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里普斯研究学院

大多数地质学教授在哪里拿到博士学位？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教职员工中，79%的人只从25个学院获得地学博士学位。在调查期间，这些学校授予了所有教职员工持有的博士学位的48%。在这里，他们是，从第一到最后，与他们目前的研究生学位课程。

这不是排名大学的唯一方法，但这些都是一流的。在某些情况下，博士学位课程不再由学校提供。1、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系（EAPS）提供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课程。他们有一个活跃的专业研究生组织，即EAPS研究生咨询委员会。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地球和行星科学系提供艺术硕士和博士学位项目。

3、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球科学系提供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4、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提供硕士和博士学位。5、哥伦比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提供地球与环境科学博士学位和气候与社会硕士学位。6、斯坦福大学，地质科学系提供M.S.、工程师和博士学位。

7、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球科学系提供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8、地球哈佛大学，行星科学系仅允许学生获得博士学位。9、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提供三个博士项目，包括地球地球科学、海洋和行星。10、密歇根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有博士学位。

11、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地球、行星和空间科学在地球化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方面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12、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和行星科学分部有一个博士学位项目，你也可以在途中获得硕士学位。13、伊利诺伊大学，地质系提供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指出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积极招募在伊利诺伊州。

14、亚利桑那大学，地球科学系提供M.S.和四年的博士研究项目。15、明尼苏达大学地球科学系-牛顿贺拉斯温切尔地球科学学院。16、康奈尔大学，地球和大气科学系拥有工程硕士、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7、耶鲁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只有一个博士学位课程。

18、科罗拉多大学，地质科学提供硕士和博士学位。19、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系只提供哲学博士学位。20、芝加哥大学，地球物理系提供博士学位课程。21、地球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和大气科学学院提供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2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莫尔顿K.布劳斯坦地球和行星科学系提供博士学位项目。23、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地质科学系。24、德克萨斯农机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获理学博士学位。25、俄亥俄州立大学，不再列出博士课程，而是提供地球科学的学士和学士学位。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综述：多国专家再驳“新冠病毒实验室起源论”

新华社记者

新冠疫情在全球继续蔓延。近来，一些美国官员又在散布“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谰言，为自身抗疫不力“甩锅”。多国专家驳斥了这一说法。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汤姆·英格尔斯比日前对媒体说：“我的判断仍然是，新冠病毒符合自然起源。”

一个国际团队28日在英国期刊《自然·微生物学》发表报告说，新冠病毒可能在40至70年前从与之关系最紧密的蝙蝠病毒中分化出来，这意味着产生新冠病毒的病毒谱系可能已在蝙蝠中传播几十年了。研究人员认为，新冠病毒分化时间长，表明可能存在未取样、具有潜在传染力的蝙蝠病毒谱系。同时，蝙蝠病毒谱系中病毒重组的现有多样性和动态过程，证明了要事先鉴定出有可能引发重大人类疫情暴发的病毒相当困难。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病毒学专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等曾在《自然·医学》上发表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论文称，通过基因组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推断出新冠病毒的起源。“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构建的病毒，也不是故意操纵的病毒。”

美国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计算生物学专家特雷弗·贝德福德日前也在媒体上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从没看到以某种方式嵌入或缺失的基因材料。这些细微的突变差异，正是自然演化的过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伊恩·利普金近期也表示，看不出有任何证据支持新冠病毒是有意或无意从实验室“泄漏”这种说法。“不能仅口头宣称谁因意外泄漏病毒而有罪，必须要有证据。”

瑞士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所专家克里斯蒂安·格里奥日前在接受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欧洲新闻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内产生的”。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布伦丹·雷恩5月曾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流行病发展史，事实上我们每年也在经历各种病毒和细菌传播”。他说：“大流行病发生是自然产生的，没必要为此去编造阴谋论。”

针对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英国疾病生态学专家彼得·达萨克6月在英国《卫报》发表评论文章警告：“阴谋论会让人们丧失逻辑和理性判断。”

他强调，“分析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不会是只发生一次的悲剧，忽略全球科学界关于病毒如何起源以及为何出现的判断，我们将会因此付出更大代价”。(执笔记者：罗国芳；参与记者：谭晶晶、于佳欣、张家伟、陈晨)

近来，一些美国官员又开始散布“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谣言，为自身抗疫不力“甩锅”，多国专家驳斥了这一说法。

美国《科学》周刊网站日前刊登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专访文章，题为《处于新冠肺炎起源论核心的中国科学家说，特朗普“欠我们一个道歉”》。文中，石正丽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全面回应了外界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以及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科研情况的一系列质疑。

石正丽在回击“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意外泄漏”的揣测时称，她与同事是在2019年底从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取样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前从未接触或研究过这种病毒，也不知道该病毒的存在。此外，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与实验活动严格遵循国际与国内的生物安全管理要求进行，至今没有一起病原体泄漏或人员感染事件发生。最近研究所进行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所内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学生，无一人感染任何类型的新冠病毒。

关于《科学》周刊的这篇专访，塞尔维亚与亚洲国家合作组织主任左兰·司巴西奇对记者表示，他一直关注着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研究。他说，中国疾控中心掌握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后，立刻于1月12日通报给了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对新冠病毒是否直接由蝙蝠，还是由其他的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尚是科学界正在研究的重点问题。他表示，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医学专家都已经通过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来源并不一致，将这种病毒归咎于中国是不合理的，而将病毒的起源栽赃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更是无稽之谈。

司巴西奇指出，石正丽在采访中介绍了研究所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细节就是研究所内没有任何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事实上，美方尚有几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即去年在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该基地被关闭后出现的“大流感”究竟是由什么病毒引发的。

“近期欧洲多国在去年的各种样本中都发现了新冠病毒，再次证明新冠病毒很可能并不是在中国首先出现，而美国的大量病毒样本均显示美国的病毒是来自欧洲传播的，也与中国无关。”司巴西奇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对于大量专业问题的回答，以及近期中国在冷链和海产品中发现病毒的事实已经非常明确地向世界展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较早在中国暴发，但这种病毒有可能来自任何国家，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早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司巴西奇表示，目前世界各国必须合作共同抗击疫情，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用指责别的国家甚至指责自己国家的医学专家来转移视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汤姆·英格尔斯比日前对媒体说：“我的判断仍然是，新冠病毒符合自然起源。”

一个国际团队28日在英国期刊《自然·微生物学》发表报告说，新冠病毒可能在40至70年前从与之关系最紧密的蝙蝠病毒中分化出来，这意味着产生新冠病毒的病毒谱系可能已在蝙蝠中传播几十年了。研究人员认为，新冠病毒分化时间长，表明可能存在未取样、具有潜在传染力的蝙蝠病毒谱系。同时，蝙蝠病毒谱系中病毒重组的现有多样性和动态过程，证明了要事先鉴定出有可能引发重大人类疫情暴发的病毒相当困难。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病毒学专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等曾在《自然·医学》上发表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论文称，通过基因组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推断出新冠病毒的起源。“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构建的病毒，也不是故意操纵的病毒。”

美国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计算生物学专家特雷弗·贝德福德日前也在媒体上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从没看到以某种方式嵌入或缺失的基因材料。这些细微的突变差异，正是自然演化的过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伊恩·利普金近期也表示，看不出有任何证据支持新冠病毒是有意或无意从实验室“泄漏”这种说法。“不能仅口头宣称谁因意外泄漏病毒而有罪，必须要有证据。”

瑞士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所专家克里斯蒂安·格里奥日前在接受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欧洲新闻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内产生的”。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布伦丹·雷恩5月曾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流行病发展史，事实上我们每年也在经历各种病毒和细菌传播”。他说：“大流行病发生是自然产生的，没必要为此去编造阴谋论。”

针对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英国疾病生态学专家彼得·达萨克6月在英国《卫报》发表评论文章警告：“阴谋论会让人们丧失逻辑和理性判断。”

他强调，“分析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不会是只发生一次的悲剧，忽略全球科学界关于病毒如何起源以及为何出现的判断，我们将会因此付出更大代价”。

（综合本报及新华社记者报道）

来源：光明日报

人类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据称在中国诞生了。

2015年，世界上第一例对人类胚胎基因的编辑修改由中国科学家完成。彼时，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发表论文，宣布利用CRISPR-Cas9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的一个致病基因。这一突变的致病基因会导致严重遗传病β-地中海贫血症，但这项研究止步于胚胎。

这在当时引发了全球热议。科学家们呼吁：不要用这种技术制造婴儿，至少目前不要。

时隔3年不到，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似乎已率先走出一大步。据人民网11月26日报道，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姐妹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这对双胞胎姐妹尚处于胚胎未植入母亲子宫时，其中一个基因（CCR5）经过基因编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这项由研究人员率先口头发表的成果目前尚未以论文形式正式发表，也未由领域内其他专家审核。但该消息目前已引发全球哗然，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Kiran Musunuru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不合理的。”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所长、基因组学家Eric Topol认为，“这还为时过早。”美联社报道中则称，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太不安全，其中一些甚至谴责这项研究为“人体试验”。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11月26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对没有科学论文正式发表的消息， 是不应该胡乱宣传，更无法点评的。”但就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陈志伟认为，“这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

“超越诺贝尔奖技术体外受精”

据贺建奎介绍，他为7对夫妇改变了胚胎，其中1对最终顺利怀孕。但他的目标不是治愈或预防一种遗传性疾病，而是试图赋予一种很少有人天生具备的特性——一种抵抗未来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能力。

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可查阅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下称“《伦理申请书》”）。这项名为“CCR5基因编辑”的科研项目起始时间为2017年3月，项目历时2年，项目负责人为贺建奎。

《伦理申请书》显示，该研究拟采用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和孕期全方位检测可以获得具有CCR5基因编辑的个体，使婴儿从植入母亲子宫之前就获得了抗击霍乱、天花或艾滋病的能力。

作为G蛋白偶联因子超家族(GPCR)成员的细胞膜蛋白，CCR5基因是HIV-1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在一些发生CCR5纯合突变的人群中，这种纯合突变反而可以阻滞HIV的侵入。

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据贺建奎介绍，和常规的试管婴儿相比，基因编辑手术多了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研究团队把Cas9 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为这项研究，贺建奎等人在实验室里练习编辑老鼠、猴子和人类胚胎已经有好几年。

贺建奎对美联社称，参与该项目的所有父亲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母亲都没有。但他们基因编辑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小的传播风险，而是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夫妇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生下一个可能免受类似命运影响的孩子。

贺建奎告诉美联社，“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开创先例，而且要树立一个典范。至于究竟允许还是禁止此类科学，社会将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团队在《伦理申请书》中写道：我们期望，建立完善的基因手术治疗严格行业质量控制标准，占领整个基因编辑相关治疗技术门槛的制高点，在国际日益竞争激烈的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脱颖而出。这将是超越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新研究，将为无数的重大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曙光。

业内专家：难以相信，不伦理

贺建奎这项在人类胚胎上“动刀子”的研究，外界已经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措手不及。

2018年7月，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2537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表明，76%的人认为，为治疗婴儿出生时可能罹患的严重疾病，改变未出生胎儿的遗传特征属于医学技术的适当应用；60%的人支持使用基因编辑技术降低婴儿一生中患严重疾病的风险。

至于使用这一技术让婴儿变得更聪明，只有19%的人认为是合适的，8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这将使这项技术走得太远。

同月，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到，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但这些均尚在讨论中，而目前贺建奎宣布的基因编辑双胞胎是已经出生的实实在在的生命体。

长期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教授谢安勇对澎湃新闻表示，“第一感觉是难以相信，不是技术上行不通，只是许多副作用难以排除，只能为这两个婴儿的未来祝愿。”

至于其提到的副作用，谢安勇简单总结：敲除的这个CCR5基因难道在人生长发育思想行为其他功能方面无用吗？脱靶怎么办? 目前的脱靶检测足够吗？ 即使不脱靶，能排除掉涉及该断点其他修复事件吗？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后果将是不可预测的严重。”

美联社报道中也提到，几位科学家审阅了相关材料后表示，到目前为止的测试还不足以证明编辑工作有效，或排除了伤害。

至于这对双胞胎婴儿是否有必要通过这项技术来预防艾滋病，澎湃新闻采访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陈志伟表示，“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 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这对新生儿是不伦理的，一个健康和受教育的好孩子，是不会被HIV感染的。”

不过，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基因工程知名专家George Church 对此似乎持支持观点。他表示，“考虑到HIV 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有扩大的趋势，我认为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基因。”在美联社的报道中，他认为，“这是合理的。”

陈志伟同时强调，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是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另外，陈志伟提到，CCR5编辑不能保证100%不出错之前，是不可以用于健康人的。

谢安勇也同时提到：道德上如何面对人类改造自己的动机？

来源 | DeepTech深科技

作者 | 孙滔 刘军 REN

7月24日，著名期刊《科学》杂志发表了对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的专访内容。

石正丽，这位被称为“蝙蝠女侠”的生物病毒专家在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处在舆情旋涡中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声称：正是新冠病毒从她的实验室逃逸出来才导致的人类大流行，并掌握了相关资料，但却迟迟拿不出什么靠谱的证据。

《科学》杂志截图

图 | “特朗普欠我们一个道歉”（来源：Science）

石正丽一直对这些质疑没有正式发声。直到 7 月 15 日，她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回答了《科学》杂志提出的 18 个问题。

对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削减蝙蝠病毒研究支持的决定，石正丽认为“这不可理解，且是绝对荒谬的。”

看到石正丽对 18 个问题的回应，美国乔治城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 · 卢西（Daniel Lucey）说，“这里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实，直接听到她的消息令人振奋。”

据《科学》报道，这 18 个问题的解答出台不易，历经了 2 个月，也经过了中科院新闻工作人员的协调。下文为《科学》杂志采访石正丽的问答原文，经DeepTech翻译。

图 | 2004 年，石正丽在广西的一个蝙蝠洞中。（来源：ZHANG SHUYI）

1、问：你发表过许多有关冠状病毒的论文，甚至警告过这些病毒从动物到人传播的可能性。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警告没有得到重视？与现实中大流行的规模相比，你的预期是怎样的？

石正丽：跨物种感染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中国针对这一问题立了项，建立了相关设施和设备，以及组建了专家团队。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人类感染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得到了我们研究的证实。不过，我们的研究并未涉及流行病规模的调查。

2、问：大流行对你个人和职业有何影响？

石正丽：这次大流行让我认识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认为，如果能够在疫苗和治疗药物方面进行更多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我们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3、问：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你的理论主张是什么？你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有何启发？

石正丽：根据我们团队和国际同行的研究结果，新冠病毒很可能起源于蝙蝠。它可能已经在一个或多个中间宿主中发生了进化，并适应了人类，最终在人类之间传播开来。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究竟哪些动物是中间宿主，以及这种病毒是如何传给人类的。

4、问：假如病毒在物种间跳跃是自然发生的，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武汉及其附近的蝙蝠有没有可能感染了某个人呢？如果不在武汉，那么可能在哪里发生？你如何看待矿区附近居民染病后前往武汉的推测？

石正丽：从自然界宿主到人类的跨物种传播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病毒由蝙蝠直接传给人类，其二是病毒经由一个或多个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

对于新冠病毒，第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可能性很低。我倾向于支持第二种可能。

目前尚未科学证实中间宿主是何时、何地传给人类的。以艾滋病为例，大的新兴疾病流行时，其暴发地往往不是起源地，所以追踪病毒起源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科学任务。

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途径的确认，需要开拓性的视野，也需要全球科学家的合作，也需要时间。

我们在湖北省追踪蝙蝠病毒多年，并未在武汉以及湖北省内的蝙蝠中发现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冠状病毒。我认为新冠病毒从蝙蝠到人类的跨物种传播并不发生在武汉或湖北。

我想（你的最后一问）是指云南墨江县通关镇的蝙蝠洞。迄今为止，附近居民并未感染新冠病毒，因此，所谓 “零号病人” 在矿区感染然后前往武汉的说法是错误的。

5、问：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早期暴发，让许多人认为是该地某种动物感染了人类。但逐渐发现许多早期感染者与该市场无关，那么你对海鲜市场（在疫情）中的角色怎么看？

石正丽：正如你所言，一些早期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我们在该市场中的卷门把手、地面和污水等环境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但在冷冻动物样品中并未检测到。（所以）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只是一个拥挤的场所，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早期的新冠患者。

6、问：据你所知，是否有检测过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样本）？如果没有检测过，为什么不这么做？

石正丽：在湖北省政府的安排下，我的团队和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员合作，采集了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和冷冻动物样本。

我们只在卷帘门的门把手、地面、下水道这些环境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核酸，并没有在动物样本中检测到。

7、问：是否曾经尝试过，利用（华南海鲜）市场的进货登记，来检测给市场供货的上游养殖场？你的团队或者其他团队是否在任何养殖场或野生动物养殖场检测出新冠病毒？如果是，这一系列研究发现了什么？

石正丽：在湖北省政府的安排下，我的团队和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员合作，采集了武汉附近以及湖北省其他地方养殖场动物和家畜的样本。

我们在这些样本中没有发现新冠病毒核酸。

8、问：你是否亲自检测过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或动物样本？如果是，你发现了什么？如果不是，你对来自该市场的样本检测结果有何看法？

石正丽：我们在武汉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核酸，包括在卷帘门把手、地面和下水道中，但检测到的病毒基因组拷贝数很低。

9、问：据我所知，最早报告的病例中，有一名与海鲜市场无关的患者，他在 12 月 1 日出现感染症状，另一篇新闻报道称 11 月份已经出现了病例。你知道的最早确诊病例发生在什么时候？病例统计数据如何？

石正丽：我没有参与流行病学调查，所以对此了解不多。我记得我所在的研究所第一次接收到临床样本是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样本被标记为“不明原因肺炎”。

10、问：你认为什么地方最有可能发生动物到人的传播？武汉？湖北？还是其他地方？

石正丽：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不能给出任何结论。追踪病毒的起源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应该基于可靠的数据和科学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前面提到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11、问：你曾经报告了一种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很明显，这是新冠病毒的遥远祖先，他们有 1100 个核苷酸的差异。其他研究人员利用分子时钟估计，RaTG13 和新冠病毒至少是在 20 年前分化的。你自己的推断是什么？你认为在蝙蝠和人类之间有一种中间宿主吗？如果有，你认为最可能是什么动物？为什么？有数据表明穿山甲可能是中间宿主，你怎么看？

石正丽：我不是生物信息学专家，所以我没有估计出 RaTG13 和新冠病毒在进化上的关系。

我认为，由自然宿主携带的冠状病毒在演变成新冠病毒之前，至少会通过一种中间宿主进行传播。

穿山甲冠状病毒与 RaTG13 以及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比较接近，它们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不能确定穿山甲是自然宿主还是中间宿主。

12、问：你或你认识的其他人，有和兽医交流过吗？比如某些动物生病可能与新冠病毒有关。

石正丽：从没有。我不知道任何关注这方面问题的信息。

13、问：你的团队对猫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显示武汉 102 只流浪猫和家猫中，有 15% 体内有新冠病毒抗体。哈尔滨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猫很容易感染并传播病毒。猫可能是在家里被感染的人感染，甚至纽约一家动物园里的大型猫也被感染了。你认为 “猫更容易感染并传播病毒” 可能性有多大？

石正丽：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对采集的猫血清中新冠病毒抗体检测显示，家猫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抗体滴度均高于流浪猫。所以我认为猫身上的新冠病毒感染很可能是通过人类传播的。

14、问：猫可能是介于蝙蝠和人类之间的中间宿主吗？你是否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有人研究过吗？我知道在你研究中，病毒暴发前猫血清没有携带新冠病毒抗体，但那只是一个小样本。你考虑过扩大调查范围吗？

石正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调查猫是否为新冠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目前我们的实验室没有继续进行关于猫的研究。

根据我们实验室和其他团队的发现，病毒可能是由人传给猫的。

15、问：据你所知，哪些中国的实验室正在调查病毒的来源？他们的研究情况如何？你知道为什么涉及新数据的论文发表得如此之少？

石正丽：中国的许多团队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正在发表论文和数据，包括关于病毒起源的论文和数据。我们正在通过多种方式从不同方向追踪病毒的来源。

图 | 石正丽团队从野外捕获的蝙蝠中取样。（来源：生态健康联盟）

16、问：武汉病毒研究所被举世关注，因为该所被猜测为新冠病毒的可能来源。唐纳德 ·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非常相信病毒来自实验室。这对你们实验室有什么影响？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石正丽：我们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首次收到新冠病毒的临床样本，当时称为病因不明的肺炎样本。随后，我们与国内其他机构进行了快速的、平行的研究，迅速鉴定出病原体。

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已于 1 月 12 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交并发表。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接触或研究过这种病毒，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压倒性地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来自任何机构。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新冠病毒是从我们研究所泄露的，这完全违背事实。它危害和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他欠我们一个道歉。

17、问：许多分析过新冠病毒序列的科学家得出结论，它不具有实验室人造病毒的特征。但即便如此，某些研究人员也表示存在一种其它可能性：新冠病毒存在于你的实验室，偶然感染了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他们注意到，曾经一些实验室偶然感染并引起 SARS 病毒的传播。所以你怎么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石正丽：在过去 15 年里，我们已经分离出 3 种与蝙蝠有密切关系的冠状病毒(这里分离出的病毒是一种活病毒，可以在实验室的培养细胞中生长)，它们都是与 SARS 相关的冠状病毒。

这些蝙蝠病毒具有 79.8% 的序列同一性，与新冠病毒有远亲关系。

2 月 3 日，我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道了新冠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与一种名为 RaTG13 的蝙蝠冠状病毒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只掌握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并没有分离出该病毒) 具有 96.2% 的相似性。

冠状病毒大约有 3 万个核苷酸，比大多数动物 RNA 病毒的基因组更大。基因组序列的 3.8% 差异对于冠状病毒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3 月 18 日，来自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杜兰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悉尼大学的 5 名著名病毒学家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病毒的近端起源》的论文。

作者指出，尽管 RaTG13 总体上与新冠病毒有 96% 的相同，但它的刺突在受体结合区域不同。

4 月 23 日，美国新闻网站 “VOX” 引用了悉尼大学病毒进化专家爱德华 · 霍姆斯教授的观点。

霍姆斯教授说，新冠病毒和 RaTG13 之间的基因组序列差异水平需要平均 50 年 (至少 20 年) 的进化。蝙蝠携带的 RaTG13 和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在 1177 个核苷酸位置上存在差异。

自然进化需要很长时间来积累足够数量的突变。突变发生在 1100 多个位置与新冠病毒完全相同的概率极小。因此，在自然界中，RaTG13 进化为新冠病毒仅在理论上可行。

同时，我所进行的研究和实验严格按照国际和国家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管理要求进行，实验活动在所要求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P3 和 P4 实验室的设施和管理都非常严格。例如，研究人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实验室的空气必须经过高效过滤才能排出；废水和固体废物必须在高温高压下消毒；整个实验过程由生物安全管理人员进行视频监控；每年实验室的设施和设备必须由政府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只有通过测试后，实验室才能继续运行。

我们机构的高水平生物安全实验室一直安全、稳定运行。截至目前，未发生病原体泄漏或人员感染事故。

18、问：持怀疑论调的人提出了几种该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猜想。我想问一些关于你们实验室工作的具体的事实性问题，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些情况：

（1）问：研究所是否培养了蝙蝠冠状病毒？

石正丽：我们仅从蝙蝠身上分离出 3 种活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菌株（SARSr-CoV），它们与 SARS 病毒具有 95-96％的基因组序列相似性，与新冠病毒的相似性不足 80％。

这些结果分别发表于《自然》、《病毒学杂志》和《PLoS 病原体》。

（2）问：你的团队是否从生物样品中提取出病毒并进行测序？或者这项工作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

石正丽：我们在实验室中从生物样品中分离出了病毒，提取了病毒 RNA（核糖核酸）。测序主要在武汉进行。

（3）问：你的实验室最近是否对 SARS 相关病毒进行了任何动物实验？如果是的，能否提供详细信息？

石正丽：我们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在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中对转基因（表达人类 ACE2）小鼠和果子狸进行了活体实验。我们使用的病毒是与 SARS 病毒接近的蝙蝠 SARSr-CoV。

此项工作严格遵守中国实验室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管理规定进行。结果表明，蝙蝠 SARSr-CoV 可以直接感染果子狸，也可以感染具有人类 ACE2 受体的小鼠。

不过，它在小鼠中显示出低致病性，在果子狸中没有致病性。这些数据正在整理并将很快发布。

（4）问：与研究所有关的某人是否有可能以其他方式被感染，例如在收集、采样或处理蝙蝠时？

石正丽：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最近，我们对实验室的所有员工和学生进行了血清检测，没有人感染蝙蝠 SARSr-CoV 或新冠病毒。迄今为止，我们研究所的所有员工和学生都是“零感染”。

（5）问：实验室中是否有蝙蝠的生物样本尚未进行病毒检测？如果是这样，你测试了多少样本，还有多少未经测试？如果有未经测试的样本，你如何确定其中没有包含新冠病毒或与之相近的病毒？

石正丽：我们对收集的所有蝙蝠样本进行了测试，包括蝙蝠肛门拭子、口腔拭子和粪便样本，其中有 2007 份样本呈冠状病毒阳性。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病毒的基因序列比 RaTG13 更近似于新冠病毒。

（6）问：你的实验室是最早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测序和分离的实验室之一。你最早在何时何地开展测序工作的？

石正丽：我们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了来自 7 名患者的第一批样本。使用能检测所有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全冠状病毒 RT-PCR 和定量 RT-PCR（方法），我们发现有 5 名患者的样本呈阳性。

12 月 31 日，通过分析 RT-PCR 产物的测序结果后，我们确定它是一种全新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然后我们利用不同的方法确认了结果，并且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以及病毒分离。

我们于 1 月 12 日通过 WHO 向全球公布了基因组序列。

（7）问：2013 年的墨江山洞（发现了什么）呢？你何时首次分离出 RaTG13？什么时候完成了测序？

石正丽：2013 年，我们从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收集的蝙蝠粪便样本中，通过全冠状病毒 RT-PCR 检测到 RaTG13 病毒，并获得了部分 RdRp（RNA 依赖的 RNA 聚合酶）序列。

由于该病毒与 SARS 病毒的相似性较低，因此我们对此序列没有特别注意。

2018 年，随着我们实验室的 NGS 测序技术和能力的提高，我们使用剩下的样品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测序，获得了 RaTG13 的全基因组序列，除了 5'端的 15 个核苷酸。

由于样品被多次用于病毒核酸提取，因此在完成基因组测序后就没有样品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对其进行病毒分离和其他研究。在我们收集的所有蝙蝠样品中，仅有一个样品中检测到 RaTG13 病毒。

在 2020 年，我们比较了新冠病毒序列和一些我们尚未发表的蝙蝠冠状病毒序列，发现 RaTG13 与前者具有 96.2％的相似性。RaTG13 从未被分离或培养过。

（8）问：一些怀疑实验室发生事故的人表示：你在 2016 年描述的蝙蝠病毒 BtCoV / 4991 就是新冠病毒。理由是，发布时，你只公布了一种蛋白质的序列，即 RdRp。基因库 GenBank 上的 BLAST 分析表明，BtCoV / 4991 和 RaTG13 的 RdRp 是 100% 同源的。那么 BtCoV / 4991 是否实际上就是 RaTG13，这与你 2020 年描述如何对只有 RdRp 序列的病毒进行完整测序的研究报告相吻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重命名该病毒？RaTG13 中的 “TG” 代表什么？

石正丽：Ra4991 是蝙蝠样品 ID，而 RaTG13 是样品中检测到的冠状病毒的 ID。我们更改了名字是因为我们想更好地反映出样本的收集时间和位置。

13 表示它是在 2013 年收集的，TG 是通关镇的缩写，即样品收集的地址。

（9）问：为什么有些病毒只有 RdRp 序列而不是完整序列？你测试过的样本中有多少个获得了全序列？有多少个仅有 RdRp？

石正丽：由于资金和人力限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样品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对一些其他样品进行进一步的冠状病毒全基因组测序。

但是，对于某些样品，由于其中的病毒核酸含量低，不可能获得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

（10）问：（疫情）暴发后你是否曾被指示消灭所有病毒？

石正丽：没有。

（11）武汉的另一个实验室或者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否可能出现了意外泄露？如果你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是什么？

石正丽：根据日常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12）问：还有其他我没问到，但你想告诉公众的事情吗？

石正丽：随着世界各地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科学家开始研究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这不仅是对来自它们身上的疾病进行预警的关键，还是用于疾病预防的重要科学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美国 EcoHealth Alliance 主席彼得 · 达萨克博士（Dr. Peter Daszak）进行了合作研究。

我们在病毒监控和病原体发现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团队在蝙蝠种群中发现了多种具有不同序列的冠状病毒，其中一些具有传播到人类和动物的潜力，例如 SARS 相关冠状病毒，MERS 相关冠状病毒，SADS（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相关冠状病毒等等。这些发现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们不理解美国 NIH（为什么）终止了我们合作项目的资金支持，我们认为这绝对是荒谬的。

该项目是一项国际合作工作，旨在聚集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共同探索传染病的早期预警和预测，这将有助于疫苗设计和药物开发，从而保护我们免受冠状病毒的威胁。

在过去的 20 年中，冠状病毒一直在破坏和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经济。

在这里，我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在新兴病毒起源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我希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能够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寻找病毒起源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会危害人类社会的类似疫情爆发。只有这样，当疫情出现时，我们才可以更有效地应对。

* 在收到石正丽回复后，《科学》编辑又追加了两个补充问题。

问：你是否进行或参与了未发表的冠状病毒增強功能（gain-of-function）实验？如果有，是否可以提供详细信息？

石正丽：没有。

问：大多数地方的冠状病毒研究都是在 BSL-2 或 BSL-3（生物安全等级 2 或 3）实验室进行的，你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直到最近才拥有可运行的 BSL-4，为什么你要在 BSL-4 下进行冠状病毒实验？

石正丽：我们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是在 BSL-2 或 BSL-3 实验室进行的。

研究所的 BSL-4 实验室投入运行后，根据 BSL-4 实验室的管理规定，我们在 BSL-4 实验室中使用低致病性冠状病毒作为模型病毒对科研人员进行了培训，旨在为进行高致病性微生物的实验活动做准备。

新冠病毒爆发后，我国规定新冠病毒的培养和动物感染实验应在 BSL-3 或以上实验室进行。

由于我们研究所的 BSL-3 实验室不具备进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实验的硬件条件，为了进行上述研究，我所向政府机构申请并获得了在武汉 P4 实验室进行新冠病毒实验的资格，其中已开展了恒河猴动物模型等研究。

实验活动受到我所生物安全委员会的监督，符合生物安全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