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种贵金属，在中国古代不但能够做各种首饰，还把它当成了货币使用。到了清朝我国还把白银当成了主要货币来使用，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关白银的故事。

人类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发现了白银，在现代人看来黄金的价值肯定是高于白银的，但是遥远的古代人们可并不这么认为。原来白银因为其特殊的化学性质，虽然在地球上的储量远比黄金要丰富，但是它被人类发现和应用的时间要晚于黄金。在几千年钱，人类开采银矿并不比金矿简单，物以稀为贵，这也使得白银的价格甚至比黄金还要贵！

考古学家在古埃及的法典中就发现了有意思的规定，埃及人开采的白银比黄金还少，因此当时白银的价格居然是黄金的两倍！即便是到了几百年前，在一些白银储量稀少的国家，白银的价值也和黄金差不多。比如说到了17世纪，日本的黄金和白银价格还是对等的，要是能够穿越到那个时候拿白银去兑换黄金恐怕是要赚翻了！

中国古代也一直把白银当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但实际上白银在古代的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比较高，相当于现在面值特别大的钞票，购买力也很大，因此一般的平民百姓买东西根本用不上白银。历朝历代虽然都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度量衡等原因，导致咱们无法知道古代白银的价值，在中国的很多历史著作中，为了清晰的表示货币的购买力，往往使用粮食的价格衡量。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波动并不是很大，而且古代官员的俸禄很多都是粮食，通过古代的粮食的价格可以大致推算出白银的购买力和价值。

以唐朝开元年间为例，但是一斗米的价格为5文钱，一两银子可以折算成1000文铜钱，也就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200斗米，也就是20石。唐朝1石约为现在的59公斤，也就说1两白银能够购买59*20=1180公斤大米，以现在一斤大米1.75就算可以算出，唐朝的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4000多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所以说古装剧中，动不动就拿白银购买东西显然是不合理的，就算是通货膨胀再严重，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在古代购买力也非常大。当然了宋朝之后随着白银产量的增加，白银的购买力也逐渐降低，明清两代才把白银当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在此之前人们要是出去买东西拿出白银，怕不是会被当成傻子啊！

现在多少人民币，能兑换古代一两银子？来看看你月收入是几两？

货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物品，虽然现在我们一般都用手机直接付钱，但货币在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古代，货币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大概是没有金钱的意识，所以一开始是没有货币的。慢慢地，出现了以物换物，到后来，几种易于携带的、人们普遍认为值钱的就成了可以交换普通物品的媒介，比如贝壳、金银器等。古代的货币非常混乱，不同朝代不同地区都有属于自己流通的货币，这就和方言一样，各有不同。

我们现在见到古代的货币一般是在古装剧中，演员要买东西或是施舍乞丐时便会拿出一锭银子或是一点点细碎的白银。我们光凭肉眼就可以判断出一锭银子和细碎的银两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可是这区别到底是多少呢？要是和现在的人民币相比，分别是多少呢？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别是秦汉以前。到了秦朝，秦始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后才使货币有了可以和现代钱币相比较的条件。当时一枚标准的圆形方孔钱大概是现在的二毛钱，而1000~1500个文钱可以兑换一两白银，所以一两白银大约是现在的两百块。价值最高的就数黄金了，一两黄金相当于十两白银，就是人民币约两千块。所以当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帝王赏赐给功臣好几箱放着整整齐齐的黄金时，可想而知皇室是多么的富有了。一些贫穷的人去买东西时给出的碎碎的银子，就是现在的差不多一块钱，可见古代的物价也不是很贵。

钱币最多的朝代要数宋朝了，宋朝因为政局不稳，常常改变货币的种类，最后统计出来的钱币竟然有四十三中之多，这还是不包括大小和书法的版本变化。宋朝币文的变化一共有六种，分别是宝文之变、书体之变、字位之变等，而且宋代是金银大量流通，不排除有通货膨胀的可能。

最后是清朝后期其实也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各种被迫的割地赔款，导致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困苦。那时候老百姓手中的钱币虽然不多，但是能买的东西却很少。到了民国时期，国军恶意的通货膨胀和外国的资本入侵使钱币更加贬值，但现在，人民币的汇率一直很稳定。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大家有所收获吗？

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史就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史的整体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

——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序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写出的《白银帝国 — 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其中考察从960年建立的宋朝至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000余年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和“纠结”的“银线”。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比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学家认为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所以，相比较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导致了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同时和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

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钱币。然而，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渡稀缺，在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纸币试验构成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货膨胀引发了白银的崛起的结论。

（宋代纸币交子与会子，来自网络，《白银帝国》彩色插图）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生活，而且政府岁入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这样，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这里值得提及南宋的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和腐败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银帝国》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彻底商业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也并没有给他其他的更多机会，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成为了“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铜和铜钱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焕发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各种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英宗的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几乎同时，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30年，张居正创立“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义，在这一百年之中的白银需求发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发生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实行的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几近一个世纪。

（钱币与银锭，来自《白银帝国》）

（3）“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 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较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满清统治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界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和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白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540年代。从此，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催生了社会的诸多变革。正是因为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银帝国》中特别提到了，“《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从1540年代作为起点，即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因此也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崔瑞德和牟复礼（Denis C. Twitchett，Frederick W. 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两个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因为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的分裂，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所以，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原因很多，但是，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和通货膨胀，国家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了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在英国也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明朝作为“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6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4）“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较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

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双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白银帝国》彩色插图，西方视野中乾隆见外国使节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至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银银比价“和“双重汇价”的交叉影响。

“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透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透过金实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银主要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价周期显着缩短。自1870年代，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愈来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关系”，源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因为“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于是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八十余年“洋厘”行市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5）“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自然确立了“银本位”。从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 “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到光绪年间（1884—1908）中后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在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渐形成中国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提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币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包括在于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琪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绝。这是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银”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销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的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宣统二年（1910），朝廷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即“龙洋”。清末中国究竟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银钱平行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在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会。顺便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在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身。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于中国的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1920 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价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债和物价，一句话，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至19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19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贷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时代，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体系，这不等于南京政府时代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政府断然选择1933年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两改元”是逆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6）“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九三四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五百余年所未有，引爆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济的主要环节，中国陷于全面经济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货膨胀。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经过中国和美国的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之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在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的进程，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货膨胀，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法币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白银帝国》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五六百年的循环。期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拒绝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斓，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在台湾，有一位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她的《银线》（China Upside Down）,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这本《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注：本文为徐瑾新著《白银帝国》

别被电视剧骗了，银子都是剪着花的，再有钱也不会说“不用找了”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越来越优越，人们手中能够支配的金钱也多了，与此同时社会中流通的货币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和货币息息相关，每件商品的价格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支付货币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零钱。但是，有一个问题很是让人疑惑，在古代使用银子来消费的时期，碎银子的价值是怎么衡量的？在社会上又怎么才能够方便流通呢？

银子，也叫白银，是古代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一种货币形式，既可以用来装饰也可以用来消费。成色较好的白银才会用于货币流通，因上面有一些细小的纹路，又被称为纹银，成色差点的就是低银。此外，每块白银的重量是不同的，所以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人们使用更多的是碎银子，那么这种碎银子有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它又是从何而来的？

其实，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下个馆子就动辄掏出一个大银锭子，还豪气的说：不用找了！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要知道白银在古代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货币，老百姓接触最多的还是铜钱，所以能够用上白银的都是境况较好的人家，但是也不会花钱如此大手大脚，所以不要被电视剧骗了，古代的元宝都是剪着花的。

银子的延展性比较好，也就是说它的硬度比较低，就算是用剪刀也可以剪得动，所以古代的人们在实际的货币沟通中会用剪刀将大块的银锭子剪成小块，然后用一种叫做“戥子”的小型称量工具来称出实际重量，然后就可以用来买东西了。

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方便找零，另一方面银子在流通过程中会不断地磨损，时间长了就会减少重量，所以它的价值并不是固定的。古代商家在收钱的时候不会根据你支付的银子大小来判定它的价值，而是会根据它的实际重量来断定价值。很多做生意非常精明的商家，因为长期跟银子打交道，所以就练出了一手好活，只要上手一掂就可以推算出碎银的重量。

由于社会发展情况的不同，每个朝代的银子所代表的实际价值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按照如今我们使用的人民币来兑换的话，盛唐时期的一两银子大致可以换到现在的3000元；同样的银子放到北宋就只能换到1600元；到了晚清一两银子就能换成如今的400多元。可见，白银不但是一种货币形式，也能够反映出来所处时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可见，电视剧中的公子哥们轻松的就掏5两银子在街头买个发钗送心上人，或者出去吃顿饭就拿出五十两白银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在清朝，花上2000块买个发饰，花上20000块下一次馆子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过，想想大家花钱都是一点点剪出来的，还是挺有趣的。

在很多古装影视剧里，我们都能看到人们打尖吃饭，都是付的是银子，而且在一些影片中，吃一顿饭经常要几两，而回顾银子作为生意的流通货币开始，从古至今已有一两千年，那么我们好奇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穿越了，去哪个朝代好，赚钱快，走向人上巅峰，哈哈哈！！！劝大伙还是别做梦了，大白天的，还不如算算古代一两银子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多少钱呢？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古代”这个概念实在太大，春秋战国是古代，秦汉魏晋是古代，唐宋元明是古代，鸦片战争以前都算是古代，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古代跨越了几千年，这几千年当中银子的购买力怎么可能一成不变？还有，银子跟银子也不一样，有成色很好的“九八足银”（含纯银98％以上），有成色很差的“八五杂银”（含纯银85％左右），也有虚拟的仅作为计价标准的“纹银”（含纯银93.5％），它们的购买力肯定有区别吧？另外我们还得考虑地域差别，同一个时代，同样的银子，在京城可能不值钱，去乡下却可能很值钱。最后，一两银子在不同朝代的重量也不一样，东汉的“两”很轻，一两不到十五克，唐朝的“两”很重，一两超过四十克。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加上很多限制条件：请问您指的是哪一年的、哪个地方的、什么成色的一两银子？

国际白银现价为16.435美元每盎司，换算下大约为3.7元每克，古代一两白银大约为40克，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48元。那不是说我们每个月上下也是古代几十两银子收入啦？

No，你这样算就太天真了！不要觉得我们现在有多厉害，盛唐时期，当时的一两银子折合为1000文铜钱，而当时的大米就只有5文钱一斗米，于是就可以买200斗米，一石等于10斗，所以一两银子可买20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就是一两等于4000元人民币，你说多不多？

就是宋朝都比我们舒服多了，吃喝玩乐，文艺典雅也没社会压力。西门庆给朋友在县城买个“前后四间房”花了35两银子，这四间房是什么概念，我们粗鲁的认为是三室一厅毛坯光板房，面积怎么也有80平吧。以我农村老家为例，盖一栋一层的也差不多五六万上下，这样算下来一两银子差不多2000元。

而又让我们来看看19世纪，清朝上下不争气，白银大量外流，北京市面上的白银分碎银、银锭和银元三种。碎银和银锭都是“国产”的，成色不一，作者以纹银为例，计算出一两银子的标准重量：37.31克，以及一两纹银所含纯银的重量：34.9克。像这样的一两银子，在公元1884年的北京能买到七十多斤（市斤）普通大米，鉴于现在普通大米每斤卖到两三元左右，可以估算出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现在200多元（仅就买米而言）。银元也是19世纪北京的常见货币，清朝政府铸造银元较晚，当时中国的银元主要靠“进口”，有来自墨西哥的鹰洋、来自英国的站洋、来自日本的龙洋（后来光绪年间铸造的银元也叫“龙洋”）。

而到了民国以后，银子慢慢就退出货币舞台了，总的来说一两银子折合到今天，比较靠谱的估值范围应该是150～200元人民币。现在银子大都以首饰、物件等形式存在更具价值！

所以回顾古今，我们发现，时代不同了，政策不一样，货币价值也不一样了。不过不管怎样，现在的我们丰衣足食，不会像古代经常闹饥荒，就别想着穿越的事了，现在小日子过得幸福就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