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銮

第718期

我于1905年出生在安徽省宁国县河沥溪的一个封建家庭。祖籍为安徽旌德县华坦村，自定居宁国县后已历五代。父亲方冶秋是独生子，前清秀才出身。我是家中第三个女儿，祖父方光庭经商，尚开明，主张女儿要读书识字，不准缠足，经济要独立。曾祖母曾读过书,祖父请她教我两个姐姐读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孟子》等。因我那时只有五岁不好开蒙，但看到姐姐们读书，也吵着要读书，于是给我一本《三字经》，如同玩具，终日拿在手中，口里像唱歌一样，其实只字不识。

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是无地位的，可我母亲很贤德。我曾有个弟弟，五岁时患痢疾而死，家中再无男孩。她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道德观念很浓，于是劝父亲再娶人。父亲曾相继娶过三个妾，曾生一男孩，五岁时又夭折。对此祖父经常劝母亲：“你有三个女儿，将来有三个女婿，女婿是半子，哪个女婿好就随哪个生活；有儿子若不成器，相反还淘气，我即一例。”所以命我们三人读书。

我从小就女扮男装，经常随祖父外出(因他眼睛有病，视力差，需要我给他引路)。九岁时(1913年)宁国来了一县长陈某，提倡办女子学校，由南京聘请一位女教师，每月薪金卅元(银元)，相当于当时几个男子的收入。成立县女子小学后，两个姐姐进去读书，我也吵闹要上学，家中不得已，让我到河沥溪一所私塾就读。读了两年，但经常生病请假，实际只读了几本女子国文教科书而已。

1914年暑假，女小因故停办，姐姐们闹着要读书，于是祖父便送她们到芜湖求学。当时我们也有一个同族伯父方介五，约九岁时父母皆亡，由我祖父将他养大，二十余岁时始离开我家到芜湖谋生，后经营机器加工粮食行业而成芜湖巨贾。因他在芜湖可以照顾我们， 那时我也吵着要同到芜湖读书，但因年龄小，祖父坚决不同意，答应翌年春节后，命母亲送我去芜湖。

1915年旧历1月18日，姐妹三人与母亲同到芜湖，在西门铁锁巷租赁了两间房屋居住，就读于省立第二女师附小(即现在西门小学)。当时我是男装，校长命我改装后再来上学，否则放学排队时夹着个男生很不雅观云云。一周后我改装再来时，与我同程度的班级已无空席，遂插入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就读 (当时小学七年制)。两年后，1917年大姐辍学结婚。她的婚姻是祖母一人包办的，祖父及母亲知道后异常反对，但已成事实。

1918年，我与二姐小学毕业。1919年祖父不幸逝世，我俩几乎要失学，幸我等读的是师范学校，学费及伙食皆免，前三名书籍费都免，我被免的时候多，否则更是不能读书了。加上父亲尚有吸鸦片的恶习，且又无任何职业，全靠祖父遗产生活，故不愿我俩再继续读下去。那时交通不便，以人力作交通工具(用轿子两人抬)，还要人接送，一次川资非数十银元不可。我俩终日哭闹要上学，母亲又无力帮助，祖父为她储蓄千元左右均被父亲没收。祖母同情我们，先向他人借钱给我们动身，以后再要父亲归还。直到1920年母亲去世，我们悲伤不已，更是发奋图强。

1922年暑假师范毕业，规定要在小学服务两年，于是在贵池、宁国、合肥、无为等县女子学校任教。1923年的下半学期，宁国县女子小学停办，复校以后，我受当时宁国县教育局长邹益轩(其女邹绪芳曾在该小学读书)之聘，任县立女小校长兼教员，记得当时校址在宁国县城北，旧政府右侧。第二学期拟继续聘请我，因故不愿，遂辞去，而到合肥女小任职。服务两年期满后，我已做好上北京继续求学的准备(如在宁国县，父亲坚决不允许去)。

当时因有一位较好同学李相珏已在北京女高师就读，早曾与我联系，我乃于旧历8月中秋后到达北京。不巧该校招生期已过，同时两年功课未复习，即或考期未过，自己也无把握。故进补习班，一方面补习，一方面工作(给别人抄抄写写)，每月可得一二十元补助生活。这时，不幸祖母已去世，父亲分文不接济。幸在两年小学教师时还积蓄二百余元，除本工资外还给别人代课，增加一点收入，平时生活也极节约，才积攒了这点钱。

就在这时，远在日本东京的一位好友同学吴学谦，多次来信一再劝告并鼓励我去东京求学，并说如能考取公费或官费，学校费用问题即可解决。吴学谦，字六吉，比我高一班，她待我亲如姐妹，情同手足。她是原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教授，解放后任安徽农学院蚕桑系教授、省妇联主任。我因恐自己的“海外关系”影响她，只好痛苦地与她断绝了友谊关系，直至她去世止，未曾晤见一面，实乃终身憾事。听说她还常常念着我，认为我是负心人，至今我仍思过不安而内疚。

回想当时还有五位男同学(名字记不清)经她介绍，一同去东京，其中一位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青阳人姓程，带我们五个，女的就是我一人。初去的学生，一句日本话也不懂，由他任翻译。那时出国很容易，如同在国内旅行一样，既不要护照，又不要证明。在上海外滩日本银行或台湾银行(当时台湾还归日本控制)兑换日本货币，一元银元兑日元二元余，去日本轮船公司购买船票即可。

1925年9月某日晨8时，在上海乘“长崎丸”启锚，翌日上午11时许即抵长崎港，停留数小时，再启锚，于第三天下午抵达神户，改乘火车直达东京。此时吴学谦夫妇接待我，游玩一星期后，我才写信向家中叙说已来日本就学的经过。父亲回信申斥我不得他允许即自由行动，鉴于事实，又说，既然去了，就得用心读书为佳，并说只有两种自由职业可以不求人：一是律师，二是医生，律师非你能为，尽背着良心做事得黑心钱，伤祖德；医生最佳，治病救人积阴德等，并答应每年给我五百元国币做学费，但仅接济一二年即停止。

我到东京后，日华学会(以庚子赔款办的专为留学生的办事机构)办一日文补习班，每天上午四小时课，我另每周一、三、五晚间，在一日本人名让井夫人家中读日本小学课本兼学日语，此夫人幼年是旅美旧金山日侨，英语很好，有时日语解释不通时，即用英语。当时我的英语还有点基础。回家后每日要学十余小时日文、日语。

翌年(1927年)春季(约3月间)入东京女子医专特别预科，此科不用考，只要是学生，有监督处介绍信即可。该班专收中国包括台湾、朝鲜等地学生。一年后，1928年升入正式预科，与日本人同班上课。功课很紧张，每周48小时课，无课本，由教师口述及在黑板上写，学生完全笔记，另看参考书。在国内从未学过日文的我，基础差，学起来异常吃力，每日回宿舍整理讲义至半夜以后始能休息(东京有一个男生宿舍，两个女生宿舍，也是庚子赔款办的，我住第二女生宿舍)，从此以后身体渐渐衰弱，咳嗽，气管炎，以至肺病。1929年暑假后休学半年，回国休养，遂在母校(芜湖二女师)图书馆谋一工作，维持生活。校长是刘继宣，也是日本留学生，原是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时我并未回家，因恐父亲阻止我再出国。到1930年春季仍去东京，我想学一门专科，考虑国内正式牙科医生很少，很需要，故入东京的东泽女子牙科医生专门学校预科。一年后身体仍不行，校方命我休学，等身体恢复健康后再来，学籍保留。当时受经济压迫，靠同学帮助，连吃饭都成问题。宿舍早餐是牛奶、面包或大米饭，而我仅喝牛奶，米饭就用饭盒装起来，带到学校作中餐，只买一角酱菜，或者酱油泡饭，即解决中饭问题。该校上午四节课，到第三节课时，胃里饿得难受，不得已下课喝自来水充饥，渐渐成了习惯，也不觉得饿了，直到现在早餐还喜欢吃流汁的东西。不得已于1931年休学回国休养，便请刘继宣代向安徽省政府当局请求津贴，经批准每月给国币四十元。

身体稍恢复健康后，同年底，又再度去日本继续学习，还是未回家，这样一直九年未回宁国，至1932年1月间，不幸父亲逝世，大姐给我来信，遂请假回宁国奔丧，到家中已是“三七”矣，当时悲伤不已。

丧事办毕后又赴日本，继续学习，直至1933年牙专学校毕业后，又在本校附属医院实习一年左右，专攻牙科矫正。因当时此门功课还是新课题，是专对八九岁至十三四岁儿童的，如有生长不齐者可以矫正。青年人未尝不可，不过矫正时间较长，效果差。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虎视眈眈进犯我国。“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们走在街上，常常听到日本人(一些市民阶层的)辱骂我们“亡国奴”“八嘎”.....只要我们留学生一有聚合，日本的外事警察(他们在东北呆过，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就会窜来窜去地盘问，稍有怀疑即被拘捕拷问。我的老伴马鸿勋在明治大学学经济，就是因为参加一次同学的学术会议，被警察带往警视厅拷问，被打得口吐鲜血，最后托保就医。东京的十二个警察署，他曾被八个警察署拘捕严刑拷打过。有些同学如安师大的江去疾先生就被外事警察押送回国，还有一东北籍同学刘某被押送回东北后竟无下落，十有八九是在东北被害了。

我们留学生公寓中的下女或贷间(租用日本人的房屋)的主人，他们负有监视我们留学生活动之责。因此只要我们留学生一有聚会，外事警察就来，而逢年节的聚餐，他们则不来，消息特别灵通。

那时的情况在电影《玉色蝴蝶》中就有描写，不过那位留学生的境况要比我的老伴他们好些。在此情形下，许多旅日华侨及留学生均纷纷归国，我在学业结束后，亦不得不放弃了学习条件较好的牙专附院工作，于1934年9月归国。

回国后受聘于南京市卫生局卫生所任牙科医师。1935年又调往社会局(民政局)健康教育委员会，专门从事全市中小学生的口腔卫生保健工作。调此单位不久，某日与两位在日本的同学王兰芬和郑推先等，到在卫生署工作的日本和十医科大学毕业生杨永年技正家玩(其妻是日本人，抗战爆发后回日本)，我们几个女的在房内谈话，岂知客厅内也有客人，系新到任的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大平君(名字记不清了)，经介绍后大家谈了不久(都是用日语交谈)，他即问我是否生在日本，我说不是；又问父亲是否日本留学生亦或母亲是日本人，我答均不是。当时我觉得很奇怪，问这些作什么？不数日大平即请杨永年的妻子转达，他意欲请我教他中文，并允给以报酬，我立即拒绝。后他再三要求，我不得已才应允每周二、五下午四时教一小时，因每星期二、五我要去下关的学校检查口腔卫生，顺路去阴阳营大平家。

数星期后，闻我的邻居李树森师长 (湖南人，黄埔一期，后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随程潜同志在湖南起义)说：“现在少与日本人往来为好，他们都有间谍活动，日本使馆及日本人住处附近都有便衣警察监视。”我听了非常怕，因此不敢再去大平家。后他仍不甘心，多次令仆人来我家相请，并数次打电话到我家，均被我回避拒绝，遂断绝了往来。

调往社会局健康教育委员会工作，我原以为有机会可以做矫正工作，以图报效国家，岂知1937年抗战爆发，我的计划未能实现，实属憾事。当时国民党政府内迁，所属机关职员均停薪留职解散，我们单位亦不例外。于是我携家辗转流亡各地，如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河南等地。1939年冬流亡甘肃，任甘肃省立医院牙科主治医生，后因人事关系到洛阳河南省牙科医院任牙科医师，院长黄子濂，广东人，系旅美华侨，在南京时认识的。由甘肃到洛阳途经西安逗留之际，曾发生一小插曲终生难忘。

在西安小住的日子里，老伴马鸿勋经常外出至深夜而归， 我因一人在旅馆心中害怕，问起他这阵干什么，他笑而不答。离开西安以后他才告诉我，在西安时他通过八战区运输处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金某关系，曾数次赴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与董必武同志联系奔赴延安事宜。后考虑在后方的家小(母亲及妹妹) 的生活无人负担，只得放弃此行。这件事本应是我们一生的转折点，奈何为家庭所累，不能及早投身革命事业，确是我们夫妇俩一生中最大憾事。

我在河南省立牙科医院工作，马鸿勋原来由他中学时代的老师介绍到河南省政府任机要秘书，因此职专司中共方面情报，他不愿到职，就赋闲在家从事家务。不久他由在日本时的好友周新民(彼时在五战区经济委员会任科长，中共党员)、周范文(亦在经济委员会任职，中共党员)介绍，到设在湖北老河口的五战区经济委员会，任周新民的秘书。

随着战局的恶化，河南省政府拟撤退到西安，我遂辞职到老河口。岂知老河口受日机轰炸甚烈，于是又携婆母、小姑及刚出世的长子，一家老小撤至金寨县，受任安徽省立医院牙科医师，工作了一年半。在金寨期间，我们常受日军骚扰，生活很不安定。记得1943年元旦，日军突然袭击扫荡金寨，我们只顾逃命，一家老小衣物全被烧毁，损失惨重。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才迁回老伴的故乡巢县居住。在未到巢县以前，南京方面曾有信来，命即起程到职(即南京市健康教育委员会)，彼时因又添了两个孩子，身体虚弱，不能立刻启程。不久解放战争又起，南京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我也无意到南京就职。

艰苦的九年日本留学生活及八年抗战的苦难，我备尝日本人的苦果。因此通过这十七年与日本人的交往接触，使我对日本人不抱好感。旅日九年受到他们的歧视，精神上遭受凌辱。抗战八年我们物质损失极大，抗战爆发后由南京撤退时，我曾将当初由日本归国时购得的一套齿科器械、书籍，以及在日本时的纪念册等珍贵物品存放于金陵大学，岂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将我存放于金大的物品付之一炬；1943年金寨亡命，只逃出一家老小，财物损失殆尽。

由于这种经历，因此我一直要求孩子们自强自立，不辱做一个中国人，牢记国耻家辱。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即参加了芜湖市卫生系统工作，先后在市红十字会医院和第一、第二人民医院，直至市牙病防治所任主治医师。1962年秋，因身体健康关系，请求并经组织同意，始于当年十月正式退休，在家中颐享天年。我膝下有二子一女，他们分别受到高等和中等教育，且都各自成家立业，为四化大业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1957年在芜湖牙病防治所工作时，市农工民主党副主任朱立全(已故)同志介绍我参加该党。退休后我还经常参加党的组织活动。1979年我在长子马方策单位(芜湖锅炉厂)，担任义务日语学习班教学工作，我虽四十多年未接触过日文和日语，但为了使这些工程技术人员能多掌握一门外语，竭尽绵力教完一个学程。恢复文史工作后，我受芜湖市历史学会之聘任特邀顾问，为发扬五四精神，推动青年运动，我应聘任共青团芜湖市委青年运动顾问。1982年11月间，日本东京等五城市市长访问，市政府安排来我家访问。为增进中日友谊，我用日语对答，引起外宾们的兴趣，他们对一位白发年迈老太太能讲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很惊奇。交谈后他们始知我青年时代曾留学东京，恰好他们的团长在任市长前也是一位医师，故而气氛倍加亲切。临别时特邀与我合影留念，并馈赠纪念品。

通过这次接待活动，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国家强盛才有我们国民的国际地位。不正是由于祖国的日益昌盛，才使得这些有着狭隘民族意识的人，才懂得尊重我们吗？1983年老伴由马来西亚回来省亲时也谈到这点。现在的年青人缺少这方面的体验，只有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并且有着海外生活经历的老人才会有这样切身的感受。现在的青年人太幸福了，应该珍惜这种幸福生活，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为她的昌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二十年代的一个在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家庭出生的我，一个青年女子，並无亲故，且在优裕环境中成长，能有这样的勇气胆量，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到海外求学，主要是受“五四”运动影响。通过这次运动才知道当时那样的社会中，我们女子无地位、无权，三座大山(族权、神权、夫权)压在我们头上，就是因为我们经济不能独立。我母亲即是一典型例子。她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有恶习，祖母还爱他，自己又无儿子。所以她常对我们说：好好读书、识字，经济要独立，现在我们的生活是靠祖父他老人家，一旦他去世，要不了三年时间，你父亲会将所有家产败光，我们就要饿饭，云云。她尤其羡慕那位南京来宁国的女教师，每月收入有男子数倍。俗话说：娘有爷有不如自己有，丈夫有还要伸伸手。因此，我只能发奋图强，非要自立不可。（未完待续）

（本图文由方金銮女士之子马方略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制作：童达清

图为:改造后的化肥厂家属院

襄阳网讯 楚天快报记者张源 见习记者朱娜

11月4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老河口市化肥厂家属院。居民吴春萍推开窗，花草清香扑鼻，鸟儿翩翩起舞。“真的难以想象，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三无’小区。”

今年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该市提出以“百日解千难，攻坚砺初心”活动为载体，全面破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难题。化肥厂家属院作为首批改造完成的“三无”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三无”小区成暗疮

一江碧水绕城过。老河口深居汉水中游，曾被誉为“小汉口”，工业门类齐全。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大批企业倒闭，不少家属院长期处于弃管状态，成为“三无”小区。

“三无”小区是指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老旧小区，如今已成为这个滨江新城的暗疮。每逢雨天污水横流，恶臭四溢；居民乱搭乱建问题突出，使原本狭窄的巷子更加逼仄；消防治安安全无法保障，隐患重重……居民怨声连连，苦不堪言。

今年，该市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后，提出以“百日解千难，攻坚砺初心”活动为载体，全面破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难题。“必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委书记张学林说。

该市将83个“三无”小区分行业包保给各市直单位，市领导干部带头每人包保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除中央专项资金外，该市又拿出4000万元财政资金启动改造。

该市科技经信局主动压缩各类开支，挤出办公经费纳入改造专项资金。“现在到襄阳办事、去省里出差，我们尽可能搭乘公共交通出行，能省则省，我们保包了33个老旧小区改造，再难也要把这件事办成办好。”副局长赵建国说。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1个“三无”小区完成改造，10个正在改造中。

齐心协力通仄巷

在酂南社区党委书记杨丹的带领下，记者走进焕然一新的化肥厂家属院。院门口，一连串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上方挂着众人共同商定的小区新名字——“化肥兴苑”。

以前，小区里有一条推着自行车都难以通行的仄巷。因乱搭乱建的阁间堵住排水通道，遇上下雨天，巷子积水严重，为防止臭水沾湿鞋袜，居民要搭木板、垫砖块，踮脚回家。如今，巷子被拓宽到了七八米。

打通这条巷子，可不容易。小区改造是民心所向，但一想到要拆掉自己住了20多年的房子，80多岁的郑国太有些犹豫了。郑国太说，自己是工人出身，挣钱盖房子不容易，当年家里孩子多，房子不够住，就沿巷子搭了个小房间，围成自家院子，住习惯了，哪能说拆就拆。

为了做通居民的工作，杨丹多次登门家访，“政府出资改造是为了更好地改善居住环境，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啊。”政府真心为民，换来群众真情。一次次促膝长谈后，越来越多居民自发拆掉搭在巷子里20多年的阁间，郑大爷也从起初的反对派变成了带头拆迁的群众骨干。“以前要想乘凉，得到马路上吃灰，现在搬个凳子坐在家门口就行了；以前居民间不常来往，现在关系亲近多了，小孩经常串门吃多家饭；每当我腿脚不便，搬不动重物时，住在斜对面的年轻人就跑过来帮忙，还是拆了好啊！”郑大爷感叹道。

距离化肥厂家属院不远的友谊路上，粮管所家属院正在改造中。为支持新建社区花园、停车场，近百户居民自发拆掉各家划地为界的杂屋。老旧小区分批改造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小小积分来帮忙

巷子通了，臭水坑不见了，就连排水口处的铁网也被细心的居民贴上贴纸。放眼望去，长150米的巷子两侧，摆满了盆栽绿植，鸟儿翩翩起舞，老人端坐家门口，闭目养神。侧耳细听，和细的风声与清脆的鸟鸣相互交织，仿佛奏唱着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好的环境如何保持日日新？老旧小区住户数量普遍较少，物业无法进驻，如何实现长期维护治理，构建老旧小区发展长效机制？酂南社区率先走出了新路子。

经过入户走访调研、了解群众意愿需求，杨丹发现，居民对改造后的小区新环境颇为满意。她心想：若能将每一名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提高主人翁意识，共同维护新环境，定能事半功倍。

7月初，在社区党委领导下，化肥厂小区成立居民自治委员会，推行党员群众“积分制”管理模式。每个单位设一位楼栋长，把居民房前屋后卫生保洁纳入积分范畴，组建治安联防、志愿服务、文艺表演等团体组织，居民可根据自身特长、业余时间，灵活参与社区治理，并获取相应积分。一积分相当于一块钱，凭积分可在社区超市兑换毛巾、香皂、雨伞等生活必需品。

前不久，60多岁的高勇亮把院内线路全部检修一遍，并自费购买、安装新的电线。几天后，他高兴地在积分公示榜上看到自己的分数涨了，“在大家心中，积分奖的是荣誉，很开心能为左邻右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党员和骨干群众的带动下，小小的积分像种子一样，在小区里遍地开花。短短几个月，89户居民中已有38户获得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