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恶性繁衍发展的局面。一些所谓“文人才子”“花丛雅士”还在青楼女子中进行“开花榜”、选“花魁”等捧名妓的活动。这是当时某次“花选”中选出的才、艺、色三科“博士”留影纪念照。

清代称外国流入的银铸币为洋钱，也称番钱、番饼。外国银币流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当时西方人用银币来换购中国的丝、茶和其他土产。在清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币中，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以数量大、流通广而著名，并一度成为中国市场上重要的流通货币。洋钱流入中国后，因其按枚计值，便于应用，民间使用日益广泛。甚至有先将银两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的情况。洋钱的流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清代古董生意的兴盛，收集古玩的古董商们活跃于京城的大街小巷。

清朝建立后沿袭明制，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法定刑罚。其中，笞刑是隋唐以后的封建刑罚体系中最轻的一种，它是用竹板或荆条抽打犯人，主要目的在于羞辱罪犯。吊打实质上也应该是笞刑之一种。这是一张被吊打的犯人的图片，从围观群众的表情来看，犯人是罪有应得。

会试是清王朝举行的全国性考试，由皇帝钦定主考官。参加会试的人员仅限于举人，会试取中者为贡士。贡士再经审查合格，即可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争取进入仕途中地位优越的进士科，以便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照片上的西方传教士为了便于在中国百姓中传播西方宗教，不仅身着中式服装、手执中国传统折扇和芭蕉扇，连头发也剃成了大清的发式，从头到脚完全中国化了。

晚清，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下，眼镜、怀表、洋伞和手提包等西洋装饰品很受时髦女性的欢迎。清末女服虽仍以中式为主，但款式上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照片中女子所穿旗袍已由宽大改为小腰身，外加短小的绣花坎肩，手中还持有带西式花边的洋伞，亭亭玉立。这种装扮大约流行于辛亥革命前夕。

当时的一些官僚贵族家庭都以举家到照相馆合影为一种时尚。

私塾也称为“蒙学”，完全是民间教育，在清代曾有过多种办学形式，但都以进入官学（即县、州、府学及至国子监）为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私塾教师都是平民身份，大多以教书为业。

1878年大清海关在营口设书信馆，1897年开办了东北三省惟一的邮局——牛庄邮局，经营东三省的邮务；1899年扩充至奉天府、锦州、辽阳三地，并将牛庄邮局改为邮务总局。1911年，牛庄邮务总局改称牛庄邮政局。民国时期先后设立的南满邮区、奉天邮区以替代原牛庄邮政局。

清代的满族婚俗重家风门第，却并不注重彩礼，同时禁止早婚、指腹为婚和童婚现象。清末时满汉婚俗趋向融合，婚嫁礼俗大多满汉合璧。此照为新婚夫妇的合影。从照片中新郎礼服上的“补子”纹样和新娘的镂花金冠、绣花吉服，可知其达官贵人的身份。

这是民国时期游街示众的两名犯人，他们胸前挂着招牌，低头掩面，羞愧难当。

新民储蓄银行营业部客户接待处内景

满族贵族妇女衣食无忧，一般家务及日常生活有仆役打理，无需考虑生计。但大多数上层妇女生活范围狭窄，交际应酬或吃斋念佛是其主要生活内容。照片中贵妇身着晚清时代旗装，怀抱着日常陪伴玩弄的哈叭狗。

由于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制约以及家庭观念的变化，民国以后城市中家族式大家庭逐渐减少，3至6人的小家庭日益成为趋势。家庭规模的缩小，也使同居的亲属关系趋于简单化。

新娘头戴凤冠，身着大红绣裙，脚穿配套红绣鞋；新郎身穿双喜字长袍、肩背十字红绸花，这是当时典型的汉族婚礼礼服。

新娘身着白纱礼服长裙，头戴花冠，披白色头纱，新郎为西式黑色礼服，白衬衣、领带（一般应手持礼帽）。

民国年间随着西方交际舞在一些大城市的流行，城市女性中出现了一些专供交际舞伴舞的舞女，她们以此为职业谋生，社会地位低下。照片上是一排正在等人邀舞的舞女。

在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中出现了一批新式的女子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图为“女子西洋画学校”的两名毕业生合影。

从片中人物的服饰，可知此照大约摄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随着西方婚姻观念、家庭形态的影响在沿海城市及知识阶层中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社交范围进一步扩大，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开始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