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眠大学

按：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在自传性的社会学著作《回归故里》一书中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1953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底层工人阶级家庭，父亲14岁开始在工厂工作，母亲则来自一个混乱的家庭——外婆17岁时产下了她，而母亲也在20岁那年与父亲结婚。在母亲生了一个儿子与迪迪埃之后，这个家庭陷入极度贫穷，不仅父亲需要工作，母亲也必须外出打工。在工作的15年中，母亲每天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时间可以去厕所。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迪迪埃可以继续学业：在高中课堂上阅读蒙田和巴尔扎克并且进入大学。迪迪埃后来成为了法国亚眠大学哲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代表作为《米歇尔·福柯传》。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他的父母于同一年退休，那时他们五十几岁，已经被高强度的工作消耗尽了健康，他形容为“工业生产系统无耻地将他们消耗殆尽后抛弃了他们”。当母亲因为过度劳作而身体疼痛、动弹不得，迪迪埃才了解了“社会不公”的真正含义。父母的身体即是工厂高强度劳作的真相，“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遮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

在《回归故里》一书中，迪迪埃反思了自己当年是如何“背叛”家庭的。在他的回忆中，与其说对自己的工人阶级家庭充满同情，不如说怀有怨恨，在父亲去世时，他认为自己从未爱过父亲——他当年意志坚决地要远离父母、远离兄弟姐妹、远离一切家庭关系，这让他与家庭关系和谐、亲属关系其乐融融的中产阶级子女如此不同，他甚至将家庭关系比喻为他的负资产：

“如果说，人们拥有的社会财富首先应该由人们所维系的、可调动的家庭关系构成的话，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我所经历的不是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而是抹杀他们。”

更复杂的是，他意识到他憎恨父亲、疏离亲属的原因是由社会的暴力塑造的，所谓社会的暴力就是社会再生产（reproduction）的社会运行机制与定律，这种定律如同一种在人们出生之前就已经生效的判决，让人们无所遁形——多年后，父母的工人身份与遭遇也在他的兄弟姐妹身上一再重演，整个家族在社会中的阶级状况丝毫没有改变。他在书中写道，这样的判决荒谬而独断，如同卡夫卡在《审判》里所写的那样，人们不可能找到做出宣判的法院，因为法院没有地址、它甚至并不存在：

“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轨迹的存在时，判决就已经生效。我们出生时，宣判结果就被烙印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未来的社会地位，被先于我们诞生的因素决定和限制着，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历史以及我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

大概正因如此，年少时的迪迪埃为了重新塑造自我必须进行艰辛的探索与抛弃，他要让自己成为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他改变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努力学习欣赏高雅艺术，一边打工一边考学，哪怕这探索让他背负了“背叛家族”“抛弃亲人”的骂名，他也只能先行自救。

在下面这篇《回归故里》的节选中，迪迪埃回忆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即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了阶级意识，以及他为何拼命逃离家庭与其象征的 “工人阶级贫穷文化”。

《回归故里》（节选）

文 | 迪迪埃·埃里蓬 译 | 王献

我总是埋怨父亲是他本人的这个样子

1950年，父母在结婚之后住进一间出租屋。当时，在兰斯找到住处并不容易，他们婚后的头几年就是在这间出租屋里度过的。两个孩子出生了，哥哥和我。外祖父用木料给我们做了一张床，我们俩头挨脚地睡在这张床上。后来，一家社会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住房，位置在城市另一端新建的工人聚居区，于是我们搬去那里。“住房”这样的字眼和它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混凝土制作的方块一个粘着另一个，在两边分别有一条彼此平行的、一模一样的通道。所有住房都只有一层，包括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于是我们像原来一样，四个人睡在一间卧室）。房间里没有浴室，但客厅有自来水管和洗菜池，平时做饭和洗漱都在这里。冬天，取暖用的煤炉不足以烧热两个房间，家里总是冷飕飕的。门口几平米的花园增添了一点点绿意，父亲会耐心地种几棵蔬菜出来。

我是否还保留着对那时的记忆？这记忆不多，而且隐隐约约。但我对这件事却有着清晰而持久的印象：在消失了两三天后，父亲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每个周五晚上，在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他要到小酒馆去寻欢作乐，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对我讲），他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手边的瓶子（油瓶、奶瓶、酒瓶），一个个扔到对面的墙上摔个粉碎。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好歹别伤着孩子。”父亲去世后不久，当我向母亲讲起这件事，以此来解释我不愿参加父亲葬礼的原因时，她惊讶地说：“你还记得这个？当时你还很小。”是的，我记得。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这就像“原初场景”（Scène primitive）会给孩子留下无法抹去的创伤，但是在这里尤其不能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分析。

少年迪迪埃我总是埋怨父亲是他本人的这个样子，他就像工人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从未属于过这个阶级，从未在他们中间生活过，我们就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中见到这种形象。“这是爱弥儿·左拉式的。”母亲对我讲道，虽然她没有读过一丁点左拉。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曾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承认自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又非常困难。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书写这本书的方式（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读者）首先假设了我本人在社会归属上并不属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我在书中竭力描绘和还原的，是他们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当我们谈论他们时，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评的距离，保持一种审视、判定的立场）一种社会不合法状态，他们总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归根结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也许扔瓶子的行为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我想它带给我的是对于这种悲剧的厌恶、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还有因为要永远背负这段记忆而产生的，秘密的，但永远鲜活的内心伤口。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当时我4岁或5岁，父亲27岁或28岁。他无法摆脱这种属于工人阶级（尤其是男性）的社交方式（他在长成一个男人之后才发现这种方式）：下班之后，几个伙计一起到小酒馆喝酒、聚会。他有时几天都不回家，也许在和其他女人同床共枕。他21岁结婚，3年之内生了两个孩子。他大概渴望时不时地摆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束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享受作为一个自由青年的乐趣。我想，也许是父亲在少年时代因为家庭状况的束缚，再加上承担了太多的家庭重担，没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于是他终于想要放纵一下。他当年从一名承担家庭责任的长子，直接过渡为一位丈夫和父亲。这应该让人难以承受吧。他应该很难接受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永远被家庭责任所束缚吧。于是，放纵的行为（这一表达方式的消极内涵并不能包含它所有复杂的意义）成为让他透口气、找点乐子的方式。当然，这样的行为在每天忙着照看孩子的母亲看来是绝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再说，父亲永远不会容忍母亲去咖啡馆寻乐，更别说夜不归宿了（他会杀掉她—在砸烂家里的一切之后！）

《回归故里》迪迪埃·埃里蓬 著 王献 译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7月当我们还是只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时，就打心眼里明白自己的阶级归属。我在写关于保守革命（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的书时，曾经在图书馆借阅雷蒙·阿隆（Reymond Aron）的几本书，因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那批试图用左翼思想占领法国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是推崇雷蒙·阿隆的（这种推崇倒是十分有理有据）。在阅读这位肤浅而喜欢说教的教授所作的几篇毫无层次和亮点的文章时，我看到了这句话：“如果我努力回忆自己在学习社会学之前是否产生了‘阶级意识’，我几乎回忆不起来，而这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导致的记忆模糊；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之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社会阶层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因而，这段评论也展示出它的真实面貌：属于特权阶级的作者天真地承认自己在接触社会学之前没有阶级意识，而这件事本身恰恰展示了他的社会身份。我只见过这位人物一面，见到他后我立刻觉得反感。我讨厌他虚伪的笑容和柔和的声音，他用这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沉着、理性，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展示着他作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文章却不乏暴力的言辞，而且这暴力总是有着明确的对象，如果这些对象有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就我而言，我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归属。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阶级，但不代表这个阶级一定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一个社会阶级，或是“定义明确的群体”。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会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到这个群体的现实状况。比如，当我和哥哥放假时，母亲会把我们带到她的雇主家里，母亲工作时，我们就待在餐厅，我们会听到女主人指使母亲做这做那，还会表扬或者责骂她（一天，女主人对她说：“我太失望了，我没法相信你了。”接着母亲泪流满面地走进厨房，我和哥哥看到这样的场景吓坏了。当我回想起这场景—啊！那雇主的语气！—我对这世界—这个人们随随便便地羞辱母亲就像呼吸一样正常的世界—充满了厌恶，对于这种权利关系、阶级差异，我内心充满了憎恨）。我猜，雷蒙·阿隆家里也有一个女佣，当他打网球时，她会在他母亲的指使下给他熨烫衬衫并且清洗浴室地板，当他准备进入漫长而体面的求学生涯时，她与他同龄的孩子却准备进入工厂工作，或者已经进入工厂工作；但他可能从来没想到，她，这个女佣，会“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属于一个与他不同的社会群体。当我看到他青少年时的家庭照片，我看到的是一个对自身状态非常满足的资产阶级家庭（无疑，这是一种自觉的满足感）。他却没有意识到？即便是回顾过去时也没有意识到？好一个社会学家！

在我小时候，有一对夫妻和父母关系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区的一家私人旅馆当门卫，这家旅馆里住着一个兰斯大家庭。这对夫妇住在栅栏入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当我们偶尔在周日去他们家聚餐时，我就会和他们的女儿在那栋巨大建筑前面的院子里玩耍。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它就在台阶上面那张玻璃窗下的入口里。我们对那个世界只有几个短暂的印象：一辆漂亮的轿车驶进来，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衣着与他相似……但如同对社会关系有着本能反应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以及前来拜访他们的朋友；我们，是那些住在两室或者三室房间里的门卫们，以及他们会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几十米的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回归故里》曾被德国导演Thomas Ostermeier改编为话剧那种“贫穷”的文化让我暴露身份

我家庭内部这种社会阶级的一致性基本没有改变。回到米伊宗的家里后，我浏览了摆放在家具上、墙上的照片。我询问母亲，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又是谁。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这是我兄弟们的孩子，那是某个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个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每次我都问：“他是做什么的？”众多答案描绘出一幅当今平民阶级生存状况的图景：“他在X或者Y工厂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现在没活儿干。”……有时这个堂姐（税务员）或者那个嫂子（秘书）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远远地脱离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那种悲惨生活—“他们过得不算惨。”“她挣得不少。”母亲在回答完我的问题时总是这样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与这个阶级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变。

就在我们刚刚搬进的大楼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建造一个罗马风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设计的，为了庆祝他几年前突然在兰斯的圣·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还会在教堂里画上壁画。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我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对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这新的说话方式。她这样说完（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比如，我要说“我去过”而非“我曾经前往”），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我进入市里的“公立男子高中”。我应该着重强调这件事，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我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虽然只是刚刚进入第二阶段教育而已。当时我11岁，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还留在第一阶段。在那个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求学道路同时存在，所以淘汰机制是那样的直接而残酷。哥哥在一年之后成了屠夫的学徒。他不想再上学了，他觉得上学很无聊，而且浪费时间。母亲有一天在肉店门口看到一张“招学徒”的启示，问哥哥是否感兴趣。他给出肯定的回答，于是母亲带他去了，他便成了学徒。我俩的人生之路从此岔开。事实上，这分叉点总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们就变得不同了，从穿衣方式、发型，到说话和思考方式。

1984年，列维-斯特劳斯与迪迪埃每当有人问我哥哥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我从未透露过真相。对于我在青年时代蜕变为知识分子这件事，哥哥总是怀着几分怀疑和讥讽的（当然他也绝不会忽略我成为同性恋者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样子，而没有针对我的同性恋倾向—在他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属于平民阶级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人眼里，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当时，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性向显现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唤）。从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的房间（因为我上高中，需要读书，所以独占一间卧室；哥哥与另外一个弟弟同住一间房，最小的弟弟与父母睡一间房）只有一个走廊之隔，但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俩必定会因为对方的样子而感到尴尬。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符合我们的阶级，符合属于我们的职业，符合社会为我们预设的未来；而我，很快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们应该变成的样子。哥哥服过兵役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他应该是21或22岁），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而我，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也就是在他离开家不久之后）开始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并且为了避免服兵役想尽办法（几年后，我的确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们称作“缓期”的那段时间用来继续学习，然后在入伍前“三天”的身体检查中，我假装自己有视力和听力障碍，以至于樊尚兵营的负责医师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说：“那就继续吧，这对谁都好。”我当时25岁，难以克制或是掩饰听到这话之后内心的巨大喜悦）。

在之后的35年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哥哥，这个与我共度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光的哥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因为常年搬运动物骨架的工作伤了他的肩膀，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再当屠夫或者做任何其他工作。我们不再联系，自然这要归咎于我……

我发现，对于我讨厌的、想要远离的一切，他心满意足地接受着。为了描述我对于哥哥的感受，我可以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 Edgar Wideman）在《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Brothers and Keepers）一书中的原话：“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似乎没有更好的形容了。通过某种方式，我的哥哥默默地成为我人生的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不想成为他。韦德曼在自己的想象中询问兄弟：“我对于你来说，也像你对于我一样陌生吗？”我当时会思考同样的问题吗？那时的我知道答案，我也为这答案感到高兴，因为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变得和他不同。在韦德曼这句话里，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在节假日，家庭聚会会让我们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个地方，但你的在场让我感到不舒服。”事实上对我来说，家庭聚会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我哥哥又和这个我已经离开的世界那么契合。对于韦德曼来说，“离开匹兹堡，离开贫穷，离开黑人身份”，并且进入大学是一条自主选择的逃亡之路，当然定期地在这条路上开倒车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每次回家，他只能一再地置身于那个不变的、让他想要逃离的现实—同时，他也可以发现，随时间推移，他远离家庭的努力让他变得越来越成功了。但这一切不妨碍他在面对他抛弃的人们时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还会伴随着恐惧：“害怕自己因为回到匹兹堡，因为重新回到那个环境，自身所携带的贫穷、祸害的标签显露出来。”是的，害怕“在逃跑的过程中周身沾染、连带着那些晦物。害怕人们发现隐藏于我身体内部的怪物，并因此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抛弃我”。他对于自己兄弟的看法其实相当简单：“那是你的世界。那个会让我暴露身份的黑人世界。”我可以直接引用这些词句来形容当时我对哥哥的印象：那是你的世界，那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那种“贫穷”的文化让我暴露身份，我担心即便我疯狂逃跑，它们还是会残留在我身上。我必须将体内的这个怪物驱除，让它离我远远的，或者让它变得隐形，使得人们无法在我身上发现它的踪迹。在很多年间，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

书摘部分节选自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经后浪授权刊载，刊载时有删节，小标题有改动。

【欧洲时报想法哥、享法妹编译】2020年3月2日晚间，法国卫生署署长萨洛蒙（Jérome Salomon）发表讲话，称法国今日截至16点，新增新冠肺炎病例61例，确诊总人数达到191例，新增1例死亡，共计3例。感染人群多为社区传播（107例），38例来为输入性病例，42例传染源还在调查中。

法国卫生署署长萨洛蒙讲话。（图片来源：BFM电视台视频截图）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取消本周所有行程，以便“全心集中跟进（疫情）危机的处理”。

至此法国已有12个大区发现确诊，5个大区报告10名以上确诊病例。

目前确诊病例最多的大区为上法兰西大区（Haut de France），主要疫情地是瓦兹省（Oise），有64例确诊，感染源为两名“1号病人”，一人于2月26日不治身亡，一人仍在亚眠大学医疗中心（CHU） 接受隔离治疗，而该地区至今没有找到“0号病人”。

瓦兹省贡比涅市 （Compiègne） 市长在宣布瓦兹省新增2例新冠病毒患者死亡后，于下午将该数字修正为1人：89岁女性患者尸检结果为阳性。另一位被送至亚眠市大学医疗中心 的患者，由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所以新冠病毒新增死亡患者改为1例。

另外，瓦兹省的Crépy-en-Valois的一个高中发生群聚感染并确诊数例。Crépy-en-Valois， Vaumoise， La Croix Saint-Ouen， Creil， Montataire， Nogent-sur-Oise， Villers-Saint-Paul， Lamorlaye et Lagny-le-Sec 九个市镇已宣布学校停课。

Crépy-en-Valois市长Bruno Frotier亦被确诊，是第二名确诊的法国政治人物。而瓦兹省省长Louis Le Franc在与其接触后，也被检测为阳性，虽然目前并未出现症状。他目前在家中自我隔离，继续保持和团队远程办公，并等待再次检测的结果。同样有接触的Senlis副省政府首长Jean-Charles Géray、大区卫生署署长étienne Champion两人被隔离且均无症状。

贡比涅市市长今天还宣布，接诊确诊病人的贡比涅医院被隔离的130位医务人员中，已有50位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可以继续医疗工作。

另有19人的集体感染发生在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Auvergne-Rhone-Alpes）上萨瓦省（Haute-Savoie）的小镇La Balme-de-Sillingy，市长Fran？ois Daviet也“中招”，感染源是一名从意大利北部返回的当地居民。

2月2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召开针对新冠疫情的紧急部长会议。（图片来源：新华社）

另外，布列塔尼大区（Bretagne） 的莫尔比昂省（Morbihan） 成为新的疫情集中爆发地，今日确诊9例，为当地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地已下令3月14日前停止一切聚众活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已关闭。

巴黎郊区的Montreuil（93省）今天亦确诊两例新冠肺炎患者，是一对父女。父亲是巴黎一所医院的医护人员，首先遭遇感染；女儿12岁，其就读的Paul-Eluard初中已被隔离。法兰西岛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达34人。

随着欧盟、欧洲乃至全世界各国不断出现意大利的输入病例，以及已经在法、德等国已经出现的社区感染病例，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 今日宣布，欧洲疾控中心将新冠病毒风险级别由“中等”提升至“高”。

意大利罗马，佩戴口罩的游客站在街头。（图片来源：新华社）

截止到当地时间3月2日20H00，意大利官方发表的数据表示确诊人数已达2036人，今日新增342人，治愈出院149人，死亡52人，其中伦巴第确诊1254人，死亡38人。法国官方仍未对米兰飞往法国的各航班采取任何措施。由于疫情爆发最为严重，意大利每日做的检测数量也最多，本日已检测23000余人。感染者中有一半在接受入院治疗。

继疫情全面爆发的伦巴第地区之后，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 （émilie-Romagne） 大区感染人数已超过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区，成为该国疫情第二严重的区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总干事谭德塞博士今天下午的发言，全球范围内，近24小时内在中国（含港澳台）以外的地区感染人数几乎为中国今日新增人数的9倍。韩国今日确诊病例达4212例，美国纽约市、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塞内加尔、突尼斯、沙特阿拉伯相继发现首例新冠感染病人，印度尼西亚两名病例为日本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塞内加尔病例为法国输入，突尼斯病例为意大利输入，纽约市为伊朗的输入病例。埃及宣布了第二例病例，但由于法国的埃及旅游团感染人数已达十一人，一些媒体猜测埃及的实际感染人数远不止两人。

（编辑：秋狸）

11月2日，中国综合性教育机构津希教育集团与法国亚眠市创业联盟，在上海市SOHO中山广场举行合作签署仪式，开启中国与法国亚眠市在国际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

津希教育集团CEO惠菊菊，法国亚眠市议会副主席、副市长巴斯卡·弗哈德古，法国大巴黎商圈大使、丝路商学院战略合作委员会主席ANNE LETTREE，法国亚眠市创业联盟主席富赫德黑克·拉如（Frederic Lajoux），及媒体代表分别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法国亚眠市议会副主席、副市长巴斯卡·弗哈德古表示，津希教育集团目前是法国亚眠市创业联盟在中国地区唯一选择的进行全面战略合作的教育培训机构。

津希教育集团CEO惠菊菊在会上表示，全球化步伐加快，教育也趋近国际化，津希教育始终专注于中国孩子的国际教育，致力于搭建国际创新教育平台。此次与亚眠市达成合作，使双方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系，除了引进法国最新、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还可以在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学习模式和学员体验上进行深度探索，进一步提高双方在教育领域的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提升教学质量，推出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产品，更好地服务中法两国孩子。

本次签署仪式，津希教育集团与亚眠市共同就早教、幼儿园、高中、大学、艺术项目、海外留学、游学/研学、职业技能项目等达成战略合作，此后将整合双方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借助双方的渠道资源与运营优势，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一条深入交流的纽带，打造一系列在教学研究、文化艺术交流等教育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推进双方在教育、科研及产业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双方此次合作可谓强强联合。众所周知，法国的教育质量一直都位居世界一流水平，尤其是艺术教育领域，享有国际声誉。而亚眠市作为法国艺术教育领域的代表城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故乡），拥有法国亚眠公立音乐艺术学院、亚眠高等艺术与设计学院、亚眠大学等一流院校，与生俱来的艺术氛围，使得艺术专业在全球遥遥领先，教学品质及就业率也保持在全球领先地位。

津希教育作为一家集留学、游学、研学、教育培训、合作办学、艺术交流等多元服务的综合性教育研究与服务集团，以培养“未来国际化社会复合型人才”为办学宗旨，集团不仅拥有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还拥有高素质的精英团队、完善的师训制度，经过数年的教育深耕，在国际教育资源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发和管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教材出版研发、国际赛事开展、海外名校交换生、高端留学咨询服务、青少年境内境外高端研学游学等实践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和成果。

法国亚眠市议会副主席、副市长巴斯卡·弗哈德古对于此次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很高兴见证中法两国就教育发展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双方的优势资源互补，将大大促进中法两国在教育、研发和教学创新领域的发展。

津希教育集团CEO惠菊菊表示，此次战略合作，对于促进中法两国的教育发展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法国亚眠市通过津希集团可以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占据中国市场份额，津希教育集团也将通过法国亚眠市资源助力，推进中国教育在法国各地的传播，推动中国艺术教育的全面发展。相信此次中法两国教育集团的强强联合，将通过不断地交流和融合，推进两国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完善，让两国学生真正通过教育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03:41

大河网讯（记者 张楠） 当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轮番上阵，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炙手可热的“爆款”？对于这个问题，郑州科技学院用“新工科”做了一张精彩答卷。7月13日，大河网记者走进郑州科技学院，一探为社会新兴高科技产业大量“输血”的人才摇篮。

三年“新工科”之路 为产业发展输送活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下迅猛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经济领域都呈现出人才紧张现象，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活水。

“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专业新结构；问科技发展改内容，更新人才知识体系。”郑州科技学院副院长周文玉说，学校对接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才需求，按照“建平台，试验田，全覆盖”三步走战略，着力新工科建设。

对于郑州科技学院来说，工科不仅是学校的建校基础，也一直是学校的重点学科。2017年4月份，学校就正式启动了“新工科”建设，从2008年升本至今，该校在工科转型发展上更是主动布局谋划，积极和地方经济发展接轨。在智能制造学院、泛IT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全球供应链＆跨境电商学院四个创新型学院的基础上，学校探索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实验班、试点班、精英班、新卓班，创建和升级实践教育创新平台，站位科技前沿，实现定向化、精准化培养。

新增两个本科专业 完善“新工科”专业体系

“今年新增两个本科专业——汽车服务工程和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是为进一步完善新工科专业体系而设置的，是新工科建设成果之一。”周文玉说。

学校前期布局设置“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后期将增设“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等等，这些均在新工科专业体系建设规划之中。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汽车服务工程具有非常好的就业前景，学生毕业后可从事汽车营销及售后服务、汽车检测与维护、汽车保险与评估、汽车运输等。周文玉表示：“汽车‘后市场’领域广，我们的学生可在管理、技术服务、科研领域创造自己的价值。”

对于机器人工程专业而言，是顺应国家新兴产业，国家建设需求和国际发展趋势而设立的一个新兴专业，属于典型的新工科专业，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学科交叉性。2016年教育部为弥补创新型人才急需特设的专业，就业质量非常高。周文玉表示，该专业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在智能制造行业，可从事设计、技术开发、系统运行与维护。

毕业即就业 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如今，新工科人才培养取得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新工科专业的学生就业率达到90%以上，就业地点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70%以上的学生月薪8000元以上。平均薪资8500元，还有部分同学拿到了1万元以上的月薪。

毕业即就业，高质量就业的实现离不开校企合作的开展。“学校与100多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育人活动。这些企业综合实力强，在国内外知名度高，其中不乏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周文玉介绍，学校利用地处产业集聚区的地理优势，主动与政府部门积极合作，采取校、企、政、行结合的方式，目前已与产业集聚区70家企业共同签署了合作办学项目协议。本、专科学生利用校企合作的机会，不断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课程对接上，大胆引进企业课程和学校课程深度融合，有了很好实践能力，让学生从学校毕业就能够在这些企业直接工作。据统计，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通过订单班、冠名班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解决了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

此外，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该校先后与美国圣何塞大学、法国亚眠大学、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西班牙的加迪斯大学、芬兰的东南应用科技大学、牙买加的理工大学、巴基斯坦的商业技术大学等海外多所高校开展教师互访、学生互换、微留学、研究生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稳步开展。

参考消息网12月18日报道法国《费加罗报》网站12月16日刊登塞西尔·蒂贝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每天喝杯红酒真的有利健康吗？》。文章摘编如下：

无论你是否有喝酒的爱好，你可能都听说过一些喝红酒的所谓好处。据说抗氧化的红酒对保护心脏和动脉血管有好处。然而，这样的说法难于在科学研究中得到确认。那么喝红酒真的有好处吗？

亚眠大学生理学教师、法国酒精病学协会主席米卡埃尔·纳茜拉指出：“目前而言，每天喝一杯红酒有利健康的说法毫无证据。”

癖嗜学教授米歇尔·雷诺表示：“就每天喝杯红酒而言，数据显示它对40-60岁群体在防止梗塞和血栓风险上有那么一点保护作用。但是，这点作用极大程度上被其对其他身体器官的负面作用而抵消。如果我们看一看同酒精相关的一些癌症、精神错乱、心脑血管意外、暴力和事故，这点益处基本不值一提”。

报道称，“红酒当药”神话来源于1981年由三位法国科学家公布的一个观察：尽管法国人膳食中富含脂肪，法国人却比其他国家民众更少地罹患梗塞性疾病。很快，一些人就将这个著名的“法国悖论”归功于法国人爱喝红酒。1992年，塞尔日·雷诺和米歇尔·德洛热里尔这两名法国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周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他们认为，“适度”饮用酒精——当时他们划定的标准是每天两到三杯！——可以将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40%。

报道称，这一理论立即打开了一扇大门。雷诺教授强调：“有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它们都有着很大的偏差。”由此，一些研究称“小酌者”要比滴酒不沾的人更加健康。问题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一个重要因素：相当多的不饮酒者不健康是因为他们已经有酗酒问题或者遭受同酒精不相容的慢性疾病。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个话题上的大约2200个科学研究中只有13项研究使用了正确的方法论。

另外，还有众多的研究则宣告小酌有益的假说无效。最近，多项研究（其中之一的数据范围是10年内50万人的跟踪调查）甚至显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无害的饮酒水平：自你每天喝一杯开始，风险就在增加。日内瓦大学医院酒精病学医生蒂埃里·法夫罗-库纳表示：“我们真的无法说，少喝酒有好处。”

报道称，一些人则试图在这方面挽救葡萄酒特别是红酒的命运。他们拿出白藜芦醇说事。这是一种在葡萄（其他一些水果也有）的皮和籽上存在的生物活性成分，以其抗氧化和抗毒性而知名。但是，缺乏它对人体健康有益处的证据。雷诺教授还强调，“更不要说，需要服用几公斤重的白藜芦醇才会产生一些效应”。

纳茜拉教授指出：“需要停止传播这种神奇酒精的神话！”酒精是法国住院治疗的第一大成因，也是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癌症成因。为避免这些风险，卫生健康机构的建议是每天饮酒不要超过两杯，而且一周至少做到两天不喝酒。（编译/刘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