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高等音乐学院

1954年6月18日，位于北京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内的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公函，函中写到：“关于补助留法学生马孝骏夫妇两人回国路费一事，据称已由钧部拨给三百英镑，唯该生夫妇尚有一个小孩所需路费，约一百英镑。为此报请鉴核，希准予增援此数为祷。”

1954年6月18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致高等教育部函

此中提到的马孝骏是原中央大学音乐系马思聪教授的爱徒，毕业后追随其师脚步赴法国学习弦乐，并于1945年归国到母校任教。1947年，马孝骏考取国民政府教育部公费再次赴法，前往巴黎高等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理论，后获得博士学位。对于马孝骏的能力与天赋，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院长贺绿汀早有耳闻，正欲为学院“招兵买马”的他也一心想把正打算回国报效的马孝骏招致麾下。虽然当时将华东分院称为“买办资产阶级学校”的讽刺之声仍不绝于耳，但贺绿汀依然“一方面顶住一切‘左’倾势力的攻击，让老师们安心教学，同时把许多有水平的老师从国外请回来”

（见贺绿汀：《六十年回顾》）

。据与马孝骏同批赴法留学的作曲家张昊回忆，“贺公以《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以敌十万雄师。1950年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写信到巴黎聘我与马孝骏去当教授”

（见张昊：《贺绿汀与我》，载王海初主编《音乐大师贺绿汀》）

。而前函所谓的补助路费问题，正与贺绿汀筹谋马孝骏归国一事有关。

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院长贺绿汀

而颇令人意外的是，高教部留管司却拒绝了贺绿汀有关为马孝骏夫妇增拨一百英镑路费的请求。7月31日，贺绿汀以个人名义再次致信时任留管司司长艾大炎，表达了自己对于留管司决定的不同意见。在贺氏看来，惟有请马孝骏归国才能解华东分院作曲系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而其增加一百英镑路费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更有为学院增添资料的考虑，并非无理之请：

贺绿汀致高等教育部留学管理司司长艾大炎函，1954年7月31日。

艾司长：

关于再请设法补助留法学生马孝骏先生夫妇一百英镑问题，已报奉你部（54）留艾字第七四四号函，未得同意。（未奉到此文以前，又于七月廿一日以沪院字第二三四三号报告再次报请增援），我们对此有以下意见：

一、我院作曲系师资不足，解放以来从来如此，有些重要课程，均不能开班，严重影响教学的进度，对国家培养人才，是一很大损失。因此多方物色，特别是对滞留国外的优秀理论作曲家，更应尽力动员，经两年来努力，始得教师二人，马孝骏先生即其中之一（另一人仍在国外），正庆可以成行回国，忽又为路费不足而受阻国外，实非意料所及。

二、马孝骏先生路费不足，小孩路费虽属原因之一（另据有关方面得悉，还有母亲一人，亦须回国，不过路费问题，没有正面提出）。其重要因素，是由于书籍、乐谱、唱片等多达廿余箱，多系名贵之品，拟于运回后即以半数赠于我院，虽公众多负担一百英镑，即仅以所赠书谱衡量，亦不为过。

三、马孝骏先生原拟接收路费后，即可启程回国，但因所援路费不足，中途受阻，影响情绪甚大，生活亦感困难，即就地谋得一个小的工作，暂时维持一家生活，如不补寄，很可能即取消目前回国打算。

四、我院作曲系今年新生增加，原有年级顺序上升，现有教师只可勉强复旦原来班次，下学期开始以后，高级班即无法开课，不可不力求解决。为特建议：一百英镑路费，请予支援，如公众真正不能负担，俟其回国后，当由我院负责向其索还，事非得以，敬希谅察。

收到贺绿汀的意见之后，高教部留管司终于勉强同意了增补一百英镑的请求，但再三强调此一百英镑只能以华东分院丁善德教授个人名义“借给”马孝骏。而此番往复中的种种搪塞拖延无疑引起了在巴黎已辞职待归近一年之久的马氏夫妇的不满，由此渐渐生出不再回国之念。贺绿汀听闻后，紧忙借1954年底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赴沪会见上海高等教育负责人之机，找到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陈其五，希望后者能够向其旧交陈毅代为申说，争取尽早解决马孝骏夫妇的归国问题：

贺绿汀《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归国问题的两个具体问题》

马孝骏——在法国学作曲理论、音乐史六年，四三年（按：应为五三年）想回国，我们请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设法。留管司为了调查，延误了很长的时间，马所定的船期退了三、四次票，最后同意了，又因为他有一千公斤的书，不能代他运，（马）他说这一千公斤书是国内买不到的最重要的音乐书谱，运回来时打算全部赠送给学校。经过了很久的交涉，留管司答应再增加一百英镑，但这笔钱要告诉他说是学校中私人（作曲系主任丁善德）借给他的。我们再与他联系，告诉他以上情况要他即刻与驻瑞士使馆联系。后久无回信，托人调查据云，他因为几次误船期不能回国，说是驻瑞使馆要他运书的钱不够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卖掉作运费，他很生气，当时家里有妻母小孩（来法国）生活很困难，不得不在巴黎一家中国饭馆里当记账。促此也就不回信了。

一九五四年陈毅副总理去沪时召集了高校党员负责干部谈话，我曾把这些情况汇报给陈其五同志，陈其五同志认为这件事很典型，要我写一个书面汇报给他，由他转给陈毅副总理，我照办了，不久以后我们接到由文化部转来公文说张昊、马孝骏二人有政治问题，要我们不要再争取了，高教部已决定不要他们回来，张、马二人是否真有政治问题，我们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他二人是学音乐的，据留法音乐学生回国的人说，也没有看见过他们有什么显著的政治活动。

我认为这对以后争取留学生回国影响很大，假如没有显明的证据就剥夺了他们回祖国的权利，要让他们当一生白华人，未免有点失当。以上事情是否可以进一步检查一下。

（见贺绿汀：《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归国问题的两个具体问题》，1956年1月17日）

贺绿汀所谓“文化部转来公文”，正是高等教育部后来在陈毅的介入之下向文化部转去的“意见说明”。而查阅该公文可知，事实上剥夺了马氏夫妇“回祖国的权利”的“政治问题”，竟与其在巴黎之居所有关：

高等教育部《为征求对处理留法学生张昊、马孝骏、卢雅文等三人的回国旅费问题的意见》

关于马孝骏、卢雅文的回国旅费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及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于一九五三年相继来信代为申请，我部原则上同意补助，但需函有关使馆就近了解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做决定。一九五四年二月间先后接我驻瑞士公使馆函电，略称：经初步了解，马孝骏政治面貌不清，与蒋匪有过密切关系，其全家在法国住蒋匪反动分子刘全福的房子，至于其经济情况，他们初到法国时，生活很贫穷，后突然暴富，生活挥霍无常等。据此，我部对马、卢二人回国旅费问题须重新考虑。

（见高等教育部：《为征求对处理留法学生张昊、马孝骏、卢雅文等三人的回国旅费问题的意见》，1955年4月13日）

那这“蒋匪反动分子”刘全福究竟系何人，而马孝骏夫妇又为何会住在刘全福的房子里呢？巧合的是，在旅法商人叶星球所著《法国华人三百年》一书中，刚好能够找到一段有关巴黎华商“刘全富”的记载，而从其中描述来看，此“刘全富”与高教部意见中所谓“刘全福”当系一人无疑。根据该书记述，刘氏早年系留法工人，富于心计，后来为法国老板收买成为监督华工的工头，渐渐发达以后，便转而投身餐饮业经营：

1950年时，刘全富接手巴黎十六区一幢七层楼上的西餐馆经营权，西餐馆楼下是法国政府官员退休后的养老院，他没有放弃这笔生意，把原来西餐馆改为中餐馆后，仍兼做西餐，供应这些退休老人用膳。饭馆取名“新中华饭店”，装潢考究，环境幽雅，设有一百多个座位，凭借七层高楼的优势，可以俯瞰巴黎全景，在当时巴黎的中餐馆中数一数二。

（《法国华人三百年》，225页）

刘全福于新中华饭店

再结合此前贺绿汀有关马孝骏“不得不在巴黎一家中国饭店里当记账”之描述，我们不难推知，马孝骏一家之所以会住在刘全福处，只是因其1953年后等待官方答复时出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在刘全福的饭店兼工而已。而至于刘全福的“蒋匪反动分子”身份，则多半也是其为经营需要而“自封”：

富有起来的刘全富买下了老店主七层楼餐厅的产权，成为餐厅真正的老板。在巴黎侨界，渐渐为人所知，为了在政治上抬高自己的身份，他见人便宣传自己是国民党员，称他早年担任过孙中山的侍卫。

（《法国华人三百年》，226页）

1940至1950年代的战后巴黎是各方势力的竞技场。对于刘全福这一类的生意人来说，所谓“政治立场”其实全依现实需要而定，既可为政治资源而鼓吹国民党身份，亦可为公共形象而仗义疏财。如1946年来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大会的竺可桢，在当时造访“新中华饭店”之后，便对刘氏的助学义举印象颇佳。查《竺可桢日记》1946年11月15日之记载：“趋车至中华酒楼，应谢寿康之约中膳，到天放、润章、菊农、自修、萧瑜、钱存典、郭子杰、赵俊欣等。中华楼系镇江人刘全富所开。[刘]于第一次欧战抵法，为华工，近已得资巨万，拟给六个留学奖金，其义亦可嘉也。”

然而，刘氏的自我包装终究让“中华楼”断了马孝骏的中华梦。1955年6月27日，正是在这幢七层小楼的某个房间里，为了那一百英镑路费等待已一年有余的马孝骏提笔致信中国驻瑞士公使馆，正式放弃了自己“回国的权利”，也无奈接受了此后“当一生白华人”的命运：

马孝骏致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函，1955年6月27日。

关于我们一九五三年新申请的回国旅费，我们等了一年，至期仍未见汇到，早已写信给国内代我们申请的学校当局，说明我们已决定暂时居留法国的意思，请勿再为我们继续进行申请旅费，今接贵馆六月二十日来信，重提旧事，谅因国内有误会或“不接头”的地方。新云“国内已另汇你们不足旅费一百镑”，并无此事。高教部已同意的三百镑现在我们已无法应用，请即退回，以便结束这件久悬的……

对于马孝骏夫妇来说，这一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一年。马孝骏之妻卢雅文后来这样回忆到：

那一年，对于雅文夫妇来说，是忧心戚戚的一年。孝骏在巴黎大学音乐学院做研究生，所支的薪水不足以维持家计。租金方面，孝骏只能够用大学津贴，在一栋又残旧又没有电梯的大厦租个房间，更惨的是冬天比往年早来了。事实上，当年是巴黎人记忆中最冷的一年。

而也正是在“巴黎人记忆中最冷”的这个冬季，1955年10月7日，马孝骏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按马家的辈分，这个孩子是“友”字辈；而为了声韵上的美感，马孝骏决定为这个孩子再加一个“友”字——马友友。

卢雅文与马友友巴黎合影，选自《我的儿子马友友》。

若照十月怀胎计算，马孝骏夫妇决定要这个孩子当是在1954年底，那恰是他们为了一百英镑路费等了整整一年却仍不见转圜的时候。如此想来，马友友的诞生，或许正是这对海外学子与祖国无声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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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娜娜18岁生日后将入学伯克利音乐学院，近日她在巴黎为香奈儿拍摄了一组系列写真并完成许下的三个愿望：一个人旅行；剪短头发；学开车。

欧阳娜娜，2000年6月15日出生于台湾台北，中国台湾大提琴演奏家、演员。

2011年以大提琴得到全台第一。2012年举办独奏音乐会。2013年考取世界著名的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 2014年参演电影《北京爱情故事》，3月参加《天天向上》节目录制；同年参与拍摄电影《破风》；12月，欧阳娜娜与母亲傅娟合著的书籍《成为更好的自己——欧阳娜娜的音乐冒险》。2016年6月，因主演时尚爱情剧《是！尚先生》获得更多关注；10月，主演的喜剧动作片《王牌逗王牌》上映。2017年，主演青春校园电影《秘果》；11月，在《演员的诞生》节目中，欧阳娜娜一改往日时尚少女范穿上花袄化身村姑和章子怡的荧屏初恋郑昊共同演绎《我的父亲母亲》后传；12月22日，其主演的科幻电影《机器之血》在中国大陆上映。

父亲为台北市议员欧阳龙，妈妈是演员傅娟， 姐姐是欧阳妮妮和妹妹是欧阳娣娣，姑姑是歌手欧阳菲菲。娜娜出生于艺术世家；欧阳娜娜姐妹共三人。

欧阳娜娜凭借自然清新的表演、甜美娇俏的外形和乖巧率真的性格博得众多媒体和观众的喜爱，伴随登上《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 等综艺节目，人气上升。2014年欧阳娜娜因为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中以本色清新的表演获得肯定

2013年，出演陈思诚执导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中刘星阳一角[2]。

2014年，再获香港导演林超贤青睐，受邀参与青春热血电影《破风》的拍摄，出演车队天才工程师陈意荞，与演员彭于晏、崔始源、窦骁等合作出演。

2015年7月5日在北京举行个人大提琴独奏会，首次登上北京国家大剧院。 2015年，欧阳娜娜出演湖南电视台真人秀综艺节目 《偶像来了》 。

2016年，3月主演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栏目《是！尚先生》 ；8月12日，主演的奇幻类影片《美好的意外》上映，她在片中饰演叛逆的青春期少女星星 ；9月29日，获得凤凰时尚之选颁奖盛典年度时尚人气先锋大奖 ；10月1日，与刘德华、黄晓明合作主演的喜剧动作片《王牌逗王牌》上映 。

2017年1月17日，与张若昀、许魏洲等人共同加盟跨次元偶像剧真人秀《触不到的TA》 ；7月7日，加盟根据《左耳》番外篇、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青春校园电影《秘果》上映，她在片中饰演于池子 。7月19日，获得网易娱乐跨界盛典年度最具人气新锐女演员 ；8月15日，开启欧阳娜娜梦想练习曲2017大提琴巡回音乐会。11月，在《演员的诞生》节目中，欧阳娜娜一改往日时尚少女范穿上花袄化身村姑和章子怡的荧屏初恋郑昊共同演绎《我的父亲母亲》后传[。12月22日，其主演的科幻电影《机器之血》在中国大陆上映。

2018年1月1日，参加《演员的诞生》第十期，导师团战赛第一场刘烨战队PK宋丹丹战队，刘烨、蓝盈莹、欧阳娜娜共同表演节目《搭错车》参与PK，刘烨战队胜。

折叠

1917年，周小燕出生于上海。1935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中断学业，返回武汉，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1月，她同好友组织成立了武汉合唱团，首唱《长城谣》《歌八百壮士》等一批激发抗战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歌曲，为抗战事业倾注了自己满腔的热血。

1938年9月,周小燕考入巴黎音乐师范学校，师从布朗热、吉尔斯教授。1939年，转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求学，师从贝纳尔迪教授。经过7年的辛苦磨炼，她歌艺日臻成熟，开始频繁地登上欧洲的声乐舞台。自1945年起，周小燕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等举办个人演唱会，使世界舞台第一次对中国美声演员刮目相看，她被誉为“中国之莺”。在欧洲9年，周小燕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每次上台演出，她总是一袭旗袍，高贵典雅。每次演出都演唱中国歌曲。

在周小燕出国前，她的父亲周苍柏谆谆教导：第一，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第二，你学好了要回来为中国效劳。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际，1947年10月，周小燕婉言谢绝了外国同行的挽留，放弃了留在欧洲工作、生活的机会，毅然返回上海，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重开内战，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周小燕一回国即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义演音乐会。

周小燕与交通大学的渊源很深。她的父亲周苍柏毕业于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高等预科班。周小燕的妹妹结识了一些交大学生，他们经常来家中讲述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愿望，周小燕常常为这些充满激情的青春活力所感染。1947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周小燕在上海高校的个人演唱会第一站就是交通大学。1948年6月16日，周小燕应交大学生自治会邀请，在交大的大礼堂举行专场演唱会。

演唱会受到师生的热情欢迎，那天几乎是万人空巷。卖票前两小时，已经是四条长蛇阵般排队买票，没有买上票的同学只好买站票。连站票也没有买上的同学只能在场外的草坪上倾听。正式演出时，大礼堂爆满，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幸好学生会早有准备，他们把喇叭接到大操场，以便学生在草坪上也能欣赏音乐会。这次独唱音乐会，演出的曲目主要以中国歌曲为主，有《踏雪寻梅》《长城谣》《跑马溜溜的山上》等经典名曲作品。她的演唱，音色明亮，音质纯净，气息充沛又控制自如，咬字吐词清晰。在现场的同学仰头看天上的明月，倾耳静听悠扬的歌声，颇有“此曲只因天上来”之感。

演唱结束，学生自治会没有按照惯例送鲜花，而是敬献锦旗，以表感谢。周小燕觉得交大人很特别，怎么不送花？打开仔细一看，上面写着：“献给周小燕小姐，唱破这阴湿的天！国立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敬赠。”对于周小燕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纪念品。她十分珍惜这面锦旗，一直保存在身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交大学生自治会没有经费，也不提供接送，周小燕是自己坐车来学校的。周小燕带来的高雅音乐艺术，无论是对中外经典歌曲的美妙诠释，还是她雍容华贵的气度，在交大学生中找到了无数知音。

周小燕来交通大学的第二次演出，是1949年正月初五晚上，交通大学应变委员会联合上海慈善人士在新文治堂举行募款储粮新年义演活动。为了一睹周小燕的风采，可容纳2000人的文治堂也显得十分拥挤。在这场演出中，身材娇小但气势磅礴的周小燕，一口气为同学们演唱了《思乡》《青春舞曲》《跑马溜溜的山上》《在那遥远的地方》《踏雪寻梅》等10首歌曲，她的演唱大受欢迎，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共鸣。每曲终了都能听到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一再要求加唱。关于这场演出的盛况，1949年2月《交大周刊》刊载过一篇题为《周小燕独唱大受欢迎 Encore 竟达五次》的报道。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温小娟 通讯员 韩亮

作为“魅力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演出的启幕演出，7月16日晚，河南交响乐团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奏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旗下河南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用美妙的音符，拉开了这场文化盛宴的序幕，吹响了加速河南文化演出市场复苏的“号角”。

“魅力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演出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河南艺术中心、河南保利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以及部分省市文艺单位承办。从即日起至9月30日，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河南豫剧院、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等文艺院团，将为河南观众献上22台剧目、26场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纷呈。

16日晚，河南交响乐团音乐会由旅法青年指挥家孙莹执棒，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旗下的河南交响乐团演奏。孙莹出生于音乐世家，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指挥系，2011年起，孙莹担任著名华人指挥家汤沐海的助理指挥，成功指挥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龙声华韵”系列音乐会等多场音乐会，他的指挥充满激情和感染力。

而河南交响乐团曾与李德伦、黄晓同、杨鸿年、刘大东、陈燮阳、汤沐海、邵恩、谭利华、李心草、姜金一、薛伟、吕思清、殷承宗、郎朗等众多知名音乐家合作过，被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誉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乐团”。

年轻、富有激情的指挥家与同样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乐团，碰撞出别样的艺术火花。音乐会上，孙莹和河南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共同为观众献上12首中外经典乐曲。其中，既有充满异国风情的《轻骑兵序曲》、《培尔金特》第一组曲、《胡桃夹子》选曲、《斯拉夫舞曲》第八号、《卡门》第一组曲、《荒原七侠》等，也有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国名曲《我的祖国》《太阳出来喜洋洋》《茉莉花》等，还有本土色彩浓厚的《热巴舞曲》，最后，一曲激情澎湃的《人民万岁》为音乐会划上句号。

据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张振中介绍，河南交响乐团音乐会不仅是“魅力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演出的首场演出，也是该集团疫情以来首次在室内文化场馆举办的演出，正式拉开了该集团复演的序幕。

疫情以来，按照疫情防控总体要求，虽然无法进行演出活动，但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无时无刻不在为复工复演做准备，随时准备闪亮登台——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顶住经济压力，员工工资未减未降；积极作为，紧抓业务，疫情期间艺术生产从未间断，创作了歌曲、曲艺等多种形式的抗疫作品，凝聚起了感奋人心的时代力量。

张振中说，在“魅力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演出中，该集团将为大家献上６场演出：7月16日，河南交响乐团音乐会为系列演出启幕；７月29日、８月16日，将为大家献上河南民族乐团音乐会，带大家领略民乐的独特魅力；8月26日，河南交响乐团音乐会将再次奏响；９月29日，为大家献上2020国庆节交响音乐会；9月30日，2020河南省中秋节民族音乐会将作为“魅力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演出的闭幕演出呈上。“除演出外，在疫情常态化下，集团还在稳步推进舞台艺术送基层、文化扶贫等工作。8月初，集团还将遴选优秀艺术家走进新疆五地开展‘豫疆情、文化行’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演出涵盖豫剧、越调、京剧、话剧、儿童剧、脱口秀、武术以及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既有豫剧《战洪洲》、京剧《沙家浜》《杜鹃山》等经典剧目，也有话剧《红旗渠》、越调《吉鸿昌》等近年佳作，还有豫剧《义薄云天》、越调《老兵国辉》等新创作品，以及多场精心打造的专题音乐会，包括适宜少儿欣赏的儿童剧《猴子王》、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少林武术”与“喷空”等，可满足广大观众的不同需求。

2020年的文化艺术演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度沉寂。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7月3日，河南艺术中心时隔164天后启动“复演”。目前，河南艺术中心已安全有序地开展文化演出，在全国文化场馆中走在前列。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需求，系列演出上座率均控制在30%以内，全力保障观众卫生健康安全。更难得的是，为惠及更多的普通百姓，吸引喜爱艺术的观众能够走进剧院，每场演出票价最低30元，最高不超过100元。

编辑：陈鑫

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喜欢拉小提琴，常表演。渐渐，小提琴变成了他的符号之一。还有人写《爱因斯坦小提琴失窃案》之类小说，开他玩笑。

许多科学家都这样。量子论的开创者马克斯·普朗克擅長钢琴和手风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四岁开始读乐谱，想做音乐家；医学奖得主詹姆斯·艾利森则擅长口琴；化学奖得主弗朗西斯·阿诺德获奖演讲还说过“生命密码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一样复杂、美丽，我们却不知道如何书写”这样的名言。

这些，不难理解，"业余消遣嘛，谁没有一点嗜好？"

不，真业余吗？未必！他们有些造诣不输音乐学院毕业生。或者，人家原本就以成音乐家为志愿，没想当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自小即梦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科学上的成就，也未必便能胜过音乐给他带来的快乐。

人文领域中，近年著名的爱乐人是萨义德。

他以讨论“东方主义”著称，风行一時。但《音乐的极境》足以见证他的音乐素养。从古典音乐、歌剧到帕瓦罗蒂，对以色列禁演瓦格纳、音乐节愈来愈浮滥、音乐与女性主义的关系等等都有论列。

他是音乐系教授或职业乐评人吗？当然不是。只是音乐系教授、职业乐评人、乐迷都要聆听的声音。

同样，德里达的解构论风靡北美，但他除了解构“語言邏各斯”之外，文章多是《盲人回忆录：绘画起源于不可见》《诗歌就是创伤》《被给予的时间：君王的时间》之類。其理论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法律、翻译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因为他本來就在各领域游走。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亦然。其符号学方法，就在《流行体系》的序论中。书则大谈服装诗学、 符号的修辞：流行的理性、 流行体系的经济学、流行时装的历史和历时、流行时装摄影等等。

《明室：摄影纵横谈》他又选择了另一个领域，而且刻意站在“非专业的”观者角度，来感性表达自己对摄影的认知。说产生奇迹的地方不該叫“暗房”而应叫做“明室”。摄影“既非图像，亦非真实，是个新物质：一个不可能再触摸的真实。”

他的行为中，再度出现了这个关键词：业余。

业余，相对于专业。这个"业"，看起来是知识性或学术性的，其实不，是职业。凡拥有某种知识、技能，而并不靠它吃饭的，那些以此糊口的人便把他们称为业余，说自己才是专业。

故爱因斯坦、萨义德等人的音乐；罗兰巴特谈摄影、谈流行服饰；德里达谈诗歌、谈绘画，都是业余。

讽刺，恰好就发生于此。许多专业领域的突破，偏偏产生于某些业余。或至少，专业人士不读罗兰巴特、萨义德、德里达这一类人的著作，就会固陋、匠气，不得提升。

你，会不会想起我国绘画史上的"文人画"现象？

文人，唐宋以后忽然涉足绘画。专业画家本来还很自信，认为自己是"行家"，当行本色；笑他们那些非行家，画法荒率乖戾，只能叫做"戾家画"。可是结果呢？文人画由异端变成了正宗，打破了专业画家的垄断、扭转了画史的走势。专业，在不专业的文人面前，其僵化固陋之病，显露无遗，毫无还手之力。

一、业余者的挑战

宋元说书人开讲，会先说一段小故事做引子，称为“人话”或叫“得胜头回”。我前面说的，类似于此。

入话，是要诱引大家来思考几个问题。

（一）现在大家都强调专业、专精。可是，为什么愈高端的专业学科或领域，愈常看到除了专业之外还精通其他多个领域的大咖？

（二）前面说到的这些人，显现的，是在许多领域间悠游愉悦的状态。好像不太费劲。不但跨界去谈这谈那不显得费力，他们在自己成名的领域，也很少出现一般形容专业学者的那些词汇，如钻研、苦读、苦心孤诣、专心致意、深入、心无旁骛等等。仿佛爱因斯坦只是在拉小提琴之余，玩似的，就成了大科学家。这种印象，或许未必真实，但他们与专业人士生命状态之不同，一乐一苦，却甚显然。为什么会这样？

（三）这些人，身上当然也都挂着专业标签，哲学家、医生、某科系教授、某领域之大师等等。故他们跑到那些专业之外的领域去，常被称为业余、玩票、踢馆、抢地盘。可是，专业的先生呀，您的地盘怎么就能被抢了呢？不专业的人，怎么就能比在这领域沈潜了一辈子的人更懂你这专业，而且更获社会认同？

（四）这种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可以无穷举示下去，乃是常态。可为什么专业人士死不承认，最多只愿意把兼擅多个领域的人视为变项、例外、天才，或者直接嗤为骗子？ 我在这领域钻了几十年，才懂得这些。你随随便便跑进来溜哒溜哒，就说你也懂，甚至还夸口能胜过我，不是骗子或疯子，是什么？

其实，不愿（其实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专业人士才真是呆子。固守于一个专业化洞窟里，不肯出来，非呆而何？

二、专业社会的崩解

任何社会笨人都占多数，故呆子本来就多。但喜欢成为专业化呆子，并提出理论予以巩固之、提倡之的，除了后文会介绍的现代专家外，古代亦颇不乏。

例如被胡适、顾颉刚推崇备至的清朝章学诚，就是骨灰级的呆子。

他向往春秋以前的社会，说那个社会是知识跟职业（官职）结合的，学什么就干什么，父子代代相传。春秋以后，封建体系松动，王官失守，知识和技术才随着贵族制解体而流向民间，出现孔孟名墨道法农兵等诸子百家。

前者，阶级僵化、知识被封闭地单线传承、学术只掌握于官方、没有个人性、也没有学术思想自由。他却觉得好，大夸这是"公而无私"；然后大骂后者，反对祭孔。因为孔子有教无类、开启了私人讲学与著述之风，打破了"官师合一"的局面，也打破了他"学在王官"的美梦。《中庸》所说为学次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成为后世读书人的行动准则，亦令他愤懑不已。

章学诚本来学问固陋、读书不多，故他想回到一个简单、有规矩的社会，情有可原。

可是他没想到：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怎么可能长期受限于官方和职业？思潮涌动，堤坝终究会被冲倒，周朝封建体制到春秋的发展，就是明证。

另一个他没想到的，是他这套想法，其实最合乎统治者的脾胃虽然我不愿意说他心术不正，但他期望能成帝王师，为"安天下"而出的思路，却恰好为巩固统治提供了绳枷。

事实上不用你提供，统治者自己就会动手。

春秋战国思想之大繁荣，很快就被秦始皇认为是"群言淆乱"，因而下令焚书、坑儒、禁百家语，回到"以吏为师"的型态。

思潮涌动，秦始皇的堤坝当然又被冲倒了。

可是汉朝匆匆建立在秦的基础上，因循大于变革，并没能痛改前非。如法律，就大体延续了秦的严刑峻罚。学术，也延续着秦朝的博士制度。国家设立五经诸子博士，一经一家，称为学官，由他们招收博士员生弟子。

这种官师合一的专业化教育，形成的，当然还是知识封闭、单线传承、学术掌握于官方、没有个人性、也没有学术自由的局面。强调家法、师法、专业。

研究《尚书》的，不研究《诗经》;研究《春秋》的，不研究《易经》，五经各有专家。而所谓研究《诗经》，卻还要看是齐、鲁、韩哪一家；读《尚书》，则要看是读欧阳高、夏侯胜还是夏侯建的。连《论语》都有齐、鲁之分，根本没有统一的本子。

自己这么封闭，画地为牢，各占地盘，互不相让，还不许私学来竞争，彼此打得不可开交。

不幸，思潮涌动，堤坝还是被冲倒了。

一方面是私学势力越来越强，一方面专业逐渐走向兼通。到汉末，官学就几乎全被私家取代了，郑玄、王肃之类遍注群经的通儒比比皆是。过去说通一本经书都很难，非常专业，人不可能博通五经。现在，再说这些话，大家都要哈哈笑，怜你坐井观天了。

三、博学的传统

后来的形势，像水。冲开黑暗的闸门以后，就要流向江、流向海，愈来愈宽广。

由五经而九经、而十三经、而十三经注疏、而新十三经、而十三经新注、而佛藏道藏、而千经万卷。都要看，都要懂。

所以你说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谁是什么专家？谁不博极群书？

即使是清朝的“汉学”家，也是遍注群经的，如赵之谦写的匾额那样：“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

西汉那种只懂一经、自负专业的情况，再也没了。

五千卷，看起来夸张，然而它原是实数，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类词语还不一样。所以《三国遗录》记载曹丕建一书阁，就说："读书五千卷，许登阁观书。"后来《北史》說崔儦也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大概都以读五千卷书当一个好学者的基本数。

由五千卷一万卷这类词语的流行，便可看到大家对学者、文人之认定乃是通博而非专业，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

前面讲过，西漢猶存暴秦专业遗风，东汉就渐渐改过来了。所以扬雄《法言》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王充《论衡·别通篇》也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 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则称赞张衡“一物不知，实以为耻。”

人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不能不以“尽量多懂一些”來自我要求。若你不自我要求，那就只好等着迎接別人的恥笑。前些年，夏衍被吴晗损:“你还当文化部长呢,这一点都不懂!”就是一例。幸好夏衍知耻，发奋用功,每天抽出一小时读《資治通鑑》《二十四史》。

现在学界不知羞耻，且居然以可耻为可贵，固陋鸣高。强调专业，要目不斜视，一门深入。打定了一生就画地为牢，在这小小的、最好是旁人无暇或无意经营的畸零地上了此残生。

他们一辈子不能走出学院这个小圈子里某某专业的更小的圈子，出去了，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只能被别人笑话。

四、复活的专业格局

例如中文系。横的，划分为"语言文学""文学"两大块。前者再分为语言、文字、文献。语言又分语音、语法，或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等等。文学呢？分为古代、近代、现代、比较文学、文艺学等等。各有教研室，统属其教师、课程和学生，分疆划域，不相联通。

学生之理想则是：本科专业，考研专业，读博，进高校或科研机构继续做专业、教专业。一辈子做训诂、一辈子做现代文学、一辈子考古、一辈子做古汉语、一辈子做戏曲、一辈子、一辈子......

我见过一位先生，是研究文学的。聊起唐吉轲德与罗宾汉，说不懂，只研究中国文学。乃谈平江不肖生、王度庐，则说近代武侠这些都没听过。谈古代的《水浒》杂剧、叶子戏，也说不懂，只研究六朝。那么，六朝志怪如何？不懂，只研究诗。乐府诗《少年行》《游侠篇》等也很有趣。亦不清楚，主要是做陶渊明。啊，太好了，龚自珍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已成近代一大公案，正好请教。" 不知道，我是专门研究陶诗版本的"，他非常自负地说。

为何自负？因为学科设置、教育体系即是如此。他自觉非常完满地达成了学界甚至是国家对他的要求，也因此得到了学位、职称、专家待遇，有饭、有房、有舞台、有徒众有学生、有社会地位、可评奖、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然后复制学生，一代繁衍一代。每个学科都如此。与秦汉博士招收博士员生弟子一模一样。

与此相对应的，是专业化的社会职业。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都是专业，有时只从某大学专业毕业还不行，還需要再考证照。

五、近代专业化教育的发展

一百多年前，1908年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就痛批当时流行的德国趋势。 说:人类精神(the human spirit)已走向极端。科学实证主义传播甚广，某些教育机构正成为科学大工厂。 学位制度，对好学深思之士毫无促进作用，只鼓励在研究工作中展示出娴熟技术的人。 古代人文经典研究的德国化，不仅对经典本身是毁灭性的打击，就整个高等文化说，亦是一大灾难。

依他看，德国化的学风“鼓励人放弃一切自发的思考，仅在某一小块知识领域当别人观点的纪录或仓库”“情愿把自己的心灵降低到纯粹机械功能”。 其毛病，一在只重视材料，运用考证去达成知识之累积; 二在专业分工，造成切割。

他说的，是工业社会逐渐把学校工厂化的趋势。这趋势，发轫于欧洲，打破了原有的人文精神教育体系，然后延伸到美国。他想抵抗这股歪风，故起而提倡新人文主义。

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机器的广泛使用，分工愈来愈细，不得不逐渐专业化。因为一个工人只能管他那一部分，不可能掌握全部生产流程和內容。到19世纪60年代，生产日益集中，出现了辛迪加、托拉斯等各垄断组织，又进一步加速了国家的专业化的发展。美国也在这条路上走，故引來白璧德之批评。

可是从20年代末起，产品专业厂已过渡为主机厂或组装厂，一个厂主要只承担这种产品的装配和完成少量的工艺加工及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基本定型。

教育，配合这种工业发展趋势，也全面专业化。

以现代广泛运用的利伯曼“专业化”标准来说，所谓专业，一是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于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二是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三是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四是在专业自律性范围内，直接负有作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例如法院，由法官检察官律师说了算，医院就由医师说了算。

这整个核心就是专业化人才，人才的培养则靠教育。

二十世纪便因此逐渐成为专业化教育的时代。大陆五十、六十年代以来强调发展工业，配合计划经济而形成的专业化教育，乃是它最耀眼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此一格局不但没有打破，反而因商业大潮、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等各种需要，引进专业经理人、法务专业人才、人力资源发展等概念，人文、社会、商企领域也开始强调专业。

六、专业化教育的修正与改造

换言之，白璧德之类人士的担忧和反抗失败了。

白璧德的主张曾影响中国吴宓、梁实秋等人，看来他们在中国也失败了。

不，抵抗一直存在。错误的事，不会因为做久了就变成对的。相反！刚开始，新潮流来了，大家一窝风地学着做，享受如吃了特效药的激情。吃得愈久，对特效药的依赖愈甚，可是对特效药的毛病也愈来愈了解，自动就会开始设法改善，未必是听了哪位前辈的话。

因此，白璧德之后，美国推出了各种改造、改善专业化教育的方案。它们从各自的体会出发，不一定沿着人文主义的道路。

一种是强调经典教育。不论任何专业，都需要由经典出发，经典作为人面向未来的共同基础。芝加哥大学在这方面的作为，很受称道。

一种是发展核心课程、通识教育。特别是文、理两大领域在现今教育体制下，已经分裂成两个世界，无法沟通、不能理解。所以需要在所有专业课程中确定一些核心知识，做为大家可以沟通的交集。这方面，哈佛大学是领导。

一种是整体人教育，又称全人教育。認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孩子的智力发展，更是他们的社会、情感、身体和精神的成长。故教育重点从專業转到“全人发展”，关注个性化教育。突出艺术、音乐、守时、整洁，并融入创造性、自发性、自我表达、诚实和团队合作中。

一种是把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分开，大学只做通识教育，研究生阶段再做专业培养。例如新闻系，大学读新闻写作、编辑采访这些课有什么用呢？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艺术，什么都能不懂，能采访什么相关新闻？所以专业的技术训练，都可推迟到任职单位去做职前培训，或到研究生阶段再来学。

一种是发展科技整合。让不同的专业学者交流、合作，把各学科已断裂的关系重新整合起来。

这些，目标都是想拯救专业教育的。设想之方案，则都是通博：打破专家型窄而深的形态，走向交流、交叉、沟通、共识、整合。

目前这些尝试有些已失败了。例如一种学科自助餐式的博通计划，想以大量选修课冲淡专业化气氛。但美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1983年发布国家危机（A Nation at Risk）报告，认为学校已成了自助餐厅，选修课多达50%。可是共同课和选修课无所不包，个人财务、单身汉生活、健康等等与"跨学科"混为一谈，导致教育系统失败。

可见专业已久，吃错药几十年，要如何改造，还需费点思量、花点时间。

但21世纪情況毕竟跟20世纪很不相同了。专业化教育转向博通，是不转也得转。

巨大的社会、技术和环境变化，再度令“跨学科学习”成为新的教育体系和重新讨论教育目标的关键：专家型人才已不能应付新时代了。

因为快速的全球化过程，带来了新的机遇和风险。团队学习和复杂的通信能力正成为新的生存工具。移民比例激增，又改变了教室和社区的人口结构。媒体和贸易也让遥远地区的人和文化接触愈來愈多。人们打开了新形式的跨文化学习和交流，同时也产生未知的恐惧。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近年发布的教育框架因此称为“跨学科教学的教育机会”。例如生物学的许多分支，将融入生物物理学家、化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合成一个研究团体以解决广泛的科学和社会问题。这些社会和技术的转换與整合，必然出现一代新型的学习者。他们是能够访问和过滤信息数字化、跨空间壁垒、文化和语言协作、利用新的环境调查机会、参与政治和艺术表现的“新千禧年一代”“全球主管”“环境盟友”“做好职业准备”的人。

这样的21世纪的学习者和专家，将明显受益于其跨学科能力而非专业。

有能力的学生，要学会像历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思考。也要求能够通过跨学科的视角和趋势，理解特定问题的互联性和更广泛的主题。

故美国希望通过创新（Innovation）能力导向、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多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ity）构建“三一”培养体系，实现硕博贯通，加强课程的前沿性和交叉性。

七、落伍的现实、无未来性的眼光

我国的教育，早期学德国、日本，中间学苏联，再则学美国。底子和结构是工业化、专技化、职业化，加上了秦朝的老传统。

但美国既然已对专业教育多有反省，我们也不能不受影响，故经典教育、核心课程、通识教育、全人教育、科技整合、跨学科、跨文化都有人提倡，并参与到现行教育体系中。零星推动，也有二三十年光景了。

可是效果远比美国差。

例如学位，我们其实已有非常明确的区分：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与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不同，培养规格各有侧重，培养目标上各有明确的定位。

专业学位的特点是与职业性紧密结合。获得专业学位的人，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从事具有明显职业背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等。

然而，分是这么分，实际上混为一谈，什么科系都朝专业学位方式培养，大學等於技校。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之类技术人才，社会认知和自我感觉，比学术型学位的科系和人才还要高、就职条件还要好。

利禄驱使，当然至今仍是专业导向挂帅，大学变成了工厂，或替工厂做职前人力培训。

毕竟，人无远虑，眼前的好处都还没拿完，21世纪的学习者和专家该如何具有多学科交叉能力，就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八、道与器：君子和工匠之分

可是“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的区分，正显示了大家心底其实很明白“专业”是怎么回事。

"专业学位“指的是获得了一种知识技术，跟"学术"原是两回事。而这种区分，乃是千古不变的。

前面曾谈到孔子、谈到春秋战国。

周朝"学在王官"时，学问跟王权、职业结合，世代相传。养马的养马、打铁的打铁、观天象的观天象、奏乐的奏乐。说得好听，叫做有"匠人精神"。其实历代相传，碰上了儿子不争气，不是这块料，其艺就只好减色、失传或濫竽充數，情况跟帝制之皇位相传是一样的。侥幸有一两位能奋发图强或天资特别明敏的，终是少数。且纵使能传下去，其学理的部分也必然丢失，只技术上略存旧日典型而已。《汉书·艺文志》说周衰以后，王官之学的百工技艺流入民间，可是精义尽失。例如音乐，"世在乐官，颇能纪铿其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说的，即是这个道理。

孔子就是理解到此，故大开平民教育之门，有教无类。培养的，不再是匠人、技师，而是君子。君子与技师不同，"君子不器"，他本身就不是制器的工匠，所以人格上也悠游博通，不像专业人士那样只有一孔之见、一技之长。

从此以后，君子为学，都讲道、讲博通，都耻于仅有一技一器之能。凡把学术跟王权、职业、百工技艺结合起来的，也都遭到鄙视。如班固嘲笑汉代所谓经学兴盛只是"禄利之途使然";朱熹说学校已是官学，故不能不改办书院，皆是！后来学校遂直接分成两类，一是学校，一是职校。

即使是官，也要分"官"和"吏"。官要用有通识的读书人，吏则是熟悉业务的专家，以处理刑、讼、钱、量、兵、役、工、灾事务（古代如此，现在如此，外国也如此）。

摆脱了王权、职业、技术之束缚的君子，做学问，才能再回到自由的状态，与学问的本性相契合。所以他宽博自在，悠游自在，不似专家这样孜孜矻矻、辛苦拘谨，精神状态迥不相祭出。

由于他本无专业的界限，什么都要去探究，所以经常被专业人士指为跨界，说是踩了人家的地盘。可是，学问为天下之公器，哪是谁的地盘？历史只能由读历史系的人谈、哲学只能由读哲学系的人想、读物理的就不能研究文学，荒不荒谬？

前面已说过，所谓专业，条件之一即是垄断性，所以才有地盘意识，怕人家来抢饭碗。

之二，是为了显示它的"专业"，须有些特殊技术（也就是他们的黑话：专业术语、表述格式、期刊级别）。

之三，是对专业人精神的洗脑，让人愿意为此消磨一生。什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啦，"板凳十年冷"啦，"皓首穷经"啦"十年磨一剑"啦都是。

殊不知，专业黑话、江湖切口，一学就会了，远不及天地会洪门的暗语复杂。其他还有什么知识性的专业门槛吗？没有。就算有，也甚低，大学一二年级的知识水平即完全可以应付。

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之所谓学术研究，大量都是教授出面揽活，研究生负责完成的，故水平基本不超过硕士生能力。"研究"不过如此，门槛可知。

而且，知识的门槛，只是天资，例如五音不全的人学音乐费劲、没方向感的人不擅长看地图、花粉过敏的人不适合园艺，此外还有什么门槛？只消具有听说读写及思考之基本能力，什么专业之藩篱无不被立马踏破。

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在不同学科，如词学、经学、史学、文字学、佛学、各种西方哲学社会学流派中自由转换，中间几乎连过度的时间都没有，不是明摆的例证吗？他们是还没被近代工业化专业教育毁掉的一代，所以还保留了传统读书人博学的态度和方法，完全不被专业所限。自诩专业的人，谁又敢说他们"样样通，样样松"？

倒过来说，博通的人，有時不是在不同专业间游走，而是在一个点上就显示了他的综合与博通。像《红楼梦》的作者是什么专业？都不是，是把无数专业融通起来貫注于这本小说中，故天文命理物事人情、儒道佛，包罗万象。惹得后来各种红学家从各个专业角度去瞎子摸象，揣想不休。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人、这些狀況都是难以理解的。

他们或许也想如此，但做不到。才举脚，就感觉处处藩篱，既要紧守着自己的一架子丝瓜，又要注意别去踩了邻家那一畦萝卜，当然荆棘遍地。而老王卖瓜，敝帚自珍，连冬瓜西瓜南瓜北瓜都无暇理会了，更别说天地之大、品类之繁。所以他们都说天资和时间有限，不能泛滥，只能谨守一畦一架。

这当然无法做大学问。小鲫鱼到了大海，头晕目眩，不知博通之学另有方法，本不是溪沟里腾挪转侧的那些小伎俩就能行的。

20世纪中期大盛的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也早就说过：想理解经验和行为，应由整体看。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反之，整体的各个部分才是由整体的内部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专业人士习惯的"局部观点"以及把局部拼贴起来的做法，根本就落伍且不通，将如孟子所说："寸寸而度，至丈必谬"。

从做学问角度说，本没有那一畦一架、藩篱与荆棘。忽而鲲鹏万里，忽而瓠落一瓢，忽而养生主，忽而应帝王，精神与宇宙天地相往来，觉得什么儒、道、名、法、农、墨、阴阳各学派之分都还是多余，把学问的全体大用分裂了。

这时，典范是专家、技师、工匠，还是"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孔子、"古之博大真人"的老子？

世界当然需要工匠，吾人生活也离不开工匠。工匠能好好传习其技艺，发挥其专业精神，自是求之不得的事。

但凡事皆有其份际，学者上不学孔老圣贤君子，中不管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之分，下又不知时代趋势，偏以工匠专业自居、自喜、自大，岂不颠倒可笑？为捍卫自己一点可怜的自卑式自尊，又编造了许多反对博通、认为博通不可能做到、通人都是骗子的谎言，骗人骗己，更是可悲。

改弦更张，迎接博通回潮的21世纪新趋势，才是正途。陶渊明说得好："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在专门化还盛行的时代，请保持对根本问题的理性思考。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