家精神为内在动力，将论文写在抗疫一线，将其通过争分夺秒应急攻关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捐赠给湖北抗疫一线。

研发出“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后，侯立安团队立即主动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医院联系，提供技术服务，并通过长江公益、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该医院定向捐赠“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成品设备用于医院一线病区。截至4月18日24时，侯立安团队累计向郧阳区人民医院捐赠“空气中病毒微生物直接消杀风险阻断技术及装备”85台/套，价值达165.8万元。

十堰市郧阳区人民医院是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的到来，给郧阳区人民医院在环境净化、空气质量安全及有效阻断病毒在病房空间内传播等方面下了一场“及时雨”，得到了院方的真诚认可和衷心感谢。

郧阳区人民医院在《致侯立安院士专家团队的感谢信》中提到：“在这场没有旁观者的战‘疫’中，侯立安院士团队积极踊跃捐赠物资，并无偿提供了团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环境保障系列自主创新技术，凝聚起共同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郧阳区人民医院在《致兰州大学的感谢信》中也提到，侯立安院士团队的研发成果“云式无菌空气净化器”保障了该院的空气质量安全，有效地阻断了新冠病毒在大厅及病房空间内的传播。

科技战疫，共克时艰。侯立安早已是抗疫“逆行者”队伍中的一员。除了病区空气净化装备，侯立安团队还联合万喜人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盛大高科技机电有限公司等科技企业向湖北省十堰市捐赠物资，包括医用口罩、上平照紫外线消毒器、量子点石墨烯灭活试剂、智能新风净化装置、智能负压净化装置以及美螺装饰改造材料等，重量达5吨，总价值106万元。

秉承“多想一点，多做一点，多分担一点，为十堰人民抗击疫情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初衷，侯立安团队第一时间启动捐赠计划，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捐赠物资运输及医院空气污染控制方案。

除了技术设备，应急科普知识也是疫情初期疫区人民急需的重要“物资”。为有效指导室内污染防控，侯立安还向湖北捐赠了1000套他自己主编的科普书籍《看不见的室内空气污染》。

建言献策，科学服务决策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最有力的武器，人类战胜疫情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也离不开科学的建议和决策。在紧锣密鼓进行科研攻关和物资捐赠的同时，侯立安也不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建言献策。

2月16日，侯立安出席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专家组网络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针对疫区收治医院“空气中病毒微生物直接消杀的空气质量保障系统”等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进展，并建议对“新建、改建和有条件的医院增设空气质量保障系统”，将空气原位杀灭（UV+03）技术和石墨烯功能材料等全时段空气病毒主动式及被动式消杀技术设施投入抗疫斗争的第一线，尽快形成示范，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防护屏障，使其在院感防控和改善患者呼吸环境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3月初，针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征，侯立安联合多位相关专家发文，建议在各地逐步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加强室内空气污染与传播阻断工作，并提出了“目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向好的形势转变，但是疫情防控一刻不能放松，加强室内空气污染与传播阻断的研究和应用，切断病毒的气溶胶传播，仍然必要”这一在当时颇有远见的论断。

此外，他还牵头向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提供院士建议，向西安市和南宁市献策：针对定点医院和疑似病例隔离建筑，以及人口密集的老旧小区、商业楼和学校开展建筑空气污染与传播风险评估；加强公共环境与健康教育，通过网络媒体开展疫情通报和教育工作，提高公众的环境与健康素养；组建由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开展室内空气污染与传播阻断机理与技术攻关，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空气污染与传播阻断成套技术方案、规范和指南；针对不同通风类型的建筑采取有效工程改造和技术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室内空气中进行扩散。

科研攻关与物资捐赠同时出击，建言献策与国际合作同向而行。一个人的力量也许是有限的，但当侯立安集结身边所有力量一起奔赴“抗疫 战场”时，他就变成了所向披靡、永远年轻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