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 陕西师范大学

一、未完的集体“历史”巨著

“同志们，我们在海上、陆地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这对我们来说还仅仅是开始。”又是一片掌声响过之后，他继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是一个小小的势力。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艰巨的。要完成这些任务，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考验，我相信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压倒我们――又是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的话，“战争只是暂时停歇了……统治者们继续在他们的宫殿里发号施令……荷兰人依然扬帆巴达维亚…… 在我们身边，隐蔽的敌人还要做垂死挣扎，斗争将是尖锐的，激烈的，斗争还要长期持续下去。我们的道路还很漫长――世界，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但是，终有一天，她会是我们的！”

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随着最后落下的话语飞向天空爆炸的烟火震荡着海面；从战舰和陆地上发射的烟火在空中爆发出无数璀璨的火焰。成群的海鸥和鸟雀，惊惧地从礁石和山林中飞起， 在夜空中扑扇着翅膀，在海面上鸣叫徘徊。临高的世界，又跨入了新的阶段。

这是一次元旦招待会，主持者在进行新年致辞。台下刚刚觥筹交错的来宾们逐渐停止交谈， 喧嚣渐止。大厅旁边的一排火炉上烧烤的滋滋声、自助餐桌上摆满的中西菜品飘散的香气和巨大的吊灯、装饰过的壁灯一起通电点亮发出的光辉，烘托出祥和的新年气氛。只是，来宾中一些人物装扮举止十分奇特，他们穿着襕衫或直裰，宽袍大袖，黑领宽缘，有人头戴网状的巾子，有人戴高高的“四方平定巾”。但是，他们又不像是新年招待会请来助兴的戏曲演员。其中有两位长者，站在前排，一人称另一人为“堂翁”“老父母”，一人称另一人为“王教谕”。由此可知， 两位嘉宾长者中一位是县令，另一位是县教谕。这些嘉宾是明朝人。

这里是“明朝”。这是网络“群穿”小说《临高启明》中1631年元旦临高穿越众的新年招待会(1)。本位面正是大明崇祯二年冬，两位长者是大明临高县县令吴名晋和临高县教谕王赐，其他明朝嘉宾都是当地的乡绅代表和茉莉轩书院的儒生代表。站在台上致辞的是穿越者第一届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文德嗣。

500穿越众自二零某某年9月“D日”穿越至1628年至今，已经两年有余，他们利用带到本位面的21世纪的现代知识和工业必需生产资料，在权力巩固、工农业发展、武装建设、对内对外商业流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如“执委会”主席文德嗣在“新年致辞”中所表达的那样，1630年是临高500穿越众的“历史攻略”决胜之年、承上启下之年。权力巩固方面。“穿越集团”在海南岛临高县博铺港百仞滩一带建立了规模完备的基地，成功地同大明临高县建立了“和平共处”的关系，为“统战工作”专门成立“咨议局”，吸收临高、澄迈两县（及儋州局部地区）乡绅、官员、廪生为委员，在本地站住了脚。成立黎区办公室，与当地黎人各部落建立了和平交往的关系。

成功剿灭以盐场村苟大户为代表的黑恶势力和劣绅势力，剿匪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权力初步下乡下村，群众工作顺利展开。成功扑灭诸彩老、刘香等海盗，回击李丝雅及西班牙海上势力的多次袭扰入寇，击退两广总督王尊德组织的海陆进剿，打赢“临高保卫战”。但更为重要的是，临高“穿越众”成功度过了内部的权力危机，召开了“1628-1629第一届穿越者全体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文德嗣的《1628-1629第一届穿越者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和马千瞩的《计划人民委员会1628-1629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共同纲领”，使原先的由少数“元老”决断一切事务、专业部门垄断行政权力的临时体制相对顺利地过渡为以“全体穿越者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组织架构。“大会”常设由九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由“大会”选举产生，分别负责穿越群体的全部行政事务。

政务院、农业、工业、贸易、司法、审计、军务等专业部委以及仲裁庭（下辖“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切权力皆出自“全体穿越者大会”。原来过于集中的权力被有效分割，过去集警察、海关、治安的“内务委员会”的诸多强力部门得到分割，原有的各种专业委员会、部、办公室和处，经过梳理整顿后各自进行归口，并且规定了各独立运作部门的等级。临高穿越众的权力体制初步完善。

工农业发展方面，从琼州海峡穿越到本位面时乘坐的丰城轮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现代工业社会，轮船上用集装箱装载了各种主机副机、高低压管道、电缆、电子通信和观测设备、制淡设备、小型机修车间等，而且原位面的教科文卫科技资料已经经过数据处理，存储在电脑中被携带过来，另外穿越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还各自携带了若干资料和原材料。经过两年招募、培训本地土著劳动力，建立各种现代工业工厂，穿越众们已建成多家轻、重工业工厂，在雷州地区建成蔗糖生产基地，在马袅设立钢铁、化工、冶金等重工业区，分别在百仞滩地区建成南宝煤矿、在三亚港榆林堡建成田独煤矿、在海口建成甲子煤矿，初步建成了可升级的现代工业体系。

农业方面，“穿越集团”从临高县购买荒地，以现代农业技术开荒垦殖，与当地政府合作进行了清丈田亩的工作，收并乡绅隐田，改革农业税制，并在对当地渔业、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进行现代组织的基础上，统一收购渔、农产品，“农委会”推广农业生产互助组，穿越众中的农业技术员入村入户，试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和作物、家禽的良种推广和统一收购，“营造千亩高产田”，以“开辟一个、扶植若干”为宗旨的“综合农业示范庄”计划初步展开，文澜河水利综合治理初见成效。农业战线的这些进展不仅仅是对明朝小农经济本身的改造，更具政治意义的是，临高农业委员会的农机、农艺下乡、统一收购的实践有效地打击了盘踞基层、盘剥农户、佃户的封建乡绅的落后势力，在争取到群众“民心”的同时，还在实际上吸纳了因土地改革产生的剩余劳动力。

军事建设方面，建成博铺兵工厂和造船厂并投入使用，可制造各类现代规格的枪炮和中型舰艇。在前述剿匪治安战、反围剿战、清除海盗势力的过程中招募并训练了大批本土海陆指战员，基本形成了以海陆兵为基干，辅以民兵后备役的综合军事力量。穿越众中的军事专业人员组成“总参谋部”“后勤司令部”。在两年多的各类军事行动中，这支武装力量在武器研发、战斗组织、后勤保障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训练。

商业流通建设方面，“临高集团”在内部确立了点券兑换制度，以外销现代轻工业产品，有控制地出售武器等途径，积累起了相当的白银储备，建设“东门市”综合商圈，调节穿越众超出统一配给制度之外的消费需要，并服务土著的生活消费。以广州为前哨，建设“紫字号”临高集团商业网络，并将起威镖局改造为集连锁酒店、长途货运、商栈仓储等多项业务的商业集团，商业版图辐射两广，同时建成德隆银行，为广州乃至大陆的商业网络提供金融保障。利用现代制糖工业优势和“临高集团”的白银储备，击垮雷州传统糖业行会，建成“雷州糖业公司”，形成原料、半成品（赤砂糖）收购、精加工、组织外销一系列生产销售环节。并初步打通南海商路，同巴达维亚地区的欧洲人建立了贸易关系。

考察并开发澳门商业网。尤为重要的是，与明朝商人李洛由、海述祖达成买办协议，为“临高集团”未来在大陆的商业扩展打下初步基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临高集团”运用现代科技、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吸纳并培养大批土著作为各级劳动力，以此为依托，在科、教、文、卫、基建各条战线全面推进建设。

“小说”行文至1631年的开端，“新年致辞”中透露出了“穿越众们”未来的奋斗方向， 尽管蓝图还不甚明晰。北进还是南下、“扶助明朝”还是“直攻女真”、怎样处理同盘踞在印尼的荷兰势力的关系，这一切都还是未知。《临高启明》的“作者们”只有在BBS讨论中，以现有的“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为逻辑前提，才能摸索出制约并决定他们的叙事情节结构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由此让“临高”的故事继续下去。

二、反资本主义自然状态的鲁滨逊

《临高启明》连续创作至今历时已有十年，更新至七卷，现有篇幅近 800 万字，参与讨论， 提供有关情节、技术、历史支持的线下“参与众”要超过“五百二十一位穿越者”人数，执笔人“吹牛者”通过对参与众（其中不少人认领了文中角色）的资料提供、论坛讨论、同人文创作进行选择整理，主导着《临高启明》的创作主笔权(2)。

《临高启明》的创作机制的集团性，使这部书很难用一种现有的文体标准去衡量，而线下参与众与文中“穿越众”意志、认识和观念上的高度重合性，也使这部书很难被一般的“工业党小说”“种田文”“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这类单一形态的判断所概括。“临高集团”穿越众成分构成复杂，“理、工、医、农”出身的人在数量上固然占相当比例，但以“教育、文史、法学”为专业背景的也不乏其人，还有颇具影响力的“北美”“欧裔”穿越者，甚至还有退伍军人和PLA前高级将官。他们的聚合，必然会在情节走向上造成观念的矛盾冲突——“临高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

这些各有穿越动机、在“原位面”中具有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心理预期、不同胸襟抱负、人生规划和业务技能的穿越众“盘踞”海岛，更像是《水浒传》中“山头”众多、关系盘根错节的“一百零八将”聚义梁山泊。然而，“临高集团”做的不是替天行道的事业，而是建立以现代重工业为基础保障的一个“国家”体系，“临高集团”的“路线斗争”因而也不是“打天下坐龙庭”和“作乱为招安”的冲突，而是在既成权力运作机制与实际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巩固、调整、提高” 的方针政策之争。在这个意义上说，《临高启明》又有些像300年前问世的《鲁滨逊漂流记》，后者也是以新的技术、新的观念，在另类空间中擘画、建设一个新的力量体系，也就是说，《临高启明》也是某种“乌托邦寓言”。

但细审之下，《临高启明》与《鲁滨逊漂流记》的差异远远大于表面上的相同。《鲁滨逊漂流记》作为已经有近200年发展的近代“乌托邦”话语的历史总结、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作为资本主义大规模扩展的预告，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观念烙印。这部现代早期乌托邦叙事的情节广为人知，鲁滨逊漂流到无名海岛上，生活28年，依靠带去的生产资料、文明社会的技术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前15年在隔绝中建设领地，后13年利用枪炮征服岛屿，最终返回英伦。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还附上了清教徒意味浓厚的沉思性的道德教谕。从观念形态上来说，鲁滨逊的故事，显然是通过“重农主义”框架下的自然法权意识形态这一统一视角来进行叙事的，主人公同外部世界、同自身、同“土著” 的关系被简化、压缩到了纯粹的、平滑的乌托邦平面——现代早期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喜剧性的自我写照。

说《临高启明》在300年后延续了“建设—征服—扩张”这一叙事框架虽不无道理，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临高集团”的行动意愿，不再是伪装成“自然正确”的被动偶然，而是长期准备、广泛动员、精心培训、计划有素的“必然性”实践，“临高集团”的活动空间不再是海中一隅， 而是立足海岛控御海陆，“据临高而启明朝”。“临高集团”的建设与拓殖以更真实的历史合理性表现为不可分割的行动有机整体，“临高集团”的“新世界”不是白纸一张的海外荒野，而是自己先辈的历史空间。

“临高”叙事对“时间”起点的选择因而绝非偶然：1628年，明崇祯元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晚明四伏的隐患转为明显症状的一年。1628至1629年，“魏忠贤逆案” 最终尘埃落定，崇祯帝试图拨乱反正整理河山，但长期积弊又加天灾，西北大饥，饿殍填于沟壑，死者遍相枕藉，饥民遂相聚为“盗”，官军边兵时有哗变，而此前的白水王二义军、府谷王嘉胤义军、安塞高迎祥义军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兵源，崇祯即位后，陕境农民义军已有一百余部，呈燎原之势，不断壮大扩张，成为压垮明政权的一股主要力量。此时东北边患日愈加吃紧，此年距辽东失陷、松锦溃败、女真政权迁都沈阳不过三年，距皇太极继汗位仅两年——在这两年里，皇太极渐次革除“八王共治”体制弊端、整理旗务、合盟蒙古，至1629年设立“文馆”，建成基本内阁，崇祯二年十月，举兵数十万，从龙井关、大安口进入河北境内，兵临北京城下。

袁崇焕“救驾” 得复起，任兵部尚书，都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镇宁远，誓“五年平辽”。不久后，袁崇焕杀皮岛守将毛文龙，逾三月，皇太极再次举兵绕道，由长城喜峰口入关，破遵化，再次兵临京师， 崇祯又为后金和魏忠贤余党反间谣言所惑，缚袁崇焕下诏狱，定谳处磔刑。而毛文龙之死又极大地动摇了东江、登莱地区防务，使东江旧部“心渐携，益不可用”“致有叛去者”(3)，为东江将领孔有德在一年之后发动“吴桥兵变”、合兵耿仲明、李九成引发山东半岛渤海地区的“登莱之乱”埋下了伏笔。

1628年至1629年，在明王朝的诸多危机中，还有一个权力运行机制本身的危机。在阉党、内阁和东林的势力均势被打破之后，政治权力的渗透力、执行力和约束力被实质性地削弱，官场贪腐更甚，军事组织能力更弱，征粮筹饷益难，农民义军流寓就食，后金武装压境叩关， 各阶级间的矛盾在愈加尖锐的对抗中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力场，一旦冲破某个阈值，明王朝的大厦顷刻朽坏。

将视角转换到世界历史，我们同样会看到1628年至1629年正是近代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一个不平凡的时间节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领跑者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霸权正在被更具实力的荷兰人所取代，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群岛驱逐了葡萄牙人，垄断了东方香料贸易，以巴达维亚为据点展开的半贩运半海盗“业务”如日中天，势力已然侵入中国南海——半个世纪前葡萄牙人就在明政府默许下占据澳门，而至崇祯二年，荷兰人驻台湾的所谓“长官”已历三届(4)，欧洲资本主义商会组织以广州、澳门、厦门、长崎（日本）、大员（即后来的台湾“热兰遮城”）为商贸据点垄断中国商品的出口贸易。

这一时期，由闽粤，至于日本、琉球、吕宋一带海域，频繁航行着欧洲商船和中国海盗、马来海盗的船只，但主导权已经逐步为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所掌握——南洋的龙涎香、安息香、樟脑、胡椒、肉桂、肉豆蔻控制在他们手中，中国的生丝、纱绢、蔗糖、茶叶、生铁被他们吃进，欧洲和美洲的白银也都经由巴达维亚欧洲殖民者的钱袋泄入中国，进而使他们获得了对明朝的实际货币控制权。但也正是在西、荷人控扼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交通中西、汇通天下”之际，自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供给大幅度下降，世界范围内白银短缺，白银资本的危机最终造成世界近代经济体系的“通货危机”，以致引发1630年以后明代社会“通货紧缩”“百物腾贵”的局面，给大明的朽溃加上了又一根致命的稻草(5)。

“五百众”穿越所至的这个时间点的明朝，绝不是“现实位面”17世纪资本主义发轫期乌托邦叙事凭空想象的“自然状态”，对后者来说，想象的“自然状态”是道德建设、人性改造、理想社会建构、资产阶级自我观念投射的一个封闭的、理想的思想实验空间。因此，对“现实位面”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叙事来说，其逻辑终点只能是对“自然法”“自然权利”的政治观、工业生产技术观和社群主义伦理观等抽象元素的组合，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想象性规划是那种资产阶级乌托邦的最高历史表现形式(6)。

而“临高”叙事的穿越时间点选择本身就拒绝了一切“自然状态”的可能性。“五百众”所进入的“新位面”，完全是多重的、复杂的社会危机熔焊在一起的空间，在其中，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对抗、经济对抗、军事对抗、阶级对抗、朝贡体系与殖民体系冲突，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土地文明的历史斗争构成了一个纷繁驳杂的力场。“穿越众”作为一股携带着21世纪科学技术、工业设备、组织观念、政治意识的新力量进入这个力场， 利用已知的历史“情节”，发挥这支新力量的“主导”作用，对各种既有力量进行利用和集束。

他们在自己立足的“边区”进行“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税收方式改革”，在广州和澳门“抢先”做了葡萄牙、西班牙人做的贸易垄断，让“十三行”提前两个世纪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城市，他们比耶稣会士更善于利用现代轻工业制品结交明朝官员，在闽粤、南海打击、分化、重组中国海盗势力，建立“济州—登莱—闽粤—海南”经济带，打通通向印度洋的航线，提前200多年在上海成立招商局……这一切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叙事所能涵容。当然，当代中文网络小说中，不乏继承这种乌托邦叙事的小说，它们要么是把中国古代想象成为简单、素朴的田园牧歌的社会环境，要么是穿越到未开发状态的美洲，为的只是让单个的或集体的“英雄”一路凯歌地“打怪升级”建立自己的“王国”。但《临高启明》显然不是。

三、从文学之人到历史之人

任何叙事都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的主体对历史本身的历史化表述和再现。用当代学院文学批评颇为流行的话来说，任何叙事都是“政治无意识”力比多转移所致的“社会象征行动”。这种说法能为我们尝试理解“临高叙事”提供一种视角。由此观之，“临高叙事”作为21世纪中国当代的“社会象征行动”（而且是以网络机制为载体的匿名性“社会集体的象征行动”(7)），体现了在当代工业文化背景下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日益成为主导的某种意识形态意愿，即，高度复杂地想象性重构中国社会的近代史的“发展主题”，反思性地表征中国近代百年现代化习得的现代知识体系，并在一个既现实又虚构的历史空间内进行蒙太奇式投射，从而生成中国民族国家当代自我意识的强烈意愿。如果要从“社会想象”“象征建构”“行动意图”这些方面来看，“临高叙事”相当有趣地形成了它自身的独特的“叙事动机”。

就社会现象而言，《临高启明》的叙事动机显然是通过“位面折叠”的想象，将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实业体系建设、科技文化普及、“土改”、工业文明人才培养体系建构、富民强兵的中国近代至当代的历史成就“折叠”到晚明，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在这个想象的历史“沙盘”中构拟近代中国有机化了的经济体制、行政工作经验和工业文化模式的协同运作。在这一“位面折叠”或“时空压缩”的社会想象中，“临高叙事”虽然不无戏谑或具有某种“恶趣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的重大情节节点上，“临高叙事”无疑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印记。

第一卷在讲述清除劣绅苟氏兄弟势力的情节中，穿越众政治工作先行，组织工作队花大力气走访宣传，让当地群众明白官绅勾结压迫百姓的机制，获得当地群众的舆论、情报和物质支持， 使攻破苟家庄的行动事半功倍。军事行动成功后，组织当地群众，召开控诉和揭发大会，彻底地清理苟氏势力，巩固了占领成果，将当地受压迫群众转化为“穿越力量”的土著追随者（第一卷第57-72节）。

同样，在剿匪的“治安战”、在黎区工作等情节中，“开展群众政治工作，争取多数群众”这一方法同样发挥着制胜法宝的作用。临高叙事中组建“新军队”是一个重要事件， 围绕如何建立一支以17世纪初临高本地土著为兵源的现代军队，如何建立作风过硬、能打胜仗、听“穿越众”指挥的军队，有许多有意思的描写，其中最具有近代经验的就是军队的“人民性质” 定位和政工指导，穿越者军事“首长”组织工作队下基层讲课、做政治报告，发动“识字运动”，组织土著士兵“忆苦思甜”。

在交心交流中，让17世纪的流民、军户、破产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和“穿越众”奋斗方向的一致性，认识到保卫“革命果实”、捍卫“临高建设事业”的“意义”（第一卷108节-117节）。应该说，“依靠群众”是“临高穿越众”必然做出的战略选择，虽然他们携带着现代科技、现代的观念、现代设备，但500人在明代的官绅阶层面前、在披坚执锐的八旗军事集团面前，在势力错综复杂的南海海盗和蜂拥群聚的欧洲殖民者面前，其实际力量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而且，如果没有争取到当时大多数无声的受压迫群众的力量，如果没有大批可支配的劳动力操作那些现代机器，“五百众”的社会实践即便在“文学虚构”中也是无法展开的，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实际的物质力量。

在这一社会想象的必然逻辑作用下，五百穿越众在情节进入第七卷的整个攻略进程中，必须不断地完善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的长效机制，在“土著干部”队伍培养、

“土著工人”培训、“土著青少年”下一代教育，日常生活管理中(8)建立起系统化的“先进文化” 领导权。

从叙事的内在逻辑出发，临高五百穿越众不得不以某种“戏仿构拟”的方式取鉴现实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主导叙事的声音也不得不从故事情境所涉及的阶级关系出发，以阶级分析的方式合乎历史情理地推进叙事。故此，“临高”的攻略进程中三个重要的阶段性情节场景—— “雷州甜港风云”（第二卷第43节至91节）、“临高秋赋问题”（第二卷第231节至273节）、“杭州蚕桑业（第五卷第142节至170节）”——以生动的细节，勾勒出了明末琼粤闽浙地区的府县官、绅、吏、商、匪（海盗）、牙行、行会、小手工生产者、自耕农、佃农的政治经济生态。

1628年至1629年，穿越众为了巩固临高博铺的根据地，必须打通海南与广州的陆地交通线，选择在雷州建立前哨工作站。雷州当地土壤和半岛气候天然适宜种植蔗糖，有悠久的甘蔗种植和糖业加工历史，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大，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这与隔海相望的、地理环境封闭、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临高恰成对照。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末雷州的蔗农和糖业手工业生产者的生活境况比琼州府各县的农民好多少，相反，前者受到来自更多利益垄断方的盘剥压榨。甘蔗种植、粗加工、精加工、销售……制糖业牵涉的环节越多，利润分配的环节就越多，在明末的商品经济体系中，政府海禁引发的权力寻租和外贸的暴力垄断的一个结果就是行业工会的出现。

在“临高叙事”的雷州糖业战一节中，叙事者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行业工会的垄断给糖业环节底端的劳动者带来的灾难。在临高本地的权力稳固攻坚战中，解决“秋赋”问题是一个关键的情节，这个段落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明末自然经济条件下底层农业劳动者的受剥削机制的样本：流水的县令铁打的“三班六房”，皇权不下县，本地治理靠乡绅，征粮收赋靠老吏，田亩计量混乱，朝廷优免漏洞造成大量隐田、寄田和土地集中，豪绅包揽税赋征收，勾结胥吏，将额定钱粮负担转嫁给底层农户，任意浮收、加耗，以至于无论荒年丰年，民皆不能聊生。第四卷、第五卷中，临高穿越众的力量进入杭州，这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要比雷州徐闻、临高博铺复杂得多，临高叙事以“蚕桑丝织”业为样本，进一步地呈现了明末商品经济下农业、手工业贫民人口的生存状态。

蔗糖生产销售行业的一切垄断机制，蚕桑丝织业也有，但是，后者对桑的依赖、育蚕的季节性、缫丝工艺的特殊性使该行业受到了更多利益垄断方的盘剥，尤其是受官绅大户和专门机构的“金融资本”小额信贷的盘剥，明末丝织业的底层种植户和手工从业者往往是丰产不得惠，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官、绅、牙行、大工场主和行业公会瓜分。

“临高叙事”通过对这些“样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细节进行描述，才能为“穿越众”争取17世纪贫苦群众的工作办法确立其合理性。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无论是情节内容，还是叙事声音，“临高叙事”只能说留存着某种“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印记。“临高叙事”通过“位面折叠”，必然在“观念水位”上高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期或17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水平，但毕竟，“穿越众”的群众工作目的、他们的“为元老院和人民服务”的重点是落在“元老院”的利益上面的。

“临高穿越众”构成集团在面对晚明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在面对巴达维亚至南海的海上欧洲殖民者时、在面对建州女真军事集团时，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来自21世纪的这些穿越众在个人生活史、社会阶层背景、教育程度、利益诉求方面不尽相同，“穿越集团”内部的观念差异是极为明显的。521位穿越者，有在本位面社会中空怀理想抱负的，有掌握专业技能却情愿做“宅男”的，有职场晋升无望想要在新时空开创天地的，也有野心勃勃“回到过去”“大杀四方”抢地抢粮抢女人的，也有在“D日”当天和丰城轮处在同一海域而“误穿越”的被动穿越者，甚至还有被家庭成员携带一同穿越的“家属元老”。这一情况使以同人创作为书写机制的“临高叙事”在“象征建构”中呈现出多种意识形态视点的交汇、冲突。

但是，撇开“酱油众”或“基干元老”不谈，七卷中主要的“元老们”具有近代、现代、当代中国观念史上存在过的众多伦理主张和意识形态：权力集中的权威主义和形式民主的宪政之间的选择冲突引发了“临高集团”内部的第一次危机，对明朝的民族主义本位情感影响着扩张活动的路线，临高教育体系的启蒙主义和“政保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并存，“东门市”的股份制自由经济与临高“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共生。但不管怎么说，在敌手环伺、困难重重的新位面中，“五百众”或ID认领的同人文写作者的这些意识形态差异都消融在以“生存、发展、提高”为核心的发展主义观念的大框架之下，在“工业建设”中“求同”，组织小团体和“俱乐部”以“存异”，这一切构成了“临高叙事”中有趣的象征建构和表述景观。也正是在这一大框架下，叙事主笔者特别着力塑造了一些能在“先进性”方面代表“临高气质”的“元老”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代表性元老基本上是基础的技术性专家身份，他们与政治口、军事口、政宣口的“元老们”不同，他们不是坐在办公室，仅从数据出发、仅从现代理念出发去规划抽象蓝图的决策者，不是不择手段地去争取胜利的指挥者，他们是技术专家，是为了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可批量生产的战略物资而同土著的劳动者吃住在一起展开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比如，牺牲业余时间、自掏“流通券”购置原料进行光学镜片磨制实验的林汉隆，带领土著工人从无到有地建成光学实验基地，研发球面镜磨制工艺，使临高集团在17世纪获得了可批量生产的军用、民用光学镜片，给临高集团的商业、军事做出了巨大贡献（第四卷第147节到151节）。

又如，为了解决“精确计时”“精准授时”的难题，亲自选址建造“太白天文台”的钟利时，他甘于寂寞，忘我工作，筚路蓝缕建成钟表车间，在天文观测、物理实验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还以天文台为中心建成太白大学城，为临高完善高精尖科研体系打下了历史性基础。钟利时带着他的女儿兼助手（钟小英是他收的土著干女儿），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科学研究中。小说对他的描写，让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位临高的伽利略（第四卷第374节到第376节）。

此外，“南海农庄”的畜牧业“元老”“天地会”送技术下乡的农技“元老”、百仞总医院从事医学研究和医护业的“元老”——所有这类技术实践型“元老”构成了一幅群像，他们在新的位面不仅将自己的专业和爱好结合起来，而且获得了支配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权力，在知识转化方面获得了莫大的满足，而与此同时，他们在实践工作中和土著有深入的接触，甚至是“打成一片”，因此也能以更为平等的伦理视角对待17世纪末的底层劳动者，并对他们造成潜移默化的、更为直接的观念启蒙。

就此而言，作为基本盘的“技术元老”不计利害、埋头苦干的活动，使“临高叙事”不得不在表层的“制霸天下”叙事逻辑下面，伏埋“启蒙天下”的辩证法逻辑。实际上，随着“临高” 事业的纵深推进，随着穿越众在各方面同土著的联系日趋紧密，甚至是对土著的依赖日趋加强， 他们无论是对17世纪明末群众的经济、政治、军事启蒙，还是对自身的伦理反思都是必然的。“临高叙事”的叙事声音对此即便没有完全的意识，也是有着某种感知的。

由于这一原因，“临高叙事”往往在一些阶段性的节点，辟出章节以明末人的眼光和视角来审视穿越众及他们同明末社会的关系。第五卷的“芳草地参观记”（第108节到115节）就是这样一个叙事部分，该部分通过临高士人参观团中士人领袖刘大霖的视角，对集初小部、高小部、中学部、师范部、学习院、专业培训部和扫盲部七大教育部门为一体的“芳草地学校”进行了系统的审视，并反思了封建阶级以阶层晋升为目的的“古典知识”在经世致用、创造物质力量的现代知识面前的无用性，这位曾经大力主张剿灭临高集团、维护道统的乡绅士人领袖，现在甚至也意识到了男女教育平权的重要性，甚至也对培养具有全新面貌的“新人”的“格物之学”教育体制大为钦羡，甚至能分析出澳洲人致富的道理——“与其说澳洲人(9)会赚钱不如说他们能做出更多的粮食布匹来才对。

而且他们造船修路又有秘法，修路又快，造船又大，东西少了可以从远方运入，多了又可以销售到外面去，调剂有无丰歉，既不会谷贱伤农，又不会百物腾贵，这样的搞法，澳洲人岂能不富”。参观后乘坐小火车返回的时候，这位举人“望着窗户外铁道旁的风景。恍惚间已经记不清澳洲人没来之前是什么样子了，似乎文澜河对岸冒着烟的工厂从开天辟地就一直存在似的。还有连成一片的良田，澳洲人为自己的移民新建的村落里成排的房屋……田地里往来劳作的农民和郁郁葱葱的长势，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年。丰年，临高在澳洲人来到之前，似乎从没有丰年。”——“‘真美啊，可惜……’刘大霖喃喃地嘟哝。

‘老爷可惜什么呀？’问话的是刘大霖家的赵管家的孙女。可惜什么？刘大霖突然觉得自己也不知道可惜什么，抚摸着赵家孙女的头，良久才说：‘这临高真美啊，可惜呀，我身子不中用，没什么用了。’”（第五卷116节）临高穿越众的事业不断培养土著的新人，也改变了明代有识士人的观念，“五百穿越众”启蒙“祖先”的历史象征性表述构成了一道奇特的叙事景观。

四、现实借全新的叙事机制“照进”历史

这道奇特的叙事景观有它自身的现实性，“临高叙事”的行为动机绝非凭空出现。无论在集体参与的写作形式方面，还是在以大体量、全方位、集群化的现代工业建设为国族历史想象基础的叙事内容方面，“临高叙事”都是新的历史时代的物质条件和观念条件的产物，是新时代精神生产力的现实产物。从“临高”的这种写作形式来说，互联网进入BBS时代以后，20世纪60-70年代风靡的“桌上游戏（Board Game）”很快与互联网相结合，转换为以BBS媒介的多ID叙事网上接龙书写形式，并很快发展成多ID在同一系列规则设定下的超文本书写活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电子游戏产业中开发的《大航海》等以历史背景为基础设定的单人游戏向互联网多人联机网游的发展，多ID的“架空”想象、创造性书写和超文本链接的新叙事形式的媒体融合初具可能。

也正是在世纪之交，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促生的一批中文阅读与书写平台，使网络历史类桌游和叙事文学的互联网生产的媒体融合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西方世界诞生并流行的“桌游”，竞技理念和博弈规则带着“机运+计谋”的“自然权利”这一19世纪市场意识形态的余晖，而在互联网平台基础上风靡西方的“废土生存”游戏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业化时代的“重农主义”的联机游戏。这些游戏仅仅是游戏，而由之衍生出的网文幻想性质大于历史想象的性质。就内容而言，世纪之交的中国网文叙事在起点上、抱负上要比虚拟楼盘和股票交易、幻想都市和废土生存之类的叙事在规模和体量上要大得多。

可以说，21世纪初的中国网络写作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利用新的媒介形式和互联网平台进行着相当“硬核”的题材探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2年到2005年，这类题材的中文写作以“军事战略”为主流，许多作品对地缘政治、国际政治运作的博弈进行架构，反映着作者对国族间国防、社会、教育、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竞争的构拟，也反映着作者们尚属幼稚、较为偏激的爱国主义热情， 这类作品里比较完整的有《从春秋走向战国》《醒狮》《2009，台海战争》《参谋长日记系列》等(10)。

热情的沉淀，带来冷静的思考。在战略推演上走出困境，必须落实为更为实际的战术改进。这一必然的逻辑使更多的参与者们在军事细节、军工、经济运作、科技、能源、材料等题材中分别进行叙事实验，因此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产业文”，这些产业文的作者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性行业知识，穿越回某个“成问题”的历史节点，重新“复盘” 具体行业的典型困境，以专业方式在“过去的危机”节点上扳动历史的道岔。《工业霸主》《大国重工》（作者齐橙，起点中文网）就是从众多这类网文中胜出的作品。

与此同时，参与人数更多，“修复历史”时段更长、工业化平台更大的书写实践也在中文互联网写作平台上展开，SC论坛2008年出现了《天变：崇祯二年》群穿 ID 网络接龙，由此衍生出三组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叙事超文本，它们分别是《迷失在1629》（陆双鹤主笔，起点中文网，2009年起）、《1622》（石斑鱼主笔，起点中文网，2009年起）、《临高启明》（吹牛者主笔，2009年起）。

《临高启明》正是桌游、BBS、中文写作平台的媒体融合这一精神生产物质条件与“工业党”观念自觉相结合的产物(11)。

我们应该看到，“临高叙事”之所以成为一种持久不衰的网络文学现象，与中国当代的社会历史现实有着重要的联系。1999年“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让中国知识青年感知到帝国主义的太平洋战略侧重的转移，并且意识到GDP增长只具有统计指标的意义，而拥有以强大科技为依托的高精尖国防军工事业后盾才能保证中国从崛起走向不断的强大。更多的知识青年从此不得不透过种种表象，认清当代世界格局是现代世界大历史的逻辑延续。

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还未结束，千百万个重农主义“鲁滨逊”就在资本增殖的刺激之下走出他们的“自然领地”，在历史舞台上相遭遇、相竞争，竞逐利润而投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最后不得不根据利益冲突的大小结成更大的联盟和集团，继之以由“利维坦式”国家主体为代表，在更高的历史层级上进行利润争夺、军事竞赛和财富分配。自那时起，“各竞其力”的“活力论”原则，不仅牢固地树立起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体系、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也在商品生产剩余价值增量需求的压力下，在资源、劳动力、原材料掠夺的工业竞争、商品定价权争夺及其武力保障的压力下，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的互动式增长。

19世纪末到20世纪，“苏维埃”社会规划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路径之外另辟一途，取得了宝贵的历史性经验，20世纪60年代，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对“中心”的反抗也取得过历史性的成功，而这两个伟大的人类历史实践创举在东方的成就无疑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亲历、参与和共享的历史经验。然而，20世纪的后30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放弃了对“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体系的围剿，相反，随着苏东剧变，第三世界国家多数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苏联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历史性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技术更新率和工业结构的失败。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青年通过他们切身感受到的那些历史事件认识到，不断发展、壮大并屹立于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必将构成下一个被围堵的目标。要使中国这条巨轮走出历史的峡谷，就须以现实历史为鉴，在军事国防、民生日用的标准化、可升级的工业建设的完备性、先进性和结构合理性上占据历史优势。这不仅仅是知识青年们的认识，也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国家共识。

1999年的十年之后，2009年国庆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庞大的机械化方队和空中编队宣示了这一国家共识。“工业党”(12)的命名和称呼就在同一时期不胫而走，《临高启明》的众ID们正在这一时期在BBS论坛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表征行动。“临高”的规划者和前五卷的主要角色之一“马千瞩”和他的同仁们著有一本《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真实地披露了1999年进入“理智之年”的中国知识青年的家国抱负(13)。在序言“大变局是一种力量，应变也是一种力量”中，作者们谈及2009年国庆大阅兵对他们的精神洗礼作用，指出正是这场阅兵，使他们意识到，强大的国防工业，涉及的是一个完全的现代工业社会体系，需要金融、农业、科研、生产、销售、服务、管理等部门的协同运作。这也正是“临高五百众”投入集体的想象世界中分工协作、攻略“新位面”的深层动机。

换言之，借助“位面折叠”进行的“临高叙事”实验，以及“五百众”在这个时空中进行的历史“构拟”，归根到底是以现代国家观念和工业文明理念对晚明以来的历史进行想象性“复盘”，在一个“平行时空”中，用叙事中的充裕的资金、物资和技术支撑，建成既涉及经济，也涉及文化教育，既涉及重工业，也涉及轻工业、农业，既涉及工业生产，也涉及基本建设的标准化、现代化的生产体系。1630年的临高角夜晚不再宁静，

夜晚的静谧被远处的博铺造船厂打破。厂房灯火通明，淹没了夜空中靠近海平线的星光，烟囱里时不时地喷出一束束的火星，恰如点着的焰火。锅炉放出嘶哑的蒸汽声，吊斗在天床上低声嗥叫，吊车哒哒直响，绞盘机刹车时发出小猪仔一样的尖喊，蒸汽机单调的轰嗵作响，汇合着铁器捶打的哗啷声和锯木机的吱吱尖叫，整个工厂就像一头被夜幕隐藏了轮廓的巨兽。正匍匐在海滩上，用它强大的铁肺呼吸。（第四卷第460节）

这架庞大的工业巨构还将不断增长。它所依赖的将是来自17世纪辽东、登莱、广州、澳门、台湾、越南、马来西亚，以及更远的欧洲、美洲等地方的原料、人力、商品、物流、粮食、能源的支持。如果说“临高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解决自身生存、安全和发展问题的方针出发，着力解决“粮棉炭钢”的民生保障和基础工业生产必需品的问题，还可以进行地区内部积累的话，随着“临高”的工业“总盘”的必然扩大，如何从美洲、南亚获得橡胶以升级交通运输，如何从越南获得大米以保障粮食储备等现实问题必将日益紧迫，而这些绝非是纯粹的贸易经济问题，经济从来是“政治经济”，“临高体制”必将越来越复杂地卷入17世纪世界体系的历史结构。尽管开始时，“临高”叙事的参与者不无游戏态度，但自叙事情节按照历史的逻辑从内部积累过渡为扩大积累之后，经济压力已经渗入了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欧殖民者、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而叙事态度也越来越趋向于严肃、慎重。

因此，尽管在一开始，叙事参与者们充满了掌握现代工业文明秘密的自信，但随着与新位面各种交错的权力、阶级、阶层的博弈的深化，这份“工业自信”越来越需要某种“战略智慧”的保障，而随着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原料危机、合格的劳动力危机、临高“权力中心”各部委与“外派工作站”的“统和放”的矛盾以及责权关系危机的暴露，叙事情节也不得不按照历史的现实逻辑不断进行调整。这盘“游戏”越玩越“惊心动魄”，穿越来的玩家没有任何“开外挂”的可能，只能沿着历史的现实逻辑走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敌我”的划分在叙事中不再是“五百众”同“旧世界”的划分，而是变得愈加复杂。

在这种形势下，“穿越众”们不得不改正最初对土著所采取的纯然统计学式的漠然态度，而日益紧密地同“归化民” 结成坚实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辩证法隐秘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承担临高工、农、商、学、军、教、科、文、卫等机构运行工作的归化民“干部和群众”也将实现更加自觉的“自我启蒙”，他们的伦理反思也将愈加深入。

这场“惊心动魄”的严肃游戏如果有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可以推测，在未来的临高叙事中， “穿越众”及明代土著追随者们与这个位面的旧世界的矛盾将更细致地展开，那将是更为系统的生产斗争、经济竞争、政治角力和文明冲突。同样可以推测，在这一过程中，斗争越激烈，“穿越众”和作为他们“先辈”的“土著”之间也越将在政治、经济、科学、道德上实现全新的融合， 而“临高叙事”对历史的“复盘”，将转变为对一个新的中国“文明民族”诞生的构拟。

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不能重来，“野望”或“抱负”终究取代不了真实的、人民的历史实践。但是，未来时间、现在时间和过去时间交叠的“白日梦”机制也是现实的个人心理、社会心理机制。虚构毕竟是小说自诞生以来就具有的“构成性功能”，具有活力的小说从来是感应着历史的脉搏、获得了逻辑现实性的虚构。想象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不正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现实期待吗？

本文注释：

(1) 见《临高启明》第三卷第237节。

(2) 有关《临高启明》的创作缘起、发展和定型之后的写作网络机制，参见李强：《“集体智慧”的多重变奏》，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3) 《明史 袁崇焕传》，见《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阙勋吾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05页。

(4) 第三任长官为彼得讷茨。1629年彼得纳茨向荷兰当局提交了《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报告》，见甘为霖（Wm. Campbell）：《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Formosa under the Dutch), 载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7-104页。

(5) 有关17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开始的白银货币危机与明王朝危机的关系，参见韩毓海：“重写《甲申三百年祭》”，见《五百年来谁著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61-175页。

(6) 见鲁思列维塔斯：《乌托邦之概念》，李广益、范轶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6-59 页。应该指出的是，“临高”叙事在技术专家治国、立足科学原则从事经济计划、倚重工业领袖和科学家工程师治理社会等方面与圣西门主义有某种相似， 但是，较之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临高”叙事对历史情境中的政治经济结构性的关系有更为明确的意识。圣西门所组织的知识精英运动的人才都来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而临高“五百众”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实践要完备得多。

(7) 这一“集体”成员构成基本为40岁及以下的青年群体，“根据读者组织的问卷调查统计，《临高启明》的读者中，男性比例达到95.82%。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达到55.04%，30-40岁之间的占23.78%。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92.13%。目前生活于一线城市的占43.7%，二三线城市的占43.02%。读者中正在上学的比例占36.6%，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10.5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 7.26%），制造业（占6.38%）。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下的占33.35%，10万-100万的占63.57%，100万以上的占3.08%”，转引自李强 《“集体智慧”的多重变奏》。

(8) “临高叙事”在描述权力建设的时候，有比较多的篇幅涉及先进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叙事者明显意识到，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业体系不可能是权力保障的基础，相反，这一基础涉及有效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系统规约的生命政治和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规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可以看出，“穿越众”在群众教育中贯彻了多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文化部门”“出版印刷及发行部门” 和“农委会”以年画为宣传契机，在春节印刷、发放“劝农年画”，“劝农年画是现在印刷厂的主打产品，不仅外销量巨大，内 销的需求也是非常大，在信息传播并不发达的古代，一张年画的宣传效果是所有宣传中最深入普通民众的，毕竟认识字的人非常 少，但看的懂图画的人很多……

预计在 1633 年出版发行的新劝农年画题材一共准备了二十个题材，均为木刻套色印刷：‘推广病虫害防治，夺取农业高产’‘科学积肥’‘种植绿肥好’‘庭院经济收益大’‘稻田养殖’‘不浪费一寸土地，推广十边种植’‘种植蓖麻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第六卷46 节）。

(9) “穿越众”对外宣称自己是宋朝后裔，先祖在南宋末为避战乱流亡“澳洲”，故此被明朝人称为“澳洲人”，又由于穿越众皆不蓄发，留现代发型，也被明朝士人称为“髡贼”，但有意味的是，此前曾大力主张并策划组织“剿髡”的自唐代置县以来第一位进士刘 大霖如今已经不再称他们“髡贼”了。

(10) 参看

https://m.weibo.cn/1158166641/4415710916437549.

(11) 卢南峰、吴靖在《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中对“工业党意识“与“穿越小说”的意识形态诉求间关系有系统的分析，该文敏锐地指出，以穿越形式“重构”历史是表象，背后是工业文化背景的青年知识主体在新历史语境中对国家至上、民族独立、富强的政治自觉认同，而强化这一认同的基本手段和要达成的目标则是“用工业化程度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问题”。见《东方学刊》，创刊号，第 52 页。

(12) “工业党”是秉持“技术体系水准决定人类社会”这一理念的群体不无戏谑的自称。王小东《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载《绿叶》，2011年第1期）一文使该词汇很快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称呼。

(13) “马千瞩”，本名任冲昊，1981年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专业，曾担任过路桥设计院的土木工程师，对历史、政治、军事等问题都有涉猎。与王巍、周小路、白熊合著《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宋晓军作序。“马千瞩”是D日穿越后临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者和重要的决策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