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大学

“霍格沃茨都没有把伏地魔赶出去”，但匈牙利把中欧大学“踢走了”。

据路透社，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CEU）3日宣称，其被匈牙利政府“踢出”匈牙利，CEU将从2019年起把主要业务迁至奥地利维也纳。

中欧大学校长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声明中称，“中欧大学被赶出匈牙利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所美国大学被一个北约盟国赶走了，一所欧洲大学被一个欧盟国家赶走了。”

声明中称，“任意驱逐一所声名卓著的大学是对学术自由的公然侵犯。对欧洲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对匈牙利来说这也是黑暗的一天。”

欧洲议会自由派领导人、比利时前总理盖伊·维尔霍夫施塔特发表推特称，这是二战后欧洲首个被迫关停的大学，这是“欧洲之耻”。

中欧大学由匈牙利裔美国慈善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创办于1991年，其注册地在美国纽约州，但校园却坐落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是一所具有美国和匈牙利双重学历学位认证的大学。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称，美国对中欧大学被迫离开匈牙利“非常失望”。

但匈牙利政府回应称，这些都是“索罗斯风格的政治吹嘘”。

一切皆因索罗斯？

中欧大学与匈牙利政府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一年有余。

据半岛电视台，2017年4月，匈牙利政府出台了新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在国外注册的大学不能在匈牙利继续运行，除非它同时在其注册国开设学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政策变化是专门针对中欧大学的。

而为了继续留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紧急与美国纽约州巴德学院达成协议，在那儿开设了一系列的课程，以期达到新规定。今年4月，匈牙利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巴德学院查看，但其后却一直拒绝签署协议让中欧大学保留匈牙利大学的资质。

CEU设定了12月1日的截止日期。该校学生近期多次举行抗议，占领匈牙利议会所在的科苏特广场，希望迫使政府签署协议，保证匈牙利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但政府直至截止日期也并未签署。

据英国《卫报》，即使面对国际压力、美国大使的干预，匈牙利政府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不会签署协议保住中欧大学。

而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欧尔班政府与CEU创始人索罗斯的矛盾。

BBC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极右翼政府一直将索罗斯视为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欧尔班谴责索罗斯支持移民、支持全球主义，称这些会破坏匈牙利的文化和身份。

2015年的欧洲难民潮后，欧尔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反移民举措，包括在南部边境修建围墙阻止难民入境，以及对帮助难民的机构加征25%的税等。

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则被指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支持难民入欧，影响欧洲的难民政策和多国内政。今年5月，“开放社会基金会”也被“逐出”匈牙利，前往德国柏林。

据《卫报》，匈牙利议会甚至制定了专门的“阻止索罗斯”法。被称为“索罗斯大学”的中欧大学自然也被视为“眼中钉”。

欧盟小刺头？

事实上，今年5月开始第四个总理任期的“中欧强人”欧尔班已经引发欧盟不安。

据半岛电视台，欧尔班希望建立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其言论多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闪米特主义的倾向。

今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对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启动惩罚机制，创下欧洲议会惩罚欧盟成员国的首例。《里斯本条约》第七条规定，若成员国被认为“存在严重违反欧盟核心价值观和法治原则的行为”，欧盟在一定条件下有权予以惩处。

欧盟方面认为，欧尔班政府实行严格的反移民政策，拒绝执行欧盟分派的难民接收配额，严重干扰了欧盟的政策执行，破坏了欧盟法治。

而将中欧大学“踢出”匈牙利，更是引发广泛批评。

据《纽约时报》，近几周，全球许多政治家、学者，包括二十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匈牙利政府保住中欧大学。

批评人士称，中欧大学的离开是欧尔班政府破坏独立机构、加强学术管控的一部分，欧尔班政府已经成为自由社会、公开辩论、自由对话的威胁。

欧洲议会议员Sargentini称，中欧大学的离开“打破了匈牙利除了走向专制以外的最后一丝幻想”。

而CEU教务长Matei更是直称，“这已经越线了。人们被迫离开这个国家。这已经不是限制了，这是镇压。匈牙利的镇压已经开始了”。

【环球网留学综合报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3月29日报道，匈牙利中欧大学抗议政府粉饰真相，认为政府预谋关停学校。中欧大学表示，右翼青年民族主义者联盟在周二推行的新法律使学校难以为继。中欧大学创立者，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关系紧张。但是政府表示支持学校，不愿其停办。

匈教育部长拉斯洛帕尔科维奇表示在新法实施后还将对28个在匈牙利运转的外资大学进行审查，包括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他说：“调查并不针对中欧大学和索罗斯先生。”

在匈牙利出生的慈善家乔治索罗斯于1992年创立了中欧大学，并一直提供资金。他期望这所大学能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提升开放社会和民主的价值。但是中欧大学似乎成为了欧尔班维克托政府一项反对自由价值运动的靶子。

政府宣称中欧大学和其他外资大学运作违法，新法律旨在建立新的立法之本。但中欧大学校长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表示学校运行完全合法，新法就是谋划使其瘫痪。抗议的教职工和学生现在正寻求国内外其他大学的支持。

(实习编译：胡琪瑶 审稿：刘洋)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台媒称，中欧大学3日宣布，该校明年将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迁到维也纳。该校与匈牙利政府打了长久的官司和口舌战，这也是首次有大学被逐出欧盟国家。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2月4日报道，中欧大学以英语教学为主，被认为是该区顶尖大学之一，但过去两年却成为匈牙利极右派总理欧尔班的瞄准目标，部分原因是该校与“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的渊源。索罗斯1991年创办该校培养中欧的民主精神，现仍任董事会成员。

中欧大学校长叶礼廷3日在布达佩斯记者会上表示：“在这个我们称为家的城市与国家，我们无法继续以自由机构运作。这对匈牙利的自由是黑暗的一天，也是学术自由黑暗的一天。”

该校给匈牙利政府一份协议，要求政府1日前签署并提供该校在匈牙利运营的法律依据。虽然匈牙利政府受到国际施压和美国大使干涉，但仍明确表示不签协议。

匈牙利政府否认此事涉及学术自由，并称该校未能符合高等教育规定，该校颁发美国文凭，但在美国却未设校。

报道称，为了回应匈牙利政府要求，中欧大学在纽约巴德学院设立校区。叶礼廷表示：“我们遵从规定，但匈牙利政府仍拒绝接受纽约州的字眼。”他说，美国认可的大学被逐出北约盟友国，实在史无前例。

欧尔班政府积极反移民，并把匈牙利出生的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视为政治眼中钉，除了指控他支持开放边界，匈牙利国会还实施“阻止索罗斯法”。

作为澳大利亚最国际化的大学之一，麦考瑞大学的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90多个民族的学生在麦考瑞大学校园里一起和谐地生活、学习、享受人生。徜徉在美丽的麦考瑞校园，你就置身在一个多元文化跨民族、跨国家交流融合的殿堂。海纳百川，实现麦考瑞大学国际化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的高等教育传统源自英国，是南半球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当戴任麦考瑞大学校长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政府资助经费不断减少、国内生源同步减少。面对日益减少的国内生源，澳大利亚优质的高教资源必然严重浪费；澳大利亚的大学若不拓展国际化办学空间，发展自然会受到限制。戴任职麦考瑞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识到了这一严峻的发展形势。与此同时，基于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戴·叶布瑞认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学生需要在学习技能和知识的同时，也应获得更多国际和多元文化知识，培养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以适应未来全球化的竞争。国际化办学一直是戴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戴·叶布瑞说：“麦考瑞追求大学的国际化，学校30%的学生来自其他国家，许多教师也不是澳大利亚人，我积极主张推广国际化的教学模式。”麦考瑞大学制定了国际化方面的30项内容，其中有研究的合作伙伴、学科建设等。如，历史学科有罗马史、埃及史等，管理学科要讲授国际著名公司的管理经验，几乎每个学科都有国际化的内容。戴·叶布瑞积极推动麦考瑞大学国际化发展，确保学生具有国际眼光和世界阅历。她一方面鼓励麦考瑞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使麦考瑞大学成为澳大利亚最国际化的大学，学校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国外；另一方面，戴·叶布瑞制定政策，要求麦考瑞大学每年选派五分之一的本土学生到海外学习。她坚信，这是诸如麦考瑞大学等大学对世界和谐与文化多元作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使人们期望和平、高效、安全的全球和谐共存。在戴的奔走努力下，20世纪90年代初，麦考瑞大学与海外高校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麦考瑞大学于1992年签署和获得批准了许多学术交流协议，合作协议伙伴包括亚洲的“台湾大学”、清迈大学和首都大学。在欧洲，麦考瑞大学和格拉茨大学签署了最终协议，与乌普萨拉大学的新合作方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戴抓住时机，及时寻求与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的交流合作。1990年，她与麦考瑞大学现代语言学院的学术专家一道访问东欧的一些大学，并就交换协议进行了谈判。随后，麦考瑞大学与基辅州立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华沙大学签署双边协议，与萨格勒布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签署三方协议。这些协议不仅有助于加强双方或三方的教师与研究生在多学科的科研、学习以及出版等方面的联系，同时也推动了与南斯拉夫其他一些顶尖大学的合作关系的确立。戴·叶布瑞推动麦考瑞大学与东中欧大学合作，开创了澳大利亚大学与东、中欧大学合作的新局面。在这之前，由于美苏冷战，澳大利亚的大学几乎与东、中欧大学没有任何接触。

澳大利亚媒体《金融评论》评价道：“麦考瑞是与欧洲，尤其是东欧、中欧联系的领头羊。”当然，这也反映了麦考瑞在斯洛文尼亚研究和其他欧洲研究的“独特、广泛”的水准。1991年，随着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和奥地利卡尔·弗朗岑斯大学合作的开展，麦考瑞大学与欧洲的联系得以进一步加强。这一年，戴·叶布瑞在同事的支持下，率先接待了九名来访的俄罗斯科学家。这次来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古生物学交换项目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参观澳大利亚重要的地理研究地点和其周围水域。1991年年初，戴·叶布瑞提议和泰国清迈大学及法政大学合作，协议于1992年正式生效。1991年9月，台湾地区台湾大学校长对麦考瑞大学的回访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合作协议于1992年签订。同年，戴·叶布瑞赴日本、新加坡两国大学进行访问交流，促进了与其MBA和MAF的项目合作，也促成了首家日语语言培训机构的建立，这是麦考瑞大学与日本机构谈判的结果。

随着与东京都立大学、立命馆大学达成合作协议，麦考瑞大学和日本的交换协议进一步得到拓展。作为海外学生项目战略性评估的一部分，1993年戴提出需要重新考虑麦考瑞大学学术委员会关于国际学生录取的方案。戴·叶布瑞认为，入学标准应更加看重学术水平，而不仅仅是由于本国需求的压力而被迫人为地设定录取标准。调整后的方案对海外学生的高水平的资助服务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言学习方面提供了额外的资助。在行政管理评估方面，海外学生办公室精简了申请程序，大大提高了效率。戴·叶布瑞致力于进一步引进海外项目，尤其是在研究生培养领域。随着麦考瑞在新加坡的MBA项目和应用金融硕士项目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运行，这个模式也于1993年起步，并被扩展到管理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和香港的市场营销管理文学硕士学位。

戴·叶布瑞的这些努力，效果相当明显，到1993年3月末，麦考瑞海外学生注册人数占总人数的6%，下半年学生数量还在增长。来自海外学生的学费收入超过600万澳元。为增加对海外学生的吸引力，对于预计在1993年完成学业即将归国的海外学生，麦考瑞大学分别于7月和12月召开了欢送会。麦考瑞大学还参加了在八个亚洲国家举办的教育展览会，在这几个国家澳大利亚教育中心设有办事处。到1993年，麦考瑞与国外大学达成的学生国际交流协议越来越多。已经签订的学生交流协议正在积极执行中，随后与英国的曼彻斯特主教大学、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大学、日本的立命馆大学、中国的几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麦考瑞大学和名古屋大学﹑日本的首都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奥地利的卡尔弗朗岑斯大学都有学生交流项目。1993年，麦考瑞与日本的大学和教育部门有了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

麦考瑞大学的学生在日本学习，得到了亚太机动大学基金项目﹑澳洲日本基金奖学金项目﹑亚洲国家语言奖学金以及平和中岛财团奖学金的资助。丹尼尔勒·凯利赢得了1993年的旅游研究基金奖，另一名麦考瑞大学学生蒂姆·皮森，在1993年被选为在名古屋举行的国际学生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在日本学习的学生的生活及津贴由麦考瑞培训项目公司、日本安田海上火灾保险﹑日本航空公司以及古殿马基市政局等资助。麦考瑞大学与新英格兰大学共同创办了商业合资项目，管理学院在1993年5月启动了新的澳欧管理中心。中心目标是吸引中、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学生，选派澳洲的专家讲学，提供奖学金和非奖学金层次的高质量的管理教育。这一年，麦考瑞大学副校长布里安和教务主任，以校长代表的身份，对美国金钥匙荣誉协会进行短暂的访问，在会上就澳洲高等教育作了重要的演讲。

编者按：青春就是用来忧伤的，但对于全球千禧一代（生于1985-2000年间）来说，他们的忧伤可能更为真实而深刻。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落差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将他们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历程重构。他们的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程度、他们对家庭、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哪些改变？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我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看似碎片化的故事，拼凑出一幅全球千禧一代的心灵地图，并将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和改变。大震荡时代，没有人能够逃离；大变革时代，一切故事皆有缘由。

特约撰稿人 | 张文倩编辑 | 王磬 崔宇

今年秋天，当世界各地的大学正忙着迎接新生的时候，匈牙利却有一所大学——像运送难民一般——将几百名师生从布达佩斯运往维也纳。

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以下简称CEU），这所由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于1991年创立的学校，正在遭遇母国的驱逐。过去30年中，它曾被视为东欧民主转型的产物；近两年，它却成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右翼政权下最受世界瞩目的受害者。

2017-2019年期间，我在CEU攻读比较历史学的硕士，正好见证了这所学校命运多舛的两年：2017年4月，欧尔班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法修订案取消了CEU在匈牙利的办学资格。CEU校董会被迫寻找新校区，最终决定在2019年秋天搬往维也纳，布达佩斯校区也将于2020年起停止招生。

CEU离开了，但它的许多学生还没走，我的学弟、匈牙利青年卡尔便是其中一个。作为过渡期，布达佩斯校区还有一些课程在运作，直到2018届学生毕业。

“我还挺后悔没去维也纳的。”卡尔以一贯的俏皮语气告诉我，“想想看，在去艺术史博物馆的路上，我还可以吃一顿正宗的Wiener Frühstück（维也纳式早餐）——如果奥匈帝国的存在有意义，这是唯一的证明。”真是典型的匈牙利人作风，一提到维也纳就忍不住要黑奥匈帝国几句。不过，卡尔的朋友们都清楚，他选择留下，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作为一名“90后”，卡尔是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代匈牙利青年。比父辈们幸运，他生来就从未有一堵墙阻挡他去探索世界，整个欧陆都在向他敞开大门。然而，正值花样年华的他却如同被困在阴雨绵绵的寒秋，举步维艰。

国际社会对“欧尔班驱逐索罗斯大学”的关注点，大多都集中在了“学术自由”、“多元文化”、“移民/难民”等问题。但从卡尔和他的同龄人故事中，我看到聚光灯背后，东欧转型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正面临着更深远的困境。

被祖国误解的年轻人

卡尔跟其他匈牙利学生一样，看起来拘谨、内敛、行色匆匆，不太容易亲近。直到有一天，他发来一条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一起喝咖啡吗？我想向你请教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尤其是鲁迅、茅盾、丁玲的作品。”

原来，这也是个误入历史系的文学青年。随着交流的加深，我发现，我读过的匈牙利文学大多以冷战历史为题材，并不足以帮助我理解当今匈牙利社会所承受的民主转型幻灭后的“精神分裂”。

有一次，我们同时逃离历史系期末派对。我解释说各国人扎堆社交，感觉我自己的存在很边缘。他回应道：“我理解，我在这里也是个少数派（I am also the minority here）”。

当时我就被逗乐了，难道是CEU的国际学生太多，以致一个匈牙利人都感觉自己是“弱势群体”？他解释说，这句话是历史系主任在开学典礼上说的，意指在民粹主义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祖国也会成为边缘人。

“作为本地人，在CEU里没什么身份特殊性，如果有的话，也不是在校园内，反倒是在校园外。”卡尔告诉我，因为就读于CEU，他是自己匈牙利同胞眼中的异类，“索罗斯大学”是他的首要身份标签。很多人会戏称他为“索罗斯的间谍”，这让他哭笑不得。他的亲戚甚至问过他：“你怎么能让自己被洗脑呢？”

1991年，索罗斯创立CEU的初衷，是在前共产主义的废墟上，创造一个以西方教学模式为基础、又具有独特中东欧视野的科研机构，重新团结欧洲东部这片多民族、多冲突之地的知识分子，为世界培养信仰开放社会、具有批判能力的精英。CEU每年从全球50多个国家地区招收学生，背景各异、文化多元的学生，犹如一个个活的史料库，又有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热情，让这里的学术氛围异常活泼自由。

但在本地人眼中，30年过去，CEU仍是异类。在卡尔看来，主要是由于CEU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精英，与当地社会的实际联结有限。比如，官网以英语为主，却缺乏匈牙利语的内容，加深了与普通人的隔阂。

不过，即使在匈牙利学术圈，CEU也显得格格不入。卡尔指出，CEU尽管身在匈牙利，本质上却仍是一所“美国大学”。CEU的OSA档案馆（The Open Society Archives）是中欧冷战研究的重要史料库，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研究者，为它赢得了学术影响力。但是，“美式教育与欧洲有很大差异。以哲学系为例，CEU的强项是英美哲学，而匈牙利的主流是大陆哲学。”卡尔坦诚地表示。

处于漩涡中心的CEU（中欧大学）。来源：Vrs Anna两三年之前，卡尔并没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就读这所备受争议的“外国学校”。他原本是匈牙利第一学府罗兰大学（Etvs Loránd University）的文学院尖子生，由于一篇关于苏联小说的论文，他被学校组织的某个学术会议拒之门外。做出这一决定的负责人并不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专家，这让卡尔费解，他坚称，这篇论文里没有任何“革命”言论。争执、举报均无解后，他放弃了在这座匈牙利人文学科最高学府继续读硕士的机会。

做了一年“毫无意义的”全职工作后，他想回归校园，人文社科在世界排名前列的CEU便成为罗兰大学之外的第二选择。CEU的美国背景，也有利于这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学子在将来申请欧美的博士项目。除此之外，对卡尔这样经济不宽裕的学生来说，索罗斯基金会丰厚的奖学金也拥有极大的吸引力。

柏林墙倒塌30年后，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卡尔这样出身普通的大学生享受“欧洲式”的体面生活。卡尔的父母都出身农村，在布达佩斯成家并育有四个孩子。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家是幢宿舍楼，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里面再用帘子分出隔间来，厕所和浴室则是几个家庭共用。直到父亲在一家通讯技术公司谋得职位并分得住房，他们才搬走。

从2013年读大学开始，卡尔的家庭便不再有能力给他经济支持，匈牙利高校的助学金体系也不能覆盖布达佩斯的所有开销。“在罗兰大学，我拿的是优秀学生所能获得的最高额度助学金，大约每月200欧（约15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职工作月薪的一半，这已经是很多学生的梦想了，但仍不够支付我的房租和生活费。”卡尔表示。

半工半读是大部分匈牙利大学生不得已的选择。从卡尔的亲身经历和他对周围朋友的观察来看，学生兼职的方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打黑工，没有法律文件的允许或保障，从当家教到做翻译，甚至从论文代笔到做性工作者，都很普遍。另一种是有合同的工作，一般需要经由学生团体介绍到各企业。卡尔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时薪仅为375福林（约9元人民币）。

从2014年起，卡尔每周至少做20小时的课余兼职，他在国家海关税务部门打过工，为布达佩斯大学的学生修改过博士论文，到歌剧爱好者的天堂——埃克尔剧院（Erkel Theatre）做过检票员，还给国家科学院翻译过德文书信。目前，他在一家旅游网站做编辑，为国内外游客推送巴拉顿湖的文娱活动指南。卡尔不讳言，“做这些纯粹是为了赚钱”、“看不到其中有任何意义”。

在2019年，CEU的撤离还不是最让卡尔烦恼的事。

这个夏天，他忽然发现自己租不起布达佩斯城内的公寓了。2019年9月，布达佩斯公寓的平均租金约为160,000福林（约3800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7%。半年前，卡尔曾自豪地告诉我，在某个黄金地段，他意外租到了一个40,000福林/月（约950元人民币）的房间。但如今，他不得不搬到乡下和父亲一起住。由于交通很不便，他周一至周五每天出门都随身携带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轮流到不同的朋友家里借宿，直到周末才回家。

当我给卡尔发采访邀请时，他正在参加一个名为“这座城市属于所有人”（A Város Mindenkié）的团体组织的集会，要求政府重视收入跟不上房租上涨的问题。

在欧尔班时代反思历史与现实

卡尔很少和家人聊政治。在他看来，家人多是欧尔班的支持者，是经历过压抑的冷战时期，又饱受对新自由主义幻灭感的一代人。

共产主义时期，卡尔的父母都曾赴苏联，接受难得的大学教育。他们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相遇，当时他父亲的专业是无线电技术，母亲则学习俄罗斯语文学。

30年前，欧尔班在反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青年领袖登上政治舞台，卡尔的母亲是“波罗的海之路”历史时刻的参与者，还教他唱过拉脱维亚当时流传的歌（编者注：“波罗的海之路”是发生在1989年的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脱离苏联）。后来，欧尔班成了国家总理，他领导的青民盟政党在对抗欧盟经济和移民政策时，沿用了反对苏联经济文化压迫的那套话语。

现在，母亲则是家人之中为数不多对欧尔班不再有好感的人。她参与了反对党的抗议游行，阅读自由主义杂志《let és Irodalom》（生活与文学）上对政府的批评文章。不过卡尔说，她没有参政的兴趣，最多算个低声呢喃的自由主义者。

相比之下，出身中下层天主教家庭的卡尔父亲更能代表匈牙利普通大众。这一群体正是欧尔班拉拢的主要目标。从2010年开始，欧尔班就一直强调塑造一个“基督徒的中产阶级”对于匈牙利的重要性。

卡尔十分理解，父亲这一辈人为什么会成为欧尔班的拥护者。从2001年起，父亲贷款盖房，却在2009年遇上金融危机，分期还款额飞涨。这时欧尔班做了一些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的成功决策，例如降低公用事业成本。现在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缺失，欧尔班又推出“家庭住房补贴政策”（Családi Otthonteremtési Kedvezmény），为生了三四个孩子的家庭缓解经济压力和改善住房问题，而多生多育恰恰符合传统宗教观念。

1989年后的匈牙利，经历了民主化转型却未能与西欧强国平起平坐，又开始面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的重重陷阱。对此，欧尔班及其支持者的回应是：回归匈牙利自身、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对移民。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社会反应，则是重新思考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历史。

生于1990年代的卡尔还记得，历史课本对前共产主义政权持否定态度——这也是1989年之后的长期共识。对那段历史，卡尔的同代人并没有多少概念，只有些啼笑皆非的家族轶闻流传下来：“我的一个曾祖父是共产党的地方领导，在1956年事件中，他差点被吊死。他未来的女婿却因为参加了这场反对共产党的革命，逃到奥地利躲了几个月。”（编者注：“1956事件”是发生在1956年10-11月的一场学生运动，起因是匈牙利民众对匈牙利政府表达不满，最终导致苏联入侵）

近些年，欧尔班政府动作频频，有意要把这段从未经过严肃讨论的共产主义历史抹去：匈牙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rgy Lukács）在布达佩斯的档案馆被关闭，其手稿资料均被没收；1956事件后牺牲的匈牙利前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那座凝视着国会大厦的纪念雕像也被悄悄迁走（编者注：伊姆雷·纳吉在1956事件后被苏联秘密处决，至今仍被匈牙利人视为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

与此同时，对共产主义时期的怀旧情绪却在老一代人中蔓延，左翼思潮也在年轻一代中重新发展起来，虽然还远远不具备政治潜力。

回望历史，卡尔也会怀念匈牙利共产主义社会初期的民主氛围。“大多数人，尤其我们这一代人，从不把这一时期与之前的年代做比较，意识不到匈牙利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获益至今。不要忘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匈牙利被称为‘三百万乞丐的国家’。”

不过，卡尔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他不忠于任何党派，只给提出合理政策的候选人投票。他对社会主义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理论曾为匈牙利文学带来革命性影响。

集会游行，是卡尔这一代年轻人对现状不满的主要表达方式。但卡尔从未组织过抗议活动，他更喜欢做思想工作，例如为卢卡奇档案馆做志愿服务，组织共产主义历史讲座沙龙。由于欧尔班政府的“纪念政策”，一些像卢卡奇这样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即将被公众遗忘，卡尔便为他们写文章，推动著作出版。甚至在经济最拮据的失业阶段，他也曾试图筹款为某个无人问津的匈牙利村庄建设一个文人的纪念馆和雕像。

他告诉我，这些经历给他带来的精神启发，可以用两位匈牙利社会主义作家的名言来概括。

一位是拉约什·纳吉（Lajos Nagy），社会主义讽刺小说大师，“他曾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表达不满（to be dissatisfied），以写作来推动改变。我认为不光是作家，每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怀有这样的信念。”

另一位是安多·嘉博（Andor Gábor），1919年匈牙利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时期的杰出作家，“他在该政权垮台后流亡维也纳，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他时常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需要，即做‘一个共同体中的人’（a man of community），这标志着他从布尔乔亚文学家向严肃的政治思想家的转变。”

对卡尔来说，是它们支撑着他去面对这个逆全球化时代分裂的世界。

转型幻灭后的匈牙利人文困境

从卡尔的故事中，我惊讶地发现，即使加入欧盟，匈牙利的主流社会也未能真正融入“欧洲文化圈”。而出于经济或文化的原因，很多人选择离开匈牙利涌向西欧。根据经合组织2018年劳动力统计报告，2010年后，匈牙利流失的人口约有50万人，这是民主化转型时没有料到的后果。

像许多匈牙利知识分子一样，卡尔一边关心着自己祖国的未来，一边也要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现在对生活唯一能感到乐观的，是至少我不在快餐店工作——因为社会上存在一种对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偏见：‘他们最终会沦落到麦当劳上班’。”卡尔告诉我，在匈牙利语中，人文学科毕业生被称为“blcsész”，成为这类人意味着不但无法决定收入水平，更无法确定未来在哪里工作。

1989年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网络遭遇到系统性的破坏，而国内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相关岗位，即使在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类文化机构，也只能从事行政类而不是文化类工作。同时，社会上有一种新自由主义论调鼓励人们申请人文学院，认为它提供了某种通用知识，使毕业生能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尴尬局面。

原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网络是怎样的呢？卡尔给我举了个例子：最早塑造他文学兴趣的不是某个知识分子，而是他那位农民出身、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奶奶。由于连年战争，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给她创造了大量阅读外国古典文学的平等条件，她的书房里有400到500本书，其中就有一本匈语版《红楼梦》，属于“世界文学经典”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持续了长达30多年，共出版300多卷。在民主化转型后，这种国家对文化不遗余力的投入不复存在了，许多闻名欧洲的作品，如萨特的《自由之路》，至今还没匈语译文，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作品了。

Blcsész们在匈牙利的工作环境得不到解决，便涌向国外，造成人才流失。欧尔班政府试图增加就业的措施，更是雪上加霜，威胁着匈牙利人文教育的未来。目前匈牙利劳动力最短缺的行业是建筑业、服务业、医疗业和旅游业，欧尔班政府开始鼓励小学生上职业学校（szakkzépiskola），毕业后他们可获得特定工作的资格证书。于是，服务于基础教育的语法学校（gimnázium）面临大量生源的流失，而这类学校正是人文主义知识传播的阵地，学生在这里得以选择第二外语，为大学作准备。

“这才是过去十年匈牙利中学教育出问题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府一直强调匈牙利需要体力劳动者和专家，但实际上，因为人才的流失，现在更缺乏的人才是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和医生。”卡尔表示。

匈牙利的另一个社会困境，是外语基础教育条件的不足。据匈牙利媒体今年报道，匈牙利教育办（Oktatási Hivatal）连续四年对中小学生进行外语水平测试，发现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水平整体下降了。更糟的是，欧尔班政府的政策忽视了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但没有努力改善外语基础教育条件，还将大学入学要求的外语门槛提高了。

卡尔告诉我，目前中学教育只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至少有一门外语水平达到A2，但今年6月刚刚通过的修正案规定，自2020年起，达到B2水平才有大学入学资格（B等级更高）。矛盾的是，以目前匈牙利公立教育条件只能提供B1水平的课程，而大部分家庭是承担不起私人语言课费用的。 反对者认为，这一政策将导致高等教育注册人数下降20%，并对农村地区的大学造成严重影响。

这一变化让卡尔细思恐极：“我不敢想象，以我大学前的英文水平，如果晚生几年，现在会是什么样，可能连CEU都进不了。”可见，CEU的“败退”，并非仅仅因为政治理念的格格不入。

卡尔的成长环境，使他比国际社会更能理解匈牙利民间文化的封闭性。普通匈牙利人由于语言和经济能力的不足，无法像中产精英阶层那样跨国流动，因此成了国际社会不了解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匈语文化的首次深刻反思，是他参加伊拉斯谟计划到布拉格交换后发生的。在适应新的语言学习环境时，卡尔突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祖国。

“这不是某种浪漫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转折，而是突然间意识到，对匈牙利人来说，正如在本国使用匈语更有优势，在国外学习外语时，匈语思维也会成为获得新知的障碍。”匈牙利语在欧洲语言中的独特性，塑造了它顽强的民族文化生命力，却也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话语空间。

此后，这一发现推动他学习多门外语，并主动结交国际友人。卡尔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渴望，反映了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困境。一方面，强调匈语写作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启蒙国内受众而不是国际影响力，因此在海外知名度不高。国际高度认可的匈牙利思想家、作家大多旅居海外或以外语写作，与欧洲乃至世界的联结，是他们求知之路和思想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又一定程度上导致与国内语境的脱节。

“匈牙利语的特性不适于思辨，很少诞生伟大哲学家和史诗性文学成就。不要忘了，卢卡奇的作品大多是用德语写作的。”卡尔告诉我，今年夏天，卢卡奇的学生，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gnes Heller）在巴拉顿湖意外溺亡，她也是欧尔班政权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在学术自由遭到侵蚀后，她的离世对匈牙利思想界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图3：卡尔（左三）与匈牙利知名马哲学者阿格妮丝·赫勒（左二）。来源：受访者供图在坚守与离开之间徘徊

流动在欧洲大陆上的匈牙利人，似乎早已适应了分别。

这个夏天，卡尔和他大学时代相识的恋人汉娜分手了，因为她考虑去德国找工作，而他打算申请到法国读博。在搬出合租的房子前，他们组织了一个“卡尔和汉娜的生活博物馆”告别派对，邀请众多朋友一同来送别那个充满回忆的乐园。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难过，因为每当这一对年轻人手挽手，出现在布达佩斯阴雨绵绵的天空下时，就像在秋天出生的花朵却怀抱着春天的希望那样显眼。

卡尔和汉娜是我理想中的欧洲情侣，一个学文学，一个学音乐。初次在音乐会后见面时，卡尔就指给我看汉娜下巴一侧有一块被小提琴磨出的茧，他誉之为“战场上留下的光荣伤疤”。

出身音乐世家的汉娜成长经历或许没有卡尔那样艰辛，她出生于慕尼黑，5岁跟随父母迁回布达佩斯，住在布达。汉娜的父母都是钢琴家，母亲在一所音乐学校当校长，弹奏一种我只在博物馆见过的古典钢琴。由于经常和官僚机构打交道，她母亲对匈牙利教育制度的弊端感受最深。1989年，他们在国内亲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像上百万匈牙利人一样，对欧尔班的青民盟报以热忱的期望，如今却不得不承认，他们错看了他。

虽然出生于德国，汉娜接受的是匈牙利的音乐教育。她告诉我，相比德国，匈牙利的音乐学习环境更好。一方面国家的支持力度很大，音乐的基础教育甚至深入到普通的小学和中学；另一方面，学费也比德国便宜，学生每学期只须付大约40到50欧，学校还有充足的乐器供学生租用。

现在，她在安德拉什大学读书，这是唯一一所全德语教学却设立在非德语国家的大学。她深爱布达佩斯的文化个性，这里有无穷无尽的音乐文化活动，有充满艺术想象力的艺术场馆。但由于匈牙利无法提供足够的事业机会，加上正在恶化的政策环境，她正在留下还是离开之间艰难选择。

“我的身份认同不是民族意义上的，而是欧洲文化上的。”汉娜不认同民族主义话语下的身份政治，她坚信，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相通之处更多。“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会认为我首先是个匈牙利人，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匈牙利人，我的学校也在匈牙利。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将德国视为异国他乡。”

对于汉娜，“匈牙利还是欧盟/欧洲”这样的选择题是没有意义的。和许多人一样，汉娜反对欧尔班，是因为他的政策威胁到了那些对她的生活至关重要的领域，如文化、媒体、教育等等。在德国期间，汉娜认识一些当地的匈牙利社群，根据她的观察，他们选择离开多是出于对匈牙利政治环境的不满。

更让她感到烦恼的，是外国人对匈牙利的误解。“有的人认为匈牙利是个贫穷落后的东欧国家，以致那里没人知道Nutella（一个欧洲常见的可可酱品牌）。有的人一提到匈牙利，就只能想到goulash汤（得名于卡达尔时期的“古拉什社会主义”或“肉汤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印象。那些不喜欢欧尔班的人，认为匈牙利人人在言行上都像欧尔班。”这些从共产主义时期延续至今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因为欧尔班的经济政策而得到改善。相反，与欧盟的不合，严重损害了匈牙利的国际形象。

对此，她认为匈牙利人也负有很大责任，很多人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投票，而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人没有看清他们选举出来的官员系统，是教育、医疗等领域无法正常运作的罪魁祸首。与民粹主义对抗，需要的是政治意识的觉醒。

在10月的布达佩斯市长选举中，由于尽可能动员团结了反对欧尔班的社会力量，反对党赢了，这是欧尔班当政以来经历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这一喜讯并未改变卡尔对未来的悲观看法。他认为这还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胜利，展示了反对党合作的巨大潜力，让很多人终于从金融危机十年来蔓延全社会的政治冷感中走了出来。但要撼动欧尔班的执政基础还远远不够，保守党依然牢牢控制着全国各地的经济大权，反对党仍任重道远。

CEU撤离了，索罗斯的精英教育仍在延续，而它资助过的匈牙利学生还在自己的祖国徘徊，思考出路。

身为东欧转型后出生的第一代，卡尔本该生活在春天里，在欧洲共同体的文化滋养中做着一个文学青年该做的梦，但世事瞬息万变，还没尝到盛夏的果实，他就遭遇了经济政治环境的寒秋，只能苦苦保护着内心那个春天的梦，坚忍前行。

回顾艰难的2019年，卡尔没有太多抱怨，而把种种遭遇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在采访的最后，他以一句拉丁语与我共勉：

“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

（作者张文倩，现从事文化传媒工作，本科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17-2019年在匈牙利中欧大学攻读比较历史学硕士。本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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