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文化关系学院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深入研判疫情及后疫情时代世界发展趋势，更好的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7月16日，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指导下，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以“后疫情时代的中亚-西亚经济形势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共同举办了云端专题研讨会，为国际社会合作抗击疫情、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谋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研提建议。“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兰州大学副校长沙勇忠以及来自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中国的15家单位的约30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

会议开幕式由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永彪主持，“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兰州大学副校长沙勇忠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金鑫致辞

金鑫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肯定了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果，就“后疫情时代的中亚—西亚经济形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前，中亚、西亚地区的抗疫形势依然严峻，有的国家疫情形势不见好转，有的甚至出现反弹。不过疫情没有阻断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反而催生出一些新的合作增长点。展望未来，他认为智库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呼吁加强医疗卫生合作，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二是倡导提升中欧班列运力，保障物流体系畅通；三是助力疫后经济恢复发展，维护地区局势稳定。他指出，今后“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愿与兰州大学及其他理事单位加强交流合作，并热烈欢迎来自中亚、西亚的智库加入智库联盟，为推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兰州大学副校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沙勇忠致辞

沙勇忠介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基本盘和定盘星，相关国家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合作网络，有望成为新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全球经济率先复苏之地之一。他说，今后，各国可继续加强顶层设计，着力解决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努力开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新格局，最终在各个层面打造包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生态共享、健康卫生协调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与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危中寻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选择

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专家学者分析了本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策略，并对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发展进行展望。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汪金国主持第一节主旨演讲

本次会议分为两节进行，第一节主旨演讲由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汪金国主持。

塔吉克斯坦总统研究战略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佐·帕尔维兹发言

塔吉克斯坦总统研究战略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佐·帕尔维兹发表了塔吉克斯坦关于后疫情时代中亚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设想。他说，塔吉克斯坦是一个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较晚并展开严密防控措施的国家。后疫情时代要将生产、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塔中两国首要合作的领域，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成为新的增长点。塔方愿意与有关国家一起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实现塔吉克斯坦2030年可持续发展战略。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发言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的发言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合作：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中的选择。她表示：受疫情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和原油业受到影响，哈萨克斯坦GDP呈现负增长。信息科技方面、食品安全、出口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都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下一步哈萨克斯坦要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打破现有经济壁垒。

乌兹别克斯坦战略发展中心主任艾尔多尔·图俩可夫演讲

乌兹别克斯坦战略发展中心主任艾尔多尔·图俩可夫分享了疫情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策略。据他介绍，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国家反危机委员会，通过全国封锁，发放资金补贴等措施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并对国家资金储备进行新的调配，提供就业和法律保障。

阿富汗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展鹏发言

阿富汗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展鹏（Mohammad Yousuf Rahnaward）的演讲主题是疫情对阿富汗经济的影响。他说，疫情对阿富汗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农业、产业、贸易等领域，经济活动因疫情影响而停滞，进口原材料减少。总体来说，阿富汗虽然天然资源、交通资源丰富，但受疫情影响无法充分发挥天然优势。疫情伴随着机遇和挑战，不同国家需要携起手来、通力合作，智库之间也需要增强共同合作。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教授演讲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教授畅谈伊朗的困境与机遇。他说，2020年中伊两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见证了两国最真挚的友谊。新冠疫情背景下，伊朗石油天然气出口急剧减少，伊朗面临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安全事故、旅游业重创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在经济多元化方面迈出可喜一步、伊朗认识到中伊合作的重要性、民族经济的发展、发掘传统医学的生命力成为伊朗当前发展的机遇。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发言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中欧班列“长安号”逆势增长显示出铁路丝绸之路运输大通道的核心竞争力。据他介绍，2020年以来中欧班列“长安号”增长势头不减，班列通过减少货物停留时间、仓储成本，提升数量，显著拉动了陕西外贸增长。今年上半年每开行3列中欧班列中就有一辆“长安号”，在新冠疫情期间，“长安号”引领示范作用愈发凸显。

健康之路：全球化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性思考

后疫情时代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变化，来自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学者们就这一话题展开探讨。在共同抗疫、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用好“一带一路”平台畅通合作、反对霸权主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达成了共识。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鼎鑫主持第二节主旨演讲

第二节主旨演讲由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鼎鑫主持。

土耳其格迪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苏哈·阿塔图尔教授发表观点

土耳其格迪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苏哈·阿塔图尔教授就“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及中国的地位”展开演讲。他说，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不同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有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影响，霸权主义对全球化造成了重要冲击。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应该相互结合成为整体，因为80亿人口的世界面临着“一体化威胁”。如果我们把责任相连、进行格局的调整、携手并进，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中国将会成为第二阶段全球化的主要领导国家之一。

伊朗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伊朗文化部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国际文化关系专家、德黑兰师范大学教授阿德勒·汉尼博士发言

伊朗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伊朗文化部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国际文化关系专家、德黑兰师范大学教授阿德勒·汉尼博士重点研讨多极世界与“一带一路”相关问题。他说，在当下我们面临美国在单极世界中发挥主导和控制的地位，美国是通过社交网络来实现这些的。他为世界提出五点建议：释放丝绸之路国家经济潜力；中国发挥平衡中西亚的能力；丝绸之路国家的通力协调；发挥东方文明的经验；对丝绸之路国家的经济部门进行科学有效的援助。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演讲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研究员从机遇和挑战两方面，分析了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的战略合作。他认为，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在中亚国家复工复产方面，中国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展开抗疫的研发工作，在后疫情时代，双方也在携手克服疫情影响。中亚同时也面临贸易受阻、正常交流搁置、旅游领域受到影响的不利条件。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成教授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成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新冠疫情与欧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的新议程。在抗击新冠病毒的危机当中，中国向欧亚地区提供了帮助，合作并未完全受疫情影响而终止，我们形成了集体抗疫的“健康之路”，为世界经济稳定注入强心针。他强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保障的，通过调整方向适应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形势，我们呼吁良性竞争，推动欧亚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通过每个国家的活力和创新，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通力合作。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发言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的发言主题是基于新冠疫情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分析和预测。他表示，中亚和西亚之间存在经贸联系弱、缺少直通的交通线路、紧密的区域合作机制不足、个别国家安全形势堪忧等问题。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偏下的程度，多国对疫情防控较为严格。疫情也对中亚油气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受到疫情的影响，需要加强整体规划。最后他谈及智库研究，认为学者们在后疫情时代应该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智库之间也应该加强交流。

主旨发言结束后，会议还发布了《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际智库合作机构关于共同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倡议》，其中主要包括各国携手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全球抗疫领导作用、反对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各国携手应对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深入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合作新的增长点、支持“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各成员间加强沟通交流等八项倡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方面的合作，更好保障各国人民健康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环境面临新变化、新任务、新机遇。本次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尤其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相关国家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通过会议期间的深入交流，与会代表就当前及后疫情时代如何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发布了共同倡议。此次会议上还介绍了中国推进“六稳”“六保”等相关政策举措，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为全球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提供了借鉴。

中国日报甘肃记者站

来源：中国日报网

据环球网5月15日报道，当地时间14日一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美国抗疫不力的气撒在中国上，称美国可以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还解释称，这样美国可以“节省五千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们并不清楚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特朗普切断与中国关系，该不该当真？

这虽然不是美国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但特朗普的话能当真吗？像当年听特朗普斥巨资涂黑美墨边境墙一样，这次也同样不可小觑。

在全球多边贸易的状态下，“切断一切关系”可不是说得那么轻松。

仅在经济上，2019年中美贸易额5412亿美元，2018年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约850美元的成本。

想彻底切断，大部分人觉得不可能。而且这只是出自特朗普之口，或许过段时间就又改口了。但又因为是出自特朗普之口，我们又不能轻视。毕竟对中国狠，是这届政府的手段。

在对华贸易战中，特朗普刻意打压中美企业，让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之前白宫提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以了解美国医疗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近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提出“2020年本土稀土议案”，旨在建立本土的关键矿物资源供应链，减少甚至终止对中国的依赖。

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为脱钩所做的努力。因此在未来的供应链转移以及美国掌握的优势科技领域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将会很大。

若真的“切断关系”，会发生什么？

经济上，中国的科技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芯片领域可能会倒退十几年。同样对美国也没有多少好处，美国失去中国市场，销量降低，美国高科技公司研发的动力和速度都将下降。美国失业的人数将会更多。一旦切断关系，美国就会搭帮结派，构建新的贸易金融体系，到时全球经济可能变成了“半球化”。

战略上，两国将会发动更激烈的行动，领土、领空以及领海等都会受限。但大选来临之际，美国政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思路，若现在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或将快速断送政治前途。因此，他们现在正进行一场“豪赌”。

美国若真与中国切关系，我们该如何应对？

报道称，美国问题学者给出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不要硬碰硬，而是巧妙周旋缓和对立。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中国不如美国强硬”的基本局面上。虽然世界上的反美声音高涨，但美国依旧是世界强国，无论在经济贸易、科技还是教育方面，都保持领先地位。因此美国会有很多“小弟”追随。中国虽然发展迅速，甚至在个别领域远超美国，但整体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另一种是美国逼着中国不得不反击。现在美国主动将中美关系推向战略对抗，利用政治利益试图切断联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应战。

实际上，中美关系现实情况远比这两种看法复杂。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才能从容地应对包括美方挑衅和脱钩的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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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驻外大使在驻在国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近年已成常态，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既回应关切，又解疑释惑。大使们善于运用媒体组合策略，在各类媒体上主动发声设置议程。大使署名文章已成为有效的媒体外交形式，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表达途径。大使署名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我国传统对外发声方式的固有看法，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舆论中国观的形成。

作者：徐惊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9年冬季号

近年来中国驻外大使在驻在国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已成常态，已成为有效的媒体外交形式。在大使发表署名文章以前，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也偶见于海外主流媒体，通常是领导人出访前发表在到访国的主流报刊上。作为媒体外交的创新形式，领导人海外署名文章“在内容上更直接地现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思路，直接把想表达的内容写到文章里，在主动沟通同时也能避免误读”。这些文章既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又避免不必要的断章取义。有学者认为领导人的海外署名文章“创新了中国对外传播新理念”（张树军、贾亮，2017），还有学者从修辞角度对中国领导人的海外署名文章分析后认为，“修辞动机是为了消除差异、差距、杂音，实现与受众的同一，从而为访问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深化双方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础”（陈昌凤、吴珅，2017）。对于中国驻外大使的海外署名文章，目前研究较少。大使署名文章作为对传统外交形式的突破，既和传统外交形成互补，又进一步丰富了媒体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内涵。

《人民日报》于2013年2月11日推出了《大使随笔》专栏并持续至今，编者的目的是希望借“大使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帮助读者加深对国际形势、世界文化和各国人民生活的了解”。随后，陆续有大使在驻在国的主流媒体上发文，从2013年至今发文数量逐年上升。虽然不是每一个驻外使领馆都有署名文章发表，但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大使署名文章已经成为大部分驻外使领馆媒体工作的常态。

长期以来，媒体在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且活跃的角色，在不同的环境和特定局势中，媒体对外交活动能起到主导、参与、协调、沟通等作用，具体采用的方式则包括策划在主动议程设置基础上的媒体相关报道等。通过有效利用外国媒体发声来开展外交工作，促进有效沟通的目的。在国际传播领域，外交工作人员如果能主动在国际媒体上发表文章表述观点和直面质疑，同样也能起到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通过查看外交部网站和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官网可以发现，驻外大使在驻在国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已成为一项日常性工作，这些文章也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动发声设置议程

主动发声是外宣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近年来中国驻外大使和驻在国媒体的互动中，这一条原则表现得极为明显。傅莹在一次讲话中引述一位美国前政要对她说的话，“中国现在是大国，如果自己不讲，就会有人代替你们讲”（傅莹，2019），由此可见主动发声的重要性。大使们既主动在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还接受当地媒体专访，将中国的重要倡议和理念向驻在国民众做进一步深度阐释。

经过详细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署名文章都是围绕中国和驻在国的两国关系以及中国问题展开。具体而言，在与驻在国友谊方面，主要包括祝贺中国和驻在国建交周年纪念、大使到任或离任以及对驻在国重要节日表示祝贺等方面。在中国问题方面，则主要包括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情况、和中国相关的重要国际事件分析，以及配合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相关地区重要会议或到访驻在国而作的署名文章。

时任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是践行主动发声原则的代表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全年，邱小琪大使就在墨西哥主流媒体上发表了62篇署名文章，此外还接受了7次各类媒体的专访，还就中国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举办过1次新闻发布会。邱小琪大使的署名文章非常密集，分布在不同的墨西哥主流媒体上。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都紧密结合中国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局势，也有配合领导人出访或者发表重要讲话而作的进一步解读，甚至还发表过关于“从贵州发展看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系列署名文章。邱小琪大使通过在墨西哥媒体发声，可以让墨西哥民众不用再通过其它媒介形式就能了解到第一手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情况，缩减二次传播程序的同时，也能尽量消除民众对中国的固定成见和误解。

中国驻外大使发表署名文章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在和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大使们在相对固定的一段时间内密集发声，发声的媒体多为驻在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和网站等。以南海仲裁案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2月至8月，中国大使们在驻在国媒体上发表了至少60篇署名文章，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4到7月间密集发表的。除了南海仲裁案，中国大使们相对集中发声的话题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香港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中国“十三五”计划等。密集发声可以让话题聚焦，在多国媒体加入的基础上，“才能使议题渗透到地球各个角落”（吴瑛，2016）。充分占有资料是有效沟通的前提，尤其是在传统“西强东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被完全打破的前提下更应该如此。

再以近期的香港问题为例，早在6月21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在英国天空卫视新闻台《政治新闻综述》栏目的直播专访中回应了香港问题。署名文章方面，自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7月7日在西班牙主流大报《阿贝赛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决不允许暴力分子在香港胡作非为》以来，至9月24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驻外大使们在驻在国媒体上发表了至少80篇署名文章，其中部分文章同时刊登在驻在国不同类型的媒体上，驻科威特、埃及、法国、智利等国的大使都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

这些文章主要是基于驻在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香港问题的关注而进行的回应、介绍或者声明。解疑解惑的最主要的，这类文章主要介绍相关问题的成因、危害和发展趋势，增进驻在国民众对香港真实情况的客观和全面的了解，在澄清真相的基础上希望对驻在国民众了解中国立场有所帮助。部分文章提到了某些西方国家政府的“选择性失明”或“选择性失聪”表现，并严正批评了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双重标准”行为。比如驻智利大使徐步就8月25日智利最大报纸《信使报》刊登智利众议员贝略里奥会见“港独”暴力分子黄之锋的消息并配发照片一事，于9月1日和4日在该报连续发文进行回应，这样的主动发声是极其必要的，能及时让智利民众对事件有更全面了解并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媒体组合灵活多样

媒体组合这一说法常见于广告和公共关系等领域，并由此延伸出媒体组合战略和策略等说法。媒体组合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大使们基于媒体的类型和受众的主要特点来进一步选择在哪些媒体上发表文章，另一层含义则是大使们并不局限于署名文章这一种方式。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来，为了让外国民众了解更真实的中国，大使们在媒体组合方面的策略是灵活多样的。有学者通过分析发现“单纯依靠国际电台、央视国际新闻和海外频道的传播途径，不能影响当地舆论的机构和流向，只能影响在海外旅游思乡的中国游客，而非当地的文化保有者”（周雷，2015）。所以，在中国对外媒体传播的基础上，加上大使们在驻在国民众信任的主流媒体上主动发声，才能进一步保证对外传播取得良好的效果。

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为例，同样是2018年全年作为统计区间，刘大使在英国主流媒体发表了超过20篇署名文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大使在不同场合发表了逾60场主旨演讲。这些演讲既是向听众传递观点，同时也通过不同媒体渠道将中国声音广泛传递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刘大使在上半年先后邀请或应邀与多家媒体进行了座谈，这些媒体分别是《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卫报》，以及英国电讯传媒集团和彭博欧洲新闻社。通过和这些活跃于英语世界的主流媒体积极交流，既能保证惯常的沟通方式畅通，又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探讨来进一步提高对外传播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刘大使的署名文章有一半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每日电讯报》是英国主流媒体中发行量最大的媒体，其到达率是可以保证的。其署名文章在内容方面涵盖广泛，紧跟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大事，既表明立场，也回应质疑。详细阅读文本后可以发现文章大多短小精悍、直入主题且有理有据，甚至在引用名人名言等方面都会考虑英国受众的接受习惯，确保高质量的传播效果。

在媒体组合的过程中，既要力求通过高质量的直播第一时间把消息传递出去，还要注意多种媒体方式的立体组合以保证能让更多受众获得有效信息。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间，时任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俄罗斯各类媒体上发表了9篇署名文章，还接受了多家俄罗斯媒体的专访。李大使发表署名文章时的媒体选择较为广泛，包括报纸、杂志和通讯社，能保证广大民众通过多种媒体渠道了解到中国发展的动向和态度，内容方面涵盖了中俄关系、全球治理、中国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题。李大使在文章中比较重视数据的使用，能让读者通过数据进一步直观地理解中国问题和中俄关系。中国驻东盟使团同样高度重视与媒体加强合作，时任大使黄溪连及使团有关负责人于2018年内“在中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11篇，接受中外媒体专访9次，走进东盟国家高校智库或接待来访，主办和参与研讨会、论坛、招待会、脱口秀等大型活动20余次”（中国驻东盟使团网站，201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活动在媒体组合策略方面已经渐趋成熟。

促进形成海外舆论中国观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中显示，海外受访者普遍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认为中国将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在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人群中更获认可。选择比例高达55%，好评度呈上升趋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2019）。这些结论和本文对大使署名文章做的词频统计结论也是不谋而合的。通过对收集到的大使海外署名文章进行词频分析，排名靠前的高频词分别是合作、经济、世界、国际等，这些词的高频出现侧面反映出中国正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

海外舆论中国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驻外使馆尤其是大使的表现都在民众的观察范围内，具体到在不同的时间点和时间段，无论是对常规活动的合理安排，还是对突发事件的果断应对，均属其中。大使署名文章区别于媒体的报道，大使署名文章可以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的表述，这样的文章和媒体发表的消息以及其他各种评论文章相结合，更有利于驻在国受众对中国问题和两国关系作出相对合理的判断。我们不能单独强调大使们的署名文章有巨大的能量，因为事实上这些署名文章和大使们的其他相关媒体活动是紧密结合为一体的。除了发表署名文章，大使们还会接受各类媒体的专访，会在不同类型的会议和活动中发表演讲，甚至和不同媒体的专业人士进行座谈，还会就重大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些活动的成果会在不同层面影响驻在国民众对中国总体印象的形成。

从媒体外交的角度分析，大使署名文章和领导人署名文章一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我国传统发声方式的固有看法，在内容方面更加符合受访国公众的思维习惯，也更容易被海外公众所接受”。总体上，大使们在驻在国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已成为常态，在遇到重大事件事也会密集发声。大使署名文章配合其他媒体活动，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良好的海外舆论中国观形成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唐春云 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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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把维护国际和平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今天的中国，将顺应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期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更加有效地与各方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说，原有的安全观通常带着狭义的对抗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则打破了这种思维，以统筹兼顾的方法破解安全难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安全。

在非盟和平与安全事务委员斯梅尔·谢尔吉看来，新安全观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一种经验模式。相比西方安全观，中国的安全观更为重视经济发展对于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作用，各国应该借鉴中国的经验，在推动发展方面多做努力。

英国48家集团副主席基斯·班尼特说，中国的安全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不是基于“零和博弈”思路，而是基于合作共赢原则，并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得到体现，为实现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提供了中国智慧。

墨西哥中国问题专家阿德里安·西斯内罗说，中国的新安全观兼顾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内容，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求，是基于合作互利、避免使用武力的新型安全观，对解决当今热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土耳其萨班哲大学伊斯坦布尔政策中心研究员阿尔泰·阿特勒认为，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当下，中国提出新安全观意义重大。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唯有团结起来才能应对全球挑战。（参与记者：朱东阳、胡友松、金悦磊、魏良磊、苏津、郑一晗、王松宇、聂晓阳、马意翀、代贺、蒋超、魏玉栋、张永兴、周珺、王守宝、桂涛、吴昊、易爱军）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吕茜）：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际社会合作抗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在全球应该凝心聚力应对疫情危机之际，出现了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借疫情对他国搞污名化的言行。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表明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表示，新冠疫情表明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应该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美国一意孤行奉行单边主义，把新冠疫情当作攻击国际组织和他国的政治工具，令人遗憾，“新冠疫情绝不可能只袭击法国而不袭击塞内加尔，或者只袭击中国而不袭击美国。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应对措施只能是全球性的、多边的。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在这场危机中再次践行其单边主义政策。”

博尼法斯指出，在需要全球聚力抗击新冠疫情之际，美国却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做出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的决策，“很遗憾，尽管疫情非常严重，美国却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而是决定单独行动。很明显，美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把新冠疫情当作工具来指责世卫组织，并且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澳大利亚及英国一道攻击中国，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追随美国的步伐。对于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决策，不能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解读，而是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博尼法斯强调，美国攻击世卫组织并暂停对世卫组织资金援助的做法，“令人遗憾”但“并不意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国际机构的敌意，对多边主义的敌意，疫情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敌意并不是疫情造成的。在疫情危机出现之前，美国议员就要求削减对世卫组织的援助。这是他们的惯用策略。此前，美国已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伊核协议。因此，攻击世卫组织和多边体系是美国针对所有多边组织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博尼法斯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如果没有世卫组织，疫情形势会比现在更加严重。因此，指责世卫组织是不正常、不公正、甚至危险的。房子着火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指责消防员。新冠疫情已经烧到全球，美国却在攻击世卫组织。与此同时，像比尔盖茨这样了解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人，增加了对世卫组织的援助。他是基于国际通用准则行事，他很清楚世卫组织是应对当前危机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