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影响最大、危害最为严重的会道门组织。

在民国(1912～1949)前20年的纷乱政治气氛中，曾经被清政府视作“白莲教”或者“邪教”取缔的一些宗教组织，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悄然出现，并以全新、改头换面的姿态公然扩大宗教版图。1912年第一批正式注册的宗教机构在中国成立，其中几个更成为现代性的全国机构，它们是以宗教、慈善或公共福利的身份在国家注册，拥有全国性、省市分支的大型组织，借助更加现代化、学术化的语言，把基督教、伊斯兰教合并到传统的三教之中，进而试图发展出使三教合一的传统观念能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教义。它们尊敬万教的创立者(老子、孔夫子、佛陀、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举行仪式来避免“三期末劫”的世界末日。它们拥有自己的经文、哲学体系、礼拜仪式(简化自儒、佛、道的文献)、公众的参与模式和全国性的分级架构。因此，比起传统的佛教、道教和儒教制度，它们实际上更接近已经成为民国时期新兴“宗教”范式的教会。它们其中的几个在民国时期的头几年就在官方登记注册为宗教机构，并在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的反迷信论战中极少被作为打击对象。

诸暨历史上的会道门有一贯道、同善社、哈喇教、长生道、同觉善善坛、普救坛、诚德坛、诚一坛等宗教团体。道徒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多以设坛扶乩宣传迷信，骗取钱财。或散布谣言，破坏人民政权。解放初期，全县有会道门组织47个，道徒1.55万人。通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多已经停止公开活动。1951年，县民政局对全县会道门进行摸排，有一贯道、同善社、哈喇教、大仙坛、天善坛、积善坛、念善坛、无为道、得天独厚天道、救苦道（随便道）、长生道、子孙道等反动会道门12个，有坛97个、坛主232名、道亲2778名。1952年10月，诸暨县人民政府发布《取缔一贯道、同善社、哈喇教等会道门的布告》，县公安局广泛宣传，登记道首725名，取缔会道门23种，一般道徒经教育后均退道。

觉云轩的崛起

中国的神道设教自古已然，乩坛之设由来已久。民国六年（1917）年，在诸暨浣江堤畔南隅袁宅中，寡妇周袁氏自称普惠真人[1]附体，借口宣化，指示问津扶乩。未几，为地方所景仰，有信士袁光信、陈维岳、沈鸣谦诸辈十余人联名吁天，由鸾盘[2]得神谕，昌设觉世之坛[3]，此为觉云轩之雏形。民国九年（1920）三月，葛禹梁、袁光兴、陈维岳、王鼎铭、寿仁涵、沈鸣谦、郭乃钊、俞东海等人开始筹建，始名义新社[4]。社于登仕桥里城隍庙内，称为善善坛，前冠以觉世为名，称为觉世善善坛，轩名觉云。赵懋勋、郦凤翔、郦章富等任其事。迨仲夏，请命迁入江东陈氏宗祠内，渐进渐创，门下景仰者日众。初奉谟罕真人喻，任寿任涵、吴日照为乩生，通宵达旦侍奉乩侧。赵、郭、沈、陈、郦、葛为之维护外场。王功生誊写语录，内容多为救生渡化等，创刊《救劫慈航》《显微镜》等书，以神圣为名赐方施药，并传以静坐、丹砂等法，一时间传遍通衢，老幼咸知。[5]

真正觉云轩发展壮大的契机是浙江壬戌水灾。民国壬戌（1922）之秋山洪爆发，大体而言，这次灾情“自4月份余杭因淫雨而暴发山洪开始，5、6月间，金、衢、宁、绍、台、处及湖属各地均发生大水。7月，新安江、衢江、婺江、笤溪、浦阳江、曹娥江、雨江、椒江、瓯江诸水并涨，沿江各县无不成灾。8、9月，温台两属又因台风带来暴雨酿成水灾。时近半年，灾区达55县市。[6]

浙江壬戌水灾虽历时半年，受灾数次，但导致重灾主要在8、9月。“旧历六月十四、十五两日，大雨如注，益以飓风，山洪徒发，江水飞涨，平地水深数丈，一时被灾者至数十县之广，就中尤以浙东之义乌、东阳、金华、永康、诸暨、奉化、嵊县等处受灾更为严重。而沿江一带全村漂没，片瓦不留者甚多；近海之处，更无侥幸，如平湖、海盐二县海塘被风吹坍百余丈，冲没尤巨。乃时隔不久，又复风雨交作，同月二十一、二十二等日，水势浩大……旬日之间，一再浸害，田庐牲畜，十去六七，人口死亡约计万数，且时际立秋前后，适为新谷收获之期，经此大水，不但熟谷尽付洪流，即秋作亦已绝望。积尸蔽途，哀鸿遍野，其凄惨状况，实不忍睹。天灾之重，灾区之广，有无过于吾浙此次者。”[7]《越铎日报》自8月8日至14日连续7天以“8月6日夜大风为灾”为题，详细报道绍属各地这次风水为灾情况[8]。据9月绍兴对灾情实地查勘，“全邑被灾者二百四十五村，稻田冲毁三万二千五百八十亩，倒屋二万零七十九间，塘坝冲毁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五丈，桥倾五十一座，路坏八千三百九十丈，山崩七千丈，损失约二千三百余万元。” [9]绍属诸暨8月6日晚“忽起狂风，既而洪水暴至。南区自牌头镇溃堤而下，东区一面自斯宅溃堤而下……一面自乌岩蔡溃堤而下……数十村沿江房屋半被冲毁，死者无数，浮尸蔽江而下，惨不忍睹，已捞起者六七百人，民田数十万亩尽成砂砾……洪水中饥不得食者十余万人，灾区及数百里。”[10]这还仅仅是8月6日受灾情况，其实诸暨仅“八月中两星期内，飓风挟骤雨以至者，竟一再不已而达于三”，县城被大水浸入，“水灾之重，实为近世所罕见”[11]。据统计，诸暨境内4次的台风袭击，洪水冲毁堤防20余公里，69个湖决堤，淹没田地56.32万亩、沙淤9.85万亩、冲决7.91万亩，毁房3万余间，溺死及失踪4000余人。

这次水灾的严重性还远不仅此，通常与大灾相伴的饥民蜂起、盗贼横行、疫病蔓延等诸多社会问题也与壬戌水灾相伴而生。1922年报载诸暨灾后“土匪势甚猖獗，……杀人放火，屡见迭出，居民受害不堪胜计”[12]。诸暨匪首吴桂法甚至公开张贴布告招兵添将，每人月薪十元起至百元不等，当地灾民因家无颗粒，加入者实繁有徒，以致匪势益烈[13]。总之，浙江壬戌水灾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危害之大，均为浙江灾荒史上所罕见。

壬戌特大水灾发生后，灾民急贩以及随之而来的冬赈、春赈，水毁道路、桥梁及堤坝塘堰等水利设施的修复需款孔亟且浩大。8月19日，浙江省长公署立即向重灾的会稽、金华所属的嵊县、诸暨、新昌、义乌、永康、东阳、金华、浦江、缙云拨急赈款3万元。至9月23日，省公署通过省财政厅拨发的急赈款已达12.15万元。在民间赈款一时难集的情况下，省公署拨款对于灾后急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对于这次救灾比较重视，并确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但灾区广阔，灾情严重，舆论预计绍属七邑重灾后要恢复原状，“非百万不办”[14]。而“公家财政奇绌”，仅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担当救灾和灾后重建重任的。事实上，省内外各种民间社会力量在这次救灾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灾发生后，浙江省内各界人士纷纷成立各种救灾组织，开展筹款、调查、放贩等救灾工作。9月23日，省城杭州成立了由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省长张载阳任会长，王芗泉任理事长，金润泉、俞炜任副理事长的浙江壬戌水灾筹贩会。如上所述，该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形式上“由各界组织而成”具体办赈人员，主要是绅商两界著名人士。

8月14日，诸暨县知事金鼎铭召集绅商筹议，在县参事会成立诸暨水灾救济事务所，并任主任。[15]

由于水淹全邑，田畴庐舍大率冲毁，其尤为惨目者浮厝之棺随水漂流数以千计。除沉沦尾阊者外，其遇救捞获及因障搁浅者尚不计其数。其大祲之后无力营葬，败棺枯骸日久暴露。在这样的背景下，延至次年（1923），寿锡恭、张池香筹集款项在南乡收埋二百余具，而江东及东乡一带由沈鸣谦、黄乃庚等担任掩埋亦不下百余具。时南屏[16]弟子，时任诸暨县县长汪莹，以同人办事可与为善，爰召集各界慈善家议令推广范围，妥筹永久办法。于是依照上海济生总会章程组织分会，以与上海济生会相联络。（上海中国济生会的前身是集云轩，属于金盖山全真嗣龙门支派，隶属金盖山云巢总坛。同时也是一个兼南屏派济公信仰，具有佛教色彩的一个民间团体，把金盖山系统和济公系统进行了非常本质的融合。1915年冬，旅居上海的慈善人士在天津路富康里设坛扶乩，定名为集云轩。1916年10月25日，旅沪各省慈善家在集云轩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的慈善组织“上海中国济生会”。）这意味着诸暨觉云轩正式进入金盖山的云巢网络（关于金盖山云巢网络详见《芝山道院与金盖山嗣龙门派在诸暨的传承研究》，在此之前以陈氏家族为代表进入诸暨的云坛系统没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并且同时接受了上海集云轩的领导。并公推寿锡恭为会长，沈鸣谦、赵赞勋为副会长。设立会址在觉云轩内，自是各项善举悉照章程次第兴办。[17]

而早在壬戌年五月十三日，暨邑大水初起之时，觉云轩的乩坛就以佛喻传诵《水劫神咒》，号称此咒非佛号，统系神名，若于本命之日虔诵千百遍，解水厄如平康。即或随水失足，但记水神五名，默念之，是有神灵护佑。其咒曰：“甲子神名曰穹隆，救度众生不溟蒙；丙子神名曰昊巍，救度众生出水宫……律令律令吽嘛哪，嘛哪嘛哪勅嘛嗫；誓愿奉行消厄难，谨敬修持感苍穹。”[18]随着8～9月份的洪水进一步肆虐，这些咒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遍，加上以官方为主导的济生会的成立，以上海广仁堂义赈会名义推义绅钟岳办理诸暨冬赈玉米、粟5 000袋，又续办春赈用玉米、粟10000石，并施放诸暨棉衣2000套，旧衣1000件，孩衣400件。并通过扶乩神灵降示的药方和符咒（许多被印行或登报），特别是在当时病疫流行期间，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在当时，诸暨觉云轩的济生堂[19]从事的慈善活动覆盖了所有的范围：施诊给药，施粥施衣，兴学恤孤，掩埋弃尸，惜字放生，宣讲善书等等。同时沈鸣谦等募集6000元，创设同济善堂于城内，施舍鳏寡孤独之极贫无靠者。岁定60名，每人每年米一石二斗，按季领米。[20]

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从衰亡走向新生的过程中，政局格外混乱、动荡。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大革命运动等一次次席卷中华大地，广大百姓承受着社会变革的阵痛。现实的无助易促使人们逃向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而壬戌水灾成为民国灾荒编年史上的重点，这场大水直接导致民众谋生艰难，在现实苦难的压迫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软弱和无助，更易于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苦难，信仰直接成为人们争取或改善经济权利的一种手段。同时人心日久的儒家学说随着专制政权的垮台而声名扫地。权威真空，意识形态失范，各种思潮混杂并生，泥沙俱沉。各种文化论战此起彼伏，显示了人们重建规范的努力，也暗示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失范的现实。同时佛教和道教也由于缺乏政权的支持，加上战争的破坏，在城市中日渐衰微，许多寺观庙宇或荒废或被改为学堂。这给鬼学复兴创造了契机，神秘主义异军突起，充斥其中。各种新式会道门纷纷出现，特别是佛道势力在大传统中受到挫折的同时，其活动却趋于民间化，与农村小传统进一步融合。特别是道教，其在宗教组织、理论上衰颓没落了，但是作为一种民众的宗教性文化却向更为广大的农村地区扩散和渗透，虽然教义、组织零散不成体系，但与民俗的结合却使其影响变得无处不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从而也扩大了民间宗教势力的社会基础。因此，就使得诸暨觉云轩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契机。

同善社的发展

随着觉云轩的不断壮大，原先位于陈氏宗祠的总坛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于是借佛喻，在民国甲子年（1924），筑云霄殿于小陶山，沈睿为云霄殿总司事。

新建的云霄殿位于小陶山（现花园岭顶），依山而建。基址由沈氏追远会捐助，为三层（进），正殿为三开间，第二层曰雨花厅，阁上为觉云轩，左厢上三间为龙门、南屏丰功堂，右厢三间亦如之，盖分乾坤左右。大殿左右各三间，左边为觉云轩施医局，右边为济生堂药材局，为利人博济而设立的非盈利性组织。殿前有桥曰“定慧”，达甬道而出云霄第一崇门（山门），并在云霄殿左侧外建厨房三间。[21]济生会设立在云霄殿后进内。

在此期间，觉云轩受到浙江省长张载阳和诸暨县长汪莹的影响，纳入了同善社系统，使同善堂为代表的觉云轩成为当时诸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教派。

实际上，诸暨觉云轩在同善社的基础上把金盖山系统和济公系统进行了非常本质的融合。正如我们所知，觉云轩最初是一个独立的扶乩社团，从1920年开始，有着的惊人发展，同时它也是上海中国济生会的地方分会。因此它接受了大量来自吕洞宾和济公的神谕，它的成员获龙门派和南屏派的双重承认。此外，觉云轩还融合了本地扶乩社团如“罗孚派”、“玄天真武派”、“大士派”等众多支派。大部分成员都同时拥有多个派别的身份，其最主要的成员则被神谕授予如天庭官员一般神圣职衔。[22]

作为觉云轩基础的同善社，先天道的一个支派，四川省永川县人彭汝珍创于光绪末年，活跃于民国时期。彭汝珍先入先天道，后自创同善社，实斋教之变相。清时湖南、湖北、四川诸省，有瑶池门、普度门，其源出于明季之白莲教。白莲教分五派，斋教其一也。斋教戒律颇严。同善社则但持十二戒，不禁茹荤、娶妻。而道法、仪式，一仍其旧。其说三教合一：佛为体，儒为理，道为用，遗体，遗理，言用，以鼻脊为“中道”，在《金刚经》“为应降服其心”之心，在《书经》为十六字心传之中，在《老子》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自谓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又曰：达摩至慧能为六祖，迄于今十六祖矣。一时信崇，遍于南北。其始倡此说者，则为彭姓、雷姓2人。清时有朱方旦者，谓“中道”在两眉之间，三根之上。方旦卒以邪教惑人伏诛。同善社的教义十分庞杂，几乎包括了所有邪教的异端邪说，以“无生老母”为宗主，兼拜弥勒、释迦、阿弥陀诸佛、玉皇大帝、文昌帝君、灶君、济公、孔子、老子、吕洞宾、关羽、张飞等圣贤或神怪，杂取儒释道三家言语，自诩“万法归一”。与其它邪教一样，也宣扬“三期末劫”，称“老东家（彭泰荣）可以接引大众获救。同善社开始建立之初，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强调入社只为强身健体，以“孔孟大道、设立善堂、坐练气功”为名，并派弟子向各地布道传教，以“气功”静坐方式，导引信徒冥想，借以进行思维控制，还大肆推行扶乩、通灵等巫术活动。1910年，同善社传入北京，民国六年（1917），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北京政府内务部备了案，公开成立了总社，名曰“洪信祥”。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同善社”熔佛教、道教与儒家学说于一炉，主张共同为善,故名同善社。

同善社于1912年先传到浙江宁波，后于浙江省省长张载阳设省社于杭州，组织迅速分布全省各地。由于张载阳凭据省长之位，劝人入社，从者如鹜，一时达官贵人，奔走于其门者，皆社徒也。全省46个县设立了先觉祠。其主要负责人有蔡天龙（湖州人）、孙济、胡一鸣（宁波人）、孔风香（衢州人）、胡之翅、蔡振刊（湖州人）等，并在上海金陵路明善书局内设有浙江省先觉祠总办公室。在各地同善堂内，每一善堂均有一“首事”与“副首事”，下分总务、文牍、出纳、宣化（吸收群众）、静静工（传授打座方法）等五股。社中最高首领称为“师尊”，全国仅一人。次曰“师弟”，全国四人。再次曰“顶航”，有二十余人。更次者称“保恩”、“开恩”、“正恩”、“天恩”，恩职名额无定。一般社员则称“众生”，互称曰“道友”。

同善社于1920年进入诸暨，与早先的扶乩团体进行了本质的融合，对外称作“觉云善善坛“存在。其内部体系按照同善社的准则运行。要求入社者必须诚实，并有一定的读写能力，有“介绍人”或“荐举人”、“引进人”，经介绍后，在神前焚香拈卜，以视准与不准，跪而求请，拈纸为团，使拈之，得“空”字则再求，必得“真”字才准入社。如已准者，交上一块大洋的“供果费”，然后选一黄道吉日，由恩职先生在黄表纸上写出简历，焚化烧掉，再带到神案前焚香燃烛三磕头。跪着随恩职先生一句一顿地“宣誓”，干(男)誓词中“警句”有“三纲常讲，八德永遵，倘有逾越，五雷霹身……”坤(女)的则把“三纲、八德”改为“三从四德”。[23]并立誓不泄露秘密，[24]同时指派另一个在坛成员，即“恩职”先生作为其师，密授道行。那些已经皈依的成员均有一个称作“派单”的证书。[25]入会的“同善社”会员被引进僻静佛堂，由“恩职”先生密授道行，传授练功健身的方法。同善社的核心修炼方式之一直接起源于先天道内丹法。道院的主要经书《太乙北极真经》，系1917年以吕洞宾名义扶乩得到。道院随后几十年出版了其它的内丹书。并宣称自己属于全真谱系，实践道家修炼方法。

与传统民间宗教相似，静坐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该坛由此有了一套自己的静坐方法。并规定了具体的修坐方法，先盘腿坐在蒲团上，右足在内，左足在外，手扣合同，右手的拇指尖按住左手无名指的第三节上，左手的拇指尖按在左手中指第一节上，其余的指头通通并拢微屈，然后微闭双目，右眼向左，左眼向右，有如“斗眼”一般。微视“性宫”，这个“性宫”就在两个眼角之间。入了社的人，就要照此姿势或在社，或在家静心屏息地每天早晚打坐一二小时，还要闭嘴叩齿，不住地穷嚼，这是修炼的“初级阶段”

不少身有痼疾投医无效者，入道打坐后渐渐好转，于是越发迷信。打座的工夫，以层计，自初层至十六层。初层中示以“中道”，次示以督、任、冲脉，及丹田、命门、气海部位；小又次示以五方，头为南方，气海为北方，背为东方，两乳间为西方，四方之中谓之中宫；次第至十六层。四层以后，按层收费，分层标准视其纯银多少。

在此同时，另一个与济生会息息相关的乩堂，是从1860年代以来在江南兴起的济公乩坛，它们的祖坛是在杭州。他们不仅按照与金盖山系统坛场完全相似的模式运作，而且通常实际上与其混为一体。[26]而济生会，则是作为济公乩堂外在善堂身份的慈善社团。而济公乩堂，自称其派别为南屏派，在谱系上是临济宗的分派，其运作则如吕洞宾的龙门派一样，俗居弟子通过扶乩获得一个派名。而一些金盖山系统的分坛则也从济公那里得受部分降示，[27]如同当时许多济公坛也从吕洞宾那里接受神降一样。正是因为如此，觉云轩的大部分成员同时是双方谱系的成员，

民国丙寅年秋，寿锡恭逝世，补选陈文鼎为会长，其余照旧。这一年，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发动的南北统一战争爆发。诸暨地属要冲，孙传芳部是三方面军过境诸暨，沿途拉夫，天寒衣单，苦不堪言。济生会组织分给棉衣，兼赠雨笠，送之出境。随后，孙传芳部在汤溪战役中溃败，散兵窜入诸暨络绎不绝。济生会视其路程远近酌给川资。有中弹受伤及生病遗弃的人员，则分别给予治疗。一时间伤兵病夫挨挤难容，多则三、四个月，少则数十天，待其痊愈，给资返里。

丙寅丁卯两年间，南北两军先后压境，在诸暨郊外开火。炮烟弹雨纷至沓来，城内外民众各鸟兽散。而济生会自称奉佛谕，组织白十字队，分头出发，北至姚公埠，东至凤桥镇，视兵锋所到，随地救护。迨北军大败，尸横遍野，自茅渚埠以下新冢累累，皆由济生会出资办理。

延至戊辰夏秋之交，亢旱继而大水，高下田禾颗粒无收。于是诸暨济生会迭发函电至上海济生会总部，乞求赈灾。上海济生会和嘉兴云坛派人到诸暨考查灾情，拨款万金专赈到下北、紫岩、人和等乡。其次县府呈请省府设立的水灾筹赈会，由省财务会责成诸暨济生会办理。省财务会主任吴静三三次电召沈鸣谦赴杭州领取款项，计分冬赈、春赈、工赈三项共领得洋四万余元，除工赈一款移归浚江事务所外，其余春冬两款悉由沈鸣谦率会员葛禹梁等亲赴各乡挨户调查后视灾情轻重发放。发放始于戊辰之东，毕于己巳之夏，阅时九月，足迹几遍全县，使得因灾荒导致生活困难的贫民得沾实惠。而在己巳秋，螟虫为灾，比上次的水旱更烈，诸暨两遭凶荒，民不聊生。省赈务会拨款二万，再次召沈鸣谦赴省亲自领取，其文中有“照济生会义赈办法，凭该会主持办理，他人不得干预”等语。于是沈、葛、丁、陈四人复亲自赴乡间调查，按照生活程度以急赈票、赈票、私米票分别接济。共计先后赈各乡13次，其余陆续补办不计。其它慈善事业如施粥[28]、施医[29]、施衣被、施棺等分部办理。

受到上海济生会的影响，觉云轩在修炼上吸收了来自金盖山网络的科仪。民国甲子年（1924）四月，鸳湖[30]顾本严率各坛玄侣来诸暨举办祈祷法会，是谓“江浙联合祈祷醮事”。事甫毕，谒度师者十余人，由是而龙门忏法遂效行于诸暨。此后，虽然举行忏事，但是由于入门尚浅，难以问津深层次的科仪。于是在乙丑年（1925），延师兰溪赵铁珊至觉云轩，执掌忏务教授工作。先是青年子弟多有谒本坛长老为度师，想将演习而忏理霍然有绪。后以佛谕[31]以为礼忏不可无祭炼[32]，忏无祭炼犹干之无坤。丙寅年（1926）春，黄钧谒师于赵瑚，沈睿谒师于蒋朴。蒋朴系赵瑚之师，所有符箓均委托赵瑚指示。于是近则慈云[33]、昙云[34]，远则瑞云[35]、华云[36]等坛凡有祈祷莫不邀请助理。时有佛谕：“休谓礼斗拜忏徒费辛劳，亦知玄都琼宫真仙羽士那一个非从虔修默参奉持经忏修心养性而来，及至功深丹结，道心油然生矣。”是年五月，云巢总坛亦开兰场，谕命沈瑞与徐恒[37]往瑞云，顾君[38]代请总坛宗师，以觉云轩为云巢之分化坛派。[39]自此，觉云轩正式并入金盖山全真嗣龙门支派。之后，金盖山云巢总坛派遣周学来真人[40]莅诸暨监忏。真人莅任后，事无巨细，循循善诱，从法器的使用到朝拜唱诵等规仪，无不亲身教授。在周学来真人的监理指导下，觉云轩逐步走上了全真龙门科仪的正轨，而坛下弟子延寿、祈嗣、解厄消灾、报答亲恩、超荐亡灵等忏务日渐增加，为嗣龙门派在诸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数年，以济生会为中坚力量的同善社分社遍于全邑，东乡如枫桥、利普、街亭、浮塘。南乡如牌头、宣何、王沙溪、边村、义井、华岩、王家井、洋湖、外陈、平阔、马村、箭路、顾家。西乡如草塔、燕至堂、梅山、下汪、庄余霞、逢村、渎溪、上分、西青、杨家楼、泄山、凤仪、三都、茅杨、楼家、上王、马店、应店街、大马坞、大桥头、次峰。北乡如店口、阮家埠、赵家埠。共42所。每所社员多则八九百人，少亦百二十人，小民弃生业，耗时光，而从之游者20000余。[41]

由于同善社大部分成员是绅士和官员，在任的或退休的，富商亦为数不少。浙江省社由省长张载阳支持，诸暨则有时任县长汪莹，后来则有张清尘[42]支持。其它著者如沈佩安、赵馥村、杨松山、徐道政、陈锦文、陈蔚文等的支持，在社会上影响强大，同善社的存在甚至能够左右当时的政局。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因同善社和北洋军阀坑瀣一气，宣扬封建伦理与“三民主义”相悖逆，下令取缔。然而，这时的南京政府实际上并不能统治中国，加上浙江省的军政大员本身就是同善社社员，极力庇护，诸暨的同善社便在招牌上做手脚，对外只宣称觉云轩，一切活动照旧。另外觉云轩的核心成员，例如陈锦文、陈蔚文等人，不再公开出现在觉云轩的公开名单上，转为幕后操纵。

觉云轩的发端离不开“扶乩”的降神仪式。同善社内部成员的各项活动都按乩示进行，重要的动议、行动等都需要在乱坛上征得神灵的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在凝聚信众、扩充组织方面，扶乩作用尤具重要。

扶战对于觉云轩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凝聚早期成员方面，还表现在构建宗教团体要素上。在乩手的配合之下，诸暨同善社在乩坛上确立了道坛神灵、经典以及用作修炼的静坐法。下面将此三项内容略作介绍。

第一，确立主坛神灵。通过扶乩创造出一个来自雅鲁藏布江的“谟罕真人”，将其描述为来自上天的救世祖。后来与本土信仰融合，扶乩确立了大家传说中耳熟能详的神仙，先天斗姥、玄天上帝、天机内相葛祖师、文帝、武帝、南洋教主、吕太祖师、南屏祖师、普惠真人、丘长春祖师、了尘禅师、邓仙翁、周真人、赵符官、张功曹、栾公等作为主神崇祀于云霄殿。并且对诸暨境内城隍至地方社庙的各级仙官、符官、地方福神进行任命，明确每一个仙职人员的身份。例如陆启明兼诸暨城隍；陈琏凤、史子明、许瑶光、赵璧、陈兆熊、张权为仙使；严助为天稠乡总福神、贾恩为灶神、金明为开元乡总福神、史镛为诸山乡总福神、田宿文为龙泉乡总福神、詹大有为花山乡总福神、凤雏为大部乡总福神、伍顺瑞为金兴乡总福神、孔宪章为长阜乡总福神、东方明为灵泉乡总福神、轴蔼仁为长宁乡总福神、柴志贵为超越乡总福神、方天才为长浦乡总福神、陈荣修为紫岩乡总福神、左理明为概浦乡总福神、邢树德为西安乡总福神、韩云龙为花亭乡总福神、范文广为北隅土福神、黎歆齐为义安乡总福神、沈天宝为东安总福神、夒超为西隅土福神、栾凤为衙署内土地、梁念功为本邑功德神、龙建章为东隅土神、白云居为泰南乡总福神、商赞善为同山乡总福神、鲍云山为下马山总福神、宗岱为泰北乡总福神。其后的1928年重建西施殿活动中，确立了西施为救国真人[43]。另外在分坛的活动中也确定了相关的地方神灵，并立庙崇祀，花亭乡善救坛建立崇祀蔡老相公的天诚庙就是个例[44]。

第二，确立最初的经典。主坛神灵确定后，扶占的内容也随着神灵变化而变化，崇祀的神灵降坛，不仅降临圣谕，而且常常与侍坛“弟子”唱和诗词，谈经论道，向信众宣传处世的大道理。这些道理可能是乱坛参与者之间相互研讨的结果。觉云轩最初修炼的是湖州总坛扶乩而来的《太乙北极真经》(亦称《太乙真经副集》)，此书成为最初的经典。其后，随着分坛地位的不断提升，觉云轩的神谕不断，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经典。从实用的《水劫神咒》《金刚咒》《精严神咒》《明目咒》《铁帚咒》《祈雨咒》《呼风唤雨咒》《龙王咒》等，到修炼丹法的《胎息经》《丹经》《碧玉经》《驱邪真言》《炼身法》，以及戒律类的《皈道九戒》《诵经十戒》，还有确立神灵诞辰的《圣诞录》等等。并且通过扶乩确立了《云霄殿笅辞》，用来简易占卜凶吉。另外地方士绅附和了一大批佛赞充入了经文，最典型的就是陈锦文的《弥勒佛祖赞》太乙救苦赞》《白衣大士赞》等十余篇赞文[45]。这些经文被作为经典广泛传遍，形成了诸暨地方经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封神制度。在《觉云轩云霄玄谱志》传记中所记载，所有进入觉云轩的成员都被记录在册，并且建立谱系。在1937年的觉云轩，其在册的1001位成员中，其最主要的成员则被神谕授予如天庭官员一般神圣职衔，制订《功过玉格》，按照日常行为和捐助金额给予奖罚计分，共分六章二十二节，每节又细分不同的奖罚事项[46]。至1937年，明确在谱中记载功德并给予奖励的成员超过了半数。例如沈鸣谦，除了在觉云轩的正常职务外，在民国甲子（1925）十二月，被赐衔玉枢义德仙史。己丑年（1925）授祭炼符箓，四月，授玉清三洞五雷经箓、九天紫府辅道仙卿、桂香宫参校知南北、斗府行普济考查事。丙寅年（1926）二月，升南屏派觉字，赐戴三台冠，三月加受炼司。九月升入罗浮派，丁卯年（1927）五月为上清三洞，八月为玉清纪录，三次升三级，录为上清大洞经箓。己巳年（1929）十月，勅赐玉清署衔。庚午年（1930）年，注明功德司，七月奉吕祖谕赐备肖像悬挂侧厢。壬申年（1932）三月望，蒙太上考核功绩，勅委关帝宣示计录大善八次，功善三十六次，赐以“本立而道生”五子。四月朔，奉谕金章注录，列为开山弟子，考核开山功十五次。四月八日，关帝宣示太上准琼宫保奏，赐开山，特号曰开教山人，又赐金阙侍前使者。癸酉年（1933），奉圣姥旨赐，南洋教主宣示升三级，又奉李仙谕，钦命录籍，保送玉都两宫记名，又奏授斗府宣教使。甲戌年（1934）年，太上混元门下奏授传法玄膺真官，又由天枢院赐号曰有容子。九月，罗浮派开字，又赏升机字。十月，钦赐功善御书，其名又录善于统慈院及别埃无上两宫。乙亥年（1935）年，临时施粥，追录救济大功五次。七月望日，中元宫存记。九月，赐玉清宫寿字纪名。丙子年（1936）九月，大梵斗期，录善纪功。丁丑年（1937）九月，祈祷梵天奉诏命赏锡加三级，又记善功。戊寅年（1938）年六月望日，奉天嘉锡一等，紫光金章一方。九月望，奉勅存记功德七十条。己卯年（1939）二月朔日，奉太上勅赠为三期应化协德辅道开元养真正人，注名玄都。二月望日，奉太上勅，派护法神君张珏随时呵护。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封圣的进程，是19世纪中国民间儒家扶乩社团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看出扶乩活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同善社的成员或以扶乩为交游手段，或用扶乩增加经典的神秘性，或借乩训发布命令。

本质的蜕变

同善社的组成人员基本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他们对着清朝政府有着深厚的感情，北伐时期，同善社与国民革命军对抗，阴谋使清废帝复辟，转而尊奉溥仪为弥勒佛，组建“神兵大刀队”勤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同善社领袖彭汝珍派次子彭宝善赴长春晋见溥仪，声称要练百万神兵拥戴溥仪复辟，因而得到溥仪褒奖，授予教主名号。在当时，“同善社”号称有数百万会员。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积极寻找汉奸，扶持傀儡政权，企图实现“以华制华”的政策。同善社在彭汝珍积极与日伪勾结下，称日本入侵是“上天使命”，亟力宣扬的“日本快要降临”，“真龙天子出世”，其实质就是在为日本奸伪进行舆论导向服务。

1941年，省社、县社、村事务所一律改为先觉祠。主要活动是：每年的三月半、五月半、九月半祭龙华三次，称“龙华会”，道徒聚集，接受劫难宣传，大肆鼓吹“三期末劫，躲灾避难”。说什么“三期末劫大收人”，是“天降灾难”，“道劫并降，降道度人，降劫收人，不求天道，大劫难逃。声称“和为贵，忍为高，闲坐思己过，莫编人是非”，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甚至胡说“日本人来中国是外甥子看舅舅来了，并不是侵略”。要“发扬新民精神，祈祷世界永久和平，实现东亚永久共荣”等谬论。

但是到了1941年农历三月底，日寇度过钱塘江侵入，诸暨第二次沦陷，觉云轩云霄殿后进被烧毁，济生会的物资被洗劫一空。到了1942年，城内云霄殿被日寇彻底焚毁，觉云轩搬至江龙村。种种打击，使得觉云轩内部对亲日派出现了信任危机，产生了矛盾和决裂，大部分人开始觉醒并退出了同善社，道徒渐减，从原有道徒2000余人，至诸暨解放时，仅剩下道徒340余人。[47]

事实上，在同善社创建初期，就有人对其修炼方法和进阶方式也存在疑问，在1920年的印光法师《复郦隐叟书》中可以看到，郦隐叟就入道学佛、炼丹运气以及修习经典等事向印光法师求证，印光法师在信中回复“丹家所谓性，所谓命，皆在色身神识上作活计。反谓佛教止知修性，不知修命，不知彼之所从事者，皆系佛教之所破除者。观四念处，自可了知。《慧命经》系清初魔民柳华阳所著，彼出家为僧，而种性邪谬，故引佛经中文，一一皆以己意妄会，以作炼丹之证。有不便者，则改其字句，而且又自为注，其意欲人以己为千古第一高人。而一班无知无识辈，为之刻板，私相授受。恐明眼人知之，则殃祸不浅。凡看此种书者，皆邪正不分之流，若具眼者见之，当即付之烈火，以免瞎天下后世人之正眼。仙佛合宗，其诬谤佛法，《比慧命》经为更甚。夫欲炼丹，即以己炼丹家之言论倡导即已，何得挽正作邪，作掩耳盗铃之计，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义。”而在《印光大师书信集》中，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

而在普通民众对同善社的态度，也并不是很友善。1921年7月，同善社在建社之初，创刊了《一鸣日报》。创刊人为省第三届议员许国桢，社长为陈蔚文，编辑为张醉霞。初为2日刊，后改为日刊，报纸主要刊登佛喻圣谕以及施药方以及因果报应等猎奇新闻为主。同时又对当时的进步报纸《诸暨民报》相对垒，进行攻击，这个行为导致了民众对以同善社为代表的《一鸣日报》社进行冲击，1922年6月，报社被民众捣毁，8月，被迫停刊。而在1923年2月，《诸暨民报》也出“辟同善社”之专号，对同善社进行了批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日本的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会道门的政策都有了相应的调整。中共对会道门等秘密社会的总方针是:继续争取下层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分化中层，孤立上层，打击首恶;对其组织或打垮，或瓦解，或勒令解散，或予以取缔。1947年9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邯郸局《关于开展新区工作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对封建迷信等组织“应周密调查，慎重处理，……一般应在群众运动中，实际瓦解之。秘密社会有武装的，凡是公开助敌反共的，均应坚决揭露消灭；194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要求教育争取群众，孤立少数上层分子，分化瓦解其组织。随着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共的政治、军事优势逐步明显，党的土改政策与会道门上层分子的利益日益冲突，会道门存在的积极意义己不复存在。从以上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对会道门的本质和发展倾向认识更加清楚，政策更趋强硬。而国民党为使其政权重新占据优势，在对国统区会道门实施控制的同时，又对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会道门积极予以扶植利用。对会道门采取了拉拢利诱、操纵控制的政策。对同善社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勾结日伪势力，声名狼藉的组织，由于他和国民党上层官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些当权者的疏通，很快改变了政治倾向，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影响下逐步走向反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剩余的同善社成员利用民众对社会不稳定的恐惧心理，大肆地散布谣言，恶意中伤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军队及其开展的革命事业。大肆制造谣言，例如“蒋介石要回来过八月半”等等。[48]

至1950年，诸暨同善社尚有道徒334人。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清理和取缔反动会道门及“同善社”的残余势力工作。“同善社”在这场清理中被取缔。原先的社员被解散，对原先社中的医生，分配相应的医护工作。1953年4月，姚江乡（现属直埠镇）姚公埠村同善社社首姚廷栋被捕。[49]意味着这个经历了半个世纪，毁誉参半的地方宗教组织彻底的在诸暨消失。

结语

与传统的民间信仰的自由不同，会道门均有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有以教主为最高首领的等级制度，道徒也有等级，有职务，有较系统的教义思想、迷信邪说，教主利用这些邪说对成员进行精神控制，有严格地教规、纪律，对成员进行组织控制等等。一些会道门披着民间信仰的外衣，利用了民众的迷信心理，发展成员，建立组织。在创立之初，他们都是打着慈善或者传统的旗号，一般很难被普通民众所识破，也很难及时看出其对社会稳定不利的方面。但随着教徒的增多，组织势力的壮大，由于其实行教主崇拜，精神控制，自成一体，不受约束，教主等骨干成员的个人野心、欲望，就会不可避免膨胀起来，必然与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相矛盾，必然走上与国家法律、政府行政管理相对抗的道路，进行非法和违法犯罪活动，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从现实情况看，许多会道门骨干分子已经职业化、家庭化，把串联、复辟会道门活动作为谋取生、发财的捷径。会稳定。

从新中国成立的过程到成立以后，我国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对几乎所有的民间信仰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手段，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义取缔了，可以说行动很彻底，手段也十分严厉。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间信仰活动处于蜇伏状态,但蜇伏并不等于消亡，一旦气候适合，它又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至今，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体制的逐渐宽松，民间信仰以发掘历史、民族、传统文化的名义或以积德行善的理由等等不同形式，又一次重新兴盛起来。亦正以秘密或公开地危害着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对会道门进行组织研究、原因防治研究、个案研究等都是必要的，如心理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过不同的研究对比，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这些组织可能以获取经济利益和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为目的，但当他们的势力不断得到壮大时，其首领的政治野心便会激发出来，并极易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和反华势力勾结起来，对政权和社会构成威胁。

同时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素质，作为瓦解会道门等邪教组织死灰复燃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1]按《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别埃仙史》载：普惠真人乃后藏江孜镇雅鲁藏布谟罕世达的玄玄裔孙（诚公如保，外号蓑笠道人），授回祖心传，博览群经，擅阴阳术，精黄农学，天道运数、地道周行、人道名教纲常，了然通晓。后升空仙去，得葛老仙翁默授玄教。云游六合时，再得葛洪、葛玄相继授以丹法。二千年中，从师三五朝，隐居罗浮括苍之间，深契孔、老、佛、耶、回五种之奥秘，宣化仁义礼智信之伦常。常隐形藏真，云游东土，咸同间曾隐迹千岁岩中，会包村事发，敕令弟子救济孝子贤妇有缘氏于难。事平后藏真武陵，及民国元年，有感国运变迁，修罗之战致愁云惨雾与天接，请得葛老仙翁玄机，复游浙东浣江堤畔，择冰洁清廉之神童贞女不可得，遂凭躯于周福缘嫠妇借口宣化。

[2]鸾盘，即扶乩，又称扶箕、抬箕、扶鸾、挥鸾、降笔、请仙、卜紫姑、架乩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这种人被为鸾生或乩身。神明会附身在鸾生身上，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明的想法。

[3]《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一《别埃仙史》。

[4]《诸暨市公安志》载1920年由陈潜传入诸暨。

[5]《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一《云霄志序》。

[6]关于浙江此次水灾被灾县域还有60余县(《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报告书》永祥序)、“约及六十县”(《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2500号，《浙江省政府公报》第3760号，1922年10月23日)、“五十余县”(《新浙江》1922年)多种说法。

[7]《国会议员贩灾之提案》，《全浙公报》1922年9月18日。

[8]《8月6日夜大风为灾》《二志8月6日夜大风为灾》，以至《七志8月6日夜大风为灾》，见《越铎日报》1922年8月8日至8月14日。

[9]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编浙江白年大事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0]《诸暨:暨阳风灾惨状录》、《越铎日报》1922年8月14日。

[11]《外报述诸暨水灾惨状》，《申报》1922年9月4日。

[12]《绍兴来电》，《新浙江》1922年11月21日。

[13]《诸暨:吴匪张贴布告招匪徒》，《新浙江》1922年11月24日。

[14]《旅京浙同乡允助绍赈》，《申报》1922年9月23日。

[15]《浙江省长公署指令九一九九号:令诸暨县知事》，《浙江省政府公报》第3712号，1922年9月2日。

[16]即南屏派。

[17]《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四《济生总务》。

[18]《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二《杂俎》

[19]《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一载：济生堂位于云霄殿一层侧厢。

[20]《诸暨民政志》2002年版，第12页。

[21]《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一《云霄志序》。

[22]《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六、七。

[23]入社后建立会员名册，男性曰“干道”册，女性曰“坤道”册。所谓乾坤两道,是与民间之忠信笃实于五伦八德中,体得一字二字之人。坤流中能体三从四德,与不犯七出八邪者。男有男宫,女有女宫,男女各有接引,各有招待。

[24]《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社会现象第88页。

[25]《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的篇首，提供了一份“派单”的样本。

[26]王见川：《清末民初中国的济公信仰与扶乩团体——兼谈中国济生会的由来》，《民俗曲艺》第162辑（2008），第215～232页。

[27]《醒梦编》序言部分（载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11册，台北，新文丰，1999年）。

[28]施粥对于一般贫民以每年寅卯两月为度，对于监狱囚犯以常年计算。后因米价飞涨，倡议增加五月施粥，每日两餐，佐以咸菜，日有数千人。

[29]施医延请精通医理之士，每日上午8时至中午12时止，诊脉施方，兼备丸散膏丹以供救急之用（《诸暨公安志》载为“不饥丸”）。春则施种牛痘，夏则注射药水，并分送痧药等以预防传染病。并集资设济生堂药铺，免费救治贫病垂死之人。

[30]即嘉兴南湖。

[31]通过扶乩来传达神意的展现、教义的宣化以及其它事务的行止指示。

[32]祭炼，又称太极祭炼法。道教语。祭鬼炼度的方法。谓对死者进行“施食”、“追荐”，可使死者生前的罪过得到宽宥，并早升天界。宋·郑思肖 《太极祭炼内法》卷上：“每年三元、五腊，谓之八解脱日、八节。庚申甲子一年之间二十八会，祭炼幽冥所不可缺。” 元·徐善政《〈太极祭炼内法〉序》：“太极祭炼法者，葛仙公祭鬼之法也。”

[33]慈云坛在诸暨县南乡箬山下。

[34]昙云坛在萧山县临浦镇。

[35]瑞云坛在嘉兴。

[36]华云坛在苏州。

[37]徐恒，道号五宸，原名荫梧，字陶庵，诸暨县城东二隅下江东人，民国甲子年（1924）年谒师顾本严，任觉云轩庶务，辅理忏事。

[38]即顾复证律师。

[39]《觉云轩云霄玄谱志》卷四《龙门师传》。

[40]周学来，宗师，费阳熙真人弟子，道号抑凡子，儒名思诚，字一庵，浙江乌程县人。

[41]《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下卷《诸暨社会现象》

[42]民国时期诸暨县县长，长生道道友，人称“吃素强盗”。

[43] 1924年陈蔚文所撰的《募复建浣溪亭缘起》记载了西施到乩的事情，此文刻碑立于浣纱亭，后碑石被毁，拓片藏于诸暨市档案馆。

[44]天诚庙在浬浦镇浬浦村，立有天诚庙碑。

[45]《俟庐丛稿》卷二，1928年上海宏大书局石印本，陈鸿文、陈锦文、陈蔚文着。

[46]第一章《伦常》：父母关、守孝类、兄弟关、妻妾关、宗亲关、师友关、奴婢关；第二章《仁爱》：人事类、物命类；第三章《劝化》：善事类、恶事类；第四章《慎敬》：存心类、临事类、言语类、事神类；第五章《私德》：性气类、衣食类、货财类、女色类；第六章《慈善公益》：赈施类、生杀类、敬亵类。

[47]《诸暨公安志》2008年版，第94页。

[48]《诸暨公安志》2008年版，第93页。

[49]《诸暨公安志》2008年版，第86页，据说在土改时外逃，后潜回家，白天躲地洞，夜间住楼上。一天村干部上门做退道劝说工作时，发现灶口凳在动，掀开木板发现被抓。

诸暨是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景色宜人，同时诸暨美食也挑动着吃货们的神经。诸暨同样是吃货们的天堂。西施豆腐

源自春秋，西施因豆腐而美容，豆腐因西施而扬名，几千年长盛不衰，食客到来，白净鲜嫩的西施豆腐成为首点之菜，成为西施文化的一部分并不为过。西施豆腐，又称煎豆腐，也有称大豆腐的，豆腐雪白细嫩，加上配料，清汤而烩，汤宽汁厚、滑润鲜嫩、色泽艳丽。

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时，与宠臣刘墉一起微服私访来到诸暨，两人尽心游阮，信步来到苎萝山脚小村，只见农舍已炊烟袅袅，方觉肚中饥饿，在一农家用餐，享用“西施豆腐”后，不禁击桌连声称妙，闻其菜名，“好一个西施豆腐”，脱口而赞。

西施故里鲜虾饼

鲜虾饼，其原料之一的小虾是用家村水塘的米虾、面粉加鸡蛋、小葱、姜粉。用胡椒粉和少量的酒闷炸成圆形，色泽金黄，香脆涎口。

西施团圆饼

它以纯正精细的面粉或荞麦粉作皮子，用山地土产香脆萝卜，青葱，香椒与鲜猪肉拌和为馅，手工包制而成的，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每至逢年过节，婚嫁寿庆，酒席间少不了这道点心。许多外地宾客，一到此地，品偿佳点，必定大快朵颐，久不忘怀

据说是西施被献给吴王后，思念家乡和父母，每到冬天，便给家人做好“银丝圆饼”，由吴王快马送到越国西施的娘家，以尽孝道。这种“银丝圆饼”也叫“葱油饼”，即用面粉或荞麦粉做皮，猪肉、萝卜丝、青椒和葱混合为馅料制成的一种扁圆饼子。以文火煎烤而食，其味爽而不腻，辣而不重，又香又鲜。

西施舌

又叫“兰花舌”，是诸暨的一道点心。外皮用糯米粉制成，然后裹入核桃、杏仁、松子、枣泥、桂花、金桔、青梅等十几种果料，在模具里压成舌头的形状，吃时或油炸，或熬汤，口感香甜爽口。

马剑镘头

诸暨马剑一带家家户户过年都要做，馒头色彩亮丽。因为这种馒头是用酒糟来发酵的，因此蒸出来个个饱满，吃起来松软有嚼劲，还带着酒酿特有的清香甜润。

次坞打面

传说当年朱元璋造反的时候途经诸暨，吃过一碗打面后赞不绝口，因此闻名天下。打面的精髓全在一个“打”字，用一根长得夸张的擀面杖，将面团反复打压两三个小时成薄薄的面皮，再折叠起来，切出一根根面条，这样经过“千锤百炼”的面条嚼劲十足，回味无穷。

霉苋菜梗

相传在春秋战国之时，越败于吴，越王勾践夫妇入吴为奴，当时越国国贫民穷，百姓皆以野菜充饥。有一老者，在蕺山上采得野苋菜梗一把，其嫩茎、叶已食用，但又老又硬的菜梗一时无法煮熟，弃之可惜，便藏于瓦罐中以备后用。不料数日后，罐内竟发出阵阵香气，老汉取而蒸食，一蒸即熟，其味又远胜于茎叶，百姓闻之，纷纷效仿，流传至今。“霉苋菜梗”，色泽亮丽，色绿如碧，清香酥嫩，鲜美入味，助消化，增食欲。

同山烧

诸暨同山烧，清香型白酒，素有“江南小茅台”之称。同山烧以诸暨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为原料，取同山镇上汲龙水酿制而成，因地处盆地，常年恒温窖藏，酒质清澄，口感甘洌。因其酿造方法独特，其颜色不是白色而是红色。