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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册有多篇文稿涉及抗美援朝战争，清晰地展现了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和战争第一年中所付出的心血和重要贡献：朝鲜战争爆发后，代表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应，此后又在着手开展应战准备的同时，不断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与美国当局和有关方面沟通，表达赞成“和平调处”朝鲜战争的意见；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的工作，为之后志愿军入朝作战作了关键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代表中共中央赴苏联协商援助问题，并多次与苏方沟通，争取到了苏方的援助和支持；当 1950年底联合国通过印度等 13国提出的停火议案时，同毛泽东一起，在表达和平愿望的同时，识破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作出拒绝接受停战议案的决策。

[关键词]《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抗美援朝战争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主编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 册，收入的是1950 年7 月至12 月的文稿，直接或间接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的文稿约有140 篇，侧重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外交斗争、战前准备、后勤工作、苏联援助、停战谈判等问题，这些文稿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基于有关文稿，对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和战争第一年中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些基本梳理和归纳。

一、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应，此后又在着手开展应战准备的同时，不断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与美国当局和有关方面沟通，表达赞成“和平调处”朝鲜战争的意见。

1950 年6 月，正当中国人民忙于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对于长期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来讲，这是大家不愿看到的局面。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初，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向美国当局和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同时也表达了中方支持“和平调处”朝鲜战争的意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 册)(以下简称《文稿》)中的许多篇目(本文中引用的周恩来文献，如未特别标注，均引自《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 册。)显示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这种和平愿望，以及周恩来为实现这一愿望所付出的努力。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命令美国的空海军部队给予南朝鲜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6 月28 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对杜鲁门声明的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524、525 页。)这个声明表达了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抗议，表明了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不怕外来侵略的坚定决心。

7月 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致联合国的声明》，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声明还针对杜鲁门在 27日发表的声明再次表示强烈抗议：“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以武力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我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7月 9日，周恩来在《对印度大使关于朝鲜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加入联合国各组织问题的谈话的口头答复稿》中，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加入联合国各组织的意愿表示赞成，并赞成“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及解决台湾问题。

类似的文稿还有《关于安理会讨论美机侵犯中国领空案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给杰伯等的电报》《关于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提案给联合国的电报》《关于要求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事给联合国的电报》《关于抗议美机侵入中国领空事给赖伊等的电报》《关于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案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给杰伯等的电报》《关于联大讨论美国侵华案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等问题给安迪让等的电报》《关于安理会应合并讨论美国侵台和武装干涉朝鲜案给毛泽东等的信》《关于安理会应合并讨论美国侵台和武装干涉朝鲜案给赖伊等的电报》。在这些文稿中，关于朝鲜战争，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严正立场和态度，表达了希望能从外交途径与美国进行某种程度的沟通，以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意愿。

9月 29日，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10月 1日，周恩来在国庆庆祝会上发表讲话，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斩钉截铁地向世界表达了中国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当局的严正警告，但此时，美国当局正陶醉于在朝鲜战场的一时胜利，并没有把这一警告当回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继续向三八线以北进军。

除了公开的声明外，周恩来还通过其他渠道向美国传递了中国政府的声音。当得知“联合国军”可能已经越过三八线后，10月 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他郑重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持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第 25页。) 周恩来通过这种途径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最后警告。在约见潘尼迦前，周恩来曾特别嘱咐当时的翻译浦寿昌，在“要管”的翻译上要加重分量，“要管”其实意义非比寻常。事实上，美国政府从多条渠道也收到了周恩来的这次警告，但美国当局认为潘尼迦是同情共产党的人，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传声筒”，没能掂量清楚这些话的真正分量。

对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的这些声明和信息，美国单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恫吓和外交勒索”，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不过是“说说而已”。新中国不敢直接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较量，不会插手朝鲜问题。事实证明，美国当局的判断错了。一年后，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曾对周恩来说：“自从你们起而抵抗以后，现在美国政府中甚至最反动的，也都承认他们做错了。”(《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 919页。)

客观地说，由于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中美之间这种战前的信息沟通在表达的渠道和方式上，确实容易出现信息表达不完整、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但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成见和蔑视，却大大削弱了这种沟通试图达到的效果。

二、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的工作，为之后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作了关键准备。

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是新中国应对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后来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英明。

1950年 7月 7日、10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传达中央根据朝鲜战争形势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议，商定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和加强东北边防的准备。10日，周恩来在《关于调部队加强东北边防事给高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军委已决定十三兵团及四十二军与炮兵第一、二、八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13日，周恩来将会议形成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执行”。《决定》对调动部队部署、指挥机构组织、后勤工作准备、兵员补充准备、政治动员工作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对后勤保障包括弹药携带数、交通运输工具、粮草汽油准备、被服改装、卫生设备、担架队、沿途补给、兵员补充等具体问题，《决定》给以的关注尤为突出。比如，关于交通运输工具，“从四野调三个汽车团，计 600辆，另由东北调汽车 400辆，并在东北动员 4000辆大车，担任粮草运输”；关于粮草汽油准备，“按 31万人员，3万匹牲口，1000辆汽车，4000辆大车的数目，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草料、汽油。在部队到达之前，应先运一个月的粮草汽油”；关于卫生设备，“决定配备足够的野战医院，除计划收容本军三万人的伤病员外，并准备收容一万人的友军伤病员，所需配备医院数目、药品数目、伤病员的收容办法等，责成总后勤部制订计划，经核定后实施之”。(周恩来：《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1950年7月 10日。)这些具体详细的规定，为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夯实了基础。

周恩来对东北边防军及此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都倾注了很大心血。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周恩来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

7月 7日第一次国防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后勤部门就行动了起来。由于关内外币制不同，在计算兑换时存在差价，影响了工作进度和物资流通。7月 14日，周恩来《关于东北边防部队后勤供给问题》的电报指出：凡四野在东北境内的机关部队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常费与作战费等，完全由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供给。四野经过山海关时，公款一律交回军委总后勤部，由东北人民政府会同军区后勤部提供 1亿东北币作为部队经费。由币制不同引起的问题由此得到迅速解决。之后，周恩来又提议尽快统一关内外的货币。

东北边防军组建后，指挥与供应成为头等大事。原来军委确定的边防军的指挥机构的成员中，司令员粟裕重病在身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忙于海军机构建设，副政委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工作，一时都还难以离京到任。同时，后勤供应方面，东北和各军区的后勤机构层次太多又力量不够，不能满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需要。7月 22日，周恩来与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明确东北军的指挥与供应问题联名报告毛泽东：“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枝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是否可行，请主席批示，以便及早布置。”毛泽东第二天批示：“同意”。这样解决了边防军的领导机构问题，为后勤准备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8月 23日，周恩来根据东北边防军到达指定地点后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给问题。会议重新作出关于后勤工作的有关决定，涉及粮草油料的供给、经费的支出代付、货币发行回笼等各个方面。第二天，周恩来将研究结果电告毛泽东，提议“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后勤保障工作，专门听取工作汇报，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一一布置，专门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后勤供应问题，检查并落实入朝部队的物资装备，拟定部队作战物资的补给计划。

10月 19日志愿军秘密入朝，10月 25日即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场战役。从决定参战到入朝作战，时间紧张，而且此前也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再加上装备落后，国民经济还在恢复之中，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遇到了极大困难，甚至一度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了作战规模和战果。为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周恩来作了许多努力。

11月初，志愿军刚刚出国作战，周恩来就派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到东北实地调查了解后勤供应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就经他亲自批改的解决方案，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他给东北军区负责人的信中说：“凡有不妥、不实或隔靴搔痒之处，请当面指出以便改正。”“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张令彬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听取汇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虽然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为做好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后勤保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所有这些，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苏联援助问题专程赶往苏联协商，后又经多次与苏方沟通，争取到了苏方的援助和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鉴于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对抗美援朝的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10月 8日，周恩来等专程赶往苏联与斯大林商讨军事援助和志愿军的空军掩护问题。从《文稿》来看，周恩来为争取苏联援助曾多次与苏联方面协商，虽然协商过程并不是很顺利，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为志愿军争取到相当大的军事装备的援助。

这其中要特别提一下苏联的空军支援问题。打现代化战争，空军是重要的战略支撑。没有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和防卫，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完全暴露在敌机的轰炸视野之下。然而，要完成空中掩护和防卫任务，对于当时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空军而言，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向苏联争取援助时，周恩来特别重视苏联的空军支援问题。然而，事情并不顺利，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决心之前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但是，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不久，终于使斯大林改变了主意，同意让苏联空军协助中国空军保卫中国领空，同时护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后勤线。10月 29日，周恩来在《关于苏飞行员担任防空事给毛泽东等的信》中就提到，“今日与沙哈诺夫同志(时任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引者注)等会谈，他告我苏方又同意派苏航空员驾喷气式飞机至安东担任防空，并可超过中国边境数里”。随后，苏联空军于 11月 1日就出现在了朝鲜战场的上空。不久后，为增加苏联空军在我军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苏联方面提出，“拟增派一百二十驾喷气的米克十五式飞机分两批加到比洛夫空军师的组织内，并成立空军的机构指挥之”。对此次增派飞机的提议，周恩来认为，“是由于苏机在东北的战绩(十二天中击落美机二十三架)而由沙哈诺夫提出的。同时，苏机加强给中国军队以后盾，对美国也是一个示威，这大概是菲里波夫决定增强苏联空军的主要原因”。11月 15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复电，同意苏联增派来华空军。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空军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后方和交通线，并没有承担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但其对后勤保障线的掩护和保卫，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除此之外，苏联还给中国提供了不少军事援助以及经济、外交方面的支持。苏联之所以愿意援助和支持中国，虽然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有其自己的战略考虑，但如果没有周恩来和中方的争取，苏联至少不会那么快给中方以援助和支持。

四、当 1950年底联合国通过印度等 13国提出的停火议案时，周恩来同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一起，在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时，充分分析朝鲜战场形势和国际局势，识破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作出拒绝接受停战议案的决策。

1950年底，当“联合国军”全线处于颓势、中朝军队处于优势时，印度等 13国提出了关于在朝鲜停战的建议(即 1950年 12月 12日由当时印度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劳氏代表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战的提案)，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通过。事实上，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不久和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都曾展开过调停活动。如果说之前的调停是为了防止战争升级而做华盛顿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次却是为了阻止中朝军队乘胜追击而做北京方面的工作。此时的朝鲜战场，虽然“联合国军”全线处于颓势，但是军事力量并未遭到根本性的打击，而且也没有作出要停战的姿态。11月 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联合国军无意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 338页。)。

不仅如此，美国此时还提出了很高的停战条件：“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26页。)当英国首相艾德礼前往美国，试图调停朝鲜战争时，杜鲁门和马歇尔表示：“必须保持我们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以及亚洲人对我们战斗力量的信赖，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 (《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 342页。)艾奇逊则回应说：“被赶走和自动撤出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会考虑“避开、逃跑和放弃”。(《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 343页。)很显然，美国并不会真正接受此时的停火谈判。

对于这样的停火议案，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它的本质 ——“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05页。)。12月 2日、3日，周恩来在《关于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言方针给伍修权等的电报》中，对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停战谈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美国在东西两线均惨败，现正向平壤、咸兴、元山之线撤退中。英法甚怕牵入对中国作战，故急。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他指示伍修权等：“此时他急我不急。你们应采取攻势，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且愿将他们意见向北京作报告。 ”可见，最初中国政府并没有拒绝停火谈判，并一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朝鲜问题局部化”，说明中国政府对当时所谓停战谈判的看法：“美国统治集团却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实行武装侵略台湾，轰炸中国本土，并扩大在东亚的侵略。现在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美英集团却要在朝鲜保留侵略军队和侵略行动，继续侵占中国台湾，并对全世界加紧进行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从杜鲁门总统、艾德礼首相的联合公报中，从马歇尔将军向美国国会提及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中，就可得到证明，并从而可以懂得奥斯汀先生(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引者注)所赞成的在朝鲜首先停战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束手以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继续侵略，就是要求台湾仍然被美国武装侵占，就是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被麦克阿瑟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要求美国人民可以被美国统治集团任所欲为地驱入到战争深渊。”周恩来在表达对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时，也揭露了美国的真正目的：先停战后商谈，“只能是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继续侵略朝鲜，侵略台湾，轰炸中国，并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最终，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这样的停战议案。

12月 22日，周恩来在《关于联大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中详细阐述了中国拒绝联合国停战议案的原因，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既未参加讨论，亦未表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美国政府从开始到现在都拒绝撤兵，故它决无结束朝鲜战事的诚意，更不会让朝鲜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与自由。”“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代表便干脆地说，唯有在军事基础上而无任何政治条件时，才可接受停战。这就是说，停战后一切侵略状态照旧，准备好了再打，并且还借此先宣布紧急状态存在”，“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和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拒绝了这一停战议案，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中国没有停战的意愿，更不能把朝鲜战争又延续了两年才结束的责任怪罪到中国身上，而恰恰有力地证明了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企图看得很清楚，在充分分析朝鲜战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基础上作出拒绝上述停战议案的决策，放眼全局来看，实是英明之举。

如果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一次国际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那么新中国应对这次事件和危机的决策和措施是及时而正确的。万事开头难，在战争第一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长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抉择，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先后发起两次战役，将已经兵临鸭绿江的“联合国军”赶回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期间，作为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并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具体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积极协调并争取苏联援助，通过外交途径向有关方面和国际社会及时表明中国的立场，领导开展了外交战线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斗争，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唐蕊，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