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诺斯学院

“真是温州人的骄傲。”“不仅在商界，温州人在各个界别都有杰出代表。”近日，温籍院士滕锦光被委任为香港理工大学下任校长的报道一经报道，便获得了许多市民以及广大网友的点赞。

从古至今，温州钟灵毓秀，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在中国教育百年发展史上，不少外地知名大学曾经或现任的校长是温州人。

复旦大学校长 苏步青

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之一

苏步青（1902—2003），男，温州平阳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是我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78-1983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苏步青创立国际公认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学派，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理论、几何外型设计、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与此同时，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谷超豪、胡和生等一大批优秀的数学人才，包括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8月，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ICIAM）决定设立“ICIAM苏步青奖”，奖励在数学对经济腾飞和人类发展的应用方面做出贡献的个人。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谷超豪

与妻子在数学世界“双剑合璧”

谷超豪（1926—2012），男，温州鹿城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82年1月至1986年6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8年2月-1993年7月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9年至2003年兼任温州大学校长。

谷超豪关注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尤其是多元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中也取得了重要突破。1974年，复旦大学组成了以谷超豪领衔的科研组，和杨振宁合作，进行规范场理论方面的研究。最终，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

他的夫人胡和生是中国数学界第一位女院士，更是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台的中国女性。两人在数学世界里“双剑合璧”、相濡以沫60余年。在谷超豪培养的众多学生中，涌现了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院士。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徐贤修

致力于应用数学和太空科学

徐贤修（1921-2002），男，原名祖同，温州永嘉人，应用数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全美华人工程师学会杰出服务奖得主。1970至1975年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徐贤修在美国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是一位应用型学者。他长期致力于应用数学和太空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斯理工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教授，美国普渡大学航空及天体工程科学资深教授；又担任波音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徐遐生

曾获邵逸夫奖天文学奖

徐遐生，男， 1943年6月出生，温州永嘉人，徐贤修之子，天文学者，2002年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作为国际知名天文物理学家，徐遐生在密度波和恒星形成理论上有着卓越的贡献。有一颗小行星以其英文名字命名，叫做Frank Shu。

2009年10月7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徐遐生获颁本年度邵逸夫奖天文学奖（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他是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华人科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陈光中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者

陈光中，男，1930年4月出生，温州永嘉人，中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1992年5月至1994年3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陈光中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2001年被中国政法大学授予“终身教授”称号。他长期致力于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史和国际刑事人权法的研究，为培养法学高级人才，发展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改革和健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开展国内外诉讼法学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出生于永嘉县白泉村。陈光中曾经充满感情地谈起他的家乡：白泉村位于著名的楠溪江风景区，这里溪曲峰叠，景色迷人，有诗云：“南川山水甲东嘉，十里澄潭五里沙。”“溪山第一溯珍川，渠水潆洄出白泉。”2012年5月，陈光中在CCTV-10频道《大家》电视节目中，回忆了小时候在温州永嘉的生活、学习情况。

同济大学校长 吴启迪

同济大学第一位女校长

吴启迪，女，1947年8月出生，温州永嘉人，中国智能控制专家。1995年2月至2003年7月任同济大学校长。

吴启迪获得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她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智能控制专家，长期从事控制理论、控制工程与管理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

1995年，对于同济大学来讲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同济大学88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写下了女校长的名字：吴启迪——第一位民主推举的当时最年轻的校长。她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吴启迪出生于永嘉县西溪乡瓯渠村（现为金溪镇瓯渠村）。2008年11月，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吴启迪教授回到故乡调研，看望远房亲戚和村民。期间到温州医学院（现为温州医科大学）视察指导工作，勉励学校全体员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陆善镇

反哺家乡 任温州肯恩大学校长

陆善镇，男，1939年11月出生，温州鹿城人，我国著名数学家。1995年5月至1999年7月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陆善镇专于函数论的多元调和分析。在多元Fourier 级数临界阶的 Riesz平均收敛问题方面，引进多元函数的球形积分概念，推进了多元 Fourier 级数的经典收敛理论。

作为温州人，陆善镇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任职工作后，他在2012年9月以73岁的高龄，受聘成为温州肯恩大学首任校长，帮助肯恩大学组建了一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师资和管理人才队伍。

在2018年温州肯恩大学毕业典礼上，陆善镇致辞表示，希望毕业生能继续发扬"温肯精神"，在遇到问题时，能用批判、辩证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开阔的思路去解决学术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和生活的问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郑晓静

乐清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院士

郑晓静，女，1958年5月出生，温州乐清人。2012年6月起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校长，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作为固体力学博士，郑晓静主要从事非线性固体力学、电磁固体力学和环境力学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郑晓静在板壳力学领域的研究，解决了大挠度薄板精确求解和近似解析求解的收敛性证明等难题，完善了板壳几何非线性问题的求解理论，被评价为"50年来该课题最完备的一项研究"。1998年10月起，郑晓静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后调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担任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郑晓静相对低调，甚少接受媒体采访。2009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第一位乐清籍女院士。当年，她接受温州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老家在乐清大荆一带。

浙江大学校长 吴朝晖

促成浙大温州研究院落地

吴朝晖，男，1966年12月出生，温州鹿城人。2015年3月起任浙江大学校长至今。

吴朝晖从小在教育家庭中长大，1984年，吴朝晖从温州中学毕业后，免试保送进入浙江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成为该校混合班（现为浙大竺可桢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担任浙大校长后，吴朝晖曾多次推动浙大与温州的多方联动与合作。2016年9月，回温参加世界温州人大会的吴朝晖，组织召开了浙大温州校友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表示将一一研究校友们的建议，充分发挥浙大优势，支持温州建设。校地合作在2年多后正式开花结果——2019年1月21日，温州市政府和浙江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温共建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滕锦光

支持家乡教育事业

滕锦光，男，1964年3月出生，温州永嘉人，2019年7月将出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滕锦光1994年进入香港理工大学（原香港理工学院）工作以来，已在香港工作、生活20多年。虽然长期活跃在珠三角一带，但滕锦光仍时刻不忘1000多公里外的家乡温州。

他与温州保持着频繁的互动与交流。今年1月18日，滕锦光曾回到高中母校——永嘉县罗浮中学讲学。罗浮中学官方微信推文显示，滕锦光在讲学时深情回顾了自己在母校求学的经历以及自己工作的历程，并对罗浮中学的学生们寄语："在人生的道路上抓住机遇、懂得选择、实现梦想。"

2017年4月，滕锦光作为特邀政协委员参加温州市"两会"期间举行的座谈会。当时，他曾建议温州有关部门加强和世界各地温二代的沟通，了解他们的顾虑和期望，制定相应的政策，让回温服务成为他们中许多人职业发展的首选，更好地吸引温二代人才回温工作。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 缪天瑞

中国现代音乐律学学科奠基人

缪天瑞（1908—2009），男，浙江瑞安人。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1958年出任天津音乐学院首任院长。

缪天瑞是我国著名音乐辞书编纂家、律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是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律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

缪天瑞对中国音乐界有四大贡献：用50年时间撰写和修改《律学》一书，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主持编辑《中国音乐词典》（正编、续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音乐百科词典》等辞书；年轻时代即登坛施教，如今桃李天下，泽被海内；系统翻译理论著作《音乐的构成》《曲调作法》《曲式学》《和声学》等，成为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最初的教科书。200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首届金钟奖授予缪天瑞终身荣誉勋章。

杭州大学校长 薛艳庄

捐出毕生积蓄500万元助学

薛艳庄，女，出生于1930年，温州瑞安人。1983年10月至1986年1月任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校长。

1952年薛艳庄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历任杭州大学讲师、科研处处长，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杭州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华东师大杭州校友会前几任会长，现是名誉会长。

2015年8月，浙大老教授何志均、薛艳庄夫妇捐出毕生积蓄500万元，成立基金会帮助民工子女读书。基金会设立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大学前教育的公益基金，致力于帮助杭州市以及浙江省内的外来务工家庭，为他们的子女在大学前教育阶段的求学提供支持。在浙江省云惠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的现场，云惠基金的第一个公益项目“云惠励志成长”奖学金计划也成功举办。

浙江医学院院长 洪式闾

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的奠基人

洪式闾（1894年-1955年），男，浙江乐清人，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寄生虫病研究机构创始者。1951年10月-1955年4月任浙江医学院（后并入浙江大学）院长。

他是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寄生虫病研究机构创始者。在1920年代，医学院校的寄生虫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和课程，仅在病理学和微生物学中讲授。1924年，洪式闾从德国回国后，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率先将寄生虫学从病理学中分列出来，单独作为一门课程讲授。1928年，他在杭州首先创建杭州热带病研究所，以后一直从事寄生虫学和寄生虫病研究。

在他担任浙江省卫生实验院院长的时期，他领导该院以防治严重危害浙江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为主要任务，取得了显著成绩，影响波及全国。

吉林大学校长 吴博达

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博达，男，出生于1950年，祖籍温州永嘉。2002年12月至2004年7月任吉林大学校长。

吴博达教授长期从事机械制造工艺、机械系统动力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成果显著。特别是在切削颤振的诊断与控制、微型压电驱动装置等领域造诣较深，取得了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他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题10多项。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北京舞蹈学院院长 陈锦清

新中国职业化舞蹈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陈锦清， (1921年-1991年)，女，温州平阳人，舞蹈教育家。1964年2月至1966年6月任中国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校长。1978至1984年任北京舞蹈学院首任院长。

陈锦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戏剧系。后任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导演，东北鲁艺舞蹈班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副团长。1954年后任北京舞蹈学校副校长，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顾问，文化部艺委会委员等职。

作为延安鲁艺走出来的老一辈舞蹈工作者，她尊重和发扬中国舞蹈艺术的优良传统，虚心学习苏联和欧美舞蹈教育的成功经验，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仿到自觉建设，较为系统地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舞蹈教育事业的基本格局，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专业舞蹈教师、舞蹈演员、舞蹈编导和舞蹈理论研究人才，为新中国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暨南大学校长 姜琦

教育家 温州同盟会重要组织者

姜琦(1885—1951)，男，字伯韩，浙江温州人，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1925秋至1927夏出任国立暨南学校（现暨南大学）校长。

姜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得明治大学政治科学士学位。历任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及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出版有《中国国民道德概论》、《现代西洋教育史》等著作20余种。姜琦早年还曾参加辛亥革命，是温州同盟会重要组织者。

京师大学堂总办（校长） 黄绍箕

北京大学创办人之一

与孙诒让并称“二仲先生”

黄绍箕（1854—1908），男，字仲弢，温州瑞安人，近代教育家。1898年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总办（校长）。

黄绍箕视教育为“身心性命大事”，参与创办京师大学堂；学堂从管理方法到教育制度均无先例可循，一切筹划大多出自他之手。他对家乡教育甚为关切，还与孙诒让、黄绍第等联手创办瑞安算学书院，拉开浙江近代兴学的序幕；遂与孙诒让（仲容）世称“二仲先生”。除办学兴教外，1904黄绍箕还做一件我国教育界史无前例的事，着手编撰《中国教育史》，其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教育学说和西洋教育原理，成为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南京航空学院院长 余承业

著名机械工程和特种加工专家

余承业（1920-2015），男，温州人，我国著名机械工程和特种加工专家。1982-1987年任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长。

余承业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45年留学英国，学习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航空制造技术，1948年回国。1982-1987年任南京航空学院院长。余承业还曾担任国际电加工学会（ISEM）中国代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种加工分会第三届常务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长，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长期致力于机械制造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创建了当时航空航天工业部首个特种加工开放性试验室，对特种加工技术及其工程应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编写《电解加工原理》、《电解加工》、《特种加工技术手册》等若干部有影响力的专著。

浙江省中等商业学校校长 周锡经

民国杰出的教育家、银行家

周锡经(1883-1967)，男，字季纶，号未壶，温州平阳人，民国元年至七年(1912-1918)，周锡经担任浙江省中等商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前身)校长。

周锡经，1904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9年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第一本专业刊物《商业杂志》，1911年中商科举人，1912年当选为浙江省议会第一届议员，曾任浙江工商大学第二任校长、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周锡经离任商校校长后，供职金融部门多年，先后担任杭县(州)农工银行经理(行长)、浙江地方银行理事等职。

广西省立医学院院长 张镕

当代著名解剖学家

张镕（1900-1961）,男，温州平阳人，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任广西省立医学院（今广西医科大学）代理院长。

张镕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解剖学家。曾任浙江医专（今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桂林省立医院院长，曾负责筹备广西省立医学院。1944年夏季，日本侵略军南侵，桂林告急。张镕被任命为桂林省立医院代理院长。1945年8月15日之后，张镕率领院本部复员桂林。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任广西省立医学院（今广西医科大学）院长。

来源：温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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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能源部(DOE)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列出了一个国家量子网络的发展蓝图战略，提出希望美国成为全球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头羊。

在全球各地，人们正在形成共识，认为使用量子力学进行交流的系统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前沿之一。科学家们现在相信，在未来十年内，建造一个原型将指日可待。

量子传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传输时难以被窃听，科学家计划借此来建立一个“几乎不可破解的网络”。

今年2月，美国能源部(DOE)国家实验室、大学和工业界在纽约举行会议，制定了国家量子互联网的战略蓝图，列出了需要完成的基本研究，并描述了其中的工程和设计障碍，设定了近期目标。

美国能源部长Dan Brouillette表示:“能源部为在国家量子互联网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感到自豪。”“通过构建这种新兴的新技术，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保持和扩展我们的量子能力。”

美国能源部的17个国家实验室将成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支柱。量子互联网将依靠量子力学定律，以前所未有的安全方式控制和传输信息。量子互联网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可能成为一个安全的通信网络，并对科学、工业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在芝加哥地区，建立这样一个互联网的关键步骤已经启动，那里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量子研究中心之一。今年2月，来自伊利诺斯州勒蒙特的能源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和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们在芝加哥郊区让光子纠缠在一个52英里长的“量子环路”中，成功地建立了美国最长的陆基量子网络之一，一时引起轰动。

该网络将很快与美国能源部位于伊利诺斯州巴达维亚的费米实验室（Fermilab）连接，建立一个80英里的三节点试验台。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j·齐默(Robert J. Zimmer)表示：“芝加哥大学、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和费米实验室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联合领导地位，让芝加哥在发展量子信息技术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项工作需要定义和建立全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技术应用的新前沿，从而提高世界各地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并支持我们的城市、州和国家的长期竞争力。”

费米实验室主任奈杰尔·洛克耶(Nigel Lockyer)说:“几十年后，当我们回顾量子互联网的开端时，我们将能够说最初的连接点就在芝加哥——在费米实验室、阿贡实验室和芝加哥大学。”“作为现有科学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处于促进这种整合的最佳位置。”

一系列独特的能力

量子传输的一个特点是，当信息在不同地点之间传递时，很难窃听到它们。科学家们计划利用这一特性来建立一个“几乎不可破解的网络”。早期采纳者可能包括银行和医疗服务等行业，，也有望在国家安全和飞机通信领域“大显身手”。最终，在移动电话中使用量子网络技术可能会对世界各地个人的生活产生广泛影响。

科学家们也在探索量子互联网如何加速海量数据的交换。该报告称，如果这些组件可以组合和缩放，社会可能处于数据通信突破的风口浪尖。

最后，创建超灵敏的量子传感器网络可以让工程师更好地监测和预测地震——这是一个长期而难以实现的目标——或者搜索石油、天然气或矿产的地下矿藏。这种传感器还可以应用于医疗保健和成像领域。

多个实验室、多个机构共同努力

事实上，早在2018年底，美国就颁布《国家量子倡议法案》（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到今年2月份，美国白宫网站又发布了一份《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提出美国将开辟量子互联网，确保量子信息科学惠及大众。

而未来要创建一个成熟的量子互联网原型，将需要美国联邦机构——包括美国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宇航局——以及国家实验室、学术机构和工业界之间的密切协调。

该报告列出了4个关键的研究目标，包括为量子互联网提供基础性积木、整合集成多个量子网络设备，为量子纠缠创建中继、开关和路线，以及量子网络功能的纠错。然后，要把这个全国性的网络付诸实施，还有5个关键的实施节点：在现有光纤网络上验证安全的量子协议，在校园或城市间发送纠缠信息，扩展城市间的网络，最后在州间扩展使用量子“中继器”放大信号。

“量子网络的基础取决于我们的能力正是在原子尺度合成和处理问题,包括单个光子的控制,”芝加哥量子交易所的主任David Awschalom表示。“我们的国家实验室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可以用亚原子分辨率对材料进行成像，还有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来模拟材料的行为。这些强大的资源对加速量子信息科学和工程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与学术和企业合作伙伴领导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

“除了我们与芝加哥大学的合作，费米实验室还与Argonne、加州理工学院、西北大学和科技初创公司合作开发这种架构，并逐步部署和连接横跨芝加哥市的量子通信节点。”用不了多久，在这第二组合作者的帮助下，我们就能在一个大都市网络中远距离传输数据了。”“这份蓝图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项工作。”

翻译/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

原文来源：https://scitechdaily.com/u-s-department-of-energy-unveils-blueprint-for-quantum-internet/

谷城县五山镇位于襄阳市区西北约120公里、谷城县城西约35公里处。因境内有马鞍山、云雾山、邱家山、百日山、李家山等五座山峰而得名五山。

五山镇杨家老湾村位于该镇西侧，面积10平方公里，全村425户1500余人。

杨家老湾村党群服务中心

杨家老湾村庄不大，人口不多，但近百年以来，这里走出了近百位在国家和省、市、县等各级教育机构从业的教师，是远近闻名的“教师村”。

杨家老湾村，因清朝初期杨氏开山始祖从外省迁于此，后形成村落而得名。

清光绪年间，大户之女张小姐嫁到杨家老湾的杨家为妻。据史料记载，这位杨夫人“恒慕孟母之为人，以笃实好学为教育大方针”。在她谆谆教诲下，杨氏一门出了两位卓有成就的教授，他们是图书馆学奠基人杨昭恕教授、教育家杨昭哲教授；他们因学业优秀，被国民政府分别公派日本和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后来杨家还出了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杨正典，他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代著名哲学家。

杨夫人去世后，杨氏兄弟感念母亲重教、爱书之心，建起杨太夫人图书馆以纪念母亲。位于杨家老湾的杨家祠堂被用作私塾，教育乡村后生。

杨家祠堂

杨家祠堂建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是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建筑。目前保存完好，是谷城县境内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宗祠，也是杨家老湾重视教育、崇尚文化的精魂所在。

过去，杨家祠堂私塾，是方圆百里最有影响的学校；因杨家祠堂地处均县、谷城、房县的结合部，因此三县的学生都来这里读书，人数最多时达400多人。

1949年前，杨家人将祠堂捐给政府，政府在这里建起了谷城县第八中学。后来，谷城县第八中学撤并，这里成为村小。

从杨氏一脉所流传下来的读书、爱书之风，一直延续至今。“家无读书人，人前低三分。穷不能丢书，富不能丢猪。”成了老一辈留下来的的祖训。

近百年来，全村有近百人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除在谷城县中小学任教外，从杨家老湾村走出的教师，还在北京、武汉等地任教，其有一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三名教授、一名副教授、十二名高级教师。

杨家老湾村茶山

杨家老湾村还有雷打石、农具博物馆、乾隆井、千年柳、五百年皂荚树、杨太夫人墓等十多处人文景观。雷打石是一块火山石，长50多米，半截悬空，是岩浆喷发瞬间凝固，十分珍稀。

杨家老湾村乾隆井

【链接】

杨昭恕（1884——1949），字心如，近代藏书家。谷城五山杨家老湾人。

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7年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1930年毕业回国，历任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校长，湖北教育学院讲师、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省立女子中学和省立第八高级中学校长，并当选过湖北省参议会临时参议员。抗战胜利后，曾任宜昌师范特聘教员，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教授等职。

杨昭恕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留学日本时，就主动捐资并动员族人用杨家祠产在杨家老湾创办私立精诚小学。1930年，其母去世，与胞弟昭哲在县城创办了湖北省第一家私立图书馆——“杨太夫人纪念图书馆”，为启迪民智开了先河。

在任省立高中校长时，作风严谨，深受师生爱戴，期间，谷城农运领袖李晓葛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受到杨昭恕掩护，被安置在该校任职。在担任省立第八高级中学校长期间，郧阳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他当即以省参议员的身份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去电抗议，并愤然提出辞职请求。

杨昭恕一生廉洁，生活简朴，待人慷慨。1932年，汉江平原受水灾，灾民流落武汉，露宿街头。杨昭恕邀约同仁，组织赈灾委员会，带头捐款献物，把省立高中三分之一的校舍腾出给1000多灾民暂住，并亲自过问他们的食宿医药事宜。1949年1月，杨昭恕病逝于武汉。

杨昭哲(1891——1939)，字浚明，近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谷城五山杨家老湾人。

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法系，1923年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攻读图书馆学，获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历任上海暨南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

1930年，母去世，为纪念其母，与胞兄杨昭恕一起向亲友和同学发出讣告，征集报刊图书，并利用丧葬费，在谷城创办湖北省第一家私立图书馆——“杨太夫人纪念图书馆”，馆房近20间，占地面积300平方米。收藏古今中外各类图书5万余册，并设馆长及馆员、工友多人，建有董事会，订有董事会章程、图书馆简章以及征集文献资料办法等。后因时局动乱，图书馆被迫关闭，大部分书籍毁于兵燹，少部分运到郧阳省立第八高中。

杨昭哲毕生致力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出版著述有《图书馆学》(上下册)，译著有《图书馆馆员守则》、《图书馆学指南》、《图书馆馆员之训练》等。并曾发表《人民对于公共图书馆之权利义务》等文章。其《图书馆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部图书馆学专著。全书分8篇，重原理和应用。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为此书作序，称：“在我国今日真是最应时势的好书，不仅办理图书馆的人欢迎，就是想享用图书馆的人也是不可不读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友和网络。若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杨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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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找出这个方向公认最牛的几个超级大拿看看他们都在作什么和最权威的出版物阅读上面最新的文献，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是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实际应用的项目，边做边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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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源，希望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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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侧重像分析的站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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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的计算机视觉和像分析研究组，好像是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的。

侧重医学方面的研究，但是在上面有相当不错资源，关键是它正在建设中，能够跟踪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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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文档像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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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主页，自己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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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系的模式识别像处理研究组，它的上有许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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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一个数字像处理研究小组，在其上面能找到一些不错的链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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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它来搜索全世界各地的知名的计算机视觉研究组，极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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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链接可能会节省你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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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可是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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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先后组建过研究小组并成为的教授，直到年进入微软剑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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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页上面还有几个牛,。

他们的作的绝对是世界一流。

他毕业于卡奈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兴趣是计算机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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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牛在年就获得了的博士学位！他领导的比较出名的是指纹识别。

楷体下面这些是我搜集的牛群大部分是如日中天的们，可以学习的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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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实验室语言象机器人学研究小组英文英国剑桥大学语言象机器人学研究小组。

机器人实验室机器人研究小组英文位于英国牛津大学，专门从事计算机视力和机器人研究。

机器人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英文美国斯坦福大学机器人实验。。。

由于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以及工读分离，或者说因为经济不发达，缺乏工读结合机会的现实，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在中国从来都不发达，至今高校为学生甚至贫困生提供的勤工俭学机会也不算多。而美国的高校，特别在早期，校内就会提供大量岗位给学生（包括富豪子弟）勤工俭学。其实那不过呼应一种社会风气或者说社会价值观。当年胡适留美，目睹这一现象，大为感佩，在1915年3月7日的日记中，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可敬爱之工读学生》说：“眼中最可敬爱之人，乃此邦之半工半读之学生。其人皆好学不厌之士，乃一校之砥柱，一国之命脉。吾辈对之焉敢不生敬爱之心而益自激励乎？”（《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册，82页）二十年后，他跟两个儿子祖望、思杜去看苏联电影“Road to Life”（《生路》），写一群流浪的无赖孩子，被一个大教育家收去做工，先在工厂做工，后来这班孩子筑成一条铁路。认为片子“很动人，有力量”，并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待：“这里面有一种教育哲学：做工是教育，是生路。”（同前书，第六册，307页，1934年1月27日）

与胡适同一时期的胡光麃，也有相近的观察。1914年8月由清华赴美留学，因为年龄太小（1897年生），先入距波士顿四十余里古老的埃克斯托中学学习一年，第二年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研习电机，并以优异成绩于1919年毕业。“当时人们都认为埃校乃贵族学校，实际并不如此。美国是民主的国家，穷人和富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波士顿人有句话：‘今天我的儿子由埃克斯特（Exeter）毕业，明天我的司机的儿子由古鲁顿（ Groton，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母校）毕业。’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同班有个同学名叫彼得士（E.C.Peters），是棒球队队长，每次快下课时，他总比我们早走5分钟，初时我很奇怪，以为这位‘队长’好大的派头，后来才知他兼任敲校钟的工作，不能不早走一步。有些同学兼任食堂侍役，有的打扫教室庭园，以赚取课外收入来维持读书，有钱人的子弟，有的也兼做课外工作赚点钱，同时培养个人独立生的好风尚。”（胡光麃《波逐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82页）

虽然1948年即已从北洋大学毕业，但因经费问题延宕到1955年才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之藩，暑假在纽约州静湖打工时，观察到的美国工读精神，与几十年前仍是一以贯之的：“中学生送牛奶、送报；大学生做苦力、做仆役，这些工作已经变成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学生自然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所以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做卑微的工作，树高傲之自尊，变成了风气以后，峥嵘的现象，有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耶鲁大学有个学生，父亲遗产30万美金，他拒绝接受他说：‘我有两只手，一个头，已够了。’报纸上说，‘父亲是个成功的创业者，儿子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陈之藩《旅美小简》，黄山书社2009年版，146页）“只在校园里打工，才得以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

虽然美国学生自己挣钱付学费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早期中国留学生却认为只在校园里打工，才得以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同时也不会干扰学业（[美]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三联书店2010年版，113页）。恰恰美国各大学甚至不少中学，都提供大量岗位供学生勤工助学，但肯定不是为了照顾中国学生的面子，而是出于一种风气的鼓励，或者设计为教育的一部分。联想我们的高校至今仍把绝大部分适合学生工读的岗位外包，真是有些不解。

首先，教会学校出去的学生，多半是要打工的，首开其例的，非容闳莫属，只是他没有明确说打过何种工：“方予游学美国时，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学生贫乏者，稍稍为人工作，即不难得学费。尚忆彼时膳宿、燃料、洗衣等费，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14页）容闳的正宗香山老乡、后来著名的外交家程天固1907年赴美留学，就缘于所在美国传道学校老师的力劝，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贫苦学生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即他本人也是如此苦学毕业的；他在大学念书时，于课余代人打字及派卖报纸，藉此来供给宿食，美国社会领袖多有出于此辈贫苦学生的，成才之后，至为社会所嘉许（《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版，35页）。

著名历史学家洪业1915年赴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留学，虽然知道贝赐福主教安排好了他的一切费用，但他还找了几份工作来做，因为他发现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在课余工作赚钱付学费、生活费，自己也不愿例外。先是青年会干事替洪业找到了个离校园步行五分钟的地方住，然后为他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学校洗刷体育馆的地板，每钟点十七分钱。“当时在中国，大学生做粗工是件怪事，因为中国人一向以为劳心的人和劳力的人有天壤之别。”此后，洪业在校友办公室装信封贴邮票，每钟点二十二分钱。后来因为给一个牧师的儿子补习数学大获好评，乘势招徕到十多个学生，相当于开了个补习夜校，得以有钱寄回老家资助弟弟们上学。再加上后来他的化学老师推荐他替学校附近一家疗养院分析泌尿，每管尿五分钱，一个钟点可做四五份；天道酬勤，他便觉得自己很富有，超越俭学之伦了。（《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743、754页）

工读生清洁校舍1916年，晏阳初也是以教会学校学生身份赴美留学，直接进耶鲁大学读大三，也很快就通过学校的“大学优等生协会”找到了两份工作：一是在学校餐厅做出纳，在那里因为喝牛奶是免费的，他学会了喝牛奶；另一份工作是成为唱诗班的一名成员，合共每月可得一百美元的报酬，比后来清华庚款生的每月八十美元还要多。（《中国留美学生史》，第300页）赖景瑚的大学校友兼同乡余楠秋归国十年且已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多年之后，还想起来就敬佩美国的工读学生，并表彰学校为工读学生所做的种种贡献：“学校里面也有许多机关专为学生找工作而设的。如学校职业介绍所，青年会职业介绍部，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处所，都很能替学生找工作；他们对于学校城市中的商店、公司、市政府各机关，或私人家里，都有相当的联系，对于需要用人的消息，非常灵通。所以他们介绍学生作工的成绩，有时实可惊人。穷苦而有志的学生，靠他们的力量，而能维持到毕业的，的确是不在少数。”当然最终还是为了致敬那些工读生——不知包不包括他自己，至少包括他的同乡好友赖景瑚吧——“运动场上找不着他们的足迹，学生会内从不听见他们的声音，跳舞场中尤其没有他们的踪迹。他们为着读书而奋斗，牺牲普通一班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完全丢开名誉和风头的思想，孜孜地来抽出时间预备教室外面应当做的功课，以冀达到他们求知的欲望。他们的精神诚是值得吾人的敬佩，当得起师友们的赞美。他们是真正的读书者，他们是学校里面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地位，实在应当上任何人来得高。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课外的活动，他们对于学校的名誉和前途无关系。我们须知道，他们的勤苦的训练，不独对于个人的修养进步，实在可为学校造成良好的学风；出了校门之后，他们所做的事业，必定能够发扬母校的名誉，在社会上作个良好的国民，真可以值得吾人的注意。我们敢不对他们一齐脱帽起立，表示我们的敬意么？”

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大约看到了1931年4月17日《申报》刊登的陆尔昭女士的《美国卫斯理大学校之生活》，“以见美国学生现在工读的情形与我从前在美时所见的情形仍然是一样”：“本校中工读各生，自校长以次，全校人员绝不菲视，无论矣。”（余楠秋《可敬佩的美国工读学生》，《新学生》1931年第一卷第五期）

也是出自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大学预科的著名教育家陈科美，1920年赴美留学时，认为一战之后美国劳动力相对缺乏，工读容易，所以轻松启程，果然愉快当然也不轻松地度过了六年，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特别是第四年赴芝加哥大学读硕士学位时，去之前直接给该校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写信请求安排工读岗位，校长立即回信表示欢迎，并安排他每天在图书馆工作两小时，后来还在学校饭厅工作两小时，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这种直接要求校长安排工作的事，在中国，恐怕只能停留于梦想吧。最后两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虽然拿到了清华每年五百美元的半费补助以及学校的免缴学费礼遇，但因为纽约生活程度太高，每年需一千二百美元，仍然每日去学校餐厅工作两小时，每周末去中国饭馆工作一天半，卒成学业。（《陈科美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266-268页）冯友兰1919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最后一年官费不继，也曾在学校图书馆谋得一个闲差，即管理馆里的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八元。具体来讲是到收发室把报纸取出来，送到图书馆中文书籍阅览室，把报纸上了夹子，放在架子上。这样简单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因为当时的邮政交通靠邮船，不可能每天都有邮船从东方来，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如此轻松，自然有余力另觅了两份活，一份是到餐馆收盘子刷盘子，特别是刷盘子，基本上半自动化，并不辛苦；另一份是给一位喜欢中国哲学的美国学生当“活字典”，按字取酬，收入也可观：“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第二章《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54-55页）

纱厂学徒出身的大经济学家方显廷1921年受他的老板也是大恩人穆藕初先生资助前往美国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半年后嫌功课太浅转升纽约大学二年级，可读到大四时，因穆先生生意受挫，不能再资助，不得不开始工读生涯，却因此成为“小富翁”，堪为工读生的励志典范。先是利用美国人在禁酒法令限制下娱乐缺乏、麻将方兴的契机，现学现卖为一家百货公司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演示如何玩麻将牌戏，并将一副副麻将牌推销给初学者，每小时挣七十五美分；晚上到一些人家的公寓式房屋去做私人麻将教练，每两个小时工资为五美元再加上小费，收入翻倍，合计差不多超过了原先从穆先生处所得的高额津贴。毕业后入耶鲁大学深造，又申请并得到一份两百四十美元的威廉姆斯奖学金及一笔两百美元的研究生贷款。在耶鲁的第二年，开始校内工作，先得到一份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每天从下午五点钟到晚上十点整，在耶鲁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值班，由于借阅者寡，几乎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学习上。同时，作为二年级研究生，具备了为威斯利菲尔德教授所教的大学生们批阅考卷的资格，一晚上完成批改八十名学生大班的考卷，可以带来八美元的收入，尤其在期末，成为大福利。笔者只是弱弱的想，国内何曾有过这种机会呢？在耶鲁读研的第三年，更得到部分清华奖学金，每月为四十美元。特别是在1927-1928学年度最后一年在耶鲁学习期间，获得了每年七百美元的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几项相加，年收入超过两千美元，比年薪仅九百六十美元的政府公务员所得的两倍还多！（《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37-53页）

著名经济学家赵廼抟教授1923年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国内时局不靖，官费有限，且屡屡拖欠，头三年，就靠着每天清晨五时到大学食堂劳动，做些洗菜和削切菜的工作，挣得免费吃饭，赢得最后完成学业。（《赵廼抟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181页）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李先闻1923赴美留学，虽系清华官费，仍坚持打工。在普渡大学的三年，第一个暑假基本上都是打的学校工，在学校为老师做工、除草、做试验，每小时三角美元，每月也能赚二三十美元。第二个暑假，去养蜂场帮忙，每天酬劳一元，每周六元，每个月也有差不多的收入。第三年到美国农业部防治玉米螟虫中心，参加察看螟虫蔓延工作，所得工作费除自己食宿外，积存了二百美元，将其中一百美元寄回贴补家用，他的四叔接到钱时，竟感慨得哭起来了。（《李先闻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4-40页）浦薛凤1921年赴美留学，即便后来官费由每月八十元增为一百元，仍嫌不敷应用，需要打暑期工，而哈佛竟然还有专门的暑期工作介绍所，遂其所愿：“（1924年）第一暑假系在一个夏令儿童营服务，工作轻松，每当夕阳西挂，犹能自划独木舟来回溪流中。（1925年）第二暑假则在某避暑湖畔之大饭店中充当侍役。予偕级友（陈）华庚同往，不期而遇者，有级友陈念宗、赵宗晋以及石超庸（颖）与章晓初，曾在湖边合摄小照，迄今保存。”并且强调“此为迄今留存之留美时期惟一照片”，虽未明言，潜台词或潜意识中，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留学生相率做工的情形，更反映他对那一段工读生活的怀念或者自豪。（《浦薛凤回忆录》上，黄山书社2009年版，100页）

在夜总会招待他人，成为女大学生之一种新式工作终民国之世，工读之风未曾稍缀一直到二战之后，解放前夕，也可以说终民国之世，工读之风未曾稍缀，校园也始终是工读的主要阵地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说，他1947年5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做零工最多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饭馆，早餐一个多小时零点七五元，午、晚餐各两个小时二点三元左右，大约每小时一元左右。工作完，免费吃饭，愿意吃什么拿什么，愿意吃多少拿多少，“吃得最舒服，高兴、轻松”。后来帮不少中国学者都服务过的魏特夫教授校阅和核对英文译稿，并写些专题小文供他使用，报酬每小时两美元，比在教师学院饭馆的收入高一倍，“基本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10-212页）

美国除高校开放大量岗位提供勤工助学之外，更直接设立了不少工读学校，以助贫寒学子成就学业；工读学校，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似乎是等同于劳动改造不良青少年的学校，那可完全不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黼191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也是教会学校背景——盘缠的一部分就是他在湘潭教会学校的老师林格尔夫人帮忙筹借的，因此一开始也就是听从她的指引，抵美后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下，直奔密苏里州派克维尔的工读学校派克学堂（院）。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学校当然不会有也不必到餐馆打工，听从学校安排即是；“我抵派克维尔的前两年，该校曾有一名中国学生，他后来名闻世界，他就是董显光博士，是一位名记者并曾任驻美大使。”（《蒋廷黼回忆录》，岳麓书社2006年版，54页）

董显光自己说起这段工读生活，也是绘声绘色：“（1909年春到校后）校长问我身带多少钱，我掏出钱袋数，老实报告剩了美金廿五元。麦卡菲博士说：‘这就够了，我派你参加第三种家庭里去。’当时我听了这种安排有些不得要领，可是，不久就了解，派在第三种家庭里的学生，每天做四小时半的工作，每星期课前课后做六天。做什么工作则由劳工部就学校所需劳作服务分别派定。假定我可以多付一些学费，当然就可以派在第二种家庭里每天只须做三小时了。”所谓“家庭”，其实不过是“工种”，都是在学校，而非在人家：“我最早承担的工作是在学校发电厂里用铲子铲煤进炉子。我第一天第一次用铲子，做了一天工，手掌红肿发痛，第二天更糟，满手掌都起了浮泡。可是我忍痛坚持下去。过了几个星期，我就给调任较轻松些的工作，到学校印刷厂做印刷工。此后一切工作例如整理园圃，采集苹果，安埋地下水管以及其他学校杂务无不一一轮到。这种轮值各种方式苦工的经验，在最初不习惯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喜欢这种轻松了。”（《董显光自传》，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36页）

余楠秋先生也提到过一所完全半工半读的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在组织上，完全是半工半读，上午作工，下午读书，全校学生都是如此，他们也不付学费，这是带了多少工科实习的性质，只能当作例外。”（余楠秋《可敬佩的美国工读学生》，《新学生》1931 年第一卷第五期）

一个工读的学生跟赖景瑚一样出自教会学校长沙雅礼预科大学，并且已加入基督教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1919年赴美留学，原本是要去董显光和蒋廷黼初到时的那所工读学校——派克学院，却在旧金山码头被未曾预约却前来迎接的雅礼的老同学陈翰笙拉去了洛杉矶附近的克莱尔蒙行的波那姆学院——陈翰笙两年前即已就读于此。但是，以工养读的方案却无法改变，好在波那姆学院同样为学生提供工读机会，只是男学生都在学院食堂当服务员，挣自己膳宿所需的费用，而像他这样不大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外国学生能否干得了这种活，还是未知数，所以录取处的负责教授一方面建议他先去克莱尔蒙特镇上的私人家里去找找类似工作，同时又安排他去见学院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玛丽昂·艾温小姐，立即获得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同时答应9月份开学后再提供比较稳定的非全日性工作。1922年，何廉从波那姆学院毕业后，获得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前往读研究生，并获学校日、中资料收藏馆馆长的暑期全职聘用及开学期间的非全日性工作。喜出望外的是，一开学又获指派为雷·威斯特菲尔德教授的阅读助理——每看一份日常测验卷子三分美元，每份一小时蓝皮试卷两角五分，每份两小时蓝皮试卷五角，“是个挺攒钱的工作”。（《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6、28-29页）其实陈翰笙一开始并非就读波那姆学院，而是先在马萨诸塞州的赫门工读学校就读了一年，吃住都不用花钱，但除了每天几个小时学习，什么活都得干：学校里有菜园子，有养鸡、养猪的地方；也有洗烫衣服的车间，还有做桌椅、修理工具的木工房。他刚到学校，先在菜园子里种菜、摘菜，后来去洗衣组，学习熨烫衣服；也到食堂里去端过盘子。在食堂里，一桌坐七八个人，每个人所要的食物不同，要记清楚，不能出差错，“训练了我动作的机敏和很强的记忆力，终生受益非浅”。对美国这种工读学校的意义，陈翰笙后来有过深刻的揭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越来越需要从事实业的工程师和农学家，高等教育便从十九世纪欧洲古典教育的人文学科传统向科学和工程转型，产生了几所世界上最出色的工程学院；与此同时，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大行其道，风气所及，美国的教育在传授书本知识的同时，也注重体力劳动、手工操作等民间教育，出现了许多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学校和学生。也可以说，这种工读学校，别看他层次较低，但与高大上的工程学院相比，同样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同样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在波莫纳（即《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所译的波那姆）大学，陈翰笙虽然从第二学期就可以享受奖学金，但仍利用假期去附近帕萨蒂纳的饭馆端盘子，每个暑假都能拿到几百美元小费，够一年零用；同时也去学校图书馆帮忙，虽然每小时只给两角五分，却可以看到许多书，成为难得的学习机会。（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17-19页）

这种工读模式，在民国年间似乎在进一步扩展。1947年1月29日，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作为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后，抵达美国纽约，开始为期四个月的教育与科学考察。在1947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有学生1600……有半工半读办法，即作工七星期，到校读书七星期。除第一年外后三年如此办理，五年可以毕业。两人合做一工作，轮流工读。”（《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025页）东北大学可算得上名牌大学呀，尚变得法子励行工读，则工读在美国教育和社会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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