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大学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 楚水

粤若稽古，面稽天若，有曰若稽古的意思，袁枚先生讲汉儒秦近君释《尚书·尧典》，仅曰若稽古，就近三万言，记得2017年8月30日，楚某还以《曰若稽古》随笔一篇，认为曰若稽古，就是查考古籍，固执地有点太过于武断，其实，乃狂妄出于无知，骄傲源自浅薄。

今读饶公巜稽古稽天说》，方知汉儒秦近君洋洋三万余言，大有其道理。没有考证，估计应该经学之辩形成《白虎通义》之前，如今秦近君之文已不好查证，饶公宗颐先生有无其思想，更难考究。诗到江西别是禅，谈及诗人黄庭坚，饶公区区四百字有胜钱钟书《谈艺录》涉及黄山谷之八千余言。足见饶公一字千钧，惜墨如金，决不会无端妄言。

饶公从《尚书》始引，引经据典，洋洋千余言而述《稽古稽天说》，自有其主旨，如若汉章帝时代白虎观之辩经，绝对立论，饶公认为：

天不远人，人自远人。儒虽不非天，却自远天，无宗教之国家，既无精神文明。日本以大直日神之御灵立教，就不同于中国。汉儒曰若稽古，没有尽稽古稽天之道，有疑古蔑天之嫌，也是中国不同于日本信仰的原因，其实，现实主义之与文化自信，旨莫深焉。

二 粤若稽古

－－再读饶宗颐先生巜稽古稽天说》

仍然六点半左右醒来，疫情没有改变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只是自己懒散了，总觉得闻鸡起舞于碑帖，已经不是每日之必须。书法需要龙场悟道，特别是临写某碑某帖二十年后，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面貌，则更需要三省吾身，是否南辕北辙，路子究竟走偏了，还是走野了。

自幼耳盲胜于目盲，韶乐之声如若闻之，也仅仅在白日梦里。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世界十大名曲，今天可以随意百度而出，更可以随时随地播放。只是疫情半年多来，没有能够一一洗耳恭听，聆听最多的还是《广陵散》《二泉映月》《蓝色的多瑙河》巜月光奏鸣曲》，却也唯实算是踏踏实实地补上了一堂音乐课

只是音乐好像是最好的催眠曲，在音乐中构思，或思考今天该写点什么，才能算是完不枉今日，对自己也算有了交代，却是经常不知不觉地将每有所思又带入回笼觉里，如少年白日梦里以闻韶乐。比如昨日读饶公巜稽古稽天说》，总感觉得饶公大有抒怀，却不懂饶公抒怀何在？甚是悲哀，甚是苦闷。梦里依稀发现一个名字若隐若现，隠约走来－－乃所著《源氏物语》之日本江户时期国学四大名家之本居宜长是也。饶公欲以本居宜长先生比侪，如其所云：

＂我当效彼邦宜长，以为前驱，作稽古稽天说＂

－－非汉儒秦近君释《尧典》舍本逐末，忽略其民族精神之实质，而趋于文字之表象，数十万字又能如何？东蠃本居宜长先生研究《古事纪》作巜古事纪传》认为：天皇统治天下之道，曾是实有的世界，为日本神道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诚如饶公所云：

＂非如我史家之抄袭尧舜抹杀论，而为肆无忌惮之词，囯本焉有不厥之理？＂

由此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文化自信。是有神道教为精神支撑的日本文化自信？还是多元文化的美国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自信之根之魂，又在那里呢？如何培育和形成我们新时代的核心文化，才能有核心竞争力，这才是饶公宗颐《稽古稽天说》的忧患之所在。大哲忧于思，在于济世，此饶公之襟怀与情怀也，不为大学者都不可能，境界使之然也。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为说走就走的旅行]

文章类型|旅行见闻

文章字数|619，阅读约2分钟

科苏特广场是匈牙利的广场。科苏特广场位于多瑙河畔，毗邻匈牙利议会大厦。布达佩斯线在这里设有车站。该博物馆建于1986年，是一所音乐学校。李斯特生活在1881年至1886年间。博物馆展出李斯特的二手乐器、家具、房间、书籍等珍贵纪念品。

盖勒特山是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座山峰，海拔235米。这座山俯瞰布达佩斯。山顶上有一座城堡。盖勒特山的行政区划属于布达佩斯一区的11个管辖区。在17世纪，这里曾经是游行的地方。山上有一座为匈牙利而牺牲的战士们的纪念碑。

布达佩斯动物园于1866年开放，有733只动物。该动物园是匈牙利最古老的动物园，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救治伤员，在布达城堡境内的一条天然隧道内修建了一座医院，可容纳200名伤员。冷战结束后，该医院为匈牙利争取自由的人们提供治疗。在冷战高峰时期，它被改造成了民防大学的防辐射设施。现在？修复后，在修复部位打蜡。

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VasarelyMuseum）建于1906年，博物馆建筑是当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博物馆拥有数十万件藏品，包括欧洲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博物馆有六个藏品：埃及艺术、古代艺术、古代雕塑、古代绘画、现代艺术和具象作品。

这篇文章就到这里。你对这个地方熟悉吗？你去过那里吗？如果你去过，欢迎留言分享经验给没去过的人，关注小编，带你看遍万水千山。

[旅行是不期而遇，是兜兜转转，是华丽冒险，是决不妥协。当一切落幕，还有回忆的珍宝在熠熠闪光。在那里，阳光灿烂，青春不老]

蒙古马。记者贾立君摄

半人深的大水塘南岸，一群蒙古马扬鬃奋蹄飞奔而来，踏溅起数人高的水花。水塘北岸正中，几位摄影人紧张地按动相机快门，记录精美瞬间。相机咔嚓嚓的连拍声尚未停止，马群便“兵分左右”闪电般从他们身边掠过，疾驰向广袤草原。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凤凰马场的这一壮观场面，常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友。奔腾的马群势若蛟龙出水，令人不由想到铁马金戈时代。

铁马金戈

马是地球上的一个古老物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马化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戈壁安其马，距今1000万年。苏尼特岩画中，记载着4000多年前人们驯化马匹的场景。

自从野马被驯化以来，便参与到人类的活动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排山倒海的马蹄声。

冷兵器时代，马就是今天的汽车、火车、飞机，是最强大的交通运输工具。因此，有学者说，原本为周王朝提供马匹的秦始皇祖辈，凭借当时的战略资源“马”而富国，继而横扫六国，奠定了中国统一的格局。

我们也看到，历朝历代依靠马的优势，南征北战，开疆拓土，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与马关联。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是马背英雄。特别是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元朝，马在军事中的应用达到顶峰。

史书记载，蒙古族曾是向辽、金提供貂皮的狩猎部落，后来金为招募更多的骑兵，把这些猎人武装起来，授以“百夫长”“千夫长”头衔，支持他们不断兼并其他部落。与先秦的崛起相似，蒙古骑兵很快壮大，后来横扫欧亚大陆，饮马多瑙河、箭指北部湾，最终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帝国。难以想象的是，创造这一神话般历史的成吉思汗只有十万兵卒，今天一个大型体育场即可容下的部队。但他们是骑兵，有马相助，如虎添翼，“十万人马”成为当时最强悍的军备。

静卧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上的元上都遗址，无声地讲述着700年前世界大都会的繁荣。“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九州四海服训诰，万年天子固皇图。”这是元诗描写皇帝在上都发布诏书的情景。这里四通八达的驿路，连通了欧、亚、非三大洲，是“草原丝绸之路”起点，推动了中国北方的建设和世界商贸的发展，甚至忽必烈在上都下令发行的纸币，影响了全球金属货币重大变革。

那么，成就帝国大业、丈量过世界版图的蒙古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呢？

生物学界将自古以来栖息繁衍在蒙古高原上的马，统一命名为蒙古马。其家族中，有乌珠穆沁马、乌审马、百岔铁蹄马、科尔沁马等分支。不管哪个分支，由于它们生存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一方水土养一方马”，造就了它们共同的特征：体格不大，身躯粗壮，四肢坚实，头大额宽，肌腱发达；被毛浓密，不畏寒冷，耐力超强，适合长途奔袭；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每小时可走60公里以上的路程，历来是良好的军马。

史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靠蒙古马惊人的速度和耐力得胜。1219年9月，大将哲别攻打花剌子模国讹答刺城时，城坚未破。哲别率部后退500里。几天后的夜晚，哲别突然下令进攻，部队次日清晨便抵城下，守军毫无准备，一举破城。

蒙古马性情坚韧，不择食，能刨开冰雪啃干草，在严酷环境下站着睡眠，体力恢复快。“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蒙古铁蹄马。”在转牧场、寻水源、踏坚冰、拓疆土过程中，只要接受指令，它就无所畏惧、一马当先、勇往直前。难怪蒙古大军可“兵马先动，粮草后行”，所向披靡。

人马情深

在长期的患难与共中，“马背民族”与马建立了深厚感情。在蒙古族人眼里，马是“不会说话的朋友”，一句“离不开”，是他们对马深沉的爱。

一匹雪白的马从赛道上冲来，马背上，米特布老人后仰身躯，左手提缰，右手舞鞭，瞬间超过旁边青年骑手的黑马而夺冠。这是内蒙古乌审旗巴音陶勒盖嘎查（村）赛马会上的一个镜头。这位远近闻名的驯马师、老骑手今年77岁了，依然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赛事上。

在米特布看来，“马很聪明，通人性”。他始终忘不掉一匹枣红马。那是1978年的春天，作为生产队拖拉机手的他，被15公里外的邻村请去修理柴油机。对方表达谢意，敬了他不少酒。太阳快落山时他上马回家，冷风一吹，不知不觉醉坠马下。半夜被冻醒时，黑黢黢的沙窝空无一物，他以为马走丢了，于是赶到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借宿。翌日清晨去找马，马正在他醉倒的隔壁沙窝里吃草，沙梁上留下9条马踪，“它一晚上回去四次，一直在那里等着我。”

米特布老人清晰地记得，那匹马是他花75元买的，当时很瘦小，和他的一只奶山羊一样大，村人嘲笑。到家不久，马驹生病，他用被子包其身，请兽医看了一个多月才治好。“那时候没什么好吃的，人吃玉米碴子饭，给它也吃。”两岁时身体还较虚弱，他用毛毡代替鞍子开始驯马，没想到三岁就能参赛，在各种赛马会上总是第一名。

“再也没骑过那么快的马。”老人说，尽管它个头不大，但跑起来有“推背感”。他认为，那是马对他的感恩与回报。遗憾的是，1986年因生活所迫，被人以当时的“天价”——1300元买走。此后再没见过，“不想提了，伤心。”说到这儿，老人站起来径直而去。

“爱马，是骨子里的。”同嘎查牧民吉格吉扎布说，米特布每当提到那匹马，总是懊悔不已。蒙古族称马“阿米德额尔德尼”，汉语意为“活的财宝”，对待马像对待亲人一样。“拴马驹，驯两岁”，“一切从娃娃抓起”培养各种技能。还要经常剪马鬃、修马尾，“梳洗打扮”，结精致的笼头，配漂亮的马鞍。当马跑出汗时，要用刮板仔细刮掉全身的马汗，帮马舒筋活血。“打人不打脸，打马不打头”，再不听话的马，主人也忌讳打它脑袋。

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不吃马肉，还给马“养老送终”。吉格吉扎布家乡的乌审马是蒙古马中的优秀类群，以善走出名，一般寿命为20余岁，他家一匹最长寿的马活了32岁。那匹马1983年从生产队分到家时已10岁，快20岁时家人按照惯例不再让“功臣”干活，放到草原上任由它去吃草。2005年，终老在草场上，全家悲痛，用平板车将它拉到高处，举行了一个仪式。问及细节，今年58岁的吉格吉扎布眼角淌出泪水……

吉格吉扎布高中毕业后曾任生产队长、嘎查党支部书记31年。5年前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下来，养马成了“主业”。此前事务繁忙，没顾上侍弄马匹，他要“补上这一课”。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副雕花的马鞍，伴我度过金色的童年……马背给我草原的胸怀，马背给我牧人的勇敢……”一首《雕花的马鞍》唱出了蒙古族人久远的记忆，唱出了人马世世相伴、惺惺相惜的情怀。

“现在养马，完全是一种情结。”吉格吉扎布说，过去养马是为了骑行代步、驮东西，如今公路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都有汽车，进沙窝子里赶牛羊也主要使用摩托车，曾与牧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匹退出了“劳动舞台”。但养马是传统，他家现有8匹马，其中2匹常年用于赛马。嘎查的赛马会有周赛、月赛、季赛、年度赛，镇里、旗里每年也举办许多赛事。“十分热闹，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满足我们养马的爱好。”

家有小型装载机、拖拉机、小轿车，年收入30多万元的吉格吉扎布，收藏了大批马鞍、马镫等用具。他说，自己是嘎查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现在决心成为当地第一个建蒙古马文化博物馆的牧民。他已投入200多万元盖起了场馆主体框架，要把马文化传承下去。

一马当先

像米特布、吉格吉扎布一样爱马的人，在内蒙古各地数不胜数。专家说，这是由于“人马情缘”“人马合一”的底蕴使然，马已成为蒙古族人的一种精神象征和感情寄托：“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已成为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存哲学和奋斗源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认为，蒙古马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突出特征，温顺善良、吃苦耐劳、团结拼搏的高尚品格，早已与大草原上人们的情操融为一体。

“无论路途多遥远、负担多沉重，它都会在战场、田间、赛场默默流血洒汗。”现实中，人马互动、物我两境，可生动诠释“蒙古马精神”。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身于镶黄旗的民族英雄裕谦，率领镇海守军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虽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但留下了“与镇海共存亡”的豪言壮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亲王僧格林沁，指挥包括蒙古马队在内的大沽口守军痛击英法联军，震惊世界，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反清丈”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影响下，爆发了百灵庙起义。抗日战争中，大青山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酷似“骏马腾飞”的土地——比新中国诞生还要早两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守望着祖国的北疆，奠定了全国56个民族大团结的基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解放战争期间，内蒙古骑兵师以蒙古马为依托，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主席到陕北后所骑的蒙古马，把主人从战火纷飞的山沟里，平安护送到解放全中国的阳关大道上，从山河破碎的旧中国背负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1947年初，陕北高原依然沉睡在漫长的冬日里，延安保卫战炮火连天；塞外，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试验田”上空，一声春雷划过，绽放出火红的鲜花——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宣告成立。它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它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拉开精彩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前，内蒙古这匹“骏马”一马当先，为全国的解放开疆拓土；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匹“骏马”一往无前，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埋头拉车。

共和国百废待兴之际，内蒙古凭借白云鄂博铁矿及其世界储量第一的稀土资源，承担了国家“一五”期间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中的包钢和两个兵器制造厂等6个项目的建设任务，把钢铁、钢轨等国防产品源源不断输送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蒙古着力发展畜牧业、木材加工业，把大量木料、牛羊肉产品送往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地。为了国家的航空事业，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政府和数万群众3次搬迁，毫无怨言。人们感叹，内蒙古人的最大特点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大局出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默默无闻，甘于奉献。

新世纪初，内蒙古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禁牧、轮牧政策，缩减牲畜养殖头数；对京津风沙源进行治理，在各大沙漠、沙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我国最大国有林区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30万林业工人2015年收斧挂锯，全面停止长达63年的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历史，由伐木人变为造林人……

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70多年来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像蒙古马群一样维护着草原的壮美。如今，库布其治沙模式成为全球范本，京津北缘“大沙盆”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恶化局面实现逆转，毛乌素沙地几近消失，天蓝云白、山青水绿成为“骏马版图”的主色调。

万马奔腾

“两眼乌黑，四蹄漆黑，全身洁白、无一缕杂毛，各器官不能有伤痕、疮疤。”这是成吉思汗陵选择“神马”的标准。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丰茂草场里，有一匹神秘的白马，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只有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春祭大典，才被牵来供人朝拜。

文献记载，成吉思汗曾用白马鲜乳献祭苍天，并将一匹白马册封为“长生天的神骏”，命名“温都根查干”，汉语意为“溜圆白骏”。它被认为是草原吉祥福禄的祈祷、腾飞振兴的象征。800多年来，“神马”由守陵的达尔扈特人以转世的形式传承至今，当白马老去时，再从相貌特征相类似的两岁白马中推选顶替，一般每30年认定一次。

蒙古马毛色以骝、青、黑、栗居多，白色较少。蒙古族崇尚白色，常常把白色与云雾、富饶、智慧、忠义、好运等联系在一起，如白色的哈达、奶食品、蒙古袍，被视为圣洁的象征、礼仪之首。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极其宠爱白马，且拥有大量白色马群，即便王公贵族遇见白马群，都会原地等待马群走过或绕道行走，而不会从马群中穿过。

白马享有尊贵地位，是蒙古马中的珍品。要看成群白马，须到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来。研究表明，乌珠穆沁白马，是蒙古马白马的后代。

“乌珠穆沁”系蒙古语，意为摘葡萄的人。蒙古族乌珠穆沁部落13世纪生活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17世纪中叶迁此定居。相传，乌珠穆沁人从阿尔泰山向东迁移，与留守家乡的人告别时，披白袍、骑白马，约定日后相见的标志。

2012年，西乌珠穆沁旗被中国马业协会命名为“中国白马之乡”。为保护白马品种宝贵遗传资源，该旗2016年在旗府所在地西北97公里处的高山草甸草原上建立了乌珠穆沁白马繁育基地。

起伏的山峦，牧草盈尺，如同厚厚的绿毯铺向天边。几群白马，从这个山头追逐嬉闹到那个山头，像白缎飘舞；另外几群白马或驻足遥望，或俯首觅食，如玉树临风。占地1.8万亩的乌珠穆沁白马繁育基地，散养着180余匹白马，每年能生产80匹优质马驹，提供给周边牧户，周边25个白马核心群牧户年产近千匹马驹，再供给其他养殖户。如此繁衍，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从2012年的3157匹，增长到眼下的6400多匹，养殖户达345户。

乌兰哈拉嘎苏木（乡）巴棋宝力格嘎查（村）牧民色登吉日木德家，是西乌珠穆沁旗白马养殖大户之一，现有白马110匹。今年74岁的色登吉日木德年轻时是生产队的马倌，1983年草场承包到户分配牲畜时，本来他家只能分到一匹马，可钟爱白马的他用牛羊替换回5匹母马，为的是下马驹。不过，那些年养马不赚钱，但他一直坚持下来。2005年，儿子哈斯巴特尔组织附近牧民成立白马协会，开始卖马奶。后来，政府倡导发展马产业，大孙子在家，祖孙三代养马，大学毕业的小孙子在城里经营马奶店，全家卖马驹、马奶，年收入五六十万元。

我国自古就是养马大国，明朝东自承德、西至宁夏，皆是牧马地，并在宣化、大同等地设马市，规定每年互市定额3.4万匹。清朝在察哈尔设左右两翼牧场和两处御马场，全盛时期养马10余万匹。

数百年来，蒙古马早已分布到我国广大北方农村。据统计，机械化以前，全国农业用马的70%是蒙古马。内蒙古马匹养殖1975年达到最高峰，全区马匹数量为239万匹。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民实现了定居生活，加之牧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内蒙古马匹养殖数量随之锐减，到2000年左右，一些优良品种面临绝种的威胁。

2006年，蒙古马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成为全国首批公布的138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

近些年，在内蒙古大力发展马产业、打造马文化和弘扬“蒙古马精神”的带动下，全区马匹养殖数量已由2007年的69.7万匹，增长到目前的93.5万匹，且已建起多个蒙古马原种保种基地。马术、赛马、休闲乘马、体育马等现代马业正在兴起，蒙古马成为内蒙古第三产业的活跃要素。其中，乌珠穆沁白马、阿巴嘎黑马、大型实景剧《千古马颂》、凤凰马场摄影活动等，已成为马文化知名品牌。7月18日，为期50天的“中国·内蒙古马赛暨第七届内蒙古马术节”在“中国马都”核心区锡林浩特市开幕。同时，8月至10月间，自治区举办“网上内蒙古马赛”，各盟市结合“马背上的内蒙古主题旅游”活动就地开展赛事，线上线下互动，探索文旅融合和马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200多年前人们计算蒸汽机的功率，都以“马力”为单位。

现在，我们仍把大道称作“马路”，这是历史的印记。过去，马是历史车轮前进的先驱，是文明进步的基石。一条2100多年前的秦直道，从咸阳北上700多公里、通达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尽管曾经的叱咤风云湮没在历史红尘中，但依稀可见“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气势。

今天，当你表示即刻就能赶到或立刻执行某项事务时，常以“马上”二字承诺。可见，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骑上马是多么快捷的一种姿态；在我们的传统思维里，“快人快马”，才可“马到成功”。

夏日的内蒙古，牛羊散落于碧草间，万马奔腾在草原上，生机无限。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从牧马、驯马开始，就是在不断地挖掘马身上的优良禀赋；就是在人马互动中，发现人与马共有的优秀品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说：“蒙古马精神，本质上是奋斗者的精神。”（记者贾立君）

六月初，我突然觉得离死神很近，因为接连听到了三个死讯：第一个是我在布达佩斯家楼上的一位老邻居病逝，电梯门上贴出了下周举行葬礼的通知，虽然我跟这位卧床多年的老人没有见过几面，但按照当地人的习惯，邻居的葬礼还是要能去就去。第二个也是邻居，四十岁出头，就住我隔壁的维克多，4日下午女友下班回来，发现他在家中自杀。维克多是个安静的小个子，喜欢种花养草，经常到我家窗前帮助浇花。当天傍晚，两辆警车停到楼下，五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在悬廊上警戒，并挨家挨户叩门调查，另有三名穿白色隔离衣的刑警或法医在屋里忙碌。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拍照的闪光灯透过敞开的屋门投进黑夜，如密集的闪电照亮无眠的庭院……

李西安 1937-2020

第三个是闻知李西安老师去世。微信里，我看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师姐萧梅转了谢嘉辛老师写的一篇回忆老院长的文章，才知83岁的李西安先生于6月4日22时在京病逝。这个噩耗让我难过了好久，也使我陷入年轻时的回忆。

作者：余泽民（本文作者为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新潮”音乐由他命名

李老师不仅是融汇中西的作曲家，推动中国音乐发展的音乐理论家，他还是眼界宽阔、思想解放的教育家、音乐改革的弄潮者，被媒体称为“中国新潮音乐教头”……那么“新潮音乐”指什么？指的就是谭盾、瞿小松、叶小刚、郭文景、陈其钢、黄安伦、何训田、周龙、陈怡等的音乐实践，如今，这个天才的音乐群体已将中国音乐带到世界舞台，李西安不仅是他们中许多人的伯乐，更是这个群体背后的推手，而“新潮”音乐就是由他命名的。

李西安与谭盾（后排左二）、金铁霖（左三）、瞿小松（后排右一）及华夏室内乐团赴纽约演出。

上世纪80年代是解放思想的年代，是理想主义泛滥并充满一切可能的年代，是中国人重新认知世界并重新为自己定位的年代，现在回头看李西安当年发表的《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中国音乐的新浪潮》和《中国音乐的大趋势》，钦佩他是一位预言家。1985年的6月，他就在一次演讲中总结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十大趋势，三十多年过去，几乎都被他说中了。

李西安老师生前担任过的职位很多，如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音乐》主编、《中国音乐》主编、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学术委员、华夏室内乐团艺术总监、香港中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的艺术顾问……对我个人来讲，意义最大的是他当了11年的那个“院长”。在李西安老师漫长的音乐教育生涯里，我只是他满天下的桃李中一个既半路出家，又半路出走的“后生”，我未能沿着他当初的期望走到底，但是反过来说，他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因为正是他当年践行的音乐教育改革给了我弃医从艺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欢迎你来学校帮助建设新学科”

我是1989年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记得198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上午，我从一个家住大北窑的朋友那里骑车出来，准备回樱花园的学生宿舍，因为我当时正在中日友好医院做临床实习。路过农展馆时，看到那里人山人海，从大门口拉起的巨大横幅上才知，那里正在为应届大学生举办供需见面会。其实，我对自己毕业后的方向已经想好，准备报考北医精神卫生研究所（现北医六院的前身）的研究生，为此我还特意在三个月的“小学期”里选择去精研所做“科研实习”。当时我热衷于读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伯格森和金赛，认定21世纪的医学将是心理学的世纪；另外，我还有一个揣在心里说不出口的原因：我觉得心理学更贴近文学，要知道，大学时代的我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万一研究生没考上，我就选一家附属医院当医生，内科外科无所谓……

现在回想，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巧合串成的，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要不是那一天的前晚我碰巧住到了朋友家，碰巧又在那天上午骑车经过农展馆，碰巧被在路边等人的徐琛拉进了展厅，碰巧在人山人海的展厅里遇到被分在北大医院实习的徐易京，他又碰巧顺嘴跟我说：上午有两位“美院来的教授”到北大医院招研究生，当时大家都推荐我，因为都知道我有美术特长；而且巧上加巧，我碰巧那晚去北医本部跳舞，碰巧遇到也接待过那两位教授的卫生系辅导员赵建明，于是我要来了联系电话，半夜三更赶到了杜义芳老师家……假如没有这一系列的“碰巧”，或许我过的会是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蓝靛厂还是农村，我骑着一辆链子生锈的“二八男车”沿着田间颠簸的泥路来到空军指挥学院，杜义芳教授已经笑眯眯地等在大门口；当时已是夜里10点。跟她聊了几句才发现，我得到的信息不准确！杜老师并非来自美院，而是音乐学院，当时我就失望地打退堂鼓，因为我虽然在北医上过吉他班，能弹《致爱丽丝》、《西班牙舞曲》等几首好听得落俗的吉他曲，但我只知简谱，不识五线谱，去考音乐学院研究生岂不是笑话？！然而杜老师三句两句就稳住了我，我第一次听到李西安这个名字，就是从她嘴里。

杜老师近六旬，身材矮胖，笑容可掬，态度诚恳热情，说起话来像是演讲，眉飞色舞，思维奔逸。她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学生地下党，年轻时上过艺术学校，后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班，当时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哲学和美学。她告诉我说，他们的院长李西安很有远见和魄力，倡导“在古老的传统和现代的新学科之间，构筑一个巨大发展空间”的办学方针，支持学校新增设了音乐教育、音乐治疗、艺术管理、艺术心理等几个跨学科专业。白天，和她一起去北医的张鸿懿教授就是国内音乐治疗学的创始者，她俩为了招生已经跑了全国好几所医科大学和医院。她还说，这些专业有的只招本科生，有的只招大专生，只有她申请的艺术心理学专业获得国家批准，可以招硕士生，她和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任专业导师……我向她说了我的顾虑，她安慰我说，她想招的正是我这种既有医学底子，对心理学感兴趣，并有艺术素养的人，只要我能考进去，她会为我安排各种艺术课程，音乐、美术、电影、舞蹈等各个艺术分支都要接触，并说这个专业在国外也是新生事物，她希望能跟未来的学生一起搭建中国的艺术心理学框架……总之，杜老师的一席话把我的心说动了，告辞的时候已是凌晨，我在黑暗中用力蹬车，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但我心里兴奋不已。

第二天，我跟张鸿懿老师也通了电话，她支持我报艺术心理专业，并用鼓励的语气跟我开玩笑说，若不是她的音乐治疗专业只能招大专班，不然她会跟杜老师抢我的。她也提到了李西安，说李老师会全力支持新学科的发展……当时我并不清楚她就是李老师的夫人。当天下午研究生报名就结束了，我跟温冰一起赶到地质大学的报名点。温冰不仅学过素描和油画，还有一副好嗓子，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许多年后我跟他说，他幸好没有跳槽，不然中国整形外科就缺少了一把“金刀”，现在温冰是北大医院的烧伤科主任。

报名后，我一边在中日友好医院实习，一边恶补艺术课，学五线谱，做节奏训练，突击阅读了一大批心理学和美学专著。1989年2月，“中国院”的专业考场设在恭王府一间昏暗的侧殿里。杜老师特意叫我早去了一会儿，并引见李西安、谢大京这两位正副院长，那是我第一次见李老师。他长发斜分，指间夹着一根还没点的烟卷，穿深蓝色的笔挺西装，白色衬衫，没打领带，戴一副秀郎镜，有一股我在那之前从未直面过的艺术范儿。李老师的嗓音低沉沙哑，声调不高，虽然语速较慢，但也需要专注才能够听清。他说他已经了解了我的情况，期待我能通过考试，“欢迎你来学校帮助建设新学科”，这句原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帮助”这词很让我鼓舞，我当然懂他的寄予，想来我是这个专业设立后的第一批考生。

中国院，一段彩虹般的记忆

考试顺利，秋天我接到了录取通知。当时“中国院”已搬到苇子坑的新校址，听学校老师讲，最初讨论方案时，李老师提出前院“蛮荒时代”、中院“高山流水”、东院“竹林深处”的设想，可惜未能实现。李西安夫妇就住在学校对面的丝竹园小区，我常去拜访。

进到“中国院”后，我成了一个挺扎眼的异类，烫爆炸式头，穿时髦的衣裳，校园舞会场场都去，大家说我“比搞艺术的更像搞艺术的”，我不知这话是褒是贬。大家都知道我是学医出身，有个头疼脑热常来找我，我成了“校医室的义务值班员”，但我享受这个“异类”身份。杜老师给我安排的课程很丰富，除了学孟昭兰教授的基础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外，还跟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教授学习舞台表演心理，跟体院的老师学运动心理，我还去北京艺术研究所上过资华筠的舞蹈动态学课，去电影学院听各种讲座，她本人给我们讲艺术心理。杜老师又请葛德月教授教我钢琴，刘德海先生讲中国音乐美学，知道我爱画画，于是送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跟刘大为先生学过一阵子工笔画。我需要补的基础乐理、视唱练耳课，则是跟张鸿懿老师的弟子们一起上，因此跟音乐治疗班的学生混得很熟，经常一起去张老师家。张老师很热情，经常备好饭菜给我们“打牙祭”，我们则把她家吵得天翻地覆。这种时候，李院长会躲到隔壁的房间忙自己的事，但偶尔也会从厨房端给我们两道小菜，嘘寒问暖。他说话总是嗓音嘶哑，慢条斯理，一副长者关心晚辈的慈祥。

在音乐学院，我交了一堆新朋友，比如杨红、杨曙光、萧梅、姚艺君、赵塔里木、李方元、刘勇、沈诚、吴鹏飞、苗建华等，现在他们都成了中国音乐界的主力。“中国院”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彩虹般的绚烂记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91年秋天，我决定出国闯荡，杜老师虽然不舍，但很理解，也知道我决心已下，很难拦住。启程前的那天下午，我去“中国院”跟李院长夫妇告别。张鸿懿老师说，搞新学科的就需要放宽眼界，出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并将几位搞音乐治疗的欧洲专家信息抄在一张纸上，叫我带着，找机会跟他们取得联系，还硬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百美金，叫我一定收下，说这是她跟李老师的心意。李西安老师则意味深长地叮嘱：“既然决定出去闯，那就闯出点眉目再回来……”

本文作者1991年10月15日出国前回中国音乐学院道别

当时，我是乘西伯利亚国际列车去的匈牙利，穿过蒙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共颠簸了一个星期，一路险象环生，一言难尽。说来也巧，同车赴匈的还有“中国院”的项祖华教授和他的弟子李玲玲，他俩去匈牙利参加国际扬琴大会。

人一旦出国，就像泼出去的水，明天的事情难以预料。我来到匈牙利后，过了许多年漂泊的日子，偶然闯入了匈牙利的文学圈，最终走上了文学的路。从2002年翻译诺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作品开始，我一步步将文学翻译当成了主业，并且还穿插写自己的书。2005年，我作为翻译接待了来匈参加“布达佩斯春天艺术节”的新加坡华乐团，令我兴奋的是，团里有好几位乐手都是“中国院”校友，其中有首席二胡李宝顺。我们聊到母校，自然会聊到李西安，他们告诉我李老师始终致力于中国民乐走向世界，他亲自担任他们乐团的艺术顾问。那次，新加坡华乐团在多瑙河边的音乐宫里演奏了谭盾的《火祭》，音乐中我看到李老师瘦削而坚定的身影。虽然他的人生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平坦，但他从未放弃，始终积极地行动，将自己一生的热情和精力都给了中国音乐。

我回国的时候，多次去到李老师家探望，带去我的新书，交流彼此的生活。他俩从来没因我“弃艺从文”感到遗憾，总是安慰我说，文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一家。的确，无论在写作还是翻译上，我在医学院和音乐学院学到的知识都能派上用场。

2012年作者于端午节看望李西安夫妇，左起：余泽民、李西安、张鸿懿（抱着作者的女儿米拉）、艾丽卡。

张鸿懿老师是前年春天走的，现在李西安老师也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唤醒了我深埋的许多断续的记忆，忽然，我想起当年在“中国院”学钢琴时弹过的一首李老师谱写的、民族风格的练习曲，曲名我忘了，当时用的还是蓝色油印、纸张脆黄的简陋乐谱，但那春风杨柳、行云流水的旋律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变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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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音乐梦想

李西安如是说

“我在一条漫长的峡谷中久久地徘徊。左面是一座高高的山，右面也是一座高高的山。在迷茫中我失去了路向。

我期待着一棵火炬，照亮我的脚下，引导我走出这大峡谷。

当我们走出这峡谷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就是中国音乐的世界高峰，就是东方音乐的复兴。而引导我们走出大峡谷的，就是理念的、悟性的火炬。”

“世界上只有播种者最懂得花的芳香和果实的甘美，然而最细心的人也难免在无意中碰掉一朵花蕾或踩折一棵幼芽。园丁们，要小心啊！”（ 注：1980年“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中，一位“文革”中自学成才，当时已经以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女孩》、歌剧《花神》等作品红极一时的年轻作曲家黄安伦，因为和声题没做完被抄卷而未录取，引起很多老师的惋惜和不平。李西安得知此事后，在报纸上撰文《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从黄安伦的几首新作谈起》，在评述黄安伦的作品之后，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学校招生工作中的僵化、保守。）

“建立中国音乐博物馆；恢复中国音乐的历史长廊，收集、挖掘、抢救留存的历代音乐作品，并付诸音响；创办中国民族音乐节；建立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加强国民音乐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教育，使孩子们从小就种下热爱民族音乐的种子……这是关系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也是在我国建树和发展民族音乐学十分重要的基础建设工程，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奋斗……”

“在我国要不要建立以民族音乐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走自己的路。研究这个问题，求得正确的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前途，也关系到中国音乐教育总体结构的改革。

“谭盾就是谭盾！”——李西安与第五代作曲家的不解之缘

自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谭盾等众多第五代作曲家踏入大学门槛时起，李西安教授就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全国有4万人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光是上海考区报考作曲专业者就有400多人。当时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李西安和另一位老师被派到上海负责作曲专业的招生工作。两人连续三天夜以继日地阅卷，唯恐错漏了一位人才。原本从上海拟招收谭盾、陈其钢、叶小纲和胡咏言等人，但谁也没想到在录取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插曲。谭盾的专业虽然考得很好，但由于体检前一时疏忽喝了牛奶而导致尿检不合格，因而接到的通知是“不予录取”。李西安深知这个小小的差错完全可能改变人的命运，他急忙去找学校有关的各个部门说明真实情况。但医务室的一位大夫说：“如果他是陈景润，我就天天陪他去看病，可惜他不是。”不是先知但却爱才心切的李西安这样回答他：“谭盾就是谭盾！他考得不错，就应该录取。”经过李西安的不懈努力，同时在校方的支持下，谭盾经再次体检合格后，终于迈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当然，谭盾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作曲家，是由于他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并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相当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以及独特的思想和突出的创造才能。不过，当年李西安老师的慧眼独具和据理力争，的确给谭盾日后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至少使他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少走了许多艰难崎岖的弯路。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建，李西安来到该院作曲系工作，因此并没有亲自教过谭盾和他的同学们。但他一直在关注这些未来的作曲家，他们也经常来找非常信任的李老师倾诉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1986年，李西安开始兼任《人民音乐》杂志的主编。这时恰逢第五代作曲家们学有所成、准备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之时，李西安和《人民音乐》便给予了大力支持，参与主办了其中的多场音乐会。通常，音乐会前由李西安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音乐会后，又在《人民音乐》上以“青年音乐家”的专题形式，为每位作曲家刊发数篇由他人撰写的音乐会评论文章。而考虑到自己地位的特殊性，李西安个人从不轻易对他们的作品说三道四。短短两三年间，李西安主编的《人民音乐》便依次发表了有关叶小纲、陈怡、瞿晓松、陈其钢、许舒亚、郭文景、周龙、何训田和苏聪等人的评论数十篇。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还处于“冰雪初融”的阶段，音乐创作领域对于现代音乐是否应该存在还处于观望甚至争论的时候，李西安和《人民音乐》就已经开始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些崭露头角的作曲家。这不仅需要伯乐的眼力，还需要对新生事物的热爱和准确判断，更需要挑战精神和面对各种困难的勇气。（本文摘自刘涓涓《情系中国新音乐创作——记音乐活动家、评论家李西安》）

来源：北京晚报 李西安资料图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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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年夏，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唆使下，西欧基督教世界数十万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农民和仿佛看到了翻身的希望，狂热的基督徒们也找到了发泄欲望的出口，于是他们纷纷响应教皇号召，拿起武器，向东方的伊斯兰教世界发动进攻。

这些出征的军队都在身体上佩戴显著的十字架标识，因此被称为十字军。到了十二世纪末叶，十字军东征已经进行了两次，十字军成功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并建立国家。

但到了1187年，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在苏丹萨拉丁的带领下向耶路撒冷发起圣战，一举击溃基督徒的防守，占领耶路撒冷，令欧洲大为震惊。

英王理查一世第一个站出来，他号召欧洲各国组织军队，重新夺回圣城。

一、出征！三路大军！

英王理查一世是英国历史上最浪漫的人物之一，多少个世纪以来，他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颂，在无数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位骑着战马、手持战斧和盾牌，为自己的王国、宗教和王妃英勇作战的骑士。

理查是英国金雀花王朝建立者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的哥哥亨利已经被宣布成为王位继承人，因此理查只能继承母亲的爵位，成为一名小小的王国公爵。年轻的理查显然不满足，他要求得到的更多。

16岁的理查开始追随父亲，指挥军队平息王国各地的叛乱，没收那些反叛者的土地。在这些战斗中理查积累的大量的军事经验，开始成为一个能干的军事领导人。

1187年10月穆斯林领袖萨拉丁攻破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回欧洲，年迈的教皇乌尔班三世听闻后没几天便撒手人寰。新教皇格里高利八世上任后，在第二年春便发动了十字军的教令。他像一百年前的教皇那样，号召欧洲的基督徒们夺回这座圣城。

刚刚登上王位的理查无心过问政事，他一心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因此他率先答应了教皇的请求。理查还向其他国家派出使臣，想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很快、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君主，英王"狮心王"理查一世、法王"狐狸"菲力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都应许亲率大军征讨东方。作为欧洲实力最强的德皇更是派出十万大军，创下了一百多年十字军东征以来的记录。

到了1188年，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最后的集结，浩浩荡荡地向东方进发。

二、千里行军

三路大军分别从各自的老家出发。"红胡子"腓特烈和他的德意志军队率先从陆路出发，沿着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再到达君士坦丁堡，横跨海峡进入亚洲。虽然一路上不断遇到阻碍，但当腓特烈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还是得到了拜占庭皇帝的热情款待。

狮心王的军队和法王的军队鉴于陆路行军的艰辛，他们决定从海陆出发。但海陆行军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船只分散。理查的船队上不仅运载着士兵、装备和马匹，还有大量军饷，以及被理查视为最重要的政治武器——英国公主。

英国人立刻向西西里提出交涉，但固执的西西里国王将理查拒之门外。于是这位狮心王只好向西西里发动战争。

理查先是在西西里首府墨西拿城外修建了一座堡垒，然后以此为基地，派出善于攻城的军队对墨西拿展开猛攻。攻击仅仅持续了四天，西西里国王就宣告投降，

就这样，理查在拿下西西里后，在这里当起了山大王。英军与法军在西西里正式汇合，并度过了1189年的冬天。

就在他们在西西里等待春天的时候，德皇的军队已经越过海峡到达了小亚细亚。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阿拉伯骑兵和亚美尼亚人的攻击，但这些对强大的神罗军队基本构不成威胁，德皇的军队一路南下，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前行。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夏天，行军中的德皇在骑马渡河时，战马竟然失足跌倒，德皇摔在一块岩石上，淹死在河里。

就这样，号称欧洲最强的军队失去了统帅。这些条顿骑士的战斗力锐减，其中一些人直接返回德意志，剩下的人将腓特烈的尸体放在沸水中煮熟，剥去皮肉，留下骸骨。他们就带着皇帝的一袋骸骨继续前行。一部分人在途中因感染瘟疫而死，最终到达耶路撒冷的军队仅剩五千余人。

英法军队在墨西拿也并不快乐，两位国王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于是法王带着舰队率先离开了西西里，直接前往亚洲的提尔港，率先抵达前线。而狮心王则在一个月后才出发，在东地中海肆虐的风暴中艰难前行。

三、孤胆英雄

到了1191年6月，在所有人的期盼下，理查终于来到了被攻克的耶路撒冷。此时法王菲力二世已经感染了严重的传染病，无力指挥战斗，而原本的耶路撒冷国王此时甚至已经沦为军中的一名普通的。

理查来到前线后，立即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他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精力。它重新将这位夫推上国王宝座，他指挥手下将船只的木材拆下来打造成新的工程器械，为了鼓励攻城，他甚至下令高价买来阿克城城墙上挖下来的砖石。

理查的军队正式展开了与萨拉丁的战斗。萨拉丁一直骚扰驻守阿克城的十字军，到了1191年7月，久攻之下阿克城终于挺不住了，但此时萨拉丁的军队也开始厌战，两军只好在城下缔结合约，

在抵御萨拉丁期间，法王一直处于重病之中，于是在战斗结束后，法王率领军队匆匆离开了东方。而理查的英国军队则与法王分道扬镳，只身一人前往耶路撒冷。

至此，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已经开始了三年，德皇和法王一死一伤，双双撤出战场，只剩狮心王一人独自面对东方世界的滚滚黄沙。

结语

阿拉伯史学家们对萨拉丁有多赞美，"狮心王"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就有多崇高。

阿克城一役过后，"狮心王"组织了全部兵力向萨拉丁发动猛烈进攻，双方在耶路撒冷北部的阿苏夫附近大战一个多月，不分胜负。理查与萨拉丁约定来年春天再战，于是双方各自返回营地休整，准备迎接冬天的洗礼。

两人都没想到的是，两人终究没能迎来再战的机会。理查在启程回国的途中，再次遭遇海上风暴，船队被吹散，理查本人也在风浪中遇难。萨拉丁的家族发生争夺王位内乱，萨拉丁在内战中死于反叛的儿子手中。

这两人死后，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再无如此雄主，萨拉丁的后代们与教皇签订合约，决定保持两个世界的和平。

但只要宗教上的分歧仍然存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就永远不可能迎来真正的和平。1202年，在短暂的和平过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号召下，基督教世界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参考资料：

[1] （英）大卫·休谟著. 英国史 1 罗马-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01.

[2] 余子渊编. 英国史[M]. 上海：中华书局, 1935.10.

[3] （法）瑟诺博斯著；沈炼之译. 法国史 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07.

[4] 罗衡林著. 基督教会制度史[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06.

[5]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国际关系史 近代卷 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0

[6] 罗衡林著. 基督教会制度史[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